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变动与适应
——对英国现代化过程的再认识
钱乘旦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6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2年02期第1～8页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钱乘旦(1949—)，男，江苏金坛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 世界史。
【关 键 词】变动/适应/英国/现代化/工业革命
中图分类号：K5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2)02-0001-08
现代化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不断消失，新的社会因素不断出现， 对这一点，人们已经有较多的认识。
但现代化还有另一个侧面，即社会对变动的适应力。仅只有变动并不足以促成现代化 ，变动与适应相结合，才是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变动可以改造社会，使它向好的方向发 展；但它也可以摧毁社会，使之成为一堆废墟。“变”不一定是好事，只有对变动的迅 速适应，才体现社会的生命力。因此，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能力，不仅取决于变动的 速度，也取决于社会对变动的适应能力。变动和适应间的平衡机制，是现代化过程顺利 进行的条件之一。在这一方面，英国显然是一个典型。因此，了解英国现代化过程中的 变动与适应现象，将有助于认识现代化过程本身。
(一)
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表现是工业化、城市化和消费化，在英国，这些都是由工业 革命完成的。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完成生产方式的转变，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机器取代手工，工厂取代作坊，蒸气动力取代人力 畜力，这些都使生产力发生巨大飞跃。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英国经历了急速的变动， 千百个工厂、千百根烟囱突然拔起，机器的轰隆声震动大地，千百年来人受到各种自然 力的支配，现在人成了自然的主人。一时间，英国的棉布象流水般涌向世界，英国的煤 和铁滚滚地征服全球。世界上谁也没见过这么多财富，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充斥人间 。英国成了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场”，它的工业生产力超过世界上其它地区的总和。新 生产部门发展起来，其中最主要的是机器制造。钢铁成为人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人为取 得更多的生活资料，就必须用更大的规模先生产工具。于是，大批人走出农村，走进工 厂，农村被遗忘了，城市成了一切，农业的英国死亡了，新生的是一个工业社会。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完全是个农业社会，这不仅因为农业 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也因为国家权力的基础——贵族的根基在农村。城市是农村的 附庸，不仅在经济上依赖农村，在政治上也是唯农村马首是瞻。工业化完全改变了这种 结构。城市的作用越来越大，渐渐成为财富和地位的发源地，随着城市经济地位的上升 ，城市逐渐起着领导作用。城市的价值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城市的生活方式为全社会所 模仿。农村以城市为榜样，现代文明在城市中发生。农村的领导地位消失了，城市成为 国家的支柱。国家发达与否往往可以从有多少城市人口来判断，工业大城市的规模则成 为国家强弱的标准之一。城市化是工业社会的一大标志，时至今日，人们仍可用城市化 的程度来区别发达与不发达国家。
工业化还引起了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的转变。由于社会财富大量涌现，生产已超越维 持人生存的基本需要，温饱不再是生活的目标，人们便开始追求享受和舒适，社会向消 费型发展，生产和生活趋向消费化。大工业为大众消费创造了可能性，过去只为贵族生 产的奢侈品，现在成为用机器生产的普通消费品；过去只是宫廷才有的豪华摆设，现在 却进入普通的中等阶级家庭。1851年有一个法国人曾这样说：“象英国这样一个贵族的 国家却成功地为人民提供物品，而法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却只会为贵族生产。”[1]( P222-223)就连社会最低层也在逐渐分享工业化的好处了，当时有一个流行的说法：“ 大陆的农民都穿木履，英国的工人却穿长袜”。马克思在激烈批判资本主义剥削的同时 ，也认为资产者的超额利润使工人分得一杯羹。很显然，经过工业革命，英国各阶层都 比欧洲其他国家的相应阶层富裕一些，这就是工业革命的成果。
总之，工业革命引起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大变动，它使人们摆脱几千年来传统经济 结构的束缚，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英国工业革命对现代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这 一点毫无疑问，但我们现在要问的是：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
从技术的角度说，工业革命能够发生，主要是由于新机械及新动力的出现。但机器和 动力都不是18世纪的创造，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人们就知道许多关于机械的知识，甚至 还有过“机器”。中世纪在这方面进步更大，钟表就是一个例证。但中世纪却严格压制 人的创造力，很多有创造才能的人不仅没有因卓越的发明受到尊重，反而遭受迫害，甚 至罹杀身之祸。意大利许多城市就明确规定：凡擅自创造发明的人，须受严惩，其中包 括罚款、驱逐甚至处死。在英国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威廉·李 的发明。李在1598年发明织袜机，结果被看成是危害社会的恶作剧，于是受到残酷的迫 害，在英国无法生存，不是不迁居法国，最终在贫困中死去。可见社会阻止创造，维护 现存的秩序，是一切传统社会的共同特征。
动力的使用也是这样，关于蒸汽的力量，人类早有所知，蒸汽可以转动轮盘，这在亚 历山大大帝时就知道了。但蒸汽用于实际生产，却只有在18世纪的英国才有可能。水力 、风力也是这样，风车、水磨甚至已经为人类服务了上千年，然而也只有在18世纪的英 国，水力才成为大生产的最初动力。
事实上，英国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不是在新科学新知识触发下发生的 技术大改造，而是把人类已有的知识用于生产，使生产突然间发生飞跃。这使人们感到 ，工业革命在这时发生，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过去缺乏应有的知识，也不是由于生产没 有发展的潜力，而是由于社会故意压制生产，不让它得到应有的发展。
因此，生产发生飞跃的关键不在于生产本身，而在于社会和政治的因素；不在于人有 没有创造能力和必要的知识，而在于社会能不能创造条件，使人的才能得以发挥，知识 得以应用。换句话说，社会的潜在结构能否容忍变革，适应变革，这成了工业化能否发 生的关键。
18世纪的英国恰好就具有适应变革发生的机制，这时的社会不压制变革，相反在某种 意义上它还鼓励人的创造力。在经济上，它已经开始“农业革命”，陈旧的耕作方法废 弃了，新技术新品种不断引进。圈地运动打破了中世纪农业的传统格局，同耕共作式的 敞田制度被废除。贵族和乡绅摆脱了村社痕迹的最后束缚，现在他们腾出手来，为追逐 利润而拼命奋斗。这种资本主义式的经营意识正是后来实行工业化所需要的，尤为重要 的是，它首先产生在地主乡绅——这个传统社会的支柱中间，这就为适应后来整个社会 的更大变动打下了基础。在政治方面，18世纪英国有一个较宽松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 由“光荣革命”所造成，它虽然不是民主的，却也不是专制的。它允许不同的利益在议 会中表达出来，多元的政治结构已经形成。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已经放松，社会对人的价 值已经承认，“自由”这个词已不是空谈，它具有实际的社会意义。最重要的是，中世 纪的宗教狂热已经淡化，信仰虽还不完全是个人的事，不服从国教仍受到歧视；但理性 主义已明显取得了胜利，对上帝可以有多种解释，宽容已成为信仰领域的准则。这样一 个社会鼓励人的自由精神，因而随时准备去适应自由所创造的任何变动。由此可见，18 世纪英国具有最灵活的社会结构和最宽松的适应机制，由这个社会去触发人类第一次工 业革命，当然不是出乎意料的事。很难想象在一个严格控制的社会里，会允许自由的人 以自由的意志去自由地选择任何变动。
(二)
工业革命是一次社会大变动，但它也带来许多新问题。
首先，工业化使人变成机器的奴隶，造成劳动者的社会价值大贬低。人支配自己劳动 的时代过去了，工厂制定统一的作息时间和规章制度，机器则强迫人按照机械的节拍从 事劳动。劳动被剥去一切“创造”的伪装，变成赤裸裸的谋生手段，因而变得枯燥无味 。如果说在工业革命前一切能工巧匠都能和诗人一样争夺“艺术家”的桂冠，因为他们 的产品都是“创造”的成果；那么现在，“劳动”意味着机器操纵的体力劳动；诗，则 是悠闲的标志，是智慧的结晶。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尖锐对立，而以体力劳动者的被牺 牲为代价。
城市化使城市人口膨胀，住房紧缺，环境污染，卫生设备差，犯罪率高，道德水平降 低，人际关系冷漠，两性关系随便，贫民窟的居住条件难以忍受……所有这些弊病使人 们回想起田园诗般的“快乐的英格兰”，尽管这“快乐的英格兰”从来只存在于人的幻 想之中。于是，人们对城市化的指责接踵而来，城市被说成是万恶之源。虽说对城市的 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在诸多的城市弊病中，有些是属于新文明诞生时的阵痛，如住房 问题；有些则属于初次推行工业化因没有经验而造成的差错，如城市缺乏卫生设备等。 但无疑地，社会下层是承担这些灾难的受害人，城市化至少在形成初期降低了劳动 人民的生活质量和道德水平，它当然也是以劳动者的被牺牲为代价。
更严重的是，工业化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却扩大了财富分配中的不合理，使贫富不 均极为严重。这种情况是由英国的工业化道路所造成的。在英国工业革命中，“自由放 任”是基本的国策，根据这种方针，政府只负责处理政治事务，经济问题则应当尽量不 去干预，任其自由发展。当一个国家以家长制方式进行管理，政府事事插手时，提倡“ 自由放任”无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给经济松绑，让工业得到自由发展。但英国人把这种 政策实行得太彻底了，结果，国家对一切经济问题袖手旁观，而不认为应该对社会每一 个人的生存负责任。于是，生存被看作是纯个人的事，是每个人自己的经济活动，它既 不需要别人干涉，也不允许别人干涉。富人的财富是不可侵犯的，穷人的贫穷也同样不 可侵犯；富人的富裕是合理的，穷人的贫穷也同样合理。国家对一切都听之任之，一切 都在自由竞争中自生自灭。社会就好象大自然，“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英国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首先，国家完全不参与经济活动，让经济在“自然 状态”中自生自灭，结果加重了经济领域中的无政府状态。当经济繁荣时，没有某种机 制可以阻止其过快的发展；当危机发生时，又没有某种调节的力量可以缓解它的危害， 以致造成巨大损失。危机与繁荣的周期震荡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在某种意义上 说，也是国家放弃执行经济职能的必然结果。
其次，国家放弃对分配的监督保护作用，促成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赤贫。工业革命必 然造成某些阶层(或集团)地位上升，某些阶层(或集团)地位下降，某些阶层(或集团)甚 至受排挤，生活来源受到威胁，这在任何一个国家实行工业化时，都是可能发生的事； 即使在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由于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变化，也还会碰到类似问题。 如果国家能作为一种超社会的力量对分配加以调节，本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但工业 革命时的英国政府恰恰不愿意这样做。英国本来有国家干预分配的传统，教区负责救济 贫民就是这种情况。然而当工业革命企图用“自由放任”打破传统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束 缚时，它将国家的积极作用也一同否定了。其结果，就是听任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悬殊过 大，贫富不均过于严重，甚至产生严重的贫穷现象。当然，这又是以劳动者的被牺牲为 代价。
工业革命中产生的种种弊病，归结起来都造成同样后果，即拉大了社会上层和下层间 的贫富差距，使许多人享受不到工业革命的成果，在财富极大丰富的条件下，却出现难 以置信的贫穷问题。社会必须对此找出补救的方法，否则将影响到工业社会本身的合理 性。可见，面对工业化的巨大变革，社会能否有某种调节机制，自我适应，自我完善， 去伪存真，弃恶扬善，这不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存问题，而且决定着现代化能否顺利 进行。
所幸的是，英国社会表现出极大的适应性，它不仅能调节自身的结构，使之适应工业 化带来的社会变动；它甚至能促成新的变动，成功地解决了劳动者被牺牲的问题。在这 个过程中，它改造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蕴育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福利国家。
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国家从不干预到干预再到承担责任几乎是质的转变，需要很 长时间才能完成。前面已经说过，“自由放任”是对传统社会束缚人的创造性的一种否 定，社会若没有这一进步，便不可能容忍对传统经济结构的任何突破。但新的社会问题 表明工业革命中产生的一切弊端正是出于“自由放任”，因此不进而再否定这个原则， 新社会本身就难以维持。
起初，“自由放任”是资本主义的金科玉律，它伴随英国渡过了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 时代。在这段时期，谁反对“自由放任”谁就会被视为异端，为社会的主流所不齿。但 这也是贫富不均最严重，社会冲突最尖锐的时期，劳动者的苦难最深重。我们看到在这 一时期，工人阶级的活动最活跃，他们要求否定“自由放任”，要求社会承担对每一个 成员的生存责任。到19世纪下半叶，资产者也开始怀疑“自由放任”的合理性了，他们 中的有识之士觉察到贫穷对社会稳定的危害性，开始鼓吹国家干预财富的分配。这种观 念上的变化是意义深远的，因为资产者是社会的主导，正是他们在工业革命中坚决维护 “自由放任”的原则。
经过工人阶级长期的斗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的持久宣传，国家干预的原则逐渐被 社会接受。1909年，自由党财政大臣劳合·乔治提出“人民预算”，第一次按财产的多 少制定税率。它还对大地产征收特别税，从而剥夺最富而人数最少的一个阶层的超额收 入。这些税收被用来支付新开办的养老金，实际上是用富人的钱来赡养失去劳动能力的 穷人。自由党还在某些行业实行最低工资制，并开始引进社会保险制度。“人民预算” 是国家干预分配的开始，这以后分配领域发生重大变化，在此之前，在整个19世纪，全 国工资总数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一直维持在48%左右，利润和利息在39%上下，地租收入 则在10%—13%之间。这三种收入反映着社会三大阶级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不同地位，若 考虑到工资收入者占全国就业人口的绝大多数，社会分配之不公正就可想而知了。国家 干预分配后，工资的比例明显增加，1920—1929的10年间达到国民收入的59.7%，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增长更快，1950—1959的10年间达到72.4%，而地租和利润的比例则下降 到4.9%和22.7%。
国家干预分配的主要手段是累进所得税。根据1973年的法律，对个人收入的最高抽税 率可达83%，此外，因投资而取得的收入超过一定数额后还可追加15%的税，从而使某些 收入的征税率高达98%，实际上是将这部分收入全部没收。这些手段大大缩小了收入方 面的差距，根据1970年代的统计数字，在全国21000万纳税人中，每年大约有21000人的 收入超过20000磅，13.5万人的收入超过10000磅，而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间相差160倍 ，这个差距肯定是相当大的。但在交纳累进所得税之后，这些纳税人的实际收入大为变 化，其中只有21000人超过10000磅，30万人超过5000磅，多数人的收入都在1500——50 00磅之间，收入方面的不合理显然已大大减少了。[2](第三编第一章)
不仅如此，国家还从税收中拿出大量款项补助失业者或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使他 们也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1975年英国政府将45%的预算用于各种社会服务(包括社会保 险费25亿英磅，占国民总产值的8%)。用这种方法，英国努力克服由工业革命造成的严 重两极化，企图做到：若不能在财富的分配上达到均等，也要在生活物质的分配上尽量 做到合理，使每一个人能享受基本的生活保障，而这一点，可以说基本上还算成功的。
在这个基础上，从1946年开始，英国实行福利国家制度。这种制度的实质在于：国家 对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承担责任，把调节分配取得的收入用于全民(主要是 收入低的人)的福利。这以后，一系列议会立法把每个英国人置于“从生到死”的国家 保护之下，过去由贫穷、失业、疾病等等造成的威胁，现在已降到最低限度。一切人都 有基本的生存保障，有接受教育、接受医疗、接受失业救济的权利。经过近二百年的摸 索、变动，福利国家政策使社会每一个成员都可以分享社会富裕的成果了。
现在，在物质的享受方面，贫和富的差别已主要不在“量”上，而是在“质”上。当 国家能用政治的手段调节分配，使大家都有恰当的居住空间和足够的衣食物品，能享受 新出现的娱乐活动甚至现代的休假、旅游等等时，若富人家悬挂价值连城的毕加索原作 和穷人家挂一张原作的印刷品，对于生活来说，这种区别的实际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福利国家的形成不仅否定了“自由放任”的原则，而且从根本上修正了资本主义的价 值基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现在人们承认，为社会的正义、安宁和稳定，私有 财产是可以调节的，而国家，作为社会的代表，执行这种调节功能。福利国家的出现不 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新变动，还意味着社会基本价值的再次改变。私有制和 国家的含义现在都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源出于社会适应的需要——为适应工业革命 造成的巨变，社会作出了更多的变动。
变动要求适应，适应引起更多的变动，这正是一次成功的现代化所必需具备的条件。 英国的成功得之于它灵活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同利益的要求可以很轻易地表 达出来，而一旦这些要求表达出来，社会便会协调它，使之得到部分或全部的满足。资 产者曾通过“自由放任”表达自己的要求，当这种要求得到满足时，工业化改造了传统 社会。然而工业化使劳动阶层受到损害，他们通过长期的斗争表达了他们的要求，当这 种要求充分表达时，社会便及时调整，使工人的利益也得到关照。不同利益的冲突及协 调最终导致福利国家，而社会的适应机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得到发挥的。
(三)
承认不同的利益，承认社会多元化，会使社会变得灵活，容易适应各种变动。在专制 主义统治下，这一点却绝无可能。
专制是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确立的，在欧洲国家，专制王权曾领导民族取得独立 与统一，因而有历史的合理性。在英国这些都由都铎王朝来完成。但专制在本质上是与 民族相对立的，因为它不是融合于民族之中，而是凌驾于民族之上，它使国家服从它一 己的私利，它的利益高于民族。这一点不仅在政治上表现出来，在经济上也很明显：只 有当经济的发展对专制有利时，它才稍稍放松控制，让僵死的经济活动一下。在专制制 度下，一个人的意志决定一切，政府仅是这个人的傀儡，严密的官僚体系只为专制的利 益服务，社会多种利益完全得不到反映。专制会使用极端的暴力来压制不同利益的表现 ，其最常用的借口便是：国家只有一个利益，谁不同于这个利益，谁就是反国家。于是 ，“朕即国家”，专制的利益解释为国家的利益，社会的灵活性被扼杀了，一切变革都 受到压制。
但利益的多样性是始终存在的，在时机成熟时它一定会表现出来。斯图亚特王朝继位 后议会和王权长期冲突，就表明民族已认识到专制的利益与自己不同，因而克服专制王 权，便是国家发展的当务之急。这以后，英国经历了内战和复辟的反复，建立什么样的 政治制度问题始终未能解决。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后专制王权才被克服。议会以民族的 名义执掌政权，英国摆脱了以专制的利益至高无上的局面。
光荣革命并没有建立民主制，它建立的是贵族寡头制。贵族通过各种方法控制议会， 从而也就以议会的名义统治国家。当时，英国的贵族大约有200名上下，而其中又只有 一小部分在政治上表现活跃。政权就掌握在这几十个贵族手中，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没有 发言权的。但这终究不再是一个人的统治，统治国家的是一群人，平衡和相互牵制是他 们行使权力的必要前提。这些人本身的利益也不是相同的，为了实行共同的统治，他们 必须承认利益多样化。于是，议会成了表达不同利益的场所，而各种利益都在这里讨价 还价，最后达成某种协议，社会多元化被正式认可了。
总之，18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多元的社会有赖于多元政治制度的保障。社 会只有多元化才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从而为大规模变动创造条件。18世纪英国的这种情 况已经在前面谈过了。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在社会结构方面的最大变动是形成新阶段，也就是出现新的利 益。于是，和经济领域发生的情况一样，政治领域也存在一个变动要求适应，适应引起 更多变动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英国的民主制。
新阶级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过去，贵族乡绅是英国的支柱，他们高高在上 ，用家长式作风统治国家。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分散、落后、缺乏政治意识，很难意识到 自己的阶级存在。他们对“天然的长上”百般服从，同时从主人那里寻求保护。这样， 很长时间以来，英国只是个“等级”的社会，没有人认为它是“阶级”社会。在等级社 会中，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社会的梯级上站在哪一层，“等级”往往是由出身和社会地 位决定的，财产的多寡仅起间接作用。“阶级”这个概念还没有产生，由阶级利益所要 求的政治权力分配也没有被人所认识。政治斗争往往只是上层的事，在同一个阶级内部 进行，这就是寡头政治的基础。
工业革命改变了这种情况，它造成两个具有现代心理素质的工业阶级，这两个阶级对 自身的存在都有清楚的认识，知道自己的利益与谁协调，与谁冲突。过去上层与下层间 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被工业革命解除了，而这种关系一旦解除，利益的冲突就十分明显 。人们以利益的同异分类站队，社会地位的认同让位给经济地位的认同。取得收入的手 段成为划分社会集团的标准，人们突然“发现”了阶级，阶级社会“形成”了。
新阶级的出现是以利益为基础的，阶级利益的冲突就成了时代的特征。政治斗争越来 越表现为阶级斗争，原有的政治秩序完全被打乱了。
以前，贵族地主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因而由他们主导国家政治便是合情合理的事。 现在，工业阶级中的一个控制国家的财富，另一个代表劳动力资源。当他们发现政治结 构不能与自己的经济利益相调和时，政治动荡就开始了，原有的政治制度受到冲击。
前面我们说过，寡头制本身曾造成一种条件，使工业革命易于发生。但寡头制的社会 基础只有一个，即贵族地主。工业革命造成的财富使地主贵族相形见绌，由他们单独掌 权便变得很荒唐了。若政治制度不能作相应的变动，将造成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严重 脱序，从而引起激烈的社会冲突。
事实上，这正是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一个显著特征。新阶级为在政治上获得相应的地 位，曾奋斗几十年，从而改造了整个政治制度。
工业革命把资产者推向财富的顶峰。这些人中多数是时代的暴发户，他们出身卑微， 举止不雅，有些人甚至穷困潦倒，漂零半生。但在工业革命的大风暴中他们挺身弄潮， 竟取得令人羡慕的成功。随着财富的增长，他们日益感到自己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不 相称，他们的利益受到压制，要求得不到反映，议会完全控制在贵族手中，他们连选举 权也没有。最典型的例子是1815年的谷物法，地主贵族为人为地维持谷物的高价，竟以 损害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为代价，禁止粮食进口。这样，资产者纷纷投身于政治改革， 要求取得选举权。
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在工业革命中受到损害，也希望通过政治改革改变经济地位。从 法国大革命时期开始，他们始终把争取普选权作为目标，因为在他们看来，经济上的苦 难应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只有取得选举权，选出工人自己的议员，他们的利益才能得 到反映，从而使议会通过法律，保障工人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使他们与其他两大社会阶 级长期对立，在没有选举权时，他们坚持争取独立的选举权；取得选举权后，他们逐渐 形成独立的政党，从事独立的政治活动。就这样，在工业革命时期，形成了三大阶级彼 此对立的复杂局面。
面对新阶级的挑战，英国的政治制度表现出很大的适应性。它能在保留传统形式的同 时发生变动，让全新的内容装在古老的外壳中。这种做法的秘诀在于：它一点一点地扩 大了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每次变动都吸收一部分新的力量，使它成为“英国宪政”的 组成部分。最后，所有的社会力量都被吸收在内了，寡头政治也就转变成民主政治。
这个过程是由五次议会改革完成的。第一次议会改革使资产者获得选举权，它把一切 有产者在财产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保卫“英国的宪政”。这次改革具有深远的历史 意义，因为它保住了以国王和贵族为特征的君主立宪制，资产者被接纳进政治的主体。 作为交换，它同意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中进行活动，而不谋求改变政体的现存形式。第二 次和第三次议会改革把工人阶级也接纳进政体之中，和资产者一样，它也同意以议会为 讲坛，放弃议会外的群众活动。这以后，一切政治力量都只在议会中进行较量了，利益 的冲突可以在议会中寻求解决，而不需表现为激烈的社会动荡。第四次和第五次议会改 革进一步巩固了民主的原则，并把社会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妇女吸收进政治的主体。 到这个时候，一切冲突似乎都突然缓和了，社会找到了一个政治渲溢口，各种不满都可 以在这里发泄，各种利益的对峙都可以在这里寻找调和的途径。
这样，新的政治平衡产生了。以前，寡头制在同一阶级的不同派别间寻求平衡；现在 ，民主制则在全社会一切不同利益(包括阶级利益)间建立更广泛的平衡。而一旦民主制 确立，被社会变动所打破的政治平衡就重新建立，社会恢复稳定，走向成熟。英国的政 治制度曾为工业革命创造条件，现在，它为适应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变动而发生新的变动 ，使寡头制变成了民主制。
政治结构的这种适应机制帮英国渡过了许多难关。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在三百 年间没有严重的政治动乱，没有发生过暴力革命，也没有出现过真正以武力为手段的政 治斗争。当1848年全欧洲都被革命的烈火烧焦时，英国却在相对平静中安渡危机。20世 纪几次世界性的政治震荡都没有使英国受到严重影响，无论是革命还是法西斯专政都没 能振动英国的宪政。有人说，这是因为英国得到了超稳定的政治结构；我们可以同意这 种说法，但问题是，超稳定结构的关键在于它能不断地适应新的变动，在变动尚不足以 大到引起突变时，结构的自我调节机制已经消化了这些变动，使它们成为结构的新的组 成部分。根据这种解释，我们就能理解英国何以走上一条渐进改革的路。
变动，适应，再变动，再适应……不断地变动和不断地适应，这是英国现代化过程中 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宝贵经验。我们希望今天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人们——无论是领 导还是被领导者都能够认识这个经验，努力使中国的社会也产生这种机制，积极地适应 不可避免的变动，以保证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得更顺利一些。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6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2年02期第1～8页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钱乘旦(1949—)，男，江苏金坛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 世界史。
| 【内容提要】 | 现代化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变动与适应相结合，是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工业革命之所 以肇始于英国，正是由于18世纪英国具有最灵活的社会结构和最宽松的适应机制。同样 ，英国得以成功地解决工业革命带来的诸多新问题，也源于其灵活的社会制度。政治结 构的适应机制进一步提高了社会适应新的变动的能力，从而保障了社会的稳定。不断的 变动和不断的适应是英国现代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也是其留给世人的宝贵经验。 |
现代化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不断消失，新的社会因素不断出现， 对这一点，人们已经有较多的认识。
但现代化还有另一个侧面，即社会对变动的适应力。仅只有变动并不足以促成现代化 ，变动与适应相结合，才是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变动可以改造社会，使它向好的方向发 展；但它也可以摧毁社会，使之成为一堆废墟。“变”不一定是好事，只有对变动的迅 速适应，才体现社会的生命力。因此，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能力，不仅取决于变动的 速度，也取决于社会对变动的适应能力。变动和适应间的平衡机制，是现代化过程顺利 进行的条件之一。在这一方面，英国显然是一个典型。因此，了解英国现代化过程中的 变动与适应现象，将有助于认识现代化过程本身。
(一)
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表现是工业化、城市化和消费化，在英国，这些都是由工业 革命完成的。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完成生产方式的转变，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机器取代手工，工厂取代作坊，蒸气动力取代人力 畜力，这些都使生产力发生巨大飞跃。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英国经历了急速的变动， 千百个工厂、千百根烟囱突然拔起，机器的轰隆声震动大地，千百年来人受到各种自然 力的支配，现在人成了自然的主人。一时间，英国的棉布象流水般涌向世界，英国的煤 和铁滚滚地征服全球。世界上谁也没见过这么多财富，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充斥人间 。英国成了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场”，它的工业生产力超过世界上其它地区的总和。新 生产部门发展起来，其中最主要的是机器制造。钢铁成为人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人为取 得更多的生活资料，就必须用更大的规模先生产工具。于是，大批人走出农村，走进工 厂，农村被遗忘了，城市成了一切，农业的英国死亡了，新生的是一个工业社会。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完全是个农业社会，这不仅因为农业 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也因为国家权力的基础——贵族的根基在农村。城市是农村的 附庸，不仅在经济上依赖农村，在政治上也是唯农村马首是瞻。工业化完全改变了这种 结构。城市的作用越来越大，渐渐成为财富和地位的发源地，随着城市经济地位的上升 ，城市逐渐起着领导作用。城市的价值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城市的生活方式为全社会所 模仿。农村以城市为榜样，现代文明在城市中发生。农村的领导地位消失了，城市成为 国家的支柱。国家发达与否往往可以从有多少城市人口来判断，工业大城市的规模则成 为国家强弱的标准之一。城市化是工业社会的一大标志，时至今日，人们仍可用城市化 的程度来区别发达与不发达国家。
工业化还引起了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的转变。由于社会财富大量涌现，生产已超越维 持人生存的基本需要，温饱不再是生活的目标，人们便开始追求享受和舒适，社会向消 费型发展，生产和生活趋向消费化。大工业为大众消费创造了可能性，过去只为贵族生 产的奢侈品，现在成为用机器生产的普通消费品；过去只是宫廷才有的豪华摆设，现在 却进入普通的中等阶级家庭。1851年有一个法国人曾这样说：“象英国这样一个贵族的 国家却成功地为人民提供物品，而法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却只会为贵族生产。”[1]( P222-223)就连社会最低层也在逐渐分享工业化的好处了，当时有一个流行的说法：“ 大陆的农民都穿木履，英国的工人却穿长袜”。马克思在激烈批判资本主义剥削的同时 ，也认为资产者的超额利润使工人分得一杯羹。很显然，经过工业革命，英国各阶层都 比欧洲其他国家的相应阶层富裕一些，这就是工业革命的成果。
总之，工业革命引起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大变动，它使人们摆脱几千年来传统经济 结构的束缚，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英国工业革命对现代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这 一点毫无疑问，但我们现在要问的是：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
从技术的角度说，工业革命能够发生，主要是由于新机械及新动力的出现。但机器和 动力都不是18世纪的创造，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人们就知道许多关于机械的知识，甚至 还有过“机器”。中世纪在这方面进步更大，钟表就是一个例证。但中世纪却严格压制 人的创造力，很多有创造才能的人不仅没有因卓越的发明受到尊重，反而遭受迫害，甚 至罹杀身之祸。意大利许多城市就明确规定：凡擅自创造发明的人，须受严惩，其中包 括罚款、驱逐甚至处死。在英国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威廉·李 的发明。李在1598年发明织袜机，结果被看成是危害社会的恶作剧，于是受到残酷的迫 害，在英国无法生存，不是不迁居法国，最终在贫困中死去。可见社会阻止创造，维护 现存的秩序，是一切传统社会的共同特征。
动力的使用也是这样，关于蒸汽的力量，人类早有所知，蒸汽可以转动轮盘，这在亚 历山大大帝时就知道了。但蒸汽用于实际生产，却只有在18世纪的英国才有可能。水力 、风力也是这样，风车、水磨甚至已经为人类服务了上千年，然而也只有在18世纪的英 国，水力才成为大生产的最初动力。
事实上，英国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不是在新科学新知识触发下发生的 技术大改造，而是把人类已有的知识用于生产，使生产突然间发生飞跃。这使人们感到 ，工业革命在这时发生，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过去缺乏应有的知识，也不是由于生产没 有发展的潜力，而是由于社会故意压制生产，不让它得到应有的发展。
因此，生产发生飞跃的关键不在于生产本身，而在于社会和政治的因素；不在于人有 没有创造能力和必要的知识，而在于社会能不能创造条件，使人的才能得以发挥，知识 得以应用。换句话说，社会的潜在结构能否容忍变革，适应变革，这成了工业化能否发 生的关键。
18世纪的英国恰好就具有适应变革发生的机制，这时的社会不压制变革，相反在某种 意义上它还鼓励人的创造力。在经济上，它已经开始“农业革命”，陈旧的耕作方法废 弃了，新技术新品种不断引进。圈地运动打破了中世纪农业的传统格局，同耕共作式的 敞田制度被废除。贵族和乡绅摆脱了村社痕迹的最后束缚，现在他们腾出手来，为追逐 利润而拼命奋斗。这种资本主义式的经营意识正是后来实行工业化所需要的，尤为重要 的是，它首先产生在地主乡绅——这个传统社会的支柱中间，这就为适应后来整个社会 的更大变动打下了基础。在政治方面，18世纪英国有一个较宽松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 由“光荣革命”所造成，它虽然不是民主的，却也不是专制的。它允许不同的利益在议 会中表达出来，多元的政治结构已经形成。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已经放松，社会对人的价 值已经承认，“自由”这个词已不是空谈，它具有实际的社会意义。最重要的是，中世 纪的宗教狂热已经淡化，信仰虽还不完全是个人的事，不服从国教仍受到歧视；但理性 主义已明显取得了胜利，对上帝可以有多种解释，宽容已成为信仰领域的准则。这样一 个社会鼓励人的自由精神，因而随时准备去适应自由所创造的任何变动。由此可见，18 世纪英国具有最灵活的社会结构和最宽松的适应机制，由这个社会去触发人类第一次工 业革命，当然不是出乎意料的事。很难想象在一个严格控制的社会里，会允许自由的人 以自由的意志去自由地选择任何变动。
(二)
工业革命是一次社会大变动，但它也带来许多新问题。
首先，工业化使人变成机器的奴隶，造成劳动者的社会价值大贬低。人支配自己劳动 的时代过去了，工厂制定统一的作息时间和规章制度，机器则强迫人按照机械的节拍从 事劳动。劳动被剥去一切“创造”的伪装，变成赤裸裸的谋生手段，因而变得枯燥无味 。如果说在工业革命前一切能工巧匠都能和诗人一样争夺“艺术家”的桂冠，因为他们 的产品都是“创造”的成果；那么现在，“劳动”意味着机器操纵的体力劳动；诗，则 是悠闲的标志，是智慧的结晶。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尖锐对立，而以体力劳动者的被牺 牲为代价。
城市化使城市人口膨胀，住房紧缺，环境污染，卫生设备差，犯罪率高，道德水平降 低，人际关系冷漠，两性关系随便，贫民窟的居住条件难以忍受……所有这些弊病使人 们回想起田园诗般的“快乐的英格兰”，尽管这“快乐的英格兰”从来只存在于人的幻 想之中。于是，人们对城市化的指责接踵而来，城市被说成是万恶之源。虽说对城市的 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在诸多的城市弊病中，有些是属于新文明诞生时的阵痛，如住房 问题；有些则属于初次推行工业化因没有经验而造成的差错，如城市缺乏卫生设备等。 但无疑地，社会下层是承担这些灾难的受害人，城市化至少在形成初期降低了劳动 人民的生活质量和道德水平，它当然也是以劳动者的被牺牲为代价。
更严重的是，工业化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却扩大了财富分配中的不合理，使贫富不 均极为严重。这种情况是由英国的工业化道路所造成的。在英国工业革命中，“自由放 任”是基本的国策，根据这种方针，政府只负责处理政治事务，经济问题则应当尽量不 去干预，任其自由发展。当一个国家以家长制方式进行管理，政府事事插手时，提倡“ 自由放任”无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给经济松绑，让工业得到自由发展。但英国人把这种 政策实行得太彻底了，结果，国家对一切经济问题袖手旁观，而不认为应该对社会每一 个人的生存负责任。于是，生存被看作是纯个人的事，是每个人自己的经济活动，它既 不需要别人干涉，也不允许别人干涉。富人的财富是不可侵犯的，穷人的贫穷也同样不 可侵犯；富人的富裕是合理的，穷人的贫穷也同样合理。国家对一切都听之任之，一切 都在自由竞争中自生自灭。社会就好象大自然，“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英国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首先，国家完全不参与经济活动，让经济在“自然 状态”中自生自灭，结果加重了经济领域中的无政府状态。当经济繁荣时，没有某种机 制可以阻止其过快的发展；当危机发生时，又没有某种调节的力量可以缓解它的危害， 以致造成巨大损失。危机与繁荣的周期震荡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在某种意义上 说，也是国家放弃执行经济职能的必然结果。
其次，国家放弃对分配的监督保护作用，促成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赤贫。工业革命必 然造成某些阶层(或集团)地位上升，某些阶层(或集团)地位下降，某些阶层(或集团)甚 至受排挤，生活来源受到威胁，这在任何一个国家实行工业化时，都是可能发生的事； 即使在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由于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变化，也还会碰到类似问题。 如果国家能作为一种超社会的力量对分配加以调节，本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但工业 革命时的英国政府恰恰不愿意这样做。英国本来有国家干预分配的传统，教区负责救济 贫民就是这种情况。然而当工业革命企图用“自由放任”打破传统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束 缚时，它将国家的积极作用也一同否定了。其结果，就是听任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悬殊过 大，贫富不均过于严重，甚至产生严重的贫穷现象。当然，这又是以劳动者的被牺牲为 代价。
工业革命中产生的种种弊病，归结起来都造成同样后果，即拉大了社会上层和下层间 的贫富差距，使许多人享受不到工业革命的成果，在财富极大丰富的条件下，却出现难 以置信的贫穷问题。社会必须对此找出补救的方法，否则将影响到工业社会本身的合理 性。可见，面对工业化的巨大变革，社会能否有某种调节机制，自我适应，自我完善， 去伪存真，弃恶扬善，这不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存问题，而且决定着现代化能否顺利 进行。
所幸的是，英国社会表现出极大的适应性，它不仅能调节自身的结构，使之适应工业 化带来的社会变动；它甚至能促成新的变动，成功地解决了劳动者被牺牲的问题。在这 个过程中，它改造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蕴育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福利国家。
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国家从不干预到干预再到承担责任几乎是质的转变，需要很 长时间才能完成。前面已经说过，“自由放任”是对传统社会束缚人的创造性的一种否 定，社会若没有这一进步，便不可能容忍对传统经济结构的任何突破。但新的社会问题 表明工业革命中产生的一切弊端正是出于“自由放任”，因此不进而再否定这个原则， 新社会本身就难以维持。
起初，“自由放任”是资本主义的金科玉律，它伴随英国渡过了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 时代。在这段时期，谁反对“自由放任”谁就会被视为异端，为社会的主流所不齿。但 这也是贫富不均最严重，社会冲突最尖锐的时期，劳动者的苦难最深重。我们看到在这 一时期，工人阶级的活动最活跃，他们要求否定“自由放任”，要求社会承担对每一个 成员的生存责任。到19世纪下半叶，资产者也开始怀疑“自由放任”的合理性了，他们 中的有识之士觉察到贫穷对社会稳定的危害性，开始鼓吹国家干预财富的分配。这种观 念上的变化是意义深远的，因为资产者是社会的主导，正是他们在工业革命中坚决维护 “自由放任”的原则。
经过工人阶级长期的斗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的持久宣传，国家干预的原则逐渐被 社会接受。1909年，自由党财政大臣劳合·乔治提出“人民预算”，第一次按财产的多 少制定税率。它还对大地产征收特别税，从而剥夺最富而人数最少的一个阶层的超额收 入。这些税收被用来支付新开办的养老金，实际上是用富人的钱来赡养失去劳动能力的 穷人。自由党还在某些行业实行最低工资制，并开始引进社会保险制度。“人民预算” 是国家干预分配的开始，这以后分配领域发生重大变化，在此之前，在整个19世纪，全 国工资总数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一直维持在48%左右，利润和利息在39%上下，地租收入 则在10%—13%之间。这三种收入反映着社会三大阶级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不同地位，若 考虑到工资收入者占全国就业人口的绝大多数，社会分配之不公正就可想而知了。国家 干预分配后，工资的比例明显增加，1920—1929的10年间达到国民收入的59.7%，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增长更快，1950—1959的10年间达到72.4%，而地租和利润的比例则下降 到4.9%和22.7%。
国家干预分配的主要手段是累进所得税。根据1973年的法律，对个人收入的最高抽税 率可达83%，此外，因投资而取得的收入超过一定数额后还可追加15%的税，从而使某些 收入的征税率高达98%，实际上是将这部分收入全部没收。这些手段大大缩小了收入方 面的差距，根据1970年代的统计数字，在全国21000万纳税人中，每年大约有21000人的 收入超过20000磅，13.5万人的收入超过10000磅，而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间相差160倍 ，这个差距肯定是相当大的。但在交纳累进所得税之后，这些纳税人的实际收入大为变 化，其中只有21000人超过10000磅，30万人超过5000磅，多数人的收入都在1500——50 00磅之间，收入方面的不合理显然已大大减少了。[2](第三编第一章)
不仅如此，国家还从税收中拿出大量款项补助失业者或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使他 们也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1975年英国政府将45%的预算用于各种社会服务(包括社会保 险费25亿英磅，占国民总产值的8%)。用这种方法，英国努力克服由工业革命造成的严 重两极化，企图做到：若不能在财富的分配上达到均等，也要在生活物质的分配上尽量 做到合理，使每一个人能享受基本的生活保障，而这一点，可以说基本上还算成功的。
在这个基础上，从1946年开始，英国实行福利国家制度。这种制度的实质在于：国家 对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承担责任，把调节分配取得的收入用于全民(主要是 收入低的人)的福利。这以后，一系列议会立法把每个英国人置于“从生到死”的国家 保护之下，过去由贫穷、失业、疾病等等造成的威胁，现在已降到最低限度。一切人都 有基本的生存保障，有接受教育、接受医疗、接受失业救济的权利。经过近二百年的摸 索、变动，福利国家政策使社会每一个成员都可以分享社会富裕的成果了。
现在，在物质的享受方面，贫和富的差别已主要不在“量”上，而是在“质”上。当 国家能用政治的手段调节分配，使大家都有恰当的居住空间和足够的衣食物品，能享受 新出现的娱乐活动甚至现代的休假、旅游等等时，若富人家悬挂价值连城的毕加索原作 和穷人家挂一张原作的印刷品，对于生活来说，这种区别的实际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福利国家的形成不仅否定了“自由放任”的原则，而且从根本上修正了资本主义的价 值基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现在人们承认，为社会的正义、安宁和稳定，私有 财产是可以调节的，而国家，作为社会的代表，执行这种调节功能。福利国家的出现不 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新变动，还意味着社会基本价值的再次改变。私有制和 国家的含义现在都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源出于社会适应的需要——为适应工业革命 造成的巨变，社会作出了更多的变动。
变动要求适应，适应引起更多的变动，这正是一次成功的现代化所必需具备的条件。 英国的成功得之于它灵活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同利益的要求可以很轻易地表 达出来，而一旦这些要求表达出来，社会便会协调它，使之得到部分或全部的满足。资 产者曾通过“自由放任”表达自己的要求，当这种要求得到满足时，工业化改造了传统 社会。然而工业化使劳动阶层受到损害，他们通过长期的斗争表达了他们的要求，当这 种要求充分表达时，社会便及时调整，使工人的利益也得到关照。不同利益的冲突及协 调最终导致福利国家，而社会的适应机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得到发挥的。
(三)
承认不同的利益，承认社会多元化，会使社会变得灵活，容易适应各种变动。在专制 主义统治下，这一点却绝无可能。
专制是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确立的，在欧洲国家，专制王权曾领导民族取得独立 与统一，因而有历史的合理性。在英国这些都由都铎王朝来完成。但专制在本质上是与 民族相对立的，因为它不是融合于民族之中，而是凌驾于民族之上，它使国家服从它一 己的私利，它的利益高于民族。这一点不仅在政治上表现出来，在经济上也很明显：只 有当经济的发展对专制有利时，它才稍稍放松控制，让僵死的经济活动一下。在专制制 度下，一个人的意志决定一切，政府仅是这个人的傀儡，严密的官僚体系只为专制的利 益服务，社会多种利益完全得不到反映。专制会使用极端的暴力来压制不同利益的表现 ，其最常用的借口便是：国家只有一个利益，谁不同于这个利益，谁就是反国家。于是 ，“朕即国家”，专制的利益解释为国家的利益，社会的灵活性被扼杀了，一切变革都 受到压制。
但利益的多样性是始终存在的，在时机成熟时它一定会表现出来。斯图亚特王朝继位 后议会和王权长期冲突，就表明民族已认识到专制的利益与自己不同，因而克服专制王 权，便是国家发展的当务之急。这以后，英国经历了内战和复辟的反复，建立什么样的 政治制度问题始终未能解决。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后专制王权才被克服。议会以民族的 名义执掌政权，英国摆脱了以专制的利益至高无上的局面。
光荣革命并没有建立民主制，它建立的是贵族寡头制。贵族通过各种方法控制议会， 从而也就以议会的名义统治国家。当时，英国的贵族大约有200名上下，而其中又只有 一小部分在政治上表现活跃。政权就掌握在这几十个贵族手中，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没有 发言权的。但这终究不再是一个人的统治，统治国家的是一群人，平衡和相互牵制是他 们行使权力的必要前提。这些人本身的利益也不是相同的，为了实行共同的统治，他们 必须承认利益多样化。于是，议会成了表达不同利益的场所，而各种利益都在这里讨价 还价，最后达成某种协议，社会多元化被正式认可了。
总之，18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多元的社会有赖于多元政治制度的保障。社 会只有多元化才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从而为大规模变动创造条件。18世纪英国的这种情 况已经在前面谈过了。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在社会结构方面的最大变动是形成新阶段，也就是出现新的利 益。于是，和经济领域发生的情况一样，政治领域也存在一个变动要求适应，适应引起 更多变动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英国的民主制。
新阶级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过去，贵族乡绅是英国的支柱，他们高高在上 ，用家长式作风统治国家。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分散、落后、缺乏政治意识，很难意识到 自己的阶级存在。他们对“天然的长上”百般服从，同时从主人那里寻求保护。这样， 很长时间以来，英国只是个“等级”的社会，没有人认为它是“阶级”社会。在等级社 会中，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社会的梯级上站在哪一层，“等级”往往是由出身和社会地 位决定的，财产的多寡仅起间接作用。“阶级”这个概念还没有产生，由阶级利益所要 求的政治权力分配也没有被人所认识。政治斗争往往只是上层的事，在同一个阶级内部 进行，这就是寡头政治的基础。
工业革命改变了这种情况，它造成两个具有现代心理素质的工业阶级，这两个阶级对 自身的存在都有清楚的认识，知道自己的利益与谁协调，与谁冲突。过去上层与下层间 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被工业革命解除了，而这种关系一旦解除，利益的冲突就十分明显 。人们以利益的同异分类站队，社会地位的认同让位给经济地位的认同。取得收入的手 段成为划分社会集团的标准，人们突然“发现”了阶级，阶级社会“形成”了。
新阶级的出现是以利益为基础的，阶级利益的冲突就成了时代的特征。政治斗争越来 越表现为阶级斗争，原有的政治秩序完全被打乱了。
以前，贵族地主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因而由他们主导国家政治便是合情合理的事。 现在，工业阶级中的一个控制国家的财富，另一个代表劳动力资源。当他们发现政治结 构不能与自己的经济利益相调和时，政治动荡就开始了，原有的政治制度受到冲击。
前面我们说过，寡头制本身曾造成一种条件，使工业革命易于发生。但寡头制的社会 基础只有一个，即贵族地主。工业革命造成的财富使地主贵族相形见绌，由他们单独掌 权便变得很荒唐了。若政治制度不能作相应的变动，将造成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严重 脱序，从而引起激烈的社会冲突。
事实上，这正是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一个显著特征。新阶级为在政治上获得相应的地 位，曾奋斗几十年，从而改造了整个政治制度。
工业革命把资产者推向财富的顶峰。这些人中多数是时代的暴发户，他们出身卑微， 举止不雅，有些人甚至穷困潦倒，漂零半生。但在工业革命的大风暴中他们挺身弄潮， 竟取得令人羡慕的成功。随着财富的增长，他们日益感到自己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不 相称，他们的利益受到压制，要求得不到反映，议会完全控制在贵族手中，他们连选举 权也没有。最典型的例子是1815年的谷物法，地主贵族为人为地维持谷物的高价，竟以 损害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为代价，禁止粮食进口。这样，资产者纷纷投身于政治改革， 要求取得选举权。
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在工业革命中受到损害，也希望通过政治改革改变经济地位。从 法国大革命时期开始，他们始终把争取普选权作为目标，因为在他们看来，经济上的苦 难应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只有取得选举权，选出工人自己的议员，他们的利益才能得 到反映，从而使议会通过法律，保障工人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使他们与其他两大社会阶 级长期对立，在没有选举权时，他们坚持争取独立的选举权；取得选举权后，他们逐渐 形成独立的政党，从事独立的政治活动。就这样，在工业革命时期，形成了三大阶级彼 此对立的复杂局面。
面对新阶级的挑战，英国的政治制度表现出很大的适应性。它能在保留传统形式的同 时发生变动，让全新的内容装在古老的外壳中。这种做法的秘诀在于：它一点一点地扩 大了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每次变动都吸收一部分新的力量，使它成为“英国宪政”的 组成部分。最后，所有的社会力量都被吸收在内了，寡头政治也就转变成民主政治。
这个过程是由五次议会改革完成的。第一次议会改革使资产者获得选举权，它把一切 有产者在财产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保卫“英国的宪政”。这次改革具有深远的历史 意义，因为它保住了以国王和贵族为特征的君主立宪制，资产者被接纳进政治的主体。 作为交换，它同意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中进行活动，而不谋求改变政体的现存形式。第二 次和第三次议会改革把工人阶级也接纳进政体之中，和资产者一样，它也同意以议会为 讲坛，放弃议会外的群众活动。这以后，一切政治力量都只在议会中进行较量了，利益 的冲突可以在议会中寻求解决，而不需表现为激烈的社会动荡。第四次和第五次议会改 革进一步巩固了民主的原则，并把社会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妇女吸收进政治的主体。 到这个时候，一切冲突似乎都突然缓和了，社会找到了一个政治渲溢口，各种不满都可 以在这里发泄，各种利益的对峙都可以在这里寻找调和的途径。
这样，新的政治平衡产生了。以前，寡头制在同一阶级的不同派别间寻求平衡；现在 ，民主制则在全社会一切不同利益(包括阶级利益)间建立更广泛的平衡。而一旦民主制 确立，被社会变动所打破的政治平衡就重新建立，社会恢复稳定，走向成熟。英国的政 治制度曾为工业革命创造条件，现在，它为适应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变动而发生新的变动 ，使寡头制变成了民主制。
政治结构的这种适应机制帮英国渡过了许多难关。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在三百 年间没有严重的政治动乱，没有发生过暴力革命，也没有出现过真正以武力为手段的政 治斗争。当1848年全欧洲都被革命的烈火烧焦时，英国却在相对平静中安渡危机。20世 纪几次世界性的政治震荡都没有使英国受到严重影响，无论是革命还是法西斯专政都没 能振动英国的宪政。有人说，这是因为英国得到了超稳定的政治结构；我们可以同意这 种说法，但问题是，超稳定结构的关键在于它能不断地适应新的变动，在变动尚不足以 大到引起突变时，结构的自我调节机制已经消化了这些变动，使它们成为结构的新的组 成部分。根据这种解释，我们就能理解英国何以走上一条渐进改革的路。
变动，适应，再变动，再适应……不断地变动和不断地适应，这是英国现代化过程中 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宝贵经验。我们希望今天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人们——无论是领 导还是被领导者都能够认识这个经验，努力使中国的社会也产生这种机制，积极地适应 不可避免的变动，以保证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得更顺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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