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世界史专家
——齐世荣教授学术成就评价
梁占军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5期
【原文出处】《高校理论战线》(京)2002年02期第14～21页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齐世荣教授，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世界史专家。他专长世 界现代史，从事这一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已历半个世纪，桃李盈门，成绩斐然，是我国这 一学科的开拓者之一。
齐先生原籍河北省南皮县，1926年10月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1945年考入成都燕京大学历史系，1947年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49年毕业。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曾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 第三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职。
齐先生求学时期，正值中国历史上的剧烈变革时代。国家与民族所经历的内忧与外患 ，危机与革命，不仅培养了先生赤诚的爱国之心，也激励了他研究世界历史的热情。先 生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读书时，曾受教于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雷海宗、邵循正 、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等诸位先生。这些先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中西贯通， 视野开阔。他们学术功底深厚，虽各有专门的研究领域，但对其他领域也相当熟悉，故 能做到眼光敏锐，发前人未发之覆。这种学术研究的特点给齐先生以很深的影响，是他 以后在教学与科研中时刻用以自勉的。如果说齐先生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兴趣产生于大学 求学期间，那么，他实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 指导下进行的。
一、世界现代史研究
世界现代史是古老的历史学科中的一个年轻的分支。从世界范围看，这一学科是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从我国看，解放前各大学极少有人研究世界 现代史，也很少有人开这门课程。燕京大学的齐思和教授讲授过西洋现代史，内容也仅 限于欧美范围。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各高等学校先后设立了世界现代史课程。 从此至今，齐先生一直从事这门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世界现代史学科的奠基工作 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的相关成果大致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总论方面
关于世界现代史的断限。齐先生认为，世界现代史大体上指从20世纪初到今天这一段 时间。之所以把它的上限定在20世纪初，是因为：(1)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 国主义阶段；(2)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和争夺世界霸权 而展开的斗争，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3)在大战的过程中，俄国无产阶级进 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4)由于帝国主义力量在战 争中的削弱，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战后出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 的高潮；(5)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列强支配世界的局面告终 ，美、日两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崛起于北美和东亚，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地跨欧、亚 两大洲的俄罗斯帝国废墟上兴起。这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变化都发生在20世纪初， 故把世界现代史的上限定在这个时期是比较合适的。过去苏联史学家都以1917年十月革 命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西方史学家则或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或以1919年 凡尔赛和会召开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齐先生认为这些分期法虽各有一定的道理，但 比较片面，不如综合多种重要因素，定在20世纪初为妥。
关于世界现代史的特征。齐先生认为，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日益联系成 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运动，是世界现代史最主要的特点。近代 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4页，人民出版社，1995) 。但直到20世纪，特别是1945年以后，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世界才在经济、政治、文化 各个方面密切联系起来。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史(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史)就是 现代史；反过来看，也只有用全球眼光去观察现代史，才能认清它的实质和各种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现代史就是世界史。
在人类历史的全球化运动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互相依存、互相渗 透、互相影响和互相斗争，是关系到人类未来走向的全局性大问题，它们之间的优胜劣 败，不能根据一两个或几个重大事件来下结论，至少要到几个世纪以后才能最终见出分 晓。过去我们把十月革命的发生看作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这是过分乐观了。同理， 今天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把苏联的解体看作社会主义制度的灭亡，难道不是他们的臆想和 妄断吗?
以上关于世界现代史的这些看法，见于齐先生所著《关于开展世界现代史研究的几个 问题》、《漫谈世界史和世界现代史》、《世界史·现代史编》等论文和著作中。
2.现代国际关系史方面
现代国际关系史，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是齐先生的一个研究重点。 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史是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的(此前没有全球性的国际关 系)，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因此其内容应比传统的外交史更为广泛。特 别是20世纪以来，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密切，而且异常复杂。要提高现代 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关键是要把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因素综合起 来加以考察，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
齐先生写过一系列关于绥靖政策的论文，如《三十年代英国的重整军备与绥靖外交》 、《意埃战争与英国的“双重政策”》、《论1936年7月至1938年11月英国对意大利的 外交政策》、《论“不干涉”政策的创始者及其动机》、《慕尼黑危机的真相不容歪曲 》、《论1939年3月英国对波兰保证的原因及其破产》等，这些论文根据大量史料，针 对西方学者中流行的种种错误论点，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具体而又深刻，论战性很 强，有很强的说服力。其主要内容如下：
(1)分析、澄清史实。齐先生指出，无论是英国对意埃战争所实行的“双重政策”，还 是英、法对西班牙内战所实行的“不干涉”政策；也无论是慕尼黑协定，还是英国对波 兰的保证，英、法的目的都在于避免与法西斯国家发生冲突，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换 取与德国的和解，最终实现以英、德为核心，英、德、法、意四国共同主宰欧洲的局面 。英、法统治阶级认为，这种局面出现后，定会大大有助于繁荣不景气的资本主义经济 ，稳定不巩固的资本主义统治秩序。这是他们的根本利益。
(2)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论述了绥靖政策产生的原因。在政治方面，英、法资 产阶级不仅“害怕对德战争引起本国革命”，并“为苏联所利用”，而且“把纳粹德国 看作防止共产主义在欧洲扩张的屏障，在这个意义上，希特勒非但不是打击的对象，反 倒是必须联合的盟友”。在经济方面，“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日益没落的英、法资产阶 级一心要保住既得的经济利益”，害怕战争会破坏经济复兴，以致在大敌当前的时候， 仍然不肯加大财政拨款，加速扩充军备。在军事方面，英国充满失败主义情绪，认定自 己没有力量同时对付德、意、日三个敌人，又不愿团结法、美和中小国家，因而采取消 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企图通过绥靖外交来弥补国防力量的不足；法国则盲目相信并依 赖马奇诺防线，错误地以为藉此可以自保求和。
(3)揭示了绥靖政策的实质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齐先生认为，绥靖政策是20世纪30年 代走向衰落的英国和法国，面临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挑战，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 益所采取的一种以牺牲其他国家为手段换取与对手妥协的政策。然而，“绥靖外交推行 得越彻底，欧洲的局势就越遭到破坏，英、法的战略地位也就越加恶化”。当英、法“ 把西班牙、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一一牺牲给法西斯侵略者，世界危险地点的‘局部化 ’似乎成功了”的时候，“世界大战在总体上却更加迫近了”。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 固然是由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但战前英、法推行的纵容侵略的缓靖政策 无疑也是促成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齐先生也从客观、求实的态度出发，做了研究与评价。例 如，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不干涉”政策是法国政府主动提出的，其对立派则认为它的真 正策源地是伦敦。齐先生分析了英、法外交文件和当事人的回忆录等大量史料，得出结 论：“就实质而论，英、法两国是这一政策的共同创始者。”又如，西方学者大多数认 为1939年3月英国对波兰的保证结束了绥靖外交，齐先生从“应付国内的压力”、“防 止德国的西进”、“勾结德国的新策略”几个方面，说明了英国在宣布保证波兰的独立 以后，在军事上、经济上都未给波兰以实际援助，而且一再要求波兰对德国做出让步， 因此，“结束绥靖政策”一说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为破产的绥靖政策所作的一种 无力的辩护而已。此外，齐先生还研究了一些中外学者从未系统、专门论述过的问题， 例如意埃战争中英国推行的“双重政策”问题等。
齐先生对绥靖政策所作的这种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得到了我国史学界的充分肯定和重 视。在朱庭光、陈之骅提交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1980—1984年中国世界史研究 的基本情况》一文中，把先生的上述一系列论文作为我国学者研究二战前史的一项主要 成果予以评介。
3.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方面
齐先生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 重大课题，但是外国史学家对中国抗战的地位和作用往往估计不足，甚至有意贬低，因 此中国史学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阐明历史真相。他在提交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 《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长篇论文中，充分利用战后出 版的中、日、英、美、苏各国的文献资料和各国最新研究成果，旁征博引、言必有据地 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新的探讨。他以世界全局的眼光，把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全球反法西 斯战争的巨幅画面中进行全过程的考察，分三个历史阶段(1937年7月7日—1939年9月1 日；1939年9月1日—1941年12月7日；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逐一深入地分析 ，论证了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国际贡献。他运用宏观与微观、世界史与中国史相结合的 研究方法，充分揭示了中国战场与“二战”中逐步形成的几大战场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影 响，详细说明了中国战场在以下几方面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 ，从而能集中力量打击纳粹德国；推迟德、意、日三国同盟形成，从而大大减轻英、法 在远东受到的军事压力，并有利于欧洲和北非战场的盟军行动；推迟太平洋战争爆发， 使英、美争取到更多的备战时间；在太平洋战场上牵制日本百万大军。这些例证及其分 析，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为最终战胜法西斯集团所做出的不 可磨灭的贡献。
这篇论文获得了参加大会各国学者的重视与好评。日本茨城大学伊集院立教授在日本 《历史学研究》1986年第6期上撰文评论道：“这个报告是把中国历史中的抗日战争放 到世界史中而作的分析。它把中国人民对于欧洲、东亚及美洲大陆的国际反法西斯战线 所做的贡献及所占的地位进行了冷静的分析论述。这一分析，给予人们深刻的印象。” 日本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池田诚在《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一书中对齐先生的论点作了 详细介绍，认为这是中国学者有代表性的看法。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齐先生又进一步从国际关系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史。1 987年在日本京都、东京两地举行的“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中国学术讨论会”上，先生 提交了名为《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关系(1937—1945)》的论文。这篇文章受到了与会日 本学者的赞赏。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史的日本茨城大学教授石岛纪之评论说：“该报告对 美、英等国以及苏联对中日战争所采取的态度进行了精确的分析，明确了中国抗战在国 际关系中的地位，把抗日战争看作中国全民族的抗战，这些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4.苏联史方面
齐先生学识渊博，对苏联史也有深入的研究。1980年他发表了《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的实质》一文，观点鲜明地指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非有暴力不可的观点，是人们 所熟知的，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主要不在于暴力的论点，却被许多人忽视了 。齐先生详细阐明了列宁的这一论断：“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 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证，就在于无产 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的 力量源泉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列宁选集》第4卷，9～10页，人民出版社 ，1995)此文还进一步指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实质的精辟论述，对一切无产阶级 专政国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于那些革命前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尤其具有特殊 重要的意义。落后国家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应当清醒地看到自己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长期性和特殊困难，因而更有必要竭尽一切努力不断完善新的社会劳动组织，大大发展 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20年前，齐先生提出上述见解，是需要胆识的。
苏联解体后，在西方和俄罗斯内部都有一批人攻击、否定十月革命。针对这些谬论， 齐先生发表了《论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几个问题》一文，深刻说明了十月革命不是“早 产”，十月革命没有失败，它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影响，其历史地位是不容抹杀的。 齐先生还撰写了《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伟大意义》、《从 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纪念十月革命80周年》等文章，从总结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角度，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伟大意义。
齐先生目前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廖学盛研究员合作，共同负责由全国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资助的国家委托研究重点项目“二十世纪的历史剧变”，其中亦包括 苏联史研究。现在这一项目已出版了中期成果《20世纪的历史剧变》(论文集)，2002年 全书即可脱稿。
5.世界现代史资料建设方面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史学发达的国家无不重视历史资料的编辑工作。它们历年都 出版各类专题的史料汇编，而且有些还是由一流学者亲自主编的。1949年以后，我国的 世界史学科逐步建立起来，但直到70年代，我们仍然没有自己编纂的、配合教学与科研 的大型世界现代史资料汇编。在原始资料不易觅得的情况下，面对因各国政府文件保密 期限缩短而解密的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以及大量私人文件，如何帮助从事世界现代史 教学与研究者看到这些最重要的史料，便成为这一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为此，齐世荣 先生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1980年到1982年先后出版了《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 》第一、二分册。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世界现代史的原始资料汇编，而且是迄今为 止内容最为丰富的史料集录。已故著名史学家周一良教授认为：“本书的总体安排、章 节提法、繁简取舍等方面，体现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取材丰富，反映出主编者在本 学科中较高的学力和修养”；世界史的同行们也公认它是“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必备参考 书”。此后，齐先生又主编了《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二、三分册，以及《世界 史资料丛刊·现代部分》(包括美国、法国、德国、印度、朝鲜等)共8册。可以说，一 大批从事世界现代史教学与科研的中青年学者都从这些史料汇编中获得了益处，这是齐 先生对世界现代史学科基本建设所做的一项突出贡献。
二、世界通史研究
齐先生治学范围宽广，在世界通史方面也做出了贡献。齐先生读大学时，中外历史学 家普遍忽视、甚至轻视世界通史，不把它当作一门独立的历史学分支。当时的风气是重 视窄而深的专门论文，认为那才是学问。20世纪初，英国小说家韦尔斯写了一本《世界 史纲》，名噪一时，极受普通读者欢迎，但被专业历史学家挑出了许多“硬伤”。一直 到2000年于挪威奥斯陆召开的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仍有人认为撰写世界通史是 不可能的。齐先生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增强，今天人们必须用全球眼光看待历 史。他在《漫谈世界史和世界现代史》一文中指出：不论编写世界通史有多少困难，“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在面临编写世界历史的伟大任务时止步不前，而满足于把一批又一批 的专题论文和国别史、地区史堆集在读者面前。如果这样做，读者关于世界史的局部的 、具体的知识虽然会不断增加，但将永远不会知道‘世界’史是什么样子。在历史正在 发生迅速变化的今天，‘细节’固然需要了解，但‘总画面’更需要让人们清楚。否则 ，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还指出，最近几十年世界通史日益受到重视。时至今 日，中外史学家大致已达到以下几点共识：第一，世界历史本身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第二，研究世界历史，应运用全球观点(或称世界全局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家、 各民族的历史，或运用全球观点看待某一地区、国家、民族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第三 ，世界史的主要内容应是那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运动、事件和世界各地区的相互关系。
1.主编6卷本《世界史》(另一主编为吴于廑先生)
20世纪60年代，由周一良、吴于廑两位先生主编，出版了4卷本的《世界通史》。80年 代，国家教委鉴于这套书的内容需要更新，遂请吴先生和齐先生合作，主编一套新的6 卷本《世界史》。这套书的体系是吴先生生前定下来的，吴先生去世后，齐先生具体负 责完成了各卷的编写工作。
6卷本《世界史》在广泛吸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更多地体现了撰写者自己 的研究心得，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分期上不囿于成见。如本书上古、中古不分作 两个阶段，统一为古代部分。古代上、下两卷的分界，大致为公元1世纪开始直到5、6 世纪结束的横贯亚欧大陆东西的民族大迁徙运动，这一迁徙导致亚欧大陆南部文明地区 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有些地方(只是有些地方)则伴以社会形态的更迭——奴隶社会的 终结和封建社会的开始。近代以1500年为起点，而不是像过去多数教材那样以英国资产 阶级革命为起点。这是因为1500年前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等，导致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引起了遍及世界各地的社会经济的重大 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23卷，784页，人民出版社，1972)现代则以20世纪初为起点，不以十月革命或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起点(理由见上文)。(2)反映中国学者自己的世界史观点。例如，过 去苏联学者都以巴黎公社作为划分世界近代史两个阶段的标识，《世界史》不再沿用这 种划分办法。又如，过去苏联学者一贯谴责法国热月政变，《世界史》则运用相关史料 ，说明热月政变是结束恐怖统治，恢复和建立资本主义正常秩序的重大转折点。再如， 关于纳粹党与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过去苏联与东德学者一致强调纳粹党是德国大资 产阶级豢养起来的，而西方学者则否认纳粹党受到过大资产阶级的扶植。《世界史》全 面地分析了这个问题，指出纳粹党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到上台前已得到广大中下层群众 ，特别是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从而在1932年成为议会第一大党。20年代，统治阶级 对它还不重视。但进入30年代后，由于纳粹党是唯一能够对抗共产党、维护资本主义秩 序的有组织的力量，所以得到了大资产阶级、容克地主和国防军的认可，并在他们的支 持下取得政权。(3)在体例上包括中国部分。把中国史放在世界范围内探讨其地位和作 用，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史，而非外国史。当然，《世界史》中的中国部分，具体写 法与专门的中国史有所不同。(4)在时间跨度上包括现、当代史，一直写到20世纪90年 代。“文革”前很有影响的4卷本《世界通史》，限于当时的条件，不包括现代部分。 《世界史》率先打破禁区，敢写世界现、当代史，开学界研究之风，今天大家对这一阶 段的研究已少有顾忌了。(5)在内容上加强或增添了文化、科技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 究成果。例如，古代部分，有专节介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拜占廷文化；在近代部 分，有专节介绍自由主义思潮，特别是专门有一节介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 活，包括物质生活(社会财富分配、服饰、饮食、卫生与健康等)、人口、家庭、教育、 高层文化、低层文化娱乐等。
由于具有诸多创新与成就，《世界史》已被许多高等学校采作教材，具有广泛的影响 。1995年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第三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2.世界近代史研究
齐先生擅长世界现代史研究，但对世界近代史也有比较深厚的修养。1996年，江泽民 同志先后邀请八位学有专长的教授，就有关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些专题进行讲解， 并共同加以研究。齐先生应邀讲了《略论英法美三次资产阶级革命》和《文艺复兴及其 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两个题目(文章见《中外历史八人谈》一书)。在前一讲中，除 概要介绍三次资产阶级革命外，着重论述了三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并做了比较，最 后总结了四点启示：(1)三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有其必然性；(2)革命道路是曲折的； (3)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还要进行改革；(4)三次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不容抹煞。在后 一讲中，除概括介绍史实外，着重阐发了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指出它是欧洲从中世纪 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时期反封建、反教会神权的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代表欧洲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最初发展阶段，也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进步的变 革。具体地说，(1)文艺复兴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来世转到现世，从以神为中心转到以人 为中心。人文主义者强调人的价值，人的理性，人的力量，人就是尘世的上帝；(2)兴 起了欣赏自然、描绘自然、研究自然的新风气；(3)出现了新兴市民阶级的财富观；(4) 揭发、谴责罗马天主教会及神职人员的腐化堕落和黑暗愚昧；(5)批判封建等级制度， 公开宣布人类是平等的。
3.世界史知识普及工作
齐先生十分重视世界史知识的普及，并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在1994年发表的《 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一文中着重指出：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世界各个 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必将日益频繁和密切。“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变 得越来越小的地球上，如果对外国的事务茫然无知，或所知甚少，那是无法自立生存的 。对外国的了解深浅如何，可以作为测验某个国家发达程度的一项指标。”他还阐述了 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说我们必须在普及工作方面下大功夫，引起广大人民对世界史的兴 趣，使他们通过自己的学习认识到世界史知识对于一个现代公民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 ，才能产生一大批世界史的爱好者，再从这批爱好者当中涌现出一支支世界史的专业队 伍和业余队伍。队伍壮大了，人才多了，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才能出现。齐先生进一步指 出，普及的目的不单是为提高打基础，普及工作本身就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撰写深入 浅出，引人入胜的通俗读物是要付出艰辛劳动才能办到的；不仅如此，这一工作非人人 可办，因为能深入者未必能以浅出之。
为了普及世界史知识，齐先生精心组织人力，编了一套20册的《精粹世界史》，内容 主要为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时间从古到今，地域上包括欧、美、亚、非几大洲。例 如古代有《璀璨的古希腊罗马文明》、《西欧封建社会》、《独特的拜占廷文明》等； 近代有《新世纪的曙光——文艺复兴》、《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1848年欧洲 革命风暴》等；现代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尝试》、《从萨拉热窝到东京：两次世 界大战》、《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专政》、《20世纪科技革命与世界历史进程》等。这 套丛书还精选了一些大跨度的专题性历史题材，从总体出发去阐述世界史上的若干重大 问题。例如《推动历史进程的工业革命》一书，写了从农耕的“前工业社会”，直到当 前的“全球工业化与新科技革命”的历史。《欧洲优势·美苏对峙·多极世界》一书， 宏观地描述了人类历史从16世纪起，走向世界性整体发展的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即从 以欧洲为中心，到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再到当今走向多极世界的发展。这种从适应读 者需要、大跨度的专题性历史阐述，使人们从世界历史发展中，得到发人深思的启迪。 从总体上看，这套丛书最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就是学术性与通俗性的有机结合。各书的 编写者都是对本专题做过专门研究的学者，如《独特的拜占廷文明》的作者陈志强，是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在希腊留学6年，获博士学位；领衔写《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 》的作者彭树智，是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我国著名的中东史、印度史专家。他们 以多年的专门研究为基础，在写法上力求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丛书出版后，颇获好评 ，《世界历史》、《光明日报》等报刊予以报道和评论，称之为“深入浅出，雅俗共善 ”，“融深刻学术性和史实真实性于活泼流畅的文风之中”。
为了普及世界史知识，齐先生还与马克垚、朱龙华、刘宗绪、张象4位资深教 授合编了《人类文明的演进》两卷，以50多万字的篇幅，勾勒人类起源到20世纪末的文 明史，线索清楚，重点突出，文笔生动，图文并茂，非常适合广大干部阅读。此外，齐 先生还主编了一部《世界五千年纪事本末》，以200万字左右的篇幅，叙述从远古到20 世纪末世界历史上发生的千余起重大事件。这部工具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略古详今” ，古代史和近代史的重大事件约有400余条，现代史和当代史约有700余条。齐先生认为 ，“我们毕竟是生活在20世纪的人，对本世纪的了解理应超过以往各个世纪。如果颠倒 过来，越是远古的事情，我们了解得越多，那么历史的重担就要把我们压垮了，我们对 现实的认识反而会模糊不清了。”《世界五千年纪事本末》叙述准确、具体，观点寓于 叙事之中，不做空论，体现了工具书应有的功底深厚的特点。
三、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研究
1.史学理论研究
齐先生十分重视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的研究，认为一个成熟的历史学家必须对史学理 论和史学方法有深厚的素养。他一贯强调，史料是研究历史的素材和基础，十分重要， 而如何驾驭浩如烟海的史料，必然涉及理论问题。那种认为史料会自己说话，史料学即 历史学的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有他的历史观，只是有人自觉地承 认，有人不承认而已。然而，有历史观不等于具备完整的历史理论。要想成为一个优秀 的历史学家，就必须具备系统的理论训练和修养。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学说超过它。因而，齐先生要求学生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 指定四本书让学生精读，即：(1)《共产党宣言》，这是科学共产主义伟大的纲领性文 件；(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篇文章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精辟的论述；(3) 《反杜林论》；(4)《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关于(3)、(4)， 恩格斯说：“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 对于攻读世界现代史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齐先生要求他们再精读马克思的《路易·波 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便学习经典作家是如何写现代史的。
关于历史学的阶级性及其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重大而人们看法又多有分歧的 问题。齐先生在《谈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服务》一文中明确指出：“历史学从来都是为 一定阶级服务的。”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 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齐先生认为，马克思这里讲的是哲学，但其基本精神 也适用于历史科学。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服务，必须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与革命性 内在地、不可分割地结合起来。革命性是建筑在科学性基础之上的。齐先生强调，历史 科学为无产阶级服务，要从根本途径上着手，例如总结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通过总结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等方面的经验，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借鉴； 培养人们观察问题的历史意识和方法，等等。历史研究要与现行政策的宣传有所区别， 它不是也不应是某项具体的现行政策的历史注解。他举出了苏联历史学中许多这类的错 误例子，发人深省。比如，对高加索的一个穆斯林穆里德教派的宗教、军事领袖沙米尔 ，时而把他看作反对沙俄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战士，时而又把他贬作为英国 资本主义和土耳其苏丹服务的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就在损害了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的同 时，也影响了现实政治的一贯性。
关于当代人能否写当代史，许多人认为不宜。齐先生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撰写了《 “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论当代人写当代史与后代人写前代史》一文，指出二 者各有其优越性，也各有其局限性，不可偏废。这篇文章不仅从理论上说明了这个问题 ，而且由于结合古今中外许多历史著作的实例，体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底，故有很强的说 服力。
齐先生一向注重研究西方有影响的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著作。早在1963年，他就与傅 任敢、戚国淦几位先生合译了西方历史哲学名著《西方的没落》，并写了中译序言《德 意志中心论是斯宾格勒比较文化形态学的比较结果》。这篇力作纠正了一种流行的误解 ，指出：单就书名看，斯宾格勒似乎是承认西方没落的，其实不然。《西方的没落》是 一部以比较文化形态学为理论体系的历史哲学著作，但书中也包含一系列的政治主张。 斯宾格勒自称是反对“西欧中心论”的，表面上不谈各个文化之间孰优孰劣的问题，但 却强调西方文化的特殊“宿命”。按照他杜撰的体系，世界上共有过8个文化，其中7个 (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 已经死亡，只剩下一种无历史、无生气的存在，只有西方文化还有生命。斯宾格勒还把 德意志民族看作西方最后一个民族，负有完成西方历史最后一个阶段“帝国时期”的伟 大使命。通观全书，可以看出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巨著，无非是要说明一个核心思想：西 方文化是世界上唯一还有生命的最优越的文化，20世纪是西方人的世纪，德意志民族的 历史“宿命”就是主宰全球，建立起一个世界大帝国。这就无怪乎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 以及由这种哲学导出的政治主张，成为纳粹意识形态的一个来源。如果说《西方的没落 》还有一点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与作者的本意相反，它扩大了历史学家的视野，使他 们更宏观地观察历史。
除此而外，齐先生还编译了《苏联历史论文选辑》三辑(与余绳武等同志合译)、《西 方资产阶级学者论苏联历史学》；翻译了[美]希蒂：《黎巴嫩简史》(合译)、[苏]兹拉 特金：《蒙古近现代史》(根据大量中国史料，加了许多译者注，纠正了近代史部分的 若干错误)等。
2.史学方法研究
齐先生对史学方法高度重视，每年都给研究生讲授《史学方法》课。在这门课程中， 他向学生详细介绍了各种类型的史料及其使用价值，所举例子广涉古今中外，使学生收 获很大。他要学生重视材料的积累，强调研究世界史的人尤其要注意国外新公布的史料 。他在《漫谈学风问题与学术批评问题》一文中，引用陈寅恪先生的话：“一时代之学 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 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以之为确论。今天，许多国家都规定存留30年 以上的档案可以解密，一些发达国家还大量出版历史文献，这为世界史特别是世界现代 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是极其有利的。齐先生还指出，对史料要加以鉴别，对 史实要予以考证。针对当前一些青年史学工作者忽视考据，在文章中往往出现“硬伤” 的缺点，他写了《杨妃入道之年考读后——兼论考据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一文 ，以两位史学大师陈寅恪、陈垣身居南北两地，考杨妃入道之年同一问题，得出同一正 确结论为例，说明如果方法正确，运用得当，考据是有科学性的。文章指出，考据在史 学研究中占有提供可靠资料的重要地位；考据与整个研究的关系是局部与全体、原料与 成品的关系。对考据的作用和地位既不应夸大，也无需贬低。我们应当向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学习，把观点与材料融为一体，达到高度的统一。
齐先生在讲史学方法时，还要求学生不断积累书目知识。他常以清代学者王鸣盛在《 十七史商榷》中所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来 教育学生，强调积累目录知识对于治学的重要性。他常对学生说，中国古代目录学水平 很高，但后来落后了。今天，西方学者很重视目录学，一些目录学书籍都是由知名学者 编写的，嘉惠后学，功劳很大。例如，要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史，就不能不利用八九十年 代出版的《1918—1945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苏联)外交政策研究和研究资料指 南》这套书。齐先生平时也十分注意史籍目录的积累，下了很大功夫，他密切注意西方 新出版的史学著作，并写过专门的评介文章，如《西方对世界现代史的研究》、《现代 国际关系史的一个“热门”——评介西方学者关于绥靖政策形成原因的研究》等。他还 专门为研究生开了“世界现代史要籍评介”课，以开拓他们的眼界，丰富他们的书目知 识，很受欢迎。就连校外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在写作论文时常常向他请教。在这方面， 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齐先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好老师。他对学生高标准，严要求。为了使他们成为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合格人才，先生在思想上十分关心学生，要求他们热爱祖国，献身 教育事业，安贫乐道。先生还从遵守纪律、言行一致、遇事考虑他人利益等具体事情抓 起，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在业务上，先生不仅教育学生要“取法乎上”，攀登科学 高峰，而且从基本功教起，训练学生搜集、鉴别和使用史料的能力，写作论文的能力， 等等。对学生的论文，他不仅要求立论有据，史料及译文准确，就连引文出处、标点符 号使用，以及抄写是否工整都不放过，凡错误之处都予以指出并亲自核对修改，学生们 无不为之感动而深受教育。今天，先生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仍然以敏捷的学术思维 活跃于教学与科研的第一线，为实现使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在国际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的 目标而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作者工作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5期
【原文出处】《高校理论战线》(京)2002年02期第14～21页
齐先生原籍河北省南皮县，1926年10月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1945年考入成都燕京大学历史系，1947年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49年毕业。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曾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 第三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职。
齐先生求学时期，正值中国历史上的剧烈变革时代。国家与民族所经历的内忧与外患 ，危机与革命，不仅培养了先生赤诚的爱国之心，也激励了他研究世界历史的热情。先 生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读书时，曾受教于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雷海宗、邵循正 、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等诸位先生。这些先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中西贯通， 视野开阔。他们学术功底深厚，虽各有专门的研究领域，但对其他领域也相当熟悉，故 能做到眼光敏锐，发前人未发之覆。这种学术研究的特点给齐先生以很深的影响，是他 以后在教学与科研中时刻用以自勉的。如果说齐先生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兴趣产生于大学 求学期间，那么，他实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 指导下进行的。
一、世界现代史研究
世界现代史是古老的历史学科中的一个年轻的分支。从世界范围看，这一学科是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从我国看，解放前各大学极少有人研究世界 现代史，也很少有人开这门课程。燕京大学的齐思和教授讲授过西洋现代史，内容也仅 限于欧美范围。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各高等学校先后设立了世界现代史课程。 从此至今，齐先生一直从事这门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世界现代史学科的奠基工作 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的相关成果大致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总论方面
关于世界现代史的断限。齐先生认为，世界现代史大体上指从20世纪初到今天这一段 时间。之所以把它的上限定在20世纪初，是因为：(1)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 国主义阶段；(2)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和争夺世界霸权 而展开的斗争，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3)在大战的过程中，俄国无产阶级进 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4)由于帝国主义力量在战 争中的削弱，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战后出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 的高潮；(5)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列强支配世界的局面告终 ，美、日两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崛起于北美和东亚，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地跨欧、亚 两大洲的俄罗斯帝国废墟上兴起。这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变化都发生在20世纪初， 故把世界现代史的上限定在这个时期是比较合适的。过去苏联史学家都以1917年十月革 命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西方史学家则或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或以1919年 凡尔赛和会召开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齐先生认为这些分期法虽各有一定的道理，但 比较片面，不如综合多种重要因素，定在20世纪初为妥。
关于世界现代史的特征。齐先生认为，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日益联系成 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运动，是世界现代史最主要的特点。近代 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4页，人民出版社，1995) 。但直到20世纪，特别是1945年以后，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世界才在经济、政治、文化 各个方面密切联系起来。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史(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史)就是 现代史；反过来看，也只有用全球眼光去观察现代史，才能认清它的实质和各种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现代史就是世界史。
在人类历史的全球化运动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互相依存、互相渗 透、互相影响和互相斗争，是关系到人类未来走向的全局性大问题，它们之间的优胜劣 败，不能根据一两个或几个重大事件来下结论，至少要到几个世纪以后才能最终见出分 晓。过去我们把十月革命的发生看作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这是过分乐观了。同理， 今天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把苏联的解体看作社会主义制度的灭亡，难道不是他们的臆想和 妄断吗?
以上关于世界现代史的这些看法，见于齐先生所著《关于开展世界现代史研究的几个 问题》、《漫谈世界史和世界现代史》、《世界史·现代史编》等论文和著作中。
2.现代国际关系史方面
现代国际关系史，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是齐先生的一个研究重点。 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史是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的(此前没有全球性的国际关 系)，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因此其内容应比传统的外交史更为广泛。特 别是20世纪以来，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密切，而且异常复杂。要提高现代 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关键是要把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因素综合起 来加以考察，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
齐先生写过一系列关于绥靖政策的论文，如《三十年代英国的重整军备与绥靖外交》 、《意埃战争与英国的“双重政策”》、《论1936年7月至1938年11月英国对意大利的 外交政策》、《论“不干涉”政策的创始者及其动机》、《慕尼黑危机的真相不容歪曲 》、《论1939年3月英国对波兰保证的原因及其破产》等，这些论文根据大量史料，针 对西方学者中流行的种种错误论点，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具体而又深刻，论战性很 强，有很强的说服力。其主要内容如下：
(1)分析、澄清史实。齐先生指出，无论是英国对意埃战争所实行的“双重政策”，还 是英、法对西班牙内战所实行的“不干涉”政策；也无论是慕尼黑协定，还是英国对波 兰的保证，英、法的目的都在于避免与法西斯国家发生冲突，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换 取与德国的和解，最终实现以英、德为核心，英、德、法、意四国共同主宰欧洲的局面 。英、法统治阶级认为，这种局面出现后，定会大大有助于繁荣不景气的资本主义经济 ，稳定不巩固的资本主义统治秩序。这是他们的根本利益。
(2)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论述了绥靖政策产生的原因。在政治方面，英、法资 产阶级不仅“害怕对德战争引起本国革命”，并“为苏联所利用”，而且“把纳粹德国 看作防止共产主义在欧洲扩张的屏障，在这个意义上，希特勒非但不是打击的对象，反 倒是必须联合的盟友”。在经济方面，“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日益没落的英、法资产阶 级一心要保住既得的经济利益”，害怕战争会破坏经济复兴，以致在大敌当前的时候， 仍然不肯加大财政拨款，加速扩充军备。在军事方面，英国充满失败主义情绪，认定自 己没有力量同时对付德、意、日三个敌人，又不愿团结法、美和中小国家，因而采取消 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企图通过绥靖外交来弥补国防力量的不足；法国则盲目相信并依 赖马奇诺防线，错误地以为藉此可以自保求和。
(3)揭示了绥靖政策的实质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齐先生认为，绥靖政策是20世纪30年 代走向衰落的英国和法国，面临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挑战，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 益所采取的一种以牺牲其他国家为手段换取与对手妥协的政策。然而，“绥靖外交推行 得越彻底，欧洲的局势就越遭到破坏，英、法的战略地位也就越加恶化”。当英、法“ 把西班牙、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一一牺牲给法西斯侵略者，世界危险地点的‘局部化 ’似乎成功了”的时候，“世界大战在总体上却更加迫近了”。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 固然是由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但战前英、法推行的纵容侵略的缓靖政策 无疑也是促成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齐先生也从客观、求实的态度出发，做了研究与评价。例 如，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不干涉”政策是法国政府主动提出的，其对立派则认为它的真 正策源地是伦敦。齐先生分析了英、法外交文件和当事人的回忆录等大量史料，得出结 论：“就实质而论，英、法两国是这一政策的共同创始者。”又如，西方学者大多数认 为1939年3月英国对波兰的保证结束了绥靖外交，齐先生从“应付国内的压力”、“防 止德国的西进”、“勾结德国的新策略”几个方面，说明了英国在宣布保证波兰的独立 以后，在军事上、经济上都未给波兰以实际援助，而且一再要求波兰对德国做出让步， 因此，“结束绥靖政策”一说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为破产的绥靖政策所作的一种 无力的辩护而已。此外，齐先生还研究了一些中外学者从未系统、专门论述过的问题， 例如意埃战争中英国推行的“双重政策”问题等。
齐先生对绥靖政策所作的这种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得到了我国史学界的充分肯定和重 视。在朱庭光、陈之骅提交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1980—1984年中国世界史研究 的基本情况》一文中，把先生的上述一系列论文作为我国学者研究二战前史的一项主要 成果予以评介。
3.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方面
齐先生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 重大课题，但是外国史学家对中国抗战的地位和作用往往估计不足，甚至有意贬低，因 此中国史学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阐明历史真相。他在提交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 《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长篇论文中，充分利用战后出 版的中、日、英、美、苏各国的文献资料和各国最新研究成果，旁征博引、言必有据地 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新的探讨。他以世界全局的眼光，把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全球反法西 斯战争的巨幅画面中进行全过程的考察，分三个历史阶段(1937年7月7日—1939年9月1 日；1939年9月1日—1941年12月7日；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逐一深入地分析 ，论证了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国际贡献。他运用宏观与微观、世界史与中国史相结合的 研究方法，充分揭示了中国战场与“二战”中逐步形成的几大战场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影 响，详细说明了中国战场在以下几方面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 ，从而能集中力量打击纳粹德国；推迟德、意、日三国同盟形成，从而大大减轻英、法 在远东受到的军事压力，并有利于欧洲和北非战场的盟军行动；推迟太平洋战争爆发， 使英、美争取到更多的备战时间；在太平洋战场上牵制日本百万大军。这些例证及其分 析，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为最终战胜法西斯集团所做出的不 可磨灭的贡献。
这篇论文获得了参加大会各国学者的重视与好评。日本茨城大学伊集院立教授在日本 《历史学研究》1986年第6期上撰文评论道：“这个报告是把中国历史中的抗日战争放 到世界史中而作的分析。它把中国人民对于欧洲、东亚及美洲大陆的国际反法西斯战线 所做的贡献及所占的地位进行了冷静的分析论述。这一分析，给予人们深刻的印象。” 日本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池田诚在《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一书中对齐先生的论点作了 详细介绍，认为这是中国学者有代表性的看法。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齐先生又进一步从国际关系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史。1 987年在日本京都、东京两地举行的“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中国学术讨论会”上，先生 提交了名为《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关系(1937—1945)》的论文。这篇文章受到了与会日 本学者的赞赏。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史的日本茨城大学教授石岛纪之评论说：“该报告对 美、英等国以及苏联对中日战争所采取的态度进行了精确的分析，明确了中国抗战在国 际关系中的地位，把抗日战争看作中国全民族的抗战，这些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4.苏联史方面
齐先生学识渊博，对苏联史也有深入的研究。1980年他发表了《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的实质》一文，观点鲜明地指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非有暴力不可的观点，是人们 所熟知的，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主要不在于暴力的论点，却被许多人忽视了 。齐先生详细阐明了列宁的这一论断：“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 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证，就在于无产 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的 力量源泉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列宁选集》第4卷，9～10页，人民出版社 ，1995)此文还进一步指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实质的精辟论述，对一切无产阶级 专政国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于那些革命前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尤其具有特殊 重要的意义。落后国家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应当清醒地看到自己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长期性和特殊困难，因而更有必要竭尽一切努力不断完善新的社会劳动组织，大大发展 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20年前，齐先生提出上述见解，是需要胆识的。
苏联解体后，在西方和俄罗斯内部都有一批人攻击、否定十月革命。针对这些谬论， 齐先生发表了《论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几个问题》一文，深刻说明了十月革命不是“早 产”，十月革命没有失败，它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影响，其历史地位是不容抹杀的。 齐先生还撰写了《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伟大意义》、《从 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纪念十月革命80周年》等文章，从总结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角度，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伟大意义。
齐先生目前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廖学盛研究员合作，共同负责由全国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资助的国家委托研究重点项目“二十世纪的历史剧变”，其中亦包括 苏联史研究。现在这一项目已出版了中期成果《20世纪的历史剧变》(论文集)，2002年 全书即可脱稿。
5.世界现代史资料建设方面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史学发达的国家无不重视历史资料的编辑工作。它们历年都 出版各类专题的史料汇编，而且有些还是由一流学者亲自主编的。1949年以后，我国的 世界史学科逐步建立起来，但直到70年代，我们仍然没有自己编纂的、配合教学与科研 的大型世界现代史资料汇编。在原始资料不易觅得的情况下，面对因各国政府文件保密 期限缩短而解密的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以及大量私人文件，如何帮助从事世界现代史 教学与研究者看到这些最重要的史料，便成为这一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为此，齐世荣 先生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1980年到1982年先后出版了《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 》第一、二分册。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世界现代史的原始资料汇编，而且是迄今为 止内容最为丰富的史料集录。已故著名史学家周一良教授认为：“本书的总体安排、章 节提法、繁简取舍等方面，体现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取材丰富，反映出主编者在本 学科中较高的学力和修养”；世界史的同行们也公认它是“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必备参考 书”。此后，齐先生又主编了《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二、三分册，以及《世界 史资料丛刊·现代部分》(包括美国、法国、德国、印度、朝鲜等)共8册。可以说，一 大批从事世界现代史教学与科研的中青年学者都从这些史料汇编中获得了益处，这是齐 先生对世界现代史学科基本建设所做的一项突出贡献。
二、世界通史研究
齐先生治学范围宽广，在世界通史方面也做出了贡献。齐先生读大学时，中外历史学 家普遍忽视、甚至轻视世界通史，不把它当作一门独立的历史学分支。当时的风气是重 视窄而深的专门论文，认为那才是学问。20世纪初，英国小说家韦尔斯写了一本《世界 史纲》，名噪一时，极受普通读者欢迎，但被专业历史学家挑出了许多“硬伤”。一直 到2000年于挪威奥斯陆召开的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仍有人认为撰写世界通史是 不可能的。齐先生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增强，今天人们必须用全球眼光看待历 史。他在《漫谈世界史和世界现代史》一文中指出：不论编写世界通史有多少困难，“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在面临编写世界历史的伟大任务时止步不前，而满足于把一批又一批 的专题论文和国别史、地区史堆集在读者面前。如果这样做，读者关于世界史的局部的 、具体的知识虽然会不断增加，但将永远不会知道‘世界’史是什么样子。在历史正在 发生迅速变化的今天，‘细节’固然需要了解，但‘总画面’更需要让人们清楚。否则 ，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还指出，最近几十年世界通史日益受到重视。时至今 日，中外史学家大致已达到以下几点共识：第一，世界历史本身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第二，研究世界历史，应运用全球观点(或称世界全局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家、 各民族的历史，或运用全球观点看待某一地区、国家、民族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第三 ，世界史的主要内容应是那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运动、事件和世界各地区的相互关系。
1.主编6卷本《世界史》(另一主编为吴于廑先生)
20世纪60年代，由周一良、吴于廑两位先生主编，出版了4卷本的《世界通史》。80年 代，国家教委鉴于这套书的内容需要更新，遂请吴先生和齐先生合作，主编一套新的6 卷本《世界史》。这套书的体系是吴先生生前定下来的，吴先生去世后，齐先生具体负 责完成了各卷的编写工作。
6卷本《世界史》在广泛吸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更多地体现了撰写者自己 的研究心得，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分期上不囿于成见。如本书上古、中古不分作 两个阶段，统一为古代部分。古代上、下两卷的分界，大致为公元1世纪开始直到5、6 世纪结束的横贯亚欧大陆东西的民族大迁徙运动，这一迁徙导致亚欧大陆南部文明地区 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有些地方(只是有些地方)则伴以社会形态的更迭——奴隶社会的 终结和封建社会的开始。近代以1500年为起点，而不是像过去多数教材那样以英国资产 阶级革命为起点。这是因为1500年前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等，导致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引起了遍及世界各地的社会经济的重大 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23卷，784页，人民出版社，1972)现代则以20世纪初为起点，不以十月革命或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起点(理由见上文)。(2)反映中国学者自己的世界史观点。例如，过 去苏联学者都以巴黎公社作为划分世界近代史两个阶段的标识，《世界史》不再沿用这 种划分办法。又如，过去苏联学者一贯谴责法国热月政变，《世界史》则运用相关史料 ，说明热月政变是结束恐怖统治，恢复和建立资本主义正常秩序的重大转折点。再如， 关于纳粹党与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过去苏联与东德学者一致强调纳粹党是德国大资 产阶级豢养起来的，而西方学者则否认纳粹党受到过大资产阶级的扶植。《世界史》全 面地分析了这个问题，指出纳粹党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到上台前已得到广大中下层群众 ，特别是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从而在1932年成为议会第一大党。20年代，统治阶级 对它还不重视。但进入30年代后，由于纳粹党是唯一能够对抗共产党、维护资本主义秩 序的有组织的力量，所以得到了大资产阶级、容克地主和国防军的认可，并在他们的支 持下取得政权。(3)在体例上包括中国部分。把中国史放在世界范围内探讨其地位和作 用，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史，而非外国史。当然，《世界史》中的中国部分，具体写 法与专门的中国史有所不同。(4)在时间跨度上包括现、当代史，一直写到20世纪90年 代。“文革”前很有影响的4卷本《世界通史》，限于当时的条件，不包括现代部分。 《世界史》率先打破禁区，敢写世界现、当代史，开学界研究之风，今天大家对这一阶 段的研究已少有顾忌了。(5)在内容上加强或增添了文化、科技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 究成果。例如，古代部分，有专节介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拜占廷文化；在近代部 分，有专节介绍自由主义思潮，特别是专门有一节介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 活，包括物质生活(社会财富分配、服饰、饮食、卫生与健康等)、人口、家庭、教育、 高层文化、低层文化娱乐等。
由于具有诸多创新与成就，《世界史》已被许多高等学校采作教材，具有广泛的影响 。1995年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第三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2.世界近代史研究
齐先生擅长世界现代史研究，但对世界近代史也有比较深厚的修养。1996年，江泽民 同志先后邀请八位学有专长的教授，就有关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些专题进行讲解， 并共同加以研究。齐先生应邀讲了《略论英法美三次资产阶级革命》和《文艺复兴及其 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两个题目(文章见《中外历史八人谈》一书)。在前一讲中，除 概要介绍三次资产阶级革命外，着重论述了三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并做了比较，最 后总结了四点启示：(1)三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有其必然性；(2)革命道路是曲折的； (3)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还要进行改革；(4)三次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不容抹煞。在后 一讲中，除概括介绍史实外，着重阐发了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指出它是欧洲从中世纪 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时期反封建、反教会神权的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代表欧洲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最初发展阶段，也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进步的变 革。具体地说，(1)文艺复兴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来世转到现世，从以神为中心转到以人 为中心。人文主义者强调人的价值，人的理性，人的力量，人就是尘世的上帝；(2)兴 起了欣赏自然、描绘自然、研究自然的新风气；(3)出现了新兴市民阶级的财富观；(4) 揭发、谴责罗马天主教会及神职人员的腐化堕落和黑暗愚昧；(5)批判封建等级制度， 公开宣布人类是平等的。
3.世界史知识普及工作
齐先生十分重视世界史知识的普及，并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在1994年发表的《 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一文中着重指出：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世界各个 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必将日益频繁和密切。“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变 得越来越小的地球上，如果对外国的事务茫然无知，或所知甚少，那是无法自立生存的 。对外国的了解深浅如何，可以作为测验某个国家发达程度的一项指标。”他还阐述了 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说我们必须在普及工作方面下大功夫，引起广大人民对世界史的兴 趣，使他们通过自己的学习认识到世界史知识对于一个现代公民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 ，才能产生一大批世界史的爱好者，再从这批爱好者当中涌现出一支支世界史的专业队 伍和业余队伍。队伍壮大了，人才多了，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才能出现。齐先生进一步指 出，普及的目的不单是为提高打基础，普及工作本身就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撰写深入 浅出，引人入胜的通俗读物是要付出艰辛劳动才能办到的；不仅如此，这一工作非人人 可办，因为能深入者未必能以浅出之。
为了普及世界史知识，齐先生精心组织人力，编了一套20册的《精粹世界史》，内容 主要为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时间从古到今，地域上包括欧、美、亚、非几大洲。例 如古代有《璀璨的古希腊罗马文明》、《西欧封建社会》、《独特的拜占廷文明》等； 近代有《新世纪的曙光——文艺复兴》、《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1848年欧洲 革命风暴》等；现代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尝试》、《从萨拉热窝到东京：两次世 界大战》、《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专政》、《20世纪科技革命与世界历史进程》等。这 套丛书还精选了一些大跨度的专题性历史题材，从总体出发去阐述世界史上的若干重大 问题。例如《推动历史进程的工业革命》一书，写了从农耕的“前工业社会”，直到当 前的“全球工业化与新科技革命”的历史。《欧洲优势·美苏对峙·多极世界》一书， 宏观地描述了人类历史从16世纪起，走向世界性整体发展的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即从 以欧洲为中心，到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再到当今走向多极世界的发展。这种从适应读 者需要、大跨度的专题性历史阐述，使人们从世界历史发展中，得到发人深思的启迪。 从总体上看，这套丛书最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就是学术性与通俗性的有机结合。各书的 编写者都是对本专题做过专门研究的学者，如《独特的拜占廷文明》的作者陈志强，是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在希腊留学6年，获博士学位；领衔写《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 》的作者彭树智，是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我国著名的中东史、印度史专家。他们 以多年的专门研究为基础，在写法上力求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丛书出版后，颇获好评 ，《世界历史》、《光明日报》等报刊予以报道和评论，称之为“深入浅出，雅俗共善 ”，“融深刻学术性和史实真实性于活泼流畅的文风之中”。
为了普及世界史知识，齐先生还与马克垚、朱龙华、刘宗绪、张象4位资深教 授合编了《人类文明的演进》两卷，以50多万字的篇幅，勾勒人类起源到20世纪末的文 明史，线索清楚，重点突出，文笔生动，图文并茂，非常适合广大干部阅读。此外，齐 先生还主编了一部《世界五千年纪事本末》，以200万字左右的篇幅，叙述从远古到20 世纪末世界历史上发生的千余起重大事件。这部工具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略古详今” ，古代史和近代史的重大事件约有400余条，现代史和当代史约有700余条。齐先生认为 ，“我们毕竟是生活在20世纪的人，对本世纪的了解理应超过以往各个世纪。如果颠倒 过来，越是远古的事情，我们了解得越多，那么历史的重担就要把我们压垮了，我们对 现实的认识反而会模糊不清了。”《世界五千年纪事本末》叙述准确、具体，观点寓于 叙事之中，不做空论，体现了工具书应有的功底深厚的特点。
三、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研究
1.史学理论研究
齐先生十分重视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的研究，认为一个成熟的历史学家必须对史学理 论和史学方法有深厚的素养。他一贯强调，史料是研究历史的素材和基础，十分重要， 而如何驾驭浩如烟海的史料，必然涉及理论问题。那种认为史料会自己说话，史料学即 历史学的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有他的历史观，只是有人自觉地承 认，有人不承认而已。然而，有历史观不等于具备完整的历史理论。要想成为一个优秀 的历史学家，就必须具备系统的理论训练和修养。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学说超过它。因而，齐先生要求学生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 指定四本书让学生精读，即：(1)《共产党宣言》，这是科学共产主义伟大的纲领性文 件；(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篇文章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精辟的论述；(3) 《反杜林论》；(4)《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关于(3)、(4)， 恩格斯说：“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 对于攻读世界现代史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齐先生要求他们再精读马克思的《路易·波 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便学习经典作家是如何写现代史的。
关于历史学的阶级性及其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重大而人们看法又多有分歧的 问题。齐先生在《谈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服务》一文中明确指出：“历史学从来都是为 一定阶级服务的。”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 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齐先生认为，马克思这里讲的是哲学，但其基本精神 也适用于历史科学。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服务，必须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与革命性 内在地、不可分割地结合起来。革命性是建筑在科学性基础之上的。齐先生强调，历史 科学为无产阶级服务，要从根本途径上着手，例如总结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通过总结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等方面的经验，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借鉴； 培养人们观察问题的历史意识和方法，等等。历史研究要与现行政策的宣传有所区别， 它不是也不应是某项具体的现行政策的历史注解。他举出了苏联历史学中许多这类的错 误例子，发人深省。比如，对高加索的一个穆斯林穆里德教派的宗教、军事领袖沙米尔 ，时而把他看作反对沙俄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战士，时而又把他贬作为英国 资本主义和土耳其苏丹服务的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就在损害了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的同 时，也影响了现实政治的一贯性。
关于当代人能否写当代史，许多人认为不宜。齐先生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撰写了《 “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论当代人写当代史与后代人写前代史》一文，指出二 者各有其优越性，也各有其局限性，不可偏废。这篇文章不仅从理论上说明了这个问题 ，而且由于结合古今中外许多历史著作的实例，体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底，故有很强的说 服力。
齐先生一向注重研究西方有影响的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著作。早在1963年，他就与傅 任敢、戚国淦几位先生合译了西方历史哲学名著《西方的没落》，并写了中译序言《德 意志中心论是斯宾格勒比较文化形态学的比较结果》。这篇力作纠正了一种流行的误解 ，指出：单就书名看，斯宾格勒似乎是承认西方没落的，其实不然。《西方的没落》是 一部以比较文化形态学为理论体系的历史哲学著作，但书中也包含一系列的政治主张。 斯宾格勒自称是反对“西欧中心论”的，表面上不谈各个文化之间孰优孰劣的问题，但 却强调西方文化的特殊“宿命”。按照他杜撰的体系，世界上共有过8个文化，其中7个 (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 已经死亡，只剩下一种无历史、无生气的存在，只有西方文化还有生命。斯宾格勒还把 德意志民族看作西方最后一个民族，负有完成西方历史最后一个阶段“帝国时期”的伟 大使命。通观全书，可以看出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巨著，无非是要说明一个核心思想：西 方文化是世界上唯一还有生命的最优越的文化，20世纪是西方人的世纪，德意志民族的 历史“宿命”就是主宰全球，建立起一个世界大帝国。这就无怪乎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 以及由这种哲学导出的政治主张，成为纳粹意识形态的一个来源。如果说《西方的没落 》还有一点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与作者的本意相反，它扩大了历史学家的视野，使他 们更宏观地观察历史。
除此而外，齐先生还编译了《苏联历史论文选辑》三辑(与余绳武等同志合译)、《西 方资产阶级学者论苏联历史学》；翻译了[美]希蒂：《黎巴嫩简史》(合译)、[苏]兹拉 特金：《蒙古近现代史》(根据大量中国史料，加了许多译者注，纠正了近代史部分的 若干错误)等。
2.史学方法研究
齐先生对史学方法高度重视，每年都给研究生讲授《史学方法》课。在这门课程中， 他向学生详细介绍了各种类型的史料及其使用价值，所举例子广涉古今中外，使学生收 获很大。他要学生重视材料的积累，强调研究世界史的人尤其要注意国外新公布的史料 。他在《漫谈学风问题与学术批评问题》一文中，引用陈寅恪先生的话：“一时代之学 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 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以之为确论。今天，许多国家都规定存留30年 以上的档案可以解密，一些发达国家还大量出版历史文献，这为世界史特别是世界现代 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是极其有利的。齐先生还指出，对史料要加以鉴别，对 史实要予以考证。针对当前一些青年史学工作者忽视考据，在文章中往往出现“硬伤” 的缺点，他写了《杨妃入道之年考读后——兼论考据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一文 ，以两位史学大师陈寅恪、陈垣身居南北两地，考杨妃入道之年同一问题，得出同一正 确结论为例，说明如果方法正确，运用得当，考据是有科学性的。文章指出，考据在史 学研究中占有提供可靠资料的重要地位；考据与整个研究的关系是局部与全体、原料与 成品的关系。对考据的作用和地位既不应夸大，也无需贬低。我们应当向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学习，把观点与材料融为一体，达到高度的统一。
齐先生在讲史学方法时，还要求学生不断积累书目知识。他常以清代学者王鸣盛在《 十七史商榷》中所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来 教育学生，强调积累目录知识对于治学的重要性。他常对学生说，中国古代目录学水平 很高，但后来落后了。今天，西方学者很重视目录学，一些目录学书籍都是由知名学者 编写的，嘉惠后学，功劳很大。例如，要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史，就不能不利用八九十年 代出版的《1918—1945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苏联)外交政策研究和研究资料指 南》这套书。齐先生平时也十分注意史籍目录的积累，下了很大功夫，他密切注意西方 新出版的史学著作，并写过专门的评介文章，如《西方对世界现代史的研究》、《现代 国际关系史的一个“热门”——评介西方学者关于绥靖政策形成原因的研究》等。他还 专门为研究生开了“世界现代史要籍评介”课，以开拓他们的眼界，丰富他们的书目知 识，很受欢迎。就连校外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在写作论文时常常向他请教。在这方面， 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齐先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好老师。他对学生高标准，严要求。为了使他们成为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合格人才，先生在思想上十分关心学生，要求他们热爱祖国，献身 教育事业，安贫乐道。先生还从遵守纪律、言行一致、遇事考虑他人利益等具体事情抓 起，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在业务上，先生不仅教育学生要“取法乎上”，攀登科学 高峰，而且从基本功教起，训练学生搜集、鉴别和使用史料的能力，写作论文的能力， 等等。对学生的论文，他不仅要求立论有据，史料及译文准确，就连引文出处、标点符 号使用，以及抄写是否工整都不放过，凡错误之处都予以指出并亲自核对修改，学生们 无不为之感动而深受教育。今天，先生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仍然以敏捷的学术思维 活跃于教学与科研的第一线，为实现使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在国际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的 目标而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作者工作单位：首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