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古代人类社会的进步
——人类社会在分散状态中发展
尹元超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6期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尹元超，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
从约300万年前人类出现到公元15、16世纪，人类自身的发育尚处于童年时代，人类社 会的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世界历史的产生尚处于孕育过程。从纵向发展方面说，人类 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十分有限，社会关系中还保留着许多原始而野蛮的习俗。诸如，社会 生产力普遍低下，人们只得其先通过原始简单协力进行生产，继而进行个体小生产。致 生产效率很低，剩余产品很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主导地位 ；在继原始社会之后出现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社会上层分子欲实现对直接生产者的 经济榨取，在生产过程中均需使用超经济强制，以控制直接生产者的人身自由；在意识 形态领域，对超自然的各种神灵的盲目崇拜，往往左右着人们的头脑，致使各种宗教大 行其道。从横向发展方面说，则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交往的增进，人类主要社 会共同体的规模虽在逐步扩大，以至形成民族国家，但由于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个体家 庭以及各类群体经济上大多自给自足，诸民族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尚且薄弱，各 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就更为有限。这些民族国家依然基本处于各自孤立与彼此隔绝的闭 塞状态，相互交往既不频繁，又不稳定，对双方社会发展通常难以迅速产生明显巨大的 影响，因而整个人类社会还是分散发展的，发展速度也很缓慢。与之相适应，人类历史 亦尚停留在民族史、区域史阶段。
但是，即使在这个人类社会分散而缓慢发展的历史时代，人类实践经验的逐步积累与 升华，社会交往的日益扩大与加强，仍然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个体小生产虽然存 在种种局限，但它取代原始简单协力成为社会主导生产形式，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 定高度的结果，而且正是由于它的生产效益充分发挥，才为未来社会化大生产准备了条 件。超经济强制虽然野蛮残忍，但演变趋势乃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逐步削弱，终于为 以后实行雇佣劳动制开辟了道路。宗教信仰虽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并 对历史进程产生较大影响，但其间在某些地区或国家也曾多次出现世俗文化的发展高潮 ，宗教文化亦非一无可取。各地区、各社会共同体之间的联系虽然一直比较薄弱，但亦 在逐渐扩展和强化。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以后，各文明区的范围便在一步步扩大，由点 而片，进而形成一些面积更加辽阔的文明区域。各社会共同体之间的交往方式也日益演 进，由偶尔为之的使者探访与武力征伐，发展到较为经常的贸迁有无与文化交流。因此 ，对15、16世纪以前人类社会的进步应予充分肯定，诚如恩格斯在论及古代奴隶制时指 出的：“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 为必要，同样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 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①(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524页。)我们也可以认为，15、16世纪以前人类 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不仅使当时的人们深受其益， 而且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没有15、16世纪以前人类社会分散而缓慢 的发展，15、16世纪以后人类社会发展逐渐成为一个整体，并使社会进步速度大大加快 ，乃是不可想象的。
在15、16世纪以前社会发展所取得的诸多丰硕成果中，有几项对于人类社会当时的进 步与未来的发展具有最基本的意义。首先是孕育出了一批比较稳定的民族国家。这些民 族国家的出现，为人类不同群体分别创造和保存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以及彼 此进行各种交流，提供了基本舞台和可靠载体，它们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划分的规模 最大、相对独立性最强、最便于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历史创造的基本社会单元。再则是形 成了各民族国家独特的文明模式。因为各民族国家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分别形成了各自 重要特点，也便使它们的具体国情各不相同，而国情乃是制约该国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 因素，致使各国社会后来的具体发展途径随之产生歧异。三则是增进了各民族国家之间 的相互交往。国际交往不仅有助于经济文化交流，吸收别国经验教训，彼此取长补短； 而且常常伴随着相互竞争与恃强凌弱，以致彼此之间，尤其是对后进国家产生强大压力 ，从而激励它们弃旧图新，奋发图强，对外来挑战作出积极回应。因此，国际交往的增 进，也有力地推动着有关国家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
所以，在编著世界历史课程教材之15、16世纪以前部分时，似可考虑将诸多民族国家 的逐步孕育，各国社会基本特点的渐趋形成，以及国际交往的日益增进，作为主要阐述 内容，以之为纲揭示当时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进程。这一基本进程始终包括纵向发展和 横向发展两个方面，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300万年前人类出现到公元前二千年代 末期为第一阶段，这是人类文明孕育时期，社会发展刚刚起步。从公元前二千年代末期 到公元一千年代中期为第二阶段，这是开始使用铁器，由原始简单协力向个体小生产过 渡，奴隶社会盛极而衰，国际交往渐趋活跃时期。从公元一千年代中期到15、16世纪为 第三阶段，这是个体小生产充分发展，封建制度由盛而衰，世界区域性格局演进到极致 而行将被根本突破时期。
二
在编著世界历史15、16世纪以前部分时，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
1.农本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关系
近些年来，我国有些世界史工作者不时提到“农本经济”这个词。所谓农本经济，据 说就是以农为本，以农业为决定性生产部门的经济。他们认为农本经济，即以农为本的 经济必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农本经济必然是自然经济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领导人曾提出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既然以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成为国民经 济的决定性生产部门，应该说是以农为本了，但它又是与以工业为主导相结合的，能说 这种国民经济就是自然经济吗?特别是当代有些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商品仍 以农畜产品为主，如澳大利亚1990年左右的出口总额中，便是农畜产品约占70%，矿产 品仅占24%，同时进口的则主要是机器、石油、汽车、纸张、纺织品等工业品。像澳大 利亚这样的国家，显然是以农为本，即以农业为国民经济中决定性生产部门的国家，但 是却决不能说它们的国民经济乃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其实，就是在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并非所有以农业为决定性生产部门的国家 或地区的经济都是自然经济。例如，即使是处于奴隶社会盛期的罗马帝国，也仍然是以 农业为决定性生产部门的农业国，其社会经济无疑该是农本经济。在帝国西部意大利本 土及西班牙、西北非诸行省，农业在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尤大。但是，帝国西部地区的 农业经营方式，主要是组建使用大量奴隶进行集中耕作的奴隶制农庄，将大部分农副产 品投入市场。能说当时这些地区的农本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吗?又如，在工业化 或变成工业国以前的英国，社会经济大概也还是以农业(包括畜牧业)为决定性生产部门 的农本经济，但是随着圈地运动的逐步展开，农业经营者已主要是使用雇工面向市场进 行生产的各类农业资本家，因而恐怕也很难说，当时的英国经济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
因此，如果将农本经济诠释为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农为本，即以农业为决定性生产部门 的话，就不能断言农本经济必然是自然经济。社会经济属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不取 决于该社会以什么生产部门为主，而取决于该社会以什么生产经营方式为主。导致社会 经济成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本原因，是该社会主要建立在个体小生产的基础之上 。
个体小生产并非伴随人类产生就立即出现的，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 。在物质生产发展进程中，较之原始简单协力，个体小生产乃是巨大进步。小生产者已 能独立完成当时一般产品的生产全过程，获得比原始简单协力为优的经济效益。但也正 因为如此，劳动分工很不充分，大家的产品基本相同，彼此缺乏对他人产品的需求，且 个人力量究竟有限，每个人的产品数量也不可能很多，因而产品买卖交换很不发达，小 生产者们往往力求在经济生活中自给自足，即自己生产的物品主要供自己消费，自己消 费的物品主要由自己生产，只有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产品才投入市场出售，只有自己无 法生产的少数物品才前往市场购买，连剥削者对这样的直接生产者通常也只能榨取劳役 地租或实物地租。总之，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和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均属个人行为。不 仅个体小农主要从事农耕，同时兼营家庭手工业，以满足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各种基本 需要；就连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个体小手工业者，鉴于市场狭小，也是除从事自己擅长 的手工业行业外，在可能条件下也力图生产自己及其家庭成员需要的其他手工业品，甚 至还种植粮食作物和蔬菜，饲养食用牲畜和家禽。 既然每个个体小生产者都力求自给 自足，因而建立在个体小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也便必然是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 主导地位。
2.游牧部族对封建制度广泛确立所起的历史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以为封建制度在形成过程中受到游牧部族原始社会解体时期社会 关系的影响，只是西欧国家的特有现象。其实，东亚、西亚和北非许多国家都有类似情 况，因而它在世界历史上具有普遍性，只是具体情节不尽相同而已。
游牧半游牧部族向农耕世界的大举徙入，早已有之。早在公元前二千年代，分属闪含 语人、印欧语人和商部族的许多游牧半游牧部落集团，就曾分别徙入两河流域、小亚细 亚、尼罗河下游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和希腊半岛等地。但是，公元一千年代中 期游牧半游牧部族向农耕世界的迁徙，规模之巨大与影响之深远都是空前的。
这次被称为“民族大迁徙”的游牧半游牧部族移徙浪潮，席卷亚欧北非主要农耕地区 。它始于公元4世纪，充当先锋的是原来游牧于中国北部沙漠草原地区的北匈奴人。他 们在公元1世纪末被中国东汉政权击败后徙往康居游牧生息近三个世纪，待力量渐强， 便于374年灭粟特国，然后分三批西入欧洲，并推动黑海北岸的东哥特人、西哥特人以 及多瑙河以北、莱茵河以东地区的其他日耳曼人部落集团迁往西欧各地和西北非。受匈 奴人和日耳曼人西迁的牵动，斯拉夫人也很快迁入巴尔干半岛，散布到东欧其他地区。 在东亚，则是中国北部沙漠草原地区业已摆脱北匈奴人控制的南匈奴人和鲜卑人等游牧 半游牧部族日益强大，4—5世纪相继迁入中国中原地区。7—8世纪，阿拉伯半岛上游牧 的阿拉伯人，亦乘拜占廷帝国和萨珊波斯被北方游牧半游牧部族入侵进一步削弱之机， 迅速占领西亚北非广大农耕地区。
同时，这次民族大迁徙发生于主要农耕地区处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以及入 徒游牧半游牧部族原始社会趋于解体之际。不仅来势迅猛，导致这些农耕地区原有国家 政权迅速崩溃，以游牧半游牧部族为主体的新国家政权纷纷出现；尤为重要的是为这些 农耕地区正在展开的封建化过程注入了新因素，促成了封建制度在这些地区的确立。这 是因为处于原始社会解体时期的游牧半游牧部族的社会关系，都具有这样的共同特点： 生产资料私有制，尤其是土地私有制刚刚开始出现；人身隶属关系尚不苛酷和普遍，绝 大多数部众还是自由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成员。这些皆与早期封建关系有某些相通之 处。因此，世界历史上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在亚欧北非主要农耕地区相继崛 起的隋唐帝国、加洛林帝国、拜占廷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它们的封建制度在不同程度上 都是由先进农耕地区正在滋长的封建关系，与入主游牧半游牧部族带来的原始社会解体 时期的社会关系相互作用形成的。
但是，各先进农耕地区奴隶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其他许多方面均有不同。例如，汉代中 国土地的私有和买卖已很流行，奴隶数量较少，且主要来自本族贫困破产或犯罪服刑的 自由小生产者。罗马帝国则土地买卖不太盛行，西部地区奴隶数量较多，又主要来自外 族，奴隶制大农场大作坊比较普遍；东部地区自由人的劳动一直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较大 作用，奴隶制农场和作坊规模较小，数量较少。萨珊波斯又是以土地国有为主，奴隶数 量不多，且往往也被安排去从事个体生产。这样，奴隶制危机在各主要农耕地区引起的 社会后果也就很不一样：罗马帝国后期，西部地区整个社会一度陷入绝境，东部地区农 工商业却还比较繁荣；汉代后期的中国与萨珊时期的波斯社会经济也尚能维持在一定发 展水平上。因而在游牧半游牧部族入主前，各主要农耕地区封建关系的滋长状况便已存 在明显区别。另则，各游牧半游牧部族大迁徙时原始社会的解体程度以及在入主地区所 处地位也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在隋唐帝国、加洛林帝国、拜占廷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两 种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具体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最终确立的封建制度也便采取了不同具 体形式，分别属于封建制度的不同类型：隋唐帝国属封建地主制，加洛林帝国和拜占廷 帝国属封建领主制，阿拉伯帝国属封建土地国有制；拜占廷帝国与加洛林帝国的封建领 主制亦有细别。
这四大早期封建帝国在国际舞台上一度比较活跃。它们通过武力扩张或和平交往，又 促进了封建制度在各自邻近国家或地区渐趋形成，并分别与它们采取相似的形式，从而 导致封建制度不仅在亚欧北非绝大部分地区广泛确立起来，而且形成几种主要类型。
3.古代中国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与作用
不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无疑不是真正的世界史。但对专门开设有中国史课程的我国 学生来说，也不宜在世界史课程中过多地简单地重复中国史课程的一般内容，而是应该 侧重从实事求是地体现古代中国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与作用这一宏观角度，去阐述中国历 史。这样也许比单纯学习中国史更有助于学生培养民族自豪感与历史责任感。
古代中国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与作用极其重要，不是其他任何国家能够与之全面伦比的 。
首先，中国是历史发展连续性最强的国家。在世界诸多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国以基本 稳定的版图和民族构成延续至今。国家政权屡有更迭，但纯属改朝换代，国家疆域和民 族成份并无重大变化，从未因被外族征服而成为别的国家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境内最后 进的民族夺取了国家政权，也依然以维持先前在中国居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 模式为制订各项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它接纳过许多外来移民，但均被同化于中华民族。 它吸收过不少外来文化成果，但只是使自己的固有文化得到丰富和发展，而未抛弃自己 的文化传统。因此，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既未突然中断，被强行嫁接在他国历史上； 也无重大反复，致社会进步出现严重逆转，真可谓万变不离其宗，从而在人类社会发展 史上具有比较典型的意义。
再则，古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尽管在古代世界的社会经济文化领 域，中国不是唯一获得高度发展的国家，不时有别的国家与之遥相辉映，诸如奴隶制时 代先后有希腊和罗马，封建制时代曾经有阿拉伯帝国，但是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无疑 首推中国。因此，中国对古代世界人类社会的进步，也便贡献最多最大。它不仅将国内 生产的多种精美物品辗转输往世界很多地区，直接丰富别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 还让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很多发明创造广为传播，有力促进他国经济文化的发展。造 纸术、印刷术、指南针与火药的发明和传播，就是其中突出的事例。早在17世纪初，英 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近代实验科学奠基人法兰西斯·培根在谈到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的发明时就曾指出：“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海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 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物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 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②(注：转引自李云泉主编：《中西文化关系史》，泰山 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也写道：“火药、指南针 、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 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 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杠杆。③(注：转引自李云泉主编：《中 西文化关系史》，泰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20世纪，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家李约 瑟亦得出结论：“倘若没有中国古代科技的优越贡献，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过程，将不 可能实现。试问若无火药、纸、印刷术和罗盘针，我们将无法想象，如何能消灭欧洲的 封建主义，而产生资本主义。”④(注：转引自李云泉主编：《中西文化关系史》，泰 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此外，古代中国还有不少为当时世界之先的各种创举，其 带动作用尚待研究。例如，通过考试遴选官吏，即始于中国隋唐时代；当代世界各国由 政府指定银行发行法定纸币的制度，早在11世纪就由中国北宋王朝实行了。
第三，中国是古代世界许多重大事件的策源地或驱动者。在古代世界，虽然各民族各 国家所处孤立闭塞状态始终未被根本打破，人类社会还是分散发展的，但是仍然时而有 些事件辗转波及诸多民族和国家，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而在这类具有广泛影 响的重大事件中，有不少就首发于中国，或者受到中国的驱策。例如，从公元前138年 至公元97年，中国汉朝为联合西域各族抗击匈奴袭扰，曾先后四次分别派遣张骞与班超 等出使西域，这些使者除在中亚展开广泛活动外，还曾前往帕提亚帝国，远达波斯湾畔 ，从而开辟了有名的丝绸之路。又如，在民族大迁徙浪潮中充当先锋的北匈奴人，之所 以离开中国北部大漠前往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的康居，就是受到中国汉朝的驱使；13 世纪蒙古人之所以能够迅速征服东亚、西亚和东欧绝大部分地区，也与以中国作为其大 本营有很大关系。再如，15世纪初期郑和率领的庞大中国船队七次远航，不仅遍访东南 亚、南亚和西亚许多港埠，而且从苏门答腊经马尔代夫横渡印度洋直抵东非港口摩加迪 沙、布腊瓦与马林迪等，将此前以中国人和阿拉伯人为主的东方各族人民在西太平洋和 印度洋上开辟的各主要航线串通起来，使西欧航海家绕过非洲南端航抵东非、西亚、南 亚和东亚，只需探寻沿非洲西海岸的大西洋航线，从而对15世纪与16世纪之交的世界海 道大通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中国还是东亚区域国际交往的重心。古代世界的国际交往具有明显的区域性， 直接交往基本限于邻近国家之间。每个区域通常有一二个国家充当国际交往的重心，东 亚区域国际交往的重心就是中国。这不仅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领先于其他东亚国家 ，而且因为大约在13世纪以前，东北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尚少直接往来，彼此之间 的经济文化交流亦需仰赖中国的中介。因此，东亚各国争相与中国结好，它们的国王和 使节经常前往中国访问，贵族子弟和僧人成批前往中国留学，前去进行贸易的官府和民 间商人更是络绎不绝。同时，前往东亚其他国家的中国使节、学者和商人也为数甚众。 所以，东亚国家大多在各个方面深受中国文明影响，以致逐渐共同构成儒学文化圈。
4.长时期的东学西渐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欧洲在古代虽然也曾有过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如公元前5世 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城邦兴盛时期，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罗马共和国后期和 罗马帝国前期，但在古代绝大部分时间里，欧洲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都落后于亚非国家 。意大利当代经济史家卡洛·M·奇波拉说：“十一世纪初，欧洲还是一个落后地区— —也就是现今我们所谓的‘不发达的地区’——这不仅仅是与我们今天的标准相比较而 言，而且与那个时期其他地方的文化、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起来，也是如此。与当 时的拜占廷帝国、阿拉伯帝国和中华帝国相比，欧洲属于不发达地区”。⑤(注：卡洛 ·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页。)因此，随 着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逐步展开，尽管欧洲文明亦曾传入亚非地区，对东方国家的社会 发展有些积极影响，然而更主要的是亚非文明传入欧洲，促进西方社会向前发展。在古 代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主要是东学西渐。
古代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样地，而作为古希腊文明之滥觞的克里特文明，就深受古代 东方文明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克里特岛的最早居民可能来自小亚和西南亚，克里特 岛出土的当时器物则反映出埃及的影响。希腊人跨入文明的门槛更晚，迟至公元前8世 纪至公元前6世纪才基本形成城邦，但紧接着就进入了奴隶社会盛期。希腊城邦社会之 所以能够获得超出常规的发展速度，社会经济文化迅趋繁荣，社会关系变革步履紧凑， 也是由于当时东方社会已经发展到较高程度，致使希腊城邦得以吸收东方国家的成果去 加速自己的发展。正因为属于“急就章”，在希腊城邦社会，往往原始习俗与先进文明 互见。至于后来的所谓希腊化，与其说是东方社会受希腊文明强烈影响，不如说是希腊 文明附着在东方文明上才得以焕发余光。古希腊文明急剧衰落，也可能是其发展缺乏深 厚根基所致。
封建时代，东方社会更是一直比西方社会先进。拜占廷帝国前期社会经济文化一度比 较繁荣，也是因为当时其绝大部分领土在西亚北非，当这些地区被阿拉伯人夺去以后， 拜占廷帝国就一蹶不振了。后倭马亚王朝统治下的伊比利亚半岛曾经繁荣一时，是由于 其一度被东方化。因此，封建时代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单向的，即主要是 将东方国家的物质产品和文化成果输往西方国家，而西方国家则除了基督教，尚无可供 输出之物，而且其基督教亦源自西亚。只是由于当时国际直接交往依然主要限于邻近国 家之间，因而东亚、南亚国家和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均需通过居间伊斯兰国 家，尤其是阿拉伯人的中介。举凡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印度古代发明的数字系统，连 同阿拉伯人自己的诸多创造，都是通过他们传给欧洲人的，就连原来产生于欧洲本土的 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阿拉伯人的传承，才为西欧天主教徒重新认 知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阿拉伯人在封建时代曾经长期充当西欧天主教徒的主 要启蒙老师。^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6期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尹元超，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从约300万年前人类出现到公元15、16世纪，人类自身的发育尚处于童年时代，人类社 会的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世界历史的产生尚处于孕育过程。从纵向发展方面说，人类 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十分有限，社会关系中还保留着许多原始而野蛮的习俗。诸如，社会 生产力普遍低下，人们只得其先通过原始简单协力进行生产，继而进行个体小生产。致 生产效率很低，剩余产品很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主导地位 ；在继原始社会之后出现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社会上层分子欲实现对直接生产者的 经济榨取，在生产过程中均需使用超经济强制，以控制直接生产者的人身自由；在意识 形态领域，对超自然的各种神灵的盲目崇拜，往往左右着人们的头脑，致使各种宗教大 行其道。从横向发展方面说，则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交往的增进，人类主要社 会共同体的规模虽在逐步扩大，以至形成民族国家，但由于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个体家 庭以及各类群体经济上大多自给自足，诸民族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尚且薄弱，各 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就更为有限。这些民族国家依然基本处于各自孤立与彼此隔绝的闭 塞状态，相互交往既不频繁，又不稳定，对双方社会发展通常难以迅速产生明显巨大的 影响，因而整个人类社会还是分散发展的，发展速度也很缓慢。与之相适应，人类历史 亦尚停留在民族史、区域史阶段。
但是，即使在这个人类社会分散而缓慢发展的历史时代，人类实践经验的逐步积累与 升华，社会交往的日益扩大与加强，仍然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个体小生产虽然存 在种种局限，但它取代原始简单协力成为社会主导生产形式，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 定高度的结果，而且正是由于它的生产效益充分发挥，才为未来社会化大生产准备了条 件。超经济强制虽然野蛮残忍，但演变趋势乃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逐步削弱，终于为 以后实行雇佣劳动制开辟了道路。宗教信仰虽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并 对历史进程产生较大影响，但其间在某些地区或国家也曾多次出现世俗文化的发展高潮 ，宗教文化亦非一无可取。各地区、各社会共同体之间的联系虽然一直比较薄弱，但亦 在逐渐扩展和强化。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以后，各文明区的范围便在一步步扩大，由点 而片，进而形成一些面积更加辽阔的文明区域。各社会共同体之间的交往方式也日益演 进，由偶尔为之的使者探访与武力征伐，发展到较为经常的贸迁有无与文化交流。因此 ，对15、16世纪以前人类社会的进步应予充分肯定，诚如恩格斯在论及古代奴隶制时指 出的：“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 为必要，同样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 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①(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524页。)我们也可以认为，15、16世纪以前人类 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不仅使当时的人们深受其益， 而且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没有15、16世纪以前人类社会分散而缓慢 的发展，15、16世纪以后人类社会发展逐渐成为一个整体，并使社会进步速度大大加快 ，乃是不可想象的。
在15、16世纪以前社会发展所取得的诸多丰硕成果中，有几项对于人类社会当时的进 步与未来的发展具有最基本的意义。首先是孕育出了一批比较稳定的民族国家。这些民 族国家的出现，为人类不同群体分别创造和保存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以及彼 此进行各种交流，提供了基本舞台和可靠载体，它们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划分的规模 最大、相对独立性最强、最便于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历史创造的基本社会单元。再则是形 成了各民族国家独特的文明模式。因为各民族国家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分别形成了各自 重要特点，也便使它们的具体国情各不相同，而国情乃是制约该国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 因素，致使各国社会后来的具体发展途径随之产生歧异。三则是增进了各民族国家之间 的相互交往。国际交往不仅有助于经济文化交流，吸收别国经验教训，彼此取长补短； 而且常常伴随着相互竞争与恃强凌弱，以致彼此之间，尤其是对后进国家产生强大压力 ，从而激励它们弃旧图新，奋发图强，对外来挑战作出积极回应。因此，国际交往的增 进，也有力地推动着有关国家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
所以，在编著世界历史课程教材之15、16世纪以前部分时，似可考虑将诸多民族国家 的逐步孕育，各国社会基本特点的渐趋形成，以及国际交往的日益增进，作为主要阐述 内容，以之为纲揭示当时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进程。这一基本进程始终包括纵向发展和 横向发展两个方面，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300万年前人类出现到公元前二千年代 末期为第一阶段，这是人类文明孕育时期，社会发展刚刚起步。从公元前二千年代末期 到公元一千年代中期为第二阶段，这是开始使用铁器，由原始简单协力向个体小生产过 渡，奴隶社会盛极而衰，国际交往渐趋活跃时期。从公元一千年代中期到15、16世纪为 第三阶段，这是个体小生产充分发展，封建制度由盛而衰，世界区域性格局演进到极致 而行将被根本突破时期。
二
在编著世界历史15、16世纪以前部分时，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
1.农本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关系
近些年来，我国有些世界史工作者不时提到“农本经济”这个词。所谓农本经济，据 说就是以农为本，以农业为决定性生产部门的经济。他们认为农本经济，即以农为本的 经济必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农本经济必然是自然经济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领导人曾提出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既然以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成为国民经 济的决定性生产部门，应该说是以农为本了，但它又是与以工业为主导相结合的，能说 这种国民经济就是自然经济吗?特别是当代有些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商品仍 以农畜产品为主，如澳大利亚1990年左右的出口总额中，便是农畜产品约占70%，矿产 品仅占24%，同时进口的则主要是机器、石油、汽车、纸张、纺织品等工业品。像澳大 利亚这样的国家，显然是以农为本，即以农业为国民经济中决定性生产部门的国家，但 是却决不能说它们的国民经济乃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其实，就是在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并非所有以农业为决定性生产部门的国家 或地区的经济都是自然经济。例如，即使是处于奴隶社会盛期的罗马帝国，也仍然是以 农业为决定性生产部门的农业国，其社会经济无疑该是农本经济。在帝国西部意大利本 土及西班牙、西北非诸行省，农业在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尤大。但是，帝国西部地区的 农业经营方式，主要是组建使用大量奴隶进行集中耕作的奴隶制农庄，将大部分农副产 品投入市场。能说当时这些地区的农本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吗?又如，在工业化 或变成工业国以前的英国，社会经济大概也还是以农业(包括畜牧业)为决定性生产部门 的农本经济，但是随着圈地运动的逐步展开，农业经营者已主要是使用雇工面向市场进 行生产的各类农业资本家，因而恐怕也很难说，当时的英国经济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
因此，如果将农本经济诠释为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农为本，即以农业为决定性生产部门 的话，就不能断言农本经济必然是自然经济。社会经济属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不取 决于该社会以什么生产部门为主，而取决于该社会以什么生产经营方式为主。导致社会 经济成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本原因，是该社会主要建立在个体小生产的基础之上 。
个体小生产并非伴随人类产生就立即出现的，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 。在物质生产发展进程中，较之原始简单协力，个体小生产乃是巨大进步。小生产者已 能独立完成当时一般产品的生产全过程，获得比原始简单协力为优的经济效益。但也正 因为如此，劳动分工很不充分，大家的产品基本相同，彼此缺乏对他人产品的需求，且 个人力量究竟有限，每个人的产品数量也不可能很多，因而产品买卖交换很不发达，小 生产者们往往力求在经济生活中自给自足，即自己生产的物品主要供自己消费，自己消 费的物品主要由自己生产，只有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产品才投入市场出售，只有自己无 法生产的少数物品才前往市场购买，连剥削者对这样的直接生产者通常也只能榨取劳役 地租或实物地租。总之，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和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均属个人行为。不 仅个体小农主要从事农耕，同时兼营家庭手工业，以满足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各种基本 需要；就连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个体小手工业者，鉴于市场狭小，也是除从事自己擅长 的手工业行业外，在可能条件下也力图生产自己及其家庭成员需要的其他手工业品，甚 至还种植粮食作物和蔬菜，饲养食用牲畜和家禽。 既然每个个体小生产者都力求自给 自足，因而建立在个体小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也便必然是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 主导地位。
2.游牧部族对封建制度广泛确立所起的历史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以为封建制度在形成过程中受到游牧部族原始社会解体时期社会 关系的影响，只是西欧国家的特有现象。其实，东亚、西亚和北非许多国家都有类似情 况，因而它在世界历史上具有普遍性，只是具体情节不尽相同而已。
游牧半游牧部族向农耕世界的大举徙入，早已有之。早在公元前二千年代，分属闪含 语人、印欧语人和商部族的许多游牧半游牧部落集团，就曾分别徙入两河流域、小亚细 亚、尼罗河下游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和希腊半岛等地。但是，公元一千年代中 期游牧半游牧部族向农耕世界的迁徙，规模之巨大与影响之深远都是空前的。
这次被称为“民族大迁徙”的游牧半游牧部族移徙浪潮，席卷亚欧北非主要农耕地区 。它始于公元4世纪，充当先锋的是原来游牧于中国北部沙漠草原地区的北匈奴人。他 们在公元1世纪末被中国东汉政权击败后徙往康居游牧生息近三个世纪，待力量渐强， 便于374年灭粟特国，然后分三批西入欧洲，并推动黑海北岸的东哥特人、西哥特人以 及多瑙河以北、莱茵河以东地区的其他日耳曼人部落集团迁往西欧各地和西北非。受匈 奴人和日耳曼人西迁的牵动，斯拉夫人也很快迁入巴尔干半岛，散布到东欧其他地区。 在东亚，则是中国北部沙漠草原地区业已摆脱北匈奴人控制的南匈奴人和鲜卑人等游牧 半游牧部族日益强大，4—5世纪相继迁入中国中原地区。7—8世纪，阿拉伯半岛上游牧 的阿拉伯人，亦乘拜占廷帝国和萨珊波斯被北方游牧半游牧部族入侵进一步削弱之机， 迅速占领西亚北非广大农耕地区。
同时，这次民族大迁徙发生于主要农耕地区处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以及入 徒游牧半游牧部族原始社会趋于解体之际。不仅来势迅猛，导致这些农耕地区原有国家 政权迅速崩溃，以游牧半游牧部族为主体的新国家政权纷纷出现；尤为重要的是为这些 农耕地区正在展开的封建化过程注入了新因素，促成了封建制度在这些地区的确立。这 是因为处于原始社会解体时期的游牧半游牧部族的社会关系，都具有这样的共同特点： 生产资料私有制，尤其是土地私有制刚刚开始出现；人身隶属关系尚不苛酷和普遍，绝 大多数部众还是自由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成员。这些皆与早期封建关系有某些相通之 处。因此，世界历史上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在亚欧北非主要农耕地区相继崛 起的隋唐帝国、加洛林帝国、拜占廷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它们的封建制度在不同程度上 都是由先进农耕地区正在滋长的封建关系，与入主游牧半游牧部族带来的原始社会解体 时期的社会关系相互作用形成的。
但是，各先进农耕地区奴隶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其他许多方面均有不同。例如，汉代中 国土地的私有和买卖已很流行，奴隶数量较少，且主要来自本族贫困破产或犯罪服刑的 自由小生产者。罗马帝国则土地买卖不太盛行，西部地区奴隶数量较多，又主要来自外 族，奴隶制大农场大作坊比较普遍；东部地区自由人的劳动一直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较大 作用，奴隶制农场和作坊规模较小，数量较少。萨珊波斯又是以土地国有为主，奴隶数 量不多，且往往也被安排去从事个体生产。这样，奴隶制危机在各主要农耕地区引起的 社会后果也就很不一样：罗马帝国后期，西部地区整个社会一度陷入绝境，东部地区农 工商业却还比较繁荣；汉代后期的中国与萨珊时期的波斯社会经济也尚能维持在一定发 展水平上。因而在游牧半游牧部族入主前，各主要农耕地区封建关系的滋长状况便已存 在明显区别。另则，各游牧半游牧部族大迁徙时原始社会的解体程度以及在入主地区所 处地位也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在隋唐帝国、加洛林帝国、拜占廷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两 种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具体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最终确立的封建制度也便采取了不同具 体形式，分别属于封建制度的不同类型：隋唐帝国属封建地主制，加洛林帝国和拜占廷 帝国属封建领主制，阿拉伯帝国属封建土地国有制；拜占廷帝国与加洛林帝国的封建领 主制亦有细别。
这四大早期封建帝国在国际舞台上一度比较活跃。它们通过武力扩张或和平交往，又 促进了封建制度在各自邻近国家或地区渐趋形成，并分别与它们采取相似的形式，从而 导致封建制度不仅在亚欧北非绝大部分地区广泛确立起来，而且形成几种主要类型。
3.古代中国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与作用
不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无疑不是真正的世界史。但对专门开设有中国史课程的我国 学生来说，也不宜在世界史课程中过多地简单地重复中国史课程的一般内容，而是应该 侧重从实事求是地体现古代中国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与作用这一宏观角度，去阐述中国历 史。这样也许比单纯学习中国史更有助于学生培养民族自豪感与历史责任感。
古代中国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与作用极其重要，不是其他任何国家能够与之全面伦比的 。
首先，中国是历史发展连续性最强的国家。在世界诸多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国以基本 稳定的版图和民族构成延续至今。国家政权屡有更迭，但纯属改朝换代，国家疆域和民 族成份并无重大变化，从未因被外族征服而成为别的国家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境内最后 进的民族夺取了国家政权，也依然以维持先前在中国居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 模式为制订各项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它接纳过许多外来移民，但均被同化于中华民族。 它吸收过不少外来文化成果，但只是使自己的固有文化得到丰富和发展，而未抛弃自己 的文化传统。因此，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既未突然中断，被强行嫁接在他国历史上； 也无重大反复，致社会进步出现严重逆转，真可谓万变不离其宗，从而在人类社会发展 史上具有比较典型的意义。
再则，古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尽管在古代世界的社会经济文化领 域，中国不是唯一获得高度发展的国家，不时有别的国家与之遥相辉映，诸如奴隶制时 代先后有希腊和罗马，封建制时代曾经有阿拉伯帝国，但是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无疑 首推中国。因此，中国对古代世界人类社会的进步，也便贡献最多最大。它不仅将国内 生产的多种精美物品辗转输往世界很多地区，直接丰富别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 还让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很多发明创造广为传播，有力促进他国经济文化的发展。造 纸术、印刷术、指南针与火药的发明和传播，就是其中突出的事例。早在17世纪初，英 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近代实验科学奠基人法兰西斯·培根在谈到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的发明时就曾指出：“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海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 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物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 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②(注：转引自李云泉主编：《中西文化关系史》，泰山 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也写道：“火药、指南针 、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 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 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杠杆。③(注：转引自李云泉主编：《中 西文化关系史》，泰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20世纪，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家李约 瑟亦得出结论：“倘若没有中国古代科技的优越贡献，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过程，将不 可能实现。试问若无火药、纸、印刷术和罗盘针，我们将无法想象，如何能消灭欧洲的 封建主义，而产生资本主义。”④(注：转引自李云泉主编：《中西文化关系史》，泰 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此外，古代中国还有不少为当时世界之先的各种创举，其 带动作用尚待研究。例如，通过考试遴选官吏，即始于中国隋唐时代；当代世界各国由 政府指定银行发行法定纸币的制度，早在11世纪就由中国北宋王朝实行了。
第三，中国是古代世界许多重大事件的策源地或驱动者。在古代世界，虽然各民族各 国家所处孤立闭塞状态始终未被根本打破，人类社会还是分散发展的，但是仍然时而有 些事件辗转波及诸多民族和国家，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而在这类具有广泛影 响的重大事件中，有不少就首发于中国，或者受到中国的驱策。例如，从公元前138年 至公元97年，中国汉朝为联合西域各族抗击匈奴袭扰，曾先后四次分别派遣张骞与班超 等出使西域，这些使者除在中亚展开广泛活动外，还曾前往帕提亚帝国，远达波斯湾畔 ，从而开辟了有名的丝绸之路。又如，在民族大迁徙浪潮中充当先锋的北匈奴人，之所 以离开中国北部大漠前往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的康居，就是受到中国汉朝的驱使；13 世纪蒙古人之所以能够迅速征服东亚、西亚和东欧绝大部分地区，也与以中国作为其大 本营有很大关系。再如，15世纪初期郑和率领的庞大中国船队七次远航，不仅遍访东南 亚、南亚和西亚许多港埠，而且从苏门答腊经马尔代夫横渡印度洋直抵东非港口摩加迪 沙、布腊瓦与马林迪等，将此前以中国人和阿拉伯人为主的东方各族人民在西太平洋和 印度洋上开辟的各主要航线串通起来，使西欧航海家绕过非洲南端航抵东非、西亚、南 亚和东亚，只需探寻沿非洲西海岸的大西洋航线，从而对15世纪与16世纪之交的世界海 道大通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中国还是东亚区域国际交往的重心。古代世界的国际交往具有明显的区域性， 直接交往基本限于邻近国家之间。每个区域通常有一二个国家充当国际交往的重心，东 亚区域国际交往的重心就是中国。这不仅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领先于其他东亚国家 ，而且因为大约在13世纪以前，东北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尚少直接往来，彼此之间 的经济文化交流亦需仰赖中国的中介。因此，东亚各国争相与中国结好，它们的国王和 使节经常前往中国访问，贵族子弟和僧人成批前往中国留学，前去进行贸易的官府和民 间商人更是络绎不绝。同时，前往东亚其他国家的中国使节、学者和商人也为数甚众。 所以，东亚国家大多在各个方面深受中国文明影响，以致逐渐共同构成儒学文化圈。
4.长时期的东学西渐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欧洲在古代虽然也曾有过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如公元前5世 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城邦兴盛时期，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罗马共和国后期和 罗马帝国前期，但在古代绝大部分时间里，欧洲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都落后于亚非国家 。意大利当代经济史家卡洛·M·奇波拉说：“十一世纪初，欧洲还是一个落后地区— —也就是现今我们所谓的‘不发达的地区’——这不仅仅是与我们今天的标准相比较而 言，而且与那个时期其他地方的文化、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起来，也是如此。与当 时的拜占廷帝国、阿拉伯帝国和中华帝国相比，欧洲属于不发达地区”。⑤(注：卡洛 ·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页。)因此，随 着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逐步展开，尽管欧洲文明亦曾传入亚非地区，对东方国家的社会 发展有些积极影响，然而更主要的是亚非文明传入欧洲，促进西方社会向前发展。在古 代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主要是东学西渐。
古代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样地，而作为古希腊文明之滥觞的克里特文明，就深受古代 东方文明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克里特岛的最早居民可能来自小亚和西南亚，克里特 岛出土的当时器物则反映出埃及的影响。希腊人跨入文明的门槛更晚，迟至公元前8世 纪至公元前6世纪才基本形成城邦，但紧接着就进入了奴隶社会盛期。希腊城邦社会之 所以能够获得超出常规的发展速度，社会经济文化迅趋繁荣，社会关系变革步履紧凑， 也是由于当时东方社会已经发展到较高程度，致使希腊城邦得以吸收东方国家的成果去 加速自己的发展。正因为属于“急就章”，在希腊城邦社会，往往原始习俗与先进文明 互见。至于后来的所谓希腊化，与其说是东方社会受希腊文明强烈影响，不如说是希腊 文明附着在东方文明上才得以焕发余光。古希腊文明急剧衰落，也可能是其发展缺乏深 厚根基所致。
封建时代，东方社会更是一直比西方社会先进。拜占廷帝国前期社会经济文化一度比 较繁荣，也是因为当时其绝大部分领土在西亚北非，当这些地区被阿拉伯人夺去以后， 拜占廷帝国就一蹶不振了。后倭马亚王朝统治下的伊比利亚半岛曾经繁荣一时，是由于 其一度被东方化。因此，封建时代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单向的，即主要是 将东方国家的物质产品和文化成果输往西方国家，而西方国家则除了基督教，尚无可供 输出之物，而且其基督教亦源自西亚。只是由于当时国际直接交往依然主要限于邻近国 家之间，因而东亚、南亚国家和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均需通过居间伊斯兰国 家，尤其是阿拉伯人的中介。举凡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印度古代发明的数字系统，连 同阿拉伯人自己的诸多创造，都是通过他们传给欧洲人的，就连原来产生于欧洲本土的 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阿拉伯人的传承，才为西欧天主教徒重新认 知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阿拉伯人在封建时代曾经长期充当西欧天主教徒的主 要启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