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从民族融合角度阐释美国排华原因
赵晓兰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11期
【原文出处】《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济南)2002年03期第15～20页
【英文标题】An Explanation of the US Exclusive Tendency Against Overseas Chinese in Terms of National Intergration
ZHAO Xiao-la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China
【作者简介】浙江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浙江 金华 321004
赵晓兰(1960—)，女，浙江东阳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研究方向：美国史、报刊史。
【关 键 词】同乡会馆/唐人街/民族融合/排华Chinese Association of Provincials or Townsmen/Chinatown/National Intergration/Exclusive Tendency Against Overseas Chinese
排华作为美国的一项国策，从1882年开始一直执行到1943年废除《排华法案》时止。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承认：“我国在极力实行排逐华工——华人苦力——政策的过程中，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大的冤屈。”[1](第241页)美国学者也承认：“美国对待华人的历史，是美国不能引以为荣的事情。”[2](第25页)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以自由平等为立国基础的美国，采取野蛮的排华政策?
美国排华的原因很复杂，但若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华人移民带去的中国文化，是在美国本土直接遭遇的东方文化，既新鲜，又陌生。美国是移民之国，或称“众国之国”，美利坚民族文化本身就是移民美国的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但是，这个大熔炉也非万能，它只融合了与其相近的欧洲文化，而对独具特色的东方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大熔炉”在当时深感无能为力，因而提出“他们(中国人)是不能同化的，一代二代及以后各代都不能同化于我们，仍然是愚昧的外族，不止今天在美国的华人是这样，一百年或五百年后都仍然是无教育的中国人阶层。”[3](第250页)面对美国人的歧视，在美华人选择的不是缩短与美国文化之间的距离，融入其中，而是极力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以组织同乡会馆和建立唐人街等，在美国土地上营造出“第二个中国”来保护自己。但这样一来使得民族融合更加困难，美国人的排斥愈烈。这种恶性循环的排斥——封闭——更排斥，终于造成了1882年的全面排华。它是全体在美华人的悲剧，也是美国历史的一个污点，双方所付出的代价都是显而易见的。
本文拟以华人的组织——同乡会馆和华人的第二故乡——唐人街的情况，从民族融合的角度探讨美国排华的原因。
一、同乡会馆
所谓同乡会馆就是旅居海外的华人，把来自同一地区或讲同一种方言的人组织在一起，成立一个社团。会馆这种组织形式由来已久。海外华人的第一个会馆是1794年在越南成立的。而华人在19世纪中叶大规模抵美时，会馆制度也随之在美国土地上扎下了根，并随着外界压力的加强日臻完善。
华人在美国共建立了六大会馆。1876年时六大会馆情况如下：
以上六大会馆的人数共计152000。这一数字可能有些夸大，因为到1880年时，在美华人的统计数字为10万多。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所有在美华人几乎都归属于某一会馆。后来，在排华压力下，为团结全体华人，在六大会馆基础上成立了中华会馆。中华会馆等于联合办事处，凡有要事，各会馆主席举行联席会议商决。六大会馆与中华会馆之关系，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作过解释：这种关系“颇似美国各省与联邦政府之关系，美国先有各省后乃有联邦，彼亦先有各会馆乃有中华会馆”[4](第134页)。
同乡会馆是异客在异乡进行互助的一种地区性团体，集代言人、管理者、慈善人为一体的民间组织。它们对外代表华人与美国政府和社会打交道，对内促进华人社区的利益，例如为华人子女解决教育问题、开办医院、维持治安、调解华人之间的纠纷。特别是照顾刚来美国的华工，这些新来的移民生活无着，会馆安排人员前去接应，登记入会后就暂时居住在会馆里。将死者的遗骨运送回国也是同乡会馆的责任。有记录表明，这种运送尸骨是定期进行的，1875年时，会馆就向国内运回1002副尸骨。关于会馆的职能，有人在作过调查后指出：“每个会馆是由中国某一地区的同籍人组成，并代表他们。入会没有正式的仪式或礼节，没有入会费，也不发会员证。这几个会馆的执事人，当轮船到港，就立刻查明来美的华人的名字、年岁和籍贯，知道了他的名字后，就立刻载入会馆的名册，表明他们从何府何县来的，以便联系。这些会馆在加州开发的初期作用更大，因为它对新来的华人加以指导，对于贫而无告者及病人加以适当照顾，又多做好事，如把死者的骸骨运回故乡安葬。”[3](第228页)
然而，会馆组织却是美国排华势力主要的攻击目标。它遭到攻击的第一个方面是组织华人集体移民。确实，华人移民与欧洲移民有所不同，后者是以家庭为单位独立进行的，而华人移民者多为单身男子，面对美国人的歧视，许多人便以集体移民的方式以求自保，这就是在同乡会馆的协助下移民美国。例如，六大会馆曾为太平洋铁路公司，采取赊单制形式在中国招募了数千华工。所谓“赊单制”就是由招工者为移民垫借船费，移民抵美后或以做工抵押，或以高利还钱。赊单制在欧洲移民史上也流行过，但是怀有种族偏见的美国人，对华人的赊单制责难颇多。艾伦·A·萨金特说：“因为有一种契约或苦力苦工制，他们来这里从事非常廉价的劳动；他们从中国来后被移交给六个公司中的一个公司，这些公司都是庞大而有钱有势的法人。他们用若干年的劳动来换取船钱，来到被指派的地方做工；他们无论被送到哪里，对收留他们的主人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5](第279页)一些美国人甚至把赊单制视为奴隶制，把同乡会馆视为奴隶主集团，美国舆论界就有人提出：“苦力是在中国港口用合同成批雇佣的中国乞丐……将他们贩运至加州的是六大公司，来此地的几乎90%的华人都是由他们贩运进来的。一俟苦力到达此地，立即置于带他来此地的主人的控制之下，正如非洲奴隶在南卡罗来纳和路易斯安娜受制于他的主人一样。”[6](第26页)加利福尼亚州反华协会代表加梅伦·H·金说：“他们这些人，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不折不扣地是契约持有人手中的奴隶。谁拿着他们的契约，谁就可以像使唤奴隶一样使用他们。”[7](第249页)排华论者甚至认为，中国的奴隶劳工对美国的自由制度构成了威胁，参议员布莱恩说：“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两种选择：要末制定符合美国自由劳工利益的立法，要末赞成中国的奴隶劳工。”[5](第297页)1879年2月布莱恩在为赞成排华法案而作的发言时再次宣称：“你不能使一个必须吃牛肉和面包并且喜欢喝啤酒的人，同一个靠吃米饭过活的人并肩劳动。这是办不到的。其结局是，不是把吃米饭过活的人提高到吃牛肉和面包的水平，而是把吃牛肉和面包的人降低到吃米饭的水平……今天我们必须抉择的是，我们将使太平洋沿岸地区享有基督教文明，还是孔夫子文明。”[8](第226—227页)
会馆遭攻击的第二个方面是权力太大。首先，所有华人皆受各自会馆的辖制，不得游离会馆之外。梁启超说：“华人团体，最多者度未有过于旧金山焉矣……以上诸团体，皆有强制性的命令的权力，凡市中之华人，必须隶属，各县之人隶属于其县之会馆，全体之人，皆隶属于中华会馆，无有入会出会之自由。”[4](第134页)
其次，会馆对其会员有较大的控制权。华人在抵达美国时，语言不通，文化不同，身无分文，又无职业，除听从会馆安排外别无他途，这样就建立了华人对会馆的依赖。随着反华浪潮的兴起，华人为求会馆保护，这种依赖日益加强，会馆对其控制也就更为牢固。他们从不独自行动，包括谋职，一切听从会馆安排，工资也由会馆统一领取。它在调解其成员纠纷时权力更大，有些美国人甚至认为，会馆有时对华人罪犯行使了司法权力。1877年华人移民问题国会联合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华人当中有一个脱离我们法律的准政府，有权裁处违反中国风俗的人，直至把他们处死。”[5](第261页)
会馆遭攻击的第三个方面是阻止欠债华人回国。因为许多华人是通过赊单制来美的，船费由六大会馆垫付，华人若要回国，须还清所欠债务，其办法是华人在回国前向会馆领取证件——“离港票”，而对于未清偿债务的人，会馆是不发此证的，华人凭“离港票”才能购得回国船票，从而有效地阻止了华人逃债现象的发生。
由于以上原因，会馆遭致了激烈的非议。美国知识界有人提出：“加利福尼亚华人社会的这些会馆和堂，打着慈善的招牌，背地里对其同胞进行监督和压迫。商人——债主们借助地方会馆和族会控制着广大的契约移民。大多数中国侨民，在多方强制下，由于他们对乡土和家庭的尽忠尽孝而被迫服从，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加利福尼亚华人社会的限制和命令。”[9](第80页)但是，造成会馆组织的兴盛与华人社会相对封闭的主要责任来自美国社会，是美国人的歧视与排斥，迫使在异邦艰难生存的中国人去寻求会馆的保护，同时也给这一组织赋予了较大的权力。但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民族融合的困难，反过来又成为排华的借口。
二、唐人街
唐人街也是美国排华的产物。它既是华人的居留地，又是堡垒和避难所。因为美国人歧视华人，甚至杀害华人，华人便不敢单独行动，也不敢单独居住，他们集中在一起，依靠集体的力量保护自己，这便是唐人街出现的原因。愈演愈烈的排华浪潮使得华人自 始至终在唐人街的小圈子里活动，以唐人街作屏障抵御其他民族的敌视。“华埠的起源，全由早期移民自然的聚居而成。至同治末年，俨然为一自治体。加以排华风潮迭起……遂变为隔离的独立状态。”
美国最早的唐人街大约1850年在旧金山出现。后来，由于美国西海岸排华尤为猛烈，在横贯大陆铁路建成以后，大量华工逐渐向东转移，在东海岸的纽约等地也出现了唐人街。1940年时美国有28处唐人街。唐人街功能齐全，以排华时期旧金山的唐人街为例，它“有12个街区，街道上铺着鹅卵石，木屋和砖房排列密集，还有饭馆，热气腾腾的洗衣坊，古董店，商行，庙宇，宗亲会和同乡会馆，矮小拥挤的住房，主要有单身汉居住的臭气熏天的公寓，小妓院，鸦片馆，流氓和犯罪集团的据点以及他们控制的赌场。赌场的大门钉着铁皮，门外有理应令其停业的警察把守着。在这个区域里居住着22000多人。”[1](第225页)唐人街完全像一座独立的小城，因此，有人形容它为“小中国”。上文提到的同乡会馆就座落在唐人街。
唐人街遭受攻击的第一个方面是它与美国社会截然不同的风俗习惯。这些居住在唐人街的华人与美国人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肤色不同，语言不同，衣着也不同。华人到美国后，仍然穿着清朝的服装，女人裹小脚，男人脑后拖着又黑又长的辫子。辫子是美国人嘲笑的靶子，也是一段儿歌戏弄的对象：
华人的饮食习惯也与美国人不同，“更为奇特的是华人的食谱，据说这些‘天朝人’大小老鼠都吃。他们在工棚里的食谱更具异国情调，他们拒绝食用白人日常消费的大豆和牛排，相反，他们从中国进口干牡蛎和干鱼……这些习惯使美国人想起某种黑暗神秘的宗教仪式。这些从中国来的人不仅被看成异教徒，就连他们接触过的普通物品也成了异物。”这段话包含了严重的种族主义情绪，但它也确实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冲突。1876与1877年，美国国会对加州华人问题作了调查，调查报告称：“中国人不求进步，习惯恶浊，道德水准视欧人为低，残酷对待病人，常把他们推出街上致死。总之，他们永不可能与白人同化。”[10](第23页)
华人的家乡观念非常强，在唐人街的保护下，华人更是不忘自己的祖宗。“华人要将一半以上的收入寄回中国……华工75%的食品和80%的衣物来自进口(从中国)。”[6](第21页)这种行为与观念有悖于美国人的信念。特别让美国人感到不解的是华人死后还要将尸骨运回中国安葬，我们在上文提到这是同乡会馆的责任之一。1882年美国议会讨论《排华法案》时，奥司反对华人的理由是：“他们不穿我们这样的衣服……死后尸骨还要带回自己的国家。”[1](第184页)
唐人街还保留了中国传统的节庆习俗。美国学者黛安·梅林和金戈·奇在研究了唐人街后认为，每逢大的传统节日，华人总要笃诚地庆祝一番，春节必定要用大红纸到处装点，少不了放爆竹和舞龙，痛痛快快地热闹一阵，每年春天过清明节，秋天过中秋节，这是中国欢庆丰收的传统节日。唐人街也保留着华人传统的娱乐形式——麻将，走进唐人街，常能听到哗啦啦的麻将声。此外，唐人街还设有各种神龛，保持着中国传统的佛教信仰，因此在唐人街，美国人的基督教信仰难有大的发展，这在一个基督教国家无疑会受到攻击。
唐人街遭受攻击的第二个方面是它存在的社会问题。唐人街居住条件非常差。由于排华，华人不敢在唐人街以外的区域居住，即使那里的房租低于唐人街。随着华人赴美人数的增加，唐人街更显拥挤不堪，“仅能容纳一个白人的房间，叠满长一英宽半尺的架子，皆放在房间四周。这样一个房间要住进20至40个中国人。”[6](第37页)唐人街的卫生设施、浴室和厕所更是少得可怜。这样的居住条件必然是环境恶劣、空气污浊。唐人街里肺结核和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病率比市区其他地区高4倍。“在纽约唐人街居民所患疾病中死亡率最高的是肺结核。毫无疑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龌龊的空气、长时间过度紧张的工作、不宜居住的住房、营养不良和缺乏户外锻炼。”[1](第224页)
男女比例失调也是唐人街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美国华人社会可谓“单身汉社会”，早期华人社会中男女比例为几百比一，1890年时还是几十比一。华人几乎不可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同外界社会又处于隔离状态，他们在精神上与生活上都非常苦闷，有些人就靠抽鸦片来麻醉自己，旧金山的鸦片烟馆不计其数。也有些人靠赌博来消遣，旧金山的唐人街赌场曾达100家以上，彩票公司3家，其分支机构多达300个。更有些人到妓馆去排解孤寂，1870年，在旧金山1769名15岁以上的华人女性中，有1452人是妓女。“旧金山华人社会中单身汉占统治地位，男性大多没有受过教育，加上排华政策的实施，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嫖妓、赌博、抽鸦片。”[1](第227页)
可见，唐人街“三馆”(即赌、烟、妓)的存在，与华人的单身汉社会有关，更与美国社会排华给华人造成的重大外界压力有关，但它自然也就成了美国排华的借口。美国人甚至认为，在美的华人妇女非娼即妾，“在美国的4000华人妇女中，没有一个不是妓女或小妾”。[6](第35页)唐人街里某些从事犯罪活动的堂会，为争妓女和地盘而发生的“堂斗”，更使全体华人蒙受耻辱，败坏了唐人街的声誉，让美国人产生华人皆不法之徒的误解。
由于以上原因，美国人对唐人街及居住在唐人街的华人，采取了排斥的立场。加上一些居心叵测的排华论者的有意宣传，哗众取宠的报界的推波助澜，甚至使一些正直的美国人也产生了对华人的误解。美国某地区曾流传这样一首童谣：“华人，华人，中国佬，坐在栅栏上，想从15美分中，抠出1美元。华人，华人，中国佬，爱吃死老鼠，将它们一口吞，像吃姜汁饼干。”[11](第8页)有一位怀有偏见的白人曾这样说：“从很早的记忆到现在思想里，华人洗衣工是种不可思议的人物。当我还是个孩子就听说华人是专门绑架小孩的恶棍。他们将小孩塞进口袋，然后不知带到何处。几次我远远地盯着他们的口袋，想看看里面有何动静，或听听里面有否受害者在口袋里嘴被堵上时发出的那种声间。如果他看我一眼，我就会吓得逃之夭夭。”[11](第11页)这些话包含了明显的种族偏见，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有必要禁止华人入境。造成这种偏见的根源固然是多方面的，然文化的冲突、民族融合的困难恐怕也是不能否认的。约翰·克莱尔在所著的《美国华人》中说，华人面带难于理解的表情，操着听不懂的语言，吃着奇异的食物，也许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们远离其他民族，根本不想融入现存的美国社会。唐人街的存在就被他们认为是最好的例证。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早期华人不能融入美国社会的根本原因是美国人的排斥，这种排斥使得华人不得不以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自救的手段，唐人街便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唐人街不仅成为贫民窟，同时也是避难所。与其说它神秘，不如说它自我保护。在它的街道和住所里，华人觉得比外面的世界安全可靠。唐人街是一个完整的市镇社区的家庭组合体。靠由城市外界而非内部的恶性循环而产生的保护壳得以生存。”
美国社会号称民族大熔炉，但它的融合过程同样是非常痛苦的。它对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不是采取包容而是采取排斥的立场。美国驻香港领事贝莱在给政府的报告中说：“华人移民来到美国，使东西方文化面对面地相冲突。本人认为，国会应该明智地采取措施，防止异教苦力的进入，防止他们对我们的文化带来危害。”而在此种状态下艰难生存的中国人，便只得向内部收缩，沿用中国传统的宗法体系和管理制度，其突出表现便是同乡会馆代行政府职能与唐人街的自我封闭，这反过来又成为美国排华的借口。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取消了排华政策，美国华人保持传统文化体系的必要条件消失，旧的宗法体系和管理制度随之走向衰落。其结果是，新一代的美国华人较迅速地融入了美国社会。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11期
【原文出处】《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济南)2002年03期第15～20页
【英文标题】An Explanation of the US Exclusive Tendency Against Overseas Chinese in Terms of National Intergration
ZHAO Xiao-la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China
【作者简介】浙江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浙江 金华 321004
赵晓兰(1960—)，女，浙江东阳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研究方向：美国史、报刊史。
| 【内容提要】 | 对于美国排华的原因，史学界多从政治、经济角度去探讨。它们固然是美国排华的重要原因，但是，华人的组织——同乡会馆与华人的第二故乡——唐人街的存在所造成的两种文化的冲突、民族融合的困难，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The historians tend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the US exclusive tendency against Overseas Chinese in terms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and their attribution of this tendency to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 is obviously justifiable.However,there exists an important cause that cannot be neglected.It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cultural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and difficulty in national integration,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organixations of Ove rseas Chinese such as Chinese associations of fellow provincials or townsmen and their second hometown in the United States,namely,Chinatown. |
美国排华的原因很复杂，但若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华人移民带去的中国文化，是在美国本土直接遭遇的东方文化，既新鲜，又陌生。美国是移民之国，或称“众国之国”，美利坚民族文化本身就是移民美国的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但是，这个大熔炉也非万能，它只融合了与其相近的欧洲文化，而对独具特色的东方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大熔炉”在当时深感无能为力，因而提出“他们(中国人)是不能同化的，一代二代及以后各代都不能同化于我们，仍然是愚昧的外族，不止今天在美国的华人是这样，一百年或五百年后都仍然是无教育的中国人阶层。”[3](第250页)面对美国人的歧视，在美华人选择的不是缩短与美国文化之间的距离，融入其中，而是极力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以组织同乡会馆和建立唐人街等，在美国土地上营造出“第二个中国”来保护自己。但这样一来使得民族融合更加困难，美国人的排斥愈烈。这种恶性循环的排斥——封闭——更排斥，终于造成了1882年的全面排华。它是全体在美华人的悲剧，也是美国历史的一个污点，双方所付出的代价都是显而易见的。
本文拟以华人的组织——同乡会馆和华人的第二故乡——唐人街的情况，从民族融合的角度探讨美国排华的原因。
一、同乡会馆
所谓同乡会馆就是旅居海外的华人，把来自同一地区或讲同一种方言的人组织在一起，成立一个社团。会馆这种组织形式由来已久。海外华人的第一个会馆是1794年在越南成立的。而华人在19世纪中叶大规模抵美时，会馆制度也随之在美国土地上扎下了根，并随着外界压力的加强日臻完善。
华人在美国共建立了六大会馆。1876年时六大会馆情况如下：
会馆名称 成立年份 所属县 人 数 三邑会馆 1850 南海、番禺、顺德等 11000 冈州会馆 1850 新会等 15000 (前身为四邑会馆) 阳和会馆 1852 香山、东莞、增城 12000 人和会馆 1852 新安、归善、嘉应州 4000 宁阳会馆 1854 新宁(凡余姓人不入) 75000 合和会馆 1862 新宁余姓、开平、恩平 35000 |
以上六大会馆的人数共计152000。这一数字可能有些夸大，因为到1880年时，在美华人的统计数字为10万多。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所有在美华人几乎都归属于某一会馆。后来，在排华压力下，为团结全体华人，在六大会馆基础上成立了中华会馆。中华会馆等于联合办事处，凡有要事，各会馆主席举行联席会议商决。六大会馆与中华会馆之关系，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作过解释：这种关系“颇似美国各省与联邦政府之关系，美国先有各省后乃有联邦，彼亦先有各会馆乃有中华会馆”[4](第134页)。
同乡会馆是异客在异乡进行互助的一种地区性团体，集代言人、管理者、慈善人为一体的民间组织。它们对外代表华人与美国政府和社会打交道，对内促进华人社区的利益，例如为华人子女解决教育问题、开办医院、维持治安、调解华人之间的纠纷。特别是照顾刚来美国的华工，这些新来的移民生活无着，会馆安排人员前去接应，登记入会后就暂时居住在会馆里。将死者的遗骨运送回国也是同乡会馆的责任。有记录表明，这种运送尸骨是定期进行的，1875年时，会馆就向国内运回1002副尸骨。关于会馆的职能，有人在作过调查后指出：“每个会馆是由中国某一地区的同籍人组成，并代表他们。入会没有正式的仪式或礼节，没有入会费，也不发会员证。这几个会馆的执事人，当轮船到港，就立刻查明来美的华人的名字、年岁和籍贯，知道了他的名字后，就立刻载入会馆的名册，表明他们从何府何县来的，以便联系。这些会馆在加州开发的初期作用更大，因为它对新来的华人加以指导，对于贫而无告者及病人加以适当照顾，又多做好事，如把死者的骸骨运回故乡安葬。”[3](第228页)
然而，会馆组织却是美国排华势力主要的攻击目标。它遭到攻击的第一个方面是组织华人集体移民。确实，华人移民与欧洲移民有所不同，后者是以家庭为单位独立进行的，而华人移民者多为单身男子，面对美国人的歧视，许多人便以集体移民的方式以求自保，这就是在同乡会馆的协助下移民美国。例如，六大会馆曾为太平洋铁路公司，采取赊单制形式在中国招募了数千华工。所谓“赊单制”就是由招工者为移民垫借船费，移民抵美后或以做工抵押，或以高利还钱。赊单制在欧洲移民史上也流行过，但是怀有种族偏见的美国人，对华人的赊单制责难颇多。艾伦·A·萨金特说：“因为有一种契约或苦力苦工制，他们来这里从事非常廉价的劳动；他们从中国来后被移交给六个公司中的一个公司，这些公司都是庞大而有钱有势的法人。他们用若干年的劳动来换取船钱，来到被指派的地方做工；他们无论被送到哪里，对收留他们的主人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5](第279页)一些美国人甚至把赊单制视为奴隶制，把同乡会馆视为奴隶主集团，美国舆论界就有人提出：“苦力是在中国港口用合同成批雇佣的中国乞丐……将他们贩运至加州的是六大公司，来此地的几乎90%的华人都是由他们贩运进来的。一俟苦力到达此地，立即置于带他来此地的主人的控制之下，正如非洲奴隶在南卡罗来纳和路易斯安娜受制于他的主人一样。”[6](第26页)加利福尼亚州反华协会代表加梅伦·H·金说：“他们这些人，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不折不扣地是契约持有人手中的奴隶。谁拿着他们的契约，谁就可以像使唤奴隶一样使用他们。”[7](第249页)排华论者甚至认为，中国的奴隶劳工对美国的自由制度构成了威胁，参议员布莱恩说：“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两种选择：要末制定符合美国自由劳工利益的立法，要末赞成中国的奴隶劳工。”[5](第297页)1879年2月布莱恩在为赞成排华法案而作的发言时再次宣称：“你不能使一个必须吃牛肉和面包并且喜欢喝啤酒的人，同一个靠吃米饭过活的人并肩劳动。这是办不到的。其结局是，不是把吃米饭过活的人提高到吃牛肉和面包的水平，而是把吃牛肉和面包的人降低到吃米饭的水平……今天我们必须抉择的是，我们将使太平洋沿岸地区享有基督教文明，还是孔夫子文明。”[8](第226—227页)
会馆遭攻击的第二个方面是权力太大。首先，所有华人皆受各自会馆的辖制，不得游离会馆之外。梁启超说：“华人团体，最多者度未有过于旧金山焉矣……以上诸团体，皆有强制性的命令的权力，凡市中之华人，必须隶属，各县之人隶属于其县之会馆，全体之人，皆隶属于中华会馆，无有入会出会之自由。”[4](第134页)
其次，会馆对其会员有较大的控制权。华人在抵达美国时，语言不通，文化不同，身无分文，又无职业，除听从会馆安排外别无他途，这样就建立了华人对会馆的依赖。随着反华浪潮的兴起，华人为求会馆保护，这种依赖日益加强，会馆对其控制也就更为牢固。他们从不独自行动，包括谋职，一切听从会馆安排，工资也由会馆统一领取。它在调解其成员纠纷时权力更大，有些美国人甚至认为，会馆有时对华人罪犯行使了司法权力。1877年华人移民问题国会联合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华人当中有一个脱离我们法律的准政府，有权裁处违反中国风俗的人，直至把他们处死。”[5](第261页)
会馆遭攻击的第三个方面是阻止欠债华人回国。因为许多华人是通过赊单制来美的，船费由六大会馆垫付，华人若要回国，须还清所欠债务，其办法是华人在回国前向会馆领取证件——“离港票”，而对于未清偿债务的人，会馆是不发此证的，华人凭“离港票”才能购得回国船票，从而有效地阻止了华人逃债现象的发生。
由于以上原因，会馆遭致了激烈的非议。美国知识界有人提出：“加利福尼亚华人社会的这些会馆和堂，打着慈善的招牌，背地里对其同胞进行监督和压迫。商人——债主们借助地方会馆和族会控制着广大的契约移民。大多数中国侨民，在多方强制下，由于他们对乡土和家庭的尽忠尽孝而被迫服从，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加利福尼亚华人社会的限制和命令。”[9](第80页)但是，造成会馆组织的兴盛与华人社会相对封闭的主要责任来自美国社会，是美国人的歧视与排斥，迫使在异邦艰难生存的中国人去寻求会馆的保护，同时也给这一组织赋予了较大的权力。但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民族融合的困难，反过来又成为排华的借口。
二、唐人街
唐人街也是美国排华的产物。它既是华人的居留地，又是堡垒和避难所。因为美国人歧视华人，甚至杀害华人，华人便不敢单独行动，也不敢单独居住，他们集中在一起，依靠集体的力量保护自己，这便是唐人街出现的原因。愈演愈烈的排华浪潮使得华人自 始至终在唐人街的小圈子里活动，以唐人街作屏障抵御其他民族的敌视。“华埠的起源，全由早期移民自然的聚居而成。至同治末年，俨然为一自治体。加以排华风潮迭起……遂变为隔离的独立状态。”
美国最早的唐人街大约1850年在旧金山出现。后来，由于美国西海岸排华尤为猛烈，在横贯大陆铁路建成以后，大量华工逐渐向东转移，在东海岸的纽约等地也出现了唐人街。1940年时美国有28处唐人街。唐人街功能齐全，以排华时期旧金山的唐人街为例，它“有12个街区，街道上铺着鹅卵石，木屋和砖房排列密集，还有饭馆，热气腾腾的洗衣坊，古董店，商行，庙宇，宗亲会和同乡会馆，矮小拥挤的住房，主要有单身汉居住的臭气熏天的公寓，小妓院，鸦片馆，流氓和犯罪集团的据点以及他们控制的赌场。赌场的大门钉着铁皮，门外有理应令其停业的警察把守着。在这个区域里居住着22000多人。”[1](第225页)唐人街完全像一座独立的小城，因此，有人形容它为“小中国”。上文提到的同乡会馆就座落在唐人街。
唐人街遭受攻击的第一个方面是它与美国社会截然不同的风俗习惯。这些居住在唐人街的华人与美国人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肤色不同，语言不同，衣着也不同。华人到美国后，仍然穿着清朝的服装，女人裹小脚，男人脑后拖着又黑又长的辫子。辫子是美国人嘲笑的靶子，也是一段儿歌戏弄的对象：
中国，中国，中国佬， 坐呀坐在栏杆旁， 来呀来了个白种人， 剪呀剪去猪尾巴…… |
华人的饮食习惯也与美国人不同，“更为奇特的是华人的食谱，据说这些‘天朝人’大小老鼠都吃。他们在工棚里的食谱更具异国情调，他们拒绝食用白人日常消费的大豆和牛排，相反，他们从中国进口干牡蛎和干鱼……这些习惯使美国人想起某种黑暗神秘的宗教仪式。这些从中国来的人不仅被看成异教徒，就连他们接触过的普通物品也成了异物。”这段话包含了严重的种族主义情绪，但它也确实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冲突。1876与1877年，美国国会对加州华人问题作了调查，调查报告称：“中国人不求进步，习惯恶浊，道德水准视欧人为低，残酷对待病人，常把他们推出街上致死。总之，他们永不可能与白人同化。”[10](第23页)
华人的家乡观念非常强，在唐人街的保护下，华人更是不忘自己的祖宗。“华人要将一半以上的收入寄回中国……华工75%的食品和80%的衣物来自进口(从中国)。”[6](第21页)这种行为与观念有悖于美国人的信念。特别让美国人感到不解的是华人死后还要将尸骨运回中国安葬，我们在上文提到这是同乡会馆的责任之一。1882年美国议会讨论《排华法案》时，奥司反对华人的理由是：“他们不穿我们这样的衣服……死后尸骨还要带回自己的国家。”[1](第184页)
唐人街还保留了中国传统的节庆习俗。美国学者黛安·梅林和金戈·奇在研究了唐人街后认为，每逢大的传统节日，华人总要笃诚地庆祝一番，春节必定要用大红纸到处装点，少不了放爆竹和舞龙，痛痛快快地热闹一阵，每年春天过清明节，秋天过中秋节，这是中国欢庆丰收的传统节日。唐人街也保留着华人传统的娱乐形式——麻将，走进唐人街，常能听到哗啦啦的麻将声。此外，唐人街还设有各种神龛，保持着中国传统的佛教信仰，因此在唐人街，美国人的基督教信仰难有大的发展，这在一个基督教国家无疑会受到攻击。
唐人街遭受攻击的第二个方面是它存在的社会问题。唐人街居住条件非常差。由于排华，华人不敢在唐人街以外的区域居住，即使那里的房租低于唐人街。随着华人赴美人数的增加，唐人街更显拥挤不堪，“仅能容纳一个白人的房间，叠满长一英宽半尺的架子，皆放在房间四周。这样一个房间要住进20至40个中国人。”[6](第37页)唐人街的卫生设施、浴室和厕所更是少得可怜。这样的居住条件必然是环境恶劣、空气污浊。唐人街里肺结核和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病率比市区其他地区高4倍。“在纽约唐人街居民所患疾病中死亡率最高的是肺结核。毫无疑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龌龊的空气、长时间过度紧张的工作、不宜居住的住房、营养不良和缺乏户外锻炼。”[1](第224页)
男女比例失调也是唐人街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美国华人社会可谓“单身汉社会”，早期华人社会中男女比例为几百比一，1890年时还是几十比一。华人几乎不可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同外界社会又处于隔离状态，他们在精神上与生活上都非常苦闷，有些人就靠抽鸦片来麻醉自己，旧金山的鸦片烟馆不计其数。也有些人靠赌博来消遣，旧金山的唐人街赌场曾达100家以上，彩票公司3家，其分支机构多达300个。更有些人到妓馆去排解孤寂，1870年，在旧金山1769名15岁以上的华人女性中，有1452人是妓女。“旧金山华人社会中单身汉占统治地位，男性大多没有受过教育，加上排华政策的实施，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嫖妓、赌博、抽鸦片。”[1](第227页)
可见，唐人街“三馆”(即赌、烟、妓)的存在，与华人的单身汉社会有关，更与美国社会排华给华人造成的重大外界压力有关，但它自然也就成了美国排华的借口。美国人甚至认为，在美的华人妇女非娼即妾，“在美国的4000华人妇女中，没有一个不是妓女或小妾”。[6](第35页)唐人街里某些从事犯罪活动的堂会，为争妓女和地盘而发生的“堂斗”，更使全体华人蒙受耻辱，败坏了唐人街的声誉，让美国人产生华人皆不法之徒的误解。
由于以上原因，美国人对唐人街及居住在唐人街的华人，采取了排斥的立场。加上一些居心叵测的排华论者的有意宣传，哗众取宠的报界的推波助澜，甚至使一些正直的美国人也产生了对华人的误解。美国某地区曾流传这样一首童谣：“华人，华人，中国佬，坐在栅栏上，想从15美分中，抠出1美元。华人，华人，中国佬，爱吃死老鼠，将它们一口吞，像吃姜汁饼干。”[11](第8页)有一位怀有偏见的白人曾这样说：“从很早的记忆到现在思想里，华人洗衣工是种不可思议的人物。当我还是个孩子就听说华人是专门绑架小孩的恶棍。他们将小孩塞进口袋，然后不知带到何处。几次我远远地盯着他们的口袋，想看看里面有何动静，或听听里面有否受害者在口袋里嘴被堵上时发出的那种声间。如果他看我一眼，我就会吓得逃之夭夭。”[11](第11页)这些话包含了明显的种族偏见，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有必要禁止华人入境。造成这种偏见的根源固然是多方面的，然文化的冲突、民族融合的困难恐怕也是不能否认的。约翰·克莱尔在所著的《美国华人》中说，华人面带难于理解的表情，操着听不懂的语言，吃着奇异的食物，也许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们远离其他民族，根本不想融入现存的美国社会。唐人街的存在就被他们认为是最好的例证。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早期华人不能融入美国社会的根本原因是美国人的排斥，这种排斥使得华人不得不以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自救的手段，唐人街便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唐人街不仅成为贫民窟，同时也是避难所。与其说它神秘，不如说它自我保护。在它的街道和住所里，华人觉得比外面的世界安全可靠。唐人街是一个完整的市镇社区的家庭组合体。靠由城市外界而非内部的恶性循环而产生的保护壳得以生存。”
美国社会号称民族大熔炉，但它的融合过程同样是非常痛苦的。它对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不是采取包容而是采取排斥的立场。美国驻香港领事贝莱在给政府的报告中说：“华人移民来到美国，使东西方文化面对面地相冲突。本人认为，国会应该明智地采取措施，防止异教苦力的进入，防止他们对我们的文化带来危害。”而在此种状态下艰难生存的中国人，便只得向内部收缩，沿用中国传统的宗法体系和管理制度，其突出表现便是同乡会馆代行政府职能与唐人街的自我封闭，这反过来又成为美国排华的借口。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取消了排华政策，美国华人保持传统文化体系的必要条件消失，旧的宗法体系和管理制度随之走向衰落。其结果是，新一代的美国华人较迅速地融入了美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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