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9世纪美国妇女禁酒运动及其影响
——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个案研究
周辉荣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12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2年05期第96～107页
【英文标题】American Women Temperance Move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ZHOU Hui-rong
Editoricl Department of Ai Yue,San Lian Bookstore,Beijing 100010,China
【作者简介】三联书店《爱乐》编辑部，北京 100010
周辉荣(1975—)，女，江西临川市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爱乐》编辑部编 辑，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美国史研究。
【关 键 词】禁酒/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WCTU)/美国妇女运动Temperance/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American Woman's Movement
[中图分类号]K712.44/.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5-0096-1 2
禁酒运动是19世纪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注：关于禁酒经过，参见陶培根：《美国历 史上的禁酒运动》，《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年第9期。Charles Merz,The Dry De cade,Garden City,New York,1931.)，很早就有人对它加以研究。对禁酒的反思最早在 禁酒结束后就出现了。当时有两种观点：H.L.门肯等人把禁酒看成是保守的清教徒试图 将过时的农村观念强加给发达的城市居民；[1]而马克·苏利文等人认为，禁酒代表着 进步主义倾向，是对过去错误思想的纠正，是中产阶级试图纯洁道德和政治的努力。[2 ]到20世纪20、30年代，历史学家才开始研究禁酒运动。他们接受了马克·苏利文的“ 进步主义观点”。比如，查尔斯·比尔德和玛丽·比尔德在著作《美国文明的兴起》中 ，就反驳了那种认为是少数清教徒的暴力迫使国会在1917年提交第18条宪法修正案，又 逼迫地方立法机关在两年内通过这一修正案的观点。[3](p566-733)1931年，弗里德里 克·路易斯·艾伦在著作中批评了战时通过的禁酒修正案。[4](p20-21，95-96)大萧条 和禁酒结束后，进步主义观点被广泛接受，多数学者都认为禁酒是进步主义改革。但到 了20世纪40、50年代，社会科学学者开始质疑这种观点。他们发现禁酒是对社会变迁的 复杂反应。这种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发现，加上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气候的影响， 使得对禁酒的解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理查德·霍夫斯塔德把禁酒看成是农村人口反对 工业城市移民的努力。[5](p262，287)约瑟夫·加斯菲尔德沿着这一方向，通过对社会 地位变迁的研究来分析禁酒运动。他认为禁酒拥护者担心社会地位下降，由此在禁酒问 题上，要求从道德规劝的方法走向严格的立法控制。20世纪的禁酒宪法修正案就是对这 种变迁的极端反应。[6]安德鲁·辛克莱尔探讨了禁酒者的心理，认为禁酒是极端的措 施，它将支持和反对的双方都推到了极端，并认为禁酒是保守的、极端的行为。[7](p2 4，201-202)这样，有关禁酒的论述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即把历史事件看成是改革 者的主观愿望而非客观条件的产物。加斯菲尔德的观点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未受到质疑， 只有詹姆斯·金伯莱克有所怀疑，他强调进步主义改革者支持禁酒，由此也就对加斯菲 尔德所谓禁酒的农村根基暗含质疑。[8]如果说此前的研究多半集中于讨论禁酒是不是 一场改革运动以及这场运动是保守还是进步的话，那么，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史学家 的关注点更加开阔。他们从许多文化层面研究了禁酒的前因后果。诺曼·克拉克强调了 饮酒量的迅猛增长给美国带来的毁灭性的影响，由此来解释诸如卡瑞·奈辛(注：卡瑞 ·纳辛(Carry Nation,1846-1911)是禁酒运动中的著名人物，她曾率领妇女们手拿斧子 砸酒馆，由此成为禁酒运动的激进代表。参见Herbert Ashury,Carry Nation.New York ,A.A.Knopf,1929.)等人的反常行为，从而开始了对酒文化史的研究。[9]随后，罗拉堡 通过研究各类人群对各种酒类的消费行为来研究禁酒运动，将酒与经济和地理因素联系 起来，认为西部农民支持酒业，但由于担忧农村地位的下降，故支持禁酒。[10]罗拉堡 强调的是美国国内和前工业时代的酗酒现象，并未将它与移民、贫穷或工业化联系起来 。泰勒倾向于把反禁酒看成是保守主义的，而禁酒是进步主义的，甚至是激进主义的。 [11]杰克·布洛克综合研究了性别、年龄、地区、种族、阶级和宗教等与禁酒有关的各 个方面。[12]20世纪80、90年代，禁酒研究更加细致，涉及的层面十分广泛，如禁酒时 期的犯罪行为、禁酒各组织的压力集团及手段、禁酒牵涉的政府行为和立法等。
研究妇女在禁酒中的作用，最早是夹杂在其他相关研究之中。加斯菲尔德的著作和论 述主要集中于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妇女禁酒组织——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Woman's C 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简称WCTU)，它可以看做是专门的妇女研究，但它是从阶 级文化的角度来论述的，认为妇女参加禁酒是对整个社会变迁的一种反应。从安德鲁· 辛克莱尔开始，有人从妇女心理的角度加以研究，论述了妇女在禁酒运动中的心理成熟 和对妇女发展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随着禁酒研究的深入，出现了妇女禁酒史的几部 重要著作。罗斯·伊文思·鲍尔森从政治民主的角度研究妇女选举权和禁酒，论述了禁 酒对选举权运动的影响。[13]20世纪80年代，研究更为细致。路丝·波尔金详细论述了 WCTU的活动和禁酒经历。[14]《家庭政治》一书探讨了禁酒妇女的政治经历及其影响。 [15]还有的论述着眼于地方组织的研究。[16—17]到90年代，研究愈趋具体，如凯罗· 马丁丽研究了妇女在禁酒中获得的话语权和表达空间。[18]还有的文章研究WCTU对新闻 审查和社会纯洁的推动[20]等等。这些研究着重于妇女在禁酒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她们对 禁酒的贡献等，但对于这场运动对妇女本身的影响的研究似乎还不够深入和系统。
中国学者对美国禁酒史课题的研究仍很薄弱，最早的论述出现在20世纪早期的《东方 杂志》上，主要是介绍性的新闻类作品(注：主要文章有：罗罗：《美国之禁酒运动》 ，《东方杂志》，第15卷第10号，1918年10月15日；罗罗：《美国禁酒立法之经过》， 《东方杂志》，第17卷第2号，1920年1月25日；康符：《美国禁酒问题》，《东方杂志 》，第20卷第13号，1923年7月10日；幼雄：《美国禁酒法的扩张和厉行》，《东方杂 志》，第20卷第13号，1923年7月10日；幼雄：《美国禁酒的失败》，《东方杂志》， 第23卷第8号，1926年4月25日。)。后来的研究主要是高国的《近代美利坚民族饮酒风 俗与禁酒运动》和陶培根的《美国历史上的禁酒运动》两篇文章。本文将主要集中研究 19世纪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的活动及其对妇女本身的多方面影响。
美国妇女史研究的先驱琼·凯利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研究妇女史就是要重写历史。过 去的史学研究，无论就其内容而言或就其断代的依据而言，都是以男性的生活为依据， 从男性的角度出发的。妇女史研究的出现正是要矫正这种做法。然而，正如许多妇女史 研究者所指出的，在一段时间里，美国史学家所撰写的多为“她”史(Herstory)，这种 妇女史主要有以下几种写法：一是撰写历史上的杰出妇女以及妇女在各重大历史事件中 的政治作用，旨在将妇女作为一个新的主体，纳入已确立的史学研究范畴里；二是竭力 挖掘有关妇女的新史料，基于妇女的生活，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向史学领域中的既定概 念挑战；三是基于女性生活的结构和女性文化的特点，力图使妇女史从传统史学研究的 框架中脱缰出来，以探讨形成女性主义思想意识的根基。本文试图采纳三种写法的许多 概念。“女性文化”便是一个重要概念。最早提出这些概念的是研究美国南北战争以前 中产阶级妇女的史学家。这些史学家认为，随着工业化的进展，美国开始出现了男主外 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妇女困居家中，从事家务。妇女被排斥和受压迫的共同命运增进了 彼此间的了解、同情和援助；女性的特点(Womanhood)将妇女紧紧联结在一起，形成了 女性独特的领域(Separate Sphere)。这个领域以女性独特的价值观念运作于父权制的 社会里。这些概念的介入大大促进了美国妇女史的研究。随后的研究不仅研究了非公众 领域里女性文化的表现，而且深入到公众领域里，探讨女性文化的社会作用。这些研究 显示，女性不仅在教堂、社会教育、慈善机构里发挥作用，而且在禁酒运动、废奴运动 等政治斗争中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与男性不同的是，在改造社会中，女性的自我定位 没有脱离女性的传统作用，依然强调女性素质的优越性和持家本领。不过随着研究的进 一步深入，女性特点的普遍性遭到质疑(注：参见鲍小兰主编：《西方女权主义研究评 介》，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5—83页。)。
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注：“禁酒”一词在英文里有两种表达：一是“Temperance” (节酒)，一是“Prohibition”(禁酒)。前者着重于运用道德力量，个人自发尽量少喝 酒，并试图劝说他人这样做。后者着重指以法律法规禁止酒类的生产、运输或销售。很 多书中将“Temperance”涵盖“Prohibition”一义。本文一般都用“禁酒”表达两个 概念。在需要强调的情况下，用“立法禁酒”以示强调，其余不特别指出。)的禁酒妇 女主要是有新英格兰血统、有新教背景、本土出生的白人。它出现于19世纪后期，正值 禁酒的第二次高潮。它不仅是前一阶段的承接，同时对以后的活动有深远影响(注：美 国历史上的禁酒运动有一个从“道德规劝”到“立法禁酒”的经过。但在不同时期，对 于用哪种方式控制酒的危害，一直存在很大争议。不过在19世纪，总的趋势是倾向于用 立法手段禁酒。这种转变也是许多原因的结果。立法禁酒分成几次高潮，分别发生在19 世纪50年代、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初到20年代，主要以各州或联邦禁酒法案，尤其是 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为标志。1919年，各州批准联邦宪法第18条修正案(即禁酒修正案)生 效，美国进入禁酒年代。1933年，美国又通过第21条宪法修正案，予以废除。)。
一 妇女禁酒历史与WCTU的建立
一般说来，禁酒是对酗酒这样一种真实而广泛的社会公害的反映。它也是美国改革年 代里纷至沓来的重要改革运动之一。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妇女参加禁酒有较充分的历史 条件，即中产阶级妇女有大量闲暇参加改革运动(注：关于19世纪中后期美国妇女的生 活状况，参见王政：《女性的崛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章。)。1 9世纪70年代，美国已经出现了可以领导一场民众运动的受教育妇女阶层。随着市场和 工业化的扩大和中产阶级的出现，两性关系也有所调整。有的历史学家曾从心理角度分 析，[20](p235)认为妇女禁酒与禁酒改革或喝酒问题本身并无关系。圣战(Crusade)与W CTU被看成是妇女对文化优势的争夺，反映了妇女对政治腐败和社会道德的忧虑，是妇 女在反男性和男性文化的伪装下发起的攻击，是对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下降的反抗，是 妇女在宗教和利他主义的保护伞下行使权利、迫使男人和社会作出让步的机会(注：关 于女性文化和反男性观点，参见Barbara Leslie Epstein,The Politics of Domestici ty,Introduction.)。尽管历史学家对妇女禁酒的原因有各种解释，但妇女参加禁酒最 直接的原因便是酗酒给妇女带来的特别伤害。
19世纪，酗酒成为美国一个真实而紧迫的社会问题。有识之士开始倡导禁酒。18世纪 晚期19世纪早期，医生尤其是牧师便已开始提倡戒酒。在19世纪头十年，纽约成立了不 少禁酒团体，尤其是麻萨诸塞的禁酒组织都是在教会帮助下成立的。1812年，麻萨诸塞 抑止酗酒会(Massachusetts Society for Suppression of Intemperance)成立。1826 年，清教徒组成了美国禁酒会(American Temperance Society)。这些早期禁酒组织受 到社会的尊重。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些带有教会色彩的禁酒社团也在教会以外 成立了，如纽约州禁酒会(New York State Temperance Society)等。
在19世纪的美国，喝酒是男人的特权。除了极少数妓女等外，酒馆也几乎是男人的天 下。妇女常常成为酒鬼的无辜受害者。在当时，酒鬼殴打妻子孩子的事时有发生。当时 妇女的书信、日记、报章杂志、书籍都表明，妇女是作为酗酒的受害者而被吸引到禁酒 组织中来的。早期的禁酒运动其实是由男人领导的，但妇女从一开始就积极加入禁酒运 动。1840年，华盛顿协会(Washington Socity)成立。这是个正式独立于教会的禁酒组 织，也是第一个试图大规模感化酒鬼的组织。它表明禁酒取得了进一步的社会认同，并 最终导致更多妇女加入到禁酒的行列中。为了扩大影响，华盛顿协会建立了一个妇女辅 助机构——玛莎华盛顿协会(Marsha Washington Society)。华盛顿协会由于缺乏巩固 的组织很快衰落下去，但它却大大地扩大了禁酒运动的社会影响。后来取而代之的社团 继续扩大禁酒运动的影响。禁酒之子(Sons of Temperance)是19世纪40至50年代美国主 导性的禁酒组织，它建立的禁酒之女(Daughters of Temperance)是较早的妇女禁酒组 织。
禁酒妇女领袖从一开始就把禁酒看成是女人的问题，通过讲述酗酒带给妇女的伤害， 禁酒妇女领袖希望吸引更多的妇女参与禁酒。
19世纪中期，许多妇女参与创作了宣传禁酒的小说(注：当时的流行小说家也写了大量 宣传禁酒的小说。酒对妇女的危害是这些小说的主题。参见Carol Mattingly,Well-Tem pered Women，第六章。)。在讨论男性喝酒的同时，也为妇女讨论自己的孤立和寂寞提 供了可能(注：一首禁酒歌唱到了被抛弃的妻子和孩子。参见Carol Mattingly,Well-Te mpered Women,p.106.)。酒被认为是家庭暴力和不负责任的直接原因(注：从当时的报 道题目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所有酗酒者中，3名殴打妻子，1名涉嫌毒害妻子，2 名放火，1名虐待父母”；“1名酗酒犯殴打妻子，2名涉嫌强奸”；“14名因殴打妻子 送到此处，其他为虐待家人，1名曾因这项罪行送来7次”，等等。由此，妇女找到了禁 酒的合法性。Barbara Leslie Epstein,The Politics of Domesticity,p.109.)。
妇女之所以从一开始就被吸引参加到禁酒运动中来，除了因为她们是酗酒的受害者， 还有一重要原因，就是妇女参与禁酒的合适性。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使妇 女可以参加禁酒。在当时社会上主导的性别逻辑中，男人属于公共领域，而女人属于私 人领域。正是由于酗酒对家庭的危害，妇女才可以合情合理地参加禁酒。正因为如此， 妇女在19世纪40年代大量地加入禁酒运动。人们鼓励妇女在家里提倡禁酒，运用道德规 劝的方法，在家庭领域内发挥作用。禁酒之女在1840年达到3万人。早期社团，不管是 教会的还是非教会的，都把妇女排除在外，或者将她们置于一个从属的地位。妇女的活 动领域主要是：给孩子灌输严格的禁酒观念，不给客人喝致醉酒类，在做饭或喝药时不 用酒，保持家庭美观漂亮，吸引男性成员不去喝酒，等等。禁酒领导人告诫妇女，她们 在禁酒中的主要任务就是不让酒进入家庭，并且劝解儿子和丈夫不喝酒。零星的妇女禁 酒组织，大多数是致力于鼓励妇女在家中和亲近圈子里做禁酒的努力(注：妇女一开始 就十分关注禁酒的发展，尽管不能参与组织、投票、公开发言，但她们认为自己所起的 作用是很大的。一位激进的编辑说：“对——不管妇女怎样受压迫——怎样被剥夺了政 治和社会权力，她那上帝所给予的对这个民族的命运的影响力还是可以发挥出来的…… 她有这样的发言权，只要她们想说，她就可以决定是不是要把酒碗从人类的唇边扔出去 。”参见Jed Dannenbaum一文，见参考文献[20]第237页。)。
然而，酒的问题其实暴露了妇女在法律上的不利地位。当时，妇女一般不能拥有对自 己的收入的控制权，更不能过问丈夫的收入。有的嗜酒如命的丈夫不仅能把自己的工资 喝光，而且还把妻子的收入和财产喝光。1839年到1850年，尽管大多数州通过某种法令 承认已婚妇女的财产权，但是这种立法收效甚微。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各地妇女都没 有投票权，只有某些妇女可以在学校投票。直至1900年，在美国的37个州中，妇女的一 切所有物和收入都是丈夫的财产，这使她们格外容易成为酗酒丈夫的虐待对象。禁酒对 妇女的吸引力，就是因为男人喝酒象征着妇女所受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也是因为男人 喝酒给19世纪美国妇女自身带来许多问题。许多女性已经感到妇女在禁酒中应该发挥更 大的作用。1839年，莎拉·乔瑟芬(Sarah Josepha)公开宣称在酒的问题上应该有妇女 的看法。[18](p126-127)
禁酒妇女和同情禁酒的人都把禁酒看成是妇女的问题。尽管偶尔她们也承认有些妇女 也喝酒，但大多数情况下是男性喝酒，女性受苦。她们相信，在禁酒中，妇女比男性更 容易调动起来，与酒类斗争。例如，一位禁酒提倡者写道：
2000多个朗姆酒洞从美国社会各个阶层向外散播死亡和疾病……20多万妇女发出哀号 声，传遍了这片本来欢乐的领土，每年4万多酒鬼的坟墓上响起了穷妇和孤儿的哀痛的 哭声，贩卖烈性酒的主要危害都落到了妇女身上，妇女应该开始采取行动对付它的危害 ，这是再适合不过的了。[18](p101)
妇女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也反映到禁酒组织中。当时妇女在其中的作用十分有限。1 9世纪50年代，妇女开始不满意男性赋予她们的角色，开始要求平等参与，有公开发言 权，甚至有投票权。女性的独立的声音开始出现(注：这其中的原因，一是禁酒从道德 改革转移到禁酒法律改革，这一转变给妇女参与带来很大障碍。因为妇女不能投票，不 能走出家门，而政治完全是男性的。由此，女性看到了不足，开始要求平等参与。原因 之二是这些年女权运动开始出现，1848年，女权大会召开，到1852年5月，纽约妇女禁 酒大会上出现了许多当时已著名以及后来闻名一时的妇女领袖人物，如苏珊·安东尼等 人。)。尽管男人主宰的禁酒组织给妇女设置了许多障碍，但她们还是找到了自己的方 法。
至少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新英格兰地区便有了零星的自发组织的妇女攻击酒馆事件 。迪奥·路易斯(Dio Lewis)回忆了他母亲参与的一次事件。据路易斯说，类似的事件 在19世纪50年代的纽约也发生过。后来的圣战领导人之一斯图尔特(Steward)夫人回忆 了俄亥俄格林菲尔德的一次事件。[15](p44)
60年代，由于内战，禁酒问题一度低落。但禁酒妇女的自发禁酒行动在1873—1874年 再一次爆发，并一发而不可收拾。1873—1874年冬天发生的妇女自发圣战(Crusade)运 动(注：圣战的出现非常突然也非常激烈。事实上，很多历史学家把这次事件作为禁酒 运动的主导权转移到妇女手中的开始时间。在这个前提下，许多历史学家得出有关事件 的具体原因：迪奥·路易斯的个人魅力，1873经济危机，1873—1874俄亥俄立宪会议等 。)，反对酒馆和酒类零售商。这场运动最终导致了WCTU的成立。
1873年12月，迪奥·路易斯博士在做秋季巡回演讲中，仔细告诉妇女应如何开展禁酒 工作。
12月24日这天，圣战者来到主要卖酒的饭店和酒馆，整天都可以听到她们在卖酒场所 的祈祷声，最后在圣诞之夜的月光下回到了家中。圣诞节后，运动又重新开始，并迅速 扩展开来。大多数圣战者是主张非暴力的，她们跪在街上，吟诵赞美诗。
不管怎样，圣战在全国展开，把妇女从家庭推向公共领域。WCTU第二届主席威拉德后 来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圣战“犹如我们过去常在西部草原上点燃的大火一样，这一切 只需要一根火柴几根草，就可以看到大火席卷草原的壮观景象，它快得就像千匹骏马狂 奔，像飓风一样无法追赶”[14](p33)。在三个月内，它使250个城镇的酒类贸易无影无 踪。到运动结束时，31个州的912个社区都出现了禁酒活动。它成了当时最大的妇女群 众运动。
可是，不到一年，许多关闭的酒馆又重新开放。妇女圣战衰落下去了，但圣战的意义 是深远的。最重要的是，它直接导致随后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成立。圣战的参加者 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福音清教妇女。许多人认为应该成立一个这些圣战者(Crusaders) 的全国组织。1874年8月，玛莎·布朗(Martha McClellan Brown)、詹尼·威琳(Jennie Willing)以及艾米利·米勒(Emily Huntington Miller)利用她们广泛的教会网络将一 封封信散发到遍布全国的各地禁酒妇女组织中，催促她们从各选区中选出一位代表派往 全国组织大会。
1874年11月18日，在第二届美以美教会上，300名妇女集会成立了全国基督教妇女禁酒 联合会，有16个州的135名代表参加。在这次大会上，该组织选出了终身成员并制定了 一部简单的宪章。安妮·威顿米尔(Annie Wittenmyer)当选主席，弗兰西斯·威拉德当 选执行秘书。在这次大会上，只有妇女才能作为投票代表和成员的规则被牢牢确立下来 。
从此，妇女禁酒进入有组织的阶段。在19世纪80、90年代，尤其是第二届主席威拉德 任期，该组织迅速发展，到世纪之交时，其成员达17.6万人。通过19世纪最后20年的努 力，它成为这一时期美国最大的妇女组织。它一改圣战的松散局面，将禁酒与广泛的社 会问题结合起来，尤其是关注家庭保护与妇女发展等问题，从而大大扩展了禁酒运动的 活动领域。以此为标志，禁酒妇女有了全国性的组织，妇女禁酒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二 WCTU的主要活动
WCTU一开始就存在方法和目标上的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位领导人身上。早期W CTU着力于道德规劝方法。WCTU第一届主席威顿米尔强调沿用圣战策略，主要是福音式 的办法，如集会和祷告等。她在1877年说：“我坚信这次大会的氛围是祈祷式的。这个 社会生就是祈祷的社会，必须由祈祷来培育和维持。祈祷是我们所能掌握的最强大的武 器。”但威拉德提出了不同意见。在1875年，她提出要将“地方选择”(Local Option) (注：“地方选择”是政府派机构决定酒的许可权。威拉德要求这样的选举向妇女开放 。)选举向妇女开放，并在事实上通过请愿行动加以实践。威顿米尔也渐渐接受了。187 4年的请愿书活动就是一例。这年，威顿米尔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酒的危害。印制了 大量请愿书，并得到四万多个签名。大规模的请愿活动虽未产生立法结果，但国会开始 注意到她们。另外，尽管全国WCTU反对，但地方上政治手法的运用很多，主要是在“地 方选择”上。总的说来，此时的WCTU仍较保守，回避政治。尽管禁酒党1869就成立了， 它却没有寻求任何政党支持。事实上，威顿米尔本人就代表着保守观点，她的声誉主要 建立于广大教会妇女的支持。但威拉德除了大量进行请愿活动以外，还参加了劳工运动 和第三党运动等政治性很强的活动。
WCTU内部目标上的斗争更为剧烈。威顿米尔坚决反对成员要进行妇女选举权等的行动 ，一旦有激进妇女主张立法确定投票权，她就坚决反对。威顿米尔认为那将是对“家庭 的致命一击”，反复强调的是进行和禁酒直接相关的事业。在1878年的主席演说中，她 再次强调了“目标单一性”(singleness of object)。而威拉德本人参加禁酒的兴趣主 要出于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妇女选举权问题的兴趣。早在1875年，她就提出了 “保护家园选票”口号。[15](p117)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两人分裂，并以威拉德 当选主席而威顿米尔退出组织告终。与威顿米尔的“目标单一性”相比，威拉德提出了 “做一切”(Do-everything Policy)的策略。在1881年全国大会上，威拉德说：“经决 定，理智要求我们做一切的政策。只要可能就进行宪法修正案；只要保护家园是最强召 令就保护家园；只要妇女的选票加上男人的选票可以让禁酒立法稳固，就要求妇女平等 选举权。”[15](p121)她只要求成员做出完全戒酒誓约并付会费就可以开展一切工作。 这使得WCTU的活动大大扩展，也使地方组织可以开展各种活动。由于酒被看成与社会所 有的问题相联系(注：1890年，酗酒开始更多地被看做是疾病而不是罪恶，尽管它仍是 一种道德上的反常。而且，贫穷被认为是导致喝酒的原因而不是其结果。)，几乎没有 什么不能以此为基础来进行，所有的工作也由此找到理由。威拉德曾说：“没什么改革 活动对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我们要谈新教的前景，在这种教会中没有男女之分… …我们也要说一种新政党的萌芽……我们要说更好的印地安政策，由此建议正义，消灭 战火，要说更理智的公共服务改革。”[6](p77)这一策略大大扩展了该组织的活动空间 和影响力。1882年，全国WCTU参与活动的20个部门中只有3个——公民权、监狱以及青 少年事务——不单是为了推动禁酒事业的，第二年就变为31个中的9个，1896年时变成 了39个中的25个，关注的是完全或基本上与禁酒不相关的问题。[14](p97-98)
威拉德曾试图把这些部门分成四大类：妇女、禁酒、福利、劳工。尽管这远不能反映 其多样性，但这一概括还是反映了它的主要方面：妇女活动反映了WCTU清晰的女性立场 (注：它是指直接以妇女为对象的活动，如服装改革。1881年，弗兰西斯·威拉德采纳 了“解放内衣”。她甚至要求立法禁止妇女穿着长裙上街或用烦琐的衣服来扭曲她们的 身材。但这只是原则上的，实践上并未得到实行。最重要的是，1894年，她们开始积极 支持妇女选举权，后来又支持经济和法律上的妇女权利的斗争。)。虽然禁酒的最终成 功是在20世纪初期，但此时的禁酒活动为日后禁酒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注：这是 直接跟禁酒有关的工作，主要部门有黑人和外国人禁酒工作部等。中期是以福音禁酒为 主。各地集中召集人们签署禁酒誓约，偶尔集会发表演讲。另一件工作是将酒从圣餐桌 上除掉，这是在第二届大会上提出的，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圣餐用酒是否合适。另 一件重要的工作是致力于推动主日学校和公立学校的禁酒教育。19世纪70年代，为孩子 们编写教材，并迫使学校加入这些课程。建立科学禁酒教育部，旨在推行义务禁酒教育 并迫使全国和各州通过此类法律。此一工作成就颇大，到1902年时，全美只有亚利桑那 没有这样的法律。)。福利活动则是禁酒工作的逻辑延展，主是要访问监狱、贫民院等( 注：早期的监狱工作主要是举行祷告大会，敦促她们签约发放禁酒传单。尽管如此，监 狱访问的性质渐渐发生了改变。它引起妇女对监狱制度的注意。19世纪70年代，男女老 幼共处一间肮脏的牢房，妓女、老酒鬼、重罪犯、小孩可能共处一室。WCTU监狱委员会 首先将力量集中于改善妇女条件上，声称“她们是我们的姐妹，需要我们特别照看”。 由于大多数女犯人多是妓女，1878年，WCTU成立了堕落妇女工作委员会，抛弃双重标准 ，给愿意改过自新的女人提供条件，并呼吁立法禁止招聘女工。到威拉德时代，监狱工 作继续深入。她们为改过自新的妇女建造房子，要求妇女进入慈善机构的董事会。雇佣 女警，使女犯人可以不用同男人打交道。由于WCTU的压力，1885年，费城就吸收了4名 女警，1890增加到21名，同年36个州有了女警。原来的堕落妇女工作委员会改变成社会 纯洁部。90年代，开始出现立法，为提高女子“同意”(consent)年龄(女孩受保护的年 龄)而努力，并试图打破男女性道德双重标准。)，当然还有儿童救助(注：WCTU很早就 开始了这项工作。1878年成立了专门部门，主要针对主日学校的孩子，同时也为街头报 童、孤儿等工作。由于这些人生活十分困苦，她们也常常喝酒抽烟。WCTU为她们建立了 阅览室、咖啡室，提供食品和娱乐，还成立了专门机构，为无家可归的孩子寻找领养人 。)、女子教育(注：它为女孩子提供“厨房花园”计划。1882年起，为女孩子训练家务 工作、营养、烹调、简单缝纫等教育，对象多为中产阶级的孩子。从80年代中期起，训 练开始强调女孩工业训练而非家务训练。课程也变得更丰富了，包括绘图、电报、打字 、速记等。)、幼儿园运动(注：威拉德把它看成是“最伟大的计划，仅次于忠诚的救世 军。它能进入妇女的心灵和头脑”。这主要是为城市职业妇女而建，否则她们就必须把 孩子锁在家中。1880年在旧金山市成立了第一个免费WCTU幼儿园，1890年时，就有1500 名儿童受到看护。WCTU还致力于培养训练幼儿园教师，并从80年代中期开始游说建立公 立幼儿园。)、卫生和健康工作等等(注：于1883年成立，主要是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 主张使用健康食品和素食主义。她们研究优生学，并游说立法限制“流浪汉和罪犯四处 流窜”。1884年，成立杜绝抽烟习惯部，列举抽烟的种种危害，劝青少年杜绝此类行为 。1895年，WCTU甚至提到新鲜空气权，要求抽烟的人只能在不“妨害别人权利和自由的 ”地方抽烟。同时，也进行麻醉品教育。)。WCTU还继往开来，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域。 最重要的是一些政治领域的活动，首先是介入劳工问题(注：19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 遭受经济大萧条，许多人失业。为解决贫困问题，开始关注劳工问题。她们的逻辑是酗 酒带来贫穷，消灭酗酒，工人阶级的问题便会消失。WCTU认为，劳工改革的问题不是“ 如何得到更多工资”，而是“如何将现有工资更好地花费”。WCTU的方法是要求雇主强 制其雇员完全戒酒。由此，它与著名的劳工势力(Knight Labor)联系紧密。她们支持八 小时工作制，以减少失业，为劳工发表演讲，对工人斗争方法表示同情。两个运动相互 支持。通过这种活动，WCTU认识到严酷的劳动条件是使人们酗酒的重要因素。1889年， 威拉德说：“国家和地球上所有的资源必须以某种方式被整个社会拥有和控制。”由此 ，她发展出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另外，它还介入第三党运动。WCTU一直得到共和 党的支持，但随着组织大发展，WCTU对共和党产生了不满，开始寻求第三党。由于禁酒 党支持妇女选举权的立场，它无疑为两者的联合创造了契机。结果是WCTU成立保护家园 党。1882年，该党与禁酒党合并，并改称禁酒保护家园党。1882年，该党与禁酒党合并 ，并改称禁酒保护家园党(1884改回为禁酒党)。同时，WCTU还积极参加人民党的活动， 试图将它也合并过来。应该指出的是，妇女权利和政党活动等，在WCTU组织内是争议颇 多的。但争议本身恰好说明，它的活动具有激进意义。参见Barbara Leslie Epstein,T he Politics of Domesticity,pp.137-145;Ruth Bordin,Women and Temperance,pp.10 4-108.)。
WCTU在此时的活动主要是慈善和福利性的。这些活动是中产阶级妇女为了改善人们生 活处境而作出的努力。它试图通过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其中混 杂了多种因素，包含宗教、平等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也是当时许多改革的突出特征。在 立法禁酒还没有达到白热化程度时，WCTU的主要目标正是人道主义的改革。加斯菲尔德 通过对WCTU委员会报告的分类研究得出一份表格，表明从1879-1903年，人道主义改革 占78.6%(道德改革占23.5%，禁酒占26.5%，其他占15.3%。1904—1928年降至45.7%，19 29-1949年更降为25.8%)。[21](p404)因此，它并不是对现存制度的挑战，而是出于维 护现存秩序的需要对它进行改革。但有一点却逐步显示出它又构成了对现存性别秩序的 挑战，即WCTU妇女对妇女平等权的关注。
三 WCTU对妇女的影响
WCTU对妇女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吸纳广大妇女参与、锻炼妇女能力和表达女 权思想。
(一) 吸纳广大妇女参与
WCTU所有的工作都渗透着女性立场。威拉德的传记作者认为，圣战把妇女引向了新女 性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这的确是事实。WCTU很早就确立了女性原则，不要男性参加， 明确表达了妇女立场。1892年，当问到何以如此时，威拉德答道：“要是有男性参加， 妇女就不能发展那么快，不能这么自尊和独立，在我们能有训练有素的头脑和老练的经 验之前就让他们参加，他们不会平等地接纳我们，我必须先发展力量，因为力量总是受 人尊敬的。”[15](p132)
1874年以后，WCTU不再为禁酒的合法性而斗争，但妇女仍是工作中心。最重要的表现 之一，就是WCTU对吸纳各阶层妇女的努力。自成立以来，WCTU不断扩大，这与禁酒妇女 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她们十分注重广大妇女的参与。[18](p163)
同时，在各种会议上，WCTU都把团结作为一项主题。19世纪妇女的社会作用有限，这 有助于加强妇女的一致性。WCTU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传统上，妇女是靠着与他人的关系 才体现其身份的。但WCTU自始就将自己定义为“专门的女士大会，男性不得在任何理由 下允许参加”。由此，它利用妇女的文化限制来创造一种归属感。在语言上，她们常常 避免使用排斥性的语言，尽量让所有的妇女感到适应，常使用“大西洋的姐妹们”、“ 太平洋的姐妹们”等。威拉德主席更是强调妇女的团结，表示“参加禁酒的良家妇女， 不分宗教、国籍，都真诚邀请来与我们团结一致，加入反对谬误、支持正义的斗争之中 ”。在一次又一次演讲中，她们都强调“妇女间的同志之谊”，并引用《圣经》来召令 团结。她们的演讲常常这样开头：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必须站在一起。肩并肩，手挽手，我们向前进，没有嫌隙，没有 猜忌，没有草率、尖刻或残忍的判断，只有最温和最持久的努力，以保持这种精神上的 团结一致，如果不是方法上的一致的话。更重要的是，保持和平的纽带，让那些嘲讽的 世人只看到WCTU和谐之音。[18](p45)
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增强了妇女的主体意识和对团结力量的认识。1891年，WCTU的 会刊《联合会信号》(Union Signal)问一些组织领导人一个问题，即禁酒对她们有何影 响。艾迪丝·阿兹勃(Edith Archibald)回答：“比任何别的力量都多，白带(禁酒妇女 标志)的魔力看来发展了妇女的同志之谊，而且发展了她们彼此之间的忠诚。”伊丝哲 ·帕格(Esther Pugh)则作了这样的回答：
给我的空太小了，不够我来说明白带运动给我个人带来了什么影响。在父母双亡、家 境凋敝、家人流落、生活孤苦、血缘阻隔之时，在多年痛苦不断侵扰的岁月，她与我站 在一起，给我地毯、朋友以及一切能进入一个女人生活和心灵的东西……由她带到我生 活中的私人关系比死亡还强大。[15](p130)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早期妇女在教会中找到友谊，在教义中找到力量，但WCTU禁酒 妇女这种集体力量是由妇女组织带来的。就像威拉德所写的那样：
也许这场运动的最终结果是她们对自己力量的认识，这一力量是教会的保守妇女自己 赢得的。她们甚至从未见过“妇女权力大会”，出于对违反正统观念的恐惧，她们远离 那些“争取选举权者”；但现在，在教会担任很重要服务和职责的妇女，欣然鼓掌欢迎 ，并希望能看到比她们从前所梦想担任的更有进步性的工作。[22](p140)
著名禁酒领导人和选举权演说家玛丽·利弗摩尔(Mary Livermore)在评价圣战十年纪 念会上说，她相信它对禁酒本身的贡献大概是它最不重要的后果。参议院议员和禁酒领 导人亨利·布莱尔(Henry Blair)也把圣战看成不只是“对酒业的打击”，他把圣战者 解释为一群解开羁绊的“陌生、激动、热情的劳工，男人并未参与其中，他们只作为服 务人员。禁酒是一场母性战斗，带来了一种新的风气和妇女力量，而这可能是永恒的， 应该在妇女未来生活中发挥更高更好的作用”[14](p30)。
(二) 锻炼妇女能力
WCTU开展了许多此前妇女不可能参加的活动，由此丰富了她们的社会经验，提高了能 力和自信。“许多人内心向往着这一事业，但出于胆怯，或其他原因，远离这场运动， 但我们会以自己为榜样——我坚信我们能够——让她们知道这并没危险——我们并没有 超脱极限，跳出‘我们的领域’。”[18](p120)利弗摩尔把圣战看成是妇女团结一致运 用道德力量和结社力量发起的运动，它“教给她们如何明智地工作，机智地采取各种手 段来达到目的……(学会)耐心宽容，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各抒己见，但在原则问题上站 在一条战线上”。
WCTU锻炼了妇女演讲、写作等特殊的才能。它通过建立广泛的网络，向妇女们传授演 讲的技巧，鼓励她们参加公共生活。WCTU庞大的组织体系为妇女提供了表现的舞台。威 拉德等领导人一再鼓励她们发言：“不要只举手作沉默的表示……而要大声喊出最振奋 人心的回答，这是人类神圣的声音。同时记住你们要教育妇女不再沉默，她们已把美妙 的才华压抑得太久。”结果，人们发现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两年的祷告和家庭使命的努力后，为了酗酒的人们，禁酒妇女发展了一种潜在的演讲 才能。在几年前的条件和氛围中，这会让人感到可怕，即便不算太离谱。直到最近妇女 还只能局限于家庭……突然，她们发现要面对广大的听众，站在神圣的地方：神坛和讲 坛，和父兄肩并肩地……[18](p50)
更重要的是，WCTU发展了许多政治技巧和能力，这些方法后来广为流传，并且被许多 禁酒领袖采纳。1877年，玛丽·亨特(Mary Hunt)概括这种方法时说：
人们才是真正的力量的源泉。她们必须游说，在义务禁酒教育的第一步开始之前，应 开会提议立法委员会提名，通过教坛、讲坛、媒体和祷告会，选举那些禁酒人士做立法 者。选出之后，在立法委员会开会之前，用同样的方法，让他们的选民告诉这些立法官 要投票赞成公立学校的禁酒教育。这项工作必须广泛系统地展开，以使每位立法官在选 民面前感到这种压力。[7](p107)
这实际上就是压力政治的方法。她们在立法会、投票站等有关禁酒场合散发传单，还 利用孩子们给反禁酒人士唱禁酒歌等。
WCTU甚至要建立一座女性纪念碑即WCTU大厦，它只允许妇女投资。妇女禁酒出版社也 只允许妇女控股和雇佣女工。这在19世纪是十分特别的。《联合会信号》也由妇女编辑 出版。它还成立了一座全国禁酒医院，其董事会由妇女组成。它也帮助建立和资助妇女 的机构，如儿童看护中心、“失足妇女之家”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扩大了妇女的生活空 间。
禁酒运动中涌现了许多杰出的妇女领导人，威拉德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有人对威拉 德作了这样的评价：
她的语言具有杰出的雄辨力和简洁性。她谈到了她对妇女伟大“禁酒圣战”的需要的 认识。她所描绘的图画中有十分动人的地方，使得即使是男人都落泪了。她曾作为一所 女校校长。她十分优雅，具有很好的修养，挺拔优雅的身材，椭圆的脸，浓密的棕发， 清晰银铃般的嗓音使她成为十分有力的演讲者。她是我在公众场合听到的第一位妇女演 讲者。[14](p45)(注：威拉德的演讲才能受到当时社会和后世许多学者的称赞。参见Ri chard W.Leeman,“Do Everything”Reform:the Oratory of Frances E.Willard(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2).)
日后，人们反复提及圣战的影响。比如，有人说它“引导我走出个人片面的追求，和 人群一起来到歌剧院、监狱、工厂、商店，又来到教堂、学校、大学讲坛”。爱利莎· 斯图瓦特(Eliza Stewart)在1889年写道：“渐渐地，那些祈祷的妇女出色地领导起眼 前的工作。不久，那些从未梦想她们拥有这些才能的妇女也在教坛和讲台上用滚烫的话 语打动千万听众。”1889年，《联合会信号》社论称，圣战“为妇女在教堂的工作带来 革命性的变化。男人渐渐认识到，在妇女逐渐开启的唇舌上看到神意并遵从神意”。
1873-1874年圣战的确影响到很大一部分保守中产阶级妇女的改变。它给了她们一种新 的身份感、一种公众力量、一种在公共论坛的尝试。这场运动大大改变了妇女与社会的 关系。
(三) 女权主义思想的表达
女权主义(feminism)或女权主义者(feminists)虽然是19世纪妇女运动史家所关注的一 个重大问题，但这并非这一时期妇女使用过的词汇。当时从不用这样的词来描述那些旨 在“提高”妇女地位的团体或运动。这两个词源自法语，直到20世纪早期，它们才在美 国开始使用。它们常指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指女性的特殊性，为一些妇女权利提倡者 所使用。这里使用女性主义主要是指当时妇女所提倡的“困境中的权利”，进行法律或 社会改革来达到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男女平等。
还在内战前，禁酒妇女便已提出了“困境中的权利”[18](chapter 1)。禁酒妇女小心 地把她们的演讲当成“禁酒”演讲时，有时也很温和地申明这是为了受苦的女人和孩子 而不是为了她们自己的权利，她们在推动平等权利上是遮遮掩掩的。通过描述妇女，或 者是夸张妇女的痛苦境遇，禁酒妇女找到了女权主义要求的合法性(注：克拉瑞那·尼 可丝(Clarina Howard Nichiols)说：“允许一种不公正的偏见反对妇女权利，将是再 糊涂不过的。我指出了男人的权利和女人的困境，以及女人无权与女人无助之间的因果 关系。我指出这种联系是为了呼吁为禁酒而制定法律。通过这种联系，我可以解除这种 偏见，并赢得禁酒和平等权利两者的明智支持……我让我的听众相信，我不是来自她们 谈论妇女权利的，我并没发现，妇女在这件事上有什么权利，她们只是逆来顺受，死得 无声无息。但我曾说过男人的权利和女人的需要。”Carol Mattingly,Well-Tempered Women，第16页。)。妇女对法律权利的要求开始是源自于对禁酒的需要，其中妇女投票 权和妇女离婚权是19世纪最激进的女权主义要求，因为它是对男性在政治领域垄断的最 直接的挑战(注：布鲁莫(Bloomer)说：“我们不能同意让妇女在禁酒问题上保持沉默直 到她们得到投票权。我们有很强的信仰，在禁酒节节胜利之中，妇女应该允许投票权， 我们有强烈的希望，这个权利几年内就可以获得。我们感到这一天的到来还太遥远了， 她们不能把全部的希望和努力放在这个问题上。让她们全心全意到这个工作中来，当她 们要求完全禁酒的法律的同时，让她们也在其他统治她们的所有法的制定中获得自己的 声音。”布鲁莫坚持：“我们相信，给酒鬼妻子的教育，给她们灌输了一种义务——树 立她可以效仿的天使般的令人羡慕的榜样——这种教育一直继续并加重酗酒带来的犯罪 和邪恶。酗酒是离婚的基础，每个嫁给酒鬼的妻子都应解除与丈夫的婚姻关系，如果丈 夫不愿意，法律应强制他，特别是他有小孩的话。”Carol Mattingly,Well-Tempered Women,pp.26-28.)。此时禁酒妇女还没有接受如此激进的观念，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 ，它得到越来越多的妇女支持。
WCTU对平等权利的要求也开始于对酒鬼的控诉。但后来，她们的态度开始转变，“圣 战者只为受诱惑的丈夫、儿子而工作，但17年后，所有的工作都朝着妇女解放的方向而 不是酒馆的铲除”[14](p102)。具体说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妇女选举权。
据研究，威拉德参加禁酒组织最初很可能不是为了禁酒，而是妇女权利，禁酒只是为 她提供了工具而非目的。早在1868—1870年间，她就已投身“妇女问题”。1871年，她 做了《新骑士》的公开演讲，内容就是有关温和的女权主义主张。她曾参加美国妇女协 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Women)，并当过主席。当然，威拉德也是真诚参加禁酒 改革的。开始时，她的表达很含蓄：“妇女出于本能和教育，忠于上帝，忠于国家，她 们应在投票中表达心声。在这些地方，安息日和《圣经》正遭到外国人的损害。”她写 道：“我头脑中天生一个想法，我相信是上天的旨意，你要为妇女投票权说话，让它成 为保卫家庭不受酒诱惑的亲人不受酒的暴行伤害的武器。”但由于威顿米尔的反对，她 的观点并未很快得到支持。
威拉德转而从家庭和妇女选举权之间找到联系。她曾说：“美国的妈妈们、女儿们应 在决定她们家旁边的酒店大门是开是关的问题上表达意见。”[14](p56)1876年10月， 在妇女全国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保护家园选票”主张，支持妇女选举权，“WCTU寻求 投票不是为了任何自私的目的，要求这一权利，仅仅出于家庭利益，家庭一直是妇女神 圣的福祉”。此时，威拉德与威顿米尔达成妥协，WCTU同意在酒馆许可的事情上，通过 请愿加以影响，并开始这一工作。1877年，伊利诺州WCTU给州立法会递交保护家园请愿 书，并最终取得18万个签名，尽管它被立法会搁置，但在WCTU中影响很大。在地方组织 中，有几个州已通过立法给妇女赢得有限的选举权。
威拉德的思想在这之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在1892年的演说中，她提出了妇女自然权利 的观点，“我越思考这个世界及世界事务的管理方式，我就越感到民主时代投票权是美 国对自己保卫其公民并发表意见的权利的认识”。在一些地方上的WCTU中，此类论述甚 至出现得更早，如亚利桑那一名代表称：“妇女被排除在自然权利拥有和行使之外，对 整个人类来讲是一场灾难……妇女的投票权对禁酒的推动是十分必要的、十分迫切的。 ”支持妇女选举权一直是争议最多的工作，它导致许多人离开组织，但大多数人接受了 它，至少愿意在工作计划中保留它，妇女对它的兴趣也渐渐增加。
第二，家庭平等权利。
首先是家庭地位的平等问题。1886年，《联合会信号》中写道：“你的妻子有权享有 你的收入。那是你的，也是她的……对妻子的吝啬不仅是吝啬，而且还是不正义的。” 关于婚内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权利，她们呼吁法律保护，“应同意妇女有权在婚后与婚前 一样拥有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这一权利现在从法律和风俗上都遭到拒绝，由此最可耻的 暴行在各个时代都发生过和发生着”。
其次是有关离婚法的问题。尽管禁酒妇女坚持家庭完整，不提倡离婚，但主张除外遇 作为离婚惟一理由外，应加入酗酒作为离婚的理由，并直指离婚法的不平等：“现在人 们承认离婚最早形式是所谓母权制，就是离婚权完全在妇女手中，丈夫没有对孩子的权 利，后来发生了变化，完全倒转了这一事实，而将所有家庭权利置于男人手中……(WCT U)离婚委员会不代表上述关于离婚权应归谁的观点。这惟一的目的便是为了公正起见， 让妇女应在离婚法中有平等的权利。”[15](p135)
第三，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角色。
首先是两性关系。它由妓女问题引起的。威拉德很早就曾抨击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指 责法院的不公正，“法院法官的惊人的不平等……因为在那些法庭上，男人的证词不会 因为男人是个花花公子而宣布无效，但如果女人失贞，她事实上就不能作为证人，除非 她的证词是支持男人的……”。由此，她大力提倡平等的两性关系，“在远古时期，我 们有母权制，有母亲统治，现在我们已有漫长而痛苦的父权制，由父亲统治，但我们开 始看到两性统治(Amphirate)的曙光，或曰父母共同统治世界”[15](p126，137)。
其次是对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的要求以及更好的工作条件的要求。1893年，《联合会信 号》要求立法保护工业妇女工作条件，“看到那些女孩，几乎被套住脖子，只穿着一种 松松垮垮的披风，一天到晚跑得像种马一样，是多么可怕……这种艰难奴隶般的工作把 这些妇女引到酒馆……”[14](p112)1883年，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示工厂妇女儿童 的压迫。其中一篇关于《缝纫女工的正义》文章写道：“我和那些做衣服给我穿的妇女 是什么关系?这可能是所有妇女能思考的最有益的问题，当然它引导人们去认识一个事 实……令人震惊同情……如果除去愤慨和同情以外，人们决心推翻一切直到贫困、工资 低下、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们得到所付出劳动的正当工资，结果会很有意义……这当然不 要费心去想就会发现这个事实，做衣服的人以低廉价钱卖出，她们所得到的是漫长工作 时间的最少报酬。”[15](p139-140)
1896年，她们甚至提出同工同酬的思想。“全国有一种情绪，认为上幅画的标题[同工 同酬]表达的乌托邦的情况已经达到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今天妇女已经爬 上了较高位置，但她们中极少人，即便在学校里，能够在相同位置上得到的与男人一样 多。”[18](p166)“男人做同样的工作要更高的工资是因为他们有妻儿要供养，但一些 妇女也有丈夫孩子要供养。”[18](p166)
总的说来，WCTU对妇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正如弗兰西斯·威拉德对圣战影响的评价 中所说的：第一，妇女“走出教区樊篱”，并“打破派别界限”。她们愿意在这个问题 上与任何人联手，构成为美国清教主义的新生力量。第二，妇女直面她们从未面对的生 活，并卷入她们从不熟悉的家庭生活以外的公共生活之中。她们首先关注穷人和弱者， 使妇女禁酒运动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第三，圣战“教会妇女有处理事物的力量，教会 她们用公众语言塑造公众意见，为共和国妇女选举权的需要，它打开了千万妇女的眼睛 ，使她们为了家庭和国家的利益，担当起她们可能不会自己寻求的公民的责任。”第四 ，它表明中产阶级妇女如何将日益增长的闲暇时间用在积极而有益的事情上。[14](p30 )
四 对WCTU禁酒妇女的评价：保守/激进
已经有很多学者研究了WCTU成员情况。加斯菲尔德(Joseph R.Gustfield)研究了它的 阶级构成。1885-1950年间，他用妇女的丈夫的职业来决定19、20世纪WCTU妇女的社会 地位，发现在此期间有很大变化，但在19世纪，WCTU的地方组织领导人绝大多数是中上 层阶级。[21]诺顿·梅兹冯斯基(Norton Mezvonsky)研究了其领导人的血统，认为她们 几乎都是土生的盎格鲁-萨克森人，有着清教传统。詹尼特(Janet)研究并对比了它与女 权运动者的宗教等背景，结论一致。[14](附录)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的记录中看出：
上星期六下午转过街角时，我不期碰到50位妇女……一位前俄亥俄州长的女儿在领着 众人祈祷，周围是前国会议员、立法者、律师、医生、银行家、牧师、教师、商人等各 类人们的妈妈、妻子和女儿。[15](p101)
1873—1874年的圣战记录也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查尔斯·艾塞特(Charles Isetts)在 一项研究中研究了西尔斯波洛(Hillsboro)95位圣战妇女。他发现，这些妇女是“当时 社会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人”。超过90%的圣战者家庭是在美国两代以上的本地白人， 圣战者家庭占到西尔斯波洛财富的三分之二。这些圣战妇女常常但不总是来自城市居民 的上层。[14](p31-32)
这种阶级背景使WCTU十分注重维护中产阶级女性道德规范。19世纪中产阶级妇女的四 大核心美德是虔诚、纯洁、服从、家庭。宗教的虔诚是妇女美德的核心，是她们力量的 源泉。纯洁也十分关键，不纯洁便不是妇女。妇女的服从要求妇女静悄悄地活动等。家 庭是妻子和母亲最珍惜的特征。[23]“母性的斗争”常用来描述妇女对禁酒表现出来的 关注。她是一种“母性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根基于当时两极分化的性别意识形态。 威拉德积极鼓吹女性特征，“首先要有女子特征——然后随便做你想做的事”是她最喜 欢的口号。[22](p141)威拉德用语言和视觉上的女性形象来作为号召。语言上，常用“ 姐妹们”、“女士”等词。在演讲中，手势等也要求女性化。她们的大会对比“任何男 子召开的会议，其方式不是街上的、法院的、市场上的、或是办公室的，而是家庭的方 式”。这一区别的第一标记在于“装饰的美观——一般是妇女亲手做的丝绸、缎子和天 鹅绒的横幅，使满室生辉……或是讲台的背景给人一种温暖的室内感觉，就像在会客室 一样”[22](p143)。在各种思想的表达上，则用十分宗教的语言。比如，威拉德最早表 达女权说：“我头脑中天生一个想法，我相信是上天的旨意，你要为妇女投票权说话。 ”[14](p56)这在她的活动中也体现出来。无疑，这种较高的社会地位，加上女性正义 感，使得圣战者感到她们的事业有一种迫切的正义感和她们自身的道德优越感。WCTU具 有浓重的清教气息、道德气息。这集中表现在它的口号上，如宣扬“为上帝、为家庭、 为祖国”[18](p46-57)。这样的立场有时给它带来矛盾，同时也为后来的发展设置了障 碍。由此，很多学者把它看成与其前辈一样的道德改革。她们提倡女权，“是为了道德 提升，而不是为了这些目标本身”，并认为正是这种道德性导致了它在此后的衰落。[1 5](p147-151)
另一方面，她们对19世纪女性道德扩展起到很大的作用。在宗教语言之外，她们提出 了许多自然权利和政治语言。她们也有“为祖国”的口号，其视线甚至超越“祖国”， 走向世界。1884年，世界WCTU的成立就是一例。[24](p116)就WCTU妇女而言，创造新女 性也一直是其目标之一。她们常常提到“妇女时代”或“妇女世纪”，以此来赞美其对 19世纪妇女所创造的变化，“这一时代被称做妇女的时代，这便是觉醒的妇女的时代， 不用仔细观察，不用逻辑推理，这正是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时代到来的时刻”[18](p176) 。她们宣称：“我们正努力创造世界女性的新楷模，她们的头脑足以理解世界的苦难， 她们的心灵和头脑一样发达，不仅能够感到我们自己可爱的家庭，而且可以感到所有人 类，并且不把任何人道主义看成与我们无关。”[14](p115)禁酒妇女反复提到要塑造“ 新女性”。从一开始，WCTU演讲人就有意突出其新的、独一无二的妇女形象，以把自己 与前几代妇女区分开来。正如它的一位领导人所说：“她眼前的风景展开了精彩的画面 ，是五百年前不可能存在的画面，甚至一百年前也不可能。这种不可能不仅是法律和道 德上的，也是心智上的。在那些日子，妇女们常常只是男人的奴隶。”[18](p106)当然 ，她们所谓的“新女性”远没有后来新女性激进，但不啻为其先驱。与后来不同的是， 禁酒妇女看重其与家庭和母性的联系。她们珍惜彼此间的宗教联系，同时又要求自力更 生和独立于男人的权利以及其他平等权利，正如卡罗·史密斯提到，她们能够“藐视繁 文缛节，开拓新形象，而仍坚持在这个绅士世界之中的正确位置”[14](p89)。
因此，不能把WCTU及其活动看成完全的保守主义改革。它是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分支之 一(注：美国女权主义运动，追根溯源，是由两大分支组成的：一是指向上层妇女的家 庭角色，一是为了妇女在公众场合的声音。内战后妇女角色上的萌芽开始分为两个分支 ：一支是与家庭和宗教紧密相连，它为战后妇女禁酒运动提供了先例。一支更为世俗， 指向政府和法律，它是由妇女选举权运动推动的。两者都有一个基本信念，相信妇女的 力量和权利来自日常公民家庭和宗教活动。)。WCTU对妇女运动的支持有两个重要后果 ，其批判立场直指现状，而且它使该组织成为面向进步和未来的组织，而不是固执过去 的传统。在这两个方面它都增加了对现状的反抗意味。如果说当时的男女关系是奴役关 系，将来便是不再压迫的平等关系。例如，她们的服装改革和提倡体育锻炼活动，被认 为是反抗和解放的象征行为。弗兰西斯·威拉德提倡服装简化，甚至在公共场合骑自行 车，并为此写过一本书。她们还劝说妇女即便结婚后也要用自己的名字。这些行为是当 时风俗习惯所不允许的。她们不仅指责了流行的社会模式，而且致力于将禁酒与一种支 持改革的态度联系在一起，“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6](p91)。
尽管这场运动有很多局限性，但无论如何，禁酒妇女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尤其是 对19世纪美国妇女和妇女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玛丽·利弗摩尔坚持认为圣战不应该从 禁酒成果来评价，这是对的。她认为这种经历改变了妇女的观念。她们在此后的生活中 ，随时随地都表达着这样的感受。不管意识到与否，这场经历都使她们转向了女权原则 。这些保守中产阶级教会妇女明显意识到圣战的深远影响，以至于十年后她们仍时时想 起它对其个人和公共生活的影响。对一群教会妇女而言，圣战是一种解放力量。总的说 来，这些活动大大改变了妇女本身，“对她来讲，未来的大门已然敞开，她已经碰到了 辉煌成就的可能，灿烂的机会已陈列于前……因为她，今天的一支庞大的、积极活跃、 教育良好、自力更生的妇女大军，已经取代了过去那胆怯、害羞、无聊、虚荣、无助的 女人”[18](p168)。
五 余论
WCTU禁酒妇女在威拉德去世后，改革脚步放慢。1895年，反酒馆联盟(Anti-Saloon Le ague,简称ASL)成立，逐步成为禁酒领导组织，并最终对禁酒修正案的确立发挥了关键 作用。事实上，此时WCTU只是ASL的一个同盟组织，作用已大大减弱。WCTU自身的激进 色彩也淡化了，比如它退出了与禁酒党的联盟。尽管如此，WCTU的人数仍在增长。随着 第21条宪法修正案的通过，WCTU的人数开始急剧下降，1931年，它的成员为372355名， 到1941年，只有216843名。[21](p3)随之，WCTU妇女的形象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该组 织的成员曾说：“当这个组织刚组建的时候，它吸引了城里最有影响力的女士，但现在 人们觉得我们这些反对喝鸡尾酒的女士有点奇怪。我们组织中有工人和牧师的妻子，但 律师和医生的妻子躲着我们。她们不想让人觉得奇怪。”一位WCTU地方组织的领导人也 注意到了这种历史变迁，她说：“这个组织过去可不是这个样。您知道那时它十分受欢 迎。现在公众认为——我们直面这个问题吧——我们是一小撮老妇人，一群老古董。人 们听说我是WCTU成员都觉得我太奇怪了……30年前可不是这样的。”[6](p129)
WCTU形象的改变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妇女本身而言，由于时代的变化，从2 0世纪20年代起，美国出现了新女性，她们所持的许多观念都与WCTU坚持的观念不符。 在这种时代变迁中，WCTU的自身转变未能跟上时代的脚步。20年代以来，饮酒者队伍中 ，妇女和青少年成员的比重明显扩大了。在“喧嚣的20年代”中，伴随着经济繁荣和社 会风气的变化，妇女饮酒吸烟者的比例开始增加，大量秘密酒馆和夜总会由妇女经营， 并雇佣许多年轻女招待。妇女在传统上被看成是美国道德的护卫者，但到这时已遭到了 严峻的挑战。汽车、爵士乐、电视等导致了一场“行为方式及道德革命”。更多的女性 不再追求改变传统的男性社会，而是着意改变自己，包括改变对酒饮料消费的态度。妇 女当众喝酒成了时髦。对妇女来说，酒成了自由的象征。[7](p233)
不过，更多的妇女开始反对禁酒并不仅仅因为她们想喝酒。“或许她们喜欢喝鸡尾酒 ，正如禁酒派所说的那样。但她们许多人很可能根本不喝酒，她们为废除禁酒而工作， 是因为她们相信这个工作而且越来越投入这个工作。”[7](p178)
到1926年反禁酒势力已经十分强大了。国会不得不就禁酒修正案问题举行听证会。192 9年，全国禁酒改革妇女组织(Women's Organization for National Prohibition Refo rm,WONPR)成立。萨宾夫人(Pauline Sabine)是该组织的领袖。从其名称上看，它十分 关注禁酒修正案的废止，而不像WCTU那样，虽进行禁酒立法斗争，但名称仍是较为温和 的“Temperance”。
萨宾夫人在一开始是支持禁酒的，认为“它将帮助我的两个孩子。煽动家的语言让我 迷失，我以为没有酒的世界将是个美好的世界。”但后来她的思想转变了。禁酒法律执 行不力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它使“孩子们正在一种完全缺乏对宪法和法律的尊重下成长 ”[25](p468)。
同时，她们还反对联邦政府干预个人行动，认为它应该由各州的地方政府来管理。她 们支持完全废除第18条宪法修正案，认为它既不能根除酒类危害，也不能根除私酿行为 。她们曾在克里夫兰大会上一致宣称：“我们坚信全国禁酒是根本错误的：一是因为它 与地方治理的基本美国原则矛盾，它破坏了我国政府缔造者所确立的给予联邦的权力与 保留在自治州的权利之间的平衡。二是因为它试图通过中央政府强行彻底禁酒，而忽视 一个真理，即除非由道德支配或各社区共同努力，法律才可能得到尊重或得以实施。三 是我们坚信全国禁酒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它给人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即它……给全国 青年带来惊人的后果，损害了宪法对个人权益的保证，削弱了公民与政府的团结，而这 种团结是一个国家力量的基础。”[25](p473)
这些新女性怀疑法律的作用。萨宾夫人在《妇女反对禁酒》中写道：“她们(指禁酒妇 女)没有意识到禁酒必须发自内心，如果没有这种精神，立法将一无用处。人类的经验 告诉我们，通过立法强制禁酒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政府不应该有这种功能，即告 诉人们，在他们的个人行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他们的行动不妨碍公共安 全。”[26]
关于宪法修正案不可废止的问题，她们说：“第18条修正案对国会和人们来说都很重 要，是执行还是废除?有人说我们无法废除它，这点我不同意。很明显，事实已经证明 我们无法执行它……我怀疑有什么中间办法，我不是一个学法律的，也没有资格来建议 采取什么办法。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人人都是有能力、有头脑的公民，肯定可能知道 什么可行的办法，使禁酒达到我们大家期望的效果……关于法律执行，我有许多话要说 ，我同意执法的无能本身就是一个变更法律的充分理由。然而，即使法律的执行已达到 某种程度，禁酒写在宪法里仍将与我对联邦政府的正当功能的观点相左。而且，在我看 来将会与我们的根本大法的精神相悖。”[26]WONPR的一位发言人谈到禁酒时说：“突 然间道德规劝作为禁酒的方法被人抛在一边，而立法禁酒却写入了我们的宪法，这表明 一个观点，即认为立法比告诫、教育、理论和规劝更能让人改好。”[25](p472)
面对反禁酒观点，禁酒妇女仍坚持全国禁酒。她们关心道德甚于权益。社会上许多贫 穷妇女不得不私自酿酒以养家糊口，由此“物质条件得到大大的改善”。禁酒妇女并未 从故意违法可能带来的危害来反对，而是关心“她们的道德和精神条件却没有得到提高 ”[27](p667)。她们认为禁酒修正案“没有在任何一方面影响行为端正的人的个人自由 ——这些人忠于国家最高利益，忠于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有人认为“在处理巨大的 社会邪恶，如疾病或犯罪时，个人自由必须屈从于有效的社会控制之下”[27](p676)。 她们认为，一旦没有别的办法可行，即应该用法律的办法去做，“甚至不惜违背民意” 。另外，她们相信，“人们必须有正确的领导和引导，这样他们才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 ”。因此，她们认为，“惟有激烈的联邦行为才能使她们为之奋斗的罪恶得以铲除”。 同时，她们坚持认为宪法修正案是不可废除的。的确，废止一条宪法修正案在美国历史 上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虽然这一过程艰难曲折，但在1933年，禁酒修正案还是被 废除了(注：禁酒牵涉的宪法问题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对象，参见Paul L.Murphy,“Soc ietal Morality and Individua Freedom,”William F.Swindler,“A Dubious Comsti tutional Experiement,”David E.Kyvig ed.,Law,Alcohol,and Order(New York:Gree nwood Press,1988),pp.53-80.)。
从上面论述可见，表面看来，禁酒的失败是法律的失败，禁酒执行起来困难重重。但 它实际上也是道德、法律、风俗、政府功能等诸多方面的历史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其 中有关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的问题一直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 点之一。在殖民时代，法律的主要功能就已包括执行道德的功能。这给当时罪与孽的关 系问题带来麻烦。到19世纪时，早期殖民时代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大多数人 认为，政府不应该试图控制道德行为，认为这些事情应由宗教、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机制 来控制。对联邦主义的敌视、对有限政府的青睐已经开始。人们认为，地方社区可以用 自己的方式处理不道德行为。但进步主义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早期。它认为法 律可以处理道德问题。当然，对在自由主义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来讲，这种转变对宪法和 法律的影响是十分惊人的。要接受这样一个积极政府的观念，就必须重新考虑宪法的功 能，思考联邦与各州的关系。饮酒在许多人看来是无罪的，纯粹是个人行为，而进步主 义者认为，它是一个社会问题。这种价值体系把社会需要置于个人自由之上。但此时还 没有出现政府违反个人权利的思考。人们还没有开始思考民权问题。从立法角度看，民 权人士认为，当社会控制过于限制个人自由时，应该有一定的法律加以弥补。20世纪20 年代人们广泛思考联邦政府对个人的危害问题。禁酒本身作为一项强制社会道德，完全 不顾个人权利，在20世纪20年代也开始遭到质疑(注：Paul L.Murphy,“Societal Mora lity and Individua Freedom”,转引自David E.Kyvig ed.,Law,Alcohol,and Order(N 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8),pp.67-80.)。
在这种社会价值观念下，禁酒妇女所持的立场和观点显然已经很难获得大多数人的认 同，她们自身也成为旧时代的代表，受到新时代的嘲讽和忽视。由此，WCTU在19世纪的 光彩形象渐渐地被人淡忘，对WCTU的研究也越来越忽略她们在早先阶段的表现及作用。 因此，本文重提19世纪WCTU的活动，尤其是它在妇女解放史上的作用，应该是十分有必 要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12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2年05期第96～107页
【英文标题】American Women Temperance Move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ZHOU Hui-rong
Editoricl Department of Ai Yue,San Lian Bookstore,Beijing 100010,China
【作者简介】三联书店《爱乐》编辑部，北京 100010
周辉荣(1975—)，女，江西临川市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爱乐》编辑部编 辑，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美国史研究。
| 【内容提要】 | 禁酒妇女及其组织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WC TU)是19世纪美国改革年代及妇女运动蓬勃发展年代的产物。它承继前一个年代禁酒浪 潮，将禁酒再一次推向高潮。然而，禁酒并不是她们惟一的活动和目标，其影响也绝不 仅仅局限于此，而是直指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它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这种种影响都最终对妇女本身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对妇女运动的进展起到有力的推 动作用。 The Temperance women and their organization—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were the outcome of the uprising women movements in the reform era of the 19th Century American.It followed the previous prohibition waves and pro moted it to a new climax.However,prohibition was not the only goal of theirs ,their influences were never limited to it only,but pointed to many aspects of the whole social life.Therefore,it had extended social influence,and all its influences would eventually forcefully promot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movements. |
禁酒运动是19世纪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注：关于禁酒经过，参见陶培根：《美国历 史上的禁酒运动》，《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年第9期。Charles Merz,The Dry De cade,Garden City,New York,1931.)，很早就有人对它加以研究。对禁酒的反思最早在 禁酒结束后就出现了。当时有两种观点：H.L.门肯等人把禁酒看成是保守的清教徒试图 将过时的农村观念强加给发达的城市居民；[1]而马克·苏利文等人认为，禁酒代表着 进步主义倾向，是对过去错误思想的纠正，是中产阶级试图纯洁道德和政治的努力。[2 ]到20世纪20、30年代，历史学家才开始研究禁酒运动。他们接受了马克·苏利文的“ 进步主义观点”。比如，查尔斯·比尔德和玛丽·比尔德在著作《美国文明的兴起》中 ，就反驳了那种认为是少数清教徒的暴力迫使国会在1917年提交第18条宪法修正案，又 逼迫地方立法机关在两年内通过这一修正案的观点。[3](p566-733)1931年，弗里德里 克·路易斯·艾伦在著作中批评了战时通过的禁酒修正案。[4](p20-21，95-96)大萧条 和禁酒结束后，进步主义观点被广泛接受，多数学者都认为禁酒是进步主义改革。但到 了20世纪40、50年代，社会科学学者开始质疑这种观点。他们发现禁酒是对社会变迁的 复杂反应。这种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发现，加上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气候的影响， 使得对禁酒的解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理查德·霍夫斯塔德把禁酒看成是农村人口反对 工业城市移民的努力。[5](p262，287)约瑟夫·加斯菲尔德沿着这一方向，通过对社会 地位变迁的研究来分析禁酒运动。他认为禁酒拥护者担心社会地位下降，由此在禁酒问 题上，要求从道德规劝的方法走向严格的立法控制。20世纪的禁酒宪法修正案就是对这 种变迁的极端反应。[6]安德鲁·辛克莱尔探讨了禁酒者的心理，认为禁酒是极端的措 施，它将支持和反对的双方都推到了极端，并认为禁酒是保守的、极端的行为。[7](p2 4，201-202)这样，有关禁酒的论述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即把历史事件看成是改革 者的主观愿望而非客观条件的产物。加斯菲尔德的观点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未受到质疑， 只有詹姆斯·金伯莱克有所怀疑，他强调进步主义改革者支持禁酒，由此也就对加斯菲 尔德所谓禁酒的农村根基暗含质疑。[8]如果说此前的研究多半集中于讨论禁酒是不是 一场改革运动以及这场运动是保守还是进步的话，那么，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史学家 的关注点更加开阔。他们从许多文化层面研究了禁酒的前因后果。诺曼·克拉克强调了 饮酒量的迅猛增长给美国带来的毁灭性的影响，由此来解释诸如卡瑞·奈辛(注：卡瑞 ·纳辛(Carry Nation,1846-1911)是禁酒运动中的著名人物，她曾率领妇女们手拿斧子 砸酒馆，由此成为禁酒运动的激进代表。参见Herbert Ashury,Carry Nation.New York ,A.A.Knopf,1929.)等人的反常行为，从而开始了对酒文化史的研究。[9]随后，罗拉堡 通过研究各类人群对各种酒类的消费行为来研究禁酒运动，将酒与经济和地理因素联系 起来，认为西部农民支持酒业，但由于担忧农村地位的下降，故支持禁酒。[10]罗拉堡 强调的是美国国内和前工业时代的酗酒现象，并未将它与移民、贫穷或工业化联系起来 。泰勒倾向于把反禁酒看成是保守主义的，而禁酒是进步主义的，甚至是激进主义的。 [11]杰克·布洛克综合研究了性别、年龄、地区、种族、阶级和宗教等与禁酒有关的各 个方面。[12]20世纪80、90年代，禁酒研究更加细致，涉及的层面十分广泛，如禁酒时 期的犯罪行为、禁酒各组织的压力集团及手段、禁酒牵涉的政府行为和立法等。
研究妇女在禁酒中的作用，最早是夹杂在其他相关研究之中。加斯菲尔德的著作和论 述主要集中于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妇女禁酒组织——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Woman's C 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简称WCTU)，它可以看做是专门的妇女研究，但它是从阶 级文化的角度来论述的，认为妇女参加禁酒是对整个社会变迁的一种反应。从安德鲁· 辛克莱尔开始，有人从妇女心理的角度加以研究，论述了妇女在禁酒运动中的心理成熟 和对妇女发展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随着禁酒研究的深入，出现了妇女禁酒史的几部 重要著作。罗斯·伊文思·鲍尔森从政治民主的角度研究妇女选举权和禁酒，论述了禁 酒对选举权运动的影响。[13]20世纪80年代，研究更为细致。路丝·波尔金详细论述了 WCTU的活动和禁酒经历。[14]《家庭政治》一书探讨了禁酒妇女的政治经历及其影响。 [15]还有的论述着眼于地方组织的研究。[16—17]到90年代，研究愈趋具体，如凯罗· 马丁丽研究了妇女在禁酒中获得的话语权和表达空间。[18]还有的文章研究WCTU对新闻 审查和社会纯洁的推动[20]等等。这些研究着重于妇女在禁酒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她们对 禁酒的贡献等，但对于这场运动对妇女本身的影响的研究似乎还不够深入和系统。
中国学者对美国禁酒史课题的研究仍很薄弱，最早的论述出现在20世纪早期的《东方 杂志》上，主要是介绍性的新闻类作品(注：主要文章有：罗罗：《美国之禁酒运动》 ，《东方杂志》，第15卷第10号，1918年10月15日；罗罗：《美国禁酒立法之经过》， 《东方杂志》，第17卷第2号，1920年1月25日；康符：《美国禁酒问题》，《东方杂志 》，第20卷第13号，1923年7月10日；幼雄：《美国禁酒法的扩张和厉行》，《东方杂 志》，第20卷第13号，1923年7月10日；幼雄：《美国禁酒的失败》，《东方杂志》， 第23卷第8号，1926年4月25日。)。后来的研究主要是高国的《近代美利坚民族饮酒风 俗与禁酒运动》和陶培根的《美国历史上的禁酒运动》两篇文章。本文将主要集中研究 19世纪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的活动及其对妇女本身的多方面影响。
美国妇女史研究的先驱琼·凯利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研究妇女史就是要重写历史。过 去的史学研究，无论就其内容而言或就其断代的依据而言，都是以男性的生活为依据， 从男性的角度出发的。妇女史研究的出现正是要矫正这种做法。然而，正如许多妇女史 研究者所指出的，在一段时间里，美国史学家所撰写的多为“她”史(Herstory)，这种 妇女史主要有以下几种写法：一是撰写历史上的杰出妇女以及妇女在各重大历史事件中 的政治作用，旨在将妇女作为一个新的主体，纳入已确立的史学研究范畴里；二是竭力 挖掘有关妇女的新史料，基于妇女的生活，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向史学领域中的既定概 念挑战；三是基于女性生活的结构和女性文化的特点，力图使妇女史从传统史学研究的 框架中脱缰出来，以探讨形成女性主义思想意识的根基。本文试图采纳三种写法的许多 概念。“女性文化”便是一个重要概念。最早提出这些概念的是研究美国南北战争以前 中产阶级妇女的史学家。这些史学家认为，随着工业化的进展，美国开始出现了男主外 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妇女困居家中，从事家务。妇女被排斥和受压迫的共同命运增进了 彼此间的了解、同情和援助；女性的特点(Womanhood)将妇女紧紧联结在一起，形成了 女性独特的领域(Separate Sphere)。这个领域以女性独特的价值观念运作于父权制的 社会里。这些概念的介入大大促进了美国妇女史的研究。随后的研究不仅研究了非公众 领域里女性文化的表现，而且深入到公众领域里，探讨女性文化的社会作用。这些研究 显示，女性不仅在教堂、社会教育、慈善机构里发挥作用，而且在禁酒运动、废奴运动 等政治斗争中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与男性不同的是，在改造社会中，女性的自我定位 没有脱离女性的传统作用，依然强调女性素质的优越性和持家本领。不过随着研究的进 一步深入，女性特点的普遍性遭到质疑(注：参见鲍小兰主编：《西方女权主义研究评 介》，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5—83页。)。
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注：“禁酒”一词在英文里有两种表达：一是“Temperance” (节酒)，一是“Prohibition”(禁酒)。前者着重于运用道德力量，个人自发尽量少喝 酒，并试图劝说他人这样做。后者着重指以法律法规禁止酒类的生产、运输或销售。很 多书中将“Temperance”涵盖“Prohibition”一义。本文一般都用“禁酒”表达两个 概念。在需要强调的情况下，用“立法禁酒”以示强调，其余不特别指出。)的禁酒妇 女主要是有新英格兰血统、有新教背景、本土出生的白人。它出现于19世纪后期，正值 禁酒的第二次高潮。它不仅是前一阶段的承接，同时对以后的活动有深远影响(注：美 国历史上的禁酒运动有一个从“道德规劝”到“立法禁酒”的经过。但在不同时期，对 于用哪种方式控制酒的危害，一直存在很大争议。不过在19世纪，总的趋势是倾向于用 立法手段禁酒。这种转变也是许多原因的结果。立法禁酒分成几次高潮，分别发生在19 世纪50年代、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初到20年代，主要以各州或联邦禁酒法案，尤其是 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为标志。1919年，各州批准联邦宪法第18条修正案(即禁酒修正案)生 效，美国进入禁酒年代。1933年，美国又通过第21条宪法修正案，予以废除。)。
一 妇女禁酒历史与WCTU的建立
一般说来，禁酒是对酗酒这样一种真实而广泛的社会公害的反映。它也是美国改革年 代里纷至沓来的重要改革运动之一。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妇女参加禁酒有较充分的历史 条件，即中产阶级妇女有大量闲暇参加改革运动(注：关于19世纪中后期美国妇女的生 活状况，参见王政：《女性的崛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章。)。1 9世纪70年代，美国已经出现了可以领导一场民众运动的受教育妇女阶层。随着市场和 工业化的扩大和中产阶级的出现，两性关系也有所调整。有的历史学家曾从心理角度分 析，[20](p235)认为妇女禁酒与禁酒改革或喝酒问题本身并无关系。圣战(Crusade)与W CTU被看成是妇女对文化优势的争夺，反映了妇女对政治腐败和社会道德的忧虑，是妇 女在反男性和男性文化的伪装下发起的攻击，是对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下降的反抗，是 妇女在宗教和利他主义的保护伞下行使权利、迫使男人和社会作出让步的机会(注：关 于女性文化和反男性观点，参见Barbara Leslie Epstein,The Politics of Domestici ty,Introduction.)。尽管历史学家对妇女禁酒的原因有各种解释，但妇女参加禁酒最 直接的原因便是酗酒给妇女带来的特别伤害。
19世纪，酗酒成为美国一个真实而紧迫的社会问题。有识之士开始倡导禁酒。18世纪 晚期19世纪早期，医生尤其是牧师便已开始提倡戒酒。在19世纪头十年，纽约成立了不 少禁酒团体，尤其是麻萨诸塞的禁酒组织都是在教会帮助下成立的。1812年，麻萨诸塞 抑止酗酒会(Massachusetts Society for Suppression of Intemperance)成立。1826 年，清教徒组成了美国禁酒会(American Temperance Society)。这些早期禁酒组织受 到社会的尊重。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些带有教会色彩的禁酒社团也在教会以外 成立了，如纽约州禁酒会(New York State Temperance Society)等。
在19世纪的美国，喝酒是男人的特权。除了极少数妓女等外，酒馆也几乎是男人的天 下。妇女常常成为酒鬼的无辜受害者。在当时，酒鬼殴打妻子孩子的事时有发生。当时 妇女的书信、日记、报章杂志、书籍都表明，妇女是作为酗酒的受害者而被吸引到禁酒 组织中来的。早期的禁酒运动其实是由男人领导的，但妇女从一开始就积极加入禁酒运 动。1840年，华盛顿协会(Washington Socity)成立。这是个正式独立于教会的禁酒组 织，也是第一个试图大规模感化酒鬼的组织。它表明禁酒取得了进一步的社会认同，并 最终导致更多妇女加入到禁酒的行列中。为了扩大影响，华盛顿协会建立了一个妇女辅 助机构——玛莎华盛顿协会(Marsha Washington Society)。华盛顿协会由于缺乏巩固 的组织很快衰落下去，但它却大大地扩大了禁酒运动的社会影响。后来取而代之的社团 继续扩大禁酒运动的影响。禁酒之子(Sons of Temperance)是19世纪40至50年代美国主 导性的禁酒组织，它建立的禁酒之女(Daughters of Temperance)是较早的妇女禁酒组 织。
禁酒妇女领袖从一开始就把禁酒看成是女人的问题，通过讲述酗酒带给妇女的伤害， 禁酒妇女领袖希望吸引更多的妇女参与禁酒。
19世纪中期，许多妇女参与创作了宣传禁酒的小说(注：当时的流行小说家也写了大量 宣传禁酒的小说。酒对妇女的危害是这些小说的主题。参见Carol Mattingly,Well-Tem pered Women，第六章。)。在讨论男性喝酒的同时，也为妇女讨论自己的孤立和寂寞提 供了可能(注：一首禁酒歌唱到了被抛弃的妻子和孩子。参见Carol Mattingly,Well-Te mpered Women,p.106.)。酒被认为是家庭暴力和不负责任的直接原因(注：从当时的报 道题目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所有酗酒者中，3名殴打妻子，1名涉嫌毒害妻子，2 名放火，1名虐待父母”；“1名酗酒犯殴打妻子，2名涉嫌强奸”；“14名因殴打妻子 送到此处，其他为虐待家人，1名曾因这项罪行送来7次”，等等。由此，妇女找到了禁 酒的合法性。Barbara Leslie Epstein,The Politics of Domesticity,p.109.)。
妇女之所以从一开始就被吸引参加到禁酒运动中来，除了因为她们是酗酒的受害者， 还有一重要原因，就是妇女参与禁酒的合适性。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使妇 女可以参加禁酒。在当时社会上主导的性别逻辑中，男人属于公共领域，而女人属于私 人领域。正是由于酗酒对家庭的危害，妇女才可以合情合理地参加禁酒。正因为如此， 妇女在19世纪40年代大量地加入禁酒运动。人们鼓励妇女在家里提倡禁酒，运用道德规 劝的方法，在家庭领域内发挥作用。禁酒之女在1840年达到3万人。早期社团，不管是 教会的还是非教会的，都把妇女排除在外，或者将她们置于一个从属的地位。妇女的活 动领域主要是：给孩子灌输严格的禁酒观念，不给客人喝致醉酒类，在做饭或喝药时不 用酒，保持家庭美观漂亮，吸引男性成员不去喝酒，等等。禁酒领导人告诫妇女，她们 在禁酒中的主要任务就是不让酒进入家庭，并且劝解儿子和丈夫不喝酒。零星的妇女禁 酒组织，大多数是致力于鼓励妇女在家中和亲近圈子里做禁酒的努力(注：妇女一开始 就十分关注禁酒的发展，尽管不能参与组织、投票、公开发言，但她们认为自己所起的 作用是很大的。一位激进的编辑说：“对——不管妇女怎样受压迫——怎样被剥夺了政 治和社会权力，她那上帝所给予的对这个民族的命运的影响力还是可以发挥出来的…… 她有这样的发言权，只要她们想说，她就可以决定是不是要把酒碗从人类的唇边扔出去 。”参见Jed Dannenbaum一文，见参考文献[20]第237页。)。
然而，酒的问题其实暴露了妇女在法律上的不利地位。当时，妇女一般不能拥有对自 己的收入的控制权，更不能过问丈夫的收入。有的嗜酒如命的丈夫不仅能把自己的工资 喝光，而且还把妻子的收入和财产喝光。1839年到1850年，尽管大多数州通过某种法令 承认已婚妇女的财产权，但是这种立法收效甚微。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各地妇女都没 有投票权，只有某些妇女可以在学校投票。直至1900年，在美国的37个州中，妇女的一 切所有物和收入都是丈夫的财产，这使她们格外容易成为酗酒丈夫的虐待对象。禁酒对 妇女的吸引力，就是因为男人喝酒象征着妇女所受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也是因为男人 喝酒给19世纪美国妇女自身带来许多问题。许多女性已经感到妇女在禁酒中应该发挥更 大的作用。1839年，莎拉·乔瑟芬(Sarah Josepha)公开宣称在酒的问题上应该有妇女 的看法。[18](p126-127)
禁酒妇女和同情禁酒的人都把禁酒看成是妇女的问题。尽管偶尔她们也承认有些妇女 也喝酒，但大多数情况下是男性喝酒，女性受苦。她们相信，在禁酒中，妇女比男性更 容易调动起来，与酒类斗争。例如，一位禁酒提倡者写道：
2000多个朗姆酒洞从美国社会各个阶层向外散播死亡和疾病……20多万妇女发出哀号 声，传遍了这片本来欢乐的领土，每年4万多酒鬼的坟墓上响起了穷妇和孤儿的哀痛的 哭声，贩卖烈性酒的主要危害都落到了妇女身上，妇女应该开始采取行动对付它的危害 ，这是再适合不过的了。[18](p101)
妇女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也反映到禁酒组织中。当时妇女在其中的作用十分有限。1 9世纪50年代，妇女开始不满意男性赋予她们的角色，开始要求平等参与，有公开发言 权，甚至有投票权。女性的独立的声音开始出现(注：这其中的原因，一是禁酒从道德 改革转移到禁酒法律改革，这一转变给妇女参与带来很大障碍。因为妇女不能投票，不 能走出家门，而政治完全是男性的。由此，女性看到了不足，开始要求平等参与。原因 之二是这些年女权运动开始出现，1848年，女权大会召开，到1852年5月，纽约妇女禁 酒大会上出现了许多当时已著名以及后来闻名一时的妇女领袖人物，如苏珊·安东尼等 人。)。尽管男人主宰的禁酒组织给妇女设置了许多障碍，但她们还是找到了自己的方 法。
至少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新英格兰地区便有了零星的自发组织的妇女攻击酒馆事件 。迪奥·路易斯(Dio Lewis)回忆了他母亲参与的一次事件。据路易斯说，类似的事件 在19世纪50年代的纽约也发生过。后来的圣战领导人之一斯图尔特(Steward)夫人回忆 了俄亥俄格林菲尔德的一次事件。[15](p44)
60年代，由于内战，禁酒问题一度低落。但禁酒妇女的自发禁酒行动在1873—1874年 再一次爆发，并一发而不可收拾。1873—1874年冬天发生的妇女自发圣战(Crusade)运 动(注：圣战的出现非常突然也非常激烈。事实上，很多历史学家把这次事件作为禁酒 运动的主导权转移到妇女手中的开始时间。在这个前提下，许多历史学家得出有关事件 的具体原因：迪奥·路易斯的个人魅力，1873经济危机，1873—1874俄亥俄立宪会议等 。)，反对酒馆和酒类零售商。这场运动最终导致了WCTU的成立。
1873年12月，迪奥·路易斯博士在做秋季巡回演讲中，仔细告诉妇女应如何开展禁酒 工作。
12月24日这天，圣战者来到主要卖酒的饭店和酒馆，整天都可以听到她们在卖酒场所 的祈祷声，最后在圣诞之夜的月光下回到了家中。圣诞节后，运动又重新开始，并迅速 扩展开来。大多数圣战者是主张非暴力的，她们跪在街上，吟诵赞美诗。
不管怎样，圣战在全国展开，把妇女从家庭推向公共领域。WCTU第二届主席威拉德后 来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圣战“犹如我们过去常在西部草原上点燃的大火一样，这一切 只需要一根火柴几根草，就可以看到大火席卷草原的壮观景象，它快得就像千匹骏马狂 奔，像飓风一样无法追赶”[14](p33)。在三个月内，它使250个城镇的酒类贸易无影无 踪。到运动结束时，31个州的912个社区都出现了禁酒活动。它成了当时最大的妇女群 众运动。
可是，不到一年，许多关闭的酒馆又重新开放。妇女圣战衰落下去了，但圣战的意义 是深远的。最重要的是，它直接导致随后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成立。圣战的参加者 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福音清教妇女。许多人认为应该成立一个这些圣战者(Crusaders) 的全国组织。1874年8月，玛莎·布朗(Martha McClellan Brown)、詹尼·威琳(Jennie Willing)以及艾米利·米勒(Emily Huntington Miller)利用她们广泛的教会网络将一 封封信散发到遍布全国的各地禁酒妇女组织中，催促她们从各选区中选出一位代表派往 全国组织大会。
1874年11月18日，在第二届美以美教会上，300名妇女集会成立了全国基督教妇女禁酒 联合会，有16个州的135名代表参加。在这次大会上，该组织选出了终身成员并制定了 一部简单的宪章。安妮·威顿米尔(Annie Wittenmyer)当选主席，弗兰西斯·威拉德当 选执行秘书。在这次大会上，只有妇女才能作为投票代表和成员的规则被牢牢确立下来 。
从此，妇女禁酒进入有组织的阶段。在19世纪80、90年代，尤其是第二届主席威拉德 任期，该组织迅速发展，到世纪之交时，其成员达17.6万人。通过19世纪最后20年的努 力，它成为这一时期美国最大的妇女组织。它一改圣战的松散局面，将禁酒与广泛的社 会问题结合起来，尤其是关注家庭保护与妇女发展等问题，从而大大扩展了禁酒运动的 活动领域。以此为标志，禁酒妇女有了全国性的组织，妇女禁酒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二 WCTU的主要活动
WCTU一开始就存在方法和目标上的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位领导人身上。早期W CTU着力于道德规劝方法。WCTU第一届主席威顿米尔强调沿用圣战策略，主要是福音式 的办法，如集会和祷告等。她在1877年说：“我坚信这次大会的氛围是祈祷式的。这个 社会生就是祈祷的社会，必须由祈祷来培育和维持。祈祷是我们所能掌握的最强大的武 器。”但威拉德提出了不同意见。在1875年，她提出要将“地方选择”(Local Option) (注：“地方选择”是政府派机构决定酒的许可权。威拉德要求这样的选举向妇女开放 。)选举向妇女开放，并在事实上通过请愿行动加以实践。威顿米尔也渐渐接受了。187 4年的请愿书活动就是一例。这年，威顿米尔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酒的危害。印制了 大量请愿书，并得到四万多个签名。大规模的请愿活动虽未产生立法结果，但国会开始 注意到她们。另外，尽管全国WCTU反对，但地方上政治手法的运用很多，主要是在“地 方选择”上。总的说来，此时的WCTU仍较保守，回避政治。尽管禁酒党1869就成立了， 它却没有寻求任何政党支持。事实上，威顿米尔本人就代表着保守观点，她的声誉主要 建立于广大教会妇女的支持。但威拉德除了大量进行请愿活动以外，还参加了劳工运动 和第三党运动等政治性很强的活动。
WCTU内部目标上的斗争更为剧烈。威顿米尔坚决反对成员要进行妇女选举权等的行动 ，一旦有激进妇女主张立法确定投票权，她就坚决反对。威顿米尔认为那将是对“家庭 的致命一击”，反复强调的是进行和禁酒直接相关的事业。在1878年的主席演说中，她 再次强调了“目标单一性”(singleness of object)。而威拉德本人参加禁酒的兴趣主 要出于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妇女选举权问题的兴趣。早在1875年，她就提出了 “保护家园选票”口号。[15](p117)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两人分裂，并以威拉德 当选主席而威顿米尔退出组织告终。与威顿米尔的“目标单一性”相比，威拉德提出了 “做一切”(Do-everything Policy)的策略。在1881年全国大会上，威拉德说：“经决 定，理智要求我们做一切的政策。只要可能就进行宪法修正案；只要保护家园是最强召 令就保护家园；只要妇女的选票加上男人的选票可以让禁酒立法稳固，就要求妇女平等 选举权。”[15](p121)她只要求成员做出完全戒酒誓约并付会费就可以开展一切工作。 这使得WCTU的活动大大扩展，也使地方组织可以开展各种活动。由于酒被看成与社会所 有的问题相联系(注：1890年，酗酒开始更多地被看做是疾病而不是罪恶，尽管它仍是 一种道德上的反常。而且，贫穷被认为是导致喝酒的原因而不是其结果。)，几乎没有 什么不能以此为基础来进行，所有的工作也由此找到理由。威拉德曾说：“没什么改革 活动对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我们要谈新教的前景，在这种教会中没有男女之分… …我们也要说一种新政党的萌芽……我们要说更好的印地安政策，由此建议正义，消灭 战火，要说更理智的公共服务改革。”[6](p77)这一策略大大扩展了该组织的活动空间 和影响力。1882年，全国WCTU参与活动的20个部门中只有3个——公民权、监狱以及青 少年事务——不单是为了推动禁酒事业的，第二年就变为31个中的9个，1896年时变成 了39个中的25个，关注的是完全或基本上与禁酒不相关的问题。[14](p97-98)
威拉德曾试图把这些部门分成四大类：妇女、禁酒、福利、劳工。尽管这远不能反映 其多样性，但这一概括还是反映了它的主要方面：妇女活动反映了WCTU清晰的女性立场 (注：它是指直接以妇女为对象的活动，如服装改革。1881年，弗兰西斯·威拉德采纳 了“解放内衣”。她甚至要求立法禁止妇女穿着长裙上街或用烦琐的衣服来扭曲她们的 身材。但这只是原则上的，实践上并未得到实行。最重要的是，1894年，她们开始积极 支持妇女选举权，后来又支持经济和法律上的妇女权利的斗争。)。虽然禁酒的最终成 功是在20世纪初期，但此时的禁酒活动为日后禁酒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注：这是 直接跟禁酒有关的工作，主要部门有黑人和外国人禁酒工作部等。中期是以福音禁酒为 主。各地集中召集人们签署禁酒誓约，偶尔集会发表演讲。另一件工作是将酒从圣餐桌 上除掉，这是在第二届大会上提出的，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圣餐用酒是否合适。另 一件重要的工作是致力于推动主日学校和公立学校的禁酒教育。19世纪70年代，为孩子 们编写教材，并迫使学校加入这些课程。建立科学禁酒教育部，旨在推行义务禁酒教育 并迫使全国和各州通过此类法律。此一工作成就颇大，到1902年时，全美只有亚利桑那 没有这样的法律。)。福利活动则是禁酒工作的逻辑延展，主是要访问监狱、贫民院等( 注：早期的监狱工作主要是举行祷告大会，敦促她们签约发放禁酒传单。尽管如此，监 狱访问的性质渐渐发生了改变。它引起妇女对监狱制度的注意。19世纪70年代，男女老 幼共处一间肮脏的牢房，妓女、老酒鬼、重罪犯、小孩可能共处一室。WCTU监狱委员会 首先将力量集中于改善妇女条件上，声称“她们是我们的姐妹，需要我们特别照看”。 由于大多数女犯人多是妓女，1878年，WCTU成立了堕落妇女工作委员会，抛弃双重标准 ，给愿意改过自新的女人提供条件，并呼吁立法禁止招聘女工。到威拉德时代，监狱工 作继续深入。她们为改过自新的妇女建造房子，要求妇女进入慈善机构的董事会。雇佣 女警，使女犯人可以不用同男人打交道。由于WCTU的压力，1885年，费城就吸收了4名 女警，1890增加到21名，同年36个州有了女警。原来的堕落妇女工作委员会改变成社会 纯洁部。90年代，开始出现立法，为提高女子“同意”(consent)年龄(女孩受保护的年 龄)而努力，并试图打破男女性道德双重标准。)，当然还有儿童救助(注：WCTU很早就 开始了这项工作。1878年成立了专门部门，主要针对主日学校的孩子，同时也为街头报 童、孤儿等工作。由于这些人生活十分困苦，她们也常常喝酒抽烟。WCTU为她们建立了 阅览室、咖啡室，提供食品和娱乐，还成立了专门机构，为无家可归的孩子寻找领养人 。)、女子教育(注：它为女孩子提供“厨房花园”计划。1882年起，为女孩子训练家务 工作、营养、烹调、简单缝纫等教育，对象多为中产阶级的孩子。从80年代中期起，训 练开始强调女孩工业训练而非家务训练。课程也变得更丰富了，包括绘图、电报、打字 、速记等。)、幼儿园运动(注：威拉德把它看成是“最伟大的计划，仅次于忠诚的救世 军。它能进入妇女的心灵和头脑”。这主要是为城市职业妇女而建，否则她们就必须把 孩子锁在家中。1880年在旧金山市成立了第一个免费WCTU幼儿园，1890年时，就有1500 名儿童受到看护。WCTU还致力于培养训练幼儿园教师，并从80年代中期开始游说建立公 立幼儿园。)、卫生和健康工作等等(注：于1883年成立，主要是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 主张使用健康食品和素食主义。她们研究优生学，并游说立法限制“流浪汉和罪犯四处 流窜”。1884年，成立杜绝抽烟习惯部，列举抽烟的种种危害，劝青少年杜绝此类行为 。1895年，WCTU甚至提到新鲜空气权，要求抽烟的人只能在不“妨害别人权利和自由的 ”地方抽烟。同时，也进行麻醉品教育。)。WCTU还继往开来，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域。 最重要的是一些政治领域的活动，首先是介入劳工问题(注：19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 遭受经济大萧条，许多人失业。为解决贫困问题，开始关注劳工问题。她们的逻辑是酗 酒带来贫穷，消灭酗酒，工人阶级的问题便会消失。WCTU认为，劳工改革的问题不是“ 如何得到更多工资”，而是“如何将现有工资更好地花费”。WCTU的方法是要求雇主强 制其雇员完全戒酒。由此，它与著名的劳工势力(Knight Labor)联系紧密。她们支持八 小时工作制，以减少失业，为劳工发表演讲，对工人斗争方法表示同情。两个运动相互 支持。通过这种活动，WCTU认识到严酷的劳动条件是使人们酗酒的重要因素。1889年， 威拉德说：“国家和地球上所有的资源必须以某种方式被整个社会拥有和控制。”由此 ，她发展出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另外，它还介入第三党运动。WCTU一直得到共和 党的支持，但随着组织大发展，WCTU对共和党产生了不满，开始寻求第三党。由于禁酒 党支持妇女选举权的立场，它无疑为两者的联合创造了契机。结果是WCTU成立保护家园 党。1882年，该党与禁酒党合并，并改称禁酒保护家园党。1882年，该党与禁酒党合并 ，并改称禁酒保护家园党(1884改回为禁酒党)。同时，WCTU还积极参加人民党的活动， 试图将它也合并过来。应该指出的是，妇女权利和政党活动等，在WCTU组织内是争议颇 多的。但争议本身恰好说明，它的活动具有激进意义。参见Barbara Leslie Epstein,T he Politics of Domesticity,pp.137-145;Ruth Bordin,Women and Temperance,pp.10 4-108.)。
WCTU在此时的活动主要是慈善和福利性的。这些活动是中产阶级妇女为了改善人们生 活处境而作出的努力。它试图通过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其中混 杂了多种因素，包含宗教、平等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也是当时许多改革的突出特征。在 立法禁酒还没有达到白热化程度时，WCTU的主要目标正是人道主义的改革。加斯菲尔德 通过对WCTU委员会报告的分类研究得出一份表格，表明从1879-1903年，人道主义改革 占78.6%(道德改革占23.5%，禁酒占26.5%，其他占15.3%。1904—1928年降至45.7%，19 29-1949年更降为25.8%)。[21](p404)因此，它并不是对现存制度的挑战，而是出于维 护现存秩序的需要对它进行改革。但有一点却逐步显示出它又构成了对现存性别秩序的 挑战，即WCTU妇女对妇女平等权的关注。
三 WCTU对妇女的影响
WCTU对妇女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吸纳广大妇女参与、锻炼妇女能力和表达女 权思想。
(一) 吸纳广大妇女参与
WCTU所有的工作都渗透着女性立场。威拉德的传记作者认为，圣战把妇女引向了新女 性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这的确是事实。WCTU很早就确立了女性原则，不要男性参加， 明确表达了妇女立场。1892年，当问到何以如此时，威拉德答道：“要是有男性参加， 妇女就不能发展那么快，不能这么自尊和独立，在我们能有训练有素的头脑和老练的经 验之前就让他们参加，他们不会平等地接纳我们，我必须先发展力量，因为力量总是受 人尊敬的。”[15](p132)
1874年以后，WCTU不再为禁酒的合法性而斗争，但妇女仍是工作中心。最重要的表现 之一，就是WCTU对吸纳各阶层妇女的努力。自成立以来，WCTU不断扩大，这与禁酒妇女 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她们十分注重广大妇女的参与。[18](p163)
同时，在各种会议上，WCTU都把团结作为一项主题。19世纪妇女的社会作用有限，这 有助于加强妇女的一致性。WCTU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传统上，妇女是靠着与他人的关系 才体现其身份的。但WCTU自始就将自己定义为“专门的女士大会，男性不得在任何理由 下允许参加”。由此，它利用妇女的文化限制来创造一种归属感。在语言上，她们常常 避免使用排斥性的语言，尽量让所有的妇女感到适应，常使用“大西洋的姐妹们”、“ 太平洋的姐妹们”等。威拉德主席更是强调妇女的团结，表示“参加禁酒的良家妇女， 不分宗教、国籍，都真诚邀请来与我们团结一致，加入反对谬误、支持正义的斗争之中 ”。在一次又一次演讲中，她们都强调“妇女间的同志之谊”，并引用《圣经》来召令 团结。她们的演讲常常这样开头：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必须站在一起。肩并肩，手挽手，我们向前进，没有嫌隙，没有 猜忌，没有草率、尖刻或残忍的判断，只有最温和最持久的努力，以保持这种精神上的 团结一致，如果不是方法上的一致的话。更重要的是，保持和平的纽带，让那些嘲讽的 世人只看到WCTU和谐之音。[18](p45)
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增强了妇女的主体意识和对团结力量的认识。1891年，WCTU的 会刊《联合会信号》(Union Signal)问一些组织领导人一个问题，即禁酒对她们有何影 响。艾迪丝·阿兹勃(Edith Archibald)回答：“比任何别的力量都多，白带(禁酒妇女 标志)的魔力看来发展了妇女的同志之谊，而且发展了她们彼此之间的忠诚。”伊丝哲 ·帕格(Esther Pugh)则作了这样的回答：
给我的空太小了，不够我来说明白带运动给我个人带来了什么影响。在父母双亡、家 境凋敝、家人流落、生活孤苦、血缘阻隔之时，在多年痛苦不断侵扰的岁月，她与我站 在一起，给我地毯、朋友以及一切能进入一个女人生活和心灵的东西……由她带到我生 活中的私人关系比死亡还强大。[15](p130)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早期妇女在教会中找到友谊，在教义中找到力量，但WCTU禁酒 妇女这种集体力量是由妇女组织带来的。就像威拉德所写的那样：
也许这场运动的最终结果是她们对自己力量的认识，这一力量是教会的保守妇女自己 赢得的。她们甚至从未见过“妇女权力大会”，出于对违反正统观念的恐惧，她们远离 那些“争取选举权者”；但现在，在教会担任很重要服务和职责的妇女，欣然鼓掌欢迎 ，并希望能看到比她们从前所梦想担任的更有进步性的工作。[22](p140)
著名禁酒领导人和选举权演说家玛丽·利弗摩尔(Mary Livermore)在评价圣战十年纪 念会上说，她相信它对禁酒本身的贡献大概是它最不重要的后果。参议院议员和禁酒领 导人亨利·布莱尔(Henry Blair)也把圣战看成不只是“对酒业的打击”，他把圣战者 解释为一群解开羁绊的“陌生、激动、热情的劳工，男人并未参与其中，他们只作为服 务人员。禁酒是一场母性战斗，带来了一种新的风气和妇女力量，而这可能是永恒的， 应该在妇女未来生活中发挥更高更好的作用”[14](p30)。
(二) 锻炼妇女能力
WCTU开展了许多此前妇女不可能参加的活动，由此丰富了她们的社会经验，提高了能 力和自信。“许多人内心向往着这一事业，但出于胆怯，或其他原因，远离这场运动， 但我们会以自己为榜样——我坚信我们能够——让她们知道这并没危险——我们并没有 超脱极限，跳出‘我们的领域’。”[18](p120)利弗摩尔把圣战看成是妇女团结一致运 用道德力量和结社力量发起的运动，它“教给她们如何明智地工作，机智地采取各种手 段来达到目的……(学会)耐心宽容，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各抒己见，但在原则问题上站 在一条战线上”。
WCTU锻炼了妇女演讲、写作等特殊的才能。它通过建立广泛的网络，向妇女们传授演 讲的技巧，鼓励她们参加公共生活。WCTU庞大的组织体系为妇女提供了表现的舞台。威 拉德等领导人一再鼓励她们发言：“不要只举手作沉默的表示……而要大声喊出最振奋 人心的回答，这是人类神圣的声音。同时记住你们要教育妇女不再沉默，她们已把美妙 的才华压抑得太久。”结果，人们发现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两年的祷告和家庭使命的努力后，为了酗酒的人们，禁酒妇女发展了一种潜在的演讲 才能。在几年前的条件和氛围中，这会让人感到可怕，即便不算太离谱。直到最近妇女 还只能局限于家庭……突然，她们发现要面对广大的听众，站在神圣的地方：神坛和讲 坛，和父兄肩并肩地……[18](p50)
更重要的是，WCTU发展了许多政治技巧和能力，这些方法后来广为流传，并且被许多 禁酒领袖采纳。1877年，玛丽·亨特(Mary Hunt)概括这种方法时说：
人们才是真正的力量的源泉。她们必须游说，在义务禁酒教育的第一步开始之前，应 开会提议立法委员会提名，通过教坛、讲坛、媒体和祷告会，选举那些禁酒人士做立法 者。选出之后，在立法委员会开会之前，用同样的方法，让他们的选民告诉这些立法官 要投票赞成公立学校的禁酒教育。这项工作必须广泛系统地展开，以使每位立法官在选 民面前感到这种压力。[7](p107)
这实际上就是压力政治的方法。她们在立法会、投票站等有关禁酒场合散发传单，还 利用孩子们给反禁酒人士唱禁酒歌等。
WCTU甚至要建立一座女性纪念碑即WCTU大厦，它只允许妇女投资。妇女禁酒出版社也 只允许妇女控股和雇佣女工。这在19世纪是十分特别的。《联合会信号》也由妇女编辑 出版。它还成立了一座全国禁酒医院，其董事会由妇女组成。它也帮助建立和资助妇女 的机构，如儿童看护中心、“失足妇女之家”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扩大了妇女的生活空 间。
禁酒运动中涌现了许多杰出的妇女领导人，威拉德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有人对威拉 德作了这样的评价：
她的语言具有杰出的雄辨力和简洁性。她谈到了她对妇女伟大“禁酒圣战”的需要的 认识。她所描绘的图画中有十分动人的地方，使得即使是男人都落泪了。她曾作为一所 女校校长。她十分优雅，具有很好的修养，挺拔优雅的身材，椭圆的脸，浓密的棕发， 清晰银铃般的嗓音使她成为十分有力的演讲者。她是我在公众场合听到的第一位妇女演 讲者。[14](p45)(注：威拉德的演讲才能受到当时社会和后世许多学者的称赞。参见Ri chard W.Leeman,“Do Everything”Reform:the Oratory of Frances E.Willard(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2).)
日后，人们反复提及圣战的影响。比如，有人说它“引导我走出个人片面的追求，和 人群一起来到歌剧院、监狱、工厂、商店，又来到教堂、学校、大学讲坛”。爱利莎· 斯图瓦特(Eliza Stewart)在1889年写道：“渐渐地，那些祈祷的妇女出色地领导起眼 前的工作。不久，那些从未梦想她们拥有这些才能的妇女也在教坛和讲台上用滚烫的话 语打动千万听众。”1889年，《联合会信号》社论称，圣战“为妇女在教堂的工作带来 革命性的变化。男人渐渐认识到，在妇女逐渐开启的唇舌上看到神意并遵从神意”。
1873-1874年圣战的确影响到很大一部分保守中产阶级妇女的改变。它给了她们一种新 的身份感、一种公众力量、一种在公共论坛的尝试。这场运动大大改变了妇女与社会的 关系。
(三) 女权主义思想的表达
女权主义(feminism)或女权主义者(feminists)虽然是19世纪妇女运动史家所关注的一 个重大问题，但这并非这一时期妇女使用过的词汇。当时从不用这样的词来描述那些旨 在“提高”妇女地位的团体或运动。这两个词源自法语，直到20世纪早期，它们才在美 国开始使用。它们常指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指女性的特殊性，为一些妇女权利提倡者 所使用。这里使用女性主义主要是指当时妇女所提倡的“困境中的权利”，进行法律或 社会改革来达到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男女平等。
还在内战前，禁酒妇女便已提出了“困境中的权利”[18](chapter 1)。禁酒妇女小心 地把她们的演讲当成“禁酒”演讲时，有时也很温和地申明这是为了受苦的女人和孩子 而不是为了她们自己的权利，她们在推动平等权利上是遮遮掩掩的。通过描述妇女，或 者是夸张妇女的痛苦境遇，禁酒妇女找到了女权主义要求的合法性(注：克拉瑞那·尼 可丝(Clarina Howard Nichiols)说：“允许一种不公正的偏见反对妇女权利，将是再 糊涂不过的。我指出了男人的权利和女人的困境，以及女人无权与女人无助之间的因果 关系。我指出这种联系是为了呼吁为禁酒而制定法律。通过这种联系，我可以解除这种 偏见，并赢得禁酒和平等权利两者的明智支持……我让我的听众相信，我不是来自她们 谈论妇女权利的，我并没发现，妇女在这件事上有什么权利，她们只是逆来顺受，死得 无声无息。但我曾说过男人的权利和女人的需要。”Carol Mattingly,Well-Tempered Women，第16页。)。妇女对法律权利的要求开始是源自于对禁酒的需要，其中妇女投票 权和妇女离婚权是19世纪最激进的女权主义要求，因为它是对男性在政治领域垄断的最 直接的挑战(注：布鲁莫(Bloomer)说：“我们不能同意让妇女在禁酒问题上保持沉默直 到她们得到投票权。我们有很强的信仰，在禁酒节节胜利之中，妇女应该允许投票权， 我们有强烈的希望，这个权利几年内就可以获得。我们感到这一天的到来还太遥远了， 她们不能把全部的希望和努力放在这个问题上。让她们全心全意到这个工作中来，当她 们要求完全禁酒的法律的同时，让她们也在其他统治她们的所有法的制定中获得自己的 声音。”布鲁莫坚持：“我们相信，给酒鬼妻子的教育，给她们灌输了一种义务——树 立她可以效仿的天使般的令人羡慕的榜样——这种教育一直继续并加重酗酒带来的犯罪 和邪恶。酗酒是离婚的基础，每个嫁给酒鬼的妻子都应解除与丈夫的婚姻关系，如果丈 夫不愿意，法律应强制他，特别是他有小孩的话。”Carol Mattingly,Well-Tempered Women,pp.26-28.)。此时禁酒妇女还没有接受如此激进的观念，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 ，它得到越来越多的妇女支持。
WCTU对平等权利的要求也开始于对酒鬼的控诉。但后来，她们的态度开始转变，“圣 战者只为受诱惑的丈夫、儿子而工作，但17年后，所有的工作都朝着妇女解放的方向而 不是酒馆的铲除”[14](p102)。具体说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妇女选举权。
据研究，威拉德参加禁酒组织最初很可能不是为了禁酒，而是妇女权利，禁酒只是为 她提供了工具而非目的。早在1868—1870年间，她就已投身“妇女问题”。1871年，她 做了《新骑士》的公开演讲，内容就是有关温和的女权主义主张。她曾参加美国妇女协 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Women)，并当过主席。当然，威拉德也是真诚参加禁酒 改革的。开始时，她的表达很含蓄：“妇女出于本能和教育，忠于上帝，忠于国家，她 们应在投票中表达心声。在这些地方，安息日和《圣经》正遭到外国人的损害。”她写 道：“我头脑中天生一个想法，我相信是上天的旨意，你要为妇女投票权说话，让它成 为保卫家庭不受酒诱惑的亲人不受酒的暴行伤害的武器。”但由于威顿米尔的反对，她 的观点并未很快得到支持。
威拉德转而从家庭和妇女选举权之间找到联系。她曾说：“美国的妈妈们、女儿们应 在决定她们家旁边的酒店大门是开是关的问题上表达意见。”[14](p56)1876年10月， 在妇女全国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保护家园选票”主张，支持妇女选举权，“WCTU寻求 投票不是为了任何自私的目的，要求这一权利，仅仅出于家庭利益，家庭一直是妇女神 圣的福祉”。此时，威拉德与威顿米尔达成妥协，WCTU同意在酒馆许可的事情上，通过 请愿加以影响，并开始这一工作。1877年，伊利诺州WCTU给州立法会递交保护家园请愿 书，并最终取得18万个签名，尽管它被立法会搁置，但在WCTU中影响很大。在地方组织 中，有几个州已通过立法给妇女赢得有限的选举权。
威拉德的思想在这之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在1892年的演说中，她提出了妇女自然权利 的观点，“我越思考这个世界及世界事务的管理方式，我就越感到民主时代投票权是美 国对自己保卫其公民并发表意见的权利的认识”。在一些地方上的WCTU中，此类论述甚 至出现得更早，如亚利桑那一名代表称：“妇女被排除在自然权利拥有和行使之外，对 整个人类来讲是一场灾难……妇女的投票权对禁酒的推动是十分必要的、十分迫切的。 ”支持妇女选举权一直是争议最多的工作，它导致许多人离开组织，但大多数人接受了 它，至少愿意在工作计划中保留它，妇女对它的兴趣也渐渐增加。
第二，家庭平等权利。
首先是家庭地位的平等问题。1886年，《联合会信号》中写道：“你的妻子有权享有 你的收入。那是你的，也是她的……对妻子的吝啬不仅是吝啬，而且还是不正义的。” 关于婚内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权利，她们呼吁法律保护，“应同意妇女有权在婚后与婚前 一样拥有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这一权利现在从法律和风俗上都遭到拒绝，由此最可耻的 暴行在各个时代都发生过和发生着”。
其次是有关离婚法的问题。尽管禁酒妇女坚持家庭完整，不提倡离婚，但主张除外遇 作为离婚惟一理由外，应加入酗酒作为离婚的理由，并直指离婚法的不平等：“现在人 们承认离婚最早形式是所谓母权制，就是离婚权完全在妇女手中，丈夫没有对孩子的权 利，后来发生了变化，完全倒转了这一事实，而将所有家庭权利置于男人手中……(WCT U)离婚委员会不代表上述关于离婚权应归谁的观点。这惟一的目的便是为了公正起见， 让妇女应在离婚法中有平等的权利。”[15](p135)
第三，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角色。
首先是两性关系。它由妓女问题引起的。威拉德很早就曾抨击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指 责法院的不公正，“法院法官的惊人的不平等……因为在那些法庭上，男人的证词不会 因为男人是个花花公子而宣布无效，但如果女人失贞，她事实上就不能作为证人，除非 她的证词是支持男人的……”。由此，她大力提倡平等的两性关系，“在远古时期，我 们有母权制，有母亲统治，现在我们已有漫长而痛苦的父权制，由父亲统治，但我们开 始看到两性统治(Amphirate)的曙光，或曰父母共同统治世界”[15](p126，137)。
其次是对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的要求以及更好的工作条件的要求。1893年，《联合会信 号》要求立法保护工业妇女工作条件，“看到那些女孩，几乎被套住脖子，只穿着一种 松松垮垮的披风，一天到晚跑得像种马一样，是多么可怕……这种艰难奴隶般的工作把 这些妇女引到酒馆……”[14](p112)1883年，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示工厂妇女儿童 的压迫。其中一篇关于《缝纫女工的正义》文章写道：“我和那些做衣服给我穿的妇女 是什么关系?这可能是所有妇女能思考的最有益的问题，当然它引导人们去认识一个事 实……令人震惊同情……如果除去愤慨和同情以外，人们决心推翻一切直到贫困、工资 低下、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们得到所付出劳动的正当工资，结果会很有意义……这当然不 要费心去想就会发现这个事实，做衣服的人以低廉价钱卖出，她们所得到的是漫长工作 时间的最少报酬。”[15](p139-140)
1896年，她们甚至提出同工同酬的思想。“全国有一种情绪，认为上幅画的标题[同工 同酬]表达的乌托邦的情况已经达到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今天妇女已经爬 上了较高位置，但她们中极少人，即便在学校里，能够在相同位置上得到的与男人一样 多。”[18](p166)“男人做同样的工作要更高的工资是因为他们有妻儿要供养，但一些 妇女也有丈夫孩子要供养。”[18](p166)
总的说来，WCTU对妇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正如弗兰西斯·威拉德对圣战影响的评价 中所说的：第一，妇女“走出教区樊篱”，并“打破派别界限”。她们愿意在这个问题 上与任何人联手，构成为美国清教主义的新生力量。第二，妇女直面她们从未面对的生 活，并卷入她们从不熟悉的家庭生活以外的公共生活之中。她们首先关注穷人和弱者， 使妇女禁酒运动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第三，圣战“教会妇女有处理事物的力量，教会 她们用公众语言塑造公众意见，为共和国妇女选举权的需要，它打开了千万妇女的眼睛 ，使她们为了家庭和国家的利益，担当起她们可能不会自己寻求的公民的责任。”第四 ，它表明中产阶级妇女如何将日益增长的闲暇时间用在积极而有益的事情上。[14](p30 )
四 对WCTU禁酒妇女的评价：保守/激进
已经有很多学者研究了WCTU成员情况。加斯菲尔德(Joseph R.Gustfield)研究了它的 阶级构成。1885-1950年间，他用妇女的丈夫的职业来决定19、20世纪WCTU妇女的社会 地位，发现在此期间有很大变化，但在19世纪，WCTU的地方组织领导人绝大多数是中上 层阶级。[21]诺顿·梅兹冯斯基(Norton Mezvonsky)研究了其领导人的血统，认为她们 几乎都是土生的盎格鲁-萨克森人，有着清教传统。詹尼特(Janet)研究并对比了它与女 权运动者的宗教等背景，结论一致。[14](附录)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的记录中看出：
上星期六下午转过街角时，我不期碰到50位妇女……一位前俄亥俄州长的女儿在领着 众人祈祷，周围是前国会议员、立法者、律师、医生、银行家、牧师、教师、商人等各 类人们的妈妈、妻子和女儿。[15](p101)
1873—1874年的圣战记录也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查尔斯·艾塞特(Charles Isetts)在 一项研究中研究了西尔斯波洛(Hillsboro)95位圣战妇女。他发现，这些妇女是“当时 社会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人”。超过90%的圣战者家庭是在美国两代以上的本地白人， 圣战者家庭占到西尔斯波洛财富的三分之二。这些圣战妇女常常但不总是来自城市居民 的上层。[14](p31-32)
这种阶级背景使WCTU十分注重维护中产阶级女性道德规范。19世纪中产阶级妇女的四 大核心美德是虔诚、纯洁、服从、家庭。宗教的虔诚是妇女美德的核心，是她们力量的 源泉。纯洁也十分关键，不纯洁便不是妇女。妇女的服从要求妇女静悄悄地活动等。家 庭是妻子和母亲最珍惜的特征。[23]“母性的斗争”常用来描述妇女对禁酒表现出来的 关注。她是一种“母性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根基于当时两极分化的性别意识形态。 威拉德积极鼓吹女性特征，“首先要有女子特征——然后随便做你想做的事”是她最喜 欢的口号。[22](p141)威拉德用语言和视觉上的女性形象来作为号召。语言上，常用“ 姐妹们”、“女士”等词。在演讲中，手势等也要求女性化。她们的大会对比“任何男 子召开的会议，其方式不是街上的、法院的、市场上的、或是办公室的，而是家庭的方 式”。这一区别的第一标记在于“装饰的美观——一般是妇女亲手做的丝绸、缎子和天 鹅绒的横幅，使满室生辉……或是讲台的背景给人一种温暖的室内感觉，就像在会客室 一样”[22](p143)。在各种思想的表达上，则用十分宗教的语言。比如，威拉德最早表 达女权说：“我头脑中天生一个想法，我相信是上天的旨意，你要为妇女投票权说话。 ”[14](p56)这在她的活动中也体现出来。无疑，这种较高的社会地位，加上女性正义 感，使得圣战者感到她们的事业有一种迫切的正义感和她们自身的道德优越感。WCTU具 有浓重的清教气息、道德气息。这集中表现在它的口号上，如宣扬“为上帝、为家庭、 为祖国”[18](p46-57)。这样的立场有时给它带来矛盾，同时也为后来的发展设置了障 碍。由此，很多学者把它看成与其前辈一样的道德改革。她们提倡女权，“是为了道德 提升，而不是为了这些目标本身”，并认为正是这种道德性导致了它在此后的衰落。[1 5](p147-151)
另一方面，她们对19世纪女性道德扩展起到很大的作用。在宗教语言之外，她们提出 了许多自然权利和政治语言。她们也有“为祖国”的口号，其视线甚至超越“祖国”， 走向世界。1884年，世界WCTU的成立就是一例。[24](p116)就WCTU妇女而言，创造新女 性也一直是其目标之一。她们常常提到“妇女时代”或“妇女世纪”，以此来赞美其对 19世纪妇女所创造的变化，“这一时代被称做妇女的时代，这便是觉醒的妇女的时代， 不用仔细观察，不用逻辑推理，这正是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时代到来的时刻”[18](p176) 。她们宣称：“我们正努力创造世界女性的新楷模，她们的头脑足以理解世界的苦难， 她们的心灵和头脑一样发达，不仅能够感到我们自己可爱的家庭，而且可以感到所有人 类，并且不把任何人道主义看成与我们无关。”[14](p115)禁酒妇女反复提到要塑造“ 新女性”。从一开始，WCTU演讲人就有意突出其新的、独一无二的妇女形象，以把自己 与前几代妇女区分开来。正如它的一位领导人所说：“她眼前的风景展开了精彩的画面 ，是五百年前不可能存在的画面，甚至一百年前也不可能。这种不可能不仅是法律和道 德上的，也是心智上的。在那些日子，妇女们常常只是男人的奴隶。”[18](p106)当然 ，她们所谓的“新女性”远没有后来新女性激进，但不啻为其先驱。与后来不同的是， 禁酒妇女看重其与家庭和母性的联系。她们珍惜彼此间的宗教联系，同时又要求自力更 生和独立于男人的权利以及其他平等权利，正如卡罗·史密斯提到，她们能够“藐视繁 文缛节，开拓新形象，而仍坚持在这个绅士世界之中的正确位置”[14](p89)。
因此，不能把WCTU及其活动看成完全的保守主义改革。它是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分支之 一(注：美国女权主义运动，追根溯源，是由两大分支组成的：一是指向上层妇女的家 庭角色，一是为了妇女在公众场合的声音。内战后妇女角色上的萌芽开始分为两个分支 ：一支是与家庭和宗教紧密相连，它为战后妇女禁酒运动提供了先例。一支更为世俗， 指向政府和法律，它是由妇女选举权运动推动的。两者都有一个基本信念，相信妇女的 力量和权利来自日常公民家庭和宗教活动。)。WCTU对妇女运动的支持有两个重要后果 ，其批判立场直指现状，而且它使该组织成为面向进步和未来的组织，而不是固执过去 的传统。在这两个方面它都增加了对现状的反抗意味。如果说当时的男女关系是奴役关 系，将来便是不再压迫的平等关系。例如，她们的服装改革和提倡体育锻炼活动，被认 为是反抗和解放的象征行为。弗兰西斯·威拉德提倡服装简化，甚至在公共场合骑自行 车，并为此写过一本书。她们还劝说妇女即便结婚后也要用自己的名字。这些行为是当 时风俗习惯所不允许的。她们不仅指责了流行的社会模式，而且致力于将禁酒与一种支 持改革的态度联系在一起，“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6](p91)。
尽管这场运动有很多局限性，但无论如何，禁酒妇女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尤其是 对19世纪美国妇女和妇女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玛丽·利弗摩尔坚持认为圣战不应该从 禁酒成果来评价，这是对的。她认为这种经历改变了妇女的观念。她们在此后的生活中 ，随时随地都表达着这样的感受。不管意识到与否，这场经历都使她们转向了女权原则 。这些保守中产阶级教会妇女明显意识到圣战的深远影响，以至于十年后她们仍时时想 起它对其个人和公共生活的影响。对一群教会妇女而言，圣战是一种解放力量。总的说 来，这些活动大大改变了妇女本身，“对她来讲，未来的大门已然敞开，她已经碰到了 辉煌成就的可能，灿烂的机会已陈列于前……因为她，今天的一支庞大的、积极活跃、 教育良好、自力更生的妇女大军，已经取代了过去那胆怯、害羞、无聊、虚荣、无助的 女人”[18](p168)。
五 余论
WCTU禁酒妇女在威拉德去世后，改革脚步放慢。1895年，反酒馆联盟(Anti-Saloon Le ague,简称ASL)成立，逐步成为禁酒领导组织，并最终对禁酒修正案的确立发挥了关键 作用。事实上，此时WCTU只是ASL的一个同盟组织，作用已大大减弱。WCTU自身的激进 色彩也淡化了，比如它退出了与禁酒党的联盟。尽管如此，WCTU的人数仍在增长。随着 第21条宪法修正案的通过，WCTU的人数开始急剧下降，1931年，它的成员为372355名， 到1941年，只有216843名。[21](p3)随之，WCTU妇女的形象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该组 织的成员曾说：“当这个组织刚组建的时候，它吸引了城里最有影响力的女士，但现在 人们觉得我们这些反对喝鸡尾酒的女士有点奇怪。我们组织中有工人和牧师的妻子，但 律师和医生的妻子躲着我们。她们不想让人觉得奇怪。”一位WCTU地方组织的领导人也 注意到了这种历史变迁，她说：“这个组织过去可不是这个样。您知道那时它十分受欢 迎。现在公众认为——我们直面这个问题吧——我们是一小撮老妇人，一群老古董。人 们听说我是WCTU成员都觉得我太奇怪了……30年前可不是这样的。”[6](p129)
WCTU形象的改变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妇女本身而言，由于时代的变化，从2 0世纪20年代起，美国出现了新女性，她们所持的许多观念都与WCTU坚持的观念不符。 在这种时代变迁中，WCTU的自身转变未能跟上时代的脚步。20年代以来，饮酒者队伍中 ，妇女和青少年成员的比重明显扩大了。在“喧嚣的20年代”中，伴随着经济繁荣和社 会风气的变化，妇女饮酒吸烟者的比例开始增加，大量秘密酒馆和夜总会由妇女经营， 并雇佣许多年轻女招待。妇女在传统上被看成是美国道德的护卫者，但到这时已遭到了 严峻的挑战。汽车、爵士乐、电视等导致了一场“行为方式及道德革命”。更多的女性 不再追求改变传统的男性社会，而是着意改变自己，包括改变对酒饮料消费的态度。妇 女当众喝酒成了时髦。对妇女来说，酒成了自由的象征。[7](p233)
不过，更多的妇女开始反对禁酒并不仅仅因为她们想喝酒。“或许她们喜欢喝鸡尾酒 ，正如禁酒派所说的那样。但她们许多人很可能根本不喝酒，她们为废除禁酒而工作， 是因为她们相信这个工作而且越来越投入这个工作。”[7](p178)
到1926年反禁酒势力已经十分强大了。国会不得不就禁酒修正案问题举行听证会。192 9年，全国禁酒改革妇女组织(Women's Organization for National Prohibition Refo rm,WONPR)成立。萨宾夫人(Pauline Sabine)是该组织的领袖。从其名称上看，它十分 关注禁酒修正案的废止，而不像WCTU那样，虽进行禁酒立法斗争，但名称仍是较为温和 的“Temperance”。
萨宾夫人在一开始是支持禁酒的，认为“它将帮助我的两个孩子。煽动家的语言让我 迷失，我以为没有酒的世界将是个美好的世界。”但后来她的思想转变了。禁酒法律执 行不力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它使“孩子们正在一种完全缺乏对宪法和法律的尊重下成长 ”[25](p468)。
同时，她们还反对联邦政府干预个人行动，认为它应该由各州的地方政府来管理。她 们支持完全废除第18条宪法修正案，认为它既不能根除酒类危害，也不能根除私酿行为 。她们曾在克里夫兰大会上一致宣称：“我们坚信全国禁酒是根本错误的：一是因为它 与地方治理的基本美国原则矛盾，它破坏了我国政府缔造者所确立的给予联邦的权力与 保留在自治州的权利之间的平衡。二是因为它试图通过中央政府强行彻底禁酒，而忽视 一个真理，即除非由道德支配或各社区共同努力，法律才可能得到尊重或得以实施。三 是我们坚信全国禁酒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它给人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即它……给全国 青年带来惊人的后果，损害了宪法对个人权益的保证，削弱了公民与政府的团结，而这 种团结是一个国家力量的基础。”[25](p473)
这些新女性怀疑法律的作用。萨宾夫人在《妇女反对禁酒》中写道：“她们(指禁酒妇 女)没有意识到禁酒必须发自内心，如果没有这种精神，立法将一无用处。人类的经验 告诉我们，通过立法强制禁酒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政府不应该有这种功能，即告 诉人们，在他们的个人行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他们的行动不妨碍公共安 全。”[26]
关于宪法修正案不可废止的问题，她们说：“第18条修正案对国会和人们来说都很重 要，是执行还是废除?有人说我们无法废除它，这点我不同意。很明显，事实已经证明 我们无法执行它……我怀疑有什么中间办法，我不是一个学法律的，也没有资格来建议 采取什么办法。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人人都是有能力、有头脑的公民，肯定可能知道 什么可行的办法，使禁酒达到我们大家期望的效果……关于法律执行，我有许多话要说 ，我同意执法的无能本身就是一个变更法律的充分理由。然而，即使法律的执行已达到 某种程度，禁酒写在宪法里仍将与我对联邦政府的正当功能的观点相左。而且，在我看 来将会与我们的根本大法的精神相悖。”[26]WONPR的一位发言人谈到禁酒时说：“突 然间道德规劝作为禁酒的方法被人抛在一边，而立法禁酒却写入了我们的宪法，这表明 一个观点，即认为立法比告诫、教育、理论和规劝更能让人改好。”[25](p472)
面对反禁酒观点，禁酒妇女仍坚持全国禁酒。她们关心道德甚于权益。社会上许多贫 穷妇女不得不私自酿酒以养家糊口，由此“物质条件得到大大的改善”。禁酒妇女并未 从故意违法可能带来的危害来反对，而是关心“她们的道德和精神条件却没有得到提高 ”[27](p667)。她们认为禁酒修正案“没有在任何一方面影响行为端正的人的个人自由 ——这些人忠于国家最高利益，忠于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有人认为“在处理巨大的 社会邪恶，如疾病或犯罪时，个人自由必须屈从于有效的社会控制之下”[27](p676)。 她们认为，一旦没有别的办法可行，即应该用法律的办法去做，“甚至不惜违背民意” 。另外，她们相信，“人们必须有正确的领导和引导，这样他们才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 ”。因此，她们认为，“惟有激烈的联邦行为才能使她们为之奋斗的罪恶得以铲除”。 同时，她们坚持认为宪法修正案是不可废除的。的确，废止一条宪法修正案在美国历史 上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虽然这一过程艰难曲折，但在1933年，禁酒修正案还是被 废除了(注：禁酒牵涉的宪法问题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对象，参见Paul L.Murphy,“Soc ietal Morality and Individua Freedom,”William F.Swindler,“A Dubious Comsti tutional Experiement,”David E.Kyvig ed.,Law,Alcohol,and Order(New York:Gree nwood Press,1988),pp.53-80.)。
从上面论述可见，表面看来，禁酒的失败是法律的失败，禁酒执行起来困难重重。但 它实际上也是道德、法律、风俗、政府功能等诸多方面的历史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其 中有关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的问题一直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 点之一。在殖民时代，法律的主要功能就已包括执行道德的功能。这给当时罪与孽的关 系问题带来麻烦。到19世纪时，早期殖民时代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大多数人 认为，政府不应该试图控制道德行为，认为这些事情应由宗教、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机制 来控制。对联邦主义的敌视、对有限政府的青睐已经开始。人们认为，地方社区可以用 自己的方式处理不道德行为。但进步主义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早期。它认为法 律可以处理道德问题。当然，对在自由主义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来讲，这种转变对宪法和 法律的影响是十分惊人的。要接受这样一个积极政府的观念，就必须重新考虑宪法的功 能，思考联邦与各州的关系。饮酒在许多人看来是无罪的，纯粹是个人行为，而进步主 义者认为，它是一个社会问题。这种价值体系把社会需要置于个人自由之上。但此时还 没有出现政府违反个人权利的思考。人们还没有开始思考民权问题。从立法角度看，民 权人士认为，当社会控制过于限制个人自由时，应该有一定的法律加以弥补。20世纪20 年代人们广泛思考联邦政府对个人的危害问题。禁酒本身作为一项强制社会道德，完全 不顾个人权利，在20世纪20年代也开始遭到质疑(注：Paul L.Murphy,“Societal Mora lity and Individua Freedom”,转引自David E.Kyvig ed.,Law,Alcohol,and Order(N 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8),pp.67-80.)。
在这种社会价值观念下，禁酒妇女所持的立场和观点显然已经很难获得大多数人的认 同，她们自身也成为旧时代的代表，受到新时代的嘲讽和忽视。由此，WCTU在19世纪的 光彩形象渐渐地被人淡忘，对WCTU的研究也越来越忽略她们在早先阶段的表现及作用。 因此，本文重提19世纪WCTU的活动，尤其是它在妇女解放史上的作用，应该是十分有必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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