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从雅典国家的农业看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
——兼与农业特征论者商榷
王瑞聚/邹远修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12期
【原文出处】《齐鲁学刊》(曲阜)2002年05期第47～53页
【英文标题】On the Economic Features of the City-state Society in the Light of the Agr iculture in the State of Athens
WANG Rui-ju/ZOU Yuan-xiu
Rizhao Branch of Qufu Normal University,Rizhao 276826,China/Politics and H istory Department of Weifang College,Weifang 261061,China
【作者简介】曲阜师范大学 日照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潍坊学院 政史系，山东 潍坊 2 61061
王瑞聚(1948—)，男，山东莒南人，曲阜师范大学日照学院教授。
邹远修(1963—)，男，山东蓬莱人，潍坊学院政史系副教授。
【关 键 词】雅典国家/农业/经济特征Athens/agriculture/economic features
中图分类号：K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2)05-0047-07
在学术界，关于古代希腊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问题，因为与东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等一 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密切相关，所以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和关注。无论从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看，还是从古典文献所反映的历史实际看，古希腊城邦社会的工商业 特征，应该说是经得起检验、可以定论的问题。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关于古代希腊城 邦社会经济特征问题的传统观点即工商业特征论，受到了有力地挑战(注：见黄洋《希 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四期；裔昭印：《从古希腊罗马 看古代城市的经济特征》，载《上海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徐松岩：《古希腊城 邦经济结构刍议》，载《西南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古代世界不存在“工商业 城邦”》，载《重庆师院学报》，1998年第1期。)。有的学者明确指出，古希腊城邦社 会也“同古代中国社会一样，是一个以农业而不是工商业为特征的社会”[1]。在笔者 看来，农业特征论者的观点虽然立意新颖，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商榷。本文拟以雅典城 邦为例，就几个最基本的问题作一些探讨，以期为解决希腊城邦社会经济特征问题尽一 点微薄之力。
笔者认为，要弄清雅典城邦社会是否农业特征，从其它角度进行研究固然重要，但最 重要的是要弄清如下两个问题：1、农业在雅典城邦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2、 雅典城邦国家现有农业的性质。这两个问题与农业特征问题关系最为密切和直接，是实 质性的问题，对于说明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具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
任何一个国家农业的发展都必然要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古代雅典国家也不例外 。可以肯定的是，雅典国家的地理环境非常不利于农业。古典作家色诺芬在《雅典的收 入》一文中，为论证增加国家收入的方法，以比较乐观的态度分析了雅典国家所处的阿 提卡半岛的自然资源及其增加收入的可能性，但也不得不正视阿提卡半岛不利于农业的 一面。色诺芬指出：“土地产品证明阿提卡一年四季都是极为温暖的，因为在许多国家 内甚至不能成长的东西，在阿提卡都能成熟结果……土地是最肥沃的……神在各季所赐 予的各种果品，在这个国家内结实最早，而凋谢最迟。土地不仅就每年成长和凋谢的东 西来说是上等的，而且还具有经久的利益，因为它供应充裕的石料……诚然，有一部分 土地虽然播种仍不能结实，但如深入挖掘，他们却比生产五谷能养活更多的人，因为在 地面下……藏有白银”[2](P66-67)。透过这一段反映阿提卡半岛自然资源的文字，我 们可以发现这样几个问题：1、阿提卡的气候是温和的，这有利于农业。2、有一部分土 地是“最肥沃的”，“上等的”，这也有利于农业，但另一部分土地却相当贫瘠，以致 “虽然播种仍不能结实”，这极不适于农业。3、贫瘠的土地不适于农业，但却盛产石 料，地下还蕴藏有丰富的银矿。这些都“具有经久的利益”。4、粮食作物有“五谷” ，经济作物有“各种果品”。经济作物似乎比粮食作物更重要。5、在阿提卡，农业不 是“能养活更多的人”的行业。色诺芬的记载大体符合实际，但有一个问题，即没有从 量上说明在阿提卡半岛肥沃的土地与贫瘠的土地各占一个什么比例，缺乏一种比较。当 然这不是他的疏忽，因为如果他那样做的话，得出的结论将与他的题旨大相径庭。总起 来看，色诺芬以乐观的态度分析阿提卡的自然资源及其增加收入的可能性，但我们在读 了这一段文字之后，却很难对阿提卡的农业抱一种乐观的态度。而且，我们通观色诺芬 论雅典的收入的全文可以发现，在色诺芬的心目中，农业不是雅典国家增加收入的主要 途径。他关于农业的描述语焉不详，前景实难诱人，而关于发展工商业以增加国家收入 的论述却翔实而具体，令人读后对工商富国充满了信心。
雅典国家发展农业的条件及农业发展的前景不容乐观，古典作家普鲁塔克亦有明确记 载：雅典的国土“大部分是贫瘠无用之地”，比较“宜于畜牧而不宜于耕种”，“国内 水源不足，没有经常供水的河流、湖泊或大的泉井”[3](P22-23)。柏拉图也曾对阿提 卡严重的水土流失状况做过描述，说“雨一下来就从光秃秃的地面上流泻到海里去了” [4](P242-243)。
据《剑桥古代史》估计，在阿提卡半岛，农耕面积仅占半岛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又据S .巴尔《希腊史》的估计，在这五分之一的可耕地中，土地的实际利用率，即能用于粮 食生产的仅占二分之一。整个希腊大陆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五分之四的面积是山地。平 原地带虽然比较肥沃，出产谷物，但面积太小，产量十分有限。这种状况造成了雅典国 家乃至整个希腊世界粮食生产远远不能满足自我消费的需要。据《剑桥古代史》统计， 在雅典国家，公元前5世纪最好的年份粮食总产量不过45万麦斗，而当时雅典总人口约 为33万人，年需粮食约为198万麦斗。也就是说，雅典国家粮食自产量尚不足需求量的 四分之一[5]。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它说明农业在雅典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非主流地位 。
正因为粮食紧缺，不能自给，所以梭伦改革时特别规定，农产品除橄榄油外，一律禁 止出口。此外，每年还要从黑海沿岸、埃及、西西里岛等地大量进口粮食。从海外进口 粮食成为雅典城邦维持生存的主要经济手段。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雅典人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输入粮食维持生活”[6](P323)，粮食生意因此在希腊世界成为有利可 图的事情，所以粮食投机商应运而生。公元前387年，雅典政治家、演说家吕西亚斯发 表了一篇著名的反粮食投机商的演说，成为古典文献中反映雅典国家粮食问题的典型材 料。吕西亚斯在演说中揭露粮食投机商在人们“急需粮食”的时候“囤积居奇”，“漫 天要价”，“大发横财”；他们对雅典人缺粮的“不幸”和“灾难”是那样的“幸灾乐 祸”；“他们的敌意达到如此地步，以致只要有合适的时机便象敌人一样打击你们”( 指雅典公民)；“即令在和平时期，他们也把我们置于围困状态之中”。他坚决主张对 这些粮食投机商“作出有罪的判决”，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正义，人们才能“买到比 较便宜的粮食”[7](P128-129)。这篇演说深刻地反映了希腊世界严重的粮食危机。不 可否认，这种粮食危机正是农业的所谓基础地位的危机。
粮食危机使粮食供应问题成为希腊城邦的大事。古代文献记载，许多城邦设置粮食管 理员“负责分配公民的食粮”[8](P221)。在雅典，则有“抽签选出的10名谷物护持(即 粮食管理员，亦即粮监)，5名到比雷埃夫斯，5名到城中”。到亚里斯多德时代，则“ 在城中有20名，在比雷埃夫斯有15名”[9](P53)。他们的职责是在市场上监管粮食价格 以及面粉、面包的价格等等。粮监的数目由最初的10人增加到亚里斯多德时代的35人； 粮监因对粮食投机商监管不力而被公民大会判处死刑，这些现象无不反映了雅典国家粮 食危机亦即农业危机的严重性。
在雅典国家，粮食问题的重要性还渗透到公民的政治生活中去，成为公民从政的必备 知识。苏格拉底曾用质询的方法引导非常向往获得政府职位的青年格老孔承认自己完全 没有担任所向往职位的必要知识，其中就谈到粮食问题[10](P108-109)，可见粮食问题 确实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综上所述，在古代雅典国家，发展农业的先天条件不足，自产的粮食不能满足居民消 费的起码需要，粮食严重短缺，需要从海外大量进口，粮食供应和粮食管理成为国家的 大事，成为城邦政治家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些情况无不反映了雅典国家的农业在社会经 济生活中不居支配地位，不是城邦社会的主要经济支柱，因此，也就称不起“是城邦生 活最基本的基础”[1]。
二
应该说，农业在多数古代国家占据基础地位，像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等等皆是 。可是，在古代雅典国家，大量的史料却证明，农业无论如何算不上社会生存和发展的 主要经济支柱。雅典城邦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支柱是工商业。正是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 ，才使雅典国家得以进口那不能自给的四分之三的粮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在雅典国家，“绝大部分粮食必须靠进口解决，对于雅典公民来说，除了极少数可能通 过外出殖民获得一定解决外，大多数公民只有依靠经营工商业以营利换取周围产粮区的 粮食”[5]。确切地说，雅典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输入粮食维持生活，同时他们也必 须有相应的输出品，如手工业产品及经济作物等等，否则，粮食的进口就无从谈起。
由于地理环境不利于农业，靠农业不足以维持生存，所以城邦国家因势利导，大力发 展工商业，以补农业经济之不足。在古代希腊，工商业经济和农业经济，工商业者阶层 和农民阶层，是一种相互渗透，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并不像农业特征论者所理 解的那样，是一种绝对对立的“相抗衡”的关系。
在雅典国家，从梭伦改革开始，发展工商业以补农业经济之不足，就成为一种国策。 文献记载：“梭伦看到阿提卡的土壤没有可能养活不断增殖的人口，而且不论民众从事 什么农业生产，单靠土地是不能够过上优裕的生活的，所以他便特别注意到发展手工业 。”[3](P22)为此而采取了许多措施：“允许永远被本国放逐的人或全家迁来雅典从事 某种行业的人归化为雅典公民”；“以归化为公民的充分保证吸引这些特定的人到雅典 来”。又“规定如果一个人没有叫他儿子学会一种行业，他就不能强迫儿子赡养他”[3 ](P24)。“他还把一切行业都看得很高贵，要元老会议检查每一个人的谋生之道，惩罚 没有行业的人”[3](P22)。为了方便工商业的发展，梭伦还实行“加大量器和提高货币 购买力的措施”[3](P15)，即统一度量衡制度和进行币制改革。亚里斯多德记载，梭伦 在颁布解负令之后，“又提高了度量、重量和货币的标准。在他的时代，度量比斐多时 代的要大，米那由先前的70德拉克马，增加到了足足100德拉克马重。早先的币型是双 德拉克马型。他还使币值与重量相符，1塔仑特重63米那，多出的3米那重量按比例分配 到斯塔尔和其它级币重上”[9](P11)。梭伦的币制改革，一方面“使负了债的人因此可 用数量相同而价值较少的货币去还债，受惠很大，而收债的人也没有什么损失”[3](P1 5)，另一方面，使雅典国家的内外贸易更加方便、更加广泛了，这直接有利于工商业的 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农业特征论者为了全盘否定梭伦改革的性质，连梭伦币制改革的真实 性也予以否认，认为那是后来的立法家干的事情，而被古典作家归到梭伦的头上了。这 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就现有资料看，古典作家中最早记载梭伦币制改革的是亚里斯多 德，其后是普鲁塔克。众所周知，亚里斯多德治学严谨，富于求真精神。他长期生活在 雅典，知识十分广博，对于雅典国家的历史包括著名的政治家的活动，是非常熟悉的。 《雅典政制》一书，特别是其中第28章等有关内容，就是明证。像币制改革这样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的事件，他不可能连立法者是谁都搞不清楚，“误记”之说难以服人。农业 特征论者在没有提出任何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就轻易地否定了古典作家关于梭伦币制改 革记载的真实性，其做法是轻率的。至于农业特征论者引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材料，认为 雅典国家最早使用货币的时间是在梭伦改革之后的前6世纪中叶，这也只能视为一家之 言，因为还有许多证据表明，梭伦时代已经有了货币。
发展工商业以补农业经济之不足是梭伦改革的一个重点，并且，这些改革措施作为一 种国策，长期得到贯彻和执行[9](P8)，其结果，不仅使工商业成为雅典国家的主要经 济支柱，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同时也使城邦社会经济特征打上了它的鲜明的烙印。
三
从量的角度看，雅典国家的农业不仅因为条件差、规模小，难以维持城邦社会的生存 和发展，因而不足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特征之依据。从质的角度看，雅典国家的农业在 很大程度上已经商品化了，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因此，同样不足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 特征之依据。
如前所述，阿提卡半岛的土地实际利用率，即能用于粮食生产的仅占50%。适于谷物种 植的主要是平原、谷地，而山区、丘陵适于栽培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7]。阿提卡半 岛的这种土地资源状况，决定了雅典国家的农业种植必须是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并举。 在古希腊，经济作物主要有葡萄、橄榄、无花果等等。这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在荷马时 代即达到一定规模。《伊利亚特》中曾记述伊阿宋之子欧涅奥斯从莱姆诺斯岛用船装载 了1000坛葡萄酒，前往希腊联军的营地，与之交换青铜、铸铁、皮革、牛群、以及得之 于战争的奴隶。用于交换的葡萄酒一次达千坛之多，这不仅反映了葡萄酒的生产规模， 也反映了葡萄这种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事实上，当一个地方的某种或某几种农作物成 为经济作物，而这种经济作物又得到大面积种植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这儿的农业已开始 了商品化的过程。
在雅典国家，经济作物的种植是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梭伦改革时为划分等级而 制定财产标准时，将葡萄酒、橄榄油和谷物置于同等地位，只要达到规定标准，无论拥 有谷物，还是酒、油，都可划入相应等级。而在梭伦改革以及后来历届政府的经济外交 政策中，鼓励油、酒出口都居于突出地位。反映公元前6至5世纪雅典农民栽培、收获葡 萄和橄榄的劳动场景的浮雕、石刻、图案等艺术品，以及铸有橄榄图案的雅典货币，比 较多见，反映了葡萄和橄榄的栽培在雅典农业种植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据学者研究， 约公元前6世纪，随着海外粮食的进口，希腊许多城邦开始改谷物种植为葡萄、橄榄栽 培。在雅典，这种现象在庇西特拉图时代尤为显著。到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农业种植 便以经济作物为主[5]。这意味着雅典国家的农业大部分已经商品化了。但是，在农业 特征论者那里，却把这种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视为农业特征的根据：“对在公元前79 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掩埋的庞贝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农业是这座罗马城市生活的基 础，维苏威火山的坡地布满了葡萄园，庞贝以生产葡萄酒而远近闻名，史实足以证明农 业对于古代希腊罗马城市的意义。”[11]显然，农业特征论者没有从事物的本质方面着 眼，把农业简单地等同于农业特征了。
古代希腊农业的商品化在荷马时代见其端倪，到古风时代有明显的发展。反映古风时 代希腊农业状况的主要文献资料是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一书。通过该书可以知道 ，古风时代希腊的农业从总体上看是自然经济性质的，个体劳动、小农经济、使用奴隶 劳动、规模不大，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我消费。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农业商品化 的程度提高了。和荷马时代相比，商业有了明显的发展，不仅较为先进的小亚细亚地区 居民常有出海经商的，连地处内陆的波俄提亚的农民也拥有自己可供出海的船只了。赫 西俄德训诫他的弟弟在搞好农业的同时，要不失时机地“装上货物出海”经商，“这样 你可以用它获利”[12](P19)；“小船只供玩赏，装载货物要用大船。在一帆风顺的情 况下，装货越多，获利越多”[12](P20)。赫西俄德多次提到用来出海经商的“货物” 。这些“货物”是什么呢?是农产品，还是手工业品?是自产的，还是购进的?根据时代 条件及该书所反映的实际情况看，这些“货物”只能是自产为主的当地农产品，或者“ 余粮”，或者经济作物如葡萄、葡萄酒之类。这些被用来交换以获利的农产品无疑已变 成了商品，这些驾船出海经商的农民无疑也已商人化了。可见古风时代，希腊农业的商 品化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到古典时代，这种农业的商品化，其表现更为深刻，不仅通过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民 的商人化表现出来，还通过土地的商品化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表现出来，通过经营农业的 目的、手段和结果等一系列环节表现出来。反映古典时代希腊农业状况的最重要的文献 资料是色诺芬的《经济论》一书。色诺芬本人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农场主，他的《经济论 》一书是在非常熟悉城邦的农业和亲自实践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最能反映当时的农业 及农民的状况。《经济论》一书最基本的观点是，农场管理亦即经营农业的一切目的是 为了利润，是为了“保证每件已完成的工作都能增加利润”[2](P46)，而为了实现利润 ，加强和完善“管理”是最有效的手段。管理——效益(效率)——利润(赚钱)是贯穿全 书的一条主线。
关于“利润”问题，农业特征论者曾发表这样的观点：在古希腊，“无论是从严格意 义上还是从非严格意义上看，城邦都没有旨在谋求利润的商业政策”[1]。此说有失公 允。一方面，这显然是用近代资产阶级的标准来苛求古代的城邦国家，另一方面也不切 合实际。怎样理解“利润”这个概念?如果说利润就是指经营者通过经营所获得的超出 经营成本之外的那一部分，那么，在古代世界，只要有商业存在，也就一定存在“旨在 谋求利润”的事实，否则商业便不成其为商业。从城邦的角度讲，只要它支持、发展和 保护工商业，这就在本质上属于“旨在谋求利润的商业政策”了。为什么非要像17世纪 英国制定《航海条例》那样不可?“旨在谋求利润的商业政策”从形式上说是多样的， 而非单一的。如果从经营者个人的角度看，则“旨在谋求商业利润”更是一种普遍现象 。商人自不必说。在古希腊和雅典国家，就连土地所有者也都在“谋求”着“利润”。 这从色诺芬的《经济论》一书中看得非常清楚。《经济论》前三章重点讨论了管理农场 的意义在于获取“盈余”、“利润”，亦即“赚钱”。这可以看作色诺芬这个农场主的 思想，但也必定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具有普遍性。书中还用大量篇幅记述一个受到 人人敬佩、被称为“高尚人士”、非常富有的雅典市民伊斯霍马霍斯。这应是从现实中 提炼出来的一个典型。他在乡下有多处庄园(即农场)，使用奴隶劳动，有丰富的管理经 验，特别是有一套很好的赚钱方法，被苏格拉底称之为有一剂“发财的特效药”[2](P3 9)。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农场主，他从他父亲那里学得一套独特的致富方法，即通过经营 土地和农业来赚大钱。从伊斯霍马霍斯父子所经营的农场规模及经营的目的和手段，以 及土地允许自由买卖等情况判断，雅典国家农业的商品化已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使用奴 隶劳动经营农业成为赚钱的重要途径。
由这种农业商品化的现实，我们可以断定，古典时代，雅典国家的农民大部分都被卷 入到商品经济的旋涡里去了，或置身于商品经济的潮流中，或与商品经济有着这样那样 的联系。所以，同样是农民，同样是农业，却有着质的差别。像中国古代那种“牛郎织 女”式的农民及其农业，当然属于自然经济性质，而古希腊雅典国家的农民及其农业， 则在一定程度上商人化和商品化了，属于商品经济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发展规模 是大是小，农业人口是多是少，都不能作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特征的依据。这就像当今 世界美国是一号农业强国，但我们却不能就此得出其国家农业特征的结论一样。
四
通过对雅典国家农业的状况及其性质的考察，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看一个国家的农 业是否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农业特征，不仅要看这个国家的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更要看这个国家的农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农业。农业经济不等于农业特征。只有当一 个国家的农业在经济结构中既占了主导地位，同时又是自然经济性质时，这才能视之为 农业特征。反之，就不能把它和农业特征等同起来。大量的文献资料直接或间接地证明 ，古典时代雅典国家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不占主导地位，而且又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商品 化了，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
当然，古典时代雅典国家的农业虽属于商品经济，但也不能否认自然经济成分仍不同 程度地存在。《经济论》中所说的“那些虽然以农为业，可是没有钱去支付即使是必要 的开支的人”[2](P10)，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部分农民那里，生产还没有商品化。这 种“两极分化”的现象同样表现在畜牧业领域，“有些人养马弄得挺穷困，而另一些人 养马养得挺好，而且夸耀他们能赚钱”[2](P10)。与苏格拉底对话的克利托布勒斯承认 自己“也看到并且明白这两种情况”，但自己“却不是一个能赚钱的人”[2](P10)。这 就是说，他还是一个自然经济型的人，还没有完成向商品经济型的人的转变。
总之，无论从量的角度，还是从质的角度，雅典国家的农业都不足以说明城邦社会的 农业特征。农业特征论是不能成立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12期
【原文出处】《齐鲁学刊》(曲阜)2002年05期第47～53页
【英文标题】On the Economic Features of the City-state Society in the Light of the Agr iculture in the State of Athens
WANG Rui-ju/ZOU Yuan-xiu
Rizhao Branch of Qufu Normal University,Rizhao 276826,China/Politics and H istory Department of Weifang College,Weifang 261061,China
【作者简介】曲阜师范大学 日照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潍坊学院 政史系，山东 潍坊 2 61061
王瑞聚(1948—)，男，山东莒南人，曲阜师范大学日照学院教授。
邹远修(1963—)，男，山东蓬莱人，潍坊学院政史系副教授。
| 【内容提要】 | 地理环境制约了雅典国家农业的发展。从量的角度看，雅典国家的农业在城邦社会经 济生活中不据支配地位，难以维持城邦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从质的角度看，雅典国家的 农业已在很大程度上商品化了，属商品经济范畴。因此，雅典国家的农业不足以说明城 邦社会的农业特征，不足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特征之依据。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was restricted by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 ent in Athens.Therefore,in terms of quantity,the Athenian agriculture did no t possess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city-state society a nd failed to keep the sub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ity-society.In fac t,the Athenian agriculture which had already been commercialized to a high l evel in nature certainly belonged to the category of commodity economy.There fore,it fails to illustrate the agri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city-state soci ety and cannot serve as the basis for proving the agricultural features of t he city-state society. |
在学术界，关于古代希腊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问题，因为与东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等一 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密切相关，所以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和关注。无论从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看，还是从古典文献所反映的历史实际看，古希腊城邦社会的工商业 特征，应该说是经得起检验、可以定论的问题。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关于古代希腊城 邦社会经济特征问题的传统观点即工商业特征论，受到了有力地挑战(注：见黄洋《希 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四期；裔昭印：《从古希腊罗马 看古代城市的经济特征》，载《上海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徐松岩：《古希腊城 邦经济结构刍议》，载《西南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古代世界不存在“工商业 城邦”》，载《重庆师院学报》，1998年第1期。)。有的学者明确指出，古希腊城邦社 会也“同古代中国社会一样，是一个以农业而不是工商业为特征的社会”[1]。在笔者 看来，农业特征论者的观点虽然立意新颖，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商榷。本文拟以雅典城 邦为例，就几个最基本的问题作一些探讨，以期为解决希腊城邦社会经济特征问题尽一 点微薄之力。
笔者认为，要弄清雅典城邦社会是否农业特征，从其它角度进行研究固然重要，但最 重要的是要弄清如下两个问题：1、农业在雅典城邦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2、 雅典城邦国家现有农业的性质。这两个问题与农业特征问题关系最为密切和直接，是实 质性的问题，对于说明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具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
任何一个国家农业的发展都必然要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古代雅典国家也不例外 。可以肯定的是，雅典国家的地理环境非常不利于农业。古典作家色诺芬在《雅典的收 入》一文中，为论证增加国家收入的方法，以比较乐观的态度分析了雅典国家所处的阿 提卡半岛的自然资源及其增加收入的可能性，但也不得不正视阿提卡半岛不利于农业的 一面。色诺芬指出：“土地产品证明阿提卡一年四季都是极为温暖的，因为在许多国家 内甚至不能成长的东西，在阿提卡都能成熟结果……土地是最肥沃的……神在各季所赐 予的各种果品，在这个国家内结实最早，而凋谢最迟。土地不仅就每年成长和凋谢的东 西来说是上等的，而且还具有经久的利益，因为它供应充裕的石料……诚然，有一部分 土地虽然播种仍不能结实，但如深入挖掘，他们却比生产五谷能养活更多的人，因为在 地面下……藏有白银”[2](P66-67)。透过这一段反映阿提卡半岛自然资源的文字，我 们可以发现这样几个问题：1、阿提卡的气候是温和的，这有利于农业。2、有一部分土 地是“最肥沃的”，“上等的”，这也有利于农业，但另一部分土地却相当贫瘠，以致 “虽然播种仍不能结实”，这极不适于农业。3、贫瘠的土地不适于农业，但却盛产石 料，地下还蕴藏有丰富的银矿。这些都“具有经久的利益”。4、粮食作物有“五谷” ，经济作物有“各种果品”。经济作物似乎比粮食作物更重要。5、在阿提卡，农业不 是“能养活更多的人”的行业。色诺芬的记载大体符合实际，但有一个问题，即没有从 量上说明在阿提卡半岛肥沃的土地与贫瘠的土地各占一个什么比例，缺乏一种比较。当 然这不是他的疏忽，因为如果他那样做的话，得出的结论将与他的题旨大相径庭。总起 来看，色诺芬以乐观的态度分析阿提卡的自然资源及其增加收入的可能性，但我们在读 了这一段文字之后，却很难对阿提卡的农业抱一种乐观的态度。而且，我们通观色诺芬 论雅典的收入的全文可以发现，在色诺芬的心目中，农业不是雅典国家增加收入的主要 途径。他关于农业的描述语焉不详，前景实难诱人，而关于发展工商业以增加国家收入 的论述却翔实而具体，令人读后对工商富国充满了信心。
雅典国家发展农业的条件及农业发展的前景不容乐观，古典作家普鲁塔克亦有明确记 载：雅典的国土“大部分是贫瘠无用之地”，比较“宜于畜牧而不宜于耕种”，“国内 水源不足，没有经常供水的河流、湖泊或大的泉井”[3](P22-23)。柏拉图也曾对阿提 卡严重的水土流失状况做过描述，说“雨一下来就从光秃秃的地面上流泻到海里去了” [4](P242-243)。
据《剑桥古代史》估计，在阿提卡半岛，农耕面积仅占半岛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又据S .巴尔《希腊史》的估计，在这五分之一的可耕地中，土地的实际利用率，即能用于粮 食生产的仅占二分之一。整个希腊大陆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五分之四的面积是山地。平 原地带虽然比较肥沃，出产谷物，但面积太小，产量十分有限。这种状况造成了雅典国 家乃至整个希腊世界粮食生产远远不能满足自我消费的需要。据《剑桥古代史》统计， 在雅典国家，公元前5世纪最好的年份粮食总产量不过45万麦斗，而当时雅典总人口约 为33万人，年需粮食约为198万麦斗。也就是说，雅典国家粮食自产量尚不足需求量的 四分之一[5]。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它说明农业在雅典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非主流地位 。
正因为粮食紧缺，不能自给，所以梭伦改革时特别规定，农产品除橄榄油外，一律禁 止出口。此外，每年还要从黑海沿岸、埃及、西西里岛等地大量进口粮食。从海外进口 粮食成为雅典城邦维持生存的主要经济手段。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雅典人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输入粮食维持生活”[6](P323)，粮食生意因此在希腊世界成为有利可 图的事情，所以粮食投机商应运而生。公元前387年，雅典政治家、演说家吕西亚斯发 表了一篇著名的反粮食投机商的演说，成为古典文献中反映雅典国家粮食问题的典型材 料。吕西亚斯在演说中揭露粮食投机商在人们“急需粮食”的时候“囤积居奇”，“漫 天要价”，“大发横财”；他们对雅典人缺粮的“不幸”和“灾难”是那样的“幸灾乐 祸”；“他们的敌意达到如此地步，以致只要有合适的时机便象敌人一样打击你们”( 指雅典公民)；“即令在和平时期，他们也把我们置于围困状态之中”。他坚决主张对 这些粮食投机商“作出有罪的判决”，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正义，人们才能“买到比 较便宜的粮食”[7](P128-129)。这篇演说深刻地反映了希腊世界严重的粮食危机。不 可否认，这种粮食危机正是农业的所谓基础地位的危机。
粮食危机使粮食供应问题成为希腊城邦的大事。古代文献记载，许多城邦设置粮食管 理员“负责分配公民的食粮”[8](P221)。在雅典，则有“抽签选出的10名谷物护持(即 粮食管理员，亦即粮监)，5名到比雷埃夫斯，5名到城中”。到亚里斯多德时代，则“ 在城中有20名，在比雷埃夫斯有15名”[9](P53)。他们的职责是在市场上监管粮食价格 以及面粉、面包的价格等等。粮监的数目由最初的10人增加到亚里斯多德时代的35人； 粮监因对粮食投机商监管不力而被公民大会判处死刑，这些现象无不反映了雅典国家粮 食危机亦即农业危机的严重性。
在雅典国家，粮食问题的重要性还渗透到公民的政治生活中去，成为公民从政的必备 知识。苏格拉底曾用质询的方法引导非常向往获得政府职位的青年格老孔承认自己完全 没有担任所向往职位的必要知识，其中就谈到粮食问题[10](P108-109)，可见粮食问题 确实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综上所述，在古代雅典国家，发展农业的先天条件不足，自产的粮食不能满足居民消 费的起码需要，粮食严重短缺，需要从海外大量进口，粮食供应和粮食管理成为国家的 大事，成为城邦政治家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些情况无不反映了雅典国家的农业在社会经 济生活中不居支配地位，不是城邦社会的主要经济支柱，因此，也就称不起“是城邦生 活最基本的基础”[1]。
二
应该说，农业在多数古代国家占据基础地位，像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等等皆是 。可是，在古代雅典国家，大量的史料却证明，农业无论如何算不上社会生存和发展的 主要经济支柱。雅典城邦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支柱是工商业。正是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 ，才使雅典国家得以进口那不能自给的四分之三的粮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在雅典国家，“绝大部分粮食必须靠进口解决，对于雅典公民来说，除了极少数可能通 过外出殖民获得一定解决外，大多数公民只有依靠经营工商业以营利换取周围产粮区的 粮食”[5]。确切地说，雅典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输入粮食维持生活，同时他们也必 须有相应的输出品，如手工业产品及经济作物等等，否则，粮食的进口就无从谈起。
由于地理环境不利于农业，靠农业不足以维持生存，所以城邦国家因势利导，大力发 展工商业，以补农业经济之不足。在古代希腊，工商业经济和农业经济，工商业者阶层 和农民阶层，是一种相互渗透，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并不像农业特征论者所理 解的那样，是一种绝对对立的“相抗衡”的关系。
在雅典国家，从梭伦改革开始，发展工商业以补农业经济之不足，就成为一种国策。 文献记载：“梭伦看到阿提卡的土壤没有可能养活不断增殖的人口，而且不论民众从事 什么农业生产，单靠土地是不能够过上优裕的生活的，所以他便特别注意到发展手工业 。”[3](P22)为此而采取了许多措施：“允许永远被本国放逐的人或全家迁来雅典从事 某种行业的人归化为雅典公民”；“以归化为公民的充分保证吸引这些特定的人到雅典 来”。又“规定如果一个人没有叫他儿子学会一种行业，他就不能强迫儿子赡养他”[3 ](P24)。“他还把一切行业都看得很高贵，要元老会议检查每一个人的谋生之道，惩罚 没有行业的人”[3](P22)。为了方便工商业的发展，梭伦还实行“加大量器和提高货币 购买力的措施”[3](P15)，即统一度量衡制度和进行币制改革。亚里斯多德记载，梭伦 在颁布解负令之后，“又提高了度量、重量和货币的标准。在他的时代，度量比斐多时 代的要大，米那由先前的70德拉克马，增加到了足足100德拉克马重。早先的币型是双 德拉克马型。他还使币值与重量相符，1塔仑特重63米那，多出的3米那重量按比例分配 到斯塔尔和其它级币重上”[9](P11)。梭伦的币制改革，一方面“使负了债的人因此可 用数量相同而价值较少的货币去还债，受惠很大，而收债的人也没有什么损失”[3](P1 5)，另一方面，使雅典国家的内外贸易更加方便、更加广泛了，这直接有利于工商业的 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农业特征论者为了全盘否定梭伦改革的性质，连梭伦币制改革的真实 性也予以否认，认为那是后来的立法家干的事情，而被古典作家归到梭伦的头上了。这 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就现有资料看，古典作家中最早记载梭伦币制改革的是亚里斯多 德，其后是普鲁塔克。众所周知，亚里斯多德治学严谨，富于求真精神。他长期生活在 雅典，知识十分广博，对于雅典国家的历史包括著名的政治家的活动，是非常熟悉的。 《雅典政制》一书，特别是其中第28章等有关内容，就是明证。像币制改革这样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的事件，他不可能连立法者是谁都搞不清楚，“误记”之说难以服人。农业 特征论者在没有提出任何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就轻易地否定了古典作家关于梭伦币制改 革记载的真实性，其做法是轻率的。至于农业特征论者引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材料，认为 雅典国家最早使用货币的时间是在梭伦改革之后的前6世纪中叶，这也只能视为一家之 言，因为还有许多证据表明，梭伦时代已经有了货币。
发展工商业以补农业经济之不足是梭伦改革的一个重点，并且，这些改革措施作为一 种国策，长期得到贯彻和执行[9](P8)，其结果，不仅使工商业成为雅典国家的主要经 济支柱，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同时也使城邦社会经济特征打上了它的鲜明的烙印。
三
从量的角度看，雅典国家的农业不仅因为条件差、规模小，难以维持城邦社会的生存 和发展，因而不足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特征之依据。从质的角度看，雅典国家的农业在 很大程度上已经商品化了，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因此，同样不足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 特征之依据。
如前所述，阿提卡半岛的土地实际利用率，即能用于粮食生产的仅占50%。适于谷物种 植的主要是平原、谷地，而山区、丘陵适于栽培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7]。阿提卡半 岛的这种土地资源状况，决定了雅典国家的农业种植必须是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并举。 在古希腊，经济作物主要有葡萄、橄榄、无花果等等。这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在荷马时 代即达到一定规模。《伊利亚特》中曾记述伊阿宋之子欧涅奥斯从莱姆诺斯岛用船装载 了1000坛葡萄酒，前往希腊联军的营地，与之交换青铜、铸铁、皮革、牛群、以及得之 于战争的奴隶。用于交换的葡萄酒一次达千坛之多，这不仅反映了葡萄酒的生产规模， 也反映了葡萄这种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事实上，当一个地方的某种或某几种农作物成 为经济作物，而这种经济作物又得到大面积种植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这儿的农业已开始 了商品化的过程。
在雅典国家，经济作物的种植是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梭伦改革时为划分等级而 制定财产标准时，将葡萄酒、橄榄油和谷物置于同等地位，只要达到规定标准，无论拥 有谷物，还是酒、油，都可划入相应等级。而在梭伦改革以及后来历届政府的经济外交 政策中，鼓励油、酒出口都居于突出地位。反映公元前6至5世纪雅典农民栽培、收获葡 萄和橄榄的劳动场景的浮雕、石刻、图案等艺术品，以及铸有橄榄图案的雅典货币，比 较多见，反映了葡萄和橄榄的栽培在雅典农业种植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据学者研究， 约公元前6世纪，随着海外粮食的进口，希腊许多城邦开始改谷物种植为葡萄、橄榄栽 培。在雅典，这种现象在庇西特拉图时代尤为显著。到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农业种植 便以经济作物为主[5]。这意味着雅典国家的农业大部分已经商品化了。但是，在农业 特征论者那里，却把这种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视为农业特征的根据：“对在公元前79 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掩埋的庞贝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农业是这座罗马城市生活的基 础，维苏威火山的坡地布满了葡萄园，庞贝以生产葡萄酒而远近闻名，史实足以证明农 业对于古代希腊罗马城市的意义。”[11]显然，农业特征论者没有从事物的本质方面着 眼，把农业简单地等同于农业特征了。
古代希腊农业的商品化在荷马时代见其端倪，到古风时代有明显的发展。反映古风时 代希腊农业状况的主要文献资料是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一书。通过该书可以知道 ，古风时代希腊的农业从总体上看是自然经济性质的，个体劳动、小农经济、使用奴隶 劳动、规模不大，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我消费。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农业商品化 的程度提高了。和荷马时代相比，商业有了明显的发展，不仅较为先进的小亚细亚地区 居民常有出海经商的，连地处内陆的波俄提亚的农民也拥有自己可供出海的船只了。赫 西俄德训诫他的弟弟在搞好农业的同时，要不失时机地“装上货物出海”经商，“这样 你可以用它获利”[12](P19)；“小船只供玩赏，装载货物要用大船。在一帆风顺的情 况下，装货越多，获利越多”[12](P20)。赫西俄德多次提到用来出海经商的“货物” 。这些“货物”是什么呢?是农产品，还是手工业品?是自产的，还是购进的?根据时代 条件及该书所反映的实际情况看，这些“货物”只能是自产为主的当地农产品，或者“ 余粮”，或者经济作物如葡萄、葡萄酒之类。这些被用来交换以获利的农产品无疑已变 成了商品，这些驾船出海经商的农民无疑也已商人化了。可见古风时代，希腊农业的商 品化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到古典时代，这种农业的商品化，其表现更为深刻，不仅通过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民 的商人化表现出来，还通过土地的商品化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表现出来，通过经营农业的 目的、手段和结果等一系列环节表现出来。反映古典时代希腊农业状况的最重要的文献 资料是色诺芬的《经济论》一书。色诺芬本人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农场主，他的《经济论 》一书是在非常熟悉城邦的农业和亲自实践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最能反映当时的农业 及农民的状况。《经济论》一书最基本的观点是，农场管理亦即经营农业的一切目的是 为了利润，是为了“保证每件已完成的工作都能增加利润”[2](P46)，而为了实现利润 ，加强和完善“管理”是最有效的手段。管理——效益(效率)——利润(赚钱)是贯穿全 书的一条主线。
关于“利润”问题，农业特征论者曾发表这样的观点：在古希腊，“无论是从严格意 义上还是从非严格意义上看，城邦都没有旨在谋求利润的商业政策”[1]。此说有失公 允。一方面，这显然是用近代资产阶级的标准来苛求古代的城邦国家，另一方面也不切 合实际。怎样理解“利润”这个概念?如果说利润就是指经营者通过经营所获得的超出 经营成本之外的那一部分，那么，在古代世界，只要有商业存在，也就一定存在“旨在 谋求利润”的事实，否则商业便不成其为商业。从城邦的角度讲，只要它支持、发展和 保护工商业，这就在本质上属于“旨在谋求利润的商业政策”了。为什么非要像17世纪 英国制定《航海条例》那样不可?“旨在谋求利润的商业政策”从形式上说是多样的， 而非单一的。如果从经营者个人的角度看，则“旨在谋求商业利润”更是一种普遍现象 。商人自不必说。在古希腊和雅典国家，就连土地所有者也都在“谋求”着“利润”。 这从色诺芬的《经济论》一书中看得非常清楚。《经济论》前三章重点讨论了管理农场 的意义在于获取“盈余”、“利润”，亦即“赚钱”。这可以看作色诺芬这个农场主的 思想，但也必定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具有普遍性。书中还用大量篇幅记述一个受到 人人敬佩、被称为“高尚人士”、非常富有的雅典市民伊斯霍马霍斯。这应是从现实中 提炼出来的一个典型。他在乡下有多处庄园(即农场)，使用奴隶劳动，有丰富的管理经 验，特别是有一套很好的赚钱方法，被苏格拉底称之为有一剂“发财的特效药”[2](P3 9)。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农场主，他从他父亲那里学得一套独特的致富方法，即通过经营 土地和农业来赚大钱。从伊斯霍马霍斯父子所经营的农场规模及经营的目的和手段，以 及土地允许自由买卖等情况判断，雅典国家农业的商品化已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使用奴 隶劳动经营农业成为赚钱的重要途径。
由这种农业商品化的现实，我们可以断定，古典时代，雅典国家的农民大部分都被卷 入到商品经济的旋涡里去了，或置身于商品经济的潮流中，或与商品经济有着这样那样 的联系。所以，同样是农民，同样是农业，却有着质的差别。像中国古代那种“牛郎织 女”式的农民及其农业，当然属于自然经济性质，而古希腊雅典国家的农民及其农业， 则在一定程度上商人化和商品化了，属于商品经济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发展规模 是大是小，农业人口是多是少，都不能作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特征的依据。这就像当今 世界美国是一号农业强国，但我们却不能就此得出其国家农业特征的结论一样。
四
通过对雅典国家农业的状况及其性质的考察，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看一个国家的农 业是否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农业特征，不仅要看这个国家的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更要看这个国家的农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农业。农业经济不等于农业特征。只有当一 个国家的农业在经济结构中既占了主导地位，同时又是自然经济性质时，这才能视之为 农业特征。反之，就不能把它和农业特征等同起来。大量的文献资料直接或间接地证明 ，古典时代雅典国家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不占主导地位，而且又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商品 化了，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
当然，古典时代雅典国家的农业虽属于商品经济，但也不能否认自然经济成分仍不同 程度地存在。《经济论》中所说的“那些虽然以农为业，可是没有钱去支付即使是必要 的开支的人”[2](P10)，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部分农民那里，生产还没有商品化。这 种“两极分化”的现象同样表现在畜牧业领域，“有些人养马弄得挺穷困，而另一些人 养马养得挺好，而且夸耀他们能赚钱”[2](P10)。与苏格拉底对话的克利托布勒斯承认 自己“也看到并且明白这两种情况”，但自己“却不是一个能赚钱的人”[2](P10)。这 就是说，他还是一个自然经济型的人，还没有完成向商品经济型的人的转变。
总之，无论从量的角度，还是从质的角度，雅典国家的农业都不足以说明城邦社会的 农业特征。农业特征论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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