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埃及学：一门近代新兴学科的诞生
令狐若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1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2年04期第63～69页
【作者简介】吉林大学 文学院历史系，吉林 长春 130012
令狐若明(1946—)，男，山西平陆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及埃及学。
【关 键 词】古代埃及/埃及学/象形文字/罗塞达石碑/商博良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2)04-0063-07
古代埃及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曾做出过重要贡献。埃及文明博大精深，特别是法老时代(即古代埃及历史上的王朝时代，包括第1—31王朝，约公元前3100—前332年)留下的丰富文化遗迹，一直是古埃及文明最辉煌的一页。除华夏文明外，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古老文明，没有一个能像古埃及文明那样生动地展现自己。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利用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世俗性来反对封建神学，并注意探索对欧洲古典文化发展产生过强烈影响的古埃及文化。到19世纪时，欧洲的学者开始认真研究古埃及文明，诞生了近代的一门新兴学科——埃及学。埃及学作为一门研究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建筑和科学技术的综合性学科，创建于1822年，是以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 Francois Champollion，1790—1832)破译埃及象形文字为标志的。本文拟就埃及学的诞生作一阐述。
一、罗塞达石碑的发现
埃及学的诞生，与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18世纪末远征埃及有着直接关系。1798年7月，拿破仑率法军南下，把埃及作为打击英国的战略目标，准备占领埃及后再征服印度，企图取代英国在印度的地位。不料英军早有戒备，在尼罗河上的一场激烈水战中，法军受到重创。拿破仑这次远征埃及，军事上最后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却意外地揭开了古埃及文字之谜，唤起了欧洲人对古代埃及的兴趣，从而打开了古埃及历史文化宝库的大门。
拿破仑本人十分重视埃及古迹，他敏感地意识到，要想统治埃及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就得掌握埃及本地的资源，了解埃及的历史文化传统。于是，在南下进军埃及之前，拿破仑制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埃及的计划，精心挑选了由考古学家、东方学家、天文学家、几何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矿物学家、文学家、工程师和画家组成的167人的庞大科学艺术考察团，负责对埃及进行详细调查，包括调查埃及的地理、动植物状况，当地人的生活习俗，尤其是调查埃及古代的建筑物。一踏上埃及的国土，考察团的学者们就认真担负起搜集和研究埃及历史文物的重任，并在开罗成立了埃及研究院(Institute d'Egypte)，研究院分别设有数学、物理、文艺和政治经济等四个部门。这些法国学者惊喜地发现，在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像埃及一样，保存有那么完善的古迹。不仅因为古埃及人有精巧的、坚固的石材建筑，还有埃及本地那干燥的沙漠型气候，使得许多珍贵古物得以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当时的埃及，可以说是考古学家的乐园，到处都是古迹，只要去发掘就会有所发现；到处都有可以搬动的文物，考察团的学者们只需要在地面上寻找，就可以搜集到大量的动植物、矿物标本以及更多的文物，取得各种测量数据，根本无须费力去发掘。在埃及，几乎没有什么珍品会遭到自然界的侵蚀。就是挖出最精致的雕刻品，这种最纤巧的东西，虽然埋在沙里过了几千年，出土时却仍像是刚刚才由艺术家完成的一样。感谢埃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考察团的学者对于古代埃及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他们对于其他任何近东文明的认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考察团的一位名叫德农(D.V.Denon，1747—1825)的画家画下了无数珍贵的画稿。德农凭着他那训练有素的目光和双手，用画笔把一个活生生的古埃及展现在现代世界的面前。他真实地画下了自己在埃及所看到的一切，甚至连神庙巨大石柱上的象形文字也不遗漏，虽然他本人对埃及象形文字一窍不通。拿破仑远征埃及之后，一阵攫取埃及古物的浪潮席卷欧洲，古代埃及的许多重要建筑遭到破坏，德农的画稿后来就成了复原古埃及建筑的珍贵资料。
1799年8月，法军在尼罗河西支流罗塞达入海口附近修筑防御工事，工程兵军官布夏尔(P.Bouchard)指挥一群士兵在拆除断垣挖掘战壕时，偶然掘出一块布满稀奇古怪文字的石碑断片。当时，法军士兵对这类埃及古物已司空见惯，因此在场的许多人对这块残破的石碑并不觉得有什么稀罕。这块石碑上刻有三种不同的文字：上部，是古埃及象形文字，共14行；中间，是当时欧洲学者还弄不明白的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字，即古埃及后期的一种被称为世俗体的草体文字，共32行；最下面的部分，是古希腊文字，共54行。布夏尔对古希腊文略知一二，他断定这件埃及古物非比寻常，于是就报告了驻守亚历山大里亚的梅努(J.Menou)将军。他哪里知道，展现在他面前的这块不起眼的石碑，竟成了一把最终解开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的钥匙，后来被认为是世界考古学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梅努将军命令把石碑送到亚历山大里亚，存放在他家中。拿破仑闻讯后，下令把石碑运到开罗，供他在那里创立的埃及研究院的学者们进行考证。拿破仑本人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命令立即从巴黎召来两名专家，照样把石碑上的雕刻制成几件复制品，将拓片分别送给欧洲一些知名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进行研究。这些拓片后来全部收集在一部洋洋大观的《埃及记述》(Description de l'Egypte)里，1809年至1822年间在巴黎陆续出版，提供了大量关于古埃及的原始资料。[1](P8)《埃及记述》是法国随军科学艺术考察团学者在埃及共同研究成果的结晶，是有关埃及古代文化的第一部巨著，包括24卷文字和12卷画册(其中包括德农制作的150幅精致的插图)，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图片精美，把古代埃及神庙遗址的图画、象形文字铭文和许多古物的摹本都复制出来了。在考察团学者的辛勤努力下，一个生龙活虎的、具有伟大技能的民族的图像开始被勾画出来。这部巨著的问世，轰动了整个欧洲学术界。顷刻之间，在欧洲大陆掀起了一股研究古代埃及文化的热潮，成千上万的猎奇者向埃及蜂拥而来，使这个沉睡了千年的东方古国一下子热闹起来。古埃及的铭刻、雕像、木乃伊、纸草文书、艺术品、装饰品顿时成了欧洲各国博物馆收藏的珍品，似乎一个博物馆不拥有一件埃及文物的话，就不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了。拥有古埃及的文物成了每个博物馆的首要任务。
这块石碑就以发现它的地点命名，称为“罗塞达石碑(Rosette Stone)。”[2](p106)该碑是用一块坚硬的黑色玄武岩刻成，长约115厘米，宽73厘米，厚约28厘米，经近2000年的风沙侵蚀，石碑上的文字已经变得有些模糊，石碑顶部的左右两角和底部均有残缺。按照古埃及人刻碑的习惯，碑顶应呈弧形，并雕刻象征荷鲁斯(Horus，古埃及王权的保护神，其外形为鹰，或人身鹰头)的带有双翅的太阳。学者们推断，罗塞达石碑的上方残缺30厘米左右。后来，学者们借助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达曼胡尔发现的石碑，以及上埃及菲莱岛上的一座神庙内的壁画，互相校对，才把碑文上的三种文字铭文补齐。学者们对石碑上的三种文字做了比较研究，轻而易举地读懂了用古希腊文字写成的铭文，弄清了碑文的内容。那是公元前196年埃及祭司为年幼的托勒密五世(Ptolemy V，公元前205-前180年)刻写的颂词公告。托勒密五世即位后曾对埃及祭司广施恩典，包括修葺神庙、赠予谷物、减轻神庙赋税等等。出于对托勒密五世的感恩戴德，公元前196年 奏，埃及境内的祭司云集圣城孟菲斯，纪念托勒密五世作为全埃及的法老登基一周年， 决定在全国各地神庙竖立他的雕像以示纪念，并把他出生和即位的日子定为节日。[3]( p183)
罗塞达石碑本身并没有多大历史意义，但碑文的最后一段话说，祭司们想将此消息晓谕天下，决定把他们的决议用埃及象形文字、世俗体文字和古希腊文字刻写出来。这段话至关重要，学者们意识到了它的价值，因为他们知道，罗塞达石碑是一种官方文告，它刻写的三种字体对照的碑文，目的是让各族人都能看得懂。碑文证实了学者们的猜想，用古埃及文字(即象形文字和世俗体文字)和古希腊文字刻写的碑文内容应该是完全相同的。如是这样，凭借当时欧洲学者们已经熟练掌握的古希腊文字知识，进行准确无误的翻译，就有可能探明埃及象形文字和当时无人能识的世俗体铭文，重新展现埃及所有被遗忘的历史，了解这个一度强大的东方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思想。揭开古埃及文字之谜，读懂埃及象形文字，这是学者们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现在，学者们已经认识到罗塞达石碑上的三部分铭文内容是相同的，而古希腊文部分又能够被轻易地加以阅读和理解，这就意味着罗塞达石碑是释读古埃及文字的一把“钥匙”，他们喜出望外，跃跃欲试。罗塞达石碑的发现，鼓舞着众多的学者去做出新的努力，他们满怀信心地要弄清埃及象形文字的来龙去脉。
二、古埃及文字的释读——从德·萨西到扬格
1801年，法国被英国和土耳其的联盟打败，英国夺得了埃及的宗主权，根据英法协议，作为战败国，法国人必须无条件地交出他们在埃及发掘的一切文物，转交给英国。战败的法国人表面上遵守协议，暗地里留了一手，他们千方百计地想保住罗塞达石碑，企图偷偷将石碑运走。但警惕性很高的英国人还是在一艘最后即将开往法国的船上，发现了这块无比珍贵的石碑，把它夺走。于是，法国随军科学艺术考察团学者苦心珍藏的这块石碑最终却成了英国人的战利品。1802年2月，罗塞达石碑被英国人运往伦敦，存放在英国文物协会，同年12月，移至大英博物馆的埃及厅的入口处展出。时至今日，石碑上的标签仍写着：“不列颠军队征服埃及的战利品。”所幸的是，罗塞达石碑的拓片早就保留了下来。当年，这些拓片印发到欧洲各国后，吸引了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国的许多知名学者，他们纷纷热情投入到释读罗塞达石碑的工作中，破译碑文的工作几乎是在学者们中同时进行着。这些学者费心进行考证，但是谁都没能取得什么进展，也没有什么成绩可言。虽然不断有人声称自己读懂了罗塞达石碑上的全部象形文字，但是很快就被证实不过是功利之徒的狂妄之言。而认真研究并最后成功释读罗塞达石碑的，却还是法国学者。
1802年5月，享有国际声望的法国东方学家德·萨西(Silvestre de Sacy，1758-1838)获得了一份罗塞达石碑拓片，首先进行了认真研究。德·萨西多年从事东方学研究，熟悉阿拉伯语，他反复琢磨拓片上的世俗体文字，发现它们的写法与阿拉伯字母有相似之处。经过一番认真思考，他断定碑文的世俗体文字中有字母的成分。在对照碑文中古希腊铭文部分后，德·萨西又发现托勒密这个名字在世俗体铭文中屡次出现，它的书写方向从右至左。然而，释读罗塞达石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实际工作比学者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由于未能取得新的进展，德·萨西便放弃了继续释读罗塞达石碑的希望，将石碑拓片转送给在巴黎的瑞典外交官阿克布拉德(J.D.Akerblad，1763—1819)。[4](p12)
阿克布拉德是一位业余东方学家，对埃及古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热衷于古埃及铭文研究。他曾多方搜集古代埃及铭刻，公务之余潜心研究。在得到罗塞达石碑拓片后，他立即对碑文进行了仔细研究。他的研究方法是从专有名词入手，将碑文中的古希腊铭文和埃及世俗体铭文进行比较。阿克布拉德很快就从古希腊铭文中找出了当时学者们十分熟悉的托勒密(Ptolemy)和亚历山大(Alexander)的名字。之后，他努力在埃及世俗体铭文中寻找这两个专有名词，并看出这些名字是用特定字母形式拼写的。在对古希腊铭文和埃及世俗体铭文进行比较后，阿克布拉德找出了全部见诸于古希腊铭文部分的专有名词，并初步确定了可能是16个埃及世俗体文字符号的读音。此后，他又开始研究铭文中的那些不表示专有名词的世俗体文字符号，在碑文的世俗体书铭文中找出了一些词，如“神庙”、“希腊人”等；他还找出了表示人称代词“他”和物主代词“他的”等符号。1802年，阿克布拉德发表了《给德·萨西先生的信》(Lettre à M.de Sacy)，在信中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5](p18)阿克布拉德为释读罗塞达石碑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的贡献主要是对碑文中的埃及世俗体文字的研究，为20年后商博良成功释读罗塞达石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阿克布拉德未能继续沿着科学的道路前进，他误以为埃及世俗体文字是一种纯字母文字，这种偏见使他的研究工作无法取得新的进展。但是，应该承认，阿克布拉德在钻研埃及世俗体文字方面是第一位卓有成效的学者。
继阿克布拉德之后，在释读古埃及文字的学者中，英国物理学家、光和波动论的创立者托马斯·扬格(Thomas Young，1773-1829)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扬格少年时代就勤奋好学，后成为一位学识渊博、有着兴趣广泛的科学家。在研究物理学的同时，对植物学也很有兴趣。他一旦对某个问题产生兴趣，就会以极大的热情，不遗余力地探讨和钻研，直到弄明白为止。1814年，扬格得到了一份罗塞达石碑的拓片，便全力以赴地进行钻研。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考证，他认为罗塞达石碑上众多的埃及世俗体文字不可能都是字母文字符号，埃及世俗体文字和象形文字有着内在的联系。扬格注意到罗塞达石碑的希腊文部分有许多词反复出现，就以此为基础，将碑文的三种文字划分成组，反复进行对照研究。最后，他掌握了86个古希腊文字和埃及世俗体文字互相对照的词汇，这些词汇多数是正确的。1816年，扬格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现，他识别了用埃及象形文字和祭司体文字(即象形文字的早期草写形式)书写的一段古代宗教铭文(属于“死者书”，即古埃及人为死者奉献的一种符箓)，断定图画形符号和草写符号是同等的。扬格纠正了阿克布拉德先前的错误，明确指出，埃及象形文字和世俗体文字中都有大量的表音成分。同时，他还提出了研究报告，进一步证实了先前某些学者的看法，即写在装饰性的椭圆框里的象形符号代表着古代埃及国王的名字。[6](p84)他认出了托勒密和埃及女王克里奥巴特拉七世(Cleopatra VII，公元前51-前30年)的象形文字名字，认为这两个王名很可能是用表音符号写成的，而这些符号可以与罗塞达碑文中古希腊文部分的人名符号相对照。通过观察罗塞达碑文中人像、鸟和动物符号面朝的方向，扬格发现了埃及象形文字的正确读法。此外，他还认出了埃及象形文字中的表音符号“f”和“t”，以及后来古埃及文献中表示女性的限定符号。他结合埃及纸草文献的多样性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在埃及象形文字里，不同的符号可以具有相同的发音，即同音字的原则。然而，十分遗憾的是，扬格跟阿克布拉德一样，也是一位业余东方学家，由于他未能掌握丰富的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知识，所以他注明的埃及世俗体文字的读音一般的说是错误的。但是扬格的成绩是不容抹杀的，因为对古埃及文字的释读，到了他的手里，毕竟前进了一大步。
三、商博良的成就与埃及学的诞生
最后成功揭开埃及象形文字谜底的是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1790年12月23日，商博良出生在法国南部小城菲热克的一个书商之家。他从小就受到其兄长、古代史教授雅克·约瑟夫·商博良(Jacques Joseph Champollion-Figeac，1778-1867)的影响 ，对古代埃及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少年时代的商博良就显露出惊人的语言才华，9岁起 就开始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1801年，年仅11岁的商博良听说还没有人能读懂罗塞达 石碑上的埃及象形文字时，便立下了宏愿：“总有一天我要弄明白它。”从此以后，他 刻苦学习古代东方语言和古代史，攻下了一门又一门的古今东方文字：希伯来文、巴比 伦文、波斯文、梵文和阿拉伯文，为日后解开埃及象形文字之谜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基础 。当他接触到古代埃及方言科普特语时，便跟这门语言结下了不解之缘。科普特文字是 基督教开始传播后公元3世纪时埃及基督教徒所使用的文字。商博良曾使用过前辈学者 基歇尔(J.A.Kircher，1602-1680)编写的科普特语法书。在学习这门古老语言过程中， 他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科普特人，整日自言自语地学说 科普特话，使人不知所云。商博良终于看出科普特文字与埃及其他古文字之间有着前后 继承的关系。在他手里，科普特文字成了一件有用的释读埃及更古老文字的工具。1806 年，年方16岁的商博良就读于法国格勒诺大学，其时他已通晓拉丁文、古希腊文和6种 古代东方文字。1808年，刚满18岁时，商博良由于成绩优异，博学多才，被校方破格提 升为古代史教授，22岁又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
从1808年起，商博良凭借他那深邃的科学素养和古代东方文字功底，着手实现自己少年时代定下的奋斗目标——释读罗塞达石碑。1808年3月，在得到一份罗塞达石碑铭文拓片后，商博良试图先从铭文的象形文字部分找出托勒密的名字。1814年到1818年间，扬格就已证实，刻写在椭圆形框里的形象符号是古埃及国王或王后的名字。据此，商博良对照古希腊铭文部分，在埃及象形文字铭文毫不费力地找出了托勒密的名字。他把框里的象形符号变换成拉丁字母，再同托勒密的希腊文拼音对比，发现少了元音字母，这一点并没有使他感到困惑，因为他知道，像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这类文字，元音常脱落不写。他相信，在埃及象形文字中，也有同样不写元音的现象。
商博良进一步把埃及世俗体铭文与象形文字铭文加以比较，发现世俗体文字符号和象形文字的笔画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他猜想这两种文字存在着密切的关系。1821年夏天，商博良出版一本介绍埃及祭司体文字的小册子，毫不困难地把他所知道的一组世俗体文字变换成祭司体文字，然后又变换成象形文字。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他确信埃及古文字的三种形式不过是相互修饰而已。商博良继续对比埃及世俗体文字和象形文字符号，把相似的符号全部分门别类，编成对照表。不久，他就有了新的发现。1821年，他在一份用埃及世俗体文字书写的《卡萨蒂纸草》(Casti)上，发现了克里奥巴特拉女王的名字，根据他自己编定的对照表，把女王的名字从埃及世俗体文字变换为象形文字符号，只是暂时还无法验证是否正确。同年，他受托考证从埃及阿斯旺的菲莱神庙发现的一份方尖碑(古埃及最流行的一种方柱尖顶式的石碑，多成对耸立在神庙或宫殿门口，上面刻有象形文字或图画)拓片，这份拓片的碑文是用对照的古希腊文和埃及象形文字刻写而成。令他高兴的是，在两体对照的方尖碑碑文中不仅发现有托勒密的名字，而且还有克里奥巴特拉女王的名字。他从埃及象形体碑文中辨认出的女王的名字，跟他不久前从《卡萨蒂纸草》中变换出的女王象形文字名字一模一样，符号排列顺序也相同。他把托勒密和克里奥巴特拉的名字进行比较，又辨认出几个新的字母符号。商博良便顺着这条线索继续研究专有名词，后来他又成功释读了亚历山大、伯林尼斯(Berenice)、提比略(Tibierius)、多密善(Domitian)和图拉真(Trajan)等王名。[4](p15)然而，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一项非常缓慢而艰巨的工作，在罗塞达石碑被发现23年以后，商博良只解出碑文几千个符号中的111个，但这却是个很好的开端，古埃及文字之谜已经揭起一角，全部解决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1822年9月，商博良得到两份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the New Kingdom，约公元前1567-前1085年)的神庙浅浮雕拓片，并成功释读出古代埃及法老图特摩斯(Tuthmosis)和拉美西斯(Ramesses)的象形文字王名。[7](p14)至此，商博良已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可以读懂的。他非常细心地翻阅大批古埃及文献并检查自己的每一个结论是否正确，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之处。在众多的学者中，商博良是第一个意识到埃及象形文字既非纯字母文字，也非纯表意文字。先前的学者，虽苦心钻研终不能豁然贯通，乃在于他们断言埃及古文字或全为表意，或全为表音所致。
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在巴黎科学院召开的重要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象形文字语言的字母给M.达西尔先生的信》(Lettre à M.Dacier relative à l' alphabet des hiréoglyphes phonétiques)，就释读埃及象形文字的情况做了报告，宣布象形文字释读成功。[8](p10)人们能够阅读埃及象形文字，这还是多少年来的第一次。欧洲许多国家的著名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一天是公认的一门新兴学科——埃及学的诞生日。商博良从11岁起，为释读古埃及文字呕心沥血，奋斗了20多个春秋，在众多学者一个个受挫而放弃研究时，惟有他毫不气馁，知难而上，锲而不舍，经过孜孜不倦的努力，终于找到了释读古埃及文字的正确途径，获得成功。商博良曾说：“生活的真谛终于热情。”他的一生就是这句话的写照。作为科学的埃及学的奠基人，商博良是当之无愧的。
在释读古埃及文字取得明显成功之后，商博良曾两次出国进行考察。第一次是1826年参观意大利博物馆的埃及古文物藏品；第二次是1828-1829年间和意大利学者I·罗塞利尼(I.Rosellini，1800-1843)一起，率领一支联合考察队亲赴埃及进行实地考察。在埃及考察期间，凡有石刻之处，皆尽力摩拓，又悉心绘制建筑图形，收集了大量的古埃及资料。商博良的成就得到了承认，他于1826年被任命为巴黎卢浮宫埃及古文物收藏馆馆长。1831年，法兰西学院专门设立了一个埃及史和埃及考古学讲座教授职务，这个讲座是专为商博良而设的。长年辛苦工作，使商博良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他于1832年3月4日与世长辞，年仅42岁。商博良生前著有《古埃及象形文字概要》(Précis du système hiéroglyphique des ancient Egyptiens，1824)，系埃及学“开山之作”。[9](p344)他的三部重要遗作《埃及文法》(Grammaire égypt.,3pts.1836-41)，《埃及象形文字辞典》(Dictinanaire égypt.en écrit.hiéroglyph.，1841-44)和《埃及与努比亚遗物》(Monuments de l'Egypte et de la Nubie d'après les dessins exécut és sur les lieux,4vols.，1935-47)是由他的兄长雅克·约瑟夫·商博良校正、完成 的。[10](p93)商博良的这些呕心之作，成为欧洲第一批埃及学家的典范，为他们研究 古代埃及语言文字提供了严格的科学方法和宝贵的资料。
继商博良之后，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众多学者对埃及学都先后做出过重大贡献。一个文明古国引起全球学术界如此关注，以至形成一门学科，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埃及学的诞生，带来了持续百年之久的考古发掘热潮。由于象形文字释读成功，大批古埃及典籍的内容被揭示出来，有王室敕令、政府公文、战报、宗教和医学文献，还有教谕诗、史诗、散文和故事等。世界各国的埃及学家长年潜心研究这些珍贵的资料，逐渐将古埃及人刻在陵墓、庙宇及方尖碑上的象形文字解译出来，一点点地将古代埃及的历史脉络理清，不断开拓和深化埃及学的研究领域，极大丰富了人们对古代埃及这一人类文明的宝库的认识。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3年01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2年04期第63～69页
【作者简介】吉林大学 文学院历史系，吉林 长春 130012
令狐若明(1946—)，男，山西平陆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及埃及学。
| 【内容提要】 | 埃及学是近代诞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研究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建筑和科学技术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埃及学的诞生，带来了持续百年之久的考古发掘热潮；埃及象形文字的成功释读，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古代埃及这一人类文明宝库的认识。 |
古代埃及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曾做出过重要贡献。埃及文明博大精深，特别是法老时代(即古代埃及历史上的王朝时代，包括第1—31王朝，约公元前3100—前332年)留下的丰富文化遗迹，一直是古埃及文明最辉煌的一页。除华夏文明外，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古老文明，没有一个能像古埃及文明那样生动地展现自己。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利用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世俗性来反对封建神学，并注意探索对欧洲古典文化发展产生过强烈影响的古埃及文化。到19世纪时，欧洲的学者开始认真研究古埃及文明，诞生了近代的一门新兴学科——埃及学。埃及学作为一门研究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建筑和科学技术的综合性学科，创建于1822年，是以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 Francois Champollion，1790—1832)破译埃及象形文字为标志的。本文拟就埃及学的诞生作一阐述。
一、罗塞达石碑的发现
埃及学的诞生，与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18世纪末远征埃及有着直接关系。1798年7月，拿破仑率法军南下，把埃及作为打击英国的战略目标，准备占领埃及后再征服印度，企图取代英国在印度的地位。不料英军早有戒备，在尼罗河上的一场激烈水战中，法军受到重创。拿破仑这次远征埃及，军事上最后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却意外地揭开了古埃及文字之谜，唤起了欧洲人对古代埃及的兴趣，从而打开了古埃及历史文化宝库的大门。
拿破仑本人十分重视埃及古迹，他敏感地意识到，要想统治埃及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就得掌握埃及本地的资源，了解埃及的历史文化传统。于是，在南下进军埃及之前，拿破仑制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埃及的计划，精心挑选了由考古学家、东方学家、天文学家、几何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矿物学家、文学家、工程师和画家组成的167人的庞大科学艺术考察团，负责对埃及进行详细调查，包括调查埃及的地理、动植物状况，当地人的生活习俗，尤其是调查埃及古代的建筑物。一踏上埃及的国土，考察团的学者们就认真担负起搜集和研究埃及历史文物的重任，并在开罗成立了埃及研究院(Institute d'Egypte)，研究院分别设有数学、物理、文艺和政治经济等四个部门。这些法国学者惊喜地发现，在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像埃及一样，保存有那么完善的古迹。不仅因为古埃及人有精巧的、坚固的石材建筑，还有埃及本地那干燥的沙漠型气候，使得许多珍贵古物得以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当时的埃及，可以说是考古学家的乐园，到处都是古迹，只要去发掘就会有所发现；到处都有可以搬动的文物，考察团的学者们只需要在地面上寻找，就可以搜集到大量的动植物、矿物标本以及更多的文物，取得各种测量数据，根本无须费力去发掘。在埃及，几乎没有什么珍品会遭到自然界的侵蚀。就是挖出最精致的雕刻品，这种最纤巧的东西，虽然埋在沙里过了几千年，出土时却仍像是刚刚才由艺术家完成的一样。感谢埃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考察团的学者对于古代埃及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他们对于其他任何近东文明的认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考察团的一位名叫德农(D.V.Denon，1747—1825)的画家画下了无数珍贵的画稿。德农凭着他那训练有素的目光和双手，用画笔把一个活生生的古埃及展现在现代世界的面前。他真实地画下了自己在埃及所看到的一切，甚至连神庙巨大石柱上的象形文字也不遗漏，虽然他本人对埃及象形文字一窍不通。拿破仑远征埃及之后，一阵攫取埃及古物的浪潮席卷欧洲，古代埃及的许多重要建筑遭到破坏，德农的画稿后来就成了复原古埃及建筑的珍贵资料。
1799年8月，法军在尼罗河西支流罗塞达入海口附近修筑防御工事，工程兵军官布夏尔(P.Bouchard)指挥一群士兵在拆除断垣挖掘战壕时，偶然掘出一块布满稀奇古怪文字的石碑断片。当时，法军士兵对这类埃及古物已司空见惯，因此在场的许多人对这块残破的石碑并不觉得有什么稀罕。这块石碑上刻有三种不同的文字：上部，是古埃及象形文字，共14行；中间，是当时欧洲学者还弄不明白的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字，即古埃及后期的一种被称为世俗体的草体文字，共32行；最下面的部分，是古希腊文字，共54行。布夏尔对古希腊文略知一二，他断定这件埃及古物非比寻常，于是就报告了驻守亚历山大里亚的梅努(J.Menou)将军。他哪里知道，展现在他面前的这块不起眼的石碑，竟成了一把最终解开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的钥匙，后来被认为是世界考古学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梅努将军命令把石碑送到亚历山大里亚，存放在他家中。拿破仑闻讯后，下令把石碑运到开罗，供他在那里创立的埃及研究院的学者们进行考证。拿破仑本人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命令立即从巴黎召来两名专家，照样把石碑上的雕刻制成几件复制品，将拓片分别送给欧洲一些知名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进行研究。这些拓片后来全部收集在一部洋洋大观的《埃及记述》(Description de l'Egypte)里，1809年至1822年间在巴黎陆续出版，提供了大量关于古埃及的原始资料。[1](P8)《埃及记述》是法国随军科学艺术考察团学者在埃及共同研究成果的结晶，是有关埃及古代文化的第一部巨著，包括24卷文字和12卷画册(其中包括德农制作的150幅精致的插图)，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图片精美，把古代埃及神庙遗址的图画、象形文字铭文和许多古物的摹本都复制出来了。在考察团学者的辛勤努力下，一个生龙活虎的、具有伟大技能的民族的图像开始被勾画出来。这部巨著的问世，轰动了整个欧洲学术界。顷刻之间，在欧洲大陆掀起了一股研究古代埃及文化的热潮，成千上万的猎奇者向埃及蜂拥而来，使这个沉睡了千年的东方古国一下子热闹起来。古埃及的铭刻、雕像、木乃伊、纸草文书、艺术品、装饰品顿时成了欧洲各国博物馆收藏的珍品，似乎一个博物馆不拥有一件埃及文物的话，就不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了。拥有古埃及的文物成了每个博物馆的首要任务。
这块石碑就以发现它的地点命名，称为“罗塞达石碑(Rosette Stone)。”[2](p106)该碑是用一块坚硬的黑色玄武岩刻成，长约115厘米，宽73厘米，厚约28厘米，经近2000年的风沙侵蚀，石碑上的文字已经变得有些模糊，石碑顶部的左右两角和底部均有残缺。按照古埃及人刻碑的习惯，碑顶应呈弧形，并雕刻象征荷鲁斯(Horus，古埃及王权的保护神，其外形为鹰，或人身鹰头)的带有双翅的太阳。学者们推断，罗塞达石碑的上方残缺30厘米左右。后来，学者们借助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达曼胡尔发现的石碑，以及上埃及菲莱岛上的一座神庙内的壁画，互相校对，才把碑文上的三种文字铭文补齐。学者们对石碑上的三种文字做了比较研究，轻而易举地读懂了用古希腊文字写成的铭文，弄清了碑文的内容。那是公元前196年埃及祭司为年幼的托勒密五世(Ptolemy V，公元前205-前180年)刻写的颂词公告。托勒密五世即位后曾对埃及祭司广施恩典，包括修葺神庙、赠予谷物、减轻神庙赋税等等。出于对托勒密五世的感恩戴德，公元前196年 奏，埃及境内的祭司云集圣城孟菲斯，纪念托勒密五世作为全埃及的法老登基一周年， 决定在全国各地神庙竖立他的雕像以示纪念，并把他出生和即位的日子定为节日。[3]( p183)
罗塞达石碑本身并没有多大历史意义，但碑文的最后一段话说，祭司们想将此消息晓谕天下，决定把他们的决议用埃及象形文字、世俗体文字和古希腊文字刻写出来。这段话至关重要，学者们意识到了它的价值，因为他们知道，罗塞达石碑是一种官方文告，它刻写的三种字体对照的碑文，目的是让各族人都能看得懂。碑文证实了学者们的猜想，用古埃及文字(即象形文字和世俗体文字)和古希腊文字刻写的碑文内容应该是完全相同的。如是这样，凭借当时欧洲学者们已经熟练掌握的古希腊文字知识，进行准确无误的翻译，就有可能探明埃及象形文字和当时无人能识的世俗体铭文，重新展现埃及所有被遗忘的历史，了解这个一度强大的东方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思想。揭开古埃及文字之谜，读懂埃及象形文字，这是学者们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现在，学者们已经认识到罗塞达石碑上的三部分铭文内容是相同的，而古希腊文部分又能够被轻易地加以阅读和理解，这就意味着罗塞达石碑是释读古埃及文字的一把“钥匙”，他们喜出望外，跃跃欲试。罗塞达石碑的发现，鼓舞着众多的学者去做出新的努力，他们满怀信心地要弄清埃及象形文字的来龙去脉。
二、古埃及文字的释读——从德·萨西到扬格
1801年，法国被英国和土耳其的联盟打败，英国夺得了埃及的宗主权，根据英法协议，作为战败国，法国人必须无条件地交出他们在埃及发掘的一切文物，转交给英国。战败的法国人表面上遵守协议，暗地里留了一手，他们千方百计地想保住罗塞达石碑，企图偷偷将石碑运走。但警惕性很高的英国人还是在一艘最后即将开往法国的船上，发现了这块无比珍贵的石碑，把它夺走。于是，法国随军科学艺术考察团学者苦心珍藏的这块石碑最终却成了英国人的战利品。1802年2月，罗塞达石碑被英国人运往伦敦，存放在英国文物协会，同年12月，移至大英博物馆的埃及厅的入口处展出。时至今日，石碑上的标签仍写着：“不列颠军队征服埃及的战利品。”所幸的是，罗塞达石碑的拓片早就保留了下来。当年，这些拓片印发到欧洲各国后，吸引了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国的许多知名学者，他们纷纷热情投入到释读罗塞达石碑的工作中，破译碑文的工作几乎是在学者们中同时进行着。这些学者费心进行考证，但是谁都没能取得什么进展，也没有什么成绩可言。虽然不断有人声称自己读懂了罗塞达石碑上的全部象形文字，但是很快就被证实不过是功利之徒的狂妄之言。而认真研究并最后成功释读罗塞达石碑的，却还是法国学者。
1802年5月，享有国际声望的法国东方学家德·萨西(Silvestre de Sacy，1758-1838)获得了一份罗塞达石碑拓片，首先进行了认真研究。德·萨西多年从事东方学研究，熟悉阿拉伯语，他反复琢磨拓片上的世俗体文字，发现它们的写法与阿拉伯字母有相似之处。经过一番认真思考，他断定碑文的世俗体文字中有字母的成分。在对照碑文中古希腊铭文部分后，德·萨西又发现托勒密这个名字在世俗体铭文中屡次出现，它的书写方向从右至左。然而，释读罗塞达石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实际工作比学者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由于未能取得新的进展，德·萨西便放弃了继续释读罗塞达石碑的希望，将石碑拓片转送给在巴黎的瑞典外交官阿克布拉德(J.D.Akerblad，1763—1819)。[4](p12)
阿克布拉德是一位业余东方学家，对埃及古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热衷于古埃及铭文研究。他曾多方搜集古代埃及铭刻，公务之余潜心研究。在得到罗塞达石碑拓片后，他立即对碑文进行了仔细研究。他的研究方法是从专有名词入手，将碑文中的古希腊铭文和埃及世俗体铭文进行比较。阿克布拉德很快就从古希腊铭文中找出了当时学者们十分熟悉的托勒密(Ptolemy)和亚历山大(Alexander)的名字。之后，他努力在埃及世俗体铭文中寻找这两个专有名词，并看出这些名字是用特定字母形式拼写的。在对古希腊铭文和埃及世俗体铭文进行比较后，阿克布拉德找出了全部见诸于古希腊铭文部分的专有名词，并初步确定了可能是16个埃及世俗体文字符号的读音。此后，他又开始研究铭文中的那些不表示专有名词的世俗体文字符号，在碑文的世俗体书铭文中找出了一些词，如“神庙”、“希腊人”等；他还找出了表示人称代词“他”和物主代词“他的”等符号。1802年，阿克布拉德发表了《给德·萨西先生的信》(Lettre à M.de Sacy)，在信中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5](p18)阿克布拉德为释读罗塞达石碑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的贡献主要是对碑文中的埃及世俗体文字的研究，为20年后商博良成功释读罗塞达石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阿克布拉德未能继续沿着科学的道路前进，他误以为埃及世俗体文字是一种纯字母文字，这种偏见使他的研究工作无法取得新的进展。但是，应该承认，阿克布拉德在钻研埃及世俗体文字方面是第一位卓有成效的学者。
继阿克布拉德之后，在释读古埃及文字的学者中，英国物理学家、光和波动论的创立者托马斯·扬格(Thomas Young，1773-1829)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扬格少年时代就勤奋好学，后成为一位学识渊博、有着兴趣广泛的科学家。在研究物理学的同时，对植物学也很有兴趣。他一旦对某个问题产生兴趣，就会以极大的热情，不遗余力地探讨和钻研，直到弄明白为止。1814年，扬格得到了一份罗塞达石碑的拓片，便全力以赴地进行钻研。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考证，他认为罗塞达石碑上众多的埃及世俗体文字不可能都是字母文字符号，埃及世俗体文字和象形文字有着内在的联系。扬格注意到罗塞达石碑的希腊文部分有许多词反复出现，就以此为基础，将碑文的三种文字划分成组，反复进行对照研究。最后，他掌握了86个古希腊文字和埃及世俗体文字互相对照的词汇，这些词汇多数是正确的。1816年，扬格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现，他识别了用埃及象形文字和祭司体文字(即象形文字的早期草写形式)书写的一段古代宗教铭文(属于“死者书”，即古埃及人为死者奉献的一种符箓)，断定图画形符号和草写符号是同等的。扬格纠正了阿克布拉德先前的错误，明确指出，埃及象形文字和世俗体文字中都有大量的表音成分。同时，他还提出了研究报告，进一步证实了先前某些学者的看法，即写在装饰性的椭圆框里的象形符号代表着古代埃及国王的名字。[6](p84)他认出了托勒密和埃及女王克里奥巴特拉七世(Cleopatra VII，公元前51-前30年)的象形文字名字，认为这两个王名很可能是用表音符号写成的，而这些符号可以与罗塞达碑文中古希腊文部分的人名符号相对照。通过观察罗塞达碑文中人像、鸟和动物符号面朝的方向，扬格发现了埃及象形文字的正确读法。此外，他还认出了埃及象形文字中的表音符号“f”和“t”，以及后来古埃及文献中表示女性的限定符号。他结合埃及纸草文献的多样性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在埃及象形文字里，不同的符号可以具有相同的发音，即同音字的原则。然而，十分遗憾的是，扬格跟阿克布拉德一样，也是一位业余东方学家，由于他未能掌握丰富的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知识，所以他注明的埃及世俗体文字的读音一般的说是错误的。但是扬格的成绩是不容抹杀的，因为对古埃及文字的释读，到了他的手里，毕竟前进了一大步。
三、商博良的成就与埃及学的诞生
最后成功揭开埃及象形文字谜底的是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1790年12月23日，商博良出生在法国南部小城菲热克的一个书商之家。他从小就受到其兄长、古代史教授雅克·约瑟夫·商博良(Jacques Joseph Champollion-Figeac，1778-1867)的影响 ，对古代埃及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少年时代的商博良就显露出惊人的语言才华，9岁起 就开始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1801年，年仅11岁的商博良听说还没有人能读懂罗塞达 石碑上的埃及象形文字时，便立下了宏愿：“总有一天我要弄明白它。”从此以后，他 刻苦学习古代东方语言和古代史，攻下了一门又一门的古今东方文字：希伯来文、巴比 伦文、波斯文、梵文和阿拉伯文，为日后解开埃及象形文字之谜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基础 。当他接触到古代埃及方言科普特语时，便跟这门语言结下了不解之缘。科普特文字是 基督教开始传播后公元3世纪时埃及基督教徒所使用的文字。商博良曾使用过前辈学者 基歇尔(J.A.Kircher，1602-1680)编写的科普特语法书。在学习这门古老语言过程中， 他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科普特人，整日自言自语地学说 科普特话，使人不知所云。商博良终于看出科普特文字与埃及其他古文字之间有着前后 继承的关系。在他手里，科普特文字成了一件有用的释读埃及更古老文字的工具。1806 年，年方16岁的商博良就读于法国格勒诺大学，其时他已通晓拉丁文、古希腊文和6种 古代东方文字。1808年，刚满18岁时，商博良由于成绩优异，博学多才，被校方破格提 升为古代史教授，22岁又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
从1808年起，商博良凭借他那深邃的科学素养和古代东方文字功底，着手实现自己少年时代定下的奋斗目标——释读罗塞达石碑。1808年3月，在得到一份罗塞达石碑铭文拓片后，商博良试图先从铭文的象形文字部分找出托勒密的名字。1814年到1818年间，扬格就已证实，刻写在椭圆形框里的形象符号是古埃及国王或王后的名字。据此，商博良对照古希腊铭文部分，在埃及象形文字铭文毫不费力地找出了托勒密的名字。他把框里的象形符号变换成拉丁字母，再同托勒密的希腊文拼音对比，发现少了元音字母，这一点并没有使他感到困惑，因为他知道，像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这类文字，元音常脱落不写。他相信，在埃及象形文字中，也有同样不写元音的现象。
商博良进一步把埃及世俗体铭文与象形文字铭文加以比较，发现世俗体文字符号和象形文字的笔画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他猜想这两种文字存在着密切的关系。1821年夏天，商博良出版一本介绍埃及祭司体文字的小册子，毫不困难地把他所知道的一组世俗体文字变换成祭司体文字，然后又变换成象形文字。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他确信埃及古文字的三种形式不过是相互修饰而已。商博良继续对比埃及世俗体文字和象形文字符号，把相似的符号全部分门别类，编成对照表。不久，他就有了新的发现。1821年，他在一份用埃及世俗体文字书写的《卡萨蒂纸草》(Casti)上，发现了克里奥巴特拉女王的名字，根据他自己编定的对照表，把女王的名字从埃及世俗体文字变换为象形文字符号，只是暂时还无法验证是否正确。同年，他受托考证从埃及阿斯旺的菲莱神庙发现的一份方尖碑(古埃及最流行的一种方柱尖顶式的石碑，多成对耸立在神庙或宫殿门口，上面刻有象形文字或图画)拓片，这份拓片的碑文是用对照的古希腊文和埃及象形文字刻写而成。令他高兴的是，在两体对照的方尖碑碑文中不仅发现有托勒密的名字，而且还有克里奥巴特拉女王的名字。他从埃及象形体碑文中辨认出的女王的名字，跟他不久前从《卡萨蒂纸草》中变换出的女王象形文字名字一模一样，符号排列顺序也相同。他把托勒密和克里奥巴特拉的名字进行比较，又辨认出几个新的字母符号。商博良便顺着这条线索继续研究专有名词，后来他又成功释读了亚历山大、伯林尼斯(Berenice)、提比略(Tibierius)、多密善(Domitian)和图拉真(Trajan)等王名。[4](p15)然而，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一项非常缓慢而艰巨的工作，在罗塞达石碑被发现23年以后，商博良只解出碑文几千个符号中的111个，但这却是个很好的开端，古埃及文字之谜已经揭起一角，全部解决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1822年9月，商博良得到两份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the New Kingdom，约公元前1567-前1085年)的神庙浅浮雕拓片，并成功释读出古代埃及法老图特摩斯(Tuthmosis)和拉美西斯(Ramesses)的象形文字王名。[7](p14)至此，商博良已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可以读懂的。他非常细心地翻阅大批古埃及文献并检查自己的每一个结论是否正确，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之处。在众多的学者中，商博良是第一个意识到埃及象形文字既非纯字母文字，也非纯表意文字。先前的学者，虽苦心钻研终不能豁然贯通，乃在于他们断言埃及古文字或全为表意，或全为表音所致。
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在巴黎科学院召开的重要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象形文字语言的字母给M.达西尔先生的信》(Lettre à M.Dacier relative à l' alphabet des hiréoglyphes phonétiques)，就释读埃及象形文字的情况做了报告，宣布象形文字释读成功。[8](p10)人们能够阅读埃及象形文字，这还是多少年来的第一次。欧洲许多国家的著名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一天是公认的一门新兴学科——埃及学的诞生日。商博良从11岁起，为释读古埃及文字呕心沥血，奋斗了20多个春秋，在众多学者一个个受挫而放弃研究时，惟有他毫不气馁，知难而上，锲而不舍，经过孜孜不倦的努力，终于找到了释读古埃及文字的正确途径，获得成功。商博良曾说：“生活的真谛终于热情。”他的一生就是这句话的写照。作为科学的埃及学的奠基人，商博良是当之无愧的。
在释读古埃及文字取得明显成功之后，商博良曾两次出国进行考察。第一次是1826年参观意大利博物馆的埃及古文物藏品；第二次是1828-1829年间和意大利学者I·罗塞利尼(I.Rosellini，1800-1843)一起，率领一支联合考察队亲赴埃及进行实地考察。在埃及考察期间，凡有石刻之处，皆尽力摩拓，又悉心绘制建筑图形，收集了大量的古埃及资料。商博良的成就得到了承认，他于1826年被任命为巴黎卢浮宫埃及古文物收藏馆馆长。1831年，法兰西学院专门设立了一个埃及史和埃及考古学讲座教授职务，这个讲座是专为商博良而设的。长年辛苦工作，使商博良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他于1832年3月4日与世长辞，年仅42岁。商博良生前著有《古埃及象形文字概要》(Précis du système hiéroglyphique des ancient Egyptiens，1824)，系埃及学“开山之作”。[9](p344)他的三部重要遗作《埃及文法》(Grammaire égypt.,3pts.1836-41)，《埃及象形文字辞典》(Dictinanaire égypt.en écrit.hiéroglyph.，1841-44)和《埃及与努比亚遗物》(Monuments de l'Egypte et de la Nubie d'après les dessins exécut és sur les lieux,4vols.，1935-47)是由他的兄长雅克·约瑟夫·商博良校正、完成 的。[10](p93)商博良的这些呕心之作，成为欧洲第一批埃及学家的典范，为他们研究 古代埃及语言文字提供了严格的科学方法和宝贵的资料。
继商博良之后，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众多学者对埃及学都先后做出过重大贡献。一个文明古国引起全球学术界如此关注，以至形成一门学科，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埃及学的诞生，带来了持续百年之久的考古发掘热潮。由于象形文字释读成功，大批古埃及典籍的内容被揭示出来，有王室敕令、政府公文、战报、宗教和医学文献，还有教谕诗、史诗、散文和故事等。世界各国的埃及学家长年潜心研究这些珍贵的资料，逐渐将古埃及人刻在陵墓、庙宇及方尖碑上的象形文字解译出来，一点点地将古代埃及的历史脉络理清，不断开拓和深化埃及学的研究领域，极大丰富了人们对古代埃及这一人类文明的宝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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