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 |
历史进步观与18、19世纪西方史学
何平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5期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02年01期第82~86页
【作者简介】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牛津大学博士,四川 成都 610064
【关 键 词】史学理论/历史进步观/西方史学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1-0082-05
历史进步观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包含三个主要论点:(一)社会演化受规律支配;(二)理 性和科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三)世界历史是一个统一和有目的的过程。历史运动 的方向是前进的,各地的人类为进步做出贡献,同时又继承、分亨和继续创造文明成果 。历史进步观和启蒙思想在18、19世纪导致了西方史学理论的更新,促进了历史研究和 编纂重心的转移、范围的扩大、新型体裁(如文明史)以及新的研究方法(如比较法和综 合法)的出现,宣告了近代史学体系的确立。在全球化和人类社会迅速进步的当代,历 史进步观的意义仍十分明显。本文简要讨论历史进步的理论对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
一、历史进步观产生的背景
古代罗马的历史观基本是循环论,波利比阿(200B.C—118B.C)的政体循环论就是一例 。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编纂史则以宿命论和退化论为其框架,人类历史被按照圣经故事加 以编排整理。奥古斯都和博绪埃的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圣经故事的年代记和后续 事件。至中世纪末期,人文主义者向这种历史理论挑战,他们把历史重分为三段:罗马 时期、黑暗时期和复兴时期。后来“黑暗时期”又被改称为“中间时代”和中世纪(mid dle time,medium aevium)。①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家如丁·斯卡里格试图解决基督教 史学理论关于世界年龄的分歧,他根据天文学和数学的最新成就,把创世定为BC4713年 。但所有这些作法都未能解决基督教史学理论的范式危机。
文艺复兴时期前后,不仅基督教神学史观关于历史的起点和分期的理论,而且其关于 世界历史的统一性的学说也受到挑战。传统的基督教世界史的统一观是建立在人类(实 际上仅是欧洲及其邻近的几个民族)的共同起源(亚当、夏娃)、共同的道路(乐园——堕 落——惩罚——末日审判——复归)、王室系谱的单一性(所有的王室系谱都可追溯自中 东)的基础上,15世纪末叶以后,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非洲、美洲、西印度群 岛、中国、印度等等一系列民族和文明的出现,使基督教世界史的狭隘空间观念不仅被 彻底超越了,而且,随之而提出一系列问题,例如,怎么能够把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的王 室纳入这样一个王室模式呢?②怎么能够说那些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迥然不同的民族也 是在共同的基督教救世的道路上呢?基督教世界史统一观的两个假说,即王室系谱的单 一性和各民族道路的共同性最终宣告破产了。此外,传统基督教历史理论赖以立足的自 然观——地心说在1543年也被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所推翻。更为重要的是,旧史观关于 历史发展的退化论和循环论又直接同近几个世纪西欧社会发展巨大进步的事实相抵触。
16世纪前后,思想敏感的历史家已开始尝试摆脱旧史学理论的方法,波丹就于1566年 发表《理解历史的简便方法》,“试图用新的世界史理论来代替中世纪盛行的世界史模 式”。③他主张把人类史和宗教史分开来写,并认为宇宙间存在普遍规律,研究历史的 整体性能,认识历史规律。波丹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波动中存在一种上升的趋势,人 类的远古不是黄金时代,而是野蛮时代,今天才进步到文明开化和有秩序的社会时代。 ④
培根和笛卡尔也从认识论的角度批判旧历史编纂学。培根撰写了题为《学术的进步》 的论著,提出历史研究应当通过分析和归纳散见于各种文字和非文字的史料(例如钱币 、铭刻甚至谚语、传说等等)中的历史片断,来恢复和重建被时间所湮没和遗忘了的过 去的历史记忆。培根这种关于历史认识从感性材料开始的观点,对于纠正长期以来统治 西方史学的被歪曲利用的亚里斯多德的演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笛卡尔则从获取历史知 识的途径去批判旧历史知识。他主张新历史知识必须建立在系统考证的史料的基础上。 ⑤培根和笛卡尔的方法论批判使新历史思维得以从认识论上摆脱基督教历史理论,并建 立正确反映社会历史过程的前进性的理论。17世纪末叶法英等国文艺界“古今优劣论争 ”中,“关于历史持续进步的观念……开始具有科学的一致性,并受到公众的普遍注意 ”。⑥
18世纪法国的理性主义史学家把自然规律的观念引进了历史领域,终于“发现”了文 明运动的“一般原因”和规律。在他们看来,理性是社会进步的终极原因,因为理性是 人的一种“自我完善化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人类“日新月异地发明千百种新的需要” ,“并且创造出千百种方法来满足这些需要”,⑦从而促使社会不断前进。⑧人的理性 同自然法又是一致的,⑨这就保证人的活动合符自然规律,带来人所预期的进步成果。 因此,进步是人类精神构造的必然结果,也是自然规律。启蒙时代的社会科学,由于牢 固地植根于这种进步观念之中,“宗教信念、道德和法律观念、语言和制度”等等“都 被以发展的观点来加以解释”,⑩历史编纂学最终也受到深刻影响。
二、历史进步观对18世纪西方史学的影响
形成于自然科学、文学和哲学领域的进步观念对历史学的巨大意义早就被像伏尔泰和 休谟这样的哲学家兼历史家的大师们所认识,因此他们在一些论历史研究的论著中,积 极主张用进步的观念来观察和追溯历史。伏尔泰(1694—1778)召号历史家着重研究人类 精神文明和风习的进步。休谟在《论历史研究》的论文中,把用进步的眼光来考察人类 在科学艺术和风习文明方面的发展历史,规定为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11)并且率先写 出了《论世界历史及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从查理曼到路易十四时代》一书。在这部经 典著作中,作者认为历史就是理性和迷信不断进行斗争,理性战胜迷信,从而推动历史 进步的过程。宗教和迷信是时代没落的标志。人类的启蒙程度愈高,则时代愈伟大。他 对未来满怀信心,深信人类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历史的发展必将向着理性、公正、物质 和精神不断完善的方向迈进。
如果说伏尔泰是在尝试用理性进步观来代替基督教神学史观,那么在稍后的杜谷(1727 —1781)和孔多塞(1743—1794)那里,进步不仅被明确地作为其历史论著的标题,而且 被看成“历史研究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规律之一”,(12)完全取代了历史循环论和历史倒 退论。在18世纪50年代所发表的两次关于世界历史的演说和《论人类精神进步》的著作 中,杜谷用进步的自然规律代替神的超自然的意志和隐密作用来解释历史运动,并试图 通过过去的整个历史来证明存在着这样的进步。在杜谷的思想中,“进步的思想已作为 历史的有机的原则。”(13)循着伏尔泰、杜谷的线索,孔多塞进一步在《人类精神进步 史纲》中,把社会进步看作是一个自然的规律,而且加以系统的论证,认为在此基础上 将建立一门新的“历史科学”。(14)他鲜明地提出历史学应当分析社会进步的不同阶段 ,揭示“变化的秩序”和“连续性”。(15)在他的思想中,社会进步的理论已经不仅成 为标准的历史学的本体论,而且对于整个人类的未来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6)
在英国,休谟不仅号召用社会进步观念来考察历史,而且从理论上按照理性和“事物 进步的必然性”来分析“科学艺术兴起和进步”的条件及原因。(17)他认为英国的宪政 自由和进步实际上是商业技艺的发展这些“一般原因”以及像岛国的地理位置、缺少一 支常备军和宗教狂热这些“特殊的”和“偶然的”事件和条件所造成的结果。新历史观 也强烈地影响了像罗伯逊(1721—1793)和弗格森(1723—1816)这样的苏格兰历史学家。 罗伯逊于1759年到1777年连续发表《苏格兰史》、《查理五世时代史》和《美洲史》。 罗伯逊尽管也提出上帝有时用战争、愚蠢、残暴等手段来干预“人类事务”,但他并不 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是退化的。在《美洲史》中,他把古代多瑙河流域的日耳曼部落同美 洲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印弟安部落加以比较,肯定人类各民族都具有完善自身、推动社会 进步的能力。他认为人类,特别是欧洲各民族正走在从“野蛮通向文明”的进步道路上 ,目前的民族文明差异仅是进步的程度不同而已。在《查理五世时代史》中,他刻意描 绘了欧洲在查理五世时期的“商业、技艺”和“政治体系”的巨大进步的图景。
同属苏格兰历史学派的弗格森继承了休谟和伏尔泰、霍布斯和亚当·斯密等人的思想 ,试图用“完善化”这个概念来综合各派伦理哲学,以期发现文明进步的规律。他用进 步的眼光考察人类从原始社会到18世纪的历史发展,肯定人类“臻于无限进步”,正走 在一条进步的道路上。弗格森的一部关于罗马历史的著作以《罗马共和国的进步和终结 史》为标题,表明了进步的观念是如何影响了他对罗马历史的考察。
在圣·奥古斯丁和博绪埃之类的神学史家眼中,基督教会是上帝借以推动历史运动的 工具和拯救世人灵魂与道德的组织。然而,吉本(1737—1794)在他那被称为18世纪的“ 经典文献”《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把基督教和野蛮主义的胜利看作是使罗马的伟大文 明崩溃的主要原因。吉本,正如汤普逊所评价的是“第一位以宏大的视野,广博的知识 抓住历史连续性概念的作者。”(18)而这种历史的连续性在吉本看来就是人类在“体力 、智慧和精神”逐渐进步,“财富、幸福、知识”和“道德”逐渐积累。在《罗马帝国 衰亡史》第四章中吉本写道:“技艺的发明,战争,商业和宗教热情……永远也不会丧 失。我们因而可以愉快地默认这个结论,即世界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增加了,并且还 在增加真正的财富、幸福、知识,或许也提高了人类的道德”,表明了进步观念也是吉 本史学的指导思想之一。
启蒙进步观在英国影响了经验论、政治渐进主义和以优美文体著称的苏格兰历史学派 和辉格派史学,在德国则促成了哥廷根大学史学研究的繁荣,以及以康德为首的德国古 典历史哲学学派的形成。德国的启蒙进步论史学揉合了哲学先验论和生物成长的思想, 并显示了宗教思想的残余影响。
1784至1791年,赫尔德(1744—1803)发表了《人类历史哲学要义》。该书把整个宇宙 和人类历史看作是不断进化的过程,肯定人类历史是“向着更高方向的进步和发展。” (19)赫尔德把历史事件看作是自然事件,反对在历史中寻找“神的隐秘计划”。他有时 谈到历史发展的原因时,认为“命运,机遇,神”导致“世界范围的大变化”以及“民 族的诞生和进步”。但他所理解的神同基督教传统史观中的上帝有着本质的差别。赫尔 德最终实际上是在生物学,而不是在基督教神学中寻找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他提出“遗传的力量”决定着各民族的成长和发展。
赫尔德的著作促进了康德(1724—1804)从哲学的角度探讨历史发展的尝试。在1784年 他发表的《从世界公民的角度撰写世界历史的想法》的论文中,“进步的原则(被)看作 是解释历史的主要原理。”(20)康德认为“作为一个整体,人类的命运是朝向持续的进 步。”(21)1793年,康德又撰写《进步的原理》驳斥莱布尼茨的历史悲观论。康德写道 :“由于人类在文明和文化上持续前进,因此,人类也在其生活的道德目的上朝着更好 的方向持续取得进步,而且,这种进步,尽管有时会被打断,但却决不会全然断绝或停 止”。(22)康德也有时提到神及人类历史发展中存在“前定的计划”和“目的”,但这 种自然神论意义上的神实际上是自然的代名词。康德的人类历史的前定计划“也不是上 帝的计划,而是自然的”计划。这是一种实际上认为历史现象背后存在严整的规律的猜 想。康德认为,“从整体来看,人类历史可以被看作是自然的隐密的计划的实现”,即 在国际国内实现完美立法,从而使人在这唯一的状态中充分发展所有的天赋和潜能。(2 3)在该书中,康德的《从世界公民的角度撰写世界通史的想法》被改名为“政治秩序的 自然原则”。康德写道:自然“遵循着一条有规则的进程,带领我们人类从最低级的动 物阶段上升到最高的人道境界。”(24)这就是康德心目中人类历史运动的“计划”和最 终目标。在康德的心目中,进步观念已完全能够作为一种新型的历史观取代旧的基督教 历史理论,他认为进步观念不仅能赋予由于旧的史学理论破产后而变得杂乱无章的世界 历史以一种新的秩序和严整性,而且能提供给人们一种不是建立在基督教来世基础上的 新信仰,同时也有助于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25)
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商业贸易、科学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比重 日益增大,历史研究和写作越来越世俗化。但是人文主义思想重视的是孤立的个人,崇 拜的是杰出的英雄人物。直到18世纪,西方历史编纂的范围仍很狭窄,战争、外交、宫 庭、宗教事务、英雄伟人的活动等仍是历史的主要题材。到了18世纪中叶,随着社会环 境的改变,特别是社会进步理论的影响,历史家开始深刻地意识到传统历史编纂范围的 狭窄以及传统历史研究内容的贫乏,感受到了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到历史体例进行改 革的迫切需要。伏尔泰在《风俗论》和《路易十四时代》中的实践以及法国和德国出现 的“文化史”和“文明史”代表了这种思潮。这些著作所代表的文明史传统到19世纪得 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历史进步观对19世纪西方史学的影响
历史进步观念在19世纪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播。社会历史进步的原因、方式和阶段 ,特别是进步的规律的问题不仅在像圣西门、孔德、黑格尔和斯宾塞这样的思想家的手 中继续得到更深入的研究,而且进步的观念开始越过学者的书斋,深入于一般公众。到 19世纪中叶,关于历史服从于总的进步规律的思想渗透于报纸、杂志、政治文件、诗歌 等等,成为受过教育的人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几乎每一个就 社会历史的题目进行写作的作家都提到它。”(26)
在法国,首先是圣西门,接着是孔德提出了关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学说。自孔德以 后,“进步的观念几乎成为常识”,几乎一切政治理论和运动都以进步的规律来论证自 己的合法性。著名历史家密什勒和魁奈把文明进程看作是自由的逐渐胜利。路易·勃朗 把自己的一本论述劳动组织的书标题为“进步的检阅”。勒农在1863年写道:“历史研 究的一个总的结论是人类社会在科学、物质生活条件和道德……方面的不断进步。”另 一著名的历史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把历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看作是平 等的逐渐的进步,认为这个进步的过程宛如上帝操纵的时钟一样,人力既不能扭转,也 不能阻止,所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只能服务于这个发展过程。(27)
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界是如此信奉进步观念,以致于历史学家白芝浩把进步作为西 方文明与其它文明相区别的本质特征。博克尔在《英国文明史导论》中,谈到近300年 来科学知识的巨大进步时,认为这“足以解释欧洲近几个世纪连续取得的非凡进步”。 (28)史学领域内居于主导地位的辉格派更是以赞扬英国的历史进步为其主要特征之一。 辉格派史学大师马考莱写道:“英国的历史虽有偶而的停顿或短暂的倒退,但潮流的总 趋向明显地是进步的”。特别是近160年,即1688年以来的历史,“是物质、道德、知 识空前进步的历史”,可以说一部“英国史显然是进步的历史”。(29)维多利亚时代是 “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民族中最开明的一代”。埃克顿更把历史进步观提到近现代历史写 作基本范畴的地位,“我们必须承认人类事物中存在着一种进步,是历史据以写作的科 学假设。”(30)
进步的观念同样在德国史学界获得广泛传播,亨利希·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 历史》一书中宣称自己“相信进步”,肯定德国的子孙后代会比他生活得更幸福。经济 史党派的代表人物威廉·罗雪尔号召“研究发展的规律”,李斯特在1841年的《政治经 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四阶段理论。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则提 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阶段理论。19世纪下半叶,德国出现了新史学流派,其领袖朗普 莱希特在批判兰克史学忽视社会心理以及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连续性和前进性时,试图 以“文化史学方法”建立“新史学”,他在《德国史》中按照社会集体心理和经济状况 把德国历史分为六个阶段,认为历史发展的目标是“精神自由”。
社会进步观念也越过大洋,影响了19世纪美国史学的发展。德莱帕在《欧洲智慧发展 史》中,明确地表述了关于进步规律的思想。他认为“社会进步像身体的成长一样完全 受自然规律的控制”,各民族的历史进程“是一个预定的庄严的行进”,通过“不可避 免的事件的系列”,“永远运动,不停止地进步。”(31)另一位美国史学家费斯克在《 宇宙哲学概要》中写道:“社会进步的根本特点是自私性的削弱和同情心的持续加强。 ”1867年,美国思想界的领袖之一埃默森在哈佛大学作题为“文化的进步”的讲演,例 举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法制等方面的进步,赞扬19世纪优于历史上任何时代。耶威利 (M·A·Javary)在1950年出版的《进步观念》一书中写道:“如果有任何一个观念是属 于某一个世纪,至少是由于它被赋予的重要性,或者不管人们是否接受,但却全都熟悉 它,那么这个观念就是进步的观念,它被认为是历史的总规律,是人类的未来”。
美国史学家杜威曾经对史学范式演变的现象评论说:“随着文化的改变,在这种文化 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也要改变,研究、评价和整理史料的出发点必然要产生,于是,历 史也就要重新改写。过去没有重视的材料现在成了论据,因为新的观点要求解决新的问 题,而新的问题又要求有新的事实材料来进行验证”。(32)历史进步观念的出现的确引 起了西方史学的巨大变革,而这种变革并不是没有进步意义的。后现代主义者如福柯和 德里达等批判启蒙理性万能和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并不一定完全正确。
注释:
①C·塞拉瑞斯在《划分古代、中世纪和新时期的世界史》的著作中,正式把罗马帝国 灭亡到文艺复兴之间这段时期,称为中世纪。
②布莱萨赫《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历史编纂史》(E·Bn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 nt,Medieval & Moder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第178页。
③④(27)柏瑞《进步观念:起源和成长探讨》(J·B·Bury,The Idea of Progress,An Inquiry Into Its Origin and Growth,London,1924),第37、37—41、315—316页。 ⑤笛卡尔主张史料考证应当至少依据三条原则:不同的文献必须经过对照鉴别;其可 靠性应互不矛盾;文献史料应通过非文字的证据加以验证。(科林武德《历史的观念》R .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Oxford,1948,第62页)
⑥⑩(28)(31)波兰德《进步观念,历史和社会》(S·Pollard,The Idea of Progress, History and Society,Pelican Books,1971),第26、44、146、147页。
⑦霍尔巴赫《自然体系》,转引自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 务印书馆,第571页。
⑧卢梭认为人的自我完善能力使社会不断前进,参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 础》,商务印书馆,第83—84页。
⑨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247、570页。
(11)参见休谟《论历史研究》(O·Hume,“Of the Study of History”in Humes Essa ys),第398页。
(12)尼斯伯特《进步观念史》(R·Nisbet,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New Yo rk,1980),第207页。
(13)(21)(26)赫芝勒《社会进步,理论观察和分析》(J·O·Hertzler,Social Progrs s,a theoretical survey and Analysis),第40、51、58页。
(14)“如果有一门科学是预见,导引和加快人类进步的话,那么,已经达成的进步论 史学必定是这门科学的基础”。参见孔多塞《孔多塞文集》(M·J·A·Condorcet,Sele cted Writings,ed.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M·Baker,第207页)。
(15)同上,第211页。
(16)“只有通过审视进步及完善的规律,我们才能理解我们的希望的限度”,引自《 孔多塞选集》,第267页。
(17)休谟《科学和艺术的兴起与发展》(David Hume,“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in Hume's Assays),第84页。
(18)汤普逊《历史写作史》(J·W·Thompson,A History of Historlcal Writing,Vol .Ⅱ,Peter Smith,1967),第90页。
(19)赫尔德:引自梅涅克《历史主义:新历史观的兴起》(Herder,Auch eine Philoso phie der Geschichte zur Bildung der Menschheit,quoted in F·Meinecke,Histori sm,the Rise of a New Historical Outlook,translated by T·E·Anderson,Routled ge & K·Paul),第31页。
(20)(22)(23)(24)(25)埃德温·米勒编辑的康德的《永久和平及其它国际问题论文集 》(Edwin D·Mead,“Introduction”in Kant,Eternal Peace,and Other Internation al Essays,Boston,1914),第11、59、16、16、22—24页。
(29)转引自谭英华《试论马考莱的史学》,载《世界历史》1983年第1期,第43—44页 。
(30)埃克顿《历史研究演讲稿》(Acton,“A Lecture on the Study of History”in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I Cambridge,1902),第4页。
(32)杜威《自由与文化》纽约1939年版,第45页,转引自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 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乔工、叶文雄等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36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5期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02年01期第82~86页
【作者简介】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牛津大学博士,四川 成都 610064
【内容提要】 | 人类历史就其本质而论是变化、发展和进步。反映了人类历史过程的本质的历史进步 观因而构成了现代历史意识的基础。本文探讨历史进步观刚出现时对西方历史编纂学的 影响。 |
历史进步观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包含三个主要论点:(一)社会演化受规律支配;(二)理 性和科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三)世界历史是一个统一和有目的的过程。历史运动 的方向是前进的,各地的人类为进步做出贡献,同时又继承、分亨和继续创造文明成果 。历史进步观和启蒙思想在18、19世纪导致了西方史学理论的更新,促进了历史研究和 编纂重心的转移、范围的扩大、新型体裁(如文明史)以及新的研究方法(如比较法和综 合法)的出现,宣告了近代史学体系的确立。在全球化和人类社会迅速进步的当代,历 史进步观的意义仍十分明显。本文简要讨论历史进步的理论对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
一、历史进步观产生的背景
古代罗马的历史观基本是循环论,波利比阿(200B.C—118B.C)的政体循环论就是一例 。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编纂史则以宿命论和退化论为其框架,人类历史被按照圣经故事加 以编排整理。奥古斯都和博绪埃的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圣经故事的年代记和后续 事件。至中世纪末期,人文主义者向这种历史理论挑战,他们把历史重分为三段:罗马 时期、黑暗时期和复兴时期。后来“黑暗时期”又被改称为“中间时代”和中世纪(mid dle time,medium aevium)。①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家如丁·斯卡里格试图解决基督教 史学理论关于世界年龄的分歧,他根据天文学和数学的最新成就,把创世定为BC4713年 。但所有这些作法都未能解决基督教史学理论的范式危机。
文艺复兴时期前后,不仅基督教神学史观关于历史的起点和分期的理论,而且其关于 世界历史的统一性的学说也受到挑战。传统的基督教世界史的统一观是建立在人类(实 际上仅是欧洲及其邻近的几个民族)的共同起源(亚当、夏娃)、共同的道路(乐园——堕 落——惩罚——末日审判——复归)、王室系谱的单一性(所有的王室系谱都可追溯自中 东)的基础上,15世纪末叶以后,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非洲、美洲、西印度群 岛、中国、印度等等一系列民族和文明的出现,使基督教世界史的狭隘空间观念不仅被 彻底超越了,而且,随之而提出一系列问题,例如,怎么能够把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的王 室纳入这样一个王室模式呢?②怎么能够说那些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迥然不同的民族也 是在共同的基督教救世的道路上呢?基督教世界史统一观的两个假说,即王室系谱的单 一性和各民族道路的共同性最终宣告破产了。此外,传统基督教历史理论赖以立足的自 然观——地心说在1543年也被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所推翻。更为重要的是,旧史观关于 历史发展的退化论和循环论又直接同近几个世纪西欧社会发展巨大进步的事实相抵触。
16世纪前后,思想敏感的历史家已开始尝试摆脱旧史学理论的方法,波丹就于1566年 发表《理解历史的简便方法》,“试图用新的世界史理论来代替中世纪盛行的世界史模 式”。③他主张把人类史和宗教史分开来写,并认为宇宙间存在普遍规律,研究历史的 整体性能,认识历史规律。波丹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波动中存在一种上升的趋势,人 类的远古不是黄金时代,而是野蛮时代,今天才进步到文明开化和有秩序的社会时代。 ④
培根和笛卡尔也从认识论的角度批判旧历史编纂学。培根撰写了题为《学术的进步》 的论著,提出历史研究应当通过分析和归纳散见于各种文字和非文字的史料(例如钱币 、铭刻甚至谚语、传说等等)中的历史片断,来恢复和重建被时间所湮没和遗忘了的过 去的历史记忆。培根这种关于历史认识从感性材料开始的观点,对于纠正长期以来统治 西方史学的被歪曲利用的亚里斯多德的演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笛卡尔则从获取历史知 识的途径去批判旧历史知识。他主张新历史知识必须建立在系统考证的史料的基础上。 ⑤培根和笛卡尔的方法论批判使新历史思维得以从认识论上摆脱基督教历史理论,并建 立正确反映社会历史过程的前进性的理论。17世纪末叶法英等国文艺界“古今优劣论争 ”中,“关于历史持续进步的观念……开始具有科学的一致性,并受到公众的普遍注意 ”。⑥
18世纪法国的理性主义史学家把自然规律的观念引进了历史领域,终于“发现”了文 明运动的“一般原因”和规律。在他们看来,理性是社会进步的终极原因,因为理性是 人的一种“自我完善化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人类“日新月异地发明千百种新的需要” ,“并且创造出千百种方法来满足这些需要”,⑦从而促使社会不断前进。⑧人的理性 同自然法又是一致的,⑨这就保证人的活动合符自然规律,带来人所预期的进步成果。 因此,进步是人类精神构造的必然结果,也是自然规律。启蒙时代的社会科学,由于牢 固地植根于这种进步观念之中,“宗教信念、道德和法律观念、语言和制度”等等“都 被以发展的观点来加以解释”,⑩历史编纂学最终也受到深刻影响。
二、历史进步观对18世纪西方史学的影响
形成于自然科学、文学和哲学领域的进步观念对历史学的巨大意义早就被像伏尔泰和 休谟这样的哲学家兼历史家的大师们所认识,因此他们在一些论历史研究的论著中,积 极主张用进步的观念来观察和追溯历史。伏尔泰(1694—1778)召号历史家着重研究人类 精神文明和风习的进步。休谟在《论历史研究》的论文中,把用进步的眼光来考察人类 在科学艺术和风习文明方面的发展历史,规定为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11)并且率先写 出了《论世界历史及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从查理曼到路易十四时代》一书。在这部经 典著作中,作者认为历史就是理性和迷信不断进行斗争,理性战胜迷信,从而推动历史 进步的过程。宗教和迷信是时代没落的标志。人类的启蒙程度愈高,则时代愈伟大。他 对未来满怀信心,深信人类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历史的发展必将向着理性、公正、物质 和精神不断完善的方向迈进。
如果说伏尔泰是在尝试用理性进步观来代替基督教神学史观,那么在稍后的杜谷(1727 —1781)和孔多塞(1743—1794)那里,进步不仅被明确地作为其历史论著的标题,而且 被看成“历史研究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规律之一”,(12)完全取代了历史循环论和历史倒 退论。在18世纪50年代所发表的两次关于世界历史的演说和《论人类精神进步》的著作 中,杜谷用进步的自然规律代替神的超自然的意志和隐密作用来解释历史运动,并试图 通过过去的整个历史来证明存在着这样的进步。在杜谷的思想中,“进步的思想已作为 历史的有机的原则。”(13)循着伏尔泰、杜谷的线索,孔多塞进一步在《人类精神进步 史纲》中,把社会进步看作是一个自然的规律,而且加以系统的论证,认为在此基础上 将建立一门新的“历史科学”。(14)他鲜明地提出历史学应当分析社会进步的不同阶段 ,揭示“变化的秩序”和“连续性”。(15)在他的思想中,社会进步的理论已经不仅成 为标准的历史学的本体论,而且对于整个人类的未来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6)
在英国,休谟不仅号召用社会进步观念来考察历史,而且从理论上按照理性和“事物 进步的必然性”来分析“科学艺术兴起和进步”的条件及原因。(17)他认为英国的宪政 自由和进步实际上是商业技艺的发展这些“一般原因”以及像岛国的地理位置、缺少一 支常备军和宗教狂热这些“特殊的”和“偶然的”事件和条件所造成的结果。新历史观 也强烈地影响了像罗伯逊(1721—1793)和弗格森(1723—1816)这样的苏格兰历史学家。 罗伯逊于1759年到1777年连续发表《苏格兰史》、《查理五世时代史》和《美洲史》。 罗伯逊尽管也提出上帝有时用战争、愚蠢、残暴等手段来干预“人类事务”,但他并不 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是退化的。在《美洲史》中,他把古代多瑙河流域的日耳曼部落同美 洲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印弟安部落加以比较,肯定人类各民族都具有完善自身、推动社会 进步的能力。他认为人类,特别是欧洲各民族正走在从“野蛮通向文明”的进步道路上 ,目前的民族文明差异仅是进步的程度不同而已。在《查理五世时代史》中,他刻意描 绘了欧洲在查理五世时期的“商业、技艺”和“政治体系”的巨大进步的图景。
同属苏格兰历史学派的弗格森继承了休谟和伏尔泰、霍布斯和亚当·斯密等人的思想 ,试图用“完善化”这个概念来综合各派伦理哲学,以期发现文明进步的规律。他用进 步的眼光考察人类从原始社会到18世纪的历史发展,肯定人类“臻于无限进步”,正走 在一条进步的道路上。弗格森的一部关于罗马历史的著作以《罗马共和国的进步和终结 史》为标题,表明了进步的观念是如何影响了他对罗马历史的考察。
在圣·奥古斯丁和博绪埃之类的神学史家眼中,基督教会是上帝借以推动历史运动的 工具和拯救世人灵魂与道德的组织。然而,吉本(1737—1794)在他那被称为18世纪的“ 经典文献”《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把基督教和野蛮主义的胜利看作是使罗马的伟大文 明崩溃的主要原因。吉本,正如汤普逊所评价的是“第一位以宏大的视野,广博的知识 抓住历史连续性概念的作者。”(18)而这种历史的连续性在吉本看来就是人类在“体力 、智慧和精神”逐渐进步,“财富、幸福、知识”和“道德”逐渐积累。在《罗马帝国 衰亡史》第四章中吉本写道:“技艺的发明,战争,商业和宗教热情……永远也不会丧 失。我们因而可以愉快地默认这个结论,即世界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增加了,并且还 在增加真正的财富、幸福、知识,或许也提高了人类的道德”,表明了进步观念也是吉 本史学的指导思想之一。
启蒙进步观在英国影响了经验论、政治渐进主义和以优美文体著称的苏格兰历史学派 和辉格派史学,在德国则促成了哥廷根大学史学研究的繁荣,以及以康德为首的德国古 典历史哲学学派的形成。德国的启蒙进步论史学揉合了哲学先验论和生物成长的思想, 并显示了宗教思想的残余影响。
1784至1791年,赫尔德(1744—1803)发表了《人类历史哲学要义》。该书把整个宇宙 和人类历史看作是不断进化的过程,肯定人类历史是“向着更高方向的进步和发展。” (19)赫尔德把历史事件看作是自然事件,反对在历史中寻找“神的隐秘计划”。他有时 谈到历史发展的原因时,认为“命运,机遇,神”导致“世界范围的大变化”以及“民 族的诞生和进步”。但他所理解的神同基督教传统史观中的上帝有着本质的差别。赫尔 德最终实际上是在生物学,而不是在基督教神学中寻找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他提出“遗传的力量”决定着各民族的成长和发展。
赫尔德的著作促进了康德(1724—1804)从哲学的角度探讨历史发展的尝试。在1784年 他发表的《从世界公民的角度撰写世界历史的想法》的论文中,“进步的原则(被)看作 是解释历史的主要原理。”(20)康德认为“作为一个整体,人类的命运是朝向持续的进 步。”(21)1793年,康德又撰写《进步的原理》驳斥莱布尼茨的历史悲观论。康德写道 :“由于人类在文明和文化上持续前进,因此,人类也在其生活的道德目的上朝着更好 的方向持续取得进步,而且,这种进步,尽管有时会被打断,但却决不会全然断绝或停 止”。(22)康德也有时提到神及人类历史发展中存在“前定的计划”和“目的”,但这 种自然神论意义上的神实际上是自然的代名词。康德的人类历史的前定计划“也不是上 帝的计划,而是自然的”计划。这是一种实际上认为历史现象背后存在严整的规律的猜 想。康德认为,“从整体来看,人类历史可以被看作是自然的隐密的计划的实现”,即 在国际国内实现完美立法,从而使人在这唯一的状态中充分发展所有的天赋和潜能。(2 3)在该书中,康德的《从世界公民的角度撰写世界通史的想法》被改名为“政治秩序的 自然原则”。康德写道:自然“遵循着一条有规则的进程,带领我们人类从最低级的动 物阶段上升到最高的人道境界。”(24)这就是康德心目中人类历史运动的“计划”和最 终目标。在康德的心目中,进步观念已完全能够作为一种新型的历史观取代旧的基督教 历史理论,他认为进步观念不仅能赋予由于旧的史学理论破产后而变得杂乱无章的世界 历史以一种新的秩序和严整性,而且能提供给人们一种不是建立在基督教来世基础上的 新信仰,同时也有助于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25)
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商业贸易、科学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比重 日益增大,历史研究和写作越来越世俗化。但是人文主义思想重视的是孤立的个人,崇 拜的是杰出的英雄人物。直到18世纪,西方历史编纂的范围仍很狭窄,战争、外交、宫 庭、宗教事务、英雄伟人的活动等仍是历史的主要题材。到了18世纪中叶,随着社会环 境的改变,特别是社会进步理论的影响,历史家开始深刻地意识到传统历史编纂范围的 狭窄以及传统历史研究内容的贫乏,感受到了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到历史体例进行改 革的迫切需要。伏尔泰在《风俗论》和《路易十四时代》中的实践以及法国和德国出现 的“文化史”和“文明史”代表了这种思潮。这些著作所代表的文明史传统到19世纪得 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历史进步观对19世纪西方史学的影响
历史进步观念在19世纪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播。社会历史进步的原因、方式和阶段 ,特别是进步的规律的问题不仅在像圣西门、孔德、黑格尔和斯宾塞这样的思想家的手 中继续得到更深入的研究,而且进步的观念开始越过学者的书斋,深入于一般公众。到 19世纪中叶,关于历史服从于总的进步规律的思想渗透于报纸、杂志、政治文件、诗歌 等等,成为受过教育的人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几乎每一个就 社会历史的题目进行写作的作家都提到它。”(26)
在法国,首先是圣西门,接着是孔德提出了关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学说。自孔德以 后,“进步的观念几乎成为常识”,几乎一切政治理论和运动都以进步的规律来论证自 己的合法性。著名历史家密什勒和魁奈把文明进程看作是自由的逐渐胜利。路易·勃朗 把自己的一本论述劳动组织的书标题为“进步的检阅”。勒农在1863年写道:“历史研 究的一个总的结论是人类社会在科学、物质生活条件和道德……方面的不断进步。”另 一著名的历史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把历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看作是平 等的逐渐的进步,认为这个进步的过程宛如上帝操纵的时钟一样,人力既不能扭转,也 不能阻止,所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只能服务于这个发展过程。(27)
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界是如此信奉进步观念,以致于历史学家白芝浩把进步作为西 方文明与其它文明相区别的本质特征。博克尔在《英国文明史导论》中,谈到近300年 来科学知识的巨大进步时,认为这“足以解释欧洲近几个世纪连续取得的非凡进步”。 (28)史学领域内居于主导地位的辉格派更是以赞扬英国的历史进步为其主要特征之一。 辉格派史学大师马考莱写道:“英国的历史虽有偶而的停顿或短暂的倒退,但潮流的总 趋向明显地是进步的”。特别是近160年,即1688年以来的历史,“是物质、道德、知 识空前进步的历史”,可以说一部“英国史显然是进步的历史”。(29)维多利亚时代是 “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民族中最开明的一代”。埃克顿更把历史进步观提到近现代历史写 作基本范畴的地位,“我们必须承认人类事物中存在着一种进步,是历史据以写作的科 学假设。”(30)
进步的观念同样在德国史学界获得广泛传播,亨利希·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 历史》一书中宣称自己“相信进步”,肯定德国的子孙后代会比他生活得更幸福。经济 史党派的代表人物威廉·罗雪尔号召“研究发展的规律”,李斯特在1841年的《政治经 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四阶段理论。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则提 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阶段理论。19世纪下半叶,德国出现了新史学流派,其领袖朗普 莱希特在批判兰克史学忽视社会心理以及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连续性和前进性时,试图 以“文化史学方法”建立“新史学”,他在《德国史》中按照社会集体心理和经济状况 把德国历史分为六个阶段,认为历史发展的目标是“精神自由”。
社会进步观念也越过大洋,影响了19世纪美国史学的发展。德莱帕在《欧洲智慧发展 史》中,明确地表述了关于进步规律的思想。他认为“社会进步像身体的成长一样完全 受自然规律的控制”,各民族的历史进程“是一个预定的庄严的行进”,通过“不可避 免的事件的系列”,“永远运动,不停止地进步。”(31)另一位美国史学家费斯克在《 宇宙哲学概要》中写道:“社会进步的根本特点是自私性的削弱和同情心的持续加强。 ”1867年,美国思想界的领袖之一埃默森在哈佛大学作题为“文化的进步”的讲演,例 举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法制等方面的进步,赞扬19世纪优于历史上任何时代。耶威利 (M·A·Javary)在1950年出版的《进步观念》一书中写道:“如果有任何一个观念是属 于某一个世纪,至少是由于它被赋予的重要性,或者不管人们是否接受,但却全都熟悉 它,那么这个观念就是进步的观念,它被认为是历史的总规律,是人类的未来”。
美国史学家杜威曾经对史学范式演变的现象评论说:“随着文化的改变,在这种文化 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也要改变,研究、评价和整理史料的出发点必然要产生,于是,历 史也就要重新改写。过去没有重视的材料现在成了论据,因为新的观点要求解决新的问 题,而新的问题又要求有新的事实材料来进行验证”。(32)历史进步观念的出现的确引 起了西方史学的巨大变革,而这种变革并不是没有进步意义的。后现代主义者如福柯和 德里达等批判启蒙理性万能和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并不一定完全正确。
注释:
①C·塞拉瑞斯在《划分古代、中世纪和新时期的世界史》的著作中,正式把罗马帝国 灭亡到文艺复兴之间这段时期,称为中世纪。
②布莱萨赫《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历史编纂史》(E·Bn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 nt,Medieval & Moder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第178页。
③④(27)柏瑞《进步观念:起源和成长探讨》(J·B·Bury,The Idea of Progress,An Inquiry Into Its Origin and Growth,London,1924),第37、37—41、315—316页。 ⑤笛卡尔主张史料考证应当至少依据三条原则:不同的文献必须经过对照鉴别;其可 靠性应互不矛盾;文献史料应通过非文字的证据加以验证。(科林武德《历史的观念》R .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Oxford,1948,第62页)
⑥⑩(28)(31)波兰德《进步观念,历史和社会》(S·Pollard,The Idea of Progress, History and Society,Pelican Books,1971),第26、44、146、147页。
⑦霍尔巴赫《自然体系》,转引自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 务印书馆,第571页。
⑧卢梭认为人的自我完善能力使社会不断前进,参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 础》,商务印书馆,第83—84页。
⑨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247、570页。
(11)参见休谟《论历史研究》(O·Hume,“Of the Study of History”in Humes Essa ys),第398页。
(12)尼斯伯特《进步观念史》(R·Nisbet,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New Yo rk,1980),第207页。
(13)(21)(26)赫芝勒《社会进步,理论观察和分析》(J·O·Hertzler,Social Progrs s,a theoretical survey and Analysis),第40、51、58页。
(14)“如果有一门科学是预见,导引和加快人类进步的话,那么,已经达成的进步论 史学必定是这门科学的基础”。参见孔多塞《孔多塞文集》(M·J·A·Condorcet,Sele cted Writings,ed.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M·Baker,第207页)。
(15)同上,第211页。
(16)“只有通过审视进步及完善的规律,我们才能理解我们的希望的限度”,引自《 孔多塞选集》,第267页。
(17)休谟《科学和艺术的兴起与发展》(David Hume,“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in Hume's Assays),第84页。
(18)汤普逊《历史写作史》(J·W·Thompson,A History of Historlcal Writing,Vol .Ⅱ,Peter Smith,1967),第90页。
(19)赫尔德:引自梅涅克《历史主义:新历史观的兴起》(Herder,Auch eine Philoso phie der Geschichte zur Bildung der Menschheit,quoted in F·Meinecke,Histori sm,the Rise of a New Historical Outlook,translated by T·E·Anderson,Routled ge & K·Paul),第31页。
(20)(22)(23)(24)(25)埃德温·米勒编辑的康德的《永久和平及其它国际问题论文集 》(Edwin D·Mead,“Introduction”in Kant,Eternal Peace,and Other Internation al Essays,Boston,1914),第11、59、16、16、22—24页。
(29)转引自谭英华《试论马考莱的史学》,载《世界历史》1983年第1期,第43—44页 。
(30)埃克顿《历史研究演讲稿》(Acton,“A Lecture on the Study of History”in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I Cambridge,1902),第4页。
(32)杜威《自由与文化》纽约1939年版,第45页,转引自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 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乔工、叶文雄等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