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从“长途贸易”论到“内部根源”论
——西方学者对英国中世纪市场的研究
谢丰斋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8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2年02期第107～118页
【作者简介】作者谢丰斋，北京大学博士生，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副教授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西欧近代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的研究日趋重视。然而，西欧早近 代市场与前近代的中世纪市场有直接的转承关系，故而对早近代市场的研究迟早要上溯 到中古市场。实际上，在西方对中古市场的研究一直在商业史和经济史的范畴内进行。 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中世纪商业和市场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长途贸 易”论到“内部根源”论、再到“商业化”学说为主导的学术发展历程。这里我们主要 以对英国的研究为主线作一简要评述。
一、“长途贸易”论与商业和城市研究
市场是商业交换的基础设施，对中世纪市场的研究是从商业史研究开始的。西方学者 研究中世纪的商业起源和商业形态，目前主要存在两大学术流派。一派以资本主义起源 问题上的“长途贸易”论为指导，主张中世纪商业复苏是地中海贸易区与波罗的海贸易 区及北海贸易区之间打开了贯通西欧大陆的国际长途贸易的结果，城市兴起也主要出现 在国际长途贸易集中的商业沿线。他们的观点长期以来代表西方经济史和商业史研究的 主流派，也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学派。另一派坚持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的“内部根源 ”论观点，认为封建社会自身的生产力进步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才是商业和城市发展、同 时也是资本主义起源的根本原因。这一派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主要在二次世界大 战之后奠立起来。
在西方商业史研究领域，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以长途贸易论和城市论为代表 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对中世纪商业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大型 国际集市、中心港口城市和少数大宗产品以及奢侈品的国际长途贸易，很少去注意单个 国家和地区在本土范围以内的地方市场和内地贸易。他们的学术思想在总体上显示“商 品经济是外于封建的”，(注：马克垚：《说封建社会形态》，《历史研究》， 2000年第2期，第9页。)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封建制度本身都是在“外来”商业贸易 的影响和侵蚀下趋向瓦解的。
这一派观点的理论倾向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历史经济学理 论主要阐述了近代以来市场社会或商业社会的产生与运行。他主要不是从生产出发，而 是从交换出发来分析社会历史的进步，认为交换和交换赖以存在的劳动分工、市场与城 市的发展才是历史发展与进步的主线。从这样的思想理论出发，亚当·斯密分析西欧从 中世纪农业社会向近代商业社会转变时，认为主要原因是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欧 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注：亚当·斯密：《国富论》，第3卷；参见王渊 明：《西欧现代化的曙光》，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9年版，第43页。)亚当·斯密的学说开启了欧美学者研究经济史的资产阶级自由 主义思潮的先声。
进入20世纪以后，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和德国学者马克斯·韦 伯等人又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
亨利·皮朗是“长途贸易”论的主要奠基人。他研究中世纪欧洲经济史首先注意到11 世纪时北欧地区的商业贸易发展起来，认为这是欧洲国际长途贸易恢复后的结果。他说 ：“最初的推动力来自外界，在南方是威尼斯，在北方是斯堪的纳维亚的航运。”(注 ：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3页。)在此之 前，他假定东西方贸易和欧洲内部的国际贸易在加洛林时代因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而断绝 ；(注：皮朗有一个的著名的观点，即：“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10世纪以 后，特别是随着“十字军”东征以后，阿拉伯人的阻隔又逐渐被打破，“整个地中海向 西方开放，或者说重新开放了，”欧洲的海运商业由此兴起。“随着海运商业复兴而来 的是海运商业向内地的迅速深入。不仅是农业因市场需要农产品而受刺激，及受交换经 济的影响而变成交换经济的一部分，而且还产生了一种新的出口工业。”(注：亨利· 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31页。)海运商业向内地深入，刺激了农业社会 的变化和商业经济兴起。所以，皮朗强调：“凝固于农业文明中的西欧，倘若没有外界 的刺激和范例，是不能如此迅速地习惯于一种新的生活的。”(注：亨利·皮朗：《中 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44页。)总之，在皮朗看来，长途贸易的恢复是改变欧洲的 契机。
这种长途贸易理论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罗·斯威齐等人的继续发展。斯威齐与多 布进行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争论时，从总体上赞同“贸易的发展是西欧封建主义没 落的决定因素”。他认为，主要根源于国际长途贸易的商业活动是促成新的生产体系产 生的主要动力；一种“为交换而生产”的新生产体系冲击着“为使用而生产”的旧生产 体系，最终促使了封建制度的瓦解。
到了20世纪70年代，费尔南·布罗代尔又为长途贸易论思想做了重要的阐释。布罗代 尔在其研究欧洲经济文明史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经济世界”的观点。他构架的“经 济世界”主要由大城市联结的国际长途贸易组成。在论及中世纪的“经济世界”时，布 罗代尔曾认为，中世纪的欧洲经济有两大“发展极”，即意大利和莱茵河下游的北欧地 区。他说：“正是在这些年代(1130-1160年)，尼德兰和意大利北部这两个电极真正接 通了电路。电流大体上经由法兰西地峡从南到北地贯穿欧洲。”“在欧洲地域建立起来 的新的经济世界以特鲁瓦、普罗万、奥布河上的巴尔和拉尼为中心。这一空间很早就具 有经济世界的区域特征。”(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商务印书馆1 997年版，第127页。)在布罗代尔看来，这个“经济世界”内部的长途贸易形成了商业 性的城市网络。不过，他认为在地理大发现以前，经济变化已经“把城市网络的次要点 拖得筋疲力尽，而主要点却从中得益。”(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 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02页。)所以，到了近代 早期，主要是伦敦、巴黎、开罗、伊斯坦布尔和北京等这样几个大城市拉动着整个世界 经济。
布罗代尔的经济文明史体系也从总体上强调市场在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 在研究前工业时代欧洲经济史的《文明和资本主义》一著中，对市场的作用做了结构性 描绘。他说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好比一栋三层的楼房，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底层代表物 质文明，由人口、物资、能源和货币这些资源组成，是日常生活的基础结构或环境；顶 层代表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比较复杂的经济活动；而处在中间层的就是以交 换形式而存在的市场，它联结上、下层，使房子合在一起，所以对这座房子的整体结构 取着关键性的作用。(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400-1800年的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 (F.Braudel,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New York:Harper and Row,19 75)；另见，科娃雷斯基：《中世纪艾克斯特的地方市场与地区贸易》(Maryanne Kowal eski,Local Markets and Regional Tradein Medieval Exeter,Cambridge;New York:C 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介绍，第1页。)但是，布罗代尔所理解的市场主 要是由长距离贸易所形成的所谓“高水平的商业”(an upper level of trade)，对于 联结内地贸易的地方市场，他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而且，他的大多数研究在时间上主 要关心早近代的贸易，而不是中世纪贸易。(注：科娃雷斯基：《中世纪艾克斯特的地 方市场与地区贸易》，介绍，第1页。)
20世纪后期与长途贸易论思想相联系的其它西方经济史理论还有“经济全球化”学说 和“世界体系”理论。
“经济全球化”学说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国际经济史界出现了一种思潮，试 图用一种“非欧中心论”的模式对前近代的世界历史做出解读。它的代表人物是珍妮· 阿布-卢格霍德和贡德·弗兰克。1989年，阿布-卢格霍德在《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 350年的世界体系》一书中提出了“13世纪非洲-欧亚世界体系”的概念。她认为有8个 相互联系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结合，组成了一个统一的13世纪的非洲-欧亚世界体系 和分工；这8个相互联系的地区又被分成3个相互联系的内部紧密的亚体系：(1)欧洲亚 体系，包括香槟集市、弗兰德尔的工业以及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业区；(2)中东心脏地带 及其联结东西方的商路，这些商路经由巴格达和波斯湾、开罗和红海而延伸到蒙古人控 制的亚洲；(3)包括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在内的印度洋-东亚亚体系。历史上重大的机遇 和灾难以及14世纪中期的危机和黑死病对于它们几乎是共同的。(注：贡德·弗兰克： 《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阿布-卢格霍德对古代史的全球化 分析为弗兰克写作《白银资本》提供了灵感。在阿布-卢格霍德所研究的13世纪世界经 济的基础上，弗兰克重新研究了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1400-1800年)东西方贸易的结构 和性质。他提出从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经济(主要是世界贸易) 实际上是“亚洲人的时代”。这个观点在近几年出台以后，几乎成为一时的绝响。
其实，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对中世纪经济世界的分析也有类似的见识。他曾经说 ：让我们看看在1450年之前的3个世纪中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在12世纪，东半球拥有众多 的帝国和小世界，它们中有许多在边界上互相联结。当时，地中海是一个贸易中心，拜 占廷、意大利城邦以及某种程度上北非的某些部分都在这里相遇。印度洋——红海混合 区形成另一个这样的中心。中国地区是第三个。从蒙古到俄国的中亚大片陆地是第四个 。波罗的海地区正在形成第五个。从经济意义上说，当时西北欧还是一个“非常边缘的 ”地区。(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 卷，第14页。)
从世界体系理论和经济全球化理论对前工业化时代世界经济格局的分析中，我们看到 ，这两种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把皮朗所开创的国际长途贸易理论所包含的历史空间 舞台扩大了。在这个扩大了的空间里，新的研究者在学术视野上比前辈学者更加开阔， 学术观点也不再保守前辈学者的历史自负。他们从中古及近代早期的国际长途贸易格局 看到的不是商业刺激发展而显示的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独特性，而是欧洲在这种不 平等的前近代国际贸易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和后来的崛起。这样的研究结论无疑给鼓吹“ 欧洲中心论”的西方自由派正统史观提出了修正。这种新的认识观在西方近年来出版的 某些中世纪史著作里已有反映。如认为，西欧在中期中世纪出现的盛世繁荣，是因为西 欧当时处在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那就是，欧亚大陆政治地理的运动趋 向——主要是中亚游牧民族的运动，在促成东西方的贸易关系中倾向于给西欧带来一种 “优惠”。以英国而言，它处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尾端，一旦它与覆盖整个西欧北欧和地 中海地区的商业网络接头以后，这个网络就从远至东方的印度、中国和东南亚输入商品 ，这样就带动了英国的商业贸易。英国成为欧亚国际贸易网络中的一分子，它在这个贸 易网络中的当时地位可能还“相当谦卑”，主要是原材料的提供者和制成品及奢侈品的 进口者；(注：尼格尔·苏：《牛津英国中世纪插图史》(Nigel Saul,The Oxford Illu strated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第146页。)但是，“不能排除正是这种贸易在商人中间造就了拥有大量财产的 人，又在领主阶层中间造成了豪阔消费的时尚。”(注：理查德·摩尔的莫：《安茹英 国：1154-1258》(Richard Mortimer,Angevin England,1154-1258,Oxford,UK:Blackwe ll,1994.)，第193页。)
与长途贸易论紧密联系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城乡分离”学说。这个学说对中世纪城 乡关系的分析，完全将中世纪的城市和乡村机械地割离开来，把城市所代表的商业经济 与乡村所代表的封建领主经济看成是截然分开的两重世界。亚当·斯密最先把中世纪以 来的西欧城市看作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而把乡村看成是传统保守势力的地盘。中 世纪的城乡关系首先在他的历史经济学理论里被分离开来。皮朗进一步论证，中世纪的 城市化浪潮源于欧洲长途贸易的复苏。他认为：从事奢侈品贸易的旅行商人能够在位于 国际商道上比较适宜、经常是有要塞保护的地方定居下来，是中世纪欧洲较大商业中心 得以奠定和发育的基础。(注：亨利·皮朗：《中世纪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版；另见希尔顿：《英法封建社会的城镇》(R.H.Hiltin,English and French towns i n Feudal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第8页。)因此， 皮朗相信商人建立的城市独立于领主控制的乡村世界。他说：“中世纪的市民，……是 一个与城墙以外所有人完全不同的人”，“一离开城门和壕沟，就是另一种法律的领域 ”。(注：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50页。)马克斯·韦伯继续阐发 了城市独立的法权思想。他认为，欧洲城市从建立很早的时候起就是“拥有一块版图的 共同体”，它有自己的“兄弟会组织”、法庭、法律以及部分的自治和自我管理；而中 世纪乡村的土地产权中则负载了村社和庄园的种种权利，限制了农民的自由。(注：马 克斯·韦伯：《城市》(Max Weber,The City,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Martindal e and G.Neuwirth,New York:The Free Press,1958)；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 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参见王渊明：《西欧现代化的曙光》，丁建弘主编： 《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第44页。)战后以来，波士坦、布罗代尔等人沿着城市论的 思路总是夸大城市在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他们把中世纪西欧 城市看成是“封建汪洋大海中非封建的岛屿”，资本主义布谷鸟下蛋和孵化的“暖巢” ，“近代性的前哨”，或者干脆说：“在西欧，资本主义与城市基本上是一码事。”( 注：参见王渊明：《西欧现代化的曙光》，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第 44页及下注①)马克·布罗克也说：“城市是封建社会的外部实体。”(注：马克·布罗 克：《封建社会》(Marc Bloch,Feudal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 ss,1961)，第2卷，第354页。)
长途贸易论和城乡分离说主导中世纪商业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结果，使学术界长期以来 没有足够注意到中世纪西欧地方性市场的存在。因为，既然只有城市(主要是大型港口 城市)与商业(主要是长途海外贸易)联系在一起，封建落后的乡村就没有自由的商业经 济或商品交换可言了，因此也就无所谓地方市场的存在。(注：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曾 把乡村市场看作是传统社会中“习俗经济”的产物。见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 平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章：“市场的兴起”。)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商业 史主要还是关注大宗商品的进出口贸易，包括羊毛贸易、酒贸易、香料贸易等。以波士 坦主编的《剑桥欧洲经济史》(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1966)为 例，它在解释中世纪欧洲经济的转变和成长原因时，虽然也注意到本土市场在雇工劳动 、商品需求、商业技巧和商业组织等方面曾发挥意义重大的作用，但是它最终还是强调 “长距离贸易”和出口市场对经济全局的影响。这类研究因得到西欧国家档案中多不胜 数的关税档案的资料支持，因而一直受到经济史界不成比例的关注，在战后很长一段时 期仍是欧美经济史研究的主流。城市史研究虽然在前期阶段也取得了一些令人瞻目的成 就，如英国的城市史研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出现了A.S.格林(Alice Stopford Green)《15世纪的城市生活》(1894年)、G·昂温(G.Unwin)《伦敦的行会与公司》(190 8年)、J.泰特(J.Tait)《中世纪英国城市》(1936年)等这样一些有“创见性的”著作， 关于这些著作，希尔顿甚至评论：“比较晚近出版的关于中世纪英国城市的一般性研究 ，总是不能与他们前辈的成就相比。”(注：希尔顿：《英法封建社会的城镇》，第5页 。)但是，城市史的研究主题长期以来主要关注城市内部的经济生活，很少联系到周围 农村地区；而且大多数研究围绕中心城市进行，很少留意中小城市的历史，更是极少注 意到中世纪地方小集镇的存在。所以，毫不奇怪，这样的研究主要叙述的是境外商人和 城市经纪人所组成的职业大商人的活动，很少描写市民中的工匠、摊商和其它零售商的 商业行为；有关村庄、小镇、内河港口和地方首府的经济功能以及普通工商业者或其它 经济团体的活动，人们也都不得而知。
二、“内部根源”论与地方市场研究
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人们对西欧封建经济的认识还基本停留在19世纪古典学派的理 论水平上。这种认识把领主庄园经济和农民的乡村经济看成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 与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经济几乎没有联系。但是，从二次大战以来，自由派在西方学术 界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人们开始发现商品交换和商业贸易可能并不是在长途国 际贸易沿线或大城市周围，而恰恰是在地方经济或地区经济的范畴内，以地方性交换或 内地贸易的形式最先发展起来；城乡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像亨利·皮朗所断言的那样是相 互分离、判然有别的两个世界，而是在某种相互依存、密切联系的“共生”关系中形成 了普遍存在的地方经济圈。当然，城市的兴起、城市生存的需要也必然深刻影响和改变 着农村的庄园制度和农业结构的传统面貌。这种农村促进城市，城市又反作用于农村的 经济互动关系在11至14世纪的西欧几乎到处发生，它构成了一国范围内或一个地区范围 内的国内贸易或内地贸易的基础结构。这种普遍兴盛的内地贸易格局是以土地垦荒运动 所带来的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而主要不是长途国际贸易恢复的刺激。这种新的理 论观点是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的“内部根源”论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从某种角度看，内部根源论思想的形成是以“新人口”论对农业和人口的研究为起点 的。
1939年至二战后，以波士坦、蒂托等人为代表建立的“新人口”论取代古典经济学理 论，对前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阐释。这个理论主张人口是主导前近代社会经济 变化的根本因素。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技术水平发展有限，人口主要以土地为生，在土 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到一定的极限之后，就会使人均生产率水平和人均生活 水平下降，由此导致经济的周期性衰退。(注：参见马克垚：《资本主义起源理 论问题检讨》，《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179页。)“新人口”论实际上是关于 农业社会发展的极限理论。新人口论的提出改变了经济史研究的方向，把研究的焦点从 商业和城市转向了农业和农村，将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变化作为新的研究主题。
在研究过程中，“新人口”论看到，在中世纪的一段时期内，主要在公元11-13世纪期 间，随着边疆和边际土地的开垦，农业经济(包括畜牧业经济)发展起来，人口也随之同 步增长，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同时扩大，交换增加，经济变化呈上升趋势。13世纪是上 升的高峰期。用波士坦的话说：“在英国农业史上，13世纪是一个很‘兴旺’的时期— —一个生产上升，技术改进，资本投资，大量劳力用于数量同样增多的土地的世纪。” (注：转引爱德华·米勒：《13世纪的英国经济：近期研究的含意》(Edward Miller,`T he English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Implication of Recent Research',Past an d Present,no.28,1964)，第22页。)而14、5世纪除了劳动力市场之外，又是各项经济 活动走向衰退的时期。
在13世纪的繁荣中，波士坦特别提到封建大地产的经济性质。他认为，大地产或庄园 经济绝对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与市场和城市紧密联系的经济单位。(注：在 波士坦之前，西方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封建庄园有商品生产存在。如20世纪初Dopsch对默 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时代庄园的研究。)他说：“没有一个研究13世纪的学者不会注 意到，不仅工农业生产全面增加，而且更加注重为销售而生产，大地产上或多或少带有 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正在扩展。”(注：M.M.波士坦：《一个货币经济的兴起》(M. M.Postan,`The Rise of a Money Economy',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14,1944) ，第127-128页。)波士坦之后，关于庄园经济与市场联系的事实，受到许多西方学者的 重视，他们承认，封建领主经济具有某种程度的商品化趋势，存在着为市场而生产的经 营倾向。主要自11世纪以降，市场因素在庄园经济中的作用日渐重要，给大地产的经营 管理和会计核算都带来很大影响；到13世纪，封建主更是大力改善庄园的管理，直接经 营自营地，出卖粮食、羊毛、木材等产品，形成了一个经济高涨时期。(注：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在此前提下，著 名农业史家斯利彻·范·巴斯(J·H·Slicher·Van·Bath)提出：欧洲从12世纪起就摆 脱了单纯满足生存的“直接农业消费”阶段，开始进入从流通领域取得剩余农产品的“ 间接农业消费”阶段。(注：J.H.斯利彻·范·巴思：《西欧农业史：公元500-1850年 》Slicher Van Bath,The Agran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A.D.500-1850,Londo n and New York,1963)，第24页。)
庄园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揭示了地方市场和内地贸易的存在。战后以来，一批马克思主 义经济史学家以多布、希尔顿和布伦纳等人为代表，进一步提出西欧中世纪商品经济的 发展源于封建社会内部；他们主要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化的角度寻找商业发展的线索 。希尔顿强调指出：中世纪的贸易发展，“必须与生产方式的变革密切联系起来考察， ……孤立的贸易史不能告诉我们封建制度特有的关系何时和怎样让位给资本主义关系。 ”他还说：“经济发展是以超过生存需要的社会总剩余生产量的增加为标志的。这一因 素，而不是所谓国际贸易的复兴……乃是商品生产的基础”；而“国际贸易的显著增长 从年代顺序上看是在农业生产力发展之后发生的”。(注：希尔顿主编：《从封建主义 到资本主义过渡》(R.H.Hiltoned,The Transition for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Lo ndon:NLB;Atlantic Highlands[N.J.]:Humanities Press,1976)，第153-154，116页。 )这样就将传统的长途贸易论观点颠倒了过来，把国际长途贸易的兴盛以及城市的发展 看成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尤其农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致因。在城市问题上，内 部根源论也不同意“城乡分离”、城市代表“非封建”的传统看法，而是把城乡置于封 建社会的统一体之中。英国学者多布(M.Dube)在《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一书中指出：西 欧中世纪城市一半是封建经济的仆人，一半是它的寄生者。希尔顿也说：“城市远不是 封建社会中的对立因素，而是构成其基本结构的成分之一。”(注：希尔顿：《英法封 建社会的城镇》，第18页。)
内部根源论在理论上修正了长途贸易论对中世纪商业起源和商业形态的解释，在研究 方向上也把研究视野从长途贸易转向内地贸易，从大城市转向中小城市、尤其转向地方 集镇和村庄市场，从职业商人转向小商贩甚至市场大众。总之，新的研究重点转向了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内部市场。当然，对国内地方市场的研究早在新的经济史理论成型以前 就已经存在，如20世纪20年代格拉斯对英国12-18世纪谷物市场的研究。(注：格拉斯： 《12-18世纪英国谷物市场的发展》(N.S.B.Gras,The Evolution of the English Corn Market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 ity Press;London:H.Mil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5)，第32-33页。)但是， 从结构上系统探讨英国地方性市场是从希尔顿等人的研究开始的。他们的研究在早期阶 段，大致在50-60年代，主要对地产档案、城市档案和其它地方档案进行发掘整理，考 察地方市场尤其小城镇的基本经济形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工作如希尔顿对西米德兰(t he West Midlands)地区的研究。(注：希尔顿：《领主、市民与小商贩》(R.Hilton,`L ords,Burgesses and Hucksters',Past and Present,no.97,1982)，第3-15页；另见希 尔顿：《一个中世纪社会：13世纪末期的西米德兰》(R.H.Hilton,A Medieval Society :The West Midland sat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Cambridge [Cambridge shir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70、80年代以后直到现在是 这个领域研究的繁荣时期。许多研究以个案的形式进行，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中小 城镇的研究，另一类是对乡村市场的研究。前者如拉夫提(J.A.Raftis)《中世纪英国的 小城镇：哥德曼切斯特，1278-1400》(1980年)、克恩(Keene)《中世纪温切斯特调查》 (1985年)、布里特纳尔(R.H.Britnell)《科尔切斯特的兴衰，1300-1525》(1986年)、 罗梭(Rosser)《中世纪的威斯特敏斯特，1200-1540》(1989年)、波涅·马格里特(Bonn ey Margaret)《领主权和城市公社：达勒姆和它的领主权，1250-1540》(1990年)、大 卫·休(David Gary Shaw)《一个共同体的创造：中世纪的威尔士城》(1993年)等。(注 ：参见科娃雷斯基：《中世纪艾克斯特的地方市场与地区贸易》，著后“文献索引”。 )其中还是以希尔顿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的一系列研究认为，以地方集镇为中心的地 方市场体系和地区贸易构成了中世纪经济的“基础板块”，经济史的任务首先要弄清这 个“基础板块”的“内在机制”(the Inner Workings)，然后才有可能开始去解读中世 纪末期导致西方社会向着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方向运动的关键性转变。(注：科娃雷斯基 ：《艾克斯特的地方市场与地区贸易》，第2页。)他说：“存在于地方集镇(Market To wn)的简单商品生产的扩散，很可能像较大城市和港口的商业资本的成长一样，都促进 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注：希尔顿：《中世纪的集镇与简单的商品生产》(R.Hilt on,`Medieval Market Towns and Simple Commodity Production',Pastand Present,n o.109, 1985)，第109页。)对乡村市场的研究主要以布里特纳尔为代表，包括阿兰·爱 略特(Alan Everitt)、大卫·法默(David Farmer)和詹姆士·马斯切尔(James Masscha ele)等人在内，他们对1200年以前的英国市场、1200年至“黑死病”发生之前的英国市 场以及“黑死病”以后的英国市场变化都作了统计学上的分析，(注：布里特纳尔：《1 200年以前英国的市场与王室管理》(R.H.Britnell,`English Markets and Royal Admi nistration before 1200',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31,no.2,1978)，第183-196 页；布里特纳尔：《1200-1349年英国市场的增生》(R.H.Britnell,`The Prolliferati on of Marketsin England,1200-1349',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34,no.2,1981) ，第209-221页。)此外，还有更多以郡为单位的研究。
应该提到，内部根源论对中世纪英国地方市场的研究围绕领主经济和农民经济对市场 的不同作用问题，还存在着两种分歧意见。一种意见以布伦纳的研究为代表，不是强调 小农的经济独立性，而是强调地主地产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注：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第246页注释⑨。)希尔顿对小城镇的研究虽然主 要突出小土地所有者和小商品生产者对地方市场的贡献，但是，他对13世纪英国中西部 地方经济的研究也在总体上承认：“这些中西部的城市和市场，同其它地区一样，大部 分同“领主经济”(the seigneurial coonomy)紧密联系在一起。”(注：希尔顿：《领 主、市民与小商贩》，第5页。)以布里特纳尔的研究为代表，则强调农民经济对市场发 展的作用。布里特纳尔认为：农业生产者、手工业者和商人之间的地方贸易是促进中古 盛期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注：布里特纳尔：《1200年以前英国的市场与王室管 理》，第209-221页。)爱德华·米勒(Edward Miller)从商品交易量的角度也指出“小 人物”的市场参与是商业的主要形式。他说：“首先一点，商业交易中占压倒优势的多 数涉及的既不是进口，也不是出口；商业交易的大多数是由卷入商业中的小人物以小规 模的方式所做的相对短程的英国国内的产品交易。”(注：爱德华·米勒：《中世纪英 国的城市、商业和手工业：1086-1348年》(Edward Miller,Medieval England:Towns,C ommerce and Crafts 1086-1348,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5)第143页。)马斯 切尔(James Masschaaele)则非常强调农民上层对于商业活动的深度卷入。他在近著《 农民与市场：1150-1350年英国的内地贸易》一书中即认为：中世纪英国真正的农村企 业家是农民上层。虽然士绅阶层也把农产品出售给城市和市场，但是，马斯切尔估计， 农民面向市场生产的商品在总量上大大超过士绅的生产。(注：詹姆士·吉温：《评<农 民、商人和市场：1150-1350年英国中世纪的内地贸易>》(James Given,Reviews to Pe asants,Merchants,and Markets:Inland Trade in Medieval England,1150-1350[by J ames Masschaele,New York,1997],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30,I ssuel,1999)，第114-115页。)
三、“商业化”学说的提出
随着内部根源论学派对地方市场的研究不断深入，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的著作中逐 渐出现了描绘中世纪英国商业和市场发展的“商业化”学说。该学说所包含的内容有： “城市化”、“商品化”、“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等。首先，站在整个欧洲的角 度，对前近代城市和市场的研究，就有学者倾向于提出“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概 念。如豪恩伯格(Hohenberg)、李思(lees)著《城市化欧洲的兴起，1000-1900》(1985 年)、约翰·德(Johnday)编《中世纪的市场经济》(1987年)等就是这种学术倾向的反映 。关于英国中世纪的“商业化”问题，在希尔顿、布里特纳尔等人的著述里都有明确的 表述。希尔顿说：在“黑死病”以前的中古盛期阶段，农业经济的“商品化”(Commerc ialization)在英国本土已经发生，它推动了“城市化”(Urbanization)和“经济中日 益增加的市场导向”。(注：希尔顿：《领主、市民与小商贩》，第5页。)布里特纳尔 评论：“1000-1300年的商业发展已经赋予12、13世纪历史以新的含义，即新的经济地 理、新的谋生方式和新的社会机制的创立。由此，他们强调1086-1300年的‘商业化’ 经济在市场经济形成这一复杂的故事中如何构成了令人注目的一个阶段，或者构成了对 传统所争论中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阶段(1300-1540)的纵深回视。”(注：布里 特纳尔，M.坎贝尔：《1086-1300年英国的商业化经济》(Richard H.Britnell & Bruce M.Campbell eds,ACommercialising Economy:England 1086 to 1300,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4)，第24-25页。)1993年，布里特纳尔 出版了《1000-1500年英国社会的商业化》一书，系统阐述了他的“英国中世纪商业化 ”的观点。
商业化观点的提出，实际上标志着长途贸易论和内部根源论这两股曾经对立的研究学 派在日益走向合流。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它们曾经各自研究的领域分别是长途贸 易和内地贸易，二者原本就是相互联系的。新的研究已经注意从两个方面综合考虑中世 纪商业的起源和发展。如布里特纳尔在《1000-1500年英国社会的商业化》一著中认为 ：“英国商业在12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加速发展，这部分是因为英国羊毛、布匹和锡的海 外贸易的扩张；同时也是对人口增长、农业发展和寻找工作的无地人口正在增加的反映 ”。(注：布里特纳尔：《1000-1500年英国社会的商业化》(R.H.Britnell,The Commer cialisation of English Society,1000-1500,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6)，第79页。)可以想见，如果这两方面的研究都将各自研究领 域所呈现的历史现象放大，“商业化”学说的问世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早在20世纪30年 代，皮朗在评价中世纪的“商业革命”时就提出：“从商业资本主义在12世纪发展的气 势和相对速度来看，拿它与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相比拟，并无夸张之处”。(注：皮朗， 亨利：《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44页。)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家和经济史学家更是 有越来越多的人以近代市场经济的眼光来审视中世纪的市场发育。如制度史学派的创始 人道格拉斯·诺斯确信：“13世纪，一个简单而兴旺的市场经济”已经存在，(注：道 格拉斯·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66，72-73页。)他说： “在中古盛世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欧的经济成就可以说些什么呢?当然应当提到经济的持 续广泛发展，此外还应提到创造了一个无处不在的市场体系。”(注：道格拉斯·诺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第60页。)波尔顿也表示，“简言之，有组织的市场，即由商 人掌握的市场，对于13世纪的经济机制来说可谓至关重要。”(注：波尔顿：《中世纪 的英国经济，1150-1500》(J.L.Bolton,The Medieval English Economy 1150-1500,Lo ndon:J.M.Dent;Totowa,N.J.:Rowman & Littlefield,1980)，第119页。)布罗代尔在其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著的有关部分也表明：“据猜测和了解 ，从12世纪起，价格便处在波动状态，这证明‘近代’市场业已建立，有时能互相结合 ，构成初步的市场体系，组织起城市间的联系。”(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 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第4页。)他还说，尤其从13世纪起，“在广大地 区，家庭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决定性过渡逐渐完成。”(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 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89页。)当然，布罗代尔看市场是笼统的，他 用工业革命以后近代市场的标准来看待历史上以前的市场，从希腊-罗马一直发展下来 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价格、工资、雇佣劳动等等这些市场要素，以他的观点看来在古代 条件下就已经是自由运动的。历史的演变仿佛没有了阶段性。西方少数反对派学者也不 同意这样的认识。如关于市场是什么?如何分析市场?波拉尼(Karl Polanyi)主张主要看 供给、需求和物价三方面的情况。那么，从市场发展的外延和内涵看，中世纪是否已经 有因地区分工所形成的市场存在?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是否已经形成?他的回 答是否定的；他认为，以往的历史中长时期内只存在受控制的市场，能够自由形成价格 的市场，只有到了19世纪才存在。(注：科尔·波兰尼：《贸易形式、货币使用及市场 要素》(Karl Polanyi,`Forms of Trade,Money Uses,and Market Elements')，载北大 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参考资料选辑》，1999年8月，第325 -339页。)波拉尼的观点虽是少数派，却非常重要。希尔顿也曾表示：对于中世纪的“ 商业化”一词，“最好是在一个有限的水平上来理解它的含义”。(注：希尔顿：《领 主、市民与小商贩》，第5页。)
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中世纪市场的研究一直方兴末艾。就其对英国的研究来说， 已经由点到面，走向了对整个国内市场和地方市场的网络化研究，出现了诸如詹姆士· 马斯切尔《中世纪英国的地区经济》(1990年)、《农民、商人和市场：1150-1350中世 纪英格兰的内地贸易》(1997年)、戴尔·克里斯托弗《后期中世纪英国的集镇和农村》 (1996年)、亨廷顿·大卫《地理学、经济和社会：10到15世纪的英格兰》(1998年)等这 样的整体研究。也有区域性研究，如布朗·米尔顿(Brown Milton)《1200-1400年间英 国中世纪林肯郡的市场和交通网络》(1992年)、马特·马维斯(Mate Mavis)《英国东南 部市场的兴衰》(1996年)等。(注：参见北京大学“学术文库”网站(EBSCOhost)，关键 词：England,Medieval,Trade of Market)。)这些著述对我们国内学者来说，大多数都 还是陌生的。从近年来的研究趋势看，有两大问题是讨论的热点。一是“商业化”的布 局问题。它涉及到对中世纪的市场层次、市场类型和中世纪交通的研究。“商业化”存 在的主要表现被认为是市场增生和由不同市场层次组成的“市场等级体系”(hierarchi es of markets)的建立，因而对等级体系中的“中心地”(central places)市场的研究 特别受关注，如玛娅·科娃雷斯基对德文郡首府艾克斯特的地方市场和区域贸易的研究 (1995年)。另外，在地方市场体系中，城乡之间的市场联系、地方市场在时空上的配置 以及地方交通等问题等也是关注的热点。第二个大问题是农业经济与市场的联系，主要 讨论市场力量对中世纪农业的渗透，关注的焦点如：“同市场相连结的农民债务类型” 、“土地持有的分散和巩固”、“与市场紧密联系的农业专业化”等。(注：科娃雷斯 基：《艾克斯特的地方市场与地区贸易》，第3页。)
在研究的方法上，70年代就有少数学者曾运用经济地理学中的“网络理论”或“中心 地理论”，试图建立某种中世纪的市场模型。如罗塞尔的《中世纪的地区和城市：双重 角度——中心地理论、网络理论》(1972年)、斯密斯的《市场经济学：来自经济的模式 》(1974年版)和《地区分析：中心地理论》(1976年)等都是这类工作的尝试。后来一些 中世纪学者也试图运用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开发的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模型来建构中 世纪西欧国家农民村庄与集镇之间的联系形式。这些地理经济学模型主要是以发展中国 家的传统社会——如晚清帝国、部落非洲和拉美高原等为背景建立的，它是否适合中世 纪的欧洲社会?还值得疑问。有观点认为，地理经济学模型在建构一个地区市场网络体 系的物理要素时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上升到市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因果意义上的解 释时，这种模型将不能说明前工业时代欧洲社会的特殊性，(注：科娃雷斯基：《艾克 斯特的地方市场与地区贸易》，第3页。)因而，应用者并不多见。主要研究方法还是在 占有地方性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考证式的或统计学上的分析，然后由个案研究到一 般性研究。总之，中世纪市场史研究在西方学术界仍是正在开拓的前沿领域。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还集中在中世纪的城市和商品经济问题上。主 要有以下观点。一、城市封建说，以马克垚先生为代表。马先生不同意把西欧 中世纪城市兴起视为“封建社会非封建的岛屿”，反对西方自由派学者主张的城乡分离 说和商品经济外于封建说，他认为西欧中古城市的“封建性”实际上是很明显的。(注 ：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英国封建社 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与内部根源说相通。二 、“商品化”观点，以侯建新同志为代表。认为西欧封建农民的商品化程度明显高于封 建社会的中国农民，他甚至计算西欧中世纪农民经济的商品率高达50%左右。(注：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第4章：“封建农民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三、“生产不足论”。以刘景华同志为代表。主张西欧各地不能完全依靠生产来满 足当地的需要，必须依靠商业交换来进行补充，这是西欧中世纪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原 因。(注：刘景华：《‘生产不足’论：对西欧中世纪城市兴起问题的新思考》，《世 界历史》1993年第4期。)四、“‘货币权’与‘土地权’分离”说。以毕道村同志为代 表，认为西欧中世纪时期城市所掌握的货币权与封建领主所掌握的土地权是分离的，领 主需要货币收入，这样就促使领主走向市场，以出售谷物、羊毛等农产品来换取货币， 这是西欧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达的根本原因。(注：毕道村：《土地权与货币权的对立 与西欧封建地租形态的更替》，《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4期。)总体说来，目前我们国 内的研究还没有直接涉及到中世纪的市场问题。^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8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2年02期第107～118页
【作者简介】作者谢丰斋，北京大学博士生，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副教授
一、“长途贸易”论与商业和城市研究
市场是商业交换的基础设施，对中世纪市场的研究是从商业史研究开始的。西方学者 研究中世纪的商业起源和商业形态，目前主要存在两大学术流派。一派以资本主义起源 问题上的“长途贸易”论为指导，主张中世纪商业复苏是地中海贸易区与波罗的海贸易 区及北海贸易区之间打开了贯通西欧大陆的国际长途贸易的结果，城市兴起也主要出现 在国际长途贸易集中的商业沿线。他们的观点长期以来代表西方经济史和商业史研究的 主流派，也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学派。另一派坚持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的“内部根源 ”论观点，认为封建社会自身的生产力进步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才是商业和城市发展、同 时也是资本主义起源的根本原因。这一派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主要在二次世界大 战之后奠立起来。
在西方商业史研究领域，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以长途贸易论和城市论为代表 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对中世纪商业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大型 国际集市、中心港口城市和少数大宗产品以及奢侈品的国际长途贸易，很少去注意单个 国家和地区在本土范围以内的地方市场和内地贸易。他们的学术思想在总体上显示“商 品经济是外于封建的”，(注：马克垚：《说封建社会形态》，《历史研究》， 2000年第2期，第9页。)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封建制度本身都是在“外来”商业贸易 的影响和侵蚀下趋向瓦解的。
这一派观点的理论倾向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历史经济学理 论主要阐述了近代以来市场社会或商业社会的产生与运行。他主要不是从生产出发，而 是从交换出发来分析社会历史的进步，认为交换和交换赖以存在的劳动分工、市场与城 市的发展才是历史发展与进步的主线。从这样的思想理论出发，亚当·斯密分析西欧从 中世纪农业社会向近代商业社会转变时，认为主要原因是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欧 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注：亚当·斯密：《国富论》，第3卷；参见王渊 明：《西欧现代化的曙光》，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9年版，第43页。)亚当·斯密的学说开启了欧美学者研究经济史的资产阶级自由 主义思潮的先声。
进入20世纪以后，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和德国学者马克斯·韦 伯等人又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
亨利·皮朗是“长途贸易”论的主要奠基人。他研究中世纪欧洲经济史首先注意到11 世纪时北欧地区的商业贸易发展起来，认为这是欧洲国际长途贸易恢复后的结果。他说 ：“最初的推动力来自外界，在南方是威尼斯，在北方是斯堪的纳维亚的航运。”(注 ：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3页。)在此之 前，他假定东西方贸易和欧洲内部的国际贸易在加洛林时代因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而断绝 ；(注：皮朗有一个的著名的观点，即：“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10世纪以 后，特别是随着“十字军”东征以后，阿拉伯人的阻隔又逐渐被打破，“整个地中海向 西方开放，或者说重新开放了，”欧洲的海运商业由此兴起。“随着海运商业复兴而来 的是海运商业向内地的迅速深入。不仅是农业因市场需要农产品而受刺激，及受交换经 济的影响而变成交换经济的一部分，而且还产生了一种新的出口工业。”(注：亨利· 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31页。)海运商业向内地深入，刺激了农业社会 的变化和商业经济兴起。所以，皮朗强调：“凝固于农业文明中的西欧，倘若没有外界 的刺激和范例，是不能如此迅速地习惯于一种新的生活的。”(注：亨利·皮朗：《中 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44页。)总之，在皮朗看来，长途贸易的恢复是改变欧洲的 契机。
这种长途贸易理论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罗·斯威齐等人的继续发展。斯威齐与多 布进行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争论时，从总体上赞同“贸易的发展是西欧封建主义没 落的决定因素”。他认为，主要根源于国际长途贸易的商业活动是促成新的生产体系产 生的主要动力；一种“为交换而生产”的新生产体系冲击着“为使用而生产”的旧生产 体系，最终促使了封建制度的瓦解。
到了20世纪70年代，费尔南·布罗代尔又为长途贸易论思想做了重要的阐释。布罗代 尔在其研究欧洲经济文明史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经济世界”的观点。他构架的“经 济世界”主要由大城市联结的国际长途贸易组成。在论及中世纪的“经济世界”时，布 罗代尔曾认为，中世纪的欧洲经济有两大“发展极”，即意大利和莱茵河下游的北欧地 区。他说：“正是在这些年代(1130-1160年)，尼德兰和意大利北部这两个电极真正接 通了电路。电流大体上经由法兰西地峡从南到北地贯穿欧洲。”“在欧洲地域建立起来 的新的经济世界以特鲁瓦、普罗万、奥布河上的巴尔和拉尼为中心。这一空间很早就具 有经济世界的区域特征。”(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商务印书馆1 997年版，第127页。)在布罗代尔看来，这个“经济世界”内部的长途贸易形成了商业 性的城市网络。不过，他认为在地理大发现以前，经济变化已经“把城市网络的次要点 拖得筋疲力尽，而主要点却从中得益。”(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 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02页。)所以，到了近代 早期，主要是伦敦、巴黎、开罗、伊斯坦布尔和北京等这样几个大城市拉动着整个世界 经济。
布罗代尔的经济文明史体系也从总体上强调市场在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 在研究前工业时代欧洲经济史的《文明和资本主义》一著中，对市场的作用做了结构性 描绘。他说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好比一栋三层的楼房，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底层代表物 质文明，由人口、物资、能源和货币这些资源组成，是日常生活的基础结构或环境；顶 层代表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比较复杂的经济活动；而处在中间层的就是以交 换形式而存在的市场，它联结上、下层，使房子合在一起，所以对这座房子的整体结构 取着关键性的作用。(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400-1800年的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 (F.Braudel,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New York:Harper and Row,19 75)；另见，科娃雷斯基：《中世纪艾克斯特的地方市场与地区贸易》(Maryanne Kowal eski,Local Markets and Regional Tradein Medieval Exeter,Cambridge;New York:C 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介绍，第1页。)但是，布罗代尔所理解的市场主 要是由长距离贸易所形成的所谓“高水平的商业”(an upper level of trade)，对于 联结内地贸易的地方市场，他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而且，他的大多数研究在时间上主 要关心早近代的贸易，而不是中世纪贸易。(注：科娃雷斯基：《中世纪艾克斯特的地 方市场与地区贸易》，介绍，第1页。)
20世纪后期与长途贸易论思想相联系的其它西方经济史理论还有“经济全球化”学说 和“世界体系”理论。
“经济全球化”学说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国际经济史界出现了一种思潮，试 图用一种“非欧中心论”的模式对前近代的世界历史做出解读。它的代表人物是珍妮· 阿布-卢格霍德和贡德·弗兰克。1989年，阿布-卢格霍德在《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 350年的世界体系》一书中提出了“13世纪非洲-欧亚世界体系”的概念。她认为有8个 相互联系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结合，组成了一个统一的13世纪的非洲-欧亚世界体系 和分工；这8个相互联系的地区又被分成3个相互联系的内部紧密的亚体系：(1)欧洲亚 体系，包括香槟集市、弗兰德尔的工业以及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业区；(2)中东心脏地带 及其联结东西方的商路，这些商路经由巴格达和波斯湾、开罗和红海而延伸到蒙古人控 制的亚洲；(3)包括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在内的印度洋-东亚亚体系。历史上重大的机遇 和灾难以及14世纪中期的危机和黑死病对于它们几乎是共同的。(注：贡德·弗兰克： 《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阿布-卢格霍德对古代史的全球化 分析为弗兰克写作《白银资本》提供了灵感。在阿布-卢格霍德所研究的13世纪世界经 济的基础上，弗兰克重新研究了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1400-1800年)东西方贸易的结构 和性质。他提出从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经济(主要是世界贸易) 实际上是“亚洲人的时代”。这个观点在近几年出台以后，几乎成为一时的绝响。
其实，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对中世纪经济世界的分析也有类似的见识。他曾经说 ：让我们看看在1450年之前的3个世纪中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在12世纪，东半球拥有众多 的帝国和小世界，它们中有许多在边界上互相联结。当时，地中海是一个贸易中心，拜 占廷、意大利城邦以及某种程度上北非的某些部分都在这里相遇。印度洋——红海混合 区形成另一个这样的中心。中国地区是第三个。从蒙古到俄国的中亚大片陆地是第四个 。波罗的海地区正在形成第五个。从经济意义上说，当时西北欧还是一个“非常边缘的 ”地区。(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 卷，第14页。)
从世界体系理论和经济全球化理论对前工业化时代世界经济格局的分析中，我们看到 ，这两种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把皮朗所开创的国际长途贸易理论所包含的历史空间 舞台扩大了。在这个扩大了的空间里，新的研究者在学术视野上比前辈学者更加开阔， 学术观点也不再保守前辈学者的历史自负。他们从中古及近代早期的国际长途贸易格局 看到的不是商业刺激发展而显示的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独特性，而是欧洲在这种不 平等的前近代国际贸易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和后来的崛起。这样的研究结论无疑给鼓吹“ 欧洲中心论”的西方自由派正统史观提出了修正。这种新的认识观在西方近年来出版的 某些中世纪史著作里已有反映。如认为，西欧在中期中世纪出现的盛世繁荣，是因为西 欧当时处在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那就是，欧亚大陆政治地理的运动趋 向——主要是中亚游牧民族的运动，在促成东西方的贸易关系中倾向于给西欧带来一种 “优惠”。以英国而言，它处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尾端，一旦它与覆盖整个西欧北欧和地 中海地区的商业网络接头以后，这个网络就从远至东方的印度、中国和东南亚输入商品 ，这样就带动了英国的商业贸易。英国成为欧亚国际贸易网络中的一分子，它在这个贸 易网络中的当时地位可能还“相当谦卑”，主要是原材料的提供者和制成品及奢侈品的 进口者；(注：尼格尔·苏：《牛津英国中世纪插图史》(Nigel Saul,The Oxford Illu strated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第146页。)但是，“不能排除正是这种贸易在商人中间造就了拥有大量财产的 人，又在领主阶层中间造成了豪阔消费的时尚。”(注：理查德·摩尔的莫：《安茹英 国：1154-1258》(Richard Mortimer,Angevin England,1154-1258,Oxford,UK:Blackwe ll,1994.)，第193页。)
与长途贸易论紧密联系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城乡分离”学说。这个学说对中世纪城 乡关系的分析，完全将中世纪的城市和乡村机械地割离开来，把城市所代表的商业经济 与乡村所代表的封建领主经济看成是截然分开的两重世界。亚当·斯密最先把中世纪以 来的西欧城市看作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而把乡村看成是传统保守势力的地盘。中 世纪的城乡关系首先在他的历史经济学理论里被分离开来。皮朗进一步论证，中世纪的 城市化浪潮源于欧洲长途贸易的复苏。他认为：从事奢侈品贸易的旅行商人能够在位于 国际商道上比较适宜、经常是有要塞保护的地方定居下来，是中世纪欧洲较大商业中心 得以奠定和发育的基础。(注：亨利·皮朗：《中世纪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版；另见希尔顿：《英法封建社会的城镇》(R.H.Hiltin,English and French towns i n Feudal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第8页。)因此， 皮朗相信商人建立的城市独立于领主控制的乡村世界。他说：“中世纪的市民，……是 一个与城墙以外所有人完全不同的人”，“一离开城门和壕沟，就是另一种法律的领域 ”。(注：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50页。)马克斯·韦伯继续阐发 了城市独立的法权思想。他认为，欧洲城市从建立很早的时候起就是“拥有一块版图的 共同体”，它有自己的“兄弟会组织”、法庭、法律以及部分的自治和自我管理；而中 世纪乡村的土地产权中则负载了村社和庄园的种种权利，限制了农民的自由。(注：马 克斯·韦伯：《城市》(Max Weber,The City,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Martindal e and G.Neuwirth,New York:The Free Press,1958)；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 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参见王渊明：《西欧现代化的曙光》，丁建弘主编： 《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第44页。)战后以来，波士坦、布罗代尔等人沿着城市论的 思路总是夸大城市在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他们把中世纪西欧 城市看成是“封建汪洋大海中非封建的岛屿”，资本主义布谷鸟下蛋和孵化的“暖巢” ，“近代性的前哨”，或者干脆说：“在西欧，资本主义与城市基本上是一码事。”( 注：参见王渊明：《西欧现代化的曙光》，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第 44页及下注①)马克·布罗克也说：“城市是封建社会的外部实体。”(注：马克·布罗 克：《封建社会》(Marc Bloch,Feudal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 ss,1961)，第2卷，第354页。)
长途贸易论和城乡分离说主导中世纪商业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结果，使学术界长期以来 没有足够注意到中世纪西欧地方性市场的存在。因为，既然只有城市(主要是大型港口 城市)与商业(主要是长途海外贸易)联系在一起，封建落后的乡村就没有自由的商业经 济或商品交换可言了，因此也就无所谓地方市场的存在。(注：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曾 把乡村市场看作是传统社会中“习俗经济”的产物。见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 平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章：“市场的兴起”。)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商业 史主要还是关注大宗商品的进出口贸易，包括羊毛贸易、酒贸易、香料贸易等。以波士 坦主编的《剑桥欧洲经济史》(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1966)为 例，它在解释中世纪欧洲经济的转变和成长原因时，虽然也注意到本土市场在雇工劳动 、商品需求、商业技巧和商业组织等方面曾发挥意义重大的作用，但是它最终还是强调 “长距离贸易”和出口市场对经济全局的影响。这类研究因得到西欧国家档案中多不胜 数的关税档案的资料支持，因而一直受到经济史界不成比例的关注，在战后很长一段时 期仍是欧美经济史研究的主流。城市史研究虽然在前期阶段也取得了一些令人瞻目的成 就，如英国的城市史研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出现了A.S.格林(Alice Stopford Green)《15世纪的城市生活》(1894年)、G·昂温(G.Unwin)《伦敦的行会与公司》(190 8年)、J.泰特(J.Tait)《中世纪英国城市》(1936年)等这样一些有“创见性的”著作， 关于这些著作，希尔顿甚至评论：“比较晚近出版的关于中世纪英国城市的一般性研究 ，总是不能与他们前辈的成就相比。”(注：希尔顿：《英法封建社会的城镇》，第5页 。)但是，城市史的研究主题长期以来主要关注城市内部的经济生活，很少联系到周围 农村地区；而且大多数研究围绕中心城市进行，很少留意中小城市的历史，更是极少注 意到中世纪地方小集镇的存在。所以，毫不奇怪，这样的研究主要叙述的是境外商人和 城市经纪人所组成的职业大商人的活动，很少描写市民中的工匠、摊商和其它零售商的 商业行为；有关村庄、小镇、内河港口和地方首府的经济功能以及普通工商业者或其它 经济团体的活动，人们也都不得而知。
二、“内部根源”论与地方市场研究
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人们对西欧封建经济的认识还基本停留在19世纪古典学派的理 论水平上。这种认识把领主庄园经济和农民的乡村经济看成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 与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经济几乎没有联系。但是，从二次大战以来，自由派在西方学术 界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人们开始发现商品交换和商业贸易可能并不是在长途国 际贸易沿线或大城市周围，而恰恰是在地方经济或地区经济的范畴内，以地方性交换或 内地贸易的形式最先发展起来；城乡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像亨利·皮朗所断言的那样是相 互分离、判然有别的两个世界，而是在某种相互依存、密切联系的“共生”关系中形成 了普遍存在的地方经济圈。当然，城市的兴起、城市生存的需要也必然深刻影响和改变 着农村的庄园制度和农业结构的传统面貌。这种农村促进城市，城市又反作用于农村的 经济互动关系在11至14世纪的西欧几乎到处发生，它构成了一国范围内或一个地区范围 内的国内贸易或内地贸易的基础结构。这种普遍兴盛的内地贸易格局是以土地垦荒运动 所带来的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而主要不是长途国际贸易恢复的刺激。这种新的理 论观点是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的“内部根源”论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从某种角度看，内部根源论思想的形成是以“新人口”论对农业和人口的研究为起点 的。
1939年至二战后，以波士坦、蒂托等人为代表建立的“新人口”论取代古典经济学理 论，对前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阐释。这个理论主张人口是主导前近代社会经济 变化的根本因素。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技术水平发展有限，人口主要以土地为生，在土 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到一定的极限之后，就会使人均生产率水平和人均生活 水平下降，由此导致经济的周期性衰退。(注：参见马克垚：《资本主义起源理 论问题检讨》，《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179页。)“新人口”论实际上是关于 农业社会发展的极限理论。新人口论的提出改变了经济史研究的方向，把研究的焦点从 商业和城市转向了农业和农村，将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变化作为新的研究主题。
在研究过程中，“新人口”论看到，在中世纪的一段时期内，主要在公元11-13世纪期 间，随着边疆和边际土地的开垦，农业经济(包括畜牧业经济)发展起来，人口也随之同 步增长，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同时扩大，交换增加，经济变化呈上升趋势。13世纪是上 升的高峰期。用波士坦的话说：“在英国农业史上，13世纪是一个很‘兴旺’的时期— —一个生产上升，技术改进，资本投资，大量劳力用于数量同样增多的土地的世纪。” (注：转引爱德华·米勒：《13世纪的英国经济：近期研究的含意》(Edward Miller,`T he English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Implication of Recent Research',Past an d Present,no.28,1964)，第22页。)而14、5世纪除了劳动力市场之外，又是各项经济 活动走向衰退的时期。
在13世纪的繁荣中，波士坦特别提到封建大地产的经济性质。他认为，大地产或庄园 经济绝对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与市场和城市紧密联系的经济单位。(注：在 波士坦之前，西方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封建庄园有商品生产存在。如20世纪初Dopsch对默 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时代庄园的研究。)他说：“没有一个研究13世纪的学者不会注 意到，不仅工农业生产全面增加，而且更加注重为销售而生产，大地产上或多或少带有 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正在扩展。”(注：M.M.波士坦：《一个货币经济的兴起》(M. M.Postan,`The Rise of a Money Economy',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14,1944) ，第127-128页。)波士坦之后，关于庄园经济与市场联系的事实，受到许多西方学者的 重视，他们承认，封建领主经济具有某种程度的商品化趋势，存在着为市场而生产的经 营倾向。主要自11世纪以降，市场因素在庄园经济中的作用日渐重要，给大地产的经营 管理和会计核算都带来很大影响；到13世纪，封建主更是大力改善庄园的管理，直接经 营自营地，出卖粮食、羊毛、木材等产品，形成了一个经济高涨时期。(注：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在此前提下，著 名农业史家斯利彻·范·巴斯(J·H·Slicher·Van·Bath)提出：欧洲从12世纪起就摆 脱了单纯满足生存的“直接农业消费”阶段，开始进入从流通领域取得剩余农产品的“ 间接农业消费”阶段。(注：J.H.斯利彻·范·巴思：《西欧农业史：公元500-1850年 》Slicher Van Bath,The Agran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A.D.500-1850,Londo n and New York,1963)，第24页。)
庄园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揭示了地方市场和内地贸易的存在。战后以来，一批马克思主 义经济史学家以多布、希尔顿和布伦纳等人为代表，进一步提出西欧中世纪商品经济的 发展源于封建社会内部；他们主要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化的角度寻找商业发展的线索 。希尔顿强调指出：中世纪的贸易发展，“必须与生产方式的变革密切联系起来考察， ……孤立的贸易史不能告诉我们封建制度特有的关系何时和怎样让位给资本主义关系。 ”他还说：“经济发展是以超过生存需要的社会总剩余生产量的增加为标志的。这一因 素，而不是所谓国际贸易的复兴……乃是商品生产的基础”；而“国际贸易的显著增长 从年代顺序上看是在农业生产力发展之后发生的”。(注：希尔顿主编：《从封建主义 到资本主义过渡》(R.H.Hiltoned,The Transition for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Lo ndon:NLB;Atlantic Highlands[N.J.]:Humanities Press,1976)，第153-154，116页。 )这样就将传统的长途贸易论观点颠倒了过来，把国际长途贸易的兴盛以及城市的发展 看成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尤其农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致因。在城市问题上，内 部根源论也不同意“城乡分离”、城市代表“非封建”的传统看法，而是把城乡置于封 建社会的统一体之中。英国学者多布(M.Dube)在《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一书中指出：西 欧中世纪城市一半是封建经济的仆人，一半是它的寄生者。希尔顿也说：“城市远不是 封建社会中的对立因素，而是构成其基本结构的成分之一。”(注：希尔顿：《英法封 建社会的城镇》，第18页。)
内部根源论在理论上修正了长途贸易论对中世纪商业起源和商业形态的解释，在研究 方向上也把研究视野从长途贸易转向内地贸易，从大城市转向中小城市、尤其转向地方 集镇和村庄市场，从职业商人转向小商贩甚至市场大众。总之，新的研究重点转向了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内部市场。当然，对国内地方市场的研究早在新的经济史理论成型以前 就已经存在，如20世纪20年代格拉斯对英国12-18世纪谷物市场的研究。(注：格拉斯： 《12-18世纪英国谷物市场的发展》(N.S.B.Gras,The Evolution of the English Corn Market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 ity Press;London:H.Mil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5)，第32-33页。)但是， 从结构上系统探讨英国地方性市场是从希尔顿等人的研究开始的。他们的研究在早期阶 段，大致在50-60年代，主要对地产档案、城市档案和其它地方档案进行发掘整理，考 察地方市场尤其小城镇的基本经济形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工作如希尔顿对西米德兰(t he West Midlands)地区的研究。(注：希尔顿：《领主、市民与小商贩》(R.Hilton,`L ords,Burgesses and Hucksters',Past and Present,no.97,1982)，第3-15页；另见希 尔顿：《一个中世纪社会：13世纪末期的西米德兰》(R.H.Hilton,A Medieval Society :The West Midland sat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Cambridge [Cambridge shir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70、80年代以后直到现在是 这个领域研究的繁荣时期。许多研究以个案的形式进行，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中小 城镇的研究，另一类是对乡村市场的研究。前者如拉夫提(J.A.Raftis)《中世纪英国的 小城镇：哥德曼切斯特，1278-1400》(1980年)、克恩(Keene)《中世纪温切斯特调查》 (1985年)、布里特纳尔(R.H.Britnell)《科尔切斯特的兴衰，1300-1525》(1986年)、 罗梭(Rosser)《中世纪的威斯特敏斯特，1200-1540》(1989年)、波涅·马格里特(Bonn ey Margaret)《领主权和城市公社：达勒姆和它的领主权，1250-1540》(1990年)、大 卫·休(David Gary Shaw)《一个共同体的创造：中世纪的威尔士城》(1993年)等。(注 ：参见科娃雷斯基：《中世纪艾克斯特的地方市场与地区贸易》，著后“文献索引”。 )其中还是以希尔顿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的一系列研究认为，以地方集镇为中心的地 方市场体系和地区贸易构成了中世纪经济的“基础板块”，经济史的任务首先要弄清这 个“基础板块”的“内在机制”(the Inner Workings)，然后才有可能开始去解读中世 纪末期导致西方社会向着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方向运动的关键性转变。(注：科娃雷斯基 ：《艾克斯特的地方市场与地区贸易》，第2页。)他说：“存在于地方集镇(Market To wn)的简单商品生产的扩散，很可能像较大城市和港口的商业资本的成长一样，都促进 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注：希尔顿：《中世纪的集镇与简单的商品生产》(R.Hilt on,`Medieval Market Towns and Simple Commodity Production',Pastand Present,n o.109, 1985)，第109页。)对乡村市场的研究主要以布里特纳尔为代表，包括阿兰·爱 略特(Alan Everitt)、大卫·法默(David Farmer)和詹姆士·马斯切尔(James Masscha ele)等人在内，他们对1200年以前的英国市场、1200年至“黑死病”发生之前的英国市 场以及“黑死病”以后的英国市场变化都作了统计学上的分析，(注：布里特纳尔：《1 200年以前英国的市场与王室管理》(R.H.Britnell,`English Markets and Royal Admi nistration before 1200',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31,no.2,1978)，第183-196 页；布里特纳尔：《1200-1349年英国市场的增生》(R.H.Britnell,`The Prolliferati on of Marketsin England,1200-1349',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34,no.2,1981) ，第209-221页。)此外，还有更多以郡为单位的研究。
应该提到，内部根源论对中世纪英国地方市场的研究围绕领主经济和农民经济对市场 的不同作用问题，还存在着两种分歧意见。一种意见以布伦纳的研究为代表，不是强调 小农的经济独立性，而是强调地主地产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注：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第246页注释⑨。)希尔顿对小城镇的研究虽然主 要突出小土地所有者和小商品生产者对地方市场的贡献，但是，他对13世纪英国中西部 地方经济的研究也在总体上承认：“这些中西部的城市和市场，同其它地区一样，大部 分同“领主经济”(the seigneurial coonomy)紧密联系在一起。”(注：希尔顿：《领 主、市民与小商贩》，第5页。)以布里特纳尔的研究为代表，则强调农民经济对市场发 展的作用。布里特纳尔认为：农业生产者、手工业者和商人之间的地方贸易是促进中古 盛期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注：布里特纳尔：《1200年以前英国的市场与王室管 理》，第209-221页。)爱德华·米勒(Edward Miller)从商品交易量的角度也指出“小 人物”的市场参与是商业的主要形式。他说：“首先一点，商业交易中占压倒优势的多 数涉及的既不是进口，也不是出口；商业交易的大多数是由卷入商业中的小人物以小规 模的方式所做的相对短程的英国国内的产品交易。”(注：爱德华·米勒：《中世纪英 国的城市、商业和手工业：1086-1348年》(Edward Miller,Medieval England:Towns,C ommerce and Crafts 1086-1348,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5)第143页。)马斯 切尔(James Masschaaele)则非常强调农民上层对于商业活动的深度卷入。他在近著《 农民与市场：1150-1350年英国的内地贸易》一书中即认为：中世纪英国真正的农村企 业家是农民上层。虽然士绅阶层也把农产品出售给城市和市场，但是，马斯切尔估计， 农民面向市场生产的商品在总量上大大超过士绅的生产。(注：詹姆士·吉温：《评<农 民、商人和市场：1150-1350年英国中世纪的内地贸易>》(James Given,Reviews to Pe asants,Merchants,and Markets:Inland Trade in Medieval England,1150-1350[by J ames Masschaele,New York,1997],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30,I ssuel,1999)，第114-115页。)
三、“商业化”学说的提出
随着内部根源论学派对地方市场的研究不断深入，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的著作中逐 渐出现了描绘中世纪英国商业和市场发展的“商业化”学说。该学说所包含的内容有： “城市化”、“商品化”、“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等。首先，站在整个欧洲的角 度，对前近代城市和市场的研究，就有学者倾向于提出“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概 念。如豪恩伯格(Hohenberg)、李思(lees)著《城市化欧洲的兴起，1000-1900》(1985 年)、约翰·德(Johnday)编《中世纪的市场经济》(1987年)等就是这种学术倾向的反映 。关于英国中世纪的“商业化”问题，在希尔顿、布里特纳尔等人的著述里都有明确的 表述。希尔顿说：在“黑死病”以前的中古盛期阶段，农业经济的“商品化”(Commerc ialization)在英国本土已经发生，它推动了“城市化”(Urbanization)和“经济中日 益增加的市场导向”。(注：希尔顿：《领主、市民与小商贩》，第5页。)布里特纳尔 评论：“1000-1300年的商业发展已经赋予12、13世纪历史以新的含义，即新的经济地 理、新的谋生方式和新的社会机制的创立。由此，他们强调1086-1300年的‘商业化’ 经济在市场经济形成这一复杂的故事中如何构成了令人注目的一个阶段，或者构成了对 传统所争论中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阶段(1300-1540)的纵深回视。”(注：布里 特纳尔，M.坎贝尔：《1086-1300年英国的商业化经济》(Richard H.Britnell & Bruce M.Campbell eds,ACommercialising Economy:England 1086 to 1300,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4)，第24-25页。)1993年，布里特纳尔 出版了《1000-1500年英国社会的商业化》一书，系统阐述了他的“英国中世纪商业化 ”的观点。
商业化观点的提出，实际上标志着长途贸易论和内部根源论这两股曾经对立的研究学 派在日益走向合流。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它们曾经各自研究的领域分别是长途贸 易和内地贸易，二者原本就是相互联系的。新的研究已经注意从两个方面综合考虑中世 纪商业的起源和发展。如布里特纳尔在《1000-1500年英国社会的商业化》一著中认为 ：“英国商业在12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加速发展，这部分是因为英国羊毛、布匹和锡的海 外贸易的扩张；同时也是对人口增长、农业发展和寻找工作的无地人口正在增加的反映 ”。(注：布里特纳尔：《1000-1500年英国社会的商业化》(R.H.Britnell,The Commer cialisation of English Society,1000-1500,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6)，第79页。)可以想见，如果这两方面的研究都将各自研究领 域所呈现的历史现象放大，“商业化”学说的问世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早在20世纪30年 代，皮朗在评价中世纪的“商业革命”时就提出：“从商业资本主义在12世纪发展的气 势和相对速度来看，拿它与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相比拟，并无夸张之处”。(注：皮朗， 亨利：《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44页。)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家和经济史学家更是 有越来越多的人以近代市场经济的眼光来审视中世纪的市场发育。如制度史学派的创始 人道格拉斯·诺斯确信：“13世纪，一个简单而兴旺的市场经济”已经存在，(注：道 格拉斯·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66，72-73页。)他说： “在中古盛世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欧的经济成就可以说些什么呢?当然应当提到经济的持 续广泛发展，此外还应提到创造了一个无处不在的市场体系。”(注：道格拉斯·诺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第60页。)波尔顿也表示，“简言之，有组织的市场，即由商 人掌握的市场，对于13世纪的经济机制来说可谓至关重要。”(注：波尔顿：《中世纪 的英国经济，1150-1500》(J.L.Bolton,The Medieval English Economy 1150-1500,Lo ndon:J.M.Dent;Totowa,N.J.:Rowman & Littlefield,1980)，第119页。)布罗代尔在其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著的有关部分也表明：“据猜测和了解 ，从12世纪起，价格便处在波动状态，这证明‘近代’市场业已建立，有时能互相结合 ，构成初步的市场体系，组织起城市间的联系。”(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 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第4页。)他还说，尤其从13世纪起，“在广大地 区，家庭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决定性过渡逐渐完成。”(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 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89页。)当然，布罗代尔看市场是笼统的，他 用工业革命以后近代市场的标准来看待历史上以前的市场，从希腊-罗马一直发展下来 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价格、工资、雇佣劳动等等这些市场要素，以他的观点看来在古代 条件下就已经是自由运动的。历史的演变仿佛没有了阶段性。西方少数反对派学者也不 同意这样的认识。如关于市场是什么?如何分析市场?波拉尼(Karl Polanyi)主张主要看 供给、需求和物价三方面的情况。那么，从市场发展的外延和内涵看，中世纪是否已经 有因地区分工所形成的市场存在?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是否已经形成?他的回 答是否定的；他认为，以往的历史中长时期内只存在受控制的市场，能够自由形成价格 的市场，只有到了19世纪才存在。(注：科尔·波兰尼：《贸易形式、货币使用及市场 要素》(Karl Polanyi,`Forms of Trade,Money Uses,and Market Elements')，载北大 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参考资料选辑》，1999年8月，第325 -339页。)波拉尼的观点虽是少数派，却非常重要。希尔顿也曾表示：对于中世纪的“ 商业化”一词，“最好是在一个有限的水平上来理解它的含义”。(注：希尔顿：《领 主、市民与小商贩》，第5页。)
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中世纪市场的研究一直方兴末艾。就其对英国的研究来说， 已经由点到面，走向了对整个国内市场和地方市场的网络化研究，出现了诸如詹姆士· 马斯切尔《中世纪英国的地区经济》(1990年)、《农民、商人和市场：1150-1350中世 纪英格兰的内地贸易》(1997年)、戴尔·克里斯托弗《后期中世纪英国的集镇和农村》 (1996年)、亨廷顿·大卫《地理学、经济和社会：10到15世纪的英格兰》(1998年)等这 样的整体研究。也有区域性研究，如布朗·米尔顿(Brown Milton)《1200-1400年间英 国中世纪林肯郡的市场和交通网络》(1992年)、马特·马维斯(Mate Mavis)《英国东南 部市场的兴衰》(1996年)等。(注：参见北京大学“学术文库”网站(EBSCOhost)，关键 词：England,Medieval,Trade of Market)。)这些著述对我们国内学者来说，大多数都 还是陌生的。从近年来的研究趋势看，有两大问题是讨论的热点。一是“商业化”的布 局问题。它涉及到对中世纪的市场层次、市场类型和中世纪交通的研究。“商业化”存 在的主要表现被认为是市场增生和由不同市场层次组成的“市场等级体系”(hierarchi es of markets)的建立，因而对等级体系中的“中心地”(central places)市场的研究 特别受关注，如玛娅·科娃雷斯基对德文郡首府艾克斯特的地方市场和区域贸易的研究 (1995年)。另外，在地方市场体系中，城乡之间的市场联系、地方市场在时空上的配置 以及地方交通等问题等也是关注的热点。第二个大问题是农业经济与市场的联系，主要 讨论市场力量对中世纪农业的渗透，关注的焦点如：“同市场相连结的农民债务类型” 、“土地持有的分散和巩固”、“与市场紧密联系的农业专业化”等。(注：科娃雷斯 基：《艾克斯特的地方市场与地区贸易》，第3页。)
在研究的方法上，70年代就有少数学者曾运用经济地理学中的“网络理论”或“中心 地理论”，试图建立某种中世纪的市场模型。如罗塞尔的《中世纪的地区和城市：双重 角度——中心地理论、网络理论》(1972年)、斯密斯的《市场经济学：来自经济的模式 》(1974年版)和《地区分析：中心地理论》(1976年)等都是这类工作的尝试。后来一些 中世纪学者也试图运用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开发的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模型来建构中 世纪西欧国家农民村庄与集镇之间的联系形式。这些地理经济学模型主要是以发展中国 家的传统社会——如晚清帝国、部落非洲和拉美高原等为背景建立的，它是否适合中世 纪的欧洲社会?还值得疑问。有观点认为，地理经济学模型在建构一个地区市场网络体 系的物理要素时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上升到市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因果意义上的解 释时，这种模型将不能说明前工业时代欧洲社会的特殊性，(注：科娃雷斯基：《艾克 斯特的地方市场与地区贸易》，第3页。)因而，应用者并不多见。主要研究方法还是在 占有地方性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考证式的或统计学上的分析，然后由个案研究到一 般性研究。总之，中世纪市场史研究在西方学术界仍是正在开拓的前沿领域。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还集中在中世纪的城市和商品经济问题上。主 要有以下观点。一、城市封建说，以马克垚先生为代表。马先生不同意把西欧 中世纪城市兴起视为“封建社会非封建的岛屿”，反对西方自由派学者主张的城乡分离 说和商品经济外于封建说，他认为西欧中古城市的“封建性”实际上是很明显的。(注 ：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英国封建社 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与内部根源说相通。二 、“商品化”观点，以侯建新同志为代表。认为西欧封建农民的商品化程度明显高于封 建社会的中国农民，他甚至计算西欧中世纪农民经济的商品率高达50%左右。(注：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第4章：“封建农民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三、“生产不足论”。以刘景华同志为代表。主张西欧各地不能完全依靠生产来满 足当地的需要，必须依靠商业交换来进行补充，这是西欧中世纪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原 因。(注：刘景华：《‘生产不足’论：对西欧中世纪城市兴起问题的新思考》，《世 界历史》1993年第4期。)四、“‘货币权’与‘土地权’分离”说。以毕道村同志为代 表，认为西欧中世纪时期城市所掌握的货币权与封建领主所掌握的土地权是分离的，领 主需要货币收入，这样就促使领主走向市场，以出售谷物、羊毛等农产品来换取货币， 这是西欧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达的根本原因。(注：毕道村：《土地权与货币权的对立 与西欧封建地租形态的更替》，《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4期。)总体说来，目前我们国 内的研究还没有直接涉及到中世纪的市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