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冈村宁次的侵华思想述略
渠长根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9期
【原文出处】《天中学刊》(驻马店)2002年03期第66～69页
【作者简介】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062
渠长根(1964-)，男，河南确山人，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主要研究近现代中日关系。
【关 键 词】冈村宁次/侵华/思想与行动Okamura Yasuji/invaded China/thought and action
中图分类号：K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216(2002)03-0066(04)
冈村宁次(Okamura Yasuji 1884—1966)是对中国人民犯有滔天侵略罪行的日本高级战 犯。在长期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他颇为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官、民、军及诸多社会情况 ，形成了顽固的侵华思想理念，直接影响到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特别是扩大侵华战争 国策的制定与实施。
一、立志“经略”中国
冈村宁次自23岁接触中国问题以来，其全部军人生涯几乎都与中国有关。在侵略中国 时，担任军事职务之多之高，超过所有侵华日军将领。
侵华思想由来已久。冈村宁次“自青年时代就怀着在中国大陆活动的理想，与怀有同 样理想的土肥原、板垣、矶谷等同期生志趣相投”，“并有幸在职务上屡屡从事与中国 有关的工作，也结交了不少中国朋友，因而，对中国的根本政策……必须首先以武力镇 压中国，打破中国的幻想”。[1]1907年，他担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清国学生队第四、 五、六期的区队长，认识阎锡山、陈仪、孙传芳等中国学生，由此开始了解中国。1911 年因收集中国辛亥革命情报，对中国古往今来产生强烈兴趣，从此，决意“研究”中国 问题，并在之后长达数十年的军事、外交活动中，军国主义的魔爪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 。
侵华急先锋。冈村宁次怀揣觊觎之心来到中国，在不同时期，侵略中国的途径、手段 以及内容、重点而有所变化。1915年他以参谋本部派遣人员身份到中国山东参加日本与 德国争夺青岛的战斗。1917年2月，被委以日本政府派作北洋军阀黎元洪政府军事顾问 的青木宣纯的助理长驻北京，开始直接深入中国腹地，从事以外交事务为主的更加隐蔽 的侵略活动。1921年回国期间与永田、小畑结成“三杰盟约”，竭力宣扬侵 略中国、称霸亚洲的扩张主义。1923年，受命担任日军参谋本部派驻上海的谍报武官， 广泛搜集当地军、政等各界的情报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革命活动；同时，奉命秘密研 究、拟定日本未来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的具体作战方案，在中国东南部繁华地区建立以 其为核心的间谍特务网络。在此期间，冈村宁次还以“我是他们的评判官”的身份操纵 江浙地区的军阀混战，意在把中国的军阀混战设想成一场日本的陆军大演习。1925年作 为日本外务省和军部共同委派的干才充任孙传芳的顾问，一面促成孙传芳与张作霖、吴 佩孚“联省自治”阻挠北伐，一面撮合孙传芳与国民党右派联合，防止共产党的发展。 可惜，天忤人愿，“上海生活，三年有余，亡妻丧子，家产被掠，联省自治，三角同盟 ，终成泡影”。1927年带兵开往中国山东青岛，开始亲自指挥军队军事侵略中国。1928 年，回国任日本参谋本部战史课长，主编济南事件出兵史，系统分析侵略中国策略上的 得与失，并继续策划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在关东军炸死张作霖之后，冈村宁次主张“ 只有考虑与中国战争，或缔结有关满蒙的经济同盟，二者之外别无他法”[2](P557)。1 932年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参谋副长。从此以后，冈村宁次的军事职务越爬越高，直至侵 华日军总司令的端峰，除主持指挥围攻徐州、武汉、长沙、桂林、柳州的重大战役，以 及华北“治安战”、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等所有重大战事外，还直接插手了历次侵华事 件，如参与炮制《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谋划筹建伪满洲国、攻占热河签定《塘沽 协定》、策划“华北自治运动”等，成了一名十恶不赦的野蛮侵略暴徒和战争狂人。
二、蔑视中国人民
189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从此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为之一变，不论在政 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都轻视中国，并侮辱中国人为‘清国奴’(shankoro)”[3](P11) ，“在这场战争中(指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引者注)，日本军部首脑以及受其影响的 军队、国民，都对中国存在着蔑视感、差别感”。[4]冈村宁次有过之而无不及，并把 这种思想贯彻在实际侵略行动中。
残杀俘虏中国人民。冈村宁次自踏上中国国土，带领日军南征北战、东拼西杀，到底 杀害了多少中国俘虏殊难精确计算。确证可考的是：1928年5月，他率军攻占济南，屠 杀中国军民3600多人；1932年策划对上海的大轰炸，致使数万中国军民死于非命。在日 军对中国的三次大屠杀中，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参与了除南京大屠杀以外的另外两次即徐 州战役、长沙战役时的大屠杀行动。对杀人如麻的屠俘罪行，他首先秉承政府旨意“决 定对被捕的中国人不能作为战俘来对待”[5](P325)，意图逃避相关国际法的制约，然 后轻描淡写辩称：“擅杀俘虏或虐待俘虏，应视为现代的恶习……这些问题的发生，可 能由于满洲事变以来对中国人存有蔑视心理，加以认为俘虏可耻，因而产生了蔑视俘虏 的情绪”，并且因为处理麻烦而杀害之。对于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屠杀、蹂躏，冈村宁次 更是肆无忌惮，罄竹难书。1941年7月至1944年7月，他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对共 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和人民群众实行疯狂“扫荡”，发明“奇袭包围法”、“反转攻 击法”等战术，烧光、杀光、抢光，通过“清乡”、“蚕食”，制造“无人区”，使我 “解放区的人口一时因此骤减一半”[2](P312)。
首创“慰安妇”制度，奴役中国妇女。冈村宁次指使日军掳掠大批中国妇女以及韩国 等国妇女为日本侵略军提供性服务，野蛮摧残无辜妇女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对层出 不穷的日军强奸中国妇女暴行，他轻蔑地用十五日元“调解金”的形式加以处理，并称 在战场上奸污妇女似乎是难以避免的。
轻视重庆国民政府及其抗日武装。日本“出于一种天真的估计，认为中国是不堪一击 的。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非常轻视”[4]，以至于曾狂妄叫嚣道“三个月即可征服中国 ”[6](P104)，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指导下，冈村宁次对中国国民党政府无论在战略上还 是在具体战役上都极端藐视，认为日军一个联队(步兵大队)足抵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一个 师(非嫡系地方军的一个军)，与之交战，每战必胜，因而一直坚持要对国民党政府重拳 出击。他一再向日军总部提出采取大规模集团作战法猛击国民党军的强硬主张，“长期 持久的战争对帝国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不配合大规模的进攻作战而欲迅速解决 事变，断定是不可能的”[7](P102)，甚至在战败前夕还制定了周密的越秦岭攻重庆的 作战方案，并把进攻四川作为任派遣军总司令以来的最重要事项。
否认自己的野蛮侵略行径。冈村宁次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然而，他竟坦然道 “过去的日本对外政策，其侵略的污点，确实必须反省。但其解放东亚之大目标，从人 道及人类进步的角度看，我认为还是光明正大的。”日本人来到中国就是要在所到之处 建设“八纮一宇”的据点，以奠定两国提携的基础，实现“王道乐土”。至 于说日军的野蛮与残暴，那是因为日本民族至今尚未遭受过异民族的蹂躏，没有尝到真 正恐怖和悲惨的滋味。战后，冈村宁次又自我表白：“对中国的根本政策，我个人持有 以下三种观点：(1)与中国人紧密合作，以举睦邻之实。(2)以中国为首，从远东地区驱 逐欧洲势力。(3)(在后期)与中国共同排除国际共产党。”不仅没有侵略之意，更无侵 略之实，俨然一个致力于中日友好的善良政治家、军事家。
三、极端仇视共产主义
冈村宁次对共产主义深恶痛绝，不仅反共思想根深蒂固，言行上更是穷凶极恶。他认 为，“共军”利用事变的长期化，必将更加强大，共产党背后的苏联，实乃日华两国共 同的敌人。中国实际上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因此，日本应当把驱逐欧美在华 势力和阻止共产党的扩大作为最重要的问题来考虑。
绞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早在伪满洲国任关东军参谋副长和第二师团长时期，冈 村宁次就把当地坚持抗日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斥为不法之徒，指令所属部队加紧 检举、讨伐。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期，全力以赴进行扫荡战、“治安战”，疯狂进攻 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掠夺财产，焚烧房屋，奸污妇女，毁坏生产，为所欲为，无恶 不作。1943年秋，亲自统帅日军对太行山地区八路军主力进行两个月的“清剿”。为加 强围剿效果，他还主持编撰了《剿共指南》小册子，讲述战斗要领，分交给各部队。
拒不向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缴械。日本投降后，冈村宁次为远在西南和内地的 国民党军队保守地盘和物资、武器等，拒不向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缴械投降，严令 “所属各部队，未得统帅系统命令，对敌人的任何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应断然 实行武力自卫，毋庸踌躇”。并且“把已经解除武装的日军重新武装起来，用以讨伐共 产党”[8]，竭力维护中国国民党政权。他在1945年8月18日亲手拟定的《和平后对华处 理纲要》中强调“首先促使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以此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至于渝、 延之间的关系，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应断然予以讨伐”。
阻挠、干涉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45年战败之际，日本曾密电冈村宁次“将红色势 力引进中国，使之与美方势力发生冲突，引起东亚之混乱，从而日本可坐收渔人之利” 。冈村宁次根据当时情况，遂采取了与国民党联合对付中共的方针。他不仅污蔑共产党 ，把抗战结束后的内战责任推诿于共产党，还暗中指使山西、山东省内的日军“就地退 伍”，改穿国民党军服或直接充实到国民党部队中去对付解放军，并诳言“主要是共军 不断与我军交战，而中央军迟迟未到来之故”。同时，冈村宁次还把日军研究中国问题 的秘密文献以及他的《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一书呈交给蒋介石，指导帮助国民党布 置长江防线，抵御解放军；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直到1950年还被蒋介石聘 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其实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冈村宁次就曾对围剿 中央苏区为蒋介石提供过军事建议。他1949年回国后，立即向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 阿瑟进言：“美国如不早下决心，采取有效对策，不到半年，中国大陆必将尽归共产党 之中。”
四、处心积虑的侵华战略与策略
关于侵华的战略问题，冈村宁次既遵循了日本政府的国家意志，又在其实际的侵华活 动中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关于策略问题，冈村宁次较之所有的日军侵华指挥官都更加狡 猾，有很多“创建性”的东西，被频繁、广泛而详细地记录在他的日记与札记中。正因 为如此，为对自卫队进行教育而编辑有关文录的日本政府防卫厅称：“冈村宁次大将的 日记和札记，是国家的伟大遗产，它对众所关心的这一段史实，将赋予清新活泼的生命 。”
“满洲”第一主义。对于把扩张的重点放在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地区，还是广阔的南亚 及南太平洋地区，日本国内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并因此产生了“南下派”和“北进派” 。就冈村宁次的一再申明来看，他似乎是属于北进派。“对北方没有信心而只图向遥远 的南方进展，实属下策。我的观点是，以确保满洲为第一，然后慢慢相机行事”，“在 不能确保本国后院——日本海和平的情况下，而去遥远的南方修建别墅，乃是本末倒置 ……南进论则应在确保后院日本海的绝对安全后再为考虑”。事实上，反对南下并不意 味着冈村宁次真正反对扩大中国事变，发动世界战争，只是因为根据国家现有实力，不 宜急于与英国势力冲突罢了。冈村宁次身居侵华第一线，自信长期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 ，认为日本政府的对华决策全盘贯穿着对现今中国要求国家统一的觉醒判断错误——迄 今未改变以过去的旧中国为对手的做法，因此，无论是从当初指导战争的根本方针还是 对作战的具体指导，均极不彻底极不统一，又缺乏主动性，而且此种情况越陷越深。认 为1933年的塘沽协定是“我国长期对外作战的最重要的境界点。如果能就此中止我国对 外的积极政策，那就好了”。至于1937年的芦沟桥事件则使日本从此进入多事之秋。
关于南京汪精卫政府。冈村宁次反对对汪精卫的工作，先是认为日本当局满足于汪精 卫的脱出重庆，并考虑将来以他为中心建立和平的中国政府。但以此等临时政府压迫重 庆，不过是白日做梦。如果借此搞重庆和平妥协工作，不仅至为困难，还可能适得其反 。后又说汪的背叛对蒋来说虽是恨事，但又客观上促蒋更加坚定地进行抗日。费尽心机 地以汪为中心打开重大局面，“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近卫声明，只不过是不懂中国国 情，徒为解决事变增加困难而已，“反使敌人看透我方的内情，而招致相反的结果”。
分化瓦解、“以夷制夷”。冈村宁次深知有限的日军与广阔的中国大地和无数的中国 民众的对比悬殊，要想实行有效的占领和统治，单靠日军本身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 他提出了维持秩序的力量应土著化、当地化的“以夷制夷”策略。为此，在做关东军参 谋副长和第二师团长时期，他力排众议对伪满洲国的警察“关爱有加”，极尽拉拢、诱 使之能事，并且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在后来的侵略生涯中，冈村宁次对散布在广 大地区的日本占领军反复强调“掌握附近农村的民心”的重要性，要求他们要尽可能地 以怀柔手段对付对中国人，要“特别注意对占据地区的行政(包括宣传、维持治安、思 想指导)进行整顿，笼络民心，用实际效果动摇敌方政权及其统治下的居民，以至达到 使其反对战争、要求和平”[9](P90)。
五、负隅顽抗、拒不投降
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作为在华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和总代表，冈村宁次对曾横加施暴 、野蛮侵略的中国人民不仅毫无悔罪反省，反而动辄以“遗憾”相敷衍，一再假惺惺地 说“不幸事与愿违，两国干戈相见，遂至今日之败，对此感慨万端”。甚至还继续与中 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为敌。
决然同中国决一胜负。冈村宁次从来不承认日军的失败，反复强调中国派遣军的投降 ，不是由于本身战败，而是随着国家的投降，不得已投降的；中国派遣军与其他方面军 不同，前后八年百战百胜，仍然保持着足以战胜敌人之力量。在未接到日本投降正式命 令以前，还屡屡向天皇请战，欲竟其完全征服中国之宿愿[10](P205)。1945年8月12日 ，他给全体侵华日军的训示仍骄狂地声称“决意率吾百战百胜皇军之最精锐部队，抱全 军玉碎之决心，誓将骄敌击灭，以挽狂澜于既倒”。甚至宣称要力争在日本本土或中国 沿岸，再进行一、二次大决战，在对日比较有利的情况下讲和；或者尽一切可能将陆、 海军兵力向山东东部集结，并以烟台、青岛为根据地，形成半独立占领地区，以待国家 之未来。1949年回国之际又说“唯一的遗憾是未能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却将众多官兵 留在战场而离去，这是一种‘圣战未息，残躯独归’的心情”，“我将一生坚持对阵亡 者表彰追悼”。
极力保护汉奸，继续干涉中国内政。1945年7月，冈村宁次派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到河南 与国民党军队谈判，即指示“对于满洲国和南京政府的处理，想努力做到不违背对他们 的道义关系”[10](P23)。在制定《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时，冈村宁次把袒护汉奸确 定为当时的重要工作之一，对南京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及蒙疆自治政府有关要人 以及曾与日本合作的中国人，在与中国方面协商的基础上，采取万全措施“以确保帝国 之信义”，并且还切实为陈公博等汉奸提供了出逃日本的门路。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9期
【原文出处】《天中学刊》(驻马店)2002年03期第66～69页
【作者简介】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062
渠长根(1964-)，男，河南确山人，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主要研究近现代中日关系。
| 【内容提要】 | 冈村宁次侵华思想与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在日本国内和在中国大陆两个时期，主要集中 在直接参与侵华战争的38年里。基本思想是蔑视中国、极端仇视共产主义、极力贬低和 削弱中国的抗日力量、负隅顽抗拒不投降等；一贯行为是野蛮地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 民。其战争责任深重多重，不容推卸。 The thought and action about invading China from Okamura Ysuji was in two stages:when in Japan and when in China,and focused in the 38 years that he w as in China and directly attended the invading China.His basic thought is sc orning China,extramely hostile to communism,doing his utmost playing down Ch inese powner to resist against Japan,refusing to surrender etc.His consisent action is uncivilized invading China,massacring Chinese people.He steeped i n iniquity and unshirked. |
冈村宁次(Okamura Yasuji 1884—1966)是对中国人民犯有滔天侵略罪行的日本高级战 犯。在长期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他颇为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官、民、军及诸多社会情况 ，形成了顽固的侵华思想理念，直接影响到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特别是扩大侵华战争 国策的制定与实施。
一、立志“经略”中国
冈村宁次自23岁接触中国问题以来，其全部军人生涯几乎都与中国有关。在侵略中国 时，担任军事职务之多之高，超过所有侵华日军将领。
侵华思想由来已久。冈村宁次“自青年时代就怀着在中国大陆活动的理想，与怀有同 样理想的土肥原、板垣、矶谷等同期生志趣相投”，“并有幸在职务上屡屡从事与中国 有关的工作，也结交了不少中国朋友，因而，对中国的根本政策……必须首先以武力镇 压中国，打破中国的幻想”。[1]1907年，他担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清国学生队第四、 五、六期的区队长，认识阎锡山、陈仪、孙传芳等中国学生，由此开始了解中国。1911 年因收集中国辛亥革命情报，对中国古往今来产生强烈兴趣，从此，决意“研究”中国 问题，并在之后长达数十年的军事、外交活动中，军国主义的魔爪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 。
侵华急先锋。冈村宁次怀揣觊觎之心来到中国，在不同时期，侵略中国的途径、手段 以及内容、重点而有所变化。1915年他以参谋本部派遣人员身份到中国山东参加日本与 德国争夺青岛的战斗。1917年2月，被委以日本政府派作北洋军阀黎元洪政府军事顾问 的青木宣纯的助理长驻北京，开始直接深入中国腹地，从事以外交事务为主的更加隐蔽 的侵略活动。1921年回国期间与永田、小畑结成“三杰盟约”，竭力宣扬侵 略中国、称霸亚洲的扩张主义。1923年，受命担任日军参谋本部派驻上海的谍报武官， 广泛搜集当地军、政等各界的情报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革命活动；同时，奉命秘密研 究、拟定日本未来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的具体作战方案，在中国东南部繁华地区建立以 其为核心的间谍特务网络。在此期间，冈村宁次还以“我是他们的评判官”的身份操纵 江浙地区的军阀混战，意在把中国的军阀混战设想成一场日本的陆军大演习。1925年作 为日本外务省和军部共同委派的干才充任孙传芳的顾问，一面促成孙传芳与张作霖、吴 佩孚“联省自治”阻挠北伐，一面撮合孙传芳与国民党右派联合，防止共产党的发展。 可惜，天忤人愿，“上海生活，三年有余，亡妻丧子，家产被掠，联省自治，三角同盟 ，终成泡影”。1927年带兵开往中国山东青岛，开始亲自指挥军队军事侵略中国。1928 年，回国任日本参谋本部战史课长，主编济南事件出兵史，系统分析侵略中国策略上的 得与失，并继续策划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在关东军炸死张作霖之后，冈村宁次主张“ 只有考虑与中国战争，或缔结有关满蒙的经济同盟，二者之外别无他法”[2](P557)。1 932年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参谋副长。从此以后，冈村宁次的军事职务越爬越高，直至侵 华日军总司令的端峰，除主持指挥围攻徐州、武汉、长沙、桂林、柳州的重大战役，以 及华北“治安战”、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等所有重大战事外，还直接插手了历次侵华事 件，如参与炮制《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谋划筹建伪满洲国、攻占热河签定《塘沽 协定》、策划“华北自治运动”等，成了一名十恶不赦的野蛮侵略暴徒和战争狂人。
二、蔑视中国人民
189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从此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为之一变，不论在政 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都轻视中国，并侮辱中国人为‘清国奴’(shankoro)”[3](P11) ，“在这场战争中(指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引者注)，日本军部首脑以及受其影响的 军队、国民，都对中国存在着蔑视感、差别感”。[4]冈村宁次有过之而无不及，并把 这种思想贯彻在实际侵略行动中。
残杀俘虏中国人民。冈村宁次自踏上中国国土，带领日军南征北战、东拼西杀，到底 杀害了多少中国俘虏殊难精确计算。确证可考的是：1928年5月，他率军攻占济南，屠 杀中国军民3600多人；1932年策划对上海的大轰炸，致使数万中国军民死于非命。在日 军对中国的三次大屠杀中，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参与了除南京大屠杀以外的另外两次即徐 州战役、长沙战役时的大屠杀行动。对杀人如麻的屠俘罪行，他首先秉承政府旨意“决 定对被捕的中国人不能作为战俘来对待”[5](P325)，意图逃避相关国际法的制约，然 后轻描淡写辩称：“擅杀俘虏或虐待俘虏，应视为现代的恶习……这些问题的发生，可 能由于满洲事变以来对中国人存有蔑视心理，加以认为俘虏可耻，因而产生了蔑视俘虏 的情绪”，并且因为处理麻烦而杀害之。对于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屠杀、蹂躏，冈村宁次 更是肆无忌惮，罄竹难书。1941年7月至1944年7月，他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对共 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和人民群众实行疯狂“扫荡”，发明“奇袭包围法”、“反转攻 击法”等战术，烧光、杀光、抢光，通过“清乡”、“蚕食”，制造“无人区”，使我 “解放区的人口一时因此骤减一半”[2](P312)。
首创“慰安妇”制度，奴役中国妇女。冈村宁次指使日军掳掠大批中国妇女以及韩国 等国妇女为日本侵略军提供性服务，野蛮摧残无辜妇女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对层出 不穷的日军强奸中国妇女暴行，他轻蔑地用十五日元“调解金”的形式加以处理，并称 在战场上奸污妇女似乎是难以避免的。
轻视重庆国民政府及其抗日武装。日本“出于一种天真的估计，认为中国是不堪一击 的。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非常轻视”[4]，以至于曾狂妄叫嚣道“三个月即可征服中国 ”[6](P104)，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指导下，冈村宁次对中国国民党政府无论在战略上还 是在具体战役上都极端藐视，认为日军一个联队(步兵大队)足抵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一个 师(非嫡系地方军的一个军)，与之交战，每战必胜，因而一直坚持要对国民党政府重拳 出击。他一再向日军总部提出采取大规模集团作战法猛击国民党军的强硬主张，“长期 持久的战争对帝国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不配合大规模的进攻作战而欲迅速解决 事变，断定是不可能的”[7](P102)，甚至在战败前夕还制定了周密的越秦岭攻重庆的 作战方案，并把进攻四川作为任派遣军总司令以来的最重要事项。
否认自己的野蛮侵略行径。冈村宁次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然而，他竟坦然道 “过去的日本对外政策，其侵略的污点，确实必须反省。但其解放东亚之大目标，从人 道及人类进步的角度看，我认为还是光明正大的。”日本人来到中国就是要在所到之处 建设“八纮一宇”的据点，以奠定两国提携的基础，实现“王道乐土”。至 于说日军的野蛮与残暴，那是因为日本民族至今尚未遭受过异民族的蹂躏，没有尝到真 正恐怖和悲惨的滋味。战后，冈村宁次又自我表白：“对中国的根本政策，我个人持有 以下三种观点：(1)与中国人紧密合作，以举睦邻之实。(2)以中国为首，从远东地区驱 逐欧洲势力。(3)(在后期)与中国共同排除国际共产党。”不仅没有侵略之意，更无侵 略之实，俨然一个致力于中日友好的善良政治家、军事家。
三、极端仇视共产主义
冈村宁次对共产主义深恶痛绝，不仅反共思想根深蒂固，言行上更是穷凶极恶。他认 为，“共军”利用事变的长期化，必将更加强大，共产党背后的苏联，实乃日华两国共 同的敌人。中国实际上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因此，日本应当把驱逐欧美在华 势力和阻止共产党的扩大作为最重要的问题来考虑。
绞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早在伪满洲国任关东军参谋副长和第二师团长时期，冈 村宁次就把当地坚持抗日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斥为不法之徒，指令所属部队加紧 检举、讨伐。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期，全力以赴进行扫荡战、“治安战”，疯狂进攻 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掠夺财产，焚烧房屋，奸污妇女，毁坏生产，为所欲为，无恶 不作。1943年秋，亲自统帅日军对太行山地区八路军主力进行两个月的“清剿”。为加 强围剿效果，他还主持编撰了《剿共指南》小册子，讲述战斗要领，分交给各部队。
拒不向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缴械。日本投降后，冈村宁次为远在西南和内地的 国民党军队保守地盘和物资、武器等，拒不向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缴械投降，严令 “所属各部队，未得统帅系统命令，对敌人的任何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应断然 实行武力自卫，毋庸踌躇”。并且“把已经解除武装的日军重新武装起来，用以讨伐共 产党”[8]，竭力维护中国国民党政权。他在1945年8月18日亲手拟定的《和平后对华处 理纲要》中强调“首先促使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以此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至于渝、 延之间的关系，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应断然予以讨伐”。
阻挠、干涉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45年战败之际，日本曾密电冈村宁次“将红色势 力引进中国，使之与美方势力发生冲突，引起东亚之混乱，从而日本可坐收渔人之利” 。冈村宁次根据当时情况，遂采取了与国民党联合对付中共的方针。他不仅污蔑共产党 ，把抗战结束后的内战责任推诿于共产党，还暗中指使山西、山东省内的日军“就地退 伍”，改穿国民党军服或直接充实到国民党部队中去对付解放军，并诳言“主要是共军 不断与我军交战，而中央军迟迟未到来之故”。同时，冈村宁次还把日军研究中国问题 的秘密文献以及他的《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一书呈交给蒋介石，指导帮助国民党布 置长江防线，抵御解放军；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直到1950年还被蒋介石聘 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其实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冈村宁次就曾对围剿 中央苏区为蒋介石提供过军事建议。他1949年回国后，立即向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 阿瑟进言：“美国如不早下决心，采取有效对策，不到半年，中国大陆必将尽归共产党 之中。”
四、处心积虑的侵华战略与策略
关于侵华的战略问题，冈村宁次既遵循了日本政府的国家意志，又在其实际的侵华活 动中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关于策略问题，冈村宁次较之所有的日军侵华指挥官都更加狡 猾，有很多“创建性”的东西，被频繁、广泛而详细地记录在他的日记与札记中。正因 为如此，为对自卫队进行教育而编辑有关文录的日本政府防卫厅称：“冈村宁次大将的 日记和札记，是国家的伟大遗产，它对众所关心的这一段史实，将赋予清新活泼的生命 。”
“满洲”第一主义。对于把扩张的重点放在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地区，还是广阔的南亚 及南太平洋地区，日本国内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并因此产生了“南下派”和“北进派” 。就冈村宁次的一再申明来看，他似乎是属于北进派。“对北方没有信心而只图向遥远 的南方进展，实属下策。我的观点是，以确保满洲为第一，然后慢慢相机行事”，“在 不能确保本国后院——日本海和平的情况下，而去遥远的南方修建别墅，乃是本末倒置 ……南进论则应在确保后院日本海的绝对安全后再为考虑”。事实上，反对南下并不意 味着冈村宁次真正反对扩大中国事变，发动世界战争，只是因为根据国家现有实力，不 宜急于与英国势力冲突罢了。冈村宁次身居侵华第一线，自信长期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 ，认为日本政府的对华决策全盘贯穿着对现今中国要求国家统一的觉醒判断错误——迄 今未改变以过去的旧中国为对手的做法，因此，无论是从当初指导战争的根本方针还是 对作战的具体指导，均极不彻底极不统一，又缺乏主动性，而且此种情况越陷越深。认 为1933年的塘沽协定是“我国长期对外作战的最重要的境界点。如果能就此中止我国对 外的积极政策，那就好了”。至于1937年的芦沟桥事件则使日本从此进入多事之秋。
关于南京汪精卫政府。冈村宁次反对对汪精卫的工作，先是认为日本当局满足于汪精 卫的脱出重庆，并考虑将来以他为中心建立和平的中国政府。但以此等临时政府压迫重 庆，不过是白日做梦。如果借此搞重庆和平妥协工作，不仅至为困难，还可能适得其反 。后又说汪的背叛对蒋来说虽是恨事，但又客观上促蒋更加坚定地进行抗日。费尽心机 地以汪为中心打开重大局面，“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近卫声明，只不过是不懂中国国 情，徒为解决事变增加困难而已，“反使敌人看透我方的内情，而招致相反的结果”。
分化瓦解、“以夷制夷”。冈村宁次深知有限的日军与广阔的中国大地和无数的中国 民众的对比悬殊，要想实行有效的占领和统治，单靠日军本身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 他提出了维持秩序的力量应土著化、当地化的“以夷制夷”策略。为此，在做关东军参 谋副长和第二师团长时期，他力排众议对伪满洲国的警察“关爱有加”，极尽拉拢、诱 使之能事，并且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在后来的侵略生涯中，冈村宁次对散布在广 大地区的日本占领军反复强调“掌握附近农村的民心”的重要性，要求他们要尽可能地 以怀柔手段对付对中国人，要“特别注意对占据地区的行政(包括宣传、维持治安、思 想指导)进行整顿，笼络民心，用实际效果动摇敌方政权及其统治下的居民，以至达到 使其反对战争、要求和平”[9](P90)。
五、负隅顽抗、拒不投降
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作为在华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和总代表，冈村宁次对曾横加施暴 、野蛮侵略的中国人民不仅毫无悔罪反省，反而动辄以“遗憾”相敷衍，一再假惺惺地 说“不幸事与愿违，两国干戈相见，遂至今日之败，对此感慨万端”。甚至还继续与中 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为敌。
决然同中国决一胜负。冈村宁次从来不承认日军的失败，反复强调中国派遣军的投降 ，不是由于本身战败，而是随着国家的投降，不得已投降的；中国派遣军与其他方面军 不同，前后八年百战百胜，仍然保持着足以战胜敌人之力量。在未接到日本投降正式命 令以前，还屡屡向天皇请战，欲竟其完全征服中国之宿愿[10](P205)。1945年8月12日 ，他给全体侵华日军的训示仍骄狂地声称“决意率吾百战百胜皇军之最精锐部队，抱全 军玉碎之决心，誓将骄敌击灭，以挽狂澜于既倒”。甚至宣称要力争在日本本土或中国 沿岸，再进行一、二次大决战，在对日比较有利的情况下讲和；或者尽一切可能将陆、 海军兵力向山东东部集结，并以烟台、青岛为根据地，形成半独立占领地区，以待国家 之未来。1949年回国之际又说“唯一的遗憾是未能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却将众多官兵 留在战场而离去，这是一种‘圣战未息，残躯独归’的心情”，“我将一生坚持对阵亡 者表彰追悼”。
极力保护汉奸，继续干涉中国内政。1945年7月，冈村宁次派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到河南 与国民党军队谈判，即指示“对于满洲国和南京政府的处理，想努力做到不违背对他们 的道义关系”[10](P23)。在制定《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时，冈村宁次把袒护汉奸确 定为当时的重要工作之一，对南京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及蒙疆自治政府有关要人 以及曾与日本合作的中国人，在与中国方面协商的基础上，采取万全措施“以确保帝国 之信义”，并且还切实为陈公博等汉奸提供了出逃日本的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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