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 |
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
李永昌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4期
【原文出处】《俄罗斯文艺》(京)2001年04期第72~74页
红场,它浓缩了整个俄罗斯的和苏联70多年的历史。红场,引起人思考的东西太多了 ,此刻,站在红场上,感受着历史脉搏的跳动,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我沉思着,随着人流参观了列宁墓,然后又来到克里姆林宫墙边的墓地,我下意识地 把目光停留在列宁墓左侧草坪上的一块墓碑上。这是一座位于几乎最显眼的位置上的红 色大理石墓,上面用规范的俄文镌刻着:“张、王,1918年牺牲”。这座红色墓地平铺 在草坪中,周围绿草茵茵,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显得格外醒目。我曾经比较深入地研 究过十月革命时期旅俄华工在俄国的革命活动,我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两位为了俄国革 命而献身的中国革命者的合葬墓。这一发现令我惊诧不已。为了证实这一发现,我立即 找到附近的巡警,他们也向我证实了我的判断。我很想知道有关这两位中国人的更多的 东西,但是这位警察除了证明这是两个中国人之外,别的一无所知,甚至连关于这块墓 地的档案放在何处也不清楚。以前我在研究中曾经查阅了大量中文报刊和档案资料,还 查阅了国内所能找到的几乎所有苏联学者写的有关著作和各种俄文资料,当然其中也包 括在所谓的中苏关系“密月时期”的著述,竟没有人提到过在红场上还安葬着两位中国 国际主义战士,我为此感到极为困惑。
岁月流逝,人世沧桑,在这场使世界为之震惊的俄国革命中究竟有多少中国人为之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似乎已经不再为世人所关注,但是,那些长眠在异国土地上的烈士 的纪念碑却在向世人昭示着那段震撼世界、永垂青史的岁月。“青山处处埋忠骨”,却 未能马革裹尸还。这些炎黄子孙在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惨遭外族欺凌的时代来到了异国他 乡,并最终为了俄国人民的事业而捐躯。从摩尔曼斯克到北高加索,从乌克兰到海参崴 ,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彼得格勒、罗斯托夫、奥尔忠尼启则、库班、顿河草原、卡 马河边、基辅、龙梅利、坦波夫,直到茫茫无际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到处都有安葬着中 国国际主义战士的“无名烈士墓”、“友谊墓”。他们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也没有人 知道他们的籍贯和年龄,“张”“王”,这两位被安葬在莫斯科红场上的中国人,就是 当时成千上万的曾为十月革命而献身的旅俄华工中的两个。
华工赴俄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高潮。在大战中,俄国对劳动 力的需求急剧增加,于是开始在我国北方大肆招工。像西方殖民者一样,他们的行动充 满了残杀、欺骗、背信弃义和种种卑鄙行为,他们为此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把他们派 到中国北方各省,他们和当地的中国官吏相勾结,经营各种贩人的生意,例如,中东铁 路交涉员达聂尔和中国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总办周冕合作以“义成公司”的名义,仅19 16年5月一次招工就达2万多人。俄国人德利金以哈尔滨“东盛火磨公司”的名义一次为 修筑摩尔曼斯克铁路招工800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大战时期被拐卖到俄国的中国 苦力就有15万人。这些被招赴俄的华工,体检合格后就在他们的脊背上打上一个蓝色的 戳印,要么就在脖子上套上一根铅丝,有的还发给一件带有特殊标记的上衣,然后用货 车运送出境。在途中他们受到种种非人的凌辱和虐待,许多人常常闷死在闷罐车中。到 达俄国之后,他们不是被送到原始森林的伐木场、西伯利亚的矿山,在非人的条件下从 事奴隶般的劳动,就是被送到西部大战前线,挖战壕或从事战地运输,惨死在战争的炮 火之下。
1917年11月俄国革命爆发,广大旅俄华工看到了希望,他们毅然拿起武器,投入俄国 革命的行列。在俄国革命爆发之后和随即开始的国内战争中,有成千上万的旅俄华工加 入工人赤卫队和红军,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出现了无数个“中国团”“中国营”“ 中国连”和“中国支队”。在俄国革命的档案中记载着他们的名字:在北方战线有一支 由森齐山和王树山领导的“中国连”,在西部战线有一支由800多中国人组成的“特别 大队”,他们曾转战各地,功勋卓著。在著名的解放戈梅利市的战斗中,一个保卫红军 司令部的中国小分队的指战员全部战死,被安葬在当地的友谊墓中。因为不知道他们的 名字,墓碑上只好刻上:“九位无名英雄”。李富清,1916年来到俄国的中国苦力,革 命后他参加了红军转战乌克兰、白俄罗斯各地,1919年初,他和另外几十位中国人奉命 来到莫斯科担任列宁的警卫工作。后来李富清又转战西、南各条战线,参加了解放克里 米亚的战斗。
包其三,这是俄国革命中的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他1887年生于沈阳,后流落到俄国。 革命开始后,他在符拉迪高加索(即后来的奥尔忠尼启则市)组建了一个“中国国际支队 ”,又称“中国营”,基洛夫曾亲自为这个中国营授旗。包其三率领这支队伍转战高加 索、库班、阿斯特拉罕和撒马尔罕各地,在当地的档案中,他被称为“工农政权的英勇 捍卫者”,是“巴斯马赤战线上的第一位英雄”。
任辅臣,革命前他曾在彼尔姆主持过华工事务,他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东方战线第三 集团军第29阻击师的“中国团”团长。他领导的队伍被称为“中国英雄军”、“铁团” ,当时的报纸说他领导的团是“我们战线上的最坚强最可靠的队伍”。任辅臣和他领导 的这支队伍在国内战争最艰苦的1918年11月维亚车站的战斗中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历史没有忘记他们。历史学家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告诉国人。1988年,我的《旅 俄华工与十月革命》一书出版,我在前言中这样写道:“本书将作为对那些曾经为苏联 人民的革命事业浴血奋战的中国国际主义战士们的永恒的怀念奉献给读者。”
当然,俄罗斯人民也同样没有忘记他们。1988年,苏中友协正式邀请任辅臣的儿子任 栋梁夫妇访问苏联,他们作为最尊贵的客人在当年任辅臣战斗过的地方进行了参观访问 ,向任辅臣的墓地献了花圈,还带回了墓地上的一包土作为纪念。在苏中友协为他举行 的欢迎会上,会长齐赫文斯基致辞:“苏联人民念念不忘您的父亲、勇敢无畏的指挥员 任辅臣,以及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为苏维埃政权英勇战斗的其他许多中国国际主义战士 。”1988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共青团组织开展了“公社社员”活动,一项最重要 的内容就是收集曾经在当地为创立和保卫苏维埃政权而献身的中国先烈的姓名,并把他 们镌刻在纪念碑上。为此他们发出了专门的通知,并通过苏联国际广播电台向中国听众 广播。1989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他代表苏联政府授予任辅臣同志一枚红 旗勋章,以表彰他在苏联国内战争中的卓越功勋。1993年,经有关部门批准,在任辅臣 同志的故乡辽宁省铁岭市龙首山烈士陵园内为这位献身于俄国革命事业的杰出的国际主 义战士建造了纪念碑和塑像。
包其三,这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1924年后就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关于他的下落至 今没有人知道。有的说他在30年代受苏联政治运动迫害而死,也有的说他回到中国在抗 日战争的战场上牺牲。1988年底,我突然收到了一封俄国朋友的来信,和一本他本人用 中文撰写的关于旅俄华工革命活动的著作。信中他还告诉我说,包其三的后人至今还在 怀念着包其三,并注意收集有关他的消息,特别希望中国同志提供有关线索,以便同他 们联系。这位苏联朋友还寄来了包其三的外孙铁木尔的照片,看过照片我简直惊呆了, 外孙的相貌竟然和外祖父惊人的相似。包其三和他的“中国营”战斗过的地方的人民同 样也在怀念着这位英雄,1960年4月,苏联政府在奥尔忠尼启则市的卡兹别克山脚下建 造了一座高25米的纪念碑,纪念碑所在的广场被命名为“中国广场”。纪念碑的碑文写 道:“献给国内战争年代为北奥塞梯苏维埃政权献身的中国同志们!”落款是“北奥塞 梯苏维埃共和国的劳动人民”。1989年5月16日塔斯社专门发了一则电讯稿,题目是“ 奥塞梯的怀念”,文章追述了包其三的可歌可泣的战斗经历后写道:在中苏关系阴云密 布的年代,纪念碑上的“中国同志们”的字样被涂掉了,但是现在,“这段历史终于有 了一个良好的结局,近来纪念碑纪念中国国际主义战士的碑文终于又恢复了原貌”。我 还多次收到过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市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来信,他还给我寄来了刊登 在当地的《列宁之路》、《共青团真理报》上关于纪念包其三等中国国际主义战士的文 章。最令我感动之极的是他还亲自组织了一个由当地的不同民族的少年儿童组成的“先 烈事迹搜寻小组”,专门收集和整理有关中国国际主义战士的文物、资料和照片,并给 我寄来了这些自带行囊来到他们战斗过的地方举行活动的孩子们的照片。他们也同样特 别关注包其三,希望了解关于他的下落,并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我的帮助。他还告诉我, 在撒马尔罕市有许多条街道是以中国革命者的名字命名的,他特别强调“就是在我们两 国关系最黑暗的时期,这些街道也没有改过名字。我们的人民牢记着我们的中国朋友” 。
这是一种经受了历史考验的、由无数烈士的鲜血凝成的崇高的情谊,有了它,人们就 可以息息相通。这是一种可以超越历史,超越时空,超越国界的永恒的东西。^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4期
【原文出处】《俄罗斯文艺》(京)2001年04期第72~74页
我沉思着,随着人流参观了列宁墓,然后又来到克里姆林宫墙边的墓地,我下意识地 把目光停留在列宁墓左侧草坪上的一块墓碑上。这是一座位于几乎最显眼的位置上的红 色大理石墓,上面用规范的俄文镌刻着:“张、王,1918年牺牲”。这座红色墓地平铺 在草坪中,周围绿草茵茵,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显得格外醒目。我曾经比较深入地研 究过十月革命时期旅俄华工在俄国的革命活动,我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两位为了俄国革 命而献身的中国革命者的合葬墓。这一发现令我惊诧不已。为了证实这一发现,我立即 找到附近的巡警,他们也向我证实了我的判断。我很想知道有关这两位中国人的更多的 东西,但是这位警察除了证明这是两个中国人之外,别的一无所知,甚至连关于这块墓 地的档案放在何处也不清楚。以前我在研究中曾经查阅了大量中文报刊和档案资料,还 查阅了国内所能找到的几乎所有苏联学者写的有关著作和各种俄文资料,当然其中也包 括在所谓的中苏关系“密月时期”的著述,竟没有人提到过在红场上还安葬着两位中国 国际主义战士,我为此感到极为困惑。
岁月流逝,人世沧桑,在这场使世界为之震惊的俄国革命中究竟有多少中国人为之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似乎已经不再为世人所关注,但是,那些长眠在异国土地上的烈士 的纪念碑却在向世人昭示着那段震撼世界、永垂青史的岁月。“青山处处埋忠骨”,却 未能马革裹尸还。这些炎黄子孙在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惨遭外族欺凌的时代来到了异国他 乡,并最终为了俄国人民的事业而捐躯。从摩尔曼斯克到北高加索,从乌克兰到海参崴 ,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彼得格勒、罗斯托夫、奥尔忠尼启则、库班、顿河草原、卡 马河边、基辅、龙梅利、坦波夫,直到茫茫无际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到处都有安葬着中 国国际主义战士的“无名烈士墓”、“友谊墓”。他们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也没有人 知道他们的籍贯和年龄,“张”“王”,这两位被安葬在莫斯科红场上的中国人,就是 当时成千上万的曾为十月革命而献身的旅俄华工中的两个。
华工赴俄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高潮。在大战中,俄国对劳动 力的需求急剧增加,于是开始在我国北方大肆招工。像西方殖民者一样,他们的行动充 满了残杀、欺骗、背信弃义和种种卑鄙行为,他们为此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把他们派 到中国北方各省,他们和当地的中国官吏相勾结,经营各种贩人的生意,例如,中东铁 路交涉员达聂尔和中国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总办周冕合作以“义成公司”的名义,仅19 16年5月一次招工就达2万多人。俄国人德利金以哈尔滨“东盛火磨公司”的名义一次为 修筑摩尔曼斯克铁路招工800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大战时期被拐卖到俄国的中国 苦力就有15万人。这些被招赴俄的华工,体检合格后就在他们的脊背上打上一个蓝色的 戳印,要么就在脖子上套上一根铅丝,有的还发给一件带有特殊标记的上衣,然后用货 车运送出境。在途中他们受到种种非人的凌辱和虐待,许多人常常闷死在闷罐车中。到 达俄国之后,他们不是被送到原始森林的伐木场、西伯利亚的矿山,在非人的条件下从 事奴隶般的劳动,就是被送到西部大战前线,挖战壕或从事战地运输,惨死在战争的炮 火之下。
1917年11月俄国革命爆发,广大旅俄华工看到了希望,他们毅然拿起武器,投入俄国 革命的行列。在俄国革命爆发之后和随即开始的国内战争中,有成千上万的旅俄华工加 入工人赤卫队和红军,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出现了无数个“中国团”“中国营”“ 中国连”和“中国支队”。在俄国革命的档案中记载着他们的名字:在北方战线有一支 由森齐山和王树山领导的“中国连”,在西部战线有一支由800多中国人组成的“特别 大队”,他们曾转战各地,功勋卓著。在著名的解放戈梅利市的战斗中,一个保卫红军 司令部的中国小分队的指战员全部战死,被安葬在当地的友谊墓中。因为不知道他们的 名字,墓碑上只好刻上:“九位无名英雄”。李富清,1916年来到俄国的中国苦力,革 命后他参加了红军转战乌克兰、白俄罗斯各地,1919年初,他和另外几十位中国人奉命 来到莫斯科担任列宁的警卫工作。后来李富清又转战西、南各条战线,参加了解放克里 米亚的战斗。
包其三,这是俄国革命中的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他1887年生于沈阳,后流落到俄国。 革命开始后,他在符拉迪高加索(即后来的奥尔忠尼启则市)组建了一个“中国国际支队 ”,又称“中国营”,基洛夫曾亲自为这个中国营授旗。包其三率领这支队伍转战高加 索、库班、阿斯特拉罕和撒马尔罕各地,在当地的档案中,他被称为“工农政权的英勇 捍卫者”,是“巴斯马赤战线上的第一位英雄”。
任辅臣,革命前他曾在彼尔姆主持过华工事务,他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东方战线第三 集团军第29阻击师的“中国团”团长。他领导的队伍被称为“中国英雄军”、“铁团” ,当时的报纸说他领导的团是“我们战线上的最坚强最可靠的队伍”。任辅臣和他领导 的这支队伍在国内战争最艰苦的1918年11月维亚车站的战斗中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历史没有忘记他们。历史学家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告诉国人。1988年,我的《旅 俄华工与十月革命》一书出版,我在前言中这样写道:“本书将作为对那些曾经为苏联 人民的革命事业浴血奋战的中国国际主义战士们的永恒的怀念奉献给读者。”
当然,俄罗斯人民也同样没有忘记他们。1988年,苏中友协正式邀请任辅臣的儿子任 栋梁夫妇访问苏联,他们作为最尊贵的客人在当年任辅臣战斗过的地方进行了参观访问 ,向任辅臣的墓地献了花圈,还带回了墓地上的一包土作为纪念。在苏中友协为他举行 的欢迎会上,会长齐赫文斯基致辞:“苏联人民念念不忘您的父亲、勇敢无畏的指挥员 任辅臣,以及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为苏维埃政权英勇战斗的其他许多中国国际主义战士 。”1988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共青团组织开展了“公社社员”活动,一项最重要 的内容就是收集曾经在当地为创立和保卫苏维埃政权而献身的中国先烈的姓名,并把他 们镌刻在纪念碑上。为此他们发出了专门的通知,并通过苏联国际广播电台向中国听众 广播。1989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他代表苏联政府授予任辅臣同志一枚红 旗勋章,以表彰他在苏联国内战争中的卓越功勋。1993年,经有关部门批准,在任辅臣 同志的故乡辽宁省铁岭市龙首山烈士陵园内为这位献身于俄国革命事业的杰出的国际主 义战士建造了纪念碑和塑像。
包其三,这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1924年后就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关于他的下落至 今没有人知道。有的说他在30年代受苏联政治运动迫害而死,也有的说他回到中国在抗 日战争的战场上牺牲。1988年底,我突然收到了一封俄国朋友的来信,和一本他本人用 中文撰写的关于旅俄华工革命活动的著作。信中他还告诉我说,包其三的后人至今还在 怀念着包其三,并注意收集有关他的消息,特别希望中国同志提供有关线索,以便同他 们联系。这位苏联朋友还寄来了包其三的外孙铁木尔的照片,看过照片我简直惊呆了, 外孙的相貌竟然和外祖父惊人的相似。包其三和他的“中国营”战斗过的地方的人民同 样也在怀念着这位英雄,1960年4月,苏联政府在奥尔忠尼启则市的卡兹别克山脚下建 造了一座高25米的纪念碑,纪念碑所在的广场被命名为“中国广场”。纪念碑的碑文写 道:“献给国内战争年代为北奥塞梯苏维埃政权献身的中国同志们!”落款是“北奥塞 梯苏维埃共和国的劳动人民”。1989年5月16日塔斯社专门发了一则电讯稿,题目是“ 奥塞梯的怀念”,文章追述了包其三的可歌可泣的战斗经历后写道:在中苏关系阴云密 布的年代,纪念碑上的“中国同志们”的字样被涂掉了,但是现在,“这段历史终于有 了一个良好的结局,近来纪念碑纪念中国国际主义战士的碑文终于又恢复了原貌”。我 还多次收到过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市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来信,他还给我寄来了刊登 在当地的《列宁之路》、《共青团真理报》上关于纪念包其三等中国国际主义战士的文 章。最令我感动之极的是他还亲自组织了一个由当地的不同民族的少年儿童组成的“先 烈事迹搜寻小组”,专门收集和整理有关中国国际主义战士的文物、资料和照片,并给 我寄来了这些自带行囊来到他们战斗过的地方举行活动的孩子们的照片。他们也同样特 别关注包其三,希望了解关于他的下落,并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我的帮助。他还告诉我, 在撒马尔罕市有许多条街道是以中国革命者的名字命名的,他特别强调“就是在我们两 国关系最黑暗的时期,这些街道也没有改过名字。我们的人民牢记着我们的中国朋友” 。
这是一种经受了历史考验的、由无数烈士的鲜血凝成的崇高的情谊,有了它,人们就 可以息息相通。这是一种可以超越历史,超越时空,超越国界的永恒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