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
文艺复兴与天主教
童自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8期
【原文出处】《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02期第8~12页
【英文标题】The Renaissance and Catholicism
   TONG Zi-jue
   Library,Changde Normal University,Changde,415000 Hunan,China

【作者简介】常德师范学院 图书馆,湖南 常德 415000
    童自觉(1952- ),男,湖南汉寿县人,常德师院图书馆副教授。

【内容提要】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与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表天主教之间,由于社 会现实的巨大变化和诸多的文化因素,不仅有对立和抗争,而且有传承乃至合作,不仅 有变异而且有遗传,不仅有本质差别,而且有血脉相连。
Owing to the tremendous changes of the social reality and various cultural factors,there exist antithesis and confrontation,inheritance and cooperatio n,variation and heredity among the Renaissance,the Capitalist new culture mo vement,Catholicism,and the major representative of feudalistic ideology.They have not only an essential distinction but also a close relationship.
【关 键 词】文艺复兴/天主教/对立/传承/现实背景/文化因素the Renaissance/Catholicism/an tithesis/realistic background/cultural factors


    中图分类号:B976.1;K54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2)02-000 8-05
    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 进步的变革。它敲响了旧时代的丧钟,高扬起了向现代社会破浪疾进的风帆。在这场以 思想解放为主旋律的新文化运动中,新崛起的资产阶级在古典文化的启迪下,用以人为 核心的崭新的意识形态,反对以神为核心的陈腐的意识形态;用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取代 了以天主教神学为主导的封建主义旧文化;用对主客观世界及其关系的直接体验和深层 次思考,打破了蒙昧主义对人的理性的桎梏。基于此,在对文艺复兴的研究中,就不可 避免地出现了把天主教与文艺复兴绝对对立起来的思想倾向,认为在两者的关系中,只 存在后者取代前者,并彻底否定和抛弃前者的绝对对立,而不存在后者对前者的扬弃, 吸收其有用的东西为己所用的某种文化上的薪火传承;认为教会中人尤其是头面人物与 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之间只有仇视和对抗,而无友谊与合作。
    然而,随着有关文艺复兴史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纵深发展,越来越不可置疑地表明 :文艺复兴运动与其锋芒所指的天主教之间的关系,如同世界上任何相互关联的事物之 间的关系一样,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是僵化的而是多变的,彼此间既有抗争、对 立,又有传承乃至合作。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与教会上层乃至教皇间既有迫害与反迫害, 也有依存、利用甚至深厚的个人情谊。天主教与文艺复兴之间既有变异也有遗传;既有 本质差别也有血脉相连。
        一
    肇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在其发展的全过程中,均显露与天主教割不断、理还 乱的欢喜冤家之情结。
    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者,被恩格斯誉为划时代的伟大人物的但丁[1](P269),他的不朽 名作《神曲》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表现了西欧由中世纪向资本主义时代的过渡。其中 ,既反映了意大利的现实生活,表明了渴望祖国统一,要求理智解放,情感自由,肯定 新思想和新生活的情怀,又打上了中世纪天主教世界观的烙印,充满了神秘的宗教气氛 ,洋溢着对上帝和天堂的真诚向往,融人文主义精神和天主教神学观念、中世纪传统思 想于一体。
    如果说,但丁的跨时代性使他难以彻底与旧时代决裂,摆脱旧思想旧传统的影响,在 开创文艺复兴新时代的同时,还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势所难免,且不足为训的话。那 么,从14世纪到17世纪的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从意大利到英伦的所有人文主义巨匠,无 一不是“既非不信教者,也非无神论者”[2](P208),大都有着非常坚定的天主教情结 。甚至本身就是教会上层人士乃至教皇。
    被尊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得拉克,不仅仅是文艺复兴时期研究古典文化的带头人 ,而且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人间真情,其追求个性解放、个人爱情和荣 誉的激情洋溢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这同中世纪教会所宣扬的禁欲主义是背道而驰的。 但是彼得拉克不仅没有同天主教进行决裂,而且还对教会表达了敬意。他在给友人博卡 西奥的一封信中,在强调求知的重要的同时,将求知之路与无知之路并提,并指出在“ 虔诚”的引导下均可通向幸福[3](P6)。达·芬奇一生崇信实验科学,是文艺复兴中多 才多艺“巨人”的典型代表,然而在他晚年卧病在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感到死亡, 于是请人一遍又一遍讲解《圣经》中的教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虽然主张用理性来对抗宗教信仰的无上权威,用“人 学”来取代神学,但是,其复兴或创新没有脱离中世纪西欧天主教文化的土壤。人文主 义者的许多文学作品均借用了教会文学的隐喻、寓言或梦境等形式,在思想体系上也或 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受到天主教神学的支配,但丁如此,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诗人塔 索也是这样,他在其叙事诗《被解放了的耶路撒冷》中通过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种思想 文化的冲突和较量来显示天主教信仰的力量,表达其对天主教文化的依恋。即使其思想 超越了资产阶级的局限,对早期资产阶级身上暴露出来的一些卑劣的自私品质进行过批 判的英国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其作品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圣经》的影响,西方学者 奇蒙·诺布尔就写有《莎士比亚的圣经知识》一书对此进行介绍。另一学者樊戴克通过 数学统计明确指出,莎士比亚每一剧作引用《圣经》的平均次数竟达14次之多。
    天主教与文艺复兴运动的密切关系,除了表现在世俗的人文主义者与天主教有着难舍 的缱绻之情外,还表现在天主教会乃至教皇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和直接参与。令人文 主义者所倾倒和努力模仿的古典文化,主要来自于中世纪前期修道院所保留、抄缮和翻 译的古希腊罗马文献。大批的学术人才、知识巨匠都是修道院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 在文艺复兴运动的辉映下,在罗马教廷甚至还出现了尼古拉五世、庇得二世这样的人文 主义教皇。第一个文艺复兴教皇尼古拉五世不仅自身是位第一流的学者,并且十分重视 对古籍的收集和整理。当他还是一位普通教士的时候,就曾因购买手稿或请人抄写手稿 而身负重债。成为教皇之后,他充分运用其权力和影响,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搜集和整 理古代文献,并最终为梵蒂冈图书馆的创办奠定了基础。受到伊拉斯谟人文主义者广泛 批评的朱理亚二世,同样是当时最著名的艺术的倡导者[4](P208)。他把布拉曼特、拉 斐尔和米开朗基罗聚集在自己周围,决心使罗马成为世界艺术的中心。为实现这一夙愿 ,这位极其暴躁专横的“野蛮人”,对米开朗基罗这样伟大艺术家也十分克制,极为笼 络。正是由于他们对人文主义艺术的赞赏、宽容和扶持,使罗马取代佛罗伦萨成为文艺 复兴的中心。
    总之,人文主义与天主教的结合,是文艺复兴运动得以兴起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 因素。不仅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经历了古典学者对于古代文学艺术的热情与更新的宗教思 想,以及揉合古典遗产与基督教传统努力均衡发展的阶段,而且人文主义与天主教的相 合,还是北欧国家(如德国)通往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的文化世界的第一座桥梁[4](P75), 在整个文艺复兴和西欧近代文化的构建初期,天主教及其物化组织,作为保守、愚昧、 阻碍文化发展的落后势力,遭到有识之士的批判的同时,又以曾经代表过的那个时代及 其文化上的一切建树,与新生的近代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对文艺复兴运动及 近代西欧文明的兴起和发展,有着无可置疑的重要影响。
        二
    文艺复兴与天主教这种血脉相连、声气相通的借鉴与传承关系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 ,它有着深厚的现实背景和诸多的文化上的原因。
    在文艺复兴时期,虽然天主教及其教会组织基本上维持着中世纪以来的格局,但是,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兴起,社会的动荡和转型,教会从自身组织和教俗关 系,从思想到行为上都必然发生很大的变化,以应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冲击,在不断发 展的社会中维系自身的存在,从而使天主教与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之间有了沟通的现 实必要与可能。
    在社会转型的变动时期,社会中的每一个阶级、组织,甚至每一个人都必然在不同程 度上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作为中世纪西欧社会最大的封建主和剥削者,从政治和 思想文化上均对封建制度的存在和发展,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影响的天主教及其组 织,理所当然的处于社会变动的漩涡的中心。为了不在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 巨澜冲击下陷入灭顶之灾,天主教利用其在时间上延续上千年,空间上遍及西欧各国, 精神上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优势和顽强的应变再生能力,从各方面采取了适应社会转 型的一系列措施,改变了中世纪那种崇尚独处深思和安贫禁欲的宗旨,以更加积极的姿 态介入世俗社会生活,对各种社会问题予以了更多的关注。首先,教会不断强化教俗两 界宗教信仰的司法权。在文艺复兴时期,教会通过宗教裁判所对具有异端思想的精英文 化知识阶层进行迫害,烧死布鲁诺,囚禁伽里略,封杀哥白尼的学说。他们甚至对大众 文化中蔓延的异端思想也不放过。但是,面对变化着的客观现实又不能视而不见,或者 一味地进行打压。为了生存和发展,天主教会依仗其肌体的再生能力,向社会发展的客 观现实进行了必要的妥协。尼古拉五世不仅为象征古典学术的梵蒂冈图书馆的创立殚精 竭力,而且还决定兴建一座与新时代精神相适应的建筑物——圣彼得大教堂[4](P102) 。利奥十世甚至对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蓬彼尼奥·莱托所创办的充满了人文主义气息,并 宣扬异教无害的罗马学园予以庇护,并使其臻于鼎盛。正是由于天主教会的因时、因世 应变,不仅使天主教会没有在新时代巨澜的冲击下陷入万劫不复的灭顶之灾,而且使其 与新的社会思潮人文主义有了相通之处。
    教俗两界价值观念的趋向,也是天主教和文艺复兴运动联结的重要纽带。文艺复兴的 经济前提就是商品经济繁荣和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这一点在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意大利 表现得尤为突出。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城市成了商业和金融业的中心,周围的中 小城镇及广大乡村均被卷入巨大的商业贸易网。英国和低地国家的情形也如此。在这种 巨大的新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天主教会所奉行的以自然经济为前提的传统价值观念无法 支持下去了。15世纪时,主张禁欲与安贫的法兰西斯派的圣徒伯尔纳迪诺也改变了观念 ,大肆推崇工商业,提倡通过商业使金钱和珠宝转作生产力用途,指出“有节制地享有 繁荣是好事而不是罪恶,工商业有益于公众幸福”[5](P1-37),这就从理论上肯定了商 品经济发展中追逐金钱利润的价值观念。如果说圣伯尔纳迪诺只是主张“有节制地”享 有财富的话,那么,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教会则走得更远,手段也更为繁多。教会利用 俗人的宗教热情,尤其是一些忙于生意的工商业者没有充裕的时间参加宗教活动,便以 教会捐赠钱物的方式加以补救的机会,尽可能多地获取财富。教会及其组织在社会现实 的冲击下,价值观念的转变,对尘世物质利益的热心追求,不可不避免地表现在思想文 化上对文艺复兴时期反映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资产阶级新文化——人文主义的认同。事 实也是如此,文艺复兴运动中的许多人文主义者就是教会培养出来的,甚至本人就是教 会上层人士或者教皇。
    信仰普遍的衰落和危机的深化,同样迫使天主教会对宗教活动和宗教仪式进行某种程 度的改革,以各种方式适应世俗社会的普通大众,以图通过对世俗生活的认同、宗教的 普通化和大众化来提高人们的宗教兴趣,维持对天主教的信仰。文艺复兴时期,在社会 转型时期各种世俗思潮的冲击下,尤其是教会对尘世物质利益的贪婪追求,教士和修道 士在宗教信仰上呈现出普遍的衰落。无论是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修士,还是在普通 教区教士中,信仰危机再度表现出来和深化,其主要表现是:第一,教会在各方面的纪 律较前大大松弛了,教士的素质下降,一些由教士主持的神圣仪式都草率从事。第二, 随着教会纪律的松弛,教士和修道士在道德上的败坏和生活上的腐化愈加公开化。特别 是一些高级教士的所作所为像世俗的封建领主一样,完全违背了《福音》精神,沉缅于 世俗的行乐生活,不少教士贪婪无比,靠买卖圣物来牟利。信仰的衰落还表现在有的俗 人担任教职或作修士已不完全是为了信仰,而是基于其他的考虑,且主要是经济上的考 虑。各地贵族靠教会职务发财自肥,已是西欧社会不争的普遍事实。因此,对教职的争 夺也就愈演愈烈,且手段也极为卑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充分说明了信仰的普遍 衰落。而这又是引起广大教徒强烈不满的原因。然而,它却从两个侧面导致了天主教及 其组织向文艺复兴的靠拢,其一,信仰的普遍衰落有助于人文主义精神的萌发和成长。 因为,教会为了应付自身的信仰危机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放松对新的先进思想的打压,从 而为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和传播留下一定的空间。其二,在社会转型冲击下导致的信仰 的普遍衰落,迫使天主教会顺应潮流,降低天主教的神圣性,增强其世俗性,以便吸引 信徒,克服危机。天主教的世俗化在一定程度上又与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以世俗 的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相通。
    文艺复兴是西欧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由于社会转型的冲击, 观念的世俗化,宗教信仰的普遍衰落,从而导致天主教会不能完全坚守原来的阵地,为 了求得生存,天主教会不得不审时度势,对社会现实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的社会思潮 进行妥协,对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新的社会思潮加以容忍,甚至扶持和奖掖,从而架起 了一座由天主教达于文艺复兴的现实桥梁。
        三
    天主教与文艺复兴运动的薪火传承,还在于两者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极为重要的文 化现象,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思想成果。因此,两者之间,虽然因为产生的时代不同, 社会价值的取向不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观念上的碰撞和对立,但是,两者之间,因种 种文化上的原因,必然有着相似、相容和相继的关系。这种相似、相容和相继主要是由 如下几个方面导致的。
    首先,源于文化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社会存 在的反映。一定时代的文化总是深深植根于那一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之中,是时 代的奏鸣曲。这是文化之源。但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之上产生的 文化,当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存在前提覆灭之后,由于其相对独立性并不会立即消失,尤 其是其中的优秀部分,作为人类共同的遗产被后起的文化所吸纳,成为后起的新文化的 有机组成部分,这便是文化发展之流,也是文化发展的历史继承性的主要表现。文艺复 兴虽然开启了一个文化发展的新阶段,但决不是与中世纪文化的彻底决裂,而是中世纪 文化顺理成章的发展。天主教尤其是修道院在各个学术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所代表的文 化,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文艺复兴所涉及的一切文化领域,成为文艺复兴发生的文化前 提之一。
    同时,天主教作为基督教在西欧的一支,是一种极富包容性的宗教文化体系,是在大 量吸收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和哲学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英国学者罗伯逊在《基督教的起 源》一书中,论证了希腊化时期的犹太人,是如何在亚历大里亚城以及巴勒斯坦的希腊 化城市中接受希腊语言、哲学和文化的过程。到中世纪,许多宗教学者又用希腊哲学和 罗马人创造的拉丁语来重新阐释和完善天主教思想。奥古斯丁就是用柏拉图主义对基督 教进行全面系统的阐发来建造《上帝之城》,完善天主教神学体系的文化功能的。在中 世纪占有极其重要的神学学术地位的意大利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代表作《神学 大全》,既是当时天主教神学的百科全书,又是整个天主教世界官方思想体系的准确表 述和正宗代表。而恰恰该书又是在吸收古希腊罗马思想的基础上写成的。正是由于天主 教神学体系中包容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因素,使得以复兴古典文化为旗号的文艺复兴时期 的人文主义者们能从这里找到契合点,将表面上看来彼此对立的两种文化思想体系,通 过古希腊罗马文化沟通起来,而这也正是文化历史继承性的生动体现。
    此外,天主教与文艺复兴的传承关系,还在于天主教自身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和多 种文化汇聚而成的精神文化的产物,其中含有多元异质的文化因素。派生天主教的基督 教。最初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其精神实质应为东方的希伯莱文化。而犹太教,又是多 元文化汇聚的结果。早在3600多年前,犹太人曾因自然灾害迁居到尼罗河地区,受到了 埃及宗教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奥西里斯死后复活,主持冥间审判的传说对于犹太教的 弥赛亚观念和后来基督教的基督复临说准备了原始素材。当公元前586年犹太国被新巴 比伦王国所灭,大批犹太人沦为“巴比伦之囚”的时期,两河流域的文明和文化同样在 他们的宗教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们今天仍能从犹太人的文化典籍汇编《旧约》中看 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创世神话和洪水传说,使人们得以窥见犹 太——基督教的创世观与古史观的文化渊源。正如有些学者正确指出的那样,公元前53 8年,当新巴比伦王国亡于波斯帝国以后,返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的羽翼 下重建了一个神权统治体制,从而使波斯帝国的国教琐罗亚斯德教教义中关于主神崇拜 、世界末日说和对救世主的企盼的文化观念,被移植到犹太教中,从而进一步完善了犹 太教的思想体系。通过与东方多种文化的碰撞和结合,作为东方文化产物的犹太教,就 具有了深厚的多元异质文化基因。当基督教从犹太教中脱颖而出,犹太教的教义成为基 督教教义的一部分的时候,东方多元异质文化的基因就移入到这种新宗教中来了。另外 ,作为基督教产床的罗马帝国,本来就是一个地跨欧亚非,包含多民族的世界性大帝国 ,是多种文化的载体,因而东方多元文化的异质特性被新的基督教所吸收应是情理之中 了。这种东方古代多元异质的文化因素,虽然在基督教的框架体系中被重新加以解释和 说明,变成了宣扬宗教神学思想的依据。但是,这些被汇集到宗教经典中的历史文献, 仍不可避免地会发现它的真正价值:即对人的力量、智慧、本性给予肯定的思想。诸如 :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传说,就充分表现出摩西对上帝无限崇敬的背后,古代卓越 人物优秀的个人品质。在参孙的故事中,就完全体现了古代英雄的力量、智慧和弱点。 至于《耶利米哀歌》和《所罗门雅歌》等优秀诗篇,更是人们在面对灾难和爱情时真挚 感情的流露,人的真实性的抒发和张扬。《路德纪》中表现的则是人的美好情操,《莎 乐美》展示的则是人的欲望和激情。《创世纪》难道不是对人的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 曲折再现?以上表明,作为宗教文化体系的基督教在大肆张扬神学理论的同时,因多元 异质文化基因的作用,而与崇尚人性的世俗文化血脉相连,因不乏古代优秀文化的积淀 ,而可资新的资产阶级文化借鉴。
    最后,天主教文化的世俗性,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文化能从中吸取丰富营养的重要原 因。天主教作为一个系统庞杂的宗教神学文化体系,不管表面上表现出与世俗文化多么 强烈的对立,然其本质仍未脱离对人的关注。因为任何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 形态,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只不过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相比,是一种颠倒的歪曲的虚 幻的反映罢了,其思想之根是深植于社会存在之中的。表面看来,天主教这一文化形态 是与以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根本对立的,但实质上,仍然是人面对强大的自然,多灾多 难的社会无能为力,而借助于幻想,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上帝、神灵并加以顶礼膜拜, 然后再来救赎人类的思想意识的反映。恩格斯指出:“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 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种反映,而在进一步发 展中,在不同民族哪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6](P354)随后,开 始仅仅反映自然的神秘力量的幻象,“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 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了一个万能的神 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是抽象的人的反映”[6](P355)。这种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 宗教神学观念由自然神论到人格化的神,从多种神崇拜到一神论的发展,恰恰说明神的 世界只不过是人的世界的再现而已。
    纵观西欧社会的精神和文化发展史,清楚地表现出人的本质对象化的过程。在这里, 人的本质先是自然力量化,次而神化,进而物化的发展阶段。这一发展过程,正好是人 认识自己由低级到高级渐次发展的产物。西欧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神学文化形态 ,在表面显示与人根本对立的同时,在文化深层,则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以来最基本 的认识模式和思维形式。其内在本质,仍然是对人的关注,是对古代将人的本质和力量 对象化为自然力量的一种提升和发展。人在天主教神学那里,实际上获得了更多的社会 属性,充分表明了随着社会的进步,西欧人日益脱离了自然的羁绊而转向了精神生活和 社会生活,人的精神生活的社会目的性进一步增强了。正因为这样,文艺复兴时期的许 多人文主义思想家只是把矛头指向反动教会,而不反对天主教本身。他们在反封建、反 教会的斗争中大都从《圣经》和宗教教义中寻找理论根据。许多伟大的作家、艺术家, 大量选取宗教性题材进行艺术创作,表现人文主义思想。这与其说他们是打着宗教的旗 号反宗教,倒不如说他们试图挖掘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德国人文主义者,宗教改革家马 丁·路德.在激烈反对教会的斗争中,上帝在他的心目中始终是一座坚固的堡垒。他进 行宗教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拂去蒙在天主教教义上的灰尘,以恢复更富于人性更人道化 宗教的本来面目。正是由于天主教的世俗精神,给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以斗争 的武器和勇气,从而创造出了富于时代气息的资产阶级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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