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西欧社会变动与十字军东征的进程
赵立行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11期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科版》(沪)2002年04期第80～85页
【英文标题】Social Changes of Western Europe and the Course of the Crusade
Zhao Li-h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
赵立行(1966— )，河北景县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关 键 词】西欧/社会变动/十字军东征Western Europe/Social changes/the crusade
[中图分类号]K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2)04-0080-006
中世纪西欧发动的十字军东征从表面上看是由教会发动而进行的“圣战”，但是如果把十字军东征完全看作是一场宗教战争则过于简单化，因为无论在十字军的发动，它的进程和所形成的后果中，我们都会看到在宗教旗帜掩盖下的世俗社会因素，以及西欧社会各种力量的涌动。而且，十字军东征作为封闭的西欧首次对外开拓的尝试，所带来的启示作用以及因之而萌生的西欧对外开拓的氛围，具有无比的价值和重要的历史意义。也许，汤普逊先生的论点是非常合理和精辟的：十字军的利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欧洲国家第一次向欧洲境外的扩展，是欧洲人在外国土地上和外国人民中最早一次向外殖民的试验，也是一次又庞大又复杂的商业冒险活动。关于这些方面，十字军在欧洲史上引入了一个新的运动。后来地理大发现时期及其后，欧洲更大规模的殖民和商业的海外扩展，只不过是跟着十字军开始的运动之延续”[1—p491]。应该说，正是十字军运动的开展，调动了西欧开始活跃的各种因素，反过来它又从宗教态度，思维方式，视野等各个方面改变了西欧社会。从经济的意义上来说，它为西欧萌生的商业力量提供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一
一般而言，西欧十字军东征的发动，主要出于三个关键的因素：一是塞尔柱·突厥人在东部占领了基督教徒心目中的圣地耶路撒冷，同时对君士坦丁堡形成压力；一是君士坦丁堡要求西方进行军事援助，以缓解自己的压力；再一个因素则是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宣传鼓动，号召人们为了解救“主的坟墓”去击退敌人。这种表面的逻辑的合理性并不能道出当时的全部事实。塞尔柱突厥人的进攻似乎并没有过多改变东方的格局，不可能引发西方这么强烈的反应；西方的教皇并没有这么大的魅力，能够一呼百应，感动僧俗两界狂热地去追随。其实，在表面的宗教狂热之下，涌动着的是各种世俗社会力量。
西方人心目中的“圣城”耶路撒冷早在公元638年就落入“异教徒”之手，并不是到了塞尔柱突厥人发起进攻之后才使得西欧人蒙羞的，而且西方与耶路撒冷的联系由来已久，即使在穆斯林占领期间也没有中断过。这种联系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西欧人前往心目中的圣城去朝圣。这种朝圣之路并没有因为穆斯林占领圣城而中断和改变。尽管通向耶路撒冷的旅程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但这种危险并不是穆斯林所带来的，而是当时所有的长途旅行都会遇到的。因为，穆斯林一直“宽容基督教访问者甚至鼓励他们”[2—p216]。在塞尔柱突厥人的统治之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人民的地位，并没有多大变动。汤普逊援引拉姆塞的话说，“塞尔柱苏丹以极其宽大和容忍的态度，来统治他们的基督教臣民，甚至有偏见的拜占庭历史学家，也隐约谈到：基督徒在很多情况下宁愿受苏丹的统治而不愿受皇帝的统治，——至于宗教迫害，在塞尔柱时代，没有一点痕迹”[1—p484]。既然11世纪以前穆斯林的统治和11世纪土耳其人的统治并没有那么大的反差，而西欧的反应却反差强烈，甚至会大量流传关于土耳其人虐待的虚妄传说，那只能说明同过去相比西欧这一方发生了变化。
就朝圣而言，从10世纪开始，西欧一方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西欧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人数大幅度增加，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圣墓上朝圣云集，人数比起以前所可看到的任何朝圣群还要多。各阶层和各等级的人，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老百姓都有人参加，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有些贵族，大批贫民，同时进行这种旅行；其中有许多人宁愿死去而不愿回到他们的故乡去”[1—p478]。这说明从10世纪开始，过去相对静止和封闭的西欧向外流动的人口的数量在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朝圣者对待朝圣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朝圣主要是以宗教为目的的，“对那些虔诚的基督教徒而言，渴望到耶路撒冷，这一‘十字架上闪耀着福音’的地方去崇拜基督，是压倒一切的感情，它能够使人们忍受中世纪陆路和海路极度的不适和危险，去面对因雪崩、饥饿或路上的谋杀而来的突然死亡，或冒被海盗或穆斯林抓获，从而成为奴隶的危险”[3—p94]。但从10世纪开始，人们对待朝圣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出于赎罪的宗教热忱在逐渐减少，而出于世俗利益，尤其是商业交往利益的成分却在逐渐增多，“很多朝圣者把做生意和宗教连在一起，沿途做着买卖”[1—p480]。朝圣过程中世俗商业成分的增加，不但实际地改变着参加朝圣的人们的态度，而且也影响着西欧人对东方的看法。来往朝圣的人作为朝圣者和商人的双重角色，不但把圣城、圣殿和圣墓的情形传达给西欧，而且把东方的财富和富裕传达给西欧，在西欧人的心目中，走向东方不但是一条通向神圣之路，而且是一条通向富裕之路，这样，东方就对西欧人有了双重的诱惑，从而能够进一步吸引西欧更广泛的阶层走上这条朝圣之路。因而，“十字军只不过是欧洲已经开始的拓展的另一个层面，而且这种拓展将在接下来的世纪里继续进行”[3—p106]。
自10世纪以来西欧前往东方的人数的剧增以及世俗态度的增强，当然同东方的诱惑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因为西欧社会本身的变动。十字军发动前夕，正是西欧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人口不断的增多，使得土地已经不敷使用；西欧长子继承制使得贵族的次子们失去了赖以生活的依据；西欧公国和郡的力量的相对均衡，使得封建主们在内部没有机会进行征服，而西欧发布的禁止私战的命令使得这些破落的骑士们很难在西欧内部找到活动的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欧“许多人是不安定的，有进行国外冒险的内在渴望”[4—p292]。而各种世俗因素，这种积累的不安和力量，只要有合适的宣泄口和正当的名义，它就会迅速爆发出来。因此，“尽管向东方朝圣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圣战的观念本身并不足以吸引普通的骑士纯粹为了冒险而从事这样漫长和危险的远征。最近经济史的研究表明，许多骑士渴望参加实际的报偿非常渺茫的长距离远征，具有更加实际的原因，——不论他们的领导人的动机如何，但他们的部下却都对抢劫感兴趣。”[2—p218]也就是说，西欧越来越多的无地的骑士，破落的农民，新生的商人，都渴望对外开拓，借机摆脱贫困。因此，与其说教皇的宗教宣传煽动了人们的狂热，倒不如说人们希望对外开拓的渴望利用了教皇的宣传。不管怎么说，宗教的外衣给他们的私自的动机提供了某种正当性和合理性。
正因为看到了这些世俗的力量，所以教皇在动员十字军的宣传中充分顺应了这些趋势，他的演说不但强调了拯救圣墓的宗教性的一面，而且强调了东方的富庶和世俗的诱惑，从而激起西欧广泛阶层的狂热。他说，“让那些习惯于对同宗兄弟发动无谓的私战的人，去从事值得进行的反对异教徒的战争并取得胜利吧。让那些到目前为止一直做强盗的人，成为基督的战士吧；让那些以前与自己的兄弟和亲戚争斗的人，现在进行反对蛮族的正义之战吧；让那些最近接受微薄工资而被雇用的人，去获得永恒的报酬吧。让那些身心交瘁的人，去劳动获得双重的报酬吧。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这边的不幸到那边会变成欢乐，这边的穷困到那边会变成富裕，这边主的敌人到那边就会成为主的朋友”[5—p17]。他的这种宣传的成功并不说明他具有多大的人格魅力，而是因为他的演说为久已蕴积的社会力量的发泄提供了合适的出口和正当的借口，把各种纷杂的社会力量导向了同样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十字军发动动员的不只是那些虔诚的护教者，而是所有感到不如意的人，包括了骑士和封建贵族，朝圣者，也包括许多逃跑的农奴，有野心的商人，冒险者和罪犯。虽然这些人都戴着十字标志，但他们的世俗动机决定着十字军的进程必然发生偏转。
二
既然在十字军的发动上，各种世俗的社会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尽管组织起来的十字军具有了暂时的共同的目标，但在进行过程中，各种与宗教目标不和谐的东西会无法掩盖地表现出来，甚至会掩盖了十字军的初始目标，实质地决定着十字军运动的进程。
首先十字军解救圣墓的行动成了抢劫和屠杀的表演，这些屠杀和抢劫行为与其说是对基督教的敌人的仇恨，倒不如说为了自己的私利更加合适。第一次正式十字军出发之前，一些以农民和城市贫民为主组成的“农民十字军”，最能体现十字军中的非宗教因素。他们并不怎样懂教皇宣传的意义，但是他们知道十字军远征可以使自己摆脱困顿和窘况；他们并没有等到有组织的十字军的组成，而是迫不及待地自行组织出发了；他们似乎不是前去作战，而似乎是举家移民，基伯特·得·根特生动地描绘了这些所谓的“农民十字军”：“再也没有如此令人伤感的事情，象我们看到这些可怜的人的情况那样：他们以牛羊当作马用，沿途拖着双轮小车，车上堆着破碎的行李和他们的孩子们，每经过一个堡垒，一个城市，孩子们伸出他们的手问道，这是耶路撒冷吗?”[1—p489]就是这样一支看似令人可怜的队伍，却做出了非常残忍的事情。从西欧出发的时候他们的抢劫就开始了，首先遭殃的对象就是散居的犹太人，在德国的出发地和沿途，“他们以非常残忍的精神来反对散居在这些城市里的犹太民族，并毫不留情地屠杀他们，尤其是在洛林王国。他们声称这是他们远征的开始，反对基督教信仰的敌人是他们的职责。——他们毁坏了犹太人的房屋和会堂，并平分了大量的钱财”[6—p54]。他们对犹太人赶尽杀绝的行动甚至逼得犹太人自相残杀，母亲杀死襁褓中的婴儿，并杀死另外的孩子，因为他们“宁愿死在他们自己人的手里，也不愿被那些未受割礼的人的武器所杀害”[6—p55]。第一次十字军在攻陷耶路撒冷城时，也进行了大肆的屠杀。一位曾经随着十字军到达耶路撒冷的人，目睹了当时的情况，他描绘道：“阿拉伯人逃到了所罗门圣殿的顶上，许多人被箭射死，从房顶上头朝下掉下来。在这一圣殿里，有一万人被斩首。如果你在那里，被杀死的人的鲜血会没到你的脚踝。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没有人能够侥幸活下来。他们连妇女和小孩也不放过”[5—p69]。十字军不但对阿拉伯士兵毫不留情，对普通民宅都不放过，他们抢劫了一切可以抢劫的东西。因此，从十字军的行为来讲，与其说他们是去解救圣墓，还不如说他们是从事掠夺的战争。
其次，在十字军进行远征的过程中，西欧的商人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以它们的实力控制和改变着十字军的行动，使其向着对自己的商业经营有利的方向发展。这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当中最明显地表现出来。该次十字军最初确定的目标是进攻埃及，直捣阿尤布王朝的心脏。但十字军没有船只过海，请求威尼斯给予帮助。威尼斯人愿意给与帮助，但是他们作为一个传统的商业共和国，所希望的是利用十字军拓展自己的商业范围，“北部意大利的商业城市，尤其是威尼斯，对十字军东征充满热情，主要不是为了宗教原因，他们把它看作向地中海世界经济渗透的另一步骤。他们希望在东部地中海获得海港，从而同阿拉伯商人进行有效的竞争”[4—p294]。威尼斯掌权的商人寡头决定利用这个时机打击自己的商业劲敌，同时开拓自己的商业领地。当时威尼斯总督要价甚高，要八万五千银马克，并要求平分侵略的土地和战利品，把支援战争当作一种商业交易。十字军同意了这些要求，但又无法交足款项，于是，威尼斯便从自己的商业利益出发，提议十字军攻打同样参加十字军的天主教城市扎拉城，因为扎拉城是威尼斯的商业劲敌。十字军接受了这一提议，野蛮地攻占和劫掠了同宗兄弟。接着，威尼斯总督又与十字军首领密谋改变十字军进攻方向去进攻君士坦丁堡。十字军又听从了威尼斯的建议，把进攻的目标指向了君士坦丁堡，并把它攻陷。事后，威尼斯商人分得了拜占庭的许多领土。威尼斯总督被称为“拜占庭帝国八分之三的君主”。从第四次十字军的经历可以看出，此时十字军已经完全背离了十字军发动的初衷，世俗商业的需要已经取代了宗教的需要，成为支配十字军的主要力量。十字军似乎已经忘记了是拜占庭请求西方出兵援助抵御土耳其人，在他们的心中，似乎已经模糊了基督教徒和异教徒的概念。君士坦丁堡这样一个同为基督教徒的城市，这样一个在过去一直是抵御阿拉伯人的前沿阵地，不但被他们彻底攻陷，而且也遭到了无情的抢劫。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城内放火抢劫了三昼夜，焚烧了君士坦丁堡的图书馆，洗劫了圣索非亚大教堂，抢劫大量的黄金白银以及珍贵的艺术品，几乎把君士坦丁堡变成废墟。通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也可以看出，教会作为十字军最初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已经无法控制十字军的进程。针对十字军残害同门的行为，教皇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他给东方的教皇使节写了一封信，痛心地指出十字军的罪行，“他们本来用于对付异教徒的剑上，滴着基督徒的鲜血——不分大小和年龄。他们在众人面前乱伦、通奸和强奸。他们把主妇和童贞女，甚至那些献给上帝的童贞女暴露给男子肮脏的欲望。他们不满足于打开帝国的宝库抢劫诸侯和下层人的财产，他们还把手伸向教会的珍品，更严重的是，伸向他们的财产。他们甚至从祭坛上剥下银盘，把它们砍成碎片。他们亵渎了圣地并夺取了十字架和圣物”[7—p209]。但除了这种口头谴责外，他无可奈何，只能以这是对“拜占庭人对基督教背教的谴责”来聊以自慰。
再次，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也是西欧首次尝试在外部建立殖民地的过程。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之后，并不只是作为维持当地秩序的力量存在，而是依照西方封建制度的样式建立了国家，这一国家是西欧在当时建立的最初的殖民地。该国家选举国王时的争权夺利，就反映出当时不是为了维护宗教的利益，而是为了个人的权势。争夺权力的有教士，有各派贵族，他们通过召开秘密会议来决定。提尔的威廉姆记述了当时的经过：“教士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是为了寻求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为了耶稣基督。”他们争辩说，一个宗教人士，一个为上帝所愉悦的人，应当首先被选举，否则我们就宣布你们所颁布的任何命令都是无效的。贵族则要求这个人既要取悦于上帝又要具有个人美德，要求在俗人中推选。为此，会议要求对候选人进行评点，指出他的优点和缺点。最后，选举了戈弗雷公爵。应该说在十字军建立的第一个王国的选举中，世俗人战胜了教会人士。另外，在该殖民地里，大量进入而常驻的居民并不是教士，许多贵族或者因为任务已经完成或者运气不佳而返回了，源源不断进入的反而是商人、朝圣者，以及社会最底层的人，“十字军东征的性质越来越吸引那些最不服从纪律的人：冒险者和无地的和无法无天的贵族的次子们，他们在数量上超过了仅仅为了他们的信仰而来的拥有采地的忠诚的贵族”[2—p221]。这样十字军在东方建立的王国成了商人前来经营的据点和社会低层前来淘金的基地。汤普逊说得更加清楚，“真正移入境内而永久居住的人，是从地中海沿岸港口来的商人阶层。因此，商业兴旺起来，但这是唯一的繁荣象征。政府无能，政治腐败。然而，另有一批人，蜂拥而来，而他们是最坏的分子；就是，西欧社会的渣宰：码头流氓、海岸上拾荒者、陆上小偷和水面小偷、乞丐、走江湖者、亡命之徒、得到假释许可状的犯人、逃犯、释放犯”[1—p494]。但是正是这些所谓的社会渣滓，在当时真正代表着西欧社会流动和开拓的力量。
因此我们可以说，十字军东征号召了西欧流动和不安的社会力量，十字军的进程进一步吸引了这些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为西欧在东方的王国提供了活力。在上层贵族以及虔诚的人们渐渐失去对东方的兴趣后，正是这些商人和社会最底层的人维持了东方殖民国家的存在，并维系和扩大着这一由朝拜者和十字军开拓的道路。
三
从十字军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的对比：十字军最初是以对抗伊斯兰教徒为目标的，但最后却与伊斯兰教徒达成了和解；最初西欧人是把伊斯兰教徒看作是注定要下地狱的恶魔的，但最后却认识到了阿拉伯人的优雅和自己的粗俗；基督教会最初是作为十字军的号召者的，但结果是十字军运动使得他们的威信在西欧大大降低；十字军运动最初是开拓宗教之路的，但结果却是开拓了商业的道路。
在十字军与阿拉伯人达成的和解中，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国王狮心理查和阿拉伯的统帅萨拉丁的和解非常具有代表性。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表面上声势浩大，由英法德三国国王亲自统率，目的是征服耶路撒冷和整个巴勒斯坦。但是很快德国皇帝巴巴罗萨在河中溺死，法王为了自己国家在西欧的利益也中途返回。留下的英国国王理查虽然与萨拉丁进行过军事较量，但在战斗中一直夹杂着与萨拉丁的和谈。最后，英国国内的忧患，战斗的毫无进展以及理查的染病，促使了双方的和解。萨拉丁允许雅法恢复给基督徒。他们可以自由而不受干扰地占领这座城市及其邻近地区，包括沿海和山区。萨拉丁同意基督徒和萨拉逊人之间保持不受侵犯的和平，保证基督徒可以自由通过和前往圣墓而不缴纳任何贡品，并可携带出售的物品经过任何地方，以及自由从事商业交易。应该说萨拉丁在占优势的情况下主张和谈，反映了双方的相互了解，以及最初那种狂热的宗教对立已经消失。双方最后通过信使传达的信息是非常意味深长的。理查说，“等他积攒了钱财和人员后，他可能回来，如果萨拉丁抵抗的话，他就会夺取他所占领的耶路撒冷的土地”。对此，萨拉丁通过这位信使转达，“神圣的法典和全能的上帝可以作证，他认为理查国王是令人愉快的，正直的，宽宏大量的和卓越的，如果这些土地注定要在他的手里丢失，他宁愿让它由理查伟大的军队获取，而不愿落入他以前见到的其他君主”[7—p185]。从达成的协议中我们可以看出，双方开战似乎已经不是出于宗教的狂热和势不两立，双方都可以心平气和地作出让步而达成和解，双方更注重东西方交流的畅通以及商业的顺利进行，而这似乎更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统帅与统帅之间的和解其实体现的是广泛的宽容基础。西欧人通过与阿拉伯人的长期接触，亲眼看到了东方的财富和繁华景象，发现自己接触到的文明要高于西方，他们在很快屈从于东方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改变了过去狂热的宗教对立情绪。在耶路撒冷王国里，穆斯林商人的自由来往并没有受到限制，伊斯兰教寺院和伊斯兰教学校仍然存在，甚至有的基督徒背教而当了叛徒。这种宽容随着商业交往的需要和频繁日渐加强，这是十字军东征之初无法想见的后果。
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通过十字军东征，西欧人改变了自己对阿拉伯人的看法。最初由于西欧和阿拉伯长期对立和长期封闭，西欧人对阿拉伯人实际了解很少，而长期的关于“异教徒”的反面的宣传和过分的渲染，他们心目中的阿拉伯人是非常野蛮和嗜血成性的，是上帝所诅咒的恶魔。但是在和阿拉伯人接触后，他们在惊讶于阿拉伯土地上的富庶的同时，也同样为阿拉伯人的彬彬有礼和优雅的气质所折服，无论是阿拉伯人华丽的服饰，精细的烹饪，还是考究的室内装饰，都是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相反，西欧人的种种行为在阿拉伯人眼里却是那样野蛮和不可理喻。欧萨马是一位阿拉伯的绅士，他几乎亲眼目睹了整个12世纪的历史，他记述了十字军的态度和行为。他说，“任何了解法兰克事情的人，都会赞美和敬奉全能的安拉；因为从他们身上除了看到动物般的蛮勇和狂热之外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就像动物般富于力量和进攻性”[8—p158]。在这样的对比之下，西欧的那些好战而又粗鲁的贵族们，开始渐渐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提高自己的修养，甚至开始在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上东方化。尤其是在东方出生的十字军的第二代，他们大部分都阿拉伯化了，他们讲阿拉伯语“像他们说本国话一样流利；他们穿着东方服装，他们摹仿阿拉伯人的礼节，他们用东方的家具、挂毯、地毯来布置他们的房屋和别墅，他们还用阿拉伯和波斯的艺术品和图案来装饰这些地方”[1—p538]。这些人来往于西欧和东方，把东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介绍到西欧，不但影响了西欧的生活方式，更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
十字军东征的后果导致了西方天主教会的由盛而衰，这是天主教会在发动十字军运动之初始料不及的。教会在号召发动十字军的时候，希望通过调动西方的不安和骚动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一方面解救圣墓，一方面向远方传播天主教的影响，同时把分裂的基督教会重新统一起来。但是这些目标随着十字军运动的进行纷纷幻灭。人们通过实际地接触阿拉伯人，感到教会宣传的虚假，教会本来是激起人们对伊斯兰教徒的仇恨，但是结果却形成了双方的理解和宽容。在十字军运动的进程中，面对十字军的犯罪，面对十字军对同宗兄弟的进攻，屠杀和掠夺，他们根本无能为力，没有任何有效的措施来控制十字军的进程和方向。这一切一方面表明教会最初设想的目标的彻底失败，同时也表明了人们对教会本身的权威产生怀疑，对它的畏惧感在下降，人们从对教会的盲从转向了理性的分析。随着人们的思维逐渐脱离宗教的羁绊而转向世俗化。教会威信的降低和世俗知识的增加，导致人们从更理性的角度来看待一切事物，从而导致教会大一统思想的瓦解，异端运动的蓬勃兴起就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而当教会利用对付异教徒的十字军来对付西欧内部的异端派别时，教会的名声和威信更是大大降低了。
综上所述，十字军运动是以宗教为借口的，但无论从它的发动、进程和后果来看，都涌动的是世俗的力量，在这样的世俗动力下，人们了解了外面的世界，认识到了自身的缺陷，学会了宽容，培养了拓展、冒险和交流的精神，养成了理性的思维习惯，产生了对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望。这一切都促使了本来已经出现躁动的西欧进一步活跃和流动。从宗教意义上十字军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从对外开拓的意义上，十字军作为西欧第一次对外拓展和冒险，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它由此为西欧导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进一步对外扩展，航海和发现的时期。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11期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科版》(沪)2002年04期第80～85页
【英文标题】Social Changes of Western Europe and the Course of the Crusade
Zhao Li-h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
赵立行(1966— )，河北景县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 【内容提要】 | 虽然名义上十字军东征是一场基督徒对异教徒的“圣战”，但西欧世俗社会的变动自始自终发挥着作用。通过十字军东征，西欧了解了外面的世界，认识了自身，学会了宽容，并培养了开拓和冒险精神，开启了西欧航海和发现的时代。 Although the Crusade was a holy war between the Christians and the pagans,it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secular social changes.From beginning to end,from the crusade,people of Western Europe got to know the outside world,recognized themselves,learned to tolerate,cultivated the spirit of exploitation and adventure,and thus inaugurated the new epoch of navigation and discovery. |
中世纪西欧发动的十字军东征从表面上看是由教会发动而进行的“圣战”，但是如果把十字军东征完全看作是一场宗教战争则过于简单化，因为无论在十字军的发动，它的进程和所形成的后果中，我们都会看到在宗教旗帜掩盖下的世俗社会因素，以及西欧社会各种力量的涌动。而且，十字军东征作为封闭的西欧首次对外开拓的尝试，所带来的启示作用以及因之而萌生的西欧对外开拓的氛围，具有无比的价值和重要的历史意义。也许，汤普逊先生的论点是非常合理和精辟的：十字军的利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欧洲国家第一次向欧洲境外的扩展，是欧洲人在外国土地上和外国人民中最早一次向外殖民的试验，也是一次又庞大又复杂的商业冒险活动。关于这些方面，十字军在欧洲史上引入了一个新的运动。后来地理大发现时期及其后，欧洲更大规模的殖民和商业的海外扩展，只不过是跟着十字军开始的运动之延续”[1—p491]。应该说，正是十字军运动的开展，调动了西欧开始活跃的各种因素，反过来它又从宗教态度，思维方式，视野等各个方面改变了西欧社会。从经济的意义上来说，它为西欧萌生的商业力量提供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一
一般而言，西欧十字军东征的发动，主要出于三个关键的因素：一是塞尔柱·突厥人在东部占领了基督教徒心目中的圣地耶路撒冷，同时对君士坦丁堡形成压力；一是君士坦丁堡要求西方进行军事援助，以缓解自己的压力；再一个因素则是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宣传鼓动，号召人们为了解救“主的坟墓”去击退敌人。这种表面的逻辑的合理性并不能道出当时的全部事实。塞尔柱突厥人的进攻似乎并没有过多改变东方的格局，不可能引发西方这么强烈的反应；西方的教皇并没有这么大的魅力，能够一呼百应，感动僧俗两界狂热地去追随。其实，在表面的宗教狂热之下，涌动着的是各种世俗社会力量。
西方人心目中的“圣城”耶路撒冷早在公元638年就落入“异教徒”之手，并不是到了塞尔柱突厥人发起进攻之后才使得西欧人蒙羞的，而且西方与耶路撒冷的联系由来已久，即使在穆斯林占领期间也没有中断过。这种联系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西欧人前往心目中的圣城去朝圣。这种朝圣之路并没有因为穆斯林占领圣城而中断和改变。尽管通向耶路撒冷的旅程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但这种危险并不是穆斯林所带来的，而是当时所有的长途旅行都会遇到的。因为，穆斯林一直“宽容基督教访问者甚至鼓励他们”[2—p216]。在塞尔柱突厥人的统治之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人民的地位，并没有多大变动。汤普逊援引拉姆塞的话说，“塞尔柱苏丹以极其宽大和容忍的态度，来统治他们的基督教臣民，甚至有偏见的拜占庭历史学家，也隐约谈到：基督徒在很多情况下宁愿受苏丹的统治而不愿受皇帝的统治，——至于宗教迫害，在塞尔柱时代，没有一点痕迹”[1—p484]。既然11世纪以前穆斯林的统治和11世纪土耳其人的统治并没有那么大的反差，而西欧的反应却反差强烈，甚至会大量流传关于土耳其人虐待的虚妄传说，那只能说明同过去相比西欧这一方发生了变化。
就朝圣而言，从10世纪开始，西欧一方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西欧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人数大幅度增加，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圣墓上朝圣云集，人数比起以前所可看到的任何朝圣群还要多。各阶层和各等级的人，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老百姓都有人参加，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有些贵族，大批贫民，同时进行这种旅行；其中有许多人宁愿死去而不愿回到他们的故乡去”[1—p478]。这说明从10世纪开始，过去相对静止和封闭的西欧向外流动的人口的数量在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朝圣者对待朝圣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朝圣主要是以宗教为目的的，“对那些虔诚的基督教徒而言，渴望到耶路撒冷，这一‘十字架上闪耀着福音’的地方去崇拜基督，是压倒一切的感情，它能够使人们忍受中世纪陆路和海路极度的不适和危险，去面对因雪崩、饥饿或路上的谋杀而来的突然死亡，或冒被海盗或穆斯林抓获，从而成为奴隶的危险”[3—p94]。但从10世纪开始，人们对待朝圣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出于赎罪的宗教热忱在逐渐减少，而出于世俗利益，尤其是商业交往利益的成分却在逐渐增多，“很多朝圣者把做生意和宗教连在一起，沿途做着买卖”[1—p480]。朝圣过程中世俗商业成分的增加，不但实际地改变着参加朝圣的人们的态度，而且也影响着西欧人对东方的看法。来往朝圣的人作为朝圣者和商人的双重角色，不但把圣城、圣殿和圣墓的情形传达给西欧，而且把东方的财富和富裕传达给西欧，在西欧人的心目中，走向东方不但是一条通向神圣之路，而且是一条通向富裕之路，这样，东方就对西欧人有了双重的诱惑，从而能够进一步吸引西欧更广泛的阶层走上这条朝圣之路。因而，“十字军只不过是欧洲已经开始的拓展的另一个层面，而且这种拓展将在接下来的世纪里继续进行”[3—p106]。
自10世纪以来西欧前往东方的人数的剧增以及世俗态度的增强，当然同东方的诱惑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因为西欧社会本身的变动。十字军发动前夕，正是西欧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人口不断的增多，使得土地已经不敷使用；西欧长子继承制使得贵族的次子们失去了赖以生活的依据；西欧公国和郡的力量的相对均衡，使得封建主们在内部没有机会进行征服，而西欧发布的禁止私战的命令使得这些破落的骑士们很难在西欧内部找到活动的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欧“许多人是不安定的，有进行国外冒险的内在渴望”[4—p292]。而各种世俗因素，这种积累的不安和力量，只要有合适的宣泄口和正当的名义，它就会迅速爆发出来。因此，“尽管向东方朝圣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圣战的观念本身并不足以吸引普通的骑士纯粹为了冒险而从事这样漫长和危险的远征。最近经济史的研究表明，许多骑士渴望参加实际的报偿非常渺茫的长距离远征，具有更加实际的原因，——不论他们的领导人的动机如何，但他们的部下却都对抢劫感兴趣。”[2—p218]也就是说，西欧越来越多的无地的骑士，破落的农民，新生的商人，都渴望对外开拓，借机摆脱贫困。因此，与其说教皇的宗教宣传煽动了人们的狂热，倒不如说人们希望对外开拓的渴望利用了教皇的宣传。不管怎么说，宗教的外衣给他们的私自的动机提供了某种正当性和合理性。
正因为看到了这些世俗的力量，所以教皇在动员十字军的宣传中充分顺应了这些趋势，他的演说不但强调了拯救圣墓的宗教性的一面，而且强调了东方的富庶和世俗的诱惑，从而激起西欧广泛阶层的狂热。他说，“让那些习惯于对同宗兄弟发动无谓的私战的人，去从事值得进行的反对异教徒的战争并取得胜利吧。让那些到目前为止一直做强盗的人，成为基督的战士吧；让那些以前与自己的兄弟和亲戚争斗的人，现在进行反对蛮族的正义之战吧；让那些最近接受微薄工资而被雇用的人，去获得永恒的报酬吧。让那些身心交瘁的人，去劳动获得双重的报酬吧。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这边的不幸到那边会变成欢乐，这边的穷困到那边会变成富裕，这边主的敌人到那边就会成为主的朋友”[5—p17]。他的这种宣传的成功并不说明他具有多大的人格魅力，而是因为他的演说为久已蕴积的社会力量的发泄提供了合适的出口和正当的借口，把各种纷杂的社会力量导向了同样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十字军发动动员的不只是那些虔诚的护教者，而是所有感到不如意的人，包括了骑士和封建贵族，朝圣者，也包括许多逃跑的农奴，有野心的商人，冒险者和罪犯。虽然这些人都戴着十字标志，但他们的世俗动机决定着十字军的进程必然发生偏转。
二
既然在十字军的发动上，各种世俗的社会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尽管组织起来的十字军具有了暂时的共同的目标，但在进行过程中，各种与宗教目标不和谐的东西会无法掩盖地表现出来，甚至会掩盖了十字军的初始目标，实质地决定着十字军运动的进程。
首先十字军解救圣墓的行动成了抢劫和屠杀的表演，这些屠杀和抢劫行为与其说是对基督教的敌人的仇恨，倒不如说为了自己的私利更加合适。第一次正式十字军出发之前，一些以农民和城市贫民为主组成的“农民十字军”，最能体现十字军中的非宗教因素。他们并不怎样懂教皇宣传的意义，但是他们知道十字军远征可以使自己摆脱困顿和窘况；他们并没有等到有组织的十字军的组成，而是迫不及待地自行组织出发了；他们似乎不是前去作战，而似乎是举家移民，基伯特·得·根特生动地描绘了这些所谓的“农民十字军”：“再也没有如此令人伤感的事情，象我们看到这些可怜的人的情况那样：他们以牛羊当作马用，沿途拖着双轮小车，车上堆着破碎的行李和他们的孩子们，每经过一个堡垒，一个城市，孩子们伸出他们的手问道，这是耶路撒冷吗?”[1—p489]就是这样一支看似令人可怜的队伍，却做出了非常残忍的事情。从西欧出发的时候他们的抢劫就开始了，首先遭殃的对象就是散居的犹太人，在德国的出发地和沿途，“他们以非常残忍的精神来反对散居在这些城市里的犹太民族，并毫不留情地屠杀他们，尤其是在洛林王国。他们声称这是他们远征的开始，反对基督教信仰的敌人是他们的职责。——他们毁坏了犹太人的房屋和会堂，并平分了大量的钱财”[6—p54]。他们对犹太人赶尽杀绝的行动甚至逼得犹太人自相残杀，母亲杀死襁褓中的婴儿，并杀死另外的孩子，因为他们“宁愿死在他们自己人的手里，也不愿被那些未受割礼的人的武器所杀害”[6—p55]。第一次十字军在攻陷耶路撒冷城时，也进行了大肆的屠杀。一位曾经随着十字军到达耶路撒冷的人，目睹了当时的情况，他描绘道：“阿拉伯人逃到了所罗门圣殿的顶上，许多人被箭射死，从房顶上头朝下掉下来。在这一圣殿里，有一万人被斩首。如果你在那里，被杀死的人的鲜血会没到你的脚踝。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没有人能够侥幸活下来。他们连妇女和小孩也不放过”[5—p69]。十字军不但对阿拉伯士兵毫不留情，对普通民宅都不放过，他们抢劫了一切可以抢劫的东西。因此，从十字军的行为来讲，与其说他们是去解救圣墓，还不如说他们是从事掠夺的战争。
其次，在十字军进行远征的过程中，西欧的商人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以它们的实力控制和改变着十字军的行动，使其向着对自己的商业经营有利的方向发展。这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当中最明显地表现出来。该次十字军最初确定的目标是进攻埃及，直捣阿尤布王朝的心脏。但十字军没有船只过海，请求威尼斯给予帮助。威尼斯人愿意给与帮助，但是他们作为一个传统的商业共和国，所希望的是利用十字军拓展自己的商业范围，“北部意大利的商业城市，尤其是威尼斯，对十字军东征充满热情，主要不是为了宗教原因，他们把它看作向地中海世界经济渗透的另一步骤。他们希望在东部地中海获得海港，从而同阿拉伯商人进行有效的竞争”[4—p294]。威尼斯掌权的商人寡头决定利用这个时机打击自己的商业劲敌，同时开拓自己的商业领地。当时威尼斯总督要价甚高，要八万五千银马克，并要求平分侵略的土地和战利品，把支援战争当作一种商业交易。十字军同意了这些要求，但又无法交足款项，于是，威尼斯便从自己的商业利益出发，提议十字军攻打同样参加十字军的天主教城市扎拉城，因为扎拉城是威尼斯的商业劲敌。十字军接受了这一提议，野蛮地攻占和劫掠了同宗兄弟。接着，威尼斯总督又与十字军首领密谋改变十字军进攻方向去进攻君士坦丁堡。十字军又听从了威尼斯的建议，把进攻的目标指向了君士坦丁堡，并把它攻陷。事后，威尼斯商人分得了拜占庭的许多领土。威尼斯总督被称为“拜占庭帝国八分之三的君主”。从第四次十字军的经历可以看出，此时十字军已经完全背离了十字军发动的初衷，世俗商业的需要已经取代了宗教的需要，成为支配十字军的主要力量。十字军似乎已经忘记了是拜占庭请求西方出兵援助抵御土耳其人，在他们的心中，似乎已经模糊了基督教徒和异教徒的概念。君士坦丁堡这样一个同为基督教徒的城市，这样一个在过去一直是抵御阿拉伯人的前沿阵地，不但被他们彻底攻陷，而且也遭到了无情的抢劫。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城内放火抢劫了三昼夜，焚烧了君士坦丁堡的图书馆，洗劫了圣索非亚大教堂，抢劫大量的黄金白银以及珍贵的艺术品，几乎把君士坦丁堡变成废墟。通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也可以看出，教会作为十字军最初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已经无法控制十字军的进程。针对十字军残害同门的行为，教皇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他给东方的教皇使节写了一封信，痛心地指出十字军的罪行，“他们本来用于对付异教徒的剑上，滴着基督徒的鲜血——不分大小和年龄。他们在众人面前乱伦、通奸和强奸。他们把主妇和童贞女，甚至那些献给上帝的童贞女暴露给男子肮脏的欲望。他们不满足于打开帝国的宝库抢劫诸侯和下层人的财产，他们还把手伸向教会的珍品，更严重的是，伸向他们的财产。他们甚至从祭坛上剥下银盘，把它们砍成碎片。他们亵渎了圣地并夺取了十字架和圣物”[7—p209]。但除了这种口头谴责外，他无可奈何，只能以这是对“拜占庭人对基督教背教的谴责”来聊以自慰。
再次，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也是西欧首次尝试在外部建立殖民地的过程。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之后，并不只是作为维持当地秩序的力量存在，而是依照西方封建制度的样式建立了国家，这一国家是西欧在当时建立的最初的殖民地。该国家选举国王时的争权夺利，就反映出当时不是为了维护宗教的利益，而是为了个人的权势。争夺权力的有教士，有各派贵族，他们通过召开秘密会议来决定。提尔的威廉姆记述了当时的经过：“教士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是为了寻求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为了耶稣基督。”他们争辩说，一个宗教人士，一个为上帝所愉悦的人，应当首先被选举，否则我们就宣布你们所颁布的任何命令都是无效的。贵族则要求这个人既要取悦于上帝又要具有个人美德，要求在俗人中推选。为此，会议要求对候选人进行评点，指出他的优点和缺点。最后，选举了戈弗雷公爵。应该说在十字军建立的第一个王国的选举中，世俗人战胜了教会人士。另外，在该殖民地里，大量进入而常驻的居民并不是教士，许多贵族或者因为任务已经完成或者运气不佳而返回了，源源不断进入的反而是商人、朝圣者，以及社会最底层的人，“十字军东征的性质越来越吸引那些最不服从纪律的人：冒险者和无地的和无法无天的贵族的次子们，他们在数量上超过了仅仅为了他们的信仰而来的拥有采地的忠诚的贵族”[2—p221]。这样十字军在东方建立的王国成了商人前来经营的据点和社会低层前来淘金的基地。汤普逊说得更加清楚，“真正移入境内而永久居住的人，是从地中海沿岸港口来的商人阶层。因此，商业兴旺起来，但这是唯一的繁荣象征。政府无能，政治腐败。然而，另有一批人，蜂拥而来，而他们是最坏的分子；就是，西欧社会的渣宰：码头流氓、海岸上拾荒者、陆上小偷和水面小偷、乞丐、走江湖者、亡命之徒、得到假释许可状的犯人、逃犯、释放犯”[1—p494]。但是正是这些所谓的社会渣滓，在当时真正代表着西欧社会流动和开拓的力量。
因此我们可以说，十字军东征号召了西欧流动和不安的社会力量，十字军的进程进一步吸引了这些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为西欧在东方的王国提供了活力。在上层贵族以及虔诚的人们渐渐失去对东方的兴趣后，正是这些商人和社会最底层的人维持了东方殖民国家的存在，并维系和扩大着这一由朝拜者和十字军开拓的道路。
三
从十字军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的对比：十字军最初是以对抗伊斯兰教徒为目标的，但最后却与伊斯兰教徒达成了和解；最初西欧人是把伊斯兰教徒看作是注定要下地狱的恶魔的，但最后却认识到了阿拉伯人的优雅和自己的粗俗；基督教会最初是作为十字军的号召者的，但结果是十字军运动使得他们的威信在西欧大大降低；十字军运动最初是开拓宗教之路的，但结果却是开拓了商业的道路。
在十字军与阿拉伯人达成的和解中，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国王狮心理查和阿拉伯的统帅萨拉丁的和解非常具有代表性。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表面上声势浩大，由英法德三国国王亲自统率，目的是征服耶路撒冷和整个巴勒斯坦。但是很快德国皇帝巴巴罗萨在河中溺死，法王为了自己国家在西欧的利益也中途返回。留下的英国国王理查虽然与萨拉丁进行过军事较量，但在战斗中一直夹杂着与萨拉丁的和谈。最后，英国国内的忧患，战斗的毫无进展以及理查的染病，促使了双方的和解。萨拉丁允许雅法恢复给基督徒。他们可以自由而不受干扰地占领这座城市及其邻近地区，包括沿海和山区。萨拉丁同意基督徒和萨拉逊人之间保持不受侵犯的和平，保证基督徒可以自由通过和前往圣墓而不缴纳任何贡品，并可携带出售的物品经过任何地方，以及自由从事商业交易。应该说萨拉丁在占优势的情况下主张和谈，反映了双方的相互了解，以及最初那种狂热的宗教对立已经消失。双方最后通过信使传达的信息是非常意味深长的。理查说，“等他积攒了钱财和人员后，他可能回来，如果萨拉丁抵抗的话，他就会夺取他所占领的耶路撒冷的土地”。对此，萨拉丁通过这位信使转达，“神圣的法典和全能的上帝可以作证，他认为理查国王是令人愉快的，正直的，宽宏大量的和卓越的，如果这些土地注定要在他的手里丢失，他宁愿让它由理查伟大的军队获取，而不愿落入他以前见到的其他君主”[7—p185]。从达成的协议中我们可以看出，双方开战似乎已经不是出于宗教的狂热和势不两立，双方都可以心平气和地作出让步而达成和解，双方更注重东西方交流的畅通以及商业的顺利进行，而这似乎更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统帅与统帅之间的和解其实体现的是广泛的宽容基础。西欧人通过与阿拉伯人的长期接触，亲眼看到了东方的财富和繁华景象，发现自己接触到的文明要高于西方，他们在很快屈从于东方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改变了过去狂热的宗教对立情绪。在耶路撒冷王国里，穆斯林商人的自由来往并没有受到限制，伊斯兰教寺院和伊斯兰教学校仍然存在，甚至有的基督徒背教而当了叛徒。这种宽容随着商业交往的需要和频繁日渐加强，这是十字军东征之初无法想见的后果。
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通过十字军东征，西欧人改变了自己对阿拉伯人的看法。最初由于西欧和阿拉伯长期对立和长期封闭，西欧人对阿拉伯人实际了解很少，而长期的关于“异教徒”的反面的宣传和过分的渲染，他们心目中的阿拉伯人是非常野蛮和嗜血成性的，是上帝所诅咒的恶魔。但是在和阿拉伯人接触后，他们在惊讶于阿拉伯土地上的富庶的同时，也同样为阿拉伯人的彬彬有礼和优雅的气质所折服，无论是阿拉伯人华丽的服饰，精细的烹饪，还是考究的室内装饰，都是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相反，西欧人的种种行为在阿拉伯人眼里却是那样野蛮和不可理喻。欧萨马是一位阿拉伯的绅士，他几乎亲眼目睹了整个12世纪的历史，他记述了十字军的态度和行为。他说，“任何了解法兰克事情的人，都会赞美和敬奉全能的安拉；因为从他们身上除了看到动物般的蛮勇和狂热之外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就像动物般富于力量和进攻性”[8—p158]。在这样的对比之下，西欧的那些好战而又粗鲁的贵族们，开始渐渐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提高自己的修养，甚至开始在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上东方化。尤其是在东方出生的十字军的第二代，他们大部分都阿拉伯化了，他们讲阿拉伯语“像他们说本国话一样流利；他们穿着东方服装，他们摹仿阿拉伯人的礼节，他们用东方的家具、挂毯、地毯来布置他们的房屋和别墅，他们还用阿拉伯和波斯的艺术品和图案来装饰这些地方”[1—p538]。这些人来往于西欧和东方，把东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介绍到西欧，不但影响了西欧的生活方式，更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
十字军东征的后果导致了西方天主教会的由盛而衰，这是天主教会在发动十字军运动之初始料不及的。教会在号召发动十字军的时候，希望通过调动西方的不安和骚动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一方面解救圣墓，一方面向远方传播天主教的影响，同时把分裂的基督教会重新统一起来。但是这些目标随着十字军运动的进行纷纷幻灭。人们通过实际地接触阿拉伯人，感到教会宣传的虚假，教会本来是激起人们对伊斯兰教徒的仇恨，但是结果却形成了双方的理解和宽容。在十字军运动的进程中，面对十字军的犯罪，面对十字军对同宗兄弟的进攻，屠杀和掠夺，他们根本无能为力，没有任何有效的措施来控制十字军的进程和方向。这一切一方面表明教会最初设想的目标的彻底失败，同时也表明了人们对教会本身的权威产生怀疑，对它的畏惧感在下降，人们从对教会的盲从转向了理性的分析。随着人们的思维逐渐脱离宗教的羁绊而转向世俗化。教会威信的降低和世俗知识的增加，导致人们从更理性的角度来看待一切事物，从而导致教会大一统思想的瓦解，异端运动的蓬勃兴起就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而当教会利用对付异教徒的十字军来对付西欧内部的异端派别时，教会的名声和威信更是大大降低了。
综上所述，十字军运动是以宗教为借口的，但无论从它的发动、进程和后果来看，都涌动的是世俗的力量，在这样的世俗动力下，人们了解了外面的世界，认识到了自身的缺陷，学会了宽容，培养了拓展、冒险和交流的精神，养成了理性的思维习惯，产生了对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望。这一切都促使了本来已经出现躁动的西欧进一步活跃和流动。从宗教意义上十字军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从对外开拓的意义上，十字军作为西欧第一次对外拓展和冒险，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它由此为西欧导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进一步对外扩展，航海和发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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