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圣战与十字军
——历史情结与普世意识的危机
李文堂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5期
【原文出处】《战略与管理》(京)2002年01期第111～114页
【作者简介】李文堂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
一位德国艺术家戏称这场鬼魅般的恐怖袭击(编按指：9·11事件)，是一件伟大的行为 艺术杰作。这一艺术家的职业反应也未免太过残忍。当普世的同情心尚未得到充分表达 ，甚至当鲜血和泪水还没有来得及抹去的时候，人们怎么可能容忍这样漫不经心的观察 呢?然而这样一个强大而傲慢的国度，骤然间遭到他既恐惧又蔑视的弱者的一记重重的 耳光，在愕然或痛苦之后，不也觉得有几分当代文明的滑稽吗?事件是令人深思的，它 的确充满了深刻而复杂的文化情愫。
恐怖主义者袭击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中枢，而不是作为基督教文化 象征的教堂，但对美国的媒体和许多政治家们来说，这无疑进一步确证了亨廷顿所谓的 “文明冲突”。军事家首先会将“9·11事件”和“珍珠港事件”这两次美国本土遭受 的最大的自杀式袭击相比拟。然而进一步放大这种比照的话，就不难发现，两次事件有 迥然不同的意义。日军偷袭的后果虽然是毁灭性的，但主要是军事性攻击，而恐怖袭击 ，与其说是制造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不如说是向美国宣示一种巨大的政治和文 化挑战。因为，它太容易勾起西方人的历史情结。可以说，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对美国 霸权下的西方文明的威胁，决不亚于当年阿拉伯人夺取耶路撒冷、奥斯曼土耳其人兵临 维也纳给西方文明带来的震撼。
在冷战刚刚结束不久，亨廷顿就用言简意赅的语言，提醒和激发西方人的历史记忆： “西方与伊斯兰文明之间沿着断裂线的冲突已经持续了1300年。”尽管他断言未来的冲 突可能发生在西方同好战的伊斯兰、独断的儒家文明之间，但他也指出，西方迄今遭遇 过的唯一威胁和挑战来自伊斯兰。亨廷顿试图将伊斯兰看成是西方的宿敌。在他看来， 自由民主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20世纪的冲突，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持续而深刻 的冲突关系相比较，不过是一种短暂而表面的历史现象。可以说，这种“文明冲突论” 是西方人的历史情结在后冷战思维中的复现。90年代一开始，威廉·普法弗就观察到这 一现象：有很多人相信，共产主义与西方之间的战争即将为西方和穆斯林之间的战争所 代替。
实际上，过去的20年，西方传媒中的穆斯林形象已经越来越令人不快甚至恐怖。爱德 华·萨义德在80年代初就指出，在当今西方的传媒中负面的伊斯兰形象比其他任何形象 都流行，对欧美的公众来说，伊斯兰教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新闻”。进入90年代就有人 惊叫：“穆斯林来了!穆斯林来了!”1990年9月的《大西洋月刊》发表了具有国际影响 的中东评论家伯纳德·刘易斯的一篇领衔文章《穆斯林愤怒的根源》，同时，该刊配上 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封面，直观地展示一个蓄长胡、包头巾而怒视着星条旗的穆斯林形象 。埃斯波西托认为，西方媒体给人们塑造了一个不宽容的、危险的和好战的伊斯兰原型 ：早期穆斯林的扩张、耶路撒冷的沦陷、奥斯曼的威胁、反殖民的圣战、阿以冲突、石 油禁运、扣押西方人质、挥着伊斯兰之剑的暴君、输出革命和对《撒旦诗篇》作者的死 亡通缉等等。历史上的西方作家对穆罕默德形象的描述也强化了这一原型。在吉本、但 丁、拉什迪等人笔下，穆罕默德是一个癫痫病者、骗子、叛教者、好色之徒。这种危险 的、非理性的伊斯兰原型已深深地置入当代许多西方人的心中，使人们对伊斯兰同伊斯 兰原教旨主义或政治伊斯兰，甚至同恐怖主义之间的界线的认识，变得日益模糊。人们 差不多完全遗忘了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基督教之间有共同的神学渊源，遗忘了早期穆斯 林对犹太教徒、基督教徒这些“有经人”的宽容，遗忘了当西方处于“黑暗时代”而巴 格达和开罗有过的文化繁荣。亨廷顿甚至根本不认同克林顿对伊斯兰极端主义与伊斯兰 世界所作的区分。相反，他从所谓的非洲到中亚的“新月形的国家集团”当中，从穆斯 林在巴尔干同东正教的冲突、在印度次大陆同印度教的冲突、在巴勒斯坦同犹太教的冲 突、在菲律宾同天主教的冲突等现象当中，得出了令人瞠目的结论：“伊斯兰有流血的 边界。”
所有这些，都容易使人们心目中的伊斯兰，同一个多少有些令人畏惧的语词联系在一 起：吉哈德(圣战)。“吉哈德”(Djihad)虽然被一些穆斯林看成是信道者的第六功，但 它是否能在《古兰经》里找到依据，仍然是一个神学释义问题。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 ，它的本义在今天已经常常遭到人们的曲解或滥用。“吉哈德”原指信道者用心、舌、 手和剑为主道而努力或奋斗。然而，当拉登及其“基地”组织通过卡塔尔电台不断传出 令美国政府恼怒也让美国人民不寒而栗的声音时，人们似乎只看到穆斯林世界挥舞着一 把伊斯兰之剑。
当代伊斯兰精神的极端化，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那就是怨恨情结(Resentment)。痛 苦可能使人上天堂，怨恨只能让人下地狱。然而穆斯林不怕入地狱，更何况他不是入地 狱，而是为真主殉道。牺牲自己和财产在穆斯林那里具有神圣意义。但是，不应当简单 地从历史的或神学的角度，而应当从现代的、世俗的角度来解读这种怨恨情结。当拿破 仑军队登陆亚历山大港以来，穆斯林世界就被踩在西方殖民者的铁蹄之下。在饱受痛苦 之后，阿富汗尼终于喊道：“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这种泛伊斯兰主义对西方的 回应，带有现代主义的革新色彩，而不同于后来西方媒体所谓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后 者虽然酝酿已久，但在1967年的阿以战争和70年代末的霍梅尼革命之后，才得到穆斯林 世界的实质性反响。阿以战争让阿拉伯人失去了文化自尊，霍梅尼革命使穆斯林获得了 文化认同。至于拉登的恐怖主义网络，则是对美国插手巴勒斯坦、在波斯弯聚集军事力 量的直接回应。
然而，这种怨恨和以恶制恶激化下的恐怖，却常常被简单化为穆斯林的文化特质和历 史情结所致。亨廷顿从伊斯兰的历史中看到了穆斯林有好战、不宽容和暴力倾向等文化 性格。《穆斯林愤怒的根源》的作者也试图从历史的同一性中寻找穆斯林怨恨的根源。 在他看来，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持续14个世纪之久的搏斗，是由一系列漫长的进攻和反进 攻所组成：圣战和十字军，征服和再征服。而今天，穆斯林世界再一次被一种仇恨情绪 所支配。突然间，美国变成了大敌和邪恶的化身，变成一切善良之物、特别是穆斯林和 伊斯兰的恶魔般的反对者。这种充满历史、文化情结的描述，实际上淡化甚至掩盖了政 治伊斯兰的现代根源和世俗根源。
另一方面，美国在中东的所作所为，同样也容易勾起穆斯林世界对十字军东征的复杂 而痛苦的历史记忆。因此，拉登及其“基地”组织发出的“圣战”动员，可以轻而易举 地把许多穆斯林拖入到反“十字军”的抗争之中。有些穆斯林居然直言这是一场穆斯林 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战争。
尽管美国无法用文明的规则对一个目标不明的敌人宣战，但军事还击和宣示性的轰炸 是必然的。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终究可以援引国际法的自卫权而使出兵合法化，而且这也 是一个被复仇和恼怒所控制的强者的必然选择。虽然美国在出兵选择的时候，忘记了《 圣经》切勿“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训诫，但多少有些“西部牛仔”形象的布什总统 ，却鬼使神差地记起了“十字军”的文化身份。美国的军事行动几易其名，从Infinite Justice(无限正义)到Enduring Freedom(持久自由)，自然是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但 其中也不乏文化身份意识的混乱。美国不能拥有神的权利，对他的同类执行“无限正义 ”的惩罚，但可以为捍卫地上的自由而战。正如一位美国国会议员所说，美国是为自由 生活方式而战。但是，对许多穆斯林来说，这不过是十字军东征的现代翻版。
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眼里，现代自由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不过是讲英语、穿西装 、男女混居、流行音乐或者夜总会!在他们看来，这种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生活方式会 毒化和破坏伊斯兰的文化习俗、道德和家庭，而自由社会的经济制度、银行制度、法律 制度，以及立足于个体人权的民族—国家，也是同伊斯兰教法(沙里亚)相背离的。的确 ，大众文化和民族—国家的理念对穆斯林社会的解构，可能远远超过当年十字军东征对 穆斯林世界的冲击。因此，它必然会遭遇伊斯兰文化更激烈的回应。特别是当下层的穆 斯林饱受贫富分化、政府腐败和道德堕落带来的痛苦之后，当上层的乌里玛和其他社会 精英需要诉求伊斯兰一揽子解决现代社会问题之时，伊斯兰极端主义倾向就容易出现。 埃及、土耳其、巴列维王国这些严重西化的国度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有意思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决不是20世纪西方的新教运动，仅仅恪守经文，复归 过去，而是主动接受西方的科技文明，将它合理地伊斯兰化。自称伊斯兰国家的沙特阿 拉伯，甚至可以用男女电梯和闭路电视教学等现代科技手段，解决伊斯兰传统中棘手的 异性身份问题。而那些所谓的原教旨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也大多接受过良好的现代教 育和专业训练。甚至像霍梅尼这样的伊斯兰教法学家，也可以借用“宪法”、“议会” 等西方政治学概念来建构伊斯兰国家，虽然他遵循的是所谓的“伊斯兰逻辑”。然而所 有这一切，都是在肯定至高无上的伊斯兰价值的前提下发生的。“富裕的石油长老们” 不仅仅要在西方人面前挽回伊斯兰文化尊严，从穆斯林世界寻求文化认同，而且还确信 《古兰经》与圣训已经包含了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一揽子方案。在霍梅尼、毛杜迪、班 纳这些伊斯兰思想家看来，伊斯兰教具有一种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事务的制度和方案 ：政府的形式和行政管理，制约人们相互关系的规则，与外国的关系和所有政治、经济 、军事的规则，而清真寺历来是领导和指挥中心，是审察和分析社会问题的中心。于是 ，伊斯兰复兴，就意味着重新实施伊斯兰教法，将现代的、世俗的物质文明伊斯兰化， 如伊斯兰国家、伊斯兰银行、伊斯兰学校等等。而这种伊斯兰化，也就被理解为解除当 代“贾希利耶”(精神蒙昧)的反“十字军”运动。
亨廷顿对文明冲突的理解是一种文化整体主义的观点，它容易将文明绝对化，但他对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本质及其相互间关系的观察，是极其深刻的。他指出，西方与伊斯兰 在发展中冲突的原因，不在于诸如12世纪基督徒的狂热或20世纪穆斯林的原教旨主义恐 怖这些暂时现象，而在于两种宗教的本性及其造就的文明。冲突既产生于它们之间的差 异，也来自于两者间的相似性：基督教基本上恪守政教分离，伊斯兰教却坚持宗教与政 治的结合；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不容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负有普世主义的宗教使命 ，都用非此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自创始之日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 有机会，基督教也如此。“圣战”与“十字军东征”这两个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似， 而且还将这两种信仰同其他宗教区别开来。应该说，亨廷顿的这翻论述，不但是公允的 ，也是充满真知灼见的。
今天这场恐怖与反恐怖的斗争，真有可能演变成“圣战”与“十字军东征”意义上的 战争。因为人们无法摆脱一千多年的历史情结，相反地，以恶制恶、以暴制暴只能激发 和强化双方的历史记忆。历史情结在政治事件中的渗透和复现，必然加剧当代普世意识 的危机。西方民族—国家的理念有悖于伊斯兰的宗教真理，也不足以克服当代泛起的文 化乡愁。孔汉思的“全球伦理”也许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但对当代世界来说，它是可 能的和充分的吗?这将是“9·11”这一恐怖“杰作”压迫给我们的沉重思考。^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5期
【原文出处】《战略与管理》(京)2002年01期第111～114页
【作者简介】李文堂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
恐怖主义者袭击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中枢，而不是作为基督教文化 象征的教堂，但对美国的媒体和许多政治家们来说，这无疑进一步确证了亨廷顿所谓的 “文明冲突”。军事家首先会将“9·11事件”和“珍珠港事件”这两次美国本土遭受 的最大的自杀式袭击相比拟。然而进一步放大这种比照的话，就不难发现，两次事件有 迥然不同的意义。日军偷袭的后果虽然是毁灭性的，但主要是军事性攻击，而恐怖袭击 ，与其说是制造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不如说是向美国宣示一种巨大的政治和文 化挑战。因为，它太容易勾起西方人的历史情结。可以说，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对美国 霸权下的西方文明的威胁，决不亚于当年阿拉伯人夺取耶路撒冷、奥斯曼土耳其人兵临 维也纳给西方文明带来的震撼。
在冷战刚刚结束不久，亨廷顿就用言简意赅的语言，提醒和激发西方人的历史记忆： “西方与伊斯兰文明之间沿着断裂线的冲突已经持续了1300年。”尽管他断言未来的冲 突可能发生在西方同好战的伊斯兰、独断的儒家文明之间，但他也指出，西方迄今遭遇 过的唯一威胁和挑战来自伊斯兰。亨廷顿试图将伊斯兰看成是西方的宿敌。在他看来， 自由民主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20世纪的冲突，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持续而深刻 的冲突关系相比较，不过是一种短暂而表面的历史现象。可以说，这种“文明冲突论” 是西方人的历史情结在后冷战思维中的复现。90年代一开始，威廉·普法弗就观察到这 一现象：有很多人相信，共产主义与西方之间的战争即将为西方和穆斯林之间的战争所 代替。
实际上，过去的20年，西方传媒中的穆斯林形象已经越来越令人不快甚至恐怖。爱德 华·萨义德在80年代初就指出，在当今西方的传媒中负面的伊斯兰形象比其他任何形象 都流行，对欧美的公众来说，伊斯兰教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新闻”。进入90年代就有人 惊叫：“穆斯林来了!穆斯林来了!”1990年9月的《大西洋月刊》发表了具有国际影响 的中东评论家伯纳德·刘易斯的一篇领衔文章《穆斯林愤怒的根源》，同时，该刊配上 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封面，直观地展示一个蓄长胡、包头巾而怒视着星条旗的穆斯林形象 。埃斯波西托认为，西方媒体给人们塑造了一个不宽容的、危险的和好战的伊斯兰原型 ：早期穆斯林的扩张、耶路撒冷的沦陷、奥斯曼的威胁、反殖民的圣战、阿以冲突、石 油禁运、扣押西方人质、挥着伊斯兰之剑的暴君、输出革命和对《撒旦诗篇》作者的死 亡通缉等等。历史上的西方作家对穆罕默德形象的描述也强化了这一原型。在吉本、但 丁、拉什迪等人笔下，穆罕默德是一个癫痫病者、骗子、叛教者、好色之徒。这种危险 的、非理性的伊斯兰原型已深深地置入当代许多西方人的心中，使人们对伊斯兰同伊斯 兰原教旨主义或政治伊斯兰，甚至同恐怖主义之间的界线的认识，变得日益模糊。人们 差不多完全遗忘了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基督教之间有共同的神学渊源，遗忘了早期穆斯 林对犹太教徒、基督教徒这些“有经人”的宽容，遗忘了当西方处于“黑暗时代”而巴 格达和开罗有过的文化繁荣。亨廷顿甚至根本不认同克林顿对伊斯兰极端主义与伊斯兰 世界所作的区分。相反，他从所谓的非洲到中亚的“新月形的国家集团”当中，从穆斯 林在巴尔干同东正教的冲突、在印度次大陆同印度教的冲突、在巴勒斯坦同犹太教的冲 突、在菲律宾同天主教的冲突等现象当中，得出了令人瞠目的结论：“伊斯兰有流血的 边界。”
所有这些，都容易使人们心目中的伊斯兰，同一个多少有些令人畏惧的语词联系在一 起：吉哈德(圣战)。“吉哈德”(Djihad)虽然被一些穆斯林看成是信道者的第六功，但 它是否能在《古兰经》里找到依据，仍然是一个神学释义问题。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 ，它的本义在今天已经常常遭到人们的曲解或滥用。“吉哈德”原指信道者用心、舌、 手和剑为主道而努力或奋斗。然而，当拉登及其“基地”组织通过卡塔尔电台不断传出 令美国政府恼怒也让美国人民不寒而栗的声音时，人们似乎只看到穆斯林世界挥舞着一 把伊斯兰之剑。
当代伊斯兰精神的极端化，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那就是怨恨情结(Resentment)。痛 苦可能使人上天堂，怨恨只能让人下地狱。然而穆斯林不怕入地狱，更何况他不是入地 狱，而是为真主殉道。牺牲自己和财产在穆斯林那里具有神圣意义。但是，不应当简单 地从历史的或神学的角度，而应当从现代的、世俗的角度来解读这种怨恨情结。当拿破 仑军队登陆亚历山大港以来，穆斯林世界就被踩在西方殖民者的铁蹄之下。在饱受痛苦 之后，阿富汗尼终于喊道：“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这种泛伊斯兰主义对西方的 回应，带有现代主义的革新色彩，而不同于后来西方媒体所谓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后 者虽然酝酿已久，但在1967年的阿以战争和70年代末的霍梅尼革命之后，才得到穆斯林 世界的实质性反响。阿以战争让阿拉伯人失去了文化自尊，霍梅尼革命使穆斯林获得了 文化认同。至于拉登的恐怖主义网络，则是对美国插手巴勒斯坦、在波斯弯聚集军事力 量的直接回应。
然而，这种怨恨和以恶制恶激化下的恐怖，却常常被简单化为穆斯林的文化特质和历 史情结所致。亨廷顿从伊斯兰的历史中看到了穆斯林有好战、不宽容和暴力倾向等文化 性格。《穆斯林愤怒的根源》的作者也试图从历史的同一性中寻找穆斯林怨恨的根源。 在他看来，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持续14个世纪之久的搏斗，是由一系列漫长的进攻和反进 攻所组成：圣战和十字军，征服和再征服。而今天，穆斯林世界再一次被一种仇恨情绪 所支配。突然间，美国变成了大敌和邪恶的化身，变成一切善良之物、特别是穆斯林和 伊斯兰的恶魔般的反对者。这种充满历史、文化情结的描述，实际上淡化甚至掩盖了政 治伊斯兰的现代根源和世俗根源。
另一方面，美国在中东的所作所为，同样也容易勾起穆斯林世界对十字军东征的复杂 而痛苦的历史记忆。因此，拉登及其“基地”组织发出的“圣战”动员，可以轻而易举 地把许多穆斯林拖入到反“十字军”的抗争之中。有些穆斯林居然直言这是一场穆斯林 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战争。
尽管美国无法用文明的规则对一个目标不明的敌人宣战，但军事还击和宣示性的轰炸 是必然的。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终究可以援引国际法的自卫权而使出兵合法化，而且这也 是一个被复仇和恼怒所控制的强者的必然选择。虽然美国在出兵选择的时候，忘记了《 圣经》切勿“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训诫，但多少有些“西部牛仔”形象的布什总统 ，却鬼使神差地记起了“十字军”的文化身份。美国的军事行动几易其名，从Infinite Justice(无限正义)到Enduring Freedom(持久自由)，自然是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但 其中也不乏文化身份意识的混乱。美国不能拥有神的权利，对他的同类执行“无限正义 ”的惩罚，但可以为捍卫地上的自由而战。正如一位美国国会议员所说，美国是为自由 生活方式而战。但是，对许多穆斯林来说，这不过是十字军东征的现代翻版。
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眼里，现代自由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不过是讲英语、穿西装 、男女混居、流行音乐或者夜总会!在他们看来，这种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生活方式会 毒化和破坏伊斯兰的文化习俗、道德和家庭，而自由社会的经济制度、银行制度、法律 制度，以及立足于个体人权的民族—国家，也是同伊斯兰教法(沙里亚)相背离的。的确 ，大众文化和民族—国家的理念对穆斯林社会的解构，可能远远超过当年十字军东征对 穆斯林世界的冲击。因此，它必然会遭遇伊斯兰文化更激烈的回应。特别是当下层的穆 斯林饱受贫富分化、政府腐败和道德堕落带来的痛苦之后，当上层的乌里玛和其他社会 精英需要诉求伊斯兰一揽子解决现代社会问题之时，伊斯兰极端主义倾向就容易出现。 埃及、土耳其、巴列维王国这些严重西化的国度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有意思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决不是20世纪西方的新教运动，仅仅恪守经文，复归 过去，而是主动接受西方的科技文明，将它合理地伊斯兰化。自称伊斯兰国家的沙特阿 拉伯，甚至可以用男女电梯和闭路电视教学等现代科技手段，解决伊斯兰传统中棘手的 异性身份问题。而那些所谓的原教旨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也大多接受过良好的现代教 育和专业训练。甚至像霍梅尼这样的伊斯兰教法学家，也可以借用“宪法”、“议会” 等西方政治学概念来建构伊斯兰国家，虽然他遵循的是所谓的“伊斯兰逻辑”。然而所 有这一切，都是在肯定至高无上的伊斯兰价值的前提下发生的。“富裕的石油长老们” 不仅仅要在西方人面前挽回伊斯兰文化尊严，从穆斯林世界寻求文化认同，而且还确信 《古兰经》与圣训已经包含了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一揽子方案。在霍梅尼、毛杜迪、班 纳这些伊斯兰思想家看来，伊斯兰教具有一种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事务的制度和方案 ：政府的形式和行政管理，制约人们相互关系的规则，与外国的关系和所有政治、经济 、军事的规则，而清真寺历来是领导和指挥中心，是审察和分析社会问题的中心。于是 ，伊斯兰复兴，就意味着重新实施伊斯兰教法，将现代的、世俗的物质文明伊斯兰化， 如伊斯兰国家、伊斯兰银行、伊斯兰学校等等。而这种伊斯兰化，也就被理解为解除当 代“贾希利耶”(精神蒙昧)的反“十字军”运动。
亨廷顿对文明冲突的理解是一种文化整体主义的观点，它容易将文明绝对化，但他对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本质及其相互间关系的观察，是极其深刻的。他指出，西方与伊斯兰 在发展中冲突的原因，不在于诸如12世纪基督徒的狂热或20世纪穆斯林的原教旨主义恐 怖这些暂时现象，而在于两种宗教的本性及其造就的文明。冲突既产生于它们之间的差 异，也来自于两者间的相似性：基督教基本上恪守政教分离，伊斯兰教却坚持宗教与政 治的结合；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不容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负有普世主义的宗教使命 ，都用非此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自创始之日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 有机会，基督教也如此。“圣战”与“十字军东征”这两个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似， 而且还将这两种信仰同其他宗教区别开来。应该说，亨廷顿的这翻论述，不但是公允的 ，也是充满真知灼见的。
今天这场恐怖与反恐怖的斗争，真有可能演变成“圣战”与“十字军东征”意义上的 战争。因为人们无法摆脱一千多年的历史情结，相反地，以恶制恶、以暴制暴只能激发 和强化双方的历史记忆。历史情结在政治事件中的渗透和复现，必然加剧当代普世意识 的危机。西方民族—国家的理念有悖于伊斯兰的宗教真理，也不足以克服当代泛起的文 化乡愁。孔汉思的“全球伦理”也许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但对当代世界来说，它是可 能的和充分的吗?这将是“9·11”这一恐怖“杰作”压迫给我们的沉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