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建设中国的世界史学科
刘北成/郭小凌/蒋重跃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12期
【原文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05期第107～124页
【英文标题】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the Studies in the World History at BNU
LIU Bei-cheng,GUO Xiao-ling,JIANG Chong-yue
History Department,BNU,Beijing 100875,China
【作者简介】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5
刘北成(1949—)，男，北京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关 键 词】北师大/世界史/学科/制度化/规律探索/比较研究/BNU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 f the branch of learning in the world history/the exploration into the gener al laws of the world history/comparative methods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2)05-0107-18
北京师范大学的世界史学科从孕育到萌芽，从形成到成长，走过了百年奋进的历程， 取得的成就，值得骄傲，积累的经验，富有启示。下面从学科的制度建设、学术成果和 治学方法3个方面，对这笔精神财富加以总结，以祝贺百年校庆，并与学人共勉。
一、学科的制度化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有着悠久的外国史教学的传统。1902年，最初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建立，学校制度规定，学生第一学年学习普通课，其中就有中外历史；第二学年开始分 科，共分4类，第一类是国文和外语(英、法、德，任选其一)，第二类中外历史地理， 第三类数学、物理和化学，第四类博物科，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卫生、农学 、园艺等。可见，从一开始，外国史就是我校的主要课程之一，更是“第二类”学科的 主要课程之一。[1](P5)1912年在师范馆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师 范学校规程》的第二条明确规定：“本科分国文部、英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 、物理化学部、博物部。”“外国历史”是历史地理部的重要专业课之一。[1](P21)19 23年学校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成立。1928年，历史学单独设系。1933年北平师 范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文学院下设历史系，外国史当然地成为该系的重要课程之一 。同时，还在文科各系开设“西洋文化史”课程。[1](P118)
我校的另一前身辅仁大学在她正式成立之前的辅仁社时期(1925—1927)，历史课就成 了重要课程之一。[1](P218)在她的初创时期(1927—1928)，文科分为4系：国文系、史 学系(附考古学)、英文系、哲学系[1](P222)。史学系开设“西洋史”课程，共学习3年 ，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世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前)3部分，教学内容 受西欧中心论的影响甚深，开始时由外籍教师授课，没有按课程的历史阶段设置教学的 组织机构，也没有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选修课和建制，更没有本科生、研究生的 不同培养层次(辅仁大学中国史方面有研究生培养制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籍教师 撤走，中国教师开始登上西洋史的讲台，赵光贤担任西洋古代史的教学任务，主要讲授 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等。[2]
但是尽管如此，1949年以前，尚没有一个明确的世界史学科的概念。
50年代初，全面学习苏联，后来逐渐暴露出来一些弊病，但是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它 在许多方面仍不失为推进中国进步的一个重要契机。就历史学而言，苏联的历史教学体 系全面输入中国，不仅引起史学指导思想和研究视野的根本变化，还导致中国历史学进 一步的专业化和制度化，包括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确立。世界史作为一个制度化的历史 学分支学科在中国得以诞生。我校历史系的世界史学科也逐步建设起来。此后虽然有过 许多的坎坷和曲折，但总的来看，世界史学科的建设是在健康地向前发展的，这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师配置的专业化。与中国许多大学的情况相仿，北师大历史系于1953年设立 世界史教研室。这是世界史分支学科在北师大发展的开端。当时一些在世界史方面有所 造诣或有所优长的教师集中到这个教研室，其中有李飞生、罗志甫、李雅书(古代史)、 刘启戈、邝平章(中世纪史)、朱庆永(近代史)、陈正飞(现代史)等。他们多数有国外留 学经历。罗志甫曾在香港达德学院任教，又曾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刘启戈在40年代 曾翻译过美国学者海思等人撰写的著名教材《世界史》。朱庆永原来主治明史，在苏联 逗留期间，收集了许多俄苏历史书籍。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在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刚 刚起步的中国大学里，北师大世界史教研室能集合这样一批教师，实属不易。
为培养新生力量，自1953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一些学业优秀的年轻教师陆续被安排 从事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如吴世俄、张文淳、刘家和、王绍岳、马家骏、张希孔、刘 宗绪、卢文璞、孔祥民、杨育才、吴豪德、张宏毅、彭琼熙、王新、周启迪、曾昭耀、 金相春、冯月华等。自1955年起，一些年轻教师逐渐承担起主要的教学工作，并显露才 华。
50年代中期，世界史教研室分成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世界近代史教研室和世界 现代史教研室，并一度组建亚非近现代史教研室。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世界史学科的基本格局已经成熟并趋于稳定，目前的建制仍然 是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包括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教研室和世界现代史教研室，教学力 量也处于稳定状态。
第二，教材建设的系统化。对于一个新生的学科而言，教材建设是基础中的基础，因 而具有重要意义。我校世界史学科教师的教材编写工作，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50年 代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部大学教材上。一是刘启戈的《世界中世纪史》(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内部交流使用)，这是1957年同时问世的最早3部由我国学者自己编撰的世 界中世纪史教材之一。一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编著的《世界 近代史讲义》(上册)[3]，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由我国学者编撰的世 界近代史教材。这两部教材体现了我系世界史学科教师在探讨历史规律方面的自觉。诚 然，它们都深受苏联相关模式的影响，但是在材料的选择与安排上，有某些自己的特色 。《世界近代史讲义》的论述方式更有特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观点有机地融 入其中，对世界近代历史规律的表述更自觉地贯穿于字里行间。值得指出的是，该讲义 较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充分注意到这些论述的内在张力；在 努力展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近代史观时，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反映历史的多样性和历史 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这两部教材问世后受到学界的关注与好评。
1961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要求，著名历史学家吴晗领衔组建具有权威性的《外国历 史小丛书》编委会，组织编写一套世界历史普及读物。丛书虽为普及读物，但作者均为 一时之选。就当时的学科发展状况而言，该丛书也是一项较系统的研究工程，为国内学 界所关注。我系世界史学科的朱庆永、刘宗绪荣膺编委。刘启戈、刘家和、刘宗绪则在 各自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西欧封建庄园》、《斯巴达》、《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巴黎公社》等，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
1962年，全国大学通用教材《世界通史》问世(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教材的组织工作乃是政府行为，因此才有可能集中当时国内的优秀学者。我系世 界史学科许多教师参加了编写工作，其中有刘家和、张文淳、马家骏、刘宗绪、吴豪德 等。这部教材被公认代表了当时我国世界史的总体水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全国大学 教学起了重要作用。编写者的严谨态度也对世界史学科产生深远影响。
1979年，我国另一部世界史著作问世，那就是由著名历史学家林志纯主编的《世界上 古史纲》，我校刘家和为该书主要撰稿人之一。该书体现了我国学者力图突破国外成说 、对古代世界史展开独立思考的最初尝试，标志着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从初期的简单模 仿到学科自主研究和发展的新阶段。
继《世界上古史纲》之后，刘家和主编的《世界上古史》于1980年出版，1982年再出 修订版。在写法上，该书不同于以往的世界古代史著作，不刻意追求涵盖的国家、民族 和社会集团在数量上的齐全，也不刻意追求历史发展阶段划分的细密和具体，而宁肯追 求在大的时段内，世界古代历史结构上的整体性和有机联系，即把世界古代史看作一个 有结构的整体世界史的准备阶段，因而在内容选择上就是有重有轻，篇幅上有详有略。 [4]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编者有了这样的自觉：即世界历史是有结构的，因而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世界的历史就有不同的中心，也就有中心的转移。因而，在世界史的编写 中，就应该体现围绕不同时期的不同中心以及这些中心的转移而展开的重要历史内容。 这是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深刻理解。该书出版后得到国内同行的好评，并获得国家教 委教材建设一等奖的殊荣。我校孔祥民参与编写的《世界中古史》教材亦得到同样的好 评。以上两部教材曾是国内覆盖面最广的高等院校世界古代史教材。
90年代，刘家和与外校教授合作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吴于廑、齐世荣总主编 )，吸收了国内外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在编写体例上继续前进，更加自觉地展现古代历 史上主要文化中心的形成、发展和转移过程，展现这些中心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 [5]读了这样的教材，突出的感觉是，世界古代史再也不是若干古代国家历史的简单相 加，这些国家再也不是野蛮汪洋中独立悬隔、死气沉沉、自生自灭的文明孤岛，而是野 蛮荒漠中生机勃勃、相互关联、不断扩展的文明绿洲。这是我校学者在探索世界古代历 史发展规律和教材建设上的又一次尝试。这次成功再一次展示了我校学者对世界历史的 独特看法，也使这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观点再一次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和好评。
80年代至90年代，刘宗绪先后主编了两部《世界近代史》(高教版和师大版)[6][7]， 编写者均为我校世界近代史教研室教师。前者无论结构还是观点，颇多创获，在许多学 术期刊上赢得好评。后者在结构和观点上更有创新，《历史研究》为此发表长文予以肯 定，还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并被列入“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这两本教材都 有较大的发行量。前者系卫星电视教材，发行了30万册之多，是世界近代史教材中发行 量之最；后者系大学本科教材，被其他大学历史系选用，发行量已达3万多册。由此可 见其影响。
卢文璞主编的《世界现代史1914—1945》[8]是按照整体世界史的观点编写的，不仅视 野开阔，而且新意迭出，颇受好评。段炳麟主编的《世界当代史》[9]创新体例，全书 分为两编，下编集中探讨重大历史问题。
2001年刘家和与廖学盛主编、我校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周启迪、郭小凌、杨共乐等人参 加撰写的研究生教材项目《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 也是唯一的世界古代史研究生教材。[10]从目前所获得的信息看，在国际古史学界，也 是第一部专门为世界上古史研究生撰写的教材，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和使用价值。该书 由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提交教育部学位委员会理事学科组审议后推荐为研究生教学 用书，并予以出版资助。
第三，史料整理的正规化。历史解释框架的恢弘与史料的严重匮乏，这二者之间的张 力是我国世界史学科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基本问题。因此，资料建设就成了全国同行通力 合作的一项任务。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校世界史学科就在这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我校教师同东北师范大学的同仁合作，进行了基本资料的编译工作，于1959年出版了《 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辑》上下两册，约50万字。上册包括古代埃及、两河流域、赫梯和巴 勒斯坦、印度的重要史料，下册为古希腊罗马史经典的选译。这是国内第一部世古史史 料集，不仅为本科教学提供了重要参考书，而且为我国世古史学科的工作者提供了具有 利用价值的基本读物。刘启戈、李雅书选译的《中世纪中期的欧洲》也是具有重要价值 的世界中世纪史资料选辑。[11]
改革开放以来，我校世界古代史教研室成员集体编译了较大部头的《世界古代及中古 史资料选集》，[12]不仅有助于世界上古史和世界中古史的教学，而且为我国世古史研 究者提供了最基本的中文史料来源。郭小凌与厉以平合作编译了《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 想资料选辑》，[13]这是我国有关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第一部内容充实的史料集。杨共乐 编译了《罗马共和国时期史料集》[14][15]。张宏毅、黄安年分别主编了《当代世界史 资料选辑》第一、二分册[16][17]。另外，杨玉圣编辑的《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也是 一部很有价值的工具书[18]。
第四，研究生培养的体系化。研究生培养制度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指标。就学科建设而 言，不但解放前，就是文革前，除了教学分工，世界史学科内部的专业研究方向并未制 度化。凭借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校世界史学科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获准设立世界上古中 古史硕士点；更由于刘家和在世界古代史研究，特别是在中外古史比较研究领域取得的 突出成就，我校世界上古中古史学科在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第三批博士点，我 校世界史学科因此而成为我国最早的硕士点以及4个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博士点之一(另外 3个是东北师大、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在90年代，又成为我国最早的世界史二级学科 博士点之一，并设立博士后流动站，从而形成了从本科到博士后的人才培养体系，为我 校整个世界史学科争取到博士授予权奠定了基础。到目前，我校世界史学科可招收世界 古代史(包括中外古史比较研究、古代希腊史、古代罗马史、古代埃及史等方向)、世界 中世纪史(德国农民战争史和宗教改革史)、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所有方向的博士和 硕士研究生，并有博士后流动站，供已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者从事研究工作。
第五，项目运转的制度化。在晚近20多年中，我校世界史学科在科研项目运转上逐渐 进入常规化阶段。例如，世界古代史学科点在刘家和的带领下，获得中华社会基金、教 育部社科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基金、北京市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10余项，并且开 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如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等，为我校成功地获得教育部史学理 论和史学史研究基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有了以上这些制度化进步，我校历史系就有了一个教师队伍整齐稳定、教材编写正规 系统、史料整理严谨丰富、培养体系层次分明、项目资金运转良好的生机勃勃的世界史 学科。
二、科研撰述的丰硕成果
除了制度化发展，学术研究的成果及水平更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水平和程度的重要标 准，也是确定一所大学的地位的重要标准。北京师范大学之所以位居全国重点大学的前 列，除了辉煌的教学成就，扎实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因。在学校 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像许多其他专业一样，世界史专业的教师们不断成长，他们读书勤 奋、工作努力，在学术研究上不畏艰难，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不但为我校世界史学科位居全国的前列做出了贡献，也为北京师范大学增添了光彩。
无庸讳言，1949年以前，我国高校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从总体上说是落后的，但在个 别学校和某些研究领域，却不能说没有术业专精的学者和富有新意的成果。比如在北师 大和辅仁大学，就有这样的学者和成果。王桐龄和他的《东洋史》、张星烺 和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就是杰出的代表。
王桐龄曾留学日本，后来担任师大史地系主任，1922年，他的《东洋史》一书由商务 印书馆出版。全书约40万字，共3编，分为上古史、中古史和近古史，从远古的传说时 代写到明朝时期。“以汉族为主，而满、蒙、西藏、朝鲜、日本、安南、暹罗、缅甸、 印度、中央亚细亚各民族辅之”。[19](P4)内容还涉及亚速、波斯、安息、叙利亚、阿 拉伯、希腊、马其顿等西亚和欧洲古国。可见应属于今日所谓的“世界史”的范畴。在 该书的序论中，他还对“世界史”的概念进行了厘定：“世界史者，研究地球上各民族 自古迄今互相竞争、互相融合、演成今日之社会状态所经过之阶级者也。而世界史又分 为二部，一东洋史，……二西洋史……”[19](P4)。从这个定义，自可断定所谓“东洋 史”属于世界史的范畴。该书颇富时代特色，对当时的中国人进一步认识自己的民族和 认识世界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在此前后，他还出版了《日本视察记》(原名《东游杂 感》)、《中国史》、《中国历代党争史》、《中国民族史》、《儒墨之异同》等著作 。
张星烺(字亮丞，1881—1951)，学问功底深厚，曾任辅仁大学史学系主任。 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于1926年脱稿，1930年由辅仁大学出版。该书共8编6册，字 数超过百万，堪称巨著。该书颇富特色，内容主要是17世纪中叶(明末)以前，我国与欧 洲、非洲、亚洲西部、中亚、印度半岛等国家和地区往来关系的史料摘录，这些丰富的 资料是从大量的(300余种)中外史籍中辑录的，它们多数是中文史籍，还有相当一部分 是英、法、德、日等文字的史籍。在编排体例上，以地区和国家分类，按时间顺序先后 排列，编者还对其中的一些重要地名和史事做了必要的考释。该项成果在当时的中国居 于领先地位，为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资料线索和研究框架，至今仍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1977年中华书局再版时做了一定的增补和整理校订工作，书名由董必武署 检，可见其影响之大。[20]此外，张星烺还有《南洋史地》(清华大学讲义) 、《欧化东渐史》(1934商务印书馆)、《马哥孛罗》(1936商务印书馆)、《马可孛罗游 记》(意大利人波罗著，张星烺译，1936商务印书馆)、《历史之地理基础》( 德国人哈兴额著，张星烺译，1943商务印书馆)、《中国通史》(辅仁大学)、 《宋辽金元史》(辅仁大学讲义)等。
陆懋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他的《史学方法大纲》，讲史学方法，包括西洋史学， 也是国内史学理论方面较早的著作，[21]对后来的史学史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以上几位的研究工作为后来师大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先驱的作用，后人不应忘 记他们的贡献。
1949年以后，我校世界史学科涌现出一批造诣高、影响大的学术带头人和知名学者。
刘家和是我校世界上古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是享誉海内外的历史学家。1952年毕业 于辅仁大学历史系，留校工作。1955年，入选教育部在东北师范大学举办的2年制教师 进修班，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从事世界上古史研究。从我国世界上古史学科后来的发展看 ，正是这一期进修班，培养出我国世界上古史学科所必需的教学和研究队伍，对我国世 界上古史学科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主要表现在这期学员中后来有相当一批人 成为我国世界上古史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刘家和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进修班结业时，他提交了结业论文《论黑劳士制度》，显示了出色的研究才能。虽然 该文搁置到1982年才正式发表，[22]此前在国内同行间流传，但它所达到的学术水平是 相当高的，表明早在50年代，我校研究人员就已关注当时关于奴隶制社会普遍性和特殊 性这一热点问题的讨论，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表现出了非常专业和前沿的研究实力。 更有意义的是，该文是国内第一篇真正进入实证层次的世界上古史论文，它所依据的史 料首先是古希腊典籍，即当时国内学者甚少注意的古典作家提尔泰、斯特拉波、波桑尼 阿、阿泰纳伊奥斯、波里比乌、色诺芬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普鲁塔克等人 的作品；其次是当时以专著形式出现的国外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格罗特、格罗兹、米 切尔等人的解释。这就使论文依托的史料基础同国外学者大体处在同一水准之上，超出 了当时国内习见的打语录官司或借助苏联史家或少数西方史家研究成果的做法。在上个 世纪50年代，能把外国史论文做到这种程度，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从内容来看，文章首先提出研究黑劳士制度的基本方法，即历史的方法，把该制度看 作是一种历史的、变化的事物，“把它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来考察”，“作为整个斯巴达 社会的有机结构的一部分来考察”。同时还“必须考察这一制度多方面内容间的内在联 系，从而把握它的本质的特点。”随后依循这些思路，逐一展开缜密的分析与概括。论 文的基本结论为：古希腊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是一种城邦或公民公社所有的奴隶制度， 在城邦形成时期因征服而形成。这是有创新性的结论，表达了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个人 见解，如认为黑劳士制度之所以比较特殊，是因为奴隶劳动过早、过快也过多地排斥了 自由民的劳动，呈现出一种历史早熟的特征。这种由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而形成的强制 性的分工，代替了由于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逐步扩大和加深的分工，结果起了抑制经 济发展的作用。由于该文立论于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全面揭示了黑劳士制度的来龙去 脉及表现特征，至今仍是有关这一论题的基本参考文献。
进修班结业后，他又将注意力转移到古代印度的思想史和经济史问题上，相继发表了 两篇论文：《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23]和《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24]，再次 显示了坚实的史学考据和概括的工夫，确立了学术声望。
就印度种姓制而言，在这之前，国内只有个别评介性质的文章，完全没有探讨佛教与 种姓制关系的研究性论文。国外学术界，特别是印度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往往夸大佛教 对种姓制的否定作用，认为佛教讲究“慈悲”、“平等”，不承认种姓的界限。该文运 用娴熟的历史分析方法、扎实的外文与国学根底，根据汉文大藏经和印度文献，结合西 文译本，指出早期佛教确曾以平等说反对种姓制，但目的不是引导人们追求现实的经济 生活或政治生活中的平等，而是把用经验事实论证的“平等”还原为超经验的修行和报 应的平等，其消极性是包藏于内的，不易为人认识。在关于印度土地制度的论文中，则 从当时存在的关于印度土地所有制的正、反、合三种观点入手，证明古代印度的土地所 有制是一种特定的国有制，印度农民并没有真正的所有权。
这样一来，我校世古史研究在前17年的学科形成与初步发展时期里，便无可争议地走 在了国内的前列，成为我国世界史领域最具竞争力的学科，为后来顺利获得世界上古中 古史博士点打下了基础。
刘家和对我校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上。早在上世 纪50年代，他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就含有比较研究的动机，表现了明确的倾向性。在这方 面，他可说是得天独厚。其中最主要的，是得益于20世纪中国学术传统的滋养。众所周 知，世界史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新生事物，1949年以前处于草创时期，研究者的学 术功底首先在中国史方面，而且基础扎实，功力较深，他们对外国史的研究多少都要从 本国史的角度考虑问题。我校世界史学科的前辈王桐龄、张星烺的中外关系 研究都是如此。刘家和早年即受传统中国学术的熏陶，青年时代，立志于治中国历史， 即使在长期的外国史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也从未忽视中国历史的研习，这就决定了他的 外国史研究必然地带有比较研究的特点。50年代以后，不论中国史还是外国史的研究都 以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为最高任务，而比较研究是发现问题、探索规律的重要方法之一。 当然，能够运用比较方法研究历史，这需要深厚的中外语文功底和理论思维素养，刘家 和的教育经历和知识背景恰好可以满足这些条件，再加上异于常人的刻苦努力，他的成 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50年代中期，他从一开始就明确打算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推动自己对整个世界古代史 研究水平的提高。他的学术研究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文化哲学上。他从侯外庐的《中国 思想通史》中受到启示，以为搞思想史须先从社会经济史入手。而且，恰巧当时中国古 史分期问题讨论正热，有些学者的研究论著涉及到斯巴达的黑劳士(Helot，又译作希洛 特)制度，《论黑劳士制度》是他几年努力的成果，文章除了研究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 ，还涉及了与中国史对比的问题，表达了对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看法。80年代初， 出于对比较方法的珍视，也为了慎重起见，他把这篇文章中有关中国古代史的内容删除 后发表。
黑劳士文写成后，更感到要想很好地理解黑劳士问题，没有深入的比较研究是不行的 。而要想通过比较的研究提高对上古史总体把握的水平，选择两三个点看来还是必要的 。古代中国一直是其兴趣所在，作为一个点不成问题；另一个点落在那里?经过再三思 考，选定为印度史。因为印度也是文明古国之一，文化自有特色，足资与中国及西方历 史进行比较研究，并且中国历史上有研究印度的传统，积有大量的汉文文献，若结合西 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及有关印度史的西文资料和翻译资料，恰当而充分地运用这些条件， 很有可能做出自己的特色。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撰写并发表了《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 制度观》、《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等论文，目的就是以印度的首陀罗与斯巴达的黑劳 士及中国古代社会里某些人身不自由的劳动者相比较，以便把他们各自的特点认识得更 为清楚一些。
改革开放以后，发表了《<书·梓材>人历人宥试释》的论文，从“人宥(友)”“人历( 鬲)”的关系中看周代的社会关系，并与古代印度和希腊的社会关系进行比较，既为世 界古代史，又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此后，他的许多中国古代历史 论文，都体现了比较的精神，尤其是《论中国古代轴心时期的文明与原始传统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等文，更体现了比较 的宏阔视野。《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一文，展现了开阔的大局观，再一次显示了深 厚的学术功力。他对古代异地同时发生的文化飞跃或突破现象给以深刻分析，将其定性 为人类的首次精神觉醒。认为公元前6世纪希腊的泰利士、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 子的出现，是人类系统的哲学思考的开端，也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明显标志。在他看来， 3个古老文明之所以能够产生系统思考人类命运问题的思想家，是因为具有一系列相似 的历史条件。这种精神觉醒体现在当时的思想家都对天(神或自然)人关系、人人关系和 人类本性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思考和反思。[25]他的《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2 6]对历史的比较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对确立中国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对包 括中国历史在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长期的世界上古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刘家和深深地感到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 可是在外国人写的世界历史中却没有应有的地位，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而要改变祖国历 史在世界史上的不合理地位，不能依靠别人，只有靠我们自己，把中国史放进世界史中 去研究。多年以来，他为此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和大胆的尝试。70年代主编《世界上古史 》，在较长篇幅的《余论》中，把中国古代史放在世界史中来讲，站在世界历史的广阔 背景上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进行了分析。[4]这是第一次尝试。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正式将中国古代史有关阶段和内容编入世界史体系中去 ，在这部《世界史》古代史编的上卷中，中国史的有关阶段及内容，不是简单地、机械 地包括在“世界”的概念之中，而是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的 背景中思考的。例如，对于传说中的夏王朝的内容，根据古代文明发生的时间和文献传 说与考古资料两重印证的共同标准，将其编入《最初的文明(下)(公元前4000年代后期 至前2000年代前期)》，使之与印度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并列。而对商周时期、春秋 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时期的中国，又都在充分研究各个阶段的中国历史的特点的 基础上对当时的中国与世界历史发展总体趋势的关系给予了一定的说明。最典型的是把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变革置于“古代世界的巨大转变”和“三个古典文化中 心的出现”这个大背景上进行论述的。这里的中国古代史既有自己的特点，又是整个世 界古代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里的世界古代史又是包含了逐渐形成为3个古典文化中 心之一的中国历史的整体，这个整体有她自己的内在结构和层次，比之于世界各个古代 文明的简单相加，毋宁更生动活泼，更丰富多彩。[5]这是第二次尝试。
此外，我校世界古代史的其他学者也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 ，我校世界古代史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或填补了本学科的空白，或体现了方向性突 破，在许多方面提出了创新性的或属于学科前沿的论点，因而一般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
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面，在刘家和的带领下，后辈学者沿着比较研究的路数继续前进 ，取得了可喜的创获。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易宁发表的论文《论司马迁与波里比乌的历 史思想》，对中西古代两大杰出史家的历史观进行了具体的比较研究，指出中西古代史 家对历史动因和历史进程的解释存在着差异，并对这些差异加以合理的解释[27]。蒋重 跃的《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则通过与古代印度的《政事论》、《摩奴法论》和古代希腊 的《理想国》、《政治学》等的比较，对韩非子暨中国古代有现实倾向的一派政治思想 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进行了探讨。[28]
在古代希腊史和西方史学史研究方向上，郭小凌出版了《克里奥的童年——古典西方 史学》一书[29]，发表了《古代世界的奴隶制与近现代人的诠释》[30]等论文。《古代 世界的奴隶制和近现代人的诠释》属于知识考古的论题，涉及困扰我国史学界几十年的 历史观。在文中，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由来、复杂的演化过程 及不同表现形式进行了比较清晰的梳理，说明了这一历史认识如何从科学的假设转化为 铁的规律，又如何从铁的规律转化为科学假设的内在外在原因。
在古代罗马史研究方向上，李雅书和杨共乐合作出版了《古代罗马史》[31]，杨共乐 出版了专著《罗马社会经济研究》[32]，发表了《试论罗马共和国早期的经济属性》等 论文。在《试论罗马共和国早期的经济属性》一文中，作者从史实和理论两个方面对罗 马共和国早期的社会属性进行了论证，否定了以往认为这一时期属奴隶制阶段的观点。
在古代东方史研究方向上，周启迪出版了《古代埃及史》一书。[33]
在世界中世纪史研究方向上，孔祥民出版了《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34]一书， 发表了《马丁·路德的转变》[35]等论文。《马丁·路德的转变》一文研究了德国资产 阶级革命的特殊形式——宗教改革。认为以往把路德简单地定性为叛徒的做法是不可取 的，对路德的积极作用应该肯定；骑士暴动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胡登是一位保守的革命 家。这些论点对以往成说有所突破，为宗教改革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侯树栋发表了 《从古法到神法——中古后期南德农民法律意识的变化》[36]。在国内的德国农民战争 研究上，这篇文章以其切入角度之新而显示了自己的创新之处。文章指出，德国农民思 想意识经过100多年的起伏，从日耳曼人习惯法向基督教神法转变，神法是农民战争的 思想基点，农民战争同宗教改革不过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两个方面。
在世界近现代史方面，我校学者也有突出贡献。在法国近代史乃至整个世界近代史领 域，刘宗绪教授享誉全国。在有关真理标准的政治讨论展开之后，他于1979年在《历史 研究》发表《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我国世界近代史学界解放思想 、转变研究范式的第一个重大突破。文章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阶段和“反动”阶段 做了新的解释，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的先进性。文章讨论 的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具体问题，但是触及的是世界近现代历史的主要评价标准问题 ，涉及到如何理解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这个根本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 在历史研究方面，文章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发性。[37]该文的发表在世界近代史领域 乃至更大范围造成震动，不仅引发了有关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热烈争论，而且引发了对 许多重大事件和人物的重新评价。
刘宗绪后来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中，包括他主编的两部世界近代史教材以及领衔撰著 的《改变世界历史的二十五年——法国大革命探新》，继续展开和深化他的探讨。他坚 持用“生产力标准”取代“阶级斗争为纲”，并据此对世界近代史的基本趋势做了新的 概括，对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例如，他把世界近代史概括为资本主义制度产 生、确立、发展和基本定型的时期；提出革命和改革是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转变的两 种道路；强调了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历史使命的观点；对欧洲工人运动的阶段性历 史特征做了新的解释；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特点做了新的概括；等等。刘宗 绪的探索在学界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一些新的思路影响到各种大学教材乃至中学教材 和教学。
马家骏、杨宁一是在日本近现代史领域颇有造诣的学者。马家骏是国内最早运用现代 化理论对明治维新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与伊文成合著的《明治维新史》是我国第一 部系统全面的明治维新专史研究著作。他与汤重南合著的《日中近代化比较》(日文版) 在日本学术界获得众多好评。杨宁一在日本外交研究方面颇有见解，后转向日本法西斯 主义研究。在凝聚其多年成果的《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一书中，他对以往法西斯 研究中的一些通行观点提出了质疑，运用现代化理论重新审视日本法西斯运动，明确提 出法西斯主义是“现代化的反动”的富于启发性的观点。
在美国史领域，黄安年、张宏毅、杨玉圣是有较大影响的学者。黄安年勤奋耕耘，收 获甚丰，目前是《美国历史评论》的中国审稿人之一。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问题 做了有深度的探讨。在多年从事美国史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他以一人之力编撰了《美 国的崛起》[38]和《20世纪美国史》[39]，在我国美国史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他的《当 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1945—1996)》[40]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美国当代社会保障政 策的专著，对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借鉴意义。
现任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会长的张宏毅长期从事现代国际关系史和美国外交史研究 ，在美国人权外交研究方面尤有建树。他主编出版了《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41]和《 美国的人权问题》[42]。《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是我国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研究美国人 权外交的著作。张宏毅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与现实政治有紧密联系。1998年4月他受托 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在法国巴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召开的“关于人的和平权利宣言 ”草案各国政府专家磋商会，并做了大会发言；1998年6月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人道 主义对话中心筹备会议，并担任该中心基金理事会理事。
杨玉圣在美国史研究领域另辟蹊径。他撰著的《中国人的美国观》[43]梳理和总结晚 清以来中国政论界和知识界了解和探索美国的认识历程。这部著作是在长期查阅大量原 始资料的基础上，多次修改而完成的。它是对美国史和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一个贡献， 也体现了作者的严谨治学态度，颇受好评。杨玉圣在倡导学术批评方面也有独到的贡献 。
在西方近现代思想史领域，刘北成是颇有影响的学者。他在译介西方当代思想学术著 作方面成绩突出，颇受海峡两岸学界推重。他译介的范围不限于史学，还涉及哲学、社 会学等领域。他翻译(包括合译)的一些重要著作引起了广泛反响，其中有福柯的《疯癫 与文明》和《规训与惩罚》、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和《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等。在这些书中，有一些是很难译的， 非深入其中不能为功。他撰写的《福柯思想肖像》、《本雅明思想肖像》是对现代思想 家艰涩思想深入浅出的精辟读解，推进了学界与当代西方思想学术的对话。
除了上述方面，世界近现代史专业还有一批突出的成绩，如张文淳在组织我国的非洲 史研究领域的建设方面具有重要贡献，王新撰有俄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佳作，韩文娟对 日本明治维新重要人物的研究颇受同行好评，等等。近年来，还有一些年轻学者也崭露 头角，如梅雪芹在英国环境史领域努力开拓，张建华在俄苏史领域收获甚多，等等。
三、学术研究的特色及其反思
特色是任何学术研究工作的生命之所在，没有特色的研究就没有生命力，甚至难以生 存，更谈不上发展。作为学术研究重要部门的历史学科是这样，而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 的世界史自然也不例外。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北师大世界史学科形成了特色鲜 明的治学风格，这是她生存发展的根基所在，也是她生机勃勃的源泉所在。那么，北师 大世界史学科的学术研究到底有哪些特色呢?我们认为，北师大世界史专业的学者们不 但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有特色的成绩，而且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反思。这是一份宝贵 的精神财富，值得认真总结和发扬光大。
(一)以探索世界历史规律、破除西欧中心论为己任。
关于社会发展规律问题。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和方法就传入 中国，引起热烈的讨论，许多中国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中国历史，以 探索社会发展规律为历史研究的宗旨。50年代的学习苏联，虽然有教条主义的不良影响 ，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特别是世界历史的研究起了推进作用。更 多的中国研究者认识到，世界史研究应该致力于阐发人类社会的总体规律。此外，现代 中国史学的发展不能脱离本国的历史条件和学术传统。从司马迁开始，中国史学历来有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传统，中国传统史学的最高目标仍然是探索历史发展变 化的轨迹及其内在的决定因素，即使某个时期的史学可能表现为注重材料研究，但终究 要以“通史”作为最高目标。由这样两个因素决定，我校世界史学科的学术研究比较自 觉地担负起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重任。比如，在世界古代史方面，刘家和研究黑劳士、 首陀罗和中国的庶人问题，就是为了弄清古代社会的阶级关系、社会性质等与社会发展 规律密切相关的问题；他对古代人类精神觉醒、中国古代王权发展中的神化、中国古代 轴心时期的文明与原始传统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都是探索世界古代历史发展规律的成 功范例。在近代史方面，刘宗绪通过法国热月政变性质的研究，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和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的先进性。这是关乎世界近现代史的评价标准、关乎如何理解 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的根本问题。他坚持用“生产力标准”取代“阶级斗 争为纲”，把世界近代史概括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确立、发展和基本定型的时期等。 这些则是探索近代历史发展规律的成功范例。总之，1949年以来，我校世界史学科发表 或出版的大批学术论文、专著和教材，其最终目的都可以归结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 索和阐释上面。
关于批判西欧中心论。如何看待世界历史上的中心?西方史家囿于欧美主要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在当代世界上的影响，以为历史上也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在史学研究中这种观点 主要表现为：以西洋史代替世界史，忽视世界其他国家、民族和人民对世界历史的贡献 。
早在1949年以前，对于西欧中心论在史学上的影响，我校世界史的研究者就有了自己 的看法。王桐龄在《东洋史》中写道：“西洋史学家，动谓西洋史为世界史，其说非也 。……亚东民族，在历史上，绰有价值。欧人一笔抹杀之，大不可也。”[19](P3)“然 则合东洋西洋各民族之历史，组织成一世界史可乎?曰：不可。世界史者，研究全世界 国与国之关系者也。东洋各国，孤立东亚，与西洋各国关系绝少，或竟绝无焉，欲合一 炉而陶铸之，恐无水乳交融之望也。”[19](P4)这样把东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完全隔离开 来，虽然未能摆脱机械论的影响，但目的却是批评用西洋史代替世界史的错误做法。在 20世纪20年代，有这种认识，实在是难能可贵了。张星烺则在鸿篇巨制的《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用事实说明中国历史的重要地位，对于世界古代史领域中的西 欧中心论，毋宁是更为有力的回击。
1949年以后，我校世界史的研究者有了更为明确而深刻的认识：世界历史是有结构的 ，因而是有中心的；世界历史又是发展变化的，因而中心也是可以转移的；中心不能孤 立存在，它存在于与“边缘”的互动关系中；而且在世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以前，不可 能只有一个中心；世界近代史可以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古代中世纪却未必如此，当时 ，世界尚未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几个重要文明之间虽然有一定联系，但仍可说是各自为 中心的。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作为世界的中心之一，对人类文明 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中国对于世界历史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第一，中国历史的典型性。古代中国的社会具有系统的结构和层次，在不同的各国 还有多样的特点，又具有他国少有的丰富典籍和出土资料。中国史上的封建制度比西欧 封建制度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更为典型的意义。中国由上古到中古的过渡是在历史的正常 连续进程中实现的，没有经济和文化的中衰和复兴等带有特殊性的现象。所以充分了解 中国史，对于深入地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对于深入地了解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无 疑会大为提高一步。第二，中国史对于世界史的重要性还在于，中国在与外部世界联系 的过程中对其他国家，对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近代以前，世界作为一 个有机整体有一个逐渐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公元前6至4世纪，古代文明大体已经连结为三片：从地中海东部到印度河一片，从印 度河到恒河一片，中国一片。中国成为三大文明地区之一，这对进一步联系的形成极为 重要。丝绸之路、四大发明西传，对欧洲历史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北部游牧民族西迁对 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在长期与外部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中国人留下了大量关于外国历史 的记载。这些典籍对于许多国家的历史，对于长期作为东西交通要道的中亚地区史，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要研究世界各地区联系形成的历史，中国的 历史典籍是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第三，近代和现代，中国仍在世界历史上发挥着重要 作用。[44]因此，在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必须承认中国的中心地位；而在近现代史领域 中，也应该给中国历史以应有的地位。
在我校世界史学者主持编写的《世界上古史》(1980)和《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1994 )，以及众多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学术论著中，世界古代史是包含中国在内的世界古代 史，是给中国史以应有地位的世界古代史；中国古代史则是具有世界历史背景的中国古 代史，是经过比较因而特点鲜明的中国古代史。这种研究方法，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 所接受，其影响也从国内扩展到国外。总之，以事实驳斥西欧中心论，这是我校世界史 学科的一个贡献。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及其以前，在世界历史的中心这个重要的学术和理论问题上，西 方学者把欧洲历史当作整个世界史的中心，这种整体观可以看作是认识过程的“正”(t hesis)；那么，以王桐龄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学者割裂东西方历史、强调东西方历史各自 的独立性，从而否定西欧中心论，这种努力毫无疑问使认识进入另一个阶段，可以看作 是认识过程的“反”(antithesis)；1949年以后，以北师大世界史学科为代表的中国学 者，进一步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有个发展过程，在这个整体形 成以前的古代中世纪，世界则是多中心的，这是对前两种观点的扬弃，达到了否定之否 定，可以看作是认识过程的“合”(synthesis)。总之，从西方到东方，对于世界历史 的中心问题，认识经过了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循环，在这三个阶段中，北师大的学者 们在两个阶段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值得师大人骄傲的。
(二)关注动态，追踪前沿，争取国际学术对话资格。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刘家和在撰写《论黑劳士制度》一文时，除了搜集国内的有 关资料，还尽可能地阅读当时能够找到的有关的英文和俄文专著和论文，其中包括两本 1952年新出版的英文论斯巴达史的专书和新发表的俄文论文，使自己的研究处于该课题 的前沿上，与国际上通行的古希腊史研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从50年代末到六七十年代 ，在研究古印度史的时候，更自觉地认识到，作为一个现代人，首先不能不从现代学者 已经取得的成果出发，于是尽一切可能了解国内外学术动态，主要是国外学术动态，因 为关于古代印度，外国人的研究居于领先地位。通过英文版《剑桥印度史》(第1卷)和 《印度人民的历史和文化》(前3卷)等著作，对国外学者研究印度古史的成果有了大体 的知识，也知道了古印度原始文献有了哪些英译本，有哪些单行译本(如《佛本生经》 等)或收在哪些丛书之中(如《东方圣书》、《佛教圣书》等)。此外还引用了大量其他 有关的英文和俄文论著，其中许多是当时的最新版本。做到了这一步，也就争取到了与 国外学者对话的资格。在有关中国史研究的方面更是如此。每一个要研究的学术问题， 都是在对该课题的学说史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之后才明确提出来的，这个学说史既包括汉 唐宋明和清人研究的成果，也包括传统目录学知识，还包括相关的国外汉学研究成果。 只有这样才可以肯定，哪些是前人已经研究过的，哪些至今尚待研究。我校世界史学科 的许多学者都是按照这个路数进行学术研究的。
(三)朴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1949年以前，陈垣等老一辈学者注重考证之学，在北师大和辅仁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当时师大和辅仁的世界史研究就以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成就最大。1949年以后，这个 传统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重视目录文献学知识。比如，刘家和研究斯巴达黑劳士制度，注意从西方古典的 通释本洛埃布(Loeb)古典丛书的英译本查阅并研读史料，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当代文献 研究的成果之上。在研究印度史时对目录之学更为重视。例如在阅读汉文佛教《大藏经 》和佛典的英译本及西文古印度史资料时，从治中国古史的经验中得到启发，以为要做 一门学问，目录学知识是第一要义。开始时看明代智旭的《阅藏知津》，对佛经的分布 略有了解，为了了解佛经复杂的译本原委，又读梁任公的《佛学研究十八篇》，对其中 《佛典之翻译》一文第一节之附录《佛教典籍谱录考》尤其重视，然后，按此章的指引 ，从梁代僧佑的《出三藏集记》到唐代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对千门万户的《大藏经 》有了一个粗略的总门径的了解，然后，转而集中注意于小乘诸经，即“阿含部”诸经 和诸小乘律。对它们的同本异译和传译源流有了一定了解，并明确了这样一个信念，即 中国佛学文献本身就有其文献之历史，这恰好是印度文献所没有的，所以佛经虽然为译 本，但不仅有印度传世原本之所无，而且译本历史基本清楚，亦较优于彼方文献年代之 难考。在具体的研究中，凡是引用重要资料，都是经过以汉译文献与英译彼方文献相对 校读的。《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等课题都是以这样 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这是中国人做出的有自己特色的古印度史成果，足以与世界第一流 学者比肩。在有关中国史研究的方面，同样体现了注重目录学的特点。
二是练好语言文字基本功。历史研究的首要前提是读懂文献，而要读懂文献则必须有 相应的语言文字阅读能力，除了中文以外，研究世界历史，还必须懂得相关的外国语言 文字。北师大世界史学科的学者们在这方面肯下狠工夫。比如，刘家和就自觉地意识到 ，要研究世界古代史，最好懂得古代中国和外国的语言文字，通过古代文字直接研读古 文献，才能使研究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之上。他在学习古代中外语言文字上下了大工 夫，在现代外国语方面也下了大气力，至今仍能较熟练地使用英、俄、德等外国语文。 他的外国史研究之所以能够达到学术前沿，在很大意义上得益于宽阔而深厚的外国语文 修养。在有关中国史的研究中，他特别重视传统经学特别是清代经学在文献资料和治学 方法上的贡献。在小学(文字)上，重视汉语古文字学知识，以《说文解字》为基础，提 高阅读和使用金文资料的能力，加强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训练和使用，对汉字的形音义 进行深入的考究，甚至针对关键的字词进行深入的探索，挖掘它的历史根源，取得了丰 硕成果。以《<书·梓材>人历、人宥试释》[45]为例，该文对《尚书·梓材》篇中“人 历”“人宥”两个关键词语进行考证，首先对汉代以来的学说史(传统经学成果)进行了 深入细致的梳理，表明在经学史上，“人历”“人宥”二字是自汉代以来即为学者关注 而至今仍悬而未决的问题；接着，用文字学等多方面知识，证明“人宥”即“人友”， 它是一同劳动的伙伴、并肩战斗的战友、同姓同族的亲族、婚姻关系的异姓亲属、臣僚 等，说明“人宥”(友)就是古代城邦中的“百姓”；他们是以同族同姓或异姓通婚的纽 带构成的城邦公民共同体；他们是农业劳动者，又是城邦的保卫者，还可以在城邦机构 中做官，在政治上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城邦的主体，而不是城邦的依附者。在他 们之外并与他们相对待的，原则上便是礼法和权利以外的，那就是“人历”。“历”与 “鬲”、“隶”通，“人历”中有奴隶，但不能把他们一律说成奴隶。“人历”(人鬲) 是万邦黎献，也就是万邦的黎民；他们没有自己的族或没有被城邦礼法承认的族，他们 以“夫”为单位出现，是黎民、庶民或众人；他们不是城邦的主体，而是从属于城邦的 人，是“人历”(鬲)或“隶”(隶属于吏)。这两种人在城邦中自然处于对立状态。总之 ，通过对两个词的考证，进而把握周代主要的社会阶级关系，没有深厚扎实的文字学和 文献研究功底，这样深刻的理解是难以实现的。
在语言文字方面，我校世界史领域中的其他学者也进行了相当艰苦的努力，各自取得 了相应的进步。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刘北成，他对英文原著的研读和译介就有通篇理解 、重点深入、汉译准确、表达明畅的特点，往往能从晦涩艰深的字里行间读出深意，他 的译作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反响，就得益于这种对英文原著的整体把握和深入理解。
(四)注重系统而深入的理论思考。
北师大世界史学科重视理论思维，更重视系统而深入的理论修养。他们不追求新奇， 不驰骛高深，不故做惊世骇俗之论，不贪图哗众取宠之效，而是潜心静气，从文字考究 起步，苦读原著，追求理论学习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尤其重视在理论对话和讨论的历史 过程中把握思想的精髓，重视理论的启示和借鉴意义，重视阅读和思考的结合，重视理 论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因此在史学方法的运用和理论的思考中取得了重大创获，其中 ，刘家和的成就最具代表性，现举其大者，有以下数端：
其一，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及其阐释。比较研究是我校世界史学科在多年的教学和研 究中形成的特色专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如上述。在此基础上，又对比较研究方法 进行了深入的理性思考，得到的结论，具有普遍的意义，值得认真总结。
比如，刘家和认为，所谓比较研究，它的基本功能就是明同异，横向的共时性的比较 说明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之间在同一历史时期中的同异；纵向的历时性的 比较说明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同异。前者说明历史的 时代特点，后者说明历史的发展趋势。历史的比较研究，从总体来说，就包括这两种趋 向。世界历史的研究之所以要用比较研究方法，这是由世界历史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具 体的思考过程，有如下3点：
第一点，世界历史首先是由“多”而“一”的历史。世界历史是由多个具体的地区史( 多)到一般的世界史(一)的抽象过程，要使“多”上升到“一”，就需要抽象，抽象即 从多个具体的地区史中抽取其同的思考过程，这就需要通过比较研究而求其异同。
第二点，世界历史又是“一”中涵“多”的历史。历史是同异的辩证统一体，如果只 满足于求同，而忽略了异，那就只剩下干巴巴的几条“定律”，而不会有活生生的历史 。了解世界历史的同，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同中的异，只有在同的基础上再回到异，即 由抽象再回到(上升为)具体，由“一”返“多”，才会有真实的历史。这个“返”就是 从抽象返回或上升到具体的思考过程，这就需要比较研究而求其同异。可见，不论是求 异同，还是求同异，都需要比较研究。
第三点，明确了历史的比较研究是世界历史的必要条件，并在一定前提下(就世界范围 做比较研究)是后者的充分条件，这还不够，还必须承认历史的比较研究也是有其局限 性的，这个局限性就在于其自身离不开有意识的角度选择，因为，既有角度选择，就必 然有视域的规定性，而规定即否定，在选定视域以外的，自然就是被忽略了的。世界历 史可以选择的比较研究的角度是难以限定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和发展，人们会不断发现 新的比较视角。所以，历史的比较研究不是可以一次完成的，世界历史也不是可以一次 写定的。[26]
由此而引出另一个重要认识：“要写一部‘世界历史’，所需要的倒不是数量上的齐 全，而毋宁是在结构上成为有机的整体。既然要把世界历史当作一个结构来考察，那就 不能不在内容上有重有轻、篇幅上有详有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世界的历史上有 不同的中心；既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中心，那么也就承认了世界历史上的中心的转移。 既然承认了世界历史上有中心和中心的转移，那么就不能不辨别中心与非中心的区别， 不能不做出选择。而要作辨别与选择，就不能没有比较的研究。这也就是说，从‘世界 历史’的写作的角度看，比较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26]
其二，文字之学和哲学思考之间张力的把握及其反思。在多年的学术研究实践中，以 刘家和为代表的北师大世界史学人自觉地将文字之学同哲学思考结合起来，并使之形成 张力，然后加以把握和利用，因而取得了富有特色的丰硕成果，已如上述。在此基础上 ，他们对这个张力有了比较切实而丰富的感受，对如何把握张力，形成了自觉的认识。 例如，关于张力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刘家和认为：必须要有形成这种张力的自觉， 没有这种自觉，我们就会总是徘徊在某种理解古书和分析历史的较低的水平上；有了这 种自觉，我们就可以用睁开了的文字训诂之学的眼睛去促进哲学的学习自觉性，又用睁 开了的哲学的眼睛去促进文字训诂之学的学习。这样，张力就不仅是一种使我们感到两 头吃力的离心力，而且可以成为一种使我们收其两头相互促进之功的向心力。所以“宏 观”和“微观”是两个相反的东西，互相构成张力，张力就像拔河一样，既是要离开的 又是相吸引的，内部是相通的，实际上是相反相成的。[46]
其三，历史的内在理解和客观分析之间张力的把握及其反思。这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 重要问题，我校世界史学人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比如，刘家和指出： 所谓的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第一层意思是，在阅读历史著作时，要透过著作理解作者 的思想和精神；第二层意思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历史的时代精神。如果缺乏这 两种理解，那么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就只能是支离破碎的和皮相的。现代人能够对于已 成过去的历史有内在的理解吗?是能够的。因为历史是现实生活的渊源，和我们的文化 生命有着内在的联系，本国的历史文化尤其如此，所以我们必须也能够把它作为一种活 体来理解或体验。那么，又为什么必须有对于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因为从另一方面说， 历史又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外在于我们的客观存在。作为历史学的研究者，当然应该 也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加以认真的分析或解剖。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与客观分析二者 之间实际也存在一种张力，它们的方法和任务各不相同，但是又能互相促进。既要做好 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又要做好对于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并且使二者互相促进，形成张 力。重视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也不能是凭某种直觉而发生的领悟和体验。要达到对于 历史的内在理解，首先必须弄清楚有关材料的文字训诂，确切把握文献的涵义；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做逻辑的分析，弄清文献所述的内在理路。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客观的分析 ，没有这种分析，所谓的内在的理解就没有了可靠的基础，因此需要的是二者的相辅相 成与相得益彰。[46]
其四，逻辑分析和论证方法的运用及其总结。逻辑分析和论证是学术研究中取得进展 的根本思想方法，我校世界史研究的每一个进步，都得益于逻辑分析和论证方法的正确 运用。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世界史研究者还对逻辑方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发现了中国 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在思想和论证方法上的异同。如刘家和所指出：中国人与西方人在 对待思想和论证方法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态度。中国人习惯历史的论证：你说一个道理 ，要拿出证据来，关键是举出事实例子来，所谓无征不信。先秦诸子都是拿证据说话的 ，即通过故事讲道理。其中当然有逻辑，但主要是拿故事做论证，以为“载之空言，不 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孔子语)[47](P3297)。换一个说法，中国传统认为，真理 不能从静态中把握，只能从动态中把握，所以最好的论证就是历史的论证。但希腊人留 下的传统不是这样的，希腊哲学家认为历史的证据是不能证明永恒的真理的，因为它昨 天是这样的，今天可以不是这样的，所以必须做逻辑的论证。毫无疑问，这是两种思路 ，这两种思路各有所长。不过，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必须学习西方学术传统里的逻辑 的自觉性。只有学人之所长，才能补己之所短，从而才有可能把经过取长补短的中国文 化贡献于人类。[46]
以上是我校世界史学人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做出贡献的几个主方面。
此外，我校世界史学科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还形成了谦虚谨慎的学术风气。学 者们都能以宽容求实、平等讨论的态度对待学术问题，以谦虚谨慎、热诚友好的态度对 待合作关系，这也是他们之能够取得以上成绩的根本原因所在。
值此百年校庆之际，我校世界史学人愿意发扬优良传统，发展自己的学术特色和优势 ，为建设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为继续写出中国人的世界历史，写出包括中国史在内并给 中国史以应有地位的世界历史，做出新的努力。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12期
【原文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05期第107～124页
【英文标题】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the Studies in the World History at BNU
LIU Bei-cheng,GUO Xiao-ling,JIANG Chong-yue
History Department,BNU,Beijing 100875,China
【作者简介】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5
刘北成(1949—)，男，北京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 【内容提要】 | 在北京师范大学走过的百年历程中，世界史学科的制度化不断进展，学术研究成果卓 著，而且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主要有：以探索世界历史发展总规律、破除欧洲中心论为 目标；以比较研究为根本方法；关注动态，追踪前沿，争取国际学术对话资格；继承和 发扬朴学传统，重视文字之学与哲学思考之间的张力，重视内在理解和客观分析之间的 张力，重视逻辑分析和论证方法的应用。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It is a century since 1902 when the first predecessor of Beijing Normal Un iversity(BNU)established,during which,the branch of learning in the world hi story at BNU had undergone a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Having made a g reat number of achievements in research,the branch had produced some distinc t features telling it from its counterparts at the other universities.Among other features,the following were more essential.Firstly,shouldering the exp loration into the general laws of the world history as its mission.Secondly, using the comparison as one of their basic methods.Thirdly,complying with th e academic styles common among researchers in the world.Fourthly,based on th e tradition of the Qing scholars' research and that of Western scholarship,t hey placed priority onto the tensions between philology and philosophy,the s ubjective understanding and objective analysis.And lastly,attaching an impor tance to the logic analysis and demonstration.These are the invaluable legac ies offered by the scholars at BNU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ea of study i n the world history. |
北京师范大学的世界史学科从孕育到萌芽，从形成到成长，走过了百年奋进的历程， 取得的成就，值得骄傲，积累的经验，富有启示。下面从学科的制度建设、学术成果和 治学方法3个方面，对这笔精神财富加以总结，以祝贺百年校庆，并与学人共勉。
一、学科的制度化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有着悠久的外国史教学的传统。1902年，最初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建立，学校制度规定，学生第一学年学习普通课，其中就有中外历史；第二学年开始分 科，共分4类，第一类是国文和外语(英、法、德，任选其一)，第二类中外历史地理， 第三类数学、物理和化学，第四类博物科，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卫生、农学 、园艺等。可见，从一开始，外国史就是我校的主要课程之一，更是“第二类”学科的 主要课程之一。[1](P5)1912年在师范馆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师 范学校规程》的第二条明确规定：“本科分国文部、英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 、物理化学部、博物部。”“外国历史”是历史地理部的重要专业课之一。[1](P21)19 23年学校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成立。1928年，历史学单独设系。1933年北平师 范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文学院下设历史系，外国史当然地成为该系的重要课程之一 。同时，还在文科各系开设“西洋文化史”课程。[1](P118)
我校的另一前身辅仁大学在她正式成立之前的辅仁社时期(1925—1927)，历史课就成 了重要课程之一。[1](P218)在她的初创时期(1927—1928)，文科分为4系：国文系、史 学系(附考古学)、英文系、哲学系[1](P222)。史学系开设“西洋史”课程，共学习3年 ，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世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前)3部分，教学内容 受西欧中心论的影响甚深，开始时由外籍教师授课，没有按课程的历史阶段设置教学的 组织机构，也没有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选修课和建制，更没有本科生、研究生的 不同培养层次(辅仁大学中国史方面有研究生培养制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籍教师 撤走，中国教师开始登上西洋史的讲台，赵光贤担任西洋古代史的教学任务，主要讲授 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等。[2]
但是尽管如此，1949年以前，尚没有一个明确的世界史学科的概念。
50年代初，全面学习苏联，后来逐渐暴露出来一些弊病，但是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它 在许多方面仍不失为推进中国进步的一个重要契机。就历史学而言，苏联的历史教学体 系全面输入中国，不仅引起史学指导思想和研究视野的根本变化，还导致中国历史学进 一步的专业化和制度化，包括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确立。世界史作为一个制度化的历史 学分支学科在中国得以诞生。我校历史系的世界史学科也逐步建设起来。此后虽然有过 许多的坎坷和曲折，但总的来看，世界史学科的建设是在健康地向前发展的，这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师配置的专业化。与中国许多大学的情况相仿，北师大历史系于1953年设立 世界史教研室。这是世界史分支学科在北师大发展的开端。当时一些在世界史方面有所 造诣或有所优长的教师集中到这个教研室，其中有李飞生、罗志甫、李雅书(古代史)、 刘启戈、邝平章(中世纪史)、朱庆永(近代史)、陈正飞(现代史)等。他们多数有国外留 学经历。罗志甫曾在香港达德学院任教，又曾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刘启戈在40年代 曾翻译过美国学者海思等人撰写的著名教材《世界史》。朱庆永原来主治明史，在苏联 逗留期间，收集了许多俄苏历史书籍。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在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刚 刚起步的中国大学里，北师大世界史教研室能集合这样一批教师，实属不易。
为培养新生力量，自1953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一些学业优秀的年轻教师陆续被安排 从事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如吴世俄、张文淳、刘家和、王绍岳、马家骏、张希孔、刘 宗绪、卢文璞、孔祥民、杨育才、吴豪德、张宏毅、彭琼熙、王新、周启迪、曾昭耀、 金相春、冯月华等。自1955年起，一些年轻教师逐渐承担起主要的教学工作，并显露才 华。
50年代中期，世界史教研室分成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世界近代史教研室和世界 现代史教研室，并一度组建亚非近现代史教研室。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世界史学科的基本格局已经成熟并趋于稳定，目前的建制仍然 是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包括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教研室和世界现代史教研室，教学力 量也处于稳定状态。
第二，教材建设的系统化。对于一个新生的学科而言，教材建设是基础中的基础，因 而具有重要意义。我校世界史学科教师的教材编写工作，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50年 代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部大学教材上。一是刘启戈的《世界中世纪史》(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内部交流使用)，这是1957年同时问世的最早3部由我国学者自己编撰的世 界中世纪史教材之一。一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编著的《世界 近代史讲义》(上册)[3]，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由我国学者编撰的世 界近代史教材。这两部教材体现了我系世界史学科教师在探讨历史规律方面的自觉。诚 然，它们都深受苏联相关模式的影响，但是在材料的选择与安排上，有某些自己的特色 。《世界近代史讲义》的论述方式更有特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观点有机地融 入其中，对世界近代历史规律的表述更自觉地贯穿于字里行间。值得指出的是，该讲义 较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充分注意到这些论述的内在张力；在 努力展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近代史观时，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反映历史的多样性和历史 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这两部教材问世后受到学界的关注与好评。
1961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要求，著名历史学家吴晗领衔组建具有权威性的《外国历 史小丛书》编委会，组织编写一套世界历史普及读物。丛书虽为普及读物，但作者均为 一时之选。就当时的学科发展状况而言，该丛书也是一项较系统的研究工程，为国内学 界所关注。我系世界史学科的朱庆永、刘宗绪荣膺编委。刘启戈、刘家和、刘宗绪则在 各自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西欧封建庄园》、《斯巴达》、《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巴黎公社》等，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
1962年，全国大学通用教材《世界通史》问世(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教材的组织工作乃是政府行为，因此才有可能集中当时国内的优秀学者。我系世 界史学科许多教师参加了编写工作，其中有刘家和、张文淳、马家骏、刘宗绪、吴豪德 等。这部教材被公认代表了当时我国世界史的总体水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全国大学 教学起了重要作用。编写者的严谨态度也对世界史学科产生深远影响。
1979年，我国另一部世界史著作问世，那就是由著名历史学家林志纯主编的《世界上 古史纲》，我校刘家和为该书主要撰稿人之一。该书体现了我国学者力图突破国外成说 、对古代世界史展开独立思考的最初尝试，标志着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从初期的简单模 仿到学科自主研究和发展的新阶段。
继《世界上古史纲》之后，刘家和主编的《世界上古史》于1980年出版，1982年再出 修订版。在写法上，该书不同于以往的世界古代史著作，不刻意追求涵盖的国家、民族 和社会集团在数量上的齐全，也不刻意追求历史发展阶段划分的细密和具体，而宁肯追 求在大的时段内，世界古代历史结构上的整体性和有机联系，即把世界古代史看作一个 有结构的整体世界史的准备阶段，因而在内容选择上就是有重有轻，篇幅上有详有略。 [4]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编者有了这样的自觉：即世界历史是有结构的，因而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世界的历史就有不同的中心，也就有中心的转移。因而，在世界史的编写 中，就应该体现围绕不同时期的不同中心以及这些中心的转移而展开的重要历史内容。 这是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深刻理解。该书出版后得到国内同行的好评，并获得国家教 委教材建设一等奖的殊荣。我校孔祥民参与编写的《世界中古史》教材亦得到同样的好 评。以上两部教材曾是国内覆盖面最广的高等院校世界古代史教材。
90年代，刘家和与外校教授合作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吴于廑、齐世荣总主编 )，吸收了国内外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在编写体例上继续前进，更加自觉地展现古代历 史上主要文化中心的形成、发展和转移过程，展现这些中心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 [5]读了这样的教材，突出的感觉是，世界古代史再也不是若干古代国家历史的简单相 加，这些国家再也不是野蛮汪洋中独立悬隔、死气沉沉、自生自灭的文明孤岛，而是野 蛮荒漠中生机勃勃、相互关联、不断扩展的文明绿洲。这是我校学者在探索世界古代历 史发展规律和教材建设上的又一次尝试。这次成功再一次展示了我校学者对世界历史的 独特看法，也使这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观点再一次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和好评。
80年代至90年代，刘宗绪先后主编了两部《世界近代史》(高教版和师大版)[6][7]， 编写者均为我校世界近代史教研室教师。前者无论结构还是观点，颇多创获，在许多学 术期刊上赢得好评。后者在结构和观点上更有创新，《历史研究》为此发表长文予以肯 定，还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并被列入“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这两本教材都 有较大的发行量。前者系卫星电视教材，发行了30万册之多，是世界近代史教材中发行 量之最；后者系大学本科教材，被其他大学历史系选用，发行量已达3万多册。由此可 见其影响。
卢文璞主编的《世界现代史1914—1945》[8]是按照整体世界史的观点编写的，不仅视 野开阔，而且新意迭出，颇受好评。段炳麟主编的《世界当代史》[9]创新体例，全书 分为两编，下编集中探讨重大历史问题。
2001年刘家和与廖学盛主编、我校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周启迪、郭小凌、杨共乐等人参 加撰写的研究生教材项目《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 也是唯一的世界古代史研究生教材。[10]从目前所获得的信息看，在国际古史学界，也 是第一部专门为世界上古史研究生撰写的教材，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和使用价值。该书 由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提交教育部学位委员会理事学科组审议后推荐为研究生教学 用书，并予以出版资助。
第三，史料整理的正规化。历史解释框架的恢弘与史料的严重匮乏，这二者之间的张 力是我国世界史学科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基本问题。因此，资料建设就成了全国同行通力 合作的一项任务。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校世界史学科就在这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我校教师同东北师范大学的同仁合作，进行了基本资料的编译工作，于1959年出版了《 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辑》上下两册，约50万字。上册包括古代埃及、两河流域、赫梯和巴 勒斯坦、印度的重要史料，下册为古希腊罗马史经典的选译。这是国内第一部世古史史 料集，不仅为本科教学提供了重要参考书，而且为我国世古史学科的工作者提供了具有 利用价值的基本读物。刘启戈、李雅书选译的《中世纪中期的欧洲》也是具有重要价值 的世界中世纪史资料选辑。[11]
改革开放以来，我校世界古代史教研室成员集体编译了较大部头的《世界古代及中古 史资料选集》，[12]不仅有助于世界上古史和世界中古史的教学，而且为我国世古史研 究者提供了最基本的中文史料来源。郭小凌与厉以平合作编译了《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 想资料选辑》，[13]这是我国有关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第一部内容充实的史料集。杨共乐 编译了《罗马共和国时期史料集》[14][15]。张宏毅、黄安年分别主编了《当代世界史 资料选辑》第一、二分册[16][17]。另外，杨玉圣编辑的《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也是 一部很有价值的工具书[18]。
第四，研究生培养的体系化。研究生培养制度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指标。就学科建设而 言，不但解放前，就是文革前，除了教学分工，世界史学科内部的专业研究方向并未制 度化。凭借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校世界史学科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获准设立世界上古中 古史硕士点；更由于刘家和在世界古代史研究，特别是在中外古史比较研究领域取得的 突出成就，我校世界上古中古史学科在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第三批博士点，我 校世界史学科因此而成为我国最早的硕士点以及4个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博士点之一(另外 3个是东北师大、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在90年代，又成为我国最早的世界史二级学科 博士点之一，并设立博士后流动站，从而形成了从本科到博士后的人才培养体系，为我 校整个世界史学科争取到博士授予权奠定了基础。到目前，我校世界史学科可招收世界 古代史(包括中外古史比较研究、古代希腊史、古代罗马史、古代埃及史等方向)、世界 中世纪史(德国农民战争史和宗教改革史)、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所有方向的博士和 硕士研究生，并有博士后流动站，供已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者从事研究工作。
第五，项目运转的制度化。在晚近20多年中，我校世界史学科在科研项目运转上逐渐 进入常规化阶段。例如，世界古代史学科点在刘家和的带领下，获得中华社会基金、教 育部社科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基金、北京市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10余项，并且开 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如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等，为我校成功地获得教育部史学理 论和史学史研究基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有了以上这些制度化进步，我校历史系就有了一个教师队伍整齐稳定、教材编写正规 系统、史料整理严谨丰富、培养体系层次分明、项目资金运转良好的生机勃勃的世界史 学科。
二、科研撰述的丰硕成果
除了制度化发展，学术研究的成果及水平更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水平和程度的重要标 准，也是确定一所大学的地位的重要标准。北京师范大学之所以位居全国重点大学的前 列，除了辉煌的教学成就，扎实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因。在学校 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像许多其他专业一样，世界史专业的教师们不断成长，他们读书勤 奋、工作努力，在学术研究上不畏艰难，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不但为我校世界史学科位居全国的前列做出了贡献，也为北京师范大学增添了光彩。
无庸讳言，1949年以前，我国高校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从总体上说是落后的，但在个 别学校和某些研究领域，却不能说没有术业专精的学者和富有新意的成果。比如在北师 大和辅仁大学，就有这样的学者和成果。王桐龄和他的《东洋史》、张星烺 和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就是杰出的代表。
王桐龄曾留学日本，后来担任师大史地系主任，1922年，他的《东洋史》一书由商务 印书馆出版。全书约40万字，共3编，分为上古史、中古史和近古史，从远古的传说时 代写到明朝时期。“以汉族为主，而满、蒙、西藏、朝鲜、日本、安南、暹罗、缅甸、 印度、中央亚细亚各民族辅之”。[19](P4)内容还涉及亚速、波斯、安息、叙利亚、阿 拉伯、希腊、马其顿等西亚和欧洲古国。可见应属于今日所谓的“世界史”的范畴。在 该书的序论中，他还对“世界史”的概念进行了厘定：“世界史者，研究地球上各民族 自古迄今互相竞争、互相融合、演成今日之社会状态所经过之阶级者也。而世界史又分 为二部，一东洋史，……二西洋史……”[19](P4)。从这个定义，自可断定所谓“东洋 史”属于世界史的范畴。该书颇富时代特色，对当时的中国人进一步认识自己的民族和 认识世界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在此前后，他还出版了《日本视察记》(原名《东游杂 感》)、《中国史》、《中国历代党争史》、《中国民族史》、《儒墨之异同》等著作 。
张星烺(字亮丞，1881—1951)，学问功底深厚，曾任辅仁大学史学系主任。 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于1926年脱稿，1930年由辅仁大学出版。该书共8编6册，字 数超过百万，堪称巨著。该书颇富特色，内容主要是17世纪中叶(明末)以前，我国与欧 洲、非洲、亚洲西部、中亚、印度半岛等国家和地区往来关系的史料摘录，这些丰富的 资料是从大量的(300余种)中外史籍中辑录的，它们多数是中文史籍，还有相当一部分 是英、法、德、日等文字的史籍。在编排体例上，以地区和国家分类，按时间顺序先后 排列，编者还对其中的一些重要地名和史事做了必要的考释。该项成果在当时的中国居 于领先地位，为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资料线索和研究框架，至今仍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1977年中华书局再版时做了一定的增补和整理校订工作，书名由董必武署 检，可见其影响之大。[20]此外，张星烺还有《南洋史地》(清华大学讲义) 、《欧化东渐史》(1934商务印书馆)、《马哥孛罗》(1936商务印书馆)、《马可孛罗游 记》(意大利人波罗著，张星烺译，1936商务印书馆)、《历史之地理基础》( 德国人哈兴额著，张星烺译，1943商务印书馆)、《中国通史》(辅仁大学)、 《宋辽金元史》(辅仁大学讲义)等。
陆懋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他的《史学方法大纲》，讲史学方法，包括西洋史学， 也是国内史学理论方面较早的著作，[21]对后来的史学史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以上几位的研究工作为后来师大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先驱的作用，后人不应忘 记他们的贡献。
1949年以后，我校世界史学科涌现出一批造诣高、影响大的学术带头人和知名学者。
刘家和是我校世界上古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是享誉海内外的历史学家。1952年毕业 于辅仁大学历史系，留校工作。1955年，入选教育部在东北师范大学举办的2年制教师 进修班，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从事世界上古史研究。从我国世界上古史学科后来的发展看 ，正是这一期进修班，培养出我国世界上古史学科所必需的教学和研究队伍，对我国世 界上古史学科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主要表现在这期学员中后来有相当一批人 成为我国世界上古史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刘家和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进修班结业时，他提交了结业论文《论黑劳士制度》，显示了出色的研究才能。虽然 该文搁置到1982年才正式发表，[22]此前在国内同行间流传，但它所达到的学术水平是 相当高的，表明早在50年代，我校研究人员就已关注当时关于奴隶制社会普遍性和特殊 性这一热点问题的讨论，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表现出了非常专业和前沿的研究实力。 更有意义的是，该文是国内第一篇真正进入实证层次的世界上古史论文，它所依据的史 料首先是古希腊典籍，即当时国内学者甚少注意的古典作家提尔泰、斯特拉波、波桑尼 阿、阿泰纳伊奥斯、波里比乌、色诺芬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普鲁塔克等人 的作品；其次是当时以专著形式出现的国外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格罗特、格罗兹、米 切尔等人的解释。这就使论文依托的史料基础同国外学者大体处在同一水准之上，超出 了当时国内习见的打语录官司或借助苏联史家或少数西方史家研究成果的做法。在上个 世纪50年代，能把外国史论文做到这种程度，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从内容来看，文章首先提出研究黑劳士制度的基本方法，即历史的方法，把该制度看 作是一种历史的、变化的事物，“把它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来考察”，“作为整个斯巴达 社会的有机结构的一部分来考察”。同时还“必须考察这一制度多方面内容间的内在联 系，从而把握它的本质的特点。”随后依循这些思路，逐一展开缜密的分析与概括。论 文的基本结论为：古希腊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是一种城邦或公民公社所有的奴隶制度， 在城邦形成时期因征服而形成。这是有创新性的结论，表达了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个人 见解，如认为黑劳士制度之所以比较特殊，是因为奴隶劳动过早、过快也过多地排斥了 自由民的劳动，呈现出一种历史早熟的特征。这种由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而形成的强制 性的分工，代替了由于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逐步扩大和加深的分工，结果起了抑制经 济发展的作用。由于该文立论于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全面揭示了黑劳士制度的来龙去 脉及表现特征，至今仍是有关这一论题的基本参考文献。
进修班结业后，他又将注意力转移到古代印度的思想史和经济史问题上，相继发表了 两篇论文：《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23]和《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24]，再次 显示了坚实的史学考据和概括的工夫，确立了学术声望。
就印度种姓制而言，在这之前，国内只有个别评介性质的文章，完全没有探讨佛教与 种姓制关系的研究性论文。国外学术界，特别是印度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往往夸大佛教 对种姓制的否定作用，认为佛教讲究“慈悲”、“平等”，不承认种姓的界限。该文运 用娴熟的历史分析方法、扎实的外文与国学根底，根据汉文大藏经和印度文献，结合西 文译本，指出早期佛教确曾以平等说反对种姓制，但目的不是引导人们追求现实的经济 生活或政治生活中的平等，而是把用经验事实论证的“平等”还原为超经验的修行和报 应的平等，其消极性是包藏于内的，不易为人认识。在关于印度土地制度的论文中，则 从当时存在的关于印度土地所有制的正、反、合三种观点入手，证明古代印度的土地所 有制是一种特定的国有制，印度农民并没有真正的所有权。
这样一来，我校世古史研究在前17年的学科形成与初步发展时期里，便无可争议地走 在了国内的前列，成为我国世界史领域最具竞争力的学科，为后来顺利获得世界上古中 古史博士点打下了基础。
刘家和对我校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上。早在上世 纪50年代，他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就含有比较研究的动机，表现了明确的倾向性。在这方 面，他可说是得天独厚。其中最主要的，是得益于20世纪中国学术传统的滋养。众所周 知，世界史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新生事物，1949年以前处于草创时期，研究者的学 术功底首先在中国史方面，而且基础扎实，功力较深，他们对外国史的研究多少都要从 本国史的角度考虑问题。我校世界史学科的前辈王桐龄、张星烺的中外关系 研究都是如此。刘家和早年即受传统中国学术的熏陶，青年时代，立志于治中国历史， 即使在长期的外国史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也从未忽视中国历史的研习，这就决定了他的 外国史研究必然地带有比较研究的特点。50年代以后，不论中国史还是外国史的研究都 以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为最高任务，而比较研究是发现问题、探索规律的重要方法之一。 当然，能够运用比较方法研究历史，这需要深厚的中外语文功底和理论思维素养，刘家 和的教育经历和知识背景恰好可以满足这些条件，再加上异于常人的刻苦努力，他的成 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50年代中期，他从一开始就明确打算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推动自己对整个世界古代史 研究水平的提高。他的学术研究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文化哲学上。他从侯外庐的《中国 思想通史》中受到启示，以为搞思想史须先从社会经济史入手。而且，恰巧当时中国古 史分期问题讨论正热，有些学者的研究论著涉及到斯巴达的黑劳士(Helot，又译作希洛 特)制度，《论黑劳士制度》是他几年努力的成果，文章除了研究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 ，还涉及了与中国史对比的问题，表达了对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看法。80年代初， 出于对比较方法的珍视，也为了慎重起见，他把这篇文章中有关中国古代史的内容删除 后发表。
黑劳士文写成后，更感到要想很好地理解黑劳士问题，没有深入的比较研究是不行的 。而要想通过比较的研究提高对上古史总体把握的水平，选择两三个点看来还是必要的 。古代中国一直是其兴趣所在，作为一个点不成问题；另一个点落在那里?经过再三思 考，选定为印度史。因为印度也是文明古国之一，文化自有特色，足资与中国及西方历 史进行比较研究，并且中国历史上有研究印度的传统，积有大量的汉文文献，若结合西 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及有关印度史的西文资料和翻译资料，恰当而充分地运用这些条件， 很有可能做出自己的特色。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撰写并发表了《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 制度观》、《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等论文，目的就是以印度的首陀罗与斯巴达的黑劳 士及中国古代社会里某些人身不自由的劳动者相比较，以便把他们各自的特点认识得更 为清楚一些。
改革开放以后，发表了《<书·梓材>人历人宥试释》的论文，从“人宥(友)”“人历( 鬲)”的关系中看周代的社会关系，并与古代印度和希腊的社会关系进行比较，既为世 界古代史，又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此后，他的许多中国古代历史 论文，都体现了比较的精神，尤其是《论中国古代轴心时期的文明与原始传统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等文，更体现了比较 的宏阔视野。《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一文，展现了开阔的大局观，再一次显示了深 厚的学术功力。他对古代异地同时发生的文化飞跃或突破现象给以深刻分析，将其定性 为人类的首次精神觉醒。认为公元前6世纪希腊的泰利士、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 子的出现，是人类系统的哲学思考的开端，也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明显标志。在他看来， 3个古老文明之所以能够产生系统思考人类命运问题的思想家，是因为具有一系列相似 的历史条件。这种精神觉醒体现在当时的思想家都对天(神或自然)人关系、人人关系和 人类本性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思考和反思。[25]他的《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2 6]对历史的比较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对确立中国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对包 括中国历史在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长期的世界上古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刘家和深深地感到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 可是在外国人写的世界历史中却没有应有的地位，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而要改变祖国历 史在世界史上的不合理地位，不能依靠别人，只有靠我们自己，把中国史放进世界史中 去研究。多年以来，他为此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和大胆的尝试。70年代主编《世界上古史 》，在较长篇幅的《余论》中，把中国古代史放在世界史中来讲，站在世界历史的广阔 背景上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进行了分析。[4]这是第一次尝试。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正式将中国古代史有关阶段和内容编入世界史体系中去 ，在这部《世界史》古代史编的上卷中，中国史的有关阶段及内容，不是简单地、机械 地包括在“世界”的概念之中，而是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的 背景中思考的。例如，对于传说中的夏王朝的内容，根据古代文明发生的时间和文献传 说与考古资料两重印证的共同标准，将其编入《最初的文明(下)(公元前4000年代后期 至前2000年代前期)》，使之与印度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并列。而对商周时期、春秋 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时期的中国，又都在充分研究各个阶段的中国历史的特点的 基础上对当时的中国与世界历史发展总体趋势的关系给予了一定的说明。最典型的是把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变革置于“古代世界的巨大转变”和“三个古典文化中 心的出现”这个大背景上进行论述的。这里的中国古代史既有自己的特点，又是整个世 界古代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里的世界古代史又是包含了逐渐形成为3个古典文化中 心之一的中国历史的整体，这个整体有她自己的内在结构和层次，比之于世界各个古代 文明的简单相加，毋宁更生动活泼，更丰富多彩。[5]这是第二次尝试。
此外，我校世界古代史的其他学者也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 ，我校世界古代史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或填补了本学科的空白，或体现了方向性突 破，在许多方面提出了创新性的或属于学科前沿的论点，因而一般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
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面，在刘家和的带领下，后辈学者沿着比较研究的路数继续前进 ，取得了可喜的创获。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易宁发表的论文《论司马迁与波里比乌的历 史思想》，对中西古代两大杰出史家的历史观进行了具体的比较研究，指出中西古代史 家对历史动因和历史进程的解释存在着差异，并对这些差异加以合理的解释[27]。蒋重 跃的《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则通过与古代印度的《政事论》、《摩奴法论》和古代希腊 的《理想国》、《政治学》等的比较，对韩非子暨中国古代有现实倾向的一派政治思想 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进行了探讨。[28]
在古代希腊史和西方史学史研究方向上，郭小凌出版了《克里奥的童年——古典西方 史学》一书[29]，发表了《古代世界的奴隶制与近现代人的诠释》[30]等论文。《古代 世界的奴隶制和近现代人的诠释》属于知识考古的论题，涉及困扰我国史学界几十年的 历史观。在文中，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由来、复杂的演化过程 及不同表现形式进行了比较清晰的梳理，说明了这一历史认识如何从科学的假设转化为 铁的规律，又如何从铁的规律转化为科学假设的内在外在原因。
在古代罗马史研究方向上，李雅书和杨共乐合作出版了《古代罗马史》[31]，杨共乐 出版了专著《罗马社会经济研究》[32]，发表了《试论罗马共和国早期的经济属性》等 论文。在《试论罗马共和国早期的经济属性》一文中，作者从史实和理论两个方面对罗 马共和国早期的社会属性进行了论证，否定了以往认为这一时期属奴隶制阶段的观点。
在古代东方史研究方向上，周启迪出版了《古代埃及史》一书。[33]
在世界中世纪史研究方向上，孔祥民出版了《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34]一书， 发表了《马丁·路德的转变》[35]等论文。《马丁·路德的转变》一文研究了德国资产 阶级革命的特殊形式——宗教改革。认为以往把路德简单地定性为叛徒的做法是不可取 的，对路德的积极作用应该肯定；骑士暴动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胡登是一位保守的革命 家。这些论点对以往成说有所突破，为宗教改革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侯树栋发表了 《从古法到神法——中古后期南德农民法律意识的变化》[36]。在国内的德国农民战争 研究上，这篇文章以其切入角度之新而显示了自己的创新之处。文章指出，德国农民思 想意识经过100多年的起伏，从日耳曼人习惯法向基督教神法转变，神法是农民战争的 思想基点，农民战争同宗教改革不过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两个方面。
在世界近现代史方面，我校学者也有突出贡献。在法国近代史乃至整个世界近代史领 域，刘宗绪教授享誉全国。在有关真理标准的政治讨论展开之后，他于1979年在《历史 研究》发表《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我国世界近代史学界解放思想 、转变研究范式的第一个重大突破。文章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阶段和“反动”阶段 做了新的解释，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的先进性。文章讨论 的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具体问题，但是触及的是世界近现代历史的主要评价标准问题 ，涉及到如何理解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这个根本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 在历史研究方面，文章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发性。[37]该文的发表在世界近代史领域 乃至更大范围造成震动，不仅引发了有关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热烈争论，而且引发了对 许多重大事件和人物的重新评价。
刘宗绪后来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中，包括他主编的两部世界近代史教材以及领衔撰著 的《改变世界历史的二十五年——法国大革命探新》，继续展开和深化他的探讨。他坚 持用“生产力标准”取代“阶级斗争为纲”，并据此对世界近代史的基本趋势做了新的 概括，对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例如，他把世界近代史概括为资本主义制度产 生、确立、发展和基本定型的时期；提出革命和改革是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转变的两 种道路；强调了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历史使命的观点；对欧洲工人运动的阶段性历 史特征做了新的解释；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特点做了新的概括；等等。刘宗 绪的探索在学界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一些新的思路影响到各种大学教材乃至中学教材 和教学。
马家骏、杨宁一是在日本近现代史领域颇有造诣的学者。马家骏是国内最早运用现代 化理论对明治维新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与伊文成合著的《明治维新史》是我国第一 部系统全面的明治维新专史研究著作。他与汤重南合著的《日中近代化比较》(日文版) 在日本学术界获得众多好评。杨宁一在日本外交研究方面颇有见解，后转向日本法西斯 主义研究。在凝聚其多年成果的《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一书中，他对以往法西斯 研究中的一些通行观点提出了质疑，运用现代化理论重新审视日本法西斯运动，明确提 出法西斯主义是“现代化的反动”的富于启发性的观点。
在美国史领域，黄安年、张宏毅、杨玉圣是有较大影响的学者。黄安年勤奋耕耘，收 获甚丰，目前是《美国历史评论》的中国审稿人之一。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问题 做了有深度的探讨。在多年从事美国史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他以一人之力编撰了《美 国的崛起》[38]和《20世纪美国史》[39]，在我国美国史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他的《当 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1945—1996)》[40]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美国当代社会保障政 策的专著，对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借鉴意义。
现任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会长的张宏毅长期从事现代国际关系史和美国外交史研究 ，在美国人权外交研究方面尤有建树。他主编出版了《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41]和《 美国的人权问题》[42]。《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是我国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研究美国人 权外交的著作。张宏毅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与现实政治有紧密联系。1998年4月他受托 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在法国巴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召开的“关于人的和平权利宣言 ”草案各国政府专家磋商会，并做了大会发言；1998年6月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人道 主义对话中心筹备会议，并担任该中心基金理事会理事。
杨玉圣在美国史研究领域另辟蹊径。他撰著的《中国人的美国观》[43]梳理和总结晚 清以来中国政论界和知识界了解和探索美国的认识历程。这部著作是在长期查阅大量原 始资料的基础上，多次修改而完成的。它是对美国史和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一个贡献， 也体现了作者的严谨治学态度，颇受好评。杨玉圣在倡导学术批评方面也有独到的贡献 。
在西方近现代思想史领域，刘北成是颇有影响的学者。他在译介西方当代思想学术著 作方面成绩突出，颇受海峡两岸学界推重。他译介的范围不限于史学，还涉及哲学、社 会学等领域。他翻译(包括合译)的一些重要著作引起了广泛反响，其中有福柯的《疯癫 与文明》和《规训与惩罚》、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和《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等。在这些书中，有一些是很难译的， 非深入其中不能为功。他撰写的《福柯思想肖像》、《本雅明思想肖像》是对现代思想 家艰涩思想深入浅出的精辟读解，推进了学界与当代西方思想学术的对话。
除了上述方面，世界近现代史专业还有一批突出的成绩，如张文淳在组织我国的非洲 史研究领域的建设方面具有重要贡献，王新撰有俄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佳作，韩文娟对 日本明治维新重要人物的研究颇受同行好评，等等。近年来，还有一些年轻学者也崭露 头角，如梅雪芹在英国环境史领域努力开拓，张建华在俄苏史领域收获甚多，等等。
三、学术研究的特色及其反思
特色是任何学术研究工作的生命之所在，没有特色的研究就没有生命力，甚至难以生 存，更谈不上发展。作为学术研究重要部门的历史学科是这样，而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 的世界史自然也不例外。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北师大世界史学科形成了特色鲜 明的治学风格，这是她生存发展的根基所在，也是她生机勃勃的源泉所在。那么，北师 大世界史学科的学术研究到底有哪些特色呢?我们认为，北师大世界史专业的学者们不 但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有特色的成绩，而且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反思。这是一份宝贵 的精神财富，值得认真总结和发扬光大。
(一)以探索世界历史规律、破除西欧中心论为己任。
关于社会发展规律问题。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和方法就传入 中国，引起热烈的讨论，许多中国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中国历史，以 探索社会发展规律为历史研究的宗旨。50年代的学习苏联，虽然有教条主义的不良影响 ，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特别是世界历史的研究起了推进作用。更 多的中国研究者认识到，世界史研究应该致力于阐发人类社会的总体规律。此外，现代 中国史学的发展不能脱离本国的历史条件和学术传统。从司马迁开始，中国史学历来有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传统，中国传统史学的最高目标仍然是探索历史发展变 化的轨迹及其内在的决定因素，即使某个时期的史学可能表现为注重材料研究，但终究 要以“通史”作为最高目标。由这样两个因素决定，我校世界史学科的学术研究比较自 觉地担负起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重任。比如，在世界古代史方面，刘家和研究黑劳士、 首陀罗和中国的庶人问题，就是为了弄清古代社会的阶级关系、社会性质等与社会发展 规律密切相关的问题；他对古代人类精神觉醒、中国古代王权发展中的神化、中国古代 轴心时期的文明与原始传统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都是探索世界古代历史发展规律的成 功范例。在近代史方面，刘宗绪通过法国热月政变性质的研究，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和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的先进性。这是关乎世界近现代史的评价标准、关乎如何理解 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的根本问题。他坚持用“生产力标准”取代“阶级斗 争为纲”，把世界近代史概括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确立、发展和基本定型的时期等。 这些则是探索近代历史发展规律的成功范例。总之，1949年以来，我校世界史学科发表 或出版的大批学术论文、专著和教材，其最终目的都可以归结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 索和阐释上面。
关于批判西欧中心论。如何看待世界历史上的中心?西方史家囿于欧美主要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在当代世界上的影响，以为历史上也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在史学研究中这种观点 主要表现为：以西洋史代替世界史，忽视世界其他国家、民族和人民对世界历史的贡献 。
早在1949年以前，对于西欧中心论在史学上的影响，我校世界史的研究者就有了自己 的看法。王桐龄在《东洋史》中写道：“西洋史学家，动谓西洋史为世界史，其说非也 。……亚东民族，在历史上，绰有价值。欧人一笔抹杀之，大不可也。”[19](P3)“然 则合东洋西洋各民族之历史，组织成一世界史可乎?曰：不可。世界史者，研究全世界 国与国之关系者也。东洋各国，孤立东亚，与西洋各国关系绝少，或竟绝无焉，欲合一 炉而陶铸之，恐无水乳交融之望也。”[19](P4)这样把东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完全隔离开 来，虽然未能摆脱机械论的影响，但目的却是批评用西洋史代替世界史的错误做法。在 20世纪20年代，有这种认识，实在是难能可贵了。张星烺则在鸿篇巨制的《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用事实说明中国历史的重要地位，对于世界古代史领域中的西 欧中心论，毋宁是更为有力的回击。
1949年以后，我校世界史的研究者有了更为明确而深刻的认识：世界历史是有结构的 ，因而是有中心的；世界历史又是发展变化的，因而中心也是可以转移的；中心不能孤 立存在，它存在于与“边缘”的互动关系中；而且在世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以前，不可 能只有一个中心；世界近代史可以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古代中世纪却未必如此，当时 ，世界尚未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几个重要文明之间虽然有一定联系，但仍可说是各自为 中心的。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作为世界的中心之一，对人类文明 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中国对于世界历史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第一，中国历史的典型性。古代中国的社会具有系统的结构和层次，在不同的各国 还有多样的特点，又具有他国少有的丰富典籍和出土资料。中国史上的封建制度比西欧 封建制度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更为典型的意义。中国由上古到中古的过渡是在历史的正常 连续进程中实现的，没有经济和文化的中衰和复兴等带有特殊性的现象。所以充分了解 中国史，对于深入地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对于深入地了解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无 疑会大为提高一步。第二，中国史对于世界史的重要性还在于，中国在与外部世界联系 的过程中对其他国家，对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近代以前，世界作为一 个有机整体有一个逐渐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公元前6至4世纪，古代文明大体已经连结为三片：从地中海东部到印度河一片，从印 度河到恒河一片，中国一片。中国成为三大文明地区之一，这对进一步联系的形成极为 重要。丝绸之路、四大发明西传，对欧洲历史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北部游牧民族西迁对 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在长期与外部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中国人留下了大量关于外国历史 的记载。这些典籍对于许多国家的历史，对于长期作为东西交通要道的中亚地区史，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要研究世界各地区联系形成的历史，中国的 历史典籍是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第三，近代和现代，中国仍在世界历史上发挥着重要 作用。[44]因此，在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必须承认中国的中心地位；而在近现代史领域 中，也应该给中国历史以应有的地位。
在我校世界史学者主持编写的《世界上古史》(1980)和《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1994 )，以及众多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学术论著中，世界古代史是包含中国在内的世界古代 史，是给中国史以应有地位的世界古代史；中国古代史则是具有世界历史背景的中国古 代史，是经过比较因而特点鲜明的中国古代史。这种研究方法，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 所接受，其影响也从国内扩展到国外。总之，以事实驳斥西欧中心论，这是我校世界史 学科的一个贡献。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及其以前，在世界历史的中心这个重要的学术和理论问题上，西 方学者把欧洲历史当作整个世界史的中心，这种整体观可以看作是认识过程的“正”(t hesis)；那么，以王桐龄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学者割裂东西方历史、强调东西方历史各自 的独立性，从而否定西欧中心论，这种努力毫无疑问使认识进入另一个阶段，可以看作 是认识过程的“反”(antithesis)；1949年以后，以北师大世界史学科为代表的中国学 者，进一步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有个发展过程，在这个整体形 成以前的古代中世纪，世界则是多中心的，这是对前两种观点的扬弃，达到了否定之否 定，可以看作是认识过程的“合”(synthesis)。总之，从西方到东方，对于世界历史 的中心问题，认识经过了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循环，在这三个阶段中，北师大的学者 们在两个阶段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值得师大人骄傲的。
(二)关注动态，追踪前沿，争取国际学术对话资格。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刘家和在撰写《论黑劳士制度》一文时，除了搜集国内的有 关资料，还尽可能地阅读当时能够找到的有关的英文和俄文专著和论文，其中包括两本 1952年新出版的英文论斯巴达史的专书和新发表的俄文论文，使自己的研究处于该课题 的前沿上，与国际上通行的古希腊史研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从50年代末到六七十年代 ，在研究古印度史的时候，更自觉地认识到，作为一个现代人，首先不能不从现代学者 已经取得的成果出发，于是尽一切可能了解国内外学术动态，主要是国外学术动态，因 为关于古代印度，外国人的研究居于领先地位。通过英文版《剑桥印度史》(第1卷)和 《印度人民的历史和文化》(前3卷)等著作，对国外学者研究印度古史的成果有了大体 的知识，也知道了古印度原始文献有了哪些英译本，有哪些单行译本(如《佛本生经》 等)或收在哪些丛书之中(如《东方圣书》、《佛教圣书》等)。此外还引用了大量其他 有关的英文和俄文论著，其中许多是当时的最新版本。做到了这一步，也就争取到了与 国外学者对话的资格。在有关中国史研究的方面更是如此。每一个要研究的学术问题， 都是在对该课题的学说史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之后才明确提出来的，这个学说史既包括汉 唐宋明和清人研究的成果，也包括传统目录学知识，还包括相关的国外汉学研究成果。 只有这样才可以肯定，哪些是前人已经研究过的，哪些至今尚待研究。我校世界史学科 的许多学者都是按照这个路数进行学术研究的。
(三)朴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1949年以前，陈垣等老一辈学者注重考证之学，在北师大和辅仁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当时师大和辅仁的世界史研究就以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成就最大。1949年以后，这个 传统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重视目录文献学知识。比如，刘家和研究斯巴达黑劳士制度，注意从西方古典的 通释本洛埃布(Loeb)古典丛书的英译本查阅并研读史料，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当代文献 研究的成果之上。在研究印度史时对目录之学更为重视。例如在阅读汉文佛教《大藏经 》和佛典的英译本及西文古印度史资料时，从治中国古史的经验中得到启发，以为要做 一门学问，目录学知识是第一要义。开始时看明代智旭的《阅藏知津》，对佛经的分布 略有了解，为了了解佛经复杂的译本原委，又读梁任公的《佛学研究十八篇》，对其中 《佛典之翻译》一文第一节之附录《佛教典籍谱录考》尤其重视，然后，按此章的指引 ，从梁代僧佑的《出三藏集记》到唐代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对千门万户的《大藏经 》有了一个粗略的总门径的了解，然后，转而集中注意于小乘诸经，即“阿含部”诸经 和诸小乘律。对它们的同本异译和传译源流有了一定了解，并明确了这样一个信念，即 中国佛学文献本身就有其文献之历史，这恰好是印度文献所没有的，所以佛经虽然为译 本，但不仅有印度传世原本之所无，而且译本历史基本清楚，亦较优于彼方文献年代之 难考。在具体的研究中，凡是引用重要资料，都是经过以汉译文献与英译彼方文献相对 校读的。《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等课题都是以这样 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这是中国人做出的有自己特色的古印度史成果，足以与世界第一流 学者比肩。在有关中国史研究的方面，同样体现了注重目录学的特点。
二是练好语言文字基本功。历史研究的首要前提是读懂文献，而要读懂文献则必须有 相应的语言文字阅读能力，除了中文以外，研究世界历史，还必须懂得相关的外国语言 文字。北师大世界史学科的学者们在这方面肯下狠工夫。比如，刘家和就自觉地意识到 ，要研究世界古代史，最好懂得古代中国和外国的语言文字，通过古代文字直接研读古 文献，才能使研究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之上。他在学习古代中外语言文字上下了大工 夫，在现代外国语方面也下了大气力，至今仍能较熟练地使用英、俄、德等外国语文。 他的外国史研究之所以能够达到学术前沿，在很大意义上得益于宽阔而深厚的外国语文 修养。在有关中国史的研究中，他特别重视传统经学特别是清代经学在文献资料和治学 方法上的贡献。在小学(文字)上，重视汉语古文字学知识，以《说文解字》为基础，提 高阅读和使用金文资料的能力，加强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训练和使用，对汉字的形音义 进行深入的考究，甚至针对关键的字词进行深入的探索，挖掘它的历史根源，取得了丰 硕成果。以《<书·梓材>人历、人宥试释》[45]为例，该文对《尚书·梓材》篇中“人 历”“人宥”两个关键词语进行考证，首先对汉代以来的学说史(传统经学成果)进行了 深入细致的梳理，表明在经学史上，“人历”“人宥”二字是自汉代以来即为学者关注 而至今仍悬而未决的问题；接着，用文字学等多方面知识，证明“人宥”即“人友”， 它是一同劳动的伙伴、并肩战斗的战友、同姓同族的亲族、婚姻关系的异姓亲属、臣僚 等，说明“人宥”(友)就是古代城邦中的“百姓”；他们是以同族同姓或异姓通婚的纽 带构成的城邦公民共同体；他们是农业劳动者，又是城邦的保卫者，还可以在城邦机构 中做官，在政治上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城邦的主体，而不是城邦的依附者。在他 们之外并与他们相对待的，原则上便是礼法和权利以外的，那就是“人历”。“历”与 “鬲”、“隶”通，“人历”中有奴隶，但不能把他们一律说成奴隶。“人历”(人鬲) 是万邦黎献，也就是万邦的黎民；他们没有自己的族或没有被城邦礼法承认的族，他们 以“夫”为单位出现，是黎民、庶民或众人；他们不是城邦的主体，而是从属于城邦的 人，是“人历”(鬲)或“隶”(隶属于吏)。这两种人在城邦中自然处于对立状态。总之 ，通过对两个词的考证，进而把握周代主要的社会阶级关系，没有深厚扎实的文字学和 文献研究功底，这样深刻的理解是难以实现的。
在语言文字方面，我校世界史领域中的其他学者也进行了相当艰苦的努力，各自取得 了相应的进步。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刘北成，他对英文原著的研读和译介就有通篇理解 、重点深入、汉译准确、表达明畅的特点，往往能从晦涩艰深的字里行间读出深意，他 的译作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反响，就得益于这种对英文原著的整体把握和深入理解。
(四)注重系统而深入的理论思考。
北师大世界史学科重视理论思维，更重视系统而深入的理论修养。他们不追求新奇， 不驰骛高深，不故做惊世骇俗之论，不贪图哗众取宠之效，而是潜心静气，从文字考究 起步，苦读原著，追求理论学习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尤其重视在理论对话和讨论的历史 过程中把握思想的精髓，重视理论的启示和借鉴意义，重视阅读和思考的结合，重视理 论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因此在史学方法的运用和理论的思考中取得了重大创获，其中 ，刘家和的成就最具代表性，现举其大者，有以下数端：
其一，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及其阐释。比较研究是我校世界史学科在多年的教学和研 究中形成的特色专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如上述。在此基础上，又对比较研究方法 进行了深入的理性思考，得到的结论，具有普遍的意义，值得认真总结。
比如，刘家和认为，所谓比较研究，它的基本功能就是明同异，横向的共时性的比较 说明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之间在同一历史时期中的同异；纵向的历时性的 比较说明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同异。前者说明历史的 时代特点，后者说明历史的发展趋势。历史的比较研究，从总体来说，就包括这两种趋 向。世界历史的研究之所以要用比较研究方法，这是由世界历史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具 体的思考过程，有如下3点：
第一点，世界历史首先是由“多”而“一”的历史。世界历史是由多个具体的地区史( 多)到一般的世界史(一)的抽象过程，要使“多”上升到“一”，就需要抽象，抽象即 从多个具体的地区史中抽取其同的思考过程，这就需要通过比较研究而求其异同。
第二点，世界历史又是“一”中涵“多”的历史。历史是同异的辩证统一体，如果只 满足于求同，而忽略了异，那就只剩下干巴巴的几条“定律”，而不会有活生生的历史 。了解世界历史的同，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同中的异，只有在同的基础上再回到异，即 由抽象再回到(上升为)具体，由“一”返“多”，才会有真实的历史。这个“返”就是 从抽象返回或上升到具体的思考过程，这就需要比较研究而求其同异。可见，不论是求 异同，还是求同异，都需要比较研究。
第三点，明确了历史的比较研究是世界历史的必要条件，并在一定前提下(就世界范围 做比较研究)是后者的充分条件，这还不够，还必须承认历史的比较研究也是有其局限 性的，这个局限性就在于其自身离不开有意识的角度选择，因为，既有角度选择，就必 然有视域的规定性，而规定即否定，在选定视域以外的，自然就是被忽略了的。世界历 史可以选择的比较研究的角度是难以限定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和发展，人们会不断发现 新的比较视角。所以，历史的比较研究不是可以一次完成的，世界历史也不是可以一次 写定的。[26]
由此而引出另一个重要认识：“要写一部‘世界历史’，所需要的倒不是数量上的齐 全，而毋宁是在结构上成为有机的整体。既然要把世界历史当作一个结构来考察，那就 不能不在内容上有重有轻、篇幅上有详有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世界的历史上有 不同的中心；既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中心，那么也就承认了世界历史上的中心的转移。 既然承认了世界历史上有中心和中心的转移，那么就不能不辨别中心与非中心的区别， 不能不做出选择。而要作辨别与选择，就不能没有比较的研究。这也就是说，从‘世界 历史’的写作的角度看，比较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26]
其二，文字之学和哲学思考之间张力的把握及其反思。在多年的学术研究实践中，以 刘家和为代表的北师大世界史学人自觉地将文字之学同哲学思考结合起来，并使之形成 张力，然后加以把握和利用，因而取得了富有特色的丰硕成果，已如上述。在此基础上 ，他们对这个张力有了比较切实而丰富的感受，对如何把握张力，形成了自觉的认识。 例如，关于张力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刘家和认为：必须要有形成这种张力的自觉， 没有这种自觉，我们就会总是徘徊在某种理解古书和分析历史的较低的水平上；有了这 种自觉，我们就可以用睁开了的文字训诂之学的眼睛去促进哲学的学习自觉性，又用睁 开了的哲学的眼睛去促进文字训诂之学的学习。这样，张力就不仅是一种使我们感到两 头吃力的离心力，而且可以成为一种使我们收其两头相互促进之功的向心力。所以“宏 观”和“微观”是两个相反的东西，互相构成张力，张力就像拔河一样，既是要离开的 又是相吸引的，内部是相通的，实际上是相反相成的。[46]
其三，历史的内在理解和客观分析之间张力的把握及其反思。这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 重要问题，我校世界史学人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比如，刘家和指出： 所谓的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第一层意思是，在阅读历史著作时，要透过著作理解作者 的思想和精神；第二层意思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历史的时代精神。如果缺乏这 两种理解，那么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就只能是支离破碎的和皮相的。现代人能够对于已 成过去的历史有内在的理解吗?是能够的。因为历史是现实生活的渊源，和我们的文化 生命有着内在的联系，本国的历史文化尤其如此，所以我们必须也能够把它作为一种活 体来理解或体验。那么，又为什么必须有对于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因为从另一方面说， 历史又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外在于我们的客观存在。作为历史学的研究者，当然应该 也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加以认真的分析或解剖。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与客观分析二者 之间实际也存在一种张力，它们的方法和任务各不相同，但是又能互相促进。既要做好 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又要做好对于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并且使二者互相促进，形成张 力。重视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也不能是凭某种直觉而发生的领悟和体验。要达到对于 历史的内在理解，首先必须弄清楚有关材料的文字训诂，确切把握文献的涵义；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做逻辑的分析，弄清文献所述的内在理路。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客观的分析 ，没有这种分析，所谓的内在的理解就没有了可靠的基础，因此需要的是二者的相辅相 成与相得益彰。[46]
其四，逻辑分析和论证方法的运用及其总结。逻辑分析和论证是学术研究中取得进展 的根本思想方法，我校世界史研究的每一个进步，都得益于逻辑分析和论证方法的正确 运用。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世界史研究者还对逻辑方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发现了中国 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在思想和论证方法上的异同。如刘家和所指出：中国人与西方人在 对待思想和论证方法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态度。中国人习惯历史的论证：你说一个道理 ，要拿出证据来，关键是举出事实例子来，所谓无征不信。先秦诸子都是拿证据说话的 ，即通过故事讲道理。其中当然有逻辑，但主要是拿故事做论证，以为“载之空言，不 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孔子语)[47](P3297)。换一个说法，中国传统认为，真理 不能从静态中把握，只能从动态中把握，所以最好的论证就是历史的论证。但希腊人留 下的传统不是这样的，希腊哲学家认为历史的证据是不能证明永恒的真理的，因为它昨 天是这样的，今天可以不是这样的，所以必须做逻辑的论证。毫无疑问，这是两种思路 ，这两种思路各有所长。不过，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必须学习西方学术传统里的逻辑 的自觉性。只有学人之所长，才能补己之所短，从而才有可能把经过取长补短的中国文 化贡献于人类。[46]
以上是我校世界史学人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做出贡献的几个主方面。
此外，我校世界史学科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还形成了谦虚谨慎的学术风气。学 者们都能以宽容求实、平等讨论的态度对待学术问题，以谦虚谨慎、热诚友好的态度对 待合作关系，这也是他们之能够取得以上成绩的根本原因所在。
值此百年校庆之际，我校世界史学人愿意发扬优良传统，发展自己的学术特色和优势 ，为建设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为继续写出中国人的世界历史，写出包括中国史在内并给 中国史以应有地位的世界历史，做出新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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