| 明清史 |
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
吴恩远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1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2年05期第102～112页
【作者简介】作者吴恩远，1948年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100006
【关 键 词】苏联/大清洗运动/镇压人数
长期以来，关于苏联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运动中究竟抓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在国内外学界一直是争论不清的问题。此前社会上流传较多的说法是西方的观点，最有影响者当属英国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认为1937—1938年有700—800万人被判刑(注：R.Conquest,The Great Terror:A Reassment,New York,1980,pp.485-486.)，他还认为1939年底关押在苏联集中营和监狱的人数不少于900万(注：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一书认为在斯大林时代“有数百万人惨遭杀害”，受迫害的人数“可以绝对有把握地估计不少于2000万，可能高达4000万”(注：布热津斯基：《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8、32页。)。苏联解体前后的苏联俄罗斯学术界更是热衷于这个话题。安东洛夫—奥费申科的《斯大林时代的谜案》一书认为在“消灭富农、斯大林制造的饥荒和镇反的运动中死亡的人数是2000万”(注：安东洛夫—奥费申科：《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34页。)，1994年他在另一部著作《暴君的肖像》中指出：1938年监狱有1600万人被关押，从1935—1940年，被逮捕的有1984万人，其中700万人被枪毙(注：А.В.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Портрет тирана,М.1994г.с.270，388.)。甚至到1996年，新闻记者尤·费奥法诺夫还在总统选举的电视频道宣称，“在30年代因镇压而死亡的人数达到1600—2000万”。
由于资料的限制，我国学者对此没有专门的研究，但西方和俄罗斯学者的观点在我国学界流传及影响甚广，直到近年一些学者还认为斯大林“大开杀戒”，被“镇压的人在2000万左右”(注：参见《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2期。)。
因此，搞清楚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的真实情况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苏联解体的直接过程与1987年重新评价历史运动密切相关。重评历史主要涉及对20世纪30年代苏联社会体制的评价，而这又是从考证当年大清洗的数字开始。一方面触目惊心的镇反内幕促使人们思考旧体制的弊端；另一方面正是一些肆意歪曲、夸大的数字成为苏联社会主义“暴政”的证据，导致全盘否定苏联历史，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最终酿成国家的崩溃(注：吴恩远：《论戈尔巴乔夫的“加速发展战略”》，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所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深入总结苏联解体教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中表现出的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目无法制是极端错误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应予彻底否定，笔者对此并无异议。但本文不涉及对这方面内容的研究，仅仅考证具体的抓捕数字。
一 “镇压反革命”内涵考
(一)“镇压”的诸种形式
对20世纪30年代被镇压人数的分歧首先是在对“镇压”内涵的理解上，常常产生两个歧义：
第一，“镇压”是否等同于“判死刑”?中文对“镇压”的理解有两层意思，按照《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一是泛指用强力实行惩罚的各种形式；同时也有专指“枪毙、处决”这一层意思，特别在口语中常作如此解释(注：《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版)，第1456页。)。然而在俄语中，“镇压”(репрессия)仅仅指第一层意思。在莫斯科1987年出版的《简明政治辞典》和1988年出版的斯·奥若戈夫的《俄语辞典》均对“镇压”作如下解释：“镇压是一种惩罚措施，其目的在于对某些人或事实行压制”，没有中文直接等同于“处决”的意思。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部在重新审查苏联30—50年代“镇压反革命”问题的公报中明确指出：“委员会仔细研究了平反工作中的档案材料后确定了统计被镇压人数的范围”，紧接着公报具体罗列了镇压的各种形式，包括死刑、监禁等等(注：Извесмｕя 13,2,1990г.)。显然，不能把俄文的“镇压”通通理解为被枪杀。
那么，“镇反”包括哪些形式呢?根据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舍宁给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关于清理过去年代以所谓反革命罪被判刑(俄语司法词汇：осужденный)的人数情况的报告中，列举了下列判罪形式：
1.死刑(俄语司法词汇：расстрелять、высшая мера наказания)；
2.驱逐出境或被流放(俄语司法词汇：высылки、ссылки)；
3.监禁(俄语司法词汇：заключенные)。(注：Исморｕя СССР,№5,1991г.)
第二，30年代被镇压的人是否全部是政治犯(即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条判处反革命罪的人)?当我们谈到苏联镇反中滥杀无辜的现象时，主要指那些因政治原因受到迫害的人。至于因抢劫、盗窃、贪污、贿赂等刑事犯罪被判刑的人则不在此列。通过下面的考证，我们将会看到，实际上刑事犯在关押的犯人中所占比例是较大的。
因此，前述一些文章谈到“镇压”的人数时，或者通通理解为被判死刑；或者提法比较笼统，一概称之为“镇压”，没有把不同判罪形式区别开来；或者是把政治犯和刑事犯混为一谈，都当成了无辜的被镇压对象。显然，混淆了这些概念是不能准确反映当年苏联大清洗运动概况的。
(二)被镇压人数统计范围考
第一，关于政治犯的含义。什么是因“政治原因”而被迫害的人?根据1937年联共(布)政治局批准的苏联内务部“关于镇压前富农和猖狂反苏的犯罪分子”报告所定标准，政治犯可以分为以下种类：“仍在继续从事反对苏维埃活动的前富农；反对党的成员，如社会革命党、达什纳克党、前白党分子等；在监狱、集中营、劳改营仍然在从事积极反苏活动的分子。”(注：
)
1995年2月28日—3月2日，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的有关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国际会议上，与会者大都赞同把镇压的对象分为“传统的”、“富农的”和“民族的”三个范畴方面的人，以便了解镇压的方向。“传统的”，指历史上的党内反对派之类，所谓托洛茨基—皮达可夫分子，布哈林—李可夫分子等；“富农的”，指反抗农业集体化中被镇压的富农；“民族的”，指从30年代以来因对中央的民族政策不满而反抗的人。如在1937—1938年发动的清除“民族的”反革命分子战役中就逮捕了33.5万人，在清除“富农”的战役中被逮捕者超过50万人。同时镇压的对象还可以划分成“党和苏维埃机关”、“军事指挥机关”、“契卡”、“旧知识分子”等较小范畴的人。斯大林曾经具体地指出镇反对象就是在党、政、军中反对党的总路线的敌对分子：即“左”、右派，蜕化变质分子，充当外国间谍者；以及他们所勾结的工业中的“沙赫特”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注：《肃清帝国主义间谍托洛茨基菲帮》，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页。)。我们的统计主要就是以这些人为对象。
第二，没有经过司法程序被判刑的人是否列入统计?在被镇压的人中，有的是经过法律机构宣判的，如各级法院、军事法庭、最高法院的特别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等等，这些人当然属于被统计之列；而一些人则是由非法律机构定刑的，如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委员会、内务部下属的负责镇压工作的各级“三人小组”、特别会议等等。由于当时法制荡然无存，很多人没有经过正当司法程序就被判刑了。这些人自然应当列入统计范围。实际上由非法律机构定刑的人远远多于前者。
第三，区别受迫害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和不同人数。在当年大清洗中，受害者有的“被判死刑”；有的“被监禁”，关押在监狱、集中营；有的被流放，成为流刑犯，被剥夺自由……尽管他们都是被镇压对象，但被判刑程度不一样。显然，应当根据判刑的不同种类，统计不同范围的人数。
第四，管理被镇压者的机构。30年代镇反被判刑的人主要关押在苏联内务部——1934年以前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ОГПУ)，1934—1946年称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以后称国家安全局(МГВ)——所辖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ГУЛАГ，中文译名“古拉格”)。古拉格下辖几个主要部分：劳动感化营、劳动改造营、监狱管理局。我们统计的人主要由这些机构管理。
(三)关于大清洗的时间
由于这涉及统计人数的准确性，自然应当加以考证。关于大清洗的时间目前在学术界有几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大清洗的时间应从1936年7月到1938年底，共约2年半的时间。认为其标志是在1936年7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信件中，斯大林第一次使用了“人民的敌人”这个提法，由此开始了大清洗运动(注：
)；学术界看法比较一致的另一种观点指1937年到1938年，即从1937年2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发出大清洗的号召开始，到1938年结束；第三种观点以赫鲁晓夫为代表。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他明确提出大清洗的时间包括1935年到1937—1938年这几个年份(注：Извесмｕя ЦК КПСС,№3,1989г.)。在著名的《权力学》中，作者阿尔托夫哈诺夫把大清洗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4—1936年(注：阿·阿尔托夫哈诺夫：《权力学》，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428页。)，与赫鲁晓夫的观点相类似。
笔者的看法是：大清洗的时间开始于1937年，到1938年底大规模镇压运动结束。在苏共一次次政治运动中，总是有一部分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乃至受到迫害。特别是在2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业集体化、工业化运动的开展，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党内争论愈演愈烈。加之斯大林个人权力的日益集中，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使无辜被害的人越来越多。但在1937年之前，尚没有形成大规模镇压运动(这里主要指从肉体上消灭)。1937年3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表达了对此前镇反运动进展缓慢的不满。他说，中央在1935年1月18日和1936年7月29日连续两次给各级党组织发出秘密信件，要求对反革命分子保持最大限度的警惕性，与之开展斗争，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前，在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日丹诺夫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政治局委员发出电报，认为同“反党集团”的斗争耽误了4年，必须撤换内务部领导。所以在1937年2月全会上发出了“抛弃旧方法，即辩论的方法，采用新方法，即连根拔出和粉碎的方法”与反党分子斗争的号召。这和以前的镇反运动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全会明确指出，和以前主要针对旧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的斗争不同，这次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党内的托洛茨基分子。1936—1939年被逮捕的共产党员约120万人，几乎占了当时党员总数的一半，所以“大清洗”运动实质是针对党内反对派的运动；此外，从实际情况看，1937年被判死刑的人数是1936年以前年份的10倍乃至几十倍以上，这也是1937年和以前相比具有重大区别的理由。
1938年10月17日，苏联内务部发出由贝利亚签署的“关于取消1937年第00486号令”的第00689号令，要求改变以前“对‘人民的敌人’要连同其妻子和家属一起逮捕”的做法，除非“有确切材料证明他的家属在从事反苏活动”(注：转引自俄文档案网站：www.memorial.krsk.ru。)。表明大清洗运动开始改变过去大规模抓捕的行为。统计数字表明1938年一年被处决的所谓“反革命”高达30万人以上，而1939—1940年这两年就急剧下降到4201人(注：
)，这说明1938年后，镇压的狂潮逐渐减弱。所以大清洗运动应当是于1938年底结束。
二 大清洗人数考
弄清楚大清洗的范畴和时间，就可以具体考证镇反人数了。笔者认为，主要考证的是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总人数，其中包括被监禁、被判死刑和被流放、被驱逐出境的人数。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总人数
如前所述，罗伯特·康奎斯特认为在30年代有近4万人被逮捕；安东洛夫—奥费申科甚至具体到1937—1938年有1880万人被判刑(注：
)，如此等等。这些数字一段时间以来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流传极广。而长时期以来，苏联当局对此又严加保密、讳莫如深。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陆续公布一些档案材料。我们这里引用几个比较权威的说法：
1.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镇反人数的统计报告指出：从1921—1954年2月，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人数，总计是3777380人”。判刑的人中大约290万人是经过非法律机构宣判的，87.7万人是经过法律机构宣判的(注：Исморｕя СССР №5，1991г.)；
2.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首次公布了被判刑的人数。1990年2月13日《消息报》报道，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了重新审查30—50年代冤假错案的会议，在仔细研究了档案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从1930—1950年，被法律及非法律机构判处了所谓“反革命”罪的人总共3778324人(注：Извесмｕя 13，2，1990г.)；
3.苏联解体后，1992年8月3日，俄罗斯联邦安全部为落实俄罗斯政府“为因政治罪而被镇压的人恢复名誉”的法令举行专门会议。俄罗斯联邦安全部注册与档案部负责人阿纳托利·克拉尤什金公布了整个苏联时期，从1917—1990年“由于犯国事罪以及根据刑法典犯类似罪”的总人数，共3853900人(注：Извесмｕя 3，8，1992г.)；
以上为俄罗斯在这方面统计的最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公布的数据。这几个数据由于统计年代的不同而略有差别，但大体上相差不多。需要强调的是，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执政时，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70年，特别是对斯大林时期进行了极为猛烈的批判和全盘否定，此时公布的材料不可能缩小当时被无辜镇压的人数。
在苏联这一历史时期被判刑的总人数，为大镇反高潮时期的1937—1938年划定了范围。那么高潮时期共逮捕了多少名政治犯?
1957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有一个结论，认为在1937—1938年共逮捕了约150万人(注：Коммунｕсм，№8，1990г.)；
1963年初，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对此公布了更为具体的数字，是1372329人(注：Исмочнｕк，№1，1995г.)。
近年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俄罗斯著名学者泽姆斯科夫引用解密后的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资料，指出在1937—1938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为1575259人(注：Омечесмвеннαя ｕсморｕя，№1，2000г.)。
这样我们从不同渠道和不同的研究者那里得到了基本上相同的数据。
总括起来，在苏联30—50年代因政治犯罪被判刑的人总共380万左右，其中1937—1938年大清洗中被判刑的大约在130—150万人左右。
由此可见苏联30年代大清洗涉及的范围之广、冤假错案之多。但另一方面，这个数字只有现在广为流传数据的1/10—1/15。按照1937年全国人口普查，苏联共有16200万人口，就是说，甚至在大清洗高潮时期被判刑的政治犯不到全国人口的1%。这也是必须予以澄清的。
被判刑政治犯的总人数使我们有了一个苏联历年镇反和30年代大清洗运动的总概况。但研究还不能仅限于此。还应当具体分析其中判刑的种类，进一步揭示其真实面貌。
(二)被关押在劳改营的人数
被判监禁的人根据刑期不同分别关押在劳动感化营(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ой лаяерь，缩写词为ИТЛ，关押三年刑期以上的犯人)、劳动改造营(испраь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ая кололия，缩写词为ИТК，关押三年刑期以下的犯人)、监狱管理局(мюремный отдел)。 关在监狱的则是所谓最危险的政治敌人，大部分是原苏共上层领导人。监狱里的犯人以 后都陆续转到了前两个劳改营关押。
此前广泛流传的说法是：认为1937—1938年在监狱里起码关押了500—700万犯人(注：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27 ноября，1988г)，更有说上千万人的。
下面具体展示从1934—1953年在古拉格关押的包括政治犯和刑事犯的犯人总人数(注：История СССР，№5，1991г.)：
这里有几个情况需要说明：
第一，每年在1月1日统计人数。每年年初所统计的人数，包括了上一年因刑满或其他原因释放的人数，加上新抓的人数。如1937年1月1日统计在劳动感化营(ИТЛ)有820881人，当年释放了364437人，加上新抓的人数，12月31日统计有996367人(其中包括了释放人数)，这也就是1938年1月1日统计的人数；1938年当年释放279966人，12月31日统计为1317195，这也就是1939年1月1日统计的人数……以此类推。就是说不能直接把每年年初统计的数字相加得出总人数，应当减去重复计算的已被释放的人数。
第二，在劳动改造营(ИТК)的政治犯约占囚犯总人数的10.1%(注：
)。
这样，从1937—1950年总共关在劳改营的有8803178人(注：
)，其中政治犯有340—370万人；
1937—1938年关押的总人数为1140647人。其中1937年关押的政治犯为429311人，1938年为205509人，这两年总共关押的政治犯约60—70万人(注：В.Н.Земсков，Заключенные в1930-е годы，Омечесмвеннαя ｕсморｕя，№4，1997г.)。
(三)因政治原因被判死刑的人数
30年代大清洗运动中有多少人被判死刑，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和各方面人士非常关注的问题。几十年来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目的都在谈论它，以至形成热点。但过去对这个数字总的估计是被人为地夸大了。如前所述甚至认为当年杀害了多达几百万至上千万人。甚至直到1988年俄罗斯哲学副博士阿·恰利科娃还认为：“从1937年—1950年在集中营死亡的人数有1200万人，加上被枪毙的富农，因集体化被镇压、被饿死的人数总共达2000万人。”(注：В.А.Чаликова，Архивный юноша，Невα，№10，1998г.)
根据最新公布的档案材料，现在可以说真实的情况比较清楚了。
首先我们提供苏联几段时期因政治原因被判死刑人数的权威数据：
1.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镇反人数的统计报告中指出，从1921年—1941年1月以“反革命罪”被处死刑的有642980人(注：Исморｕя СССР №5，1991г.)；
2.1956年2月9日，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成立的调查有关大清洗事项的委员会(由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阿里斯托夫负责)给中央的报告指出：“从1935—1940年，因反苏维埃活动被逮捕的人共1920635人，其中被判死刑的688503人”(注：
)。
3.而1990年，苏联克格勃机关公布的从30—50年代初被判死刑的“政治犯”数字是786098人(注：Извесмｕя 13，2，1990г.)；
4.同样，1992年俄罗斯联邦安全部公布的整个苏联时期、从1917—1990年被以相同罪名处以死刑的人为827995人(注：Извесмｕя 3，8，1992г.)；
以上统计材料包括的年代不一样，统计的数字也不一样，但仍然明白无误地划定了30年代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人数范围。至于1937—1938年究竟处决了多少人?与其他年份比较有什么特点，俄罗斯《国家档案》杂志1992年第2期公布了有关数据。
20世纪20—40年代被判死刑的人数(注：
)：
以上年代被判死刑者总数为749421人，和1954年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报告的数字大致相差10万人。主要原因是后来对政治犯的解释扩大了。
至于1937—1938年被处决的人数，根据上面计算是681692人。
1957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首次公布了在大清洗年代被迫害至死的人数为681692人(注：Коммунｕсм，№8，1990г，с.103.)，这和上面《国家档案》在90年代重新确认的数字完全吻合；
还可以从另一方面印证：1990年苏联克格勃机关公布的30—50年代初被判死刑者的数字是786098人，而在1930—1936年和1939—1953年期间因政治原因被判死刑的共94390人(注：
)，减去这一头一尾，得到1937—1938年的数字是691708人，和681692人这个数字基本吻合，并且与1956年波斯佩洛夫上报苏共中央的68.8万人的数字也基本吻合，再次证明这个数据的可靠。
从上述图表可知在1937—1938年被判死刑的人数远远高出这之前和之后年代的人数，故把这个年代称为“大清洗”毫不过分。
但是，被判死刑的人数同样远远低于广为流传的数目，则是必须注意的。
(四)因政治原因被流放或被驱逐出境的人数
30年代大清洗中还有一种判刑的方式：把一些被判刑者流放到边远地区、或者驱逐出境。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舍宁的报告中，指出从1921—1954年被流放和驱逐出境的总共是765180人(注：Исморｕя СССР，№5，1991г.)。
但其中没有专门列出大清洗年代的数目。
近年来根据俄罗斯历史学家泽姆斯科夫考证，20—40年代这些人的具体人数如下(注：В.Н.Земсков Заключенные в1930-е годы，Омечесмвеннαя ｕсморｕя，№4，1997г.)：
以上人数总计为578654人，鲁坚科的报告一直统计到1953年，多了10余年，自然多出近20余万人。
在大清洗高潮时期1937—1938年被流放和被驱逐出境的共28411人，显然这一时期以判处死刑的镇压为主。
上面我们考证了苏联30年代大清洗运动中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总人数，其中包括了被判死刑；被关押在监狱、集中营、劳改营；被流放和被驱逐出境等各个判刑种类人数，这就是当年大清洗的总体情况。1954年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给中央的报告、1990年和1992年苏联和俄罗斯公安部门发布的关于苏联大清洗时期概况也都是从这几方面概括这一总体情况的。
三 与30年代大清洗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强迫迁徙的富农及其家属的人数
苏联30年代大清洗运动除了上述人之外，还有另外一部分人，他们也是因为政治原因、或政治运动(农业集体化、强制民族迁徙等等)被强制集中，流放到边远特殊移民区和劳动移民区。他们与上述人的区别是未被判刑。这些人主要是富农及其家属。
流放富农并不属于大清洗的范畴，这只是30年代初大规模全盘集体化运动结束后的余波。但大清洗浪潮无疑也冲击了他们，所以也有必要搞清这些情况。
多年来，这一部分人到底有多少，一直不清楚。阿·索尔仁尼琴在其名著《古拉格群岛》中认为强迫迁徙了1500万农民，此后似乎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它的准确性，到1989年，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得维杰夫依然肯定了这个数字(注：
)。
在苏联30年代全盘集体化浪潮中，对富农的处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所谓“反革命富农骨干、恐怖行动和正在从事反苏维埃活动的组织者”；第二类包括从前的地主、大富农和半地主等；其余的富农为第三类。第三类富农不是很多，后来都纳入第二类富农的安置工作中，因此很多地区实际上都按两类富农来划分的(注：《苏联简史》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76年，第343页。)。怎样处理这几类富农?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1930年1月30日召开的讨论富农战役会议的报告对此有明确规定：
“国家保安总局委员会召开了所属有关单位会议，讨论了发动富农战役的所有问题，包括流放第二类范畴富农的问题。
关于流放第二类范畴富农的指令将在2月2日以苏联国家保安总局第44—21号文件发出。第44—21号文件主要条款如下：
1.尽快消灭第一类反革命富农分子。这次战役大体上应当在开展流放第二类富农运动的战斗前结束……
2.由于接受第二类富农的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等地尚没有做好准备，拟对原计划迁徙富农的时间和数字作变动……”(注：
)
这个文件明确告诉我们对待两类富农的区别：所谓“消灭”第一类富农，即把他们逮捕，处以极刑或者监禁在劳改营等。而我们过去有关苏联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阶级”的文章，往往没有准确阐明“消灭”的含义，常常等同于从肉体上消灭。这场运动在30年代初基本结束，但在大清洗运动中仍有一些富农受到镇压。被判刑富农的数字都包括在前面各项统计的总的数字中了，这里不再统计；第二类富农则被流放到国家边远地区，如乌拉尔、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等地；还有部分迁徙到本地的边缘地区。
由于迁徙的人流动性大，考察起来的确有一定难度，笔者试作分析。
首先需要明确，对这类人有无一个特定的管理范畴、有无保存这类人的全部档案，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否则我们将漫无边际考查，而且会挂一漏万，导致不准确。
有证据确信对这类人具有明确的管理范畴。
1937年和1939年苏联进行了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其中对国防人民委员会和内务部所辖人员进行的登记属于超级机密。在内务部登记的对象分“А”、“Б”、“В”三个类别。“А”类登记的是内务部所有部队军事人员及其所属机构；“Б”类登记的是内务部的机关部门，如消防部队，监狱管理人员等等。
属于“В”类登记的人是：关押在苏联内务部及由古拉格机构管理的全国所有监狱、集中营、劳改营、看守所、特别移民区等等地方已判刑的人、正在审讯中的人和强行迁徙到这些地方的人(注：
)。
这就意味着在那些年代，无论是政治犯或其他被专政机构管理的人，所有人的名单在“Б”类都有登记。只有留在本地的特别移民，即第三类富农是按照公民范畴登记的。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波利亚科夫根据90年代苏联解密的档案，从这两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材料证实：1937年1月6日统计在全国所有的监狱、劳动感化营、特别移民区等地共登记了180万人，据1939年2月21日登记有260万人(注：
)。这就是镇反高潮时期被关押的该类人的总数。
这些人并非全部是判刑的政治犯。除去在1937—1938年已判刑的约130万左右的政治犯，还包括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被迁徙的富农等，被迁徙的少数民族(注：
)和因抢劫、盗窃、渎职、利用职权经济犯罪而被判刑的刑事犯。
被强行迁徙到特别移民区的有多少人?1998年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索科洛夫在其主编的《30年代的社会与政权》一书写道：1934年迁徙的富农是25.5万人，1935年为24.6万人，1937年为12.8万人。到1937年底他们的总数是87.8万人(注：А.Соколов，Общество и власть 1930-е годы，М.1998г.，с.67.)。由此他认为被强行迁徙到特别移民区的富农数目是逐年减少的。而据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瓦季姆考证，在1937年和1939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被迁徙的富农大约在100万人左右(注：В.З.Роговин，Партия расстрелянных，М.1997г，с.483.)，与上述数字相差不多。
30—50年代被迁徙的富农及其家属总共3486701人，远非所传说的1500万人(注：
)。
(二)特别移民区内特别移民的处境
特别移民(спецпоселецы，1934年后改称劳动移民：трудпоселецы)的处境开始是比较恶劣的。他们要承担繁重的劳动，而营养往往不足。30年代中期后，在劳动移民区内出现了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区内的孩子们可以接受教育。1934年5月，劳动移民们恢复了公民权，1935年1月恢复了选举权(注：
)。住在特别移民区内的人生活条件逐渐接近于国内普通居民(注：
)。这是他们和监狱、集中营犯人本质不同的地方。
但这些人“并没有恢复公民所有的权利，如他们不可能返回自己原来的居住地，没有护照，也不能参加红军。”(注：
)
(三)在集中营死亡的囚犯的情况
1937年统计被关押在监狱、劳改营、集中营死亡的犯人是2.54万人，1938年9.05万人，1939年5.05万人，1940年4.67万人。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由于饥饿和寒冷，1941—1943年共死亡51.6万人。从1934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死于集中营的犯人总共96.21万人(注：
)，所谓“集中营死亡1200万人”的说法极不准确。
以上我们考证了苏联30年代大清洗被镇压者的情况。由于资料局限，不可能说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随着今后一些档案材料的披露或许能更加准确地揭示其真相。^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1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2年05期第102～112页
【作者简介】作者吴恩远，1948年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100006
| 【内容提要】 | 本文依据俄罗斯最新公布的档案材料和权威单位公布的数据，对苏联“镇压反革命”内涵进行了考证，指出不能把俄文“镇压”一词完全理解成“枪毙”，“镇压”实际包括死刑、监禁、流放和驱逐出境等几种形式；同时考证了被镇压人数的统计范围、政治犯含义及大清洗时间。并对运动中因“政治原因”而被判刑的总人数、被关押在劳动改造营的人数、被判死刑的人数、被流放和驱逐出境的人数、被强迫迁徙的富农及其家属的人数，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基本上搞清楚了苏联大清洗运动的总体情况，澄清了一段历史真相。 |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一书认为在斯大林时代“有数百万人惨遭杀害”，受迫害的人数“可以绝对有把握地估计不少于2000万，可能高达4000万”(注：布热津斯基：《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8、32页。)。苏联解体前后的苏联俄罗斯学术界更是热衷于这个话题。安东洛夫—奥费申科的《斯大林时代的谜案》一书认为在“消灭富农、斯大林制造的饥荒和镇反的运动中死亡的人数是2000万”(注：安东洛夫—奥费申科：《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34页。)，1994年他在另一部著作《暴君的肖像》中指出：1938年监狱有1600万人被关押，从1935—1940年，被逮捕的有1984万人，其中700万人被枪毙(注：А.В.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Портрет тирана,М.1994г.с.270，388.)。甚至到1996年，新闻记者尤·费奥法诺夫还在总统选举的电视频道宣称，“在30年代因镇压而死亡的人数达到1600—2000万”。由于资料的限制，我国学者对此没有专门的研究，但西方和俄罗斯学者的观点在我国学界流传及影响甚广，直到近年一些学者还认为斯大林“大开杀戒”，被“镇压的人在2000万左右”(注：参见《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2期。)。
因此，搞清楚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的真实情况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苏联解体的直接过程与1987年重新评价历史运动密切相关。重评历史主要涉及对20世纪30年代苏联社会体制的评价，而这又是从考证当年大清洗的数字开始。一方面触目惊心的镇反内幕促使人们思考旧体制的弊端；另一方面正是一些肆意歪曲、夸大的数字成为苏联社会主义“暴政”的证据，导致全盘否定苏联历史，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最终酿成国家的崩溃(注：吴恩远：《论戈尔巴乔夫的“加速发展战略”》，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所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深入总结苏联解体教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中表现出的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目无法制是极端错误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应予彻底否定，笔者对此并无异议。但本文不涉及对这方面内容的研究，仅仅考证具体的抓捕数字。
一 “镇压反革命”内涵考
(一)“镇压”的诸种形式
对20世纪30年代被镇压人数的分歧首先是在对“镇压”内涵的理解上，常常产生两个歧义：
第一，“镇压”是否等同于“判死刑”?中文对“镇压”的理解有两层意思，按照《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一是泛指用强力实行惩罚的各种形式；同时也有专指“枪毙、处决”这一层意思，特别在口语中常作如此解释(注：《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版)，第1456页。)。然而在俄语中，“镇压”(репрессия)仅仅指第一层意思。在莫斯科1987年出版的《简明政治辞典》和1988年出版的斯·奥若戈夫的《俄语辞典》均对“镇压”作如下解释：“镇压是一种惩罚措施，其目的在于对某些人或事实行压制”，没有中文直接等同于“处决”的意思。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部在重新审查苏联30—50年代“镇压反革命”问题的公报中明确指出：“委员会仔细研究了平反工作中的档案材料后确定了统计被镇压人数的范围”，紧接着公报具体罗列了镇压的各种形式，包括死刑、监禁等等(注：Извесмｕя 13,2,1990г.)。显然，不能把俄文的“镇压”通通理解为被枪杀。
那么，“镇反”包括哪些形式呢?根据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舍宁给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关于清理过去年代以所谓反革命罪被判刑(俄语司法词汇：осужденный)的人数情况的报告中，列举了下列判罪形式：
1.死刑(俄语司法词汇：расстрелять、высшая мера наказания)；
2.驱逐出境或被流放(俄语司法词汇：высылки、ссылки)；
3.监禁(俄语司法词汇：заключенные)。(注：Исморｕя СССР,№5,1991г.)
第二，30年代被镇压的人是否全部是政治犯(即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条判处反革命罪的人)?当我们谈到苏联镇反中滥杀无辜的现象时，主要指那些因政治原因受到迫害的人。至于因抢劫、盗窃、贪污、贿赂等刑事犯罪被判刑的人则不在此列。通过下面的考证，我们将会看到，实际上刑事犯在关押的犯人中所占比例是较大的。
因此，前述一些文章谈到“镇压”的人数时，或者通通理解为被判死刑；或者提法比较笼统，一概称之为“镇压”，没有把不同判罪形式区别开来；或者是把政治犯和刑事犯混为一谈，都当成了无辜的被镇压对象。显然，混淆了这些概念是不能准确反映当年苏联大清洗运动概况的。
(二)被镇压人数统计范围考
第一，关于政治犯的含义。什么是因“政治原因”而被迫害的人?根据1937年联共(布)政治局批准的苏联内务部“关于镇压前富农和猖狂反苏的犯罪分子”报告所定标准，政治犯可以分为以下种类：“仍在继续从事反对苏维埃活动的前富农；反对党的成员，如社会革命党、达什纳克党、前白党分子等；在监狱、集中营、劳改营仍然在从事积极反苏活动的分子。”(注：
)1995年2月28日—3月2日，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的有关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国际会议上，与会者大都赞同把镇压的对象分为“传统的”、“富农的”和“民族的”三个范畴方面的人，以便了解镇压的方向。“传统的”，指历史上的党内反对派之类，所谓托洛茨基—皮达可夫分子，布哈林—李可夫分子等；“富农的”，指反抗农业集体化中被镇压的富农；“民族的”，指从30年代以来因对中央的民族政策不满而反抗的人。如在1937—1938年发动的清除“民族的”反革命分子战役中就逮捕了33.5万人，在清除“富农”的战役中被逮捕者超过50万人。同时镇压的对象还可以划分成“党和苏维埃机关”、“军事指挥机关”、“契卡”、“旧知识分子”等较小范畴的人。斯大林曾经具体地指出镇反对象就是在党、政、军中反对党的总路线的敌对分子：即“左”、右派，蜕化变质分子，充当外国间谍者；以及他们所勾结的工业中的“沙赫特”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注：《肃清帝国主义间谍托洛茨基菲帮》，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页。)。我们的统计主要就是以这些人为对象。
第二，没有经过司法程序被判刑的人是否列入统计?在被镇压的人中，有的是经过法律机构宣判的，如各级法院、军事法庭、最高法院的特别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等等，这些人当然属于被统计之列；而一些人则是由非法律机构定刑的，如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委员会、内务部下属的负责镇压工作的各级“三人小组”、特别会议等等。由于当时法制荡然无存，很多人没有经过正当司法程序就被判刑了。这些人自然应当列入统计范围。实际上由非法律机构定刑的人远远多于前者。
第三，区别受迫害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和不同人数。在当年大清洗中，受害者有的“被判死刑”；有的“被监禁”，关押在监狱、集中营；有的被流放，成为流刑犯，被剥夺自由……尽管他们都是被镇压对象，但被判刑程度不一样。显然，应当根据判刑的不同种类，统计不同范围的人数。
第四，管理被镇压者的机构。30年代镇反被判刑的人主要关押在苏联内务部——1934年以前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ОГПУ)，1934—1946年称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以后称国家安全局(МГВ)——所辖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ГУЛАГ，中文译名“古拉格”)。古拉格下辖几个主要部分：劳动感化营、劳动改造营、监狱管理局。我们统计的人主要由这些机构管理。
(三)关于大清洗的时间
由于这涉及统计人数的准确性，自然应当加以考证。关于大清洗的时间目前在学术界有几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大清洗的时间应从1936年7月到1938年底，共约2年半的时间。认为其标志是在1936年7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信件中，斯大林第一次使用了“人民的敌人”这个提法，由此开始了大清洗运动(注：
)；学术界看法比较一致的另一种观点指1937年到1938年，即从1937年2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发出大清洗的号召开始，到1938年结束；第三种观点以赫鲁晓夫为代表。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他明确提出大清洗的时间包括1935年到1937—1938年这几个年份(注：Извесмｕя ЦК КПСС,№3,1989г.)。在著名的《权力学》中，作者阿尔托夫哈诺夫把大清洗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4—1936年(注：阿·阿尔托夫哈诺夫：《权力学》，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428页。)，与赫鲁晓夫的观点相类似。笔者的看法是：大清洗的时间开始于1937年，到1938年底大规模镇压运动结束。在苏共一次次政治运动中，总是有一部分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乃至受到迫害。特别是在2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业集体化、工业化运动的开展，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党内争论愈演愈烈。加之斯大林个人权力的日益集中，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使无辜被害的人越来越多。但在1937年之前，尚没有形成大规模镇压运动(这里主要指从肉体上消灭)。1937年3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表达了对此前镇反运动进展缓慢的不满。他说，中央在1935年1月18日和1936年7月29日连续两次给各级党组织发出秘密信件，要求对反革命分子保持最大限度的警惕性，与之开展斗争，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前，在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日丹诺夫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政治局委员发出电报，认为同“反党集团”的斗争耽误了4年，必须撤换内务部领导。所以在1937年2月全会上发出了“抛弃旧方法，即辩论的方法，采用新方法，即连根拔出和粉碎的方法”与反党分子斗争的号召。这和以前的镇反运动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全会明确指出，和以前主要针对旧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的斗争不同，这次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党内的托洛茨基分子。1936—1939年被逮捕的共产党员约120万人，几乎占了当时党员总数的一半，所以“大清洗”运动实质是针对党内反对派的运动；此外，从实际情况看，1937年被判死刑的人数是1936年以前年份的10倍乃至几十倍以上，这也是1937年和以前相比具有重大区别的理由。
1938年10月17日，苏联内务部发出由贝利亚签署的“关于取消1937年第00486号令”的第00689号令，要求改变以前“对‘人民的敌人’要连同其妻子和家属一起逮捕”的做法，除非“有确切材料证明他的家属在从事反苏活动”(注：转引自俄文档案网站：www.memorial.krsk.ru。)。表明大清洗运动开始改变过去大规模抓捕的行为。统计数字表明1938年一年被处决的所谓“反革命”高达30万人以上，而1939—1940年这两年就急剧下降到4201人(注：
)，这说明1938年后，镇压的狂潮逐渐减弱。所以大清洗运动应当是于1938年底结束。二 大清洗人数考
弄清楚大清洗的范畴和时间，就可以具体考证镇反人数了。笔者认为，主要考证的是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总人数，其中包括被监禁、被判死刑和被流放、被驱逐出境的人数。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总人数
如前所述，罗伯特·康奎斯特认为在30年代有近4万人被逮捕；安东洛夫—奥费申科甚至具体到1937—1938年有1880万人被判刑(注：
)，如此等等。这些数字一段时间以来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流传极广。而长时期以来，苏联当局对此又严加保密、讳莫如深。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陆续公布一些档案材料。我们这里引用几个比较权威的说法：1.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镇反人数的统计报告指出：从1921—1954年2月，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人数，总计是3777380人”。判刑的人中大约290万人是经过非法律机构宣判的，87.7万人是经过法律机构宣判的(注：Исморｕя СССР №5，1991г.)；
2.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首次公布了被判刑的人数。1990年2月13日《消息报》报道，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了重新审查30—50年代冤假错案的会议，在仔细研究了档案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从1930—1950年，被法律及非法律机构判处了所谓“反革命”罪的人总共3778324人(注：Извесмｕя 13，2，1990г.)；
3.苏联解体后，1992年8月3日，俄罗斯联邦安全部为落实俄罗斯政府“为因政治罪而被镇压的人恢复名誉”的法令举行专门会议。俄罗斯联邦安全部注册与档案部负责人阿纳托利·克拉尤什金公布了整个苏联时期，从1917—1990年“由于犯国事罪以及根据刑法典犯类似罪”的总人数，共3853900人(注：Извесмｕя 3，8，1992г.)；
以上为俄罗斯在这方面统计的最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公布的数据。这几个数据由于统计年代的不同而略有差别，但大体上相差不多。需要强调的是，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执政时，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70年，特别是对斯大林时期进行了极为猛烈的批判和全盘否定，此时公布的材料不可能缩小当时被无辜镇压的人数。
在苏联这一历史时期被判刑的总人数，为大镇反高潮时期的1937—1938年划定了范围。那么高潮时期共逮捕了多少名政治犯?
1957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有一个结论，认为在1937—1938年共逮捕了约150万人(注：Коммунｕсм，№8，1990г.)；
1963年初，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对此公布了更为具体的数字，是1372329人(注：Исмочнｕк，№1，1995г.)。
近年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俄罗斯著名学者泽姆斯科夫引用解密后的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资料，指出在1937—1938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为1575259人(注：Омечесмвеннαя ｕсморｕя，№1，2000г.)。
这样我们从不同渠道和不同的研究者那里得到了基本上相同的数据。
总括起来，在苏联30—50年代因政治犯罪被判刑的人总共380万左右，其中1937—1938年大清洗中被判刑的大约在130—150万人左右。
由此可见苏联30年代大清洗涉及的范围之广、冤假错案之多。但另一方面，这个数字只有现在广为流传数据的1/10—1/15。按照1937年全国人口普查，苏联共有16200万人口，就是说，甚至在大清洗高潮时期被判刑的政治犯不到全国人口的1%。这也是必须予以澄清的。
被判刑政治犯的总人数使我们有了一个苏联历年镇反和30年代大清洗运动的总概况。但研究还不能仅限于此。还应当具体分析其中判刑的种类，进一步揭示其真实面貌。
(二)被关押在劳改营的人数
被判监禁的人根据刑期不同分别关押在劳动感化营(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ой лаяерь，缩写词为ИТЛ，关押三年刑期以上的犯人)、劳动改造营(испраь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ая кололия，缩写词为ИТК，关押三年刑期以下的犯人)、监狱管理局(мюремный отдел)。 关在监狱的则是所谓最危险的政治敌人，大部分是原苏共上层领导人。监狱里的犯人以 后都陆续转到了前两个劳改营关押。
此前广泛流传的说法是：认为1937—1938年在监狱里起码关押了500—700万犯人(注：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27 ноября，1988г)，更有说上千万人的。
下面具体展示从1934—1953年在古拉格关押的包括政治犯和刑事犯的犯人总人数(注：История СССР，№5，1991г.)：
这里有几个情况需要说明：
第一，每年在1月1日统计人数。每年年初所统计的人数，包括了上一年因刑满或其他原因释放的人数，加上新抓的人数。如1937年1月1日统计在劳动感化营(ИТЛ)有820881人，当年释放了364437人，加上新抓的人数，12月31日统计有996367人(其中包括了释放人数)，这也就是1938年1月1日统计的人数；1938年当年释放279966人，12月31日统计为1317195，这也就是1939年1月1日统计的人数……以此类推。就是说不能直接把每年年初统计的数字相加得出总人数，应当减去重复计算的已被释放的人数。
第二，在劳动改造营(ИТК)的政治犯约占囚犯总人数的10.1%(注：
)。这样，从1937—1950年总共关在劳改营的有8803178人(注：
)，其中政治犯有340—370万人；1937—1938年关押的总人数为1140647人。其中1937年关押的政治犯为429311人，1938年为205509人，这两年总共关押的政治犯约60—70万人(注：В.Н.Земсков，Заключенные в1930-е годы，Омечесмвеннαя ｕсморｕя，№4，1997г.)。
(三)因政治原因被判死刑的人数
30年代大清洗运动中有多少人被判死刑，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和各方面人士非常关注的问题。几十年来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目的都在谈论它，以至形成热点。但过去对这个数字总的估计是被人为地夸大了。如前所述甚至认为当年杀害了多达几百万至上千万人。甚至直到1988年俄罗斯哲学副博士阿·恰利科娃还认为：“从1937年—1950年在集中营死亡的人数有1200万人，加上被枪毙的富农，因集体化被镇压、被饿死的人数总共达2000万人。”(注：В.А.Чаликова，Архивный юноша，Невα，№10，1998г.)
根据最新公布的档案材料，现在可以说真实的情况比较清楚了。
首先我们提供苏联几段时期因政治原因被判死刑人数的权威数据：
1.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镇反人数的统计报告中指出，从1921年—1941年1月以“反革命罪”被处死刑的有642980人(注：Исморｕя СССР №5，1991г.)；
2.1956年2月9日，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成立的调查有关大清洗事项的委员会(由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阿里斯托夫负责)给中央的报告指出：“从1935—1940年，因反苏维埃活动被逮捕的人共1920635人，其中被判死刑的688503人”(注：
)。3.而1990年，苏联克格勃机关公布的从30—50年代初被判死刑的“政治犯”数字是786098人(注：Извесмｕя 13，2，1990г.)；
4.同样，1992年俄罗斯联邦安全部公布的整个苏联时期、从1917—1990年被以相同罪名处以死刑的人为827995人(注：Извесмｕя 3，8，1992г.)；
以上统计材料包括的年代不一样，统计的数字也不一样，但仍然明白无误地划定了30年代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人数范围。至于1937—1938年究竟处决了多少人?与其他年份比较有什么特点，俄罗斯《国家档案》杂志1992年第2期公布了有关数据。
20世纪20—40年代被判死刑的人数(注：
)：年份 被判死刑人数 年份 被判死刑人数 1921 9701 1931 10651 1922 1962 1932 2728 1923 414 1933 2154 1924 2550 1934 2056 1925 2433 1935 1229 1926 990 1936 1118 1927 2363 1937 353074 1928 869 1938 328618 1929 2109 1939 2552 1930 20201 1940 1649 |
以上年代被判死刑者总数为749421人，和1954年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报告的数字大致相差10万人。主要原因是后来对政治犯的解释扩大了。
至于1937—1938年被处决的人数，根据上面计算是681692人。
1957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首次公布了在大清洗年代被迫害至死的人数为681692人(注：Коммунｕсм，№8，1990г，с.103.)，这和上面《国家档案》在90年代重新确认的数字完全吻合；
还可以从另一方面印证：1990年苏联克格勃机关公布的30—50年代初被判死刑者的数字是786098人，而在1930—1936年和1939—1953年期间因政治原因被判死刑的共94390人(注：
)，减去这一头一尾，得到1937—1938年的数字是691708人，和681692人这个数字基本吻合，并且与1956年波斯佩洛夫上报苏共中央的68.8万人的数字也基本吻合，再次证明这个数据的可靠。从上述图表可知在1937—1938年被判死刑的人数远远高出这之前和之后年代的人数，故把这个年代称为“大清洗”毫不过分。
但是，被判死刑的人数同样远远低于广为流传的数目，则是必须注意的。
(四)因政治原因被流放或被驱逐出境的人数
30年代大清洗中还有一种判刑的方式：把一些被判刑者流放到边远地区、或者驱逐出境。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舍宁的报告中，指出从1921—1954年被流放和驱逐出境的总共是765180人(注：Исморｕя СССР，№5，1991г.)。
但其中没有专门列出大清洗年代的数目。
近年来根据俄罗斯历史学家泽姆斯科夫考证，20—40年代这些人的具体人数如下(注：В.Н.Земсков Заключенные в1930-е годы，Омечесмвеннαя ｕсморｕя，№4，1997г.)：
年份 流放和驱逐数 年份 流放和驱逐数 1921 4404 1931 64362 1922 1385 1932 65245 1923 2044 1933 98607 1924 5724 1934 17492 1925 6711 1935 80001 1926 9267 1936 54134 1927 11406 1937 8280 1928 16677 1938 20131 1929 28258 1939 6671 1930 73425 1940 4430 |
以上人数总计为578654人，鲁坚科的报告一直统计到1953年，多了10余年，自然多出近20余万人。
在大清洗高潮时期1937—1938年被流放和被驱逐出境的共28411人，显然这一时期以判处死刑的镇压为主。
上面我们考证了苏联30年代大清洗运动中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总人数，其中包括了被判死刑；被关押在监狱、集中营、劳改营；被流放和被驱逐出境等各个判刑种类人数，这就是当年大清洗的总体情况。1954年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给中央的报告、1990年和1992年苏联和俄罗斯公安部门发布的关于苏联大清洗时期概况也都是从这几方面概括这一总体情况的。
三 与30年代大清洗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强迫迁徙的富农及其家属的人数
苏联30年代大清洗运动除了上述人之外，还有另外一部分人，他们也是因为政治原因、或政治运动(农业集体化、强制民族迁徙等等)被强制集中，流放到边远特殊移民区和劳动移民区。他们与上述人的区别是未被判刑。这些人主要是富农及其家属。
流放富农并不属于大清洗的范畴，这只是30年代初大规模全盘集体化运动结束后的余波。但大清洗浪潮无疑也冲击了他们，所以也有必要搞清这些情况。
多年来，这一部分人到底有多少，一直不清楚。阿·索尔仁尼琴在其名著《古拉格群岛》中认为强迫迁徙了1500万农民，此后似乎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它的准确性，到1989年，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得维杰夫依然肯定了这个数字(注：
)。在苏联30年代全盘集体化浪潮中，对富农的处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所谓“反革命富农骨干、恐怖行动和正在从事反苏维埃活动的组织者”；第二类包括从前的地主、大富农和半地主等；其余的富农为第三类。第三类富农不是很多，后来都纳入第二类富农的安置工作中，因此很多地区实际上都按两类富农来划分的(注：《苏联简史》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76年，第343页。)。怎样处理这几类富农?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1930年1月30日召开的讨论富农战役会议的报告对此有明确规定：
“国家保安总局委员会召开了所属有关单位会议，讨论了发动富农战役的所有问题，包括流放第二类范畴富农的问题。
关于流放第二类范畴富农的指令将在2月2日以苏联国家保安总局第44—21号文件发出。第44—21号文件主要条款如下：
1.尽快消灭第一类反革命富农分子。这次战役大体上应当在开展流放第二类富农运动的战斗前结束……
2.由于接受第二类富农的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等地尚没有做好准备，拟对原计划迁徙富农的时间和数字作变动……”(注：
)这个文件明确告诉我们对待两类富农的区别：所谓“消灭”第一类富农，即把他们逮捕，处以极刑或者监禁在劳改营等。而我们过去有关苏联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阶级”的文章，往往没有准确阐明“消灭”的含义，常常等同于从肉体上消灭。这场运动在30年代初基本结束，但在大清洗运动中仍有一些富农受到镇压。被判刑富农的数字都包括在前面各项统计的总的数字中了，这里不再统计；第二类富农则被流放到国家边远地区，如乌拉尔、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等地；还有部分迁徙到本地的边缘地区。
由于迁徙的人流动性大，考察起来的确有一定难度，笔者试作分析。
首先需要明确，对这类人有无一个特定的管理范畴、有无保存这类人的全部档案，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否则我们将漫无边际考查，而且会挂一漏万，导致不准确。
有证据确信对这类人具有明确的管理范畴。
1937年和1939年苏联进行了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其中对国防人民委员会和内务部所辖人员进行的登记属于超级机密。在内务部登记的对象分“А”、“Б”、“В”三个类别。“А”类登记的是内务部所有部队军事人员及其所属机构；“Б”类登记的是内务部的机关部门，如消防部队，监狱管理人员等等。
属于“В”类登记的人是：关押在苏联内务部及由古拉格机构管理的全国所有监狱、集中营、劳改营、看守所、特别移民区等等地方已判刑的人、正在审讯中的人和强行迁徙到这些地方的人(注：
)。这就意味着在那些年代，无论是政治犯或其他被专政机构管理的人，所有人的名单在“Б”类都有登记。只有留在本地的特别移民，即第三类富农是按照公民范畴登记的。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波利亚科夫根据90年代苏联解密的档案，从这两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材料证实：1937年1月6日统计在全国所有的监狱、劳动感化营、特别移民区等地共登记了180万人，据1939年2月21日登记有260万人(注：
)。这就是镇反高潮时期被关押的该类人的总数。这些人并非全部是判刑的政治犯。除去在1937—1938年已判刑的约130万左右的政治犯，还包括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被迁徙的富农等，被迁徙的少数民族(注：
)和因抢劫、盗窃、渎职、利用职权经济犯罪而被判刑的刑事犯。被强行迁徙到特别移民区的有多少人?1998年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索科洛夫在其主编的《30年代的社会与政权》一书写道：1934年迁徙的富农是25.5万人，1935年为24.6万人，1937年为12.8万人。到1937年底他们的总数是87.8万人(注：А.Соколов，Общество и власть 1930-е годы，М.1998г.，с.67.)。由此他认为被强行迁徙到特别移民区的富农数目是逐年减少的。而据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瓦季姆考证，在1937年和1939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被迁徙的富农大约在100万人左右(注：В.З.Роговин，Партия расстрелянных，М.1997г，с.483.)，与上述数字相差不多。
30—50年代被迁徙的富农及其家属总共3486701人，远非所传说的1500万人(注：
)。(二)特别移民区内特别移民的处境
特别移民(спецпоселецы，1934年后改称劳动移民：трудпоселецы)的处境开始是比较恶劣的。他们要承担繁重的劳动，而营养往往不足。30年代中期后，在劳动移民区内出现了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区内的孩子们可以接受教育。1934年5月，劳动移民们恢复了公民权，1935年1月恢复了选举权(注：
)。住在特别移民区内的人生活条件逐渐接近于国内普通居民(注：)。这是他们和监狱、集中营犯人本质不同的地方。但这些人“并没有恢复公民所有的权利，如他们不可能返回自己原来的居住地，没有护照，也不能参加红军。”(注：
)(三)在集中营死亡的囚犯的情况
1937年统计被关押在监狱、劳改营、集中营死亡的犯人是2.54万人，1938年9.05万人，1939年5.05万人，1940年4.67万人。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由于饥饿和寒冷，1941—1943年共死亡51.6万人。从1934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死于集中营的犯人总共96.21万人(注：
)，所谓“集中营死亡1200万人”的说法极不准确。以上我们考证了苏联30年代大清洗被镇压者的情况。由于资料局限，不可能说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随着今后一些档案材料的披露或许能更加准确地揭示其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