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古典所有制形式与古代雅典人的日常生活
裴雯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8期
【原文出处】《唐都学刊》(西安)2002年02期第78～83页
【英文标题】Classic Mode of Ownership and Daily life of Ancient Athenians
FEI We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China
【作者简介】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裴雯(1967- )，女，河南孟津人，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讲师。
【关 键 词】古典所有制形式/相对均等的分配原则/捐助制度classic mode of ownership/the p rinciple of relative distribution/Liturgy
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02)02-0078-06
古典时代雅典人的生活很简朴，社会中没有奢华的风尚，甚至巨大的财富也没有改变 他们简朴的生活方式。究其原因，在于雅典采取了一定措施以维护古典所有制形式，从 而在根本上限制奢华之风的流行。
一
希罗多德曾经记述这样一件事情，当希腊人在普拉提亚之役打败波斯人，希腊最高指 挥官斯巴达人帕乌撒尼亚目睹波斯将军马尔多纽斯金银制作的日常用具和豪华的起居环 境，对波斯人的奢侈生活发生了兴趣，于是命令厨师按照通常标准准备一顿将军晚宴。 宴席之豪奢让他大为吃惊，但他并不羡慕，相反，让自己的从仆准备了一顿通常的“拉 科尼亚式的晚饭”。他将希腊将领召集到有着天壤之别的两桌晚饭前，对他们说：“希 腊人啊，我把你们召集到这里，为的是想要你们看一看美的亚人的愚蠢；一个每天吃着 你们看到的这样的饭食的人，却跑到我们这里来想夺取我们这样可怜的饭食”。[1](P8 2)
这段故事反映出希腊贵族同波斯贵族在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距。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 差距?是当时希腊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不发达、物质匾乏所致?我们没有确切的资料说 明希波战争爆发时两个民族的经济实力如何。如果比较双方的军事实力，希腊远逊于波 斯，但是，波斯为这场战争处心积虑准备了三年，从军事实力上判断二者的经济实力不 足为据。退一步，即使希腊的经济实力不如波斯，但是希波战争为希腊人、尤其是雅典 人带来巨大财富，他们却并没有因此而奢华。提洛同盟捐款使雅典成为希腊半岛最富裕 的城邦，国家货币储备额最高曾达9700塔兰特，雅典凭借这笔巨资兴建许多大型公共建 筑，伯里克利时代因而成为雅典历史上修建公共建筑最多的时期。然而公民尤其是贵族 的生活并没有明显改观。当底米斯托克利被逐出雅典后，他让朋友替他运出雅典而终于 被截获的金钱是100塔兰特。[2](P261)这还不是其全部财产，因为他把一部分财产留给 尚在雅典的家人。他虽然拥有众多财富，但物质生活依然很简朴，所以德摩斯梯尼在一 篇演说辞中提到底米斯托克利的住宅时，说它“不比普通人的房屋给人更深刻的印象” 。[3]可见，雅典的富有者纵然拥有大量财富，但在生活方式上与以前并无不同，他们 已经养成简朴的生活方式，甚至富裕了也不懂享乐。
其他证据同样说明雅典人并非财力匾乏而生活简朴。公元前4世纪，德摩斯梯尼的父亲 拥有财产13塔兰特46明那[4]，是当时的富有者。当公元前363年父亲去世时德摩斯梯尼 还未成年，他与母亲、妹妹一年的生活费是7明那，[5]占总财产的0.85%，相当于现在 拥有10万元人民币而一年的花销只有850元!看上去不可思议，而雅典富有者的生活就是 这样。柏拉图《宴饮篇》中提到贵族冬天出门用大衣挡风寒，晚上用大衣当被褥。[6]( P285)简朴是雅典贵族的生活习惯，与财富的多寡没有必然联系。
雅典富有者如此简朴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与普通平民保持着相近的生活水平。一个接 受军事训练的18、9岁的男孩从城邦得到每天4奥波尔的生活费，[7](P3)一年大约2.5明 那，与富有的德摩斯梯尼的家庭相差无几。
所以，并不是雅典人无力承受豪奢的筵席，而是由于他们的崇俭抑奢。之所以形成这 种价值取向，或许直接原因便在于他们的政治制度。众所周知，自梭伦改革以后，雅典 便逐步走上了民主发展的道路。无论雅典城邦实行的是僭主政治还是民主政治，公民都 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因此，不仅当时的城邦官员必须得到大多数公民的拥护，即使僭 主也必须有大多数公民的支持。而为此，即便是雅典的贵族、富有者也不能在物质生活 上与普通平民有太大的差距，否则便会引起民众的反感，乃至遭到民众的唾弃。不过， 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根本原因则在于古典时代雅典社会的所有制形式以及相应的收入 分配制度。
二
希腊贵族与波斯贵族在生活方式上形成的强烈反差，我们用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的所有 制形式和古典的所有制形式的论断便可以得到解答。
马克思指出：“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 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因为这种统一体是实际的所有 者，并且是公共财产的真正前提”。[8](P463)这就是说，作为天然共同体家庭、部落 等小共同体之上的最高统一体，才是这个社会的真正所有者。它不仅拥有对资源的垄断 权，同时还拥有对财富的占有权；而这个最高统一体的代表就是专制君主及其下属的贵 族。古代中国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反映出的就是 这种社会现实。正是这个缘故，在古代东方社会里，个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每 一个单个的人在事实上失去了财产，或者说，财产……对这单个的人来说是间接的财产 ，因为这种财产，是由作为这许多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所体现的统一总体”，[8](P4 73)个人对于耕种的土地没有所有权。因为土地属于王有，所以，耕种土地的人必须向 所有者即以专制君主为代表的贵族阶层交纳税赋。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夏后氏五十而贡 ，殷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这样一来，专制君主和贵族便不仅垄断了一切资源， 而且独占了所有社会剩余劳动。因此，马克思说：“在东方专制制度下以及那里从法律 上看似乎并不存在财产的情况下，……公社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属于最终作为个人而存在 的更高的统一体，而这种剩余劳动既表现在贡赋等等的形式上，也表现在为了颂扬统一 体……而共同完成的工程上”。[8](P473)诚然，中国历史上也经常出现“轻摇薄赋” 的举措，以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但根本的目的并不在于达成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而 仅仅是为了巩固专制君主的统治。因此，这类举措总是在新王朝刚刚建立时才会被实施 。
相形之下，在古典所有制形式中，私有财产出现较早。城邦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主 要由拥有小块土地的、具有独立地位的自由农民组成，他们在共同体中以平等的身份结 合在一起，没有一个作为共同体最高代表的统治者存在。共同体财产也不归一个人所有 ，共同体财产分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公有财产(主要是土地)则属于神庙或村社，“以 满足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荣誉等等”。[8](P467)公有土地在雅典的历史上始终存在， 梭伦改革时废除的不仅有私债还有公债，伯罗奔尼撒战争时雅典征服反叛的列斯堡，把 征服土地的十分之一奉献于神庙。公元前4世纪留下的出租债碑中有村社公有土地出租 的债碑，证明公元前4世纪公有土地仍然存在。公有土地归村社公民共有，国家的财政 需要一部分由公有财产支付。私有财产在法律上完全归个人所有，在正常情况下国家不 能向他们征收赋税，这不同于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中的耕种土地的小农。
在雅典的古典所有制形式中，尽管也存在着贵族与平民的区分，并且贵族拥有较平民 更多的土地和财产，但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主要的、甚至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仍然是作 为小土地所有者的自由农民。众所周知，在梭伦改革之前，雅典存在着大量的“六一农 ”，还有失去土地的债务奴隶。因此，在资源和收入的分配上极不平等，贵族几乎独占 了全部社会剩余财富。梭伦改革不仅废除了公私债务，而且使所有雅典公民成为土地的 主人。正是由于大量自由农民的存在，雅典才可能由贵族政治而逐渐走向民主政治。诚 然，商品经济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存在和发展中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大量自由农民的存 在，才为雅典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因为他们是这个共同体的公民，与贵族享有同等 的权利，在这一条件下，城邦主权就属于人民。而且，由于所有公民都拥有属于自己的 土地和财产，剩余产品自然不可能由某个阶级或某个个人所独占。这样，贵族同广大平 民在物质生活水平上不会拉开太大距离，进而形成崇尚简朴、抑制奢侈的社会风尚，并 最终变成雅典人的生活方式。
所以，雅典简朴的生活方式，根本原因在于古典所有制形式，这种所有制形式保证了 拥有自己土地的、广大的自由民的存在，他们从根本上于不同于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中的 、其剩余劳动以赋税形式上缴统治阶层的小农，因而社会财富相对合理地分布于社会各 个阶层而不同于财富集中于少数统治者阶级的亚细亚所有制。
三
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8](P17 )雅典的古典所有制形式，使生产条件在所有自由人中较为均等的分配，因而，体现在 分配原则上就具有了相对的平均主义的特色。
什么是相对均等的分配原则?所谓相对均等的分配原则，指通过某种措施限定个人财产 的无限发展，使社会中的富有者阶层与贫穷者阶层之间的财富差距不致过大。这是一个 很模糊的定义，二者之间的差距多大为相对均等呢?就雅典而言，最富有的捐助者阶层 与小农阶层的财产差额大致是10倍。[9](P155)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允许人们的财富 增益到最低业户财产的5倍。[10]财产之间的具体差额不是关键，关键之处在于社会中 存在着一种限制社会财富向一端聚集而造成两极分化的制约机制。同亚细亚所有制相比 ，古典所有制形式实现了这种相对均等的分配原则。
不过，体现这种带有平均色彩的分配原则的所有制形式是很脆弱的，它要求建立在这 种分配原则之上的共同体，必须保证“组成共同体的那些自由而自给自足的农民之间保 持平等，以及作为他们财产继续存在的条件的本人劳动”[8](P476)，即：一，共同体 成员之间地位平等；二、每一个成员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满足自身及家庭需要的土地 ，而两个条件中的第二个条件又是第一个条件的前提，因为地位的平等是以经济的平等 与独立为前提的。然而保持共同体内部成员的经济独立并不容易。马克思曾说，人口增 长、生产力的提高、工商业的发展、征服等都是瓦解因素。[8](P485)当然这些因素不 仅会瓦解古典的所有制形式，也会瓦解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但是“亚细亚形式必然保 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即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 生产的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等，”[8](P484)古代埃及 和古代中国几千年如一的社会形态便能说明这一点。
现在我们来分析这些破坏因素对雅典的影响。征服是来自外部的突发因素，古代许多 文明被外来蛮族摧毁，这是一种不可预料也不可控制的因素，不是人力可为的。就生产 力来看，工业革命以前的农业社会中的技术进步只是量的变化，不足以引起质变。正如 马克思所说，在旧的传统的土地耕作方式之下，原有土地面积上的生产率通过生产力的 提高而发展的速度是最缓慢的，也就是说，工业革命以前的生产力的提高还不足以起到 瓦解所有制形态的作用。
真正起到瓦解作用的是工商业和人口增长，而它们产生的影响复杂得多。我们知道古 代希腊自古就是一个商业民族，除斯巴达外，其他各城邦的工商业发展水平在古代社会 中都达到比较高的程度。工商业的发展在一定范围内，不仅不会破坏所有制形式，反而 有助于所有制的维持。例如，梭伦改革时曾将公民引向工商业以解决土地不足的问题， 公民有了谋生的手段，在经济上能够保持独立，对已有的所有制形式是一种维护；但是 超过一定限度，就会起到破坏作用。工商业不同于农业经济中财富的缓慢积累，它能使 财富在短期内迅速积累，加剧社会贫富差距，使一部分或一大部分成员失去财产，经济 上无法独立因而导致所有制形式瓦解。人口增长在一定限度内也会促进经济发展，超过 限度，则加剧土地集中化的过程，社会出现两极分化，瓦解所有制形式。从雅典历史看 ，雅典城邦很少将公民权授予其他人。亚里士多德曾说，“繁殖如无限制，势必导致贫 穷”。[7](P1265)
但是，只要社会环境稳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具有不可阻挡之势，古典所有制形式 采取一种恰当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存在就显得尤为重要。嘉尔基顿的法勒亚“提出用节制 财产的方法消弭内乱”，[10](P1226)柏拉图提出限定财产数额的方法减小贫富差距。 无论是法勒亚还是柏拉图，他们的设想中都包含整齐划一的硬性规定，限制了个人能力 的发展，没有现实的可能性。而雅典人通过捐助制度实现了相对平均的分配原则，从而 达到了目的与手段的统一，维护了古典所有制形式。
四
对于古代社会而言，通常情况下资源的分配和收入的分配基本上都能保证生活的物质 需求，关键问题是社会剩余归谁所有，即除了维持生活的必要劳动之外的剩余财富的归 属。在古代东方国家，社会剩余为政治上、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攫取，在雅典， 通过捐助制度使社会剩余相对平均的分布于社会各阶层。
古代雅典的捐助制度(liturgy)是富有者无偿资助城邦的一些公共活动。最初是资助宗 教活动，即资助宗教节日上戏剧表演或体育竞赛的训练及比赛费用，后来发展为三列桨 战船捐助和战争捐助。芬利认为捐助制度的起源很早，在政治共同体(community)还没 有完全形成之前已经出现捐助现象。当时贵族家庭需要向社会提供一些必要的公共服务 ，像负责神庙的修建等。从捐助制度的形式看，它的起源很早，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出现 的时间比较晚。戴维斯通过研究得出，雅典的捐助制度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初，公元前5 02年对宗教节日上合唱队的捐助已经成为制度，有关合唱队的最早记录可能是公元前48 0年斯特卢松(Strouthon)的希波尼科斯(Hipponikos)。这些研究告诉我们，捐助制度最 早与宗教活动有关，Iiturgy这一词本身就带有宗教仪式的含义。
捐助制度出现于梭伦改革之时，揭示出捐助在雅典成为制度的社会背景。没有证据说 明梭伦确立捐助制度，但是，他的改革措施及诗歌残片证明他力图限制贵族的权利及财 富，他在诗歌中说：“你们这些财物山积，丰衣足食而且有余的人，应当抑止你们贪婪 的心情，压制它，使它平静，……”。[7]即或捐助制度的起源与梭伦本人无关，梭伦 力图缩小公民之间贫富差距的改革措施也体现了捐助制度的思想。
希波战争以前的捐助主要为了宗教目的。当时城邦实行无给职制，所有的行政职务没 有薪水。担任公职的人必须有生活来源，富有者担任公职的可能性更大，事实上，国家 把行政开支加于富有者身上。雅典也没有常备军，由负担得起装备的贵族和重装步兵作 战，即战争费用加于有经济能力的人。从城邦的行政、军事等重要开支看，富有者担付 着城邦更多的财政义务。
国家还有一笔重要的开支——宗教节日的费用。雅典宗教节日种类繁多，每一个月都 有一、两个主要节日，一年的主要节日大概有20个之多，[11](P140)倒德摩斯梯尼时代 ，雅典正常年份的宗教节日是97个，而到每4年一次的泛雅典娜节的年份，增至118个。 [12](P34)“德摩斯梯尼时代的雅典在正常年份用于宗教节日的花费大约10000德拉克玛 ，由大约100人共同支付。当每四年一次的、隆重的泛雅典娜节到来时，花费超过12000 德拉克玛。[13](P161)宗教节日的费用不是一笔小开支。
我们前面提到，雅典不向公民征税(包括土地税、财产税、人头税。在雅典历史上，只 有庇西斯特拉图做僭主时征收过土地税，此后凡提出征税就被认潍是僭主的作为(除特 殊情况外，象战争税)。雅典的收入除公共财产外，它的正常收入来自银矿、港口税、 商业税、法庭诉讼费和罚款、以及外邦人人头税。或许因为习惯，或许因为国家收入不 能承担所有的宗教节日费用，其中的一部分开支通过捐助制度由富有者自愿承担。作为 回报，自愿承担者获得从政的资本——荣誉。
富有者不仅承担较多的行政和军事开支，他们还自愿资助宗教节日的活动，可见古典 所有制形式把他们的财富以自愿或非自愿的方式转入公共事业中。捐助制度随着城邦财 政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帝国时期雅典的正常收入比较高，同盟捐款也是一笔数目不小的 固定收入。这一时期雅典国库丰盈，不需要捐助，有关当时捐款的情况也没有留下证据 。而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雅典的巨大财富被战争消耗殆尽，国家财政发生困难，于 是捐助制度出现了新内容——三列桨战船的捐助。吕西亚斯的一篇演说辞为我们提供了 证据。[14]吕西亚斯为其辩护的被告，在7年中为一艘战船花费6塔兰特。演说辞中提到 他捐助的总金额超过10塔兰特，比国家规定金额的4倍还多。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雅 典城邦已经感到财政压力，国家无力支付战争开支，需要借助捐助制度由富有者承担战 争费用。法律上对富有者的捐助额有了明文规定，不得少于2.5塔兰特，捐助由自愿变 为法律强制。没有资料说明财产达到多少者为捐助者阶层，可以肯定的是捐助者的最低 财产额不会少于2.5塔兰特。尽管捐助制度由自愿发展为法律上的义务，荣誉的因素还 存在，否则吕西亚斯的被告不会拿出高于规定金额4倍多的资金捐献给国家。
到公元前4世纪捐助制度变相成为税收制度。雅典财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丧失殆尽， 同盟捐款随同提洛同盟从雅典历史上消失，城邦的收入项目回到战前水平。公元前4世 纪初，国家收入只有130塔兰特。[15]这时战争和饥荒不断，城邦财政发生困难。而公 民已经习惯于由国家提供担任公职和服兵役的生活费用，当伯里克利第一次使“服务陪 审法庭成为有给职”、[10]任公职开始由无给职变为有给职时，雅典财政的支付能力是 绰绰有余的，但是对战后的国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了应付战争开支，公元前377年，雅典成立100个战争税捐助团(war tax symmory)， 每团60人，最低财产额25明那，即约0.4塔兰特。价值25明那的土地相当于7英亩土地， 其中不包括牲畜、工具、房屋、家具。如果以当时8%的出租率出租，一年能得到200德 拉克玛的租金。一个成年男子一年仅食物就需要180德拉克玛，出租土地仅够维持一个 人的生活。拥有25明那地产的公民通常自己耕种，以便获得稍微多一些的收入，但是维 持一家人的生活还是有困难。[16]此时雅典的财政困难已经由富有者波及到平民，捐助 已经不仅仅是富有者的义务，捐助制度变为税收制度。当捐助制度变相成为税收制度， 其性质便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古典的所有制形式面临危机。而以古典所有制形式为 基础的城邦这一共同体在公元前4世纪的衰落大概与此相关联。
尽管成立了战争捐助团仍然与事无济，公元前357年雅典又成立了三列桨战船捐助团(t rierachic Symmory)每团60人，它的成立是由于一、两个富有公民已经无财力单独承担 一艘战船的费用而需要大家共同担负。同吕西亚斯的被告相比，这时雅典富有者已经非 常贫穷了。此外，还成立了三百人团(Three Hundred)，由雅典最富有的300人组成的捐 助团。可能由他们负责征收每一个捐助团的捐助款项，捐助团中财产少的人往往难以支 付战争税，其中不足的款项可能由三百人团中的成员补足。富有者承担的财政负担非常 沉重，色诺芬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了富有者的困境。他们“必须养马，支付合唱队和体 育竞赛的开支”，万一发生战争，城邦会强迫他们“维持一条船的开支”，并且交纳几 乎使他们破产的税款。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捐助制度是雅典城邦财政收入的辅助手段，当城邦收支平衡 时，它是一种自愿行为，当城邦支不付出时，它成为强行手段，甚至变相成为税收制度 。无论它变化如何，不可否认，捐助制度使雅典富有者始终承担较多的国家财政义务， 而且财富越多者承担的义务越多。古典所有制通过捐助制度维持了公民团体内部在经济 上的相对均衡。与法勒亚、柏拉图不同的是，雅典城邦没有限制公民对财富的追求，而 是通过捐助制度让富有者拿出一部分财产为公众服务，雅典的捐助制度达到了柏拉图和 法勒亚想达到却没有达到的目的。
五
正是由于雅典通过捐助制度维护了体现相对均等的分配原则的古典所有制形式，因而 雅典人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这使他们不注重物质生活的享乐而更多地关注精神生活 的愉悦。这一点可以从雅典贵族的酒会中看出(这可能是贵族与普通百姓在生活上的不 同之处)。希腊的酒会是贵族的一种娱乐方式，古希腊人对酒会的描述很少到涉及珍馐 美味，而主要是放在娱乐和谈话上。酒会中有艺人的唱歌、竖琴独奏，也有舞蹈表演等 等，还有参加酒会的人所进行的一些游戏竞赛或诗歌比赛。而他们最感兴趣、乐此不疲 的则是对一些哲学问题的辩诘。柏拉图和色诺芬在他们各自的《会饮篇》中都是通过酒 会而探讨了关于爱的种种形而上学的问题。从当时人们的议论主题中，不难看出希腊人 的兴趣所在几乎就集中于精神生活。
雅典人不为物质所累，因而他们不仅在社会生活中是自由人，在精神世界里也是完全 自由的，这使他们有更多时间去思考宇宙、世界、人生的意义；而他们的思考又不为传 统、不为权威、不为社会或政治环境所束缚，从而涌现出许多影响人类文明的伟大哲学 家、艺术家。
对于雅典人简朴的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就专门探讨过其意义。他认为柏拉图在《法 律篇》中规定的“个人财产的数量应以足够维持其朴素(节制)的生活”为限度的说法是 含糊的概念，因为朴素的生活事实上指贫穷的生活。在他看来，比较准确的叙述应该是 “‘以足够维持其朴素(节制)而宽裕(自由)的生活’为度。让这两个词联合起来，划出 我们应用财富的边际——两者如果分开，宽裕(自由)将不期而流于奢侈，朴素(节制)又 将不期而陷于寒酸。”[7]亚氏对财富所持的是一种中庸的态度，类似于庄子所说：“ 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生活奢侈必然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但是寒酸的 生活也使人为生活所累而不可能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个人要保持其精神自由，就应当做 到宽裕而有节制、自由而又不流于奢侈，而做到这一点是非有高尚的道德不可的。因此 他在书中始终强调教育的作用，旨在培养青年人的道德修养，但是教育如果没有物质基 础做前提，只能因缺乏根基而流于空洞，雅典通过维护古典所有制形式而使其道德教化 有了根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雅典人简朴的物质生活在于他们通过捐助制度维护了 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古典所有制形式，因而有效地保证了物质财富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两 条途径而相对均等地为共同体的全体成员所享有。由此所导致的，不但有繁荣的物质文 化和精神文化，还有共同体成员的良好的素质和高度的道德水平。当然，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因此才有了比较稳固的民主政体和相当充分的个人自由。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8期
【原文出处】《唐都学刊》(西安)2002年02期第78～83页
【英文标题】Classic Mode of Ownership and Daily life of Ancient Athenians
FEI We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China
【作者简介】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裴雯(1967- )，女，河南孟津人，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讲师。
| 【内容提要】 | 古代雅典人始终过着比较简朴的生活，这与他们维持了古典所有制形式及相对均等的 分配原则密不可分，而捐助制度是其保证社会财富不向一端聚集的有效措施。 The ancient Athenians always lived a plain life which was conditioned by t he classic moed of ownership and the principle of relative distribution.And the Liturgy measure helped to bring about the relative equality amony the ci tizens. |
古典时代雅典人的生活很简朴，社会中没有奢华的风尚，甚至巨大的财富也没有改变 他们简朴的生活方式。究其原因，在于雅典采取了一定措施以维护古典所有制形式，从 而在根本上限制奢华之风的流行。
一
希罗多德曾经记述这样一件事情，当希腊人在普拉提亚之役打败波斯人，希腊最高指 挥官斯巴达人帕乌撒尼亚目睹波斯将军马尔多纽斯金银制作的日常用具和豪华的起居环 境，对波斯人的奢侈生活发生了兴趣，于是命令厨师按照通常标准准备一顿将军晚宴。 宴席之豪奢让他大为吃惊，但他并不羡慕，相反，让自己的从仆准备了一顿通常的“拉 科尼亚式的晚饭”。他将希腊将领召集到有着天壤之别的两桌晚饭前，对他们说：“希 腊人啊，我把你们召集到这里，为的是想要你们看一看美的亚人的愚蠢；一个每天吃着 你们看到的这样的饭食的人，却跑到我们这里来想夺取我们这样可怜的饭食”。[1](P8 2)
这段故事反映出希腊贵族同波斯贵族在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距。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 差距?是当时希腊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不发达、物质匾乏所致?我们没有确切的资料说 明希波战争爆发时两个民族的经济实力如何。如果比较双方的军事实力，希腊远逊于波 斯，但是，波斯为这场战争处心积虑准备了三年，从军事实力上判断二者的经济实力不 足为据。退一步，即使希腊的经济实力不如波斯，但是希波战争为希腊人、尤其是雅典 人带来巨大财富，他们却并没有因此而奢华。提洛同盟捐款使雅典成为希腊半岛最富裕 的城邦，国家货币储备额最高曾达9700塔兰特，雅典凭借这笔巨资兴建许多大型公共建 筑，伯里克利时代因而成为雅典历史上修建公共建筑最多的时期。然而公民尤其是贵族 的生活并没有明显改观。当底米斯托克利被逐出雅典后，他让朋友替他运出雅典而终于 被截获的金钱是100塔兰特。[2](P261)这还不是其全部财产，因为他把一部分财产留给 尚在雅典的家人。他虽然拥有众多财富，但物质生活依然很简朴，所以德摩斯梯尼在一 篇演说辞中提到底米斯托克利的住宅时，说它“不比普通人的房屋给人更深刻的印象” 。[3]可见，雅典的富有者纵然拥有大量财富，但在生活方式上与以前并无不同，他们 已经养成简朴的生活方式，甚至富裕了也不懂享乐。
其他证据同样说明雅典人并非财力匾乏而生活简朴。公元前4世纪，德摩斯梯尼的父亲 拥有财产13塔兰特46明那[4]，是当时的富有者。当公元前363年父亲去世时德摩斯梯尼 还未成年，他与母亲、妹妹一年的生活费是7明那，[5]占总财产的0.85%，相当于现在 拥有10万元人民币而一年的花销只有850元!看上去不可思议，而雅典富有者的生活就是 这样。柏拉图《宴饮篇》中提到贵族冬天出门用大衣挡风寒，晚上用大衣当被褥。[6]( P285)简朴是雅典贵族的生活习惯，与财富的多寡没有必然联系。
雅典富有者如此简朴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与普通平民保持着相近的生活水平。一个接 受军事训练的18、9岁的男孩从城邦得到每天4奥波尔的生活费，[7](P3)一年大约2.5明 那，与富有的德摩斯梯尼的家庭相差无几。
所以，并不是雅典人无力承受豪奢的筵席，而是由于他们的崇俭抑奢。之所以形成这 种价值取向，或许直接原因便在于他们的政治制度。众所周知，自梭伦改革以后，雅典 便逐步走上了民主发展的道路。无论雅典城邦实行的是僭主政治还是民主政治，公民都 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因此，不仅当时的城邦官员必须得到大多数公民的拥护，即使僭 主也必须有大多数公民的支持。而为此，即便是雅典的贵族、富有者也不能在物质生活 上与普通平民有太大的差距，否则便会引起民众的反感，乃至遭到民众的唾弃。不过， 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根本原因则在于古典时代雅典社会的所有制形式以及相应的收入 分配制度。
二
希腊贵族与波斯贵族在生活方式上形成的强烈反差，我们用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的所有 制形式和古典的所有制形式的论断便可以得到解答。
马克思指出：“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 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因为这种统一体是实际的所有 者，并且是公共财产的真正前提”。[8](P463)这就是说，作为天然共同体家庭、部落 等小共同体之上的最高统一体，才是这个社会的真正所有者。它不仅拥有对资源的垄断 权，同时还拥有对财富的占有权；而这个最高统一体的代表就是专制君主及其下属的贵 族。古代中国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反映出的就是 这种社会现实。正是这个缘故，在古代东方社会里，个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每 一个单个的人在事实上失去了财产，或者说，财产……对这单个的人来说是间接的财产 ，因为这种财产，是由作为这许多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所体现的统一总体”，[8](P4 73)个人对于耕种的土地没有所有权。因为土地属于王有，所以，耕种土地的人必须向 所有者即以专制君主为代表的贵族阶层交纳税赋。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夏后氏五十而贡 ，殷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这样一来，专制君主和贵族便不仅垄断了一切资源， 而且独占了所有社会剩余劳动。因此，马克思说：“在东方专制制度下以及那里从法律 上看似乎并不存在财产的情况下，……公社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属于最终作为个人而存在 的更高的统一体，而这种剩余劳动既表现在贡赋等等的形式上，也表现在为了颂扬统一 体……而共同完成的工程上”。[8](P473)诚然，中国历史上也经常出现“轻摇薄赋” 的举措，以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但根本的目的并不在于达成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而 仅仅是为了巩固专制君主的统治。因此，这类举措总是在新王朝刚刚建立时才会被实施 。
相形之下，在古典所有制形式中，私有财产出现较早。城邦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主 要由拥有小块土地的、具有独立地位的自由农民组成，他们在共同体中以平等的身份结 合在一起，没有一个作为共同体最高代表的统治者存在。共同体财产也不归一个人所有 ，共同体财产分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公有财产(主要是土地)则属于神庙或村社，“以 满足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荣誉等等”。[8](P467)公有土地在雅典的历史上始终存在， 梭伦改革时废除的不仅有私债还有公债，伯罗奔尼撒战争时雅典征服反叛的列斯堡，把 征服土地的十分之一奉献于神庙。公元前4世纪留下的出租债碑中有村社公有土地出租 的债碑，证明公元前4世纪公有土地仍然存在。公有土地归村社公民共有，国家的财政 需要一部分由公有财产支付。私有财产在法律上完全归个人所有，在正常情况下国家不 能向他们征收赋税，这不同于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中的耕种土地的小农。
在雅典的古典所有制形式中，尽管也存在着贵族与平民的区分，并且贵族拥有较平民 更多的土地和财产，但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主要的、甚至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仍然是作 为小土地所有者的自由农民。众所周知，在梭伦改革之前，雅典存在着大量的“六一农 ”，还有失去土地的债务奴隶。因此，在资源和收入的分配上极不平等，贵族几乎独占 了全部社会剩余财富。梭伦改革不仅废除了公私债务，而且使所有雅典公民成为土地的 主人。正是由于大量自由农民的存在，雅典才可能由贵族政治而逐渐走向民主政治。诚 然，商品经济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存在和发展中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大量自由农民的存 在，才为雅典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因为他们是这个共同体的公民，与贵族享有同等 的权利，在这一条件下，城邦主权就属于人民。而且，由于所有公民都拥有属于自己的 土地和财产，剩余产品自然不可能由某个阶级或某个个人所独占。这样，贵族同广大平 民在物质生活水平上不会拉开太大距离，进而形成崇尚简朴、抑制奢侈的社会风尚，并 最终变成雅典人的生活方式。
所以，雅典简朴的生活方式，根本原因在于古典所有制形式，这种所有制形式保证了 拥有自己土地的、广大的自由民的存在，他们从根本上于不同于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中的 、其剩余劳动以赋税形式上缴统治阶层的小农，因而社会财富相对合理地分布于社会各 个阶层而不同于财富集中于少数统治者阶级的亚细亚所有制。
三
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8](P17 )雅典的古典所有制形式，使生产条件在所有自由人中较为均等的分配，因而，体现在 分配原则上就具有了相对的平均主义的特色。
什么是相对均等的分配原则?所谓相对均等的分配原则，指通过某种措施限定个人财产 的无限发展，使社会中的富有者阶层与贫穷者阶层之间的财富差距不致过大。这是一个 很模糊的定义，二者之间的差距多大为相对均等呢?就雅典而言，最富有的捐助者阶层 与小农阶层的财产差额大致是10倍。[9](P155)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允许人们的财富 增益到最低业户财产的5倍。[10]财产之间的具体差额不是关键，关键之处在于社会中 存在着一种限制社会财富向一端聚集而造成两极分化的制约机制。同亚细亚所有制相比 ，古典所有制形式实现了这种相对均等的分配原则。
不过，体现这种带有平均色彩的分配原则的所有制形式是很脆弱的，它要求建立在这 种分配原则之上的共同体，必须保证“组成共同体的那些自由而自给自足的农民之间保 持平等，以及作为他们财产继续存在的条件的本人劳动”[8](P476)，即：一，共同体 成员之间地位平等；二、每一个成员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满足自身及家庭需要的土地 ，而两个条件中的第二个条件又是第一个条件的前提，因为地位的平等是以经济的平等 与独立为前提的。然而保持共同体内部成员的经济独立并不容易。马克思曾说，人口增 长、生产力的提高、工商业的发展、征服等都是瓦解因素。[8](P485)当然这些因素不 仅会瓦解古典的所有制形式，也会瓦解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但是“亚细亚形式必然保 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即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 生产的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等，”[8](P484)古代埃及 和古代中国几千年如一的社会形态便能说明这一点。
现在我们来分析这些破坏因素对雅典的影响。征服是来自外部的突发因素，古代许多 文明被外来蛮族摧毁，这是一种不可预料也不可控制的因素，不是人力可为的。就生产 力来看，工业革命以前的农业社会中的技术进步只是量的变化，不足以引起质变。正如 马克思所说，在旧的传统的土地耕作方式之下，原有土地面积上的生产率通过生产力的 提高而发展的速度是最缓慢的，也就是说，工业革命以前的生产力的提高还不足以起到 瓦解所有制形态的作用。
真正起到瓦解作用的是工商业和人口增长，而它们产生的影响复杂得多。我们知道古 代希腊自古就是一个商业民族，除斯巴达外，其他各城邦的工商业发展水平在古代社会 中都达到比较高的程度。工商业的发展在一定范围内，不仅不会破坏所有制形式，反而 有助于所有制的维持。例如，梭伦改革时曾将公民引向工商业以解决土地不足的问题， 公民有了谋生的手段，在经济上能够保持独立，对已有的所有制形式是一种维护；但是 超过一定限度，就会起到破坏作用。工商业不同于农业经济中财富的缓慢积累，它能使 财富在短期内迅速积累，加剧社会贫富差距，使一部分或一大部分成员失去财产，经济 上无法独立因而导致所有制形式瓦解。人口增长在一定限度内也会促进经济发展，超过 限度，则加剧土地集中化的过程，社会出现两极分化，瓦解所有制形式。从雅典历史看 ，雅典城邦很少将公民权授予其他人。亚里士多德曾说，“繁殖如无限制，势必导致贫 穷”。[7](P1265)
但是，只要社会环境稳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具有不可阻挡之势，古典所有制形式 采取一种恰当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存在就显得尤为重要。嘉尔基顿的法勒亚“提出用节制 财产的方法消弭内乱”，[10](P1226)柏拉图提出限定财产数额的方法减小贫富差距。 无论是法勒亚还是柏拉图，他们的设想中都包含整齐划一的硬性规定，限制了个人能力 的发展，没有现实的可能性。而雅典人通过捐助制度实现了相对平均的分配原则，从而 达到了目的与手段的统一，维护了古典所有制形式。
四
对于古代社会而言，通常情况下资源的分配和收入的分配基本上都能保证生活的物质 需求，关键问题是社会剩余归谁所有，即除了维持生活的必要劳动之外的剩余财富的归 属。在古代东方国家，社会剩余为政治上、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攫取，在雅典， 通过捐助制度使社会剩余相对平均的分布于社会各阶层。
古代雅典的捐助制度(liturgy)是富有者无偿资助城邦的一些公共活动。最初是资助宗 教活动，即资助宗教节日上戏剧表演或体育竞赛的训练及比赛费用，后来发展为三列桨 战船捐助和战争捐助。芬利认为捐助制度的起源很早，在政治共同体(community)还没 有完全形成之前已经出现捐助现象。当时贵族家庭需要向社会提供一些必要的公共服务 ，像负责神庙的修建等。从捐助制度的形式看，它的起源很早，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出现 的时间比较晚。戴维斯通过研究得出，雅典的捐助制度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初，公元前5 02年对宗教节日上合唱队的捐助已经成为制度，有关合唱队的最早记录可能是公元前48 0年斯特卢松(Strouthon)的希波尼科斯(Hipponikos)。这些研究告诉我们，捐助制度最 早与宗教活动有关，Iiturgy这一词本身就带有宗教仪式的含义。
捐助制度出现于梭伦改革之时，揭示出捐助在雅典成为制度的社会背景。没有证据说 明梭伦确立捐助制度，但是，他的改革措施及诗歌残片证明他力图限制贵族的权利及财 富，他在诗歌中说：“你们这些财物山积，丰衣足食而且有余的人，应当抑止你们贪婪 的心情，压制它，使它平静，……”。[7]即或捐助制度的起源与梭伦本人无关，梭伦 力图缩小公民之间贫富差距的改革措施也体现了捐助制度的思想。
希波战争以前的捐助主要为了宗教目的。当时城邦实行无给职制，所有的行政职务没 有薪水。担任公职的人必须有生活来源，富有者担任公职的可能性更大，事实上，国家 把行政开支加于富有者身上。雅典也没有常备军，由负担得起装备的贵族和重装步兵作 战，即战争费用加于有经济能力的人。从城邦的行政、军事等重要开支看，富有者担付 着城邦更多的财政义务。
国家还有一笔重要的开支——宗教节日的费用。雅典宗教节日种类繁多，每一个月都 有一、两个主要节日，一年的主要节日大概有20个之多，[11](P140)倒德摩斯梯尼时代 ，雅典正常年份的宗教节日是97个，而到每4年一次的泛雅典娜节的年份，增至118个。 [12](P34)“德摩斯梯尼时代的雅典在正常年份用于宗教节日的花费大约10000德拉克玛 ，由大约100人共同支付。当每四年一次的、隆重的泛雅典娜节到来时，花费超过12000 德拉克玛。[13](P161)宗教节日的费用不是一笔小开支。
我们前面提到，雅典不向公民征税(包括土地税、财产税、人头税。在雅典历史上，只 有庇西斯特拉图做僭主时征收过土地税，此后凡提出征税就被认潍是僭主的作为(除特 殊情况外，象战争税)。雅典的收入除公共财产外，它的正常收入来自银矿、港口税、 商业税、法庭诉讼费和罚款、以及外邦人人头税。或许因为习惯，或许因为国家收入不 能承担所有的宗教节日费用，其中的一部分开支通过捐助制度由富有者自愿承担。作为 回报，自愿承担者获得从政的资本——荣誉。
富有者不仅承担较多的行政和军事开支，他们还自愿资助宗教节日的活动，可见古典 所有制形式把他们的财富以自愿或非自愿的方式转入公共事业中。捐助制度随着城邦财 政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帝国时期雅典的正常收入比较高，同盟捐款也是一笔数目不小的 固定收入。这一时期雅典国库丰盈，不需要捐助，有关当时捐款的情况也没有留下证据 。而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雅典的巨大财富被战争消耗殆尽，国家财政发生困难，于 是捐助制度出现了新内容——三列桨战船的捐助。吕西亚斯的一篇演说辞为我们提供了 证据。[14]吕西亚斯为其辩护的被告，在7年中为一艘战船花费6塔兰特。演说辞中提到 他捐助的总金额超过10塔兰特，比国家规定金额的4倍还多。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雅 典城邦已经感到财政压力，国家无力支付战争开支，需要借助捐助制度由富有者承担战 争费用。法律上对富有者的捐助额有了明文规定，不得少于2.5塔兰特，捐助由自愿变 为法律强制。没有资料说明财产达到多少者为捐助者阶层，可以肯定的是捐助者的最低 财产额不会少于2.5塔兰特。尽管捐助制度由自愿发展为法律上的义务，荣誉的因素还 存在，否则吕西亚斯的被告不会拿出高于规定金额4倍多的资金捐献给国家。
到公元前4世纪捐助制度变相成为税收制度。雅典财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丧失殆尽， 同盟捐款随同提洛同盟从雅典历史上消失，城邦的收入项目回到战前水平。公元前4世 纪初，国家收入只有130塔兰特。[15]这时战争和饥荒不断，城邦财政发生困难。而公 民已经习惯于由国家提供担任公职和服兵役的生活费用，当伯里克利第一次使“服务陪 审法庭成为有给职”、[10]任公职开始由无给职变为有给职时，雅典财政的支付能力是 绰绰有余的，但是对战后的国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了应付战争开支，公元前377年，雅典成立100个战争税捐助团(war tax symmory)， 每团60人，最低财产额25明那，即约0.4塔兰特。价值25明那的土地相当于7英亩土地， 其中不包括牲畜、工具、房屋、家具。如果以当时8%的出租率出租，一年能得到200德 拉克玛的租金。一个成年男子一年仅食物就需要180德拉克玛，出租土地仅够维持一个 人的生活。拥有25明那地产的公民通常自己耕种，以便获得稍微多一些的收入，但是维 持一家人的生活还是有困难。[16]此时雅典的财政困难已经由富有者波及到平民，捐助 已经不仅仅是富有者的义务，捐助制度变为税收制度。当捐助制度变相成为税收制度， 其性质便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古典的所有制形式面临危机。而以古典所有制形式为 基础的城邦这一共同体在公元前4世纪的衰落大概与此相关联。
尽管成立了战争捐助团仍然与事无济，公元前357年雅典又成立了三列桨战船捐助团(t rierachic Symmory)每团60人，它的成立是由于一、两个富有公民已经无财力单独承担 一艘战船的费用而需要大家共同担负。同吕西亚斯的被告相比，这时雅典富有者已经非 常贫穷了。此外，还成立了三百人团(Three Hundred)，由雅典最富有的300人组成的捐 助团。可能由他们负责征收每一个捐助团的捐助款项，捐助团中财产少的人往往难以支 付战争税，其中不足的款项可能由三百人团中的成员补足。富有者承担的财政负担非常 沉重，色诺芬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了富有者的困境。他们“必须养马，支付合唱队和体 育竞赛的开支”，万一发生战争，城邦会强迫他们“维持一条船的开支”，并且交纳几 乎使他们破产的税款。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捐助制度是雅典城邦财政收入的辅助手段，当城邦收支平衡 时，它是一种自愿行为，当城邦支不付出时，它成为强行手段，甚至变相成为税收制度 。无论它变化如何，不可否认，捐助制度使雅典富有者始终承担较多的国家财政义务， 而且财富越多者承担的义务越多。古典所有制通过捐助制度维持了公民团体内部在经济 上的相对均衡。与法勒亚、柏拉图不同的是，雅典城邦没有限制公民对财富的追求，而 是通过捐助制度让富有者拿出一部分财产为公众服务，雅典的捐助制度达到了柏拉图和 法勒亚想达到却没有达到的目的。
五
正是由于雅典通过捐助制度维护了体现相对均等的分配原则的古典所有制形式，因而 雅典人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这使他们不注重物质生活的享乐而更多地关注精神生活 的愉悦。这一点可以从雅典贵族的酒会中看出(这可能是贵族与普通百姓在生活上的不 同之处)。希腊的酒会是贵族的一种娱乐方式，古希腊人对酒会的描述很少到涉及珍馐 美味，而主要是放在娱乐和谈话上。酒会中有艺人的唱歌、竖琴独奏，也有舞蹈表演等 等，还有参加酒会的人所进行的一些游戏竞赛或诗歌比赛。而他们最感兴趣、乐此不疲 的则是对一些哲学问题的辩诘。柏拉图和色诺芬在他们各自的《会饮篇》中都是通过酒 会而探讨了关于爱的种种形而上学的问题。从当时人们的议论主题中，不难看出希腊人 的兴趣所在几乎就集中于精神生活。
雅典人不为物质所累，因而他们不仅在社会生活中是自由人，在精神世界里也是完全 自由的，这使他们有更多时间去思考宇宙、世界、人生的意义；而他们的思考又不为传 统、不为权威、不为社会或政治环境所束缚，从而涌现出许多影响人类文明的伟大哲学 家、艺术家。
对于雅典人简朴的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就专门探讨过其意义。他认为柏拉图在《法 律篇》中规定的“个人财产的数量应以足够维持其朴素(节制)的生活”为限度的说法是 含糊的概念，因为朴素的生活事实上指贫穷的生活。在他看来，比较准确的叙述应该是 “‘以足够维持其朴素(节制)而宽裕(自由)的生活’为度。让这两个词联合起来，划出 我们应用财富的边际——两者如果分开，宽裕(自由)将不期而流于奢侈，朴素(节制)又 将不期而陷于寒酸。”[7]亚氏对财富所持的是一种中庸的态度，类似于庄子所说：“ 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生活奢侈必然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但是寒酸的 生活也使人为生活所累而不可能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个人要保持其精神自由，就应当做 到宽裕而有节制、自由而又不流于奢侈，而做到这一点是非有高尚的道德不可的。因此 他在书中始终强调教育的作用，旨在培养青年人的道德修养，但是教育如果没有物质基 础做前提，只能因缺乏根基而流于空洞，雅典通过维护古典所有制形式而使其道德教化 有了根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雅典人简朴的物质生活在于他们通过捐助制度维护了 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古典所有制形式，因而有效地保证了物质财富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两 条途径而相对均等地为共同体的全体成员所享有。由此所导致的，不但有繁荣的物质文 化和精神文化，还有共同体成员的良好的素质和高度的道德水平。当然，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因此才有了比较稳固的民主政体和相当充分的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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