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继往开来 与时俱进
——第六届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综述
高国荣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4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1年06期第79～83页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高国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01年8月26—30日，第六届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贵阳召开，这也是我 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在新世纪的第一次盛会。这次会议由《世界历史》杂志社、贵州师 范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并得到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武 汉大学历史系及高级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高等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贵 州历史学会、贵州电视大学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名青年学者参加了 这次会议。26日上午，开幕式在贵州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学院举行，由贵州师范大学历 史系主任杨绍先主持。《世界历史》副主编沈永兴致开幕词，他指出了召开这次会议的 目的与意义，介绍了本次会议筹办的情况，对青年学者过去取得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 希望青年学者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展开百家争鸣，并展示自己的才华，强调要重视理论学 习，贵在开拓创新，坚持严谨治学。他还转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武 寅对这次会议的高度重视及对与会代表的殷切希望。贵州社科联、贵州社科院、贵州师 大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也亲临会场并讲话，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
26日下午，会议的特邀佳宾，即中国人民大学的李世安、武汉大学的向荣和天津师范 大学的侯建新相继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李世安作了题为《美国的宪法改革与政府体制 改革》的报告，他认为，随着战后美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变化，美国的宪法和政府体制越 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宪法条文过时，政策老化，机构缺乏效率的弊端愈发凸显。 美国政府不得不进行改革，兴利除弊，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改革人权政策，增加人权 中的社会权、经济权和文化权，以及提高政府效率，增加透明度，反对腐败等。但由于 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制约，美国的宪政改革只能是有限的、缓慢的和充满困难 的。向荣报告的题目是《16、17世纪英国的啤酒店问题》，他认为，16、17世纪啤酒酿 造技术的进步，贫穷的大量滋生，传统文化中心从教堂到酒店的转移，致使酗酒者与啤 酒店猛增。由此可能诱发的社会秩序动荡让上层人士忧心忡忡，为防微杜渐，英国上层 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应对措施，通过移风易俗，消解了这一隐藏的社会问题。啤酒店问题 的意义在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改造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秩序，这对我们不无 启示。侯建新教授作了题为《西欧与中国：前工业化社会异同比较》的报告。他认为，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东方和西欧，虽然都以人身依附关系为本质属性，但各自传统中所 蕴藏的、能与现代化社会相契合或相接近的结构性因素(财富积累、法律保障与要素市 场三个社会机制)却大不相同，正是这些不同性质的结构性因素使得西欧的身份政治关 系逐渐被契约、货币关系取代，从而进入了市场经济+契约社会的“双轨”或“多轨” 时代，而中国却始终处于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单轨社会”时代。该报告力图解答近代 东西方不同发展道路这个重大理论问题，激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
根据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会议采取分组讨论的形式。围绕近代早期中西社会转型、 现代化与落后地区的开发、现代国际关系等问题，代表们相互切磋交流，发言踊跃，气 氛非常融洽，讨论异常热烈。下面对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作简要介绍。
一、近代早期中西社会转型问题及其他问题
比较中西社会转型，首先要了解东西方在向近代社会迈进时，两者究竟存在多大的差 距。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必然导致不同的结论。中西差异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在 政治上，东西方君主的地位就不可同日而语。首都师范大学的施诚在《论中古英国“国 王靠自己过活”的原则》一文中提出，中古英国国王被要求依靠“自己的”收入(即王 领的收入)维持日常行政开支和王室生活，但后来税收成为国王收入的主要来源，“国 王靠自己过活”不过是有名无实。侯建新指出，“国王靠自己过活”这一原则本身就表 明西欧王权受到其他社会力量的掣肘，后期国王的收入范围增加，但仍然受到议会的牵 制，原则本身并未根本改变。在中国，这样的原则根本不可能提出。因此，探讨这一原 则为何仅盛行于西欧等背景问题可能更有意义，更能揭示中西封建社会的差异及其发展 速缓问题。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也导致两者产生不同的政治文化。《世界历史》杂志 社的段启增认为，中间等级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器。中国社会缺乏中间阶层，所以上下之 间难以沟通，西方则有较多的沟通渠道，可使冲突更多地采取温和的改良方式。他还指 出，当今西方学术界存在一种拔高中国文化与生活水平的现象，如美国加州大学的彭慕 兰教授认为，19世纪以前，中国的生活与消费水平与西方持平甚至略有过之，弗兰克的 《白银时代》也高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武汉大学的向荣认为，西欧改良色彩较浓 除了其生活水平较高外，也与基督教伦理相关，它一方面维护等级，另一方面也谴责富 人，有利于调节社会矛盾。在转型时期，东西方生活水平也不一样。天津师大的赵文君 从信贷角度证明，英国中古近代之交乡村盛行的是生产投资性借贷，而非消费借贷，因 此当时农民的贫困是相对的。
西方社会顺利转型，而东方却停滞不前，这种现象是多种社会因素造成的。天津师大 的龙秀清对学界通常认为天主教阻碍社会转型的观点持有异议，他在《教廷财政的近代 转型》这篇文章中，通过对近代早期教廷财政机制的实证研究，以大量数据证明，从15 世纪起，罗马教廷的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从依赖封建特权到运用现代金融手段的变化， 教廷的经济生活纳入到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与原则的运行中去，近代早期的罗马教廷并不 比当时欧洲的世俗政府更为保守，这种变化减少了社会过渡的阻力。天津师范大学的孙 立田则对英国乡村教育与社会转型的关系作了细致探讨。他认为，英国乡村教育的不断 发展，使国民整体的文化素质有了显著提高，为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基本的精神动 力和智力支持。
部分学者对人类起源、中古社会、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浙江大学的孔陈焱较 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国外学者近一个世纪尤其是近10年来关于人类始祖——南方古猿研究 的概况与新进展。华南师范大学的陈文海系统考察了中古法兰西人“同宗意识”的缘起 与流变，认为以特罗伊神话为表现形式的“同宗意识”在法兰西民族观念和民族国家的 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南京大学的计秋枫则分析了在中世纪具有 强烈“入世”倾向的基督教会凭借其经济、文化、社会影响力和组织机制等现实基础， 将西欧统一在一个跨地域跨民族的实体之中。贵州师大的刘丹从地缘关系、传教策略、 传播时机以及处世观等角度分析了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不同传播命运的原因。衡阳师院 的张齐政认为，两种宗教的不同命运与其经典的翻译介绍密切相关。佛经的翻译是增减 改，翻译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本土化过程，基督教经典《圣经》的翻译则不允许有丝毫 改变，增加了国人理解与接受的难度。向荣认为，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功利性强。佛 教带有巫术性，能满足人们的功利欲望，而基督教则不讲功利，只讲信仰，这也影响了 它的传播。侯建新认为，这个问题极为复杂，涉及不同文化体系如何相互吸纳，不过， 本土文化如何认识外来文化极为重要。因此，从中国人怎样认识佛教与基督教这样一个 角度来探讨，可能更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
二、现代化与落后地区的开发
围绕现代化的概念、内涵、标准，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的争论。他们认为，现代化并 不仅仅就是物质层面的工业化，它还牵涉到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南京大学 的刘成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工党的现代化，指出英国工党为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与时俱进，不断改革。现代化作为一个长期的社会变迁过程，促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华中师范大学的邢来顺在《向工业社会转型中的德国婚姻、家庭 形态》文章中则具体分析了德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形态在1830—1918年间德国工业化浪潮 冲击下所发生的显著变化：异教婚姻大量出现，婚前孕和离婚率等呈上升趋势。农民、 工人、资产阶级的家庭观念和家庭结构方面均出现了重大变化。与会学者认为，现代化 并没有统一固定的标准，西方的模式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经 验。与会学者对国家政权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角色与职能、职权范围与调控手段各抒己 见，畅所欲言。北京大学的徐键提出，在19世纪初的工业化进程中，普鲁士政府根据本 国的实际情况，没有片面推行自由放任政策或重商主义政策，有所为又有所不为，通过 各种教育手段，转变企业主的观念，焕发人们从事工业活动的巨大热情，营造工业文化 的氛围，实行了国家企业促进政策，为日后普鲁士工业化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南京大学 的陈祖洲探讨了英国的福利政策。在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的明显趋势的今天，如何认识 全球化、如何处理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许多学者正在思考的问题。《世界历史》 杂志社的沈永兴就全球化的内涵、全球化开始的时间、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作了发言 。他认为，所谓全球化，应该是指由于在高科技发展和出现新经济的前提下，世界经济 联为一体，各国各地区都被卷进世界经济大循环的潮流中去，而且所谓全球化，主要是 指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他还阐发了他对全球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看法，认为现代化为经 济全球化准备了前提与条件，但是否同步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全球化主要是指20世纪80 年代以后的事。
现代化如同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类带来进步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的社会痼 疾，人类生态环境恶化就是现代化的众多负面效应之一。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外都 呈方兴未艾的局面。北京师范大学的梅雪芹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她在 这次会议上提交了两篇论文，在《二战后世界环境问题的发展与两次环保浪潮的比较》 一文中，她提出，与战后六七十年代的第一次环保浪潮相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二 次环保浪潮，突破了区域性而具有世界普遍性，影响更加深远。它不仅融入到国际政治 和经贸领域，而且带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环保产业的兴盛，深化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 认识。在《从历史的视角看现代高技术战争的生态环境灾难》一文中，她通过考察20世 纪90年代的两场现代高技术战争——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所造成的生态灾难，指出随 着武器装备的日益精尖，战争的高科技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将会不断强化和泛化，由此 造成的生态灾难较以往将更加广泛、深重和久远，西方所谓的“干净的战争”不过是一 个谎言。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许多发达国家曾经遇到过、也是许多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正在或将要 面临的问题。在开发落后地区、实现区域的平衡协调发展方面，许多国家积累的经验可 供我们借鉴，而它们的教训我们应该汲取。北京大学的张雄对深刻影响意大利历史发展 的“南方问题”进行了考察，对该问题的历史渊源、表现方式、政府作用及对中国现代 化的启示作了深入探讨。他认为，“南方问题”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差 距，但是也包括政治、社会、文化传统、自然环境和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它起源于政治 统一完成前的久远年代。工业化和政府的政策是影响南方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关键因素。 安徽大学的蒋浙安探讨了战后意大利政府对南部地区的开发。西南师范大学的黄贤全探 讨了美国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及60年代对阿巴拉契亚地区的两次开发，对前后两次开发 的情况、策略及成效进行了比较。中南民族学院的韦红在《战后东南亚经济开发引发民 族冲突诸因素分析》中提到，战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开发，加剧了民族冲突，这是由于 ：经济开发布局不平衡，掠夺式开发，外来移民的竞争，开发计划不切实际，少数民族 未能参政议政等。中国人民大学的金永丽老师探讨了印度的农业发展道路，着重讲述印 度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南开大学的哈全安老师则探讨了纳赛尔主义 与埃及的现代化问题，他着重分析了纳赛尔主义的兴起背景、多重性质及对埃及现代化 的影响。
三、现代国际关系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转折点，战时和战后初期的国际关系一向是学 术界研究的热点。20世纪战争的硝烟连绵不绝，使得人类异常爱好和珍视和平，并时常 对战争进行反思。武汉大学的徐友珍在《关于20世纪世界大战起源问题的几点看法》一 文中认为，世界大战是20世纪初大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垄断的形成及其对世界统治地 位的确立、整体性世界的最终形成及其在帝国主义主导下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现代工 业与科技成果在军事领域的应用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时亦与世界历史新旧交 替过程中矛盾冲突异常激烈而相应的调节机制与经验缺乏有关。首都师范大学的梁占军 在《1935年法意罗马协定的缔结与意埃战争的爆发》的论文中，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 罗马协定缔结的背景、过程、内容及其灾难性后果。武汉大学的潘迎春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加拿大与英国关系初探》一文中论述了两国关系由亲密到渐渐疏远的过程，并 分析了调整的原因。学界对华人在二战期间做出的巨大贡献还没有足够重视，而重庆教 育学院历史系张世均在《菲律宾华侨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和影响》中从两方面论述了菲律 宾华侨对中国和对菲律宾的抗日战争所作的贡献。二战结束后，外交关系也因各国实力 的消长而发生了许多变化。陕西师范大学的马瑞映在《延续与转变：英国战后初期的欧 洲外交浅论——兼及“三环”外交的产生》一文中提出，战后初期，英国审时度势，一 改传统的欧洲政策，主动与欧洲国家结盟，促成了“三环”外交的形成。有的代表认为 英国对欧洲外交政策的变化与冷战的起源、英国国力的衰落有关。在遭受种族大屠杀的 噩梦之后，犹太复国主义骤然兴起。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邹芝在《浅谈犹太复国主义的 由来》中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具有两重性：既反映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 广大中下层犹太人在长期遭受迫害之后渴望建立一个国家、从而摆脱流离失所的苦难生 活的愿望，又是犹太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相互利用和相互借重的产物。在美苏争霸的冷 战背景下，国际关系有时显得十分微妙。郑州大学历史系王琛《论1949年尼赫鲁访问美 国》一文根据有关档案文件，研究了尼赫鲁访美的背景，认为其失败的原因是：1.美印 双方均误读了对方的政策；2.美国对其南亚政策的改变受制于南亚地区的权势分布结构 ，即敌对之印巴两国间的力量失衡。宝鸡文理学院历史系王俊周《评冷战时期的国际道 德论战》和张彦《论20世纪第一场国际道德论战》的论文触及到国际关系中的伦理问题 ，分别评述了不同时期的国际道德论战。
四、关于世界史学科的建设问题
为探索新的出路，部分高校历史系进行教学试点改革，并创办人文科学试验班，这一 举措受到了广泛关注。代表们认为，由于教材出版与最新研究成果存在时间差，在教学 中可以大胆运用学术期刊新近发表的论文。代表们一致认为，研究外国问题，要尽可能 地运用第一手资料，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要善于充分利用不断解密的档案。这对研究者 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们必须有扎实的中英文功底。鉴于每个人、每个科研单位的学 术资源都是有限的，为了充分合理地利用这些分散的资料，许多学者建议建立一个世界 史研究网站，实现资源共享。
8月30日上午，会议举行了闭幕式，由《世界历史》杂志社的张丽主持。龙秀清、梅雪 芹和潘迎春作为召集人，分别介绍了各组的讨论情况。施诚、张雄、韦红和王琛等代表 作了主题发言，介绍了他们的论文和体会。沈永兴在会上作了小结并对《世界历史》杂 志社的历史和现状作了介绍，他对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感到十分欣慰，代表与会同志对 贵州师大历史系同志的热情接待、周到安排及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贵州师 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杨绍先教授热情洋溢地致闭幕词，将他对这次会议的感想归纳为“四 个一”，即一个歉意，一声感谢，一点想法，一片祝福。他对自己因公借调而没能与会 议代表充分交流深表歉意，对各位代表莅临贵州、对合办单位倾力相助、对能与《世界 历史》杂志社合作召开此次会议表示感谢，认为发展和繁荣世界史学科大有希望，并祝 福大家称心如意，友谊长存。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与会代表对《世界历史》杂志社长期以来不遗余力地扶持和培养 年轻学者表示由衷的赞赏，对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成功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这是办了一件大好事。他们对世界历史所和《世界历史》杂志社寄与厚望，希望今 后能如期召开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并且越办越好。^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4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1年06期第79～83页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高国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6日下午，会议的特邀佳宾，即中国人民大学的李世安、武汉大学的向荣和天津师范 大学的侯建新相继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李世安作了题为《美国的宪法改革与政府体制 改革》的报告，他认为，随着战后美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变化，美国的宪法和政府体制越 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宪法条文过时，政策老化，机构缺乏效率的弊端愈发凸显。 美国政府不得不进行改革，兴利除弊，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改革人权政策，增加人权 中的社会权、经济权和文化权，以及提高政府效率，增加透明度，反对腐败等。但由于 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制约，美国的宪政改革只能是有限的、缓慢的和充满困难 的。向荣报告的题目是《16、17世纪英国的啤酒店问题》，他认为，16、17世纪啤酒酿 造技术的进步，贫穷的大量滋生，传统文化中心从教堂到酒店的转移，致使酗酒者与啤 酒店猛增。由此可能诱发的社会秩序动荡让上层人士忧心忡忡，为防微杜渐，英国上层 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应对措施，通过移风易俗，消解了这一隐藏的社会问题。啤酒店问题 的意义在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改造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秩序，这对我们不无 启示。侯建新教授作了题为《西欧与中国：前工业化社会异同比较》的报告。他认为，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东方和西欧，虽然都以人身依附关系为本质属性，但各自传统中所 蕴藏的、能与现代化社会相契合或相接近的结构性因素(财富积累、法律保障与要素市 场三个社会机制)却大不相同，正是这些不同性质的结构性因素使得西欧的身份政治关 系逐渐被契约、货币关系取代，从而进入了市场经济+契约社会的“双轨”或“多轨” 时代，而中国却始终处于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单轨社会”时代。该报告力图解答近代 东西方不同发展道路这个重大理论问题，激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
根据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会议采取分组讨论的形式。围绕近代早期中西社会转型、 现代化与落后地区的开发、现代国际关系等问题，代表们相互切磋交流，发言踊跃，气 氛非常融洽，讨论异常热烈。下面对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作简要介绍。
一、近代早期中西社会转型问题及其他问题
比较中西社会转型，首先要了解东西方在向近代社会迈进时，两者究竟存在多大的差 距。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必然导致不同的结论。中西差异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在 政治上，东西方君主的地位就不可同日而语。首都师范大学的施诚在《论中古英国“国 王靠自己过活”的原则》一文中提出，中古英国国王被要求依靠“自己的”收入(即王 领的收入)维持日常行政开支和王室生活，但后来税收成为国王收入的主要来源，“国 王靠自己过活”不过是有名无实。侯建新指出，“国王靠自己过活”这一原则本身就表 明西欧王权受到其他社会力量的掣肘，后期国王的收入范围增加，但仍然受到议会的牵 制，原则本身并未根本改变。在中国，这样的原则根本不可能提出。因此，探讨这一原 则为何仅盛行于西欧等背景问题可能更有意义，更能揭示中西封建社会的差异及其发展 速缓问题。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也导致两者产生不同的政治文化。《世界历史》杂志 社的段启增认为，中间等级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器。中国社会缺乏中间阶层，所以上下之 间难以沟通，西方则有较多的沟通渠道，可使冲突更多地采取温和的改良方式。他还指 出，当今西方学术界存在一种拔高中国文化与生活水平的现象，如美国加州大学的彭慕 兰教授认为，19世纪以前，中国的生活与消费水平与西方持平甚至略有过之，弗兰克的 《白银时代》也高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武汉大学的向荣认为，西欧改良色彩较浓 除了其生活水平较高外，也与基督教伦理相关，它一方面维护等级，另一方面也谴责富 人，有利于调节社会矛盾。在转型时期，东西方生活水平也不一样。天津师大的赵文君 从信贷角度证明，英国中古近代之交乡村盛行的是生产投资性借贷，而非消费借贷，因 此当时农民的贫困是相对的。
西方社会顺利转型，而东方却停滞不前，这种现象是多种社会因素造成的。天津师大 的龙秀清对学界通常认为天主教阻碍社会转型的观点持有异议，他在《教廷财政的近代 转型》这篇文章中，通过对近代早期教廷财政机制的实证研究，以大量数据证明，从15 世纪起，罗马教廷的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从依赖封建特权到运用现代金融手段的变化， 教廷的经济生活纳入到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与原则的运行中去，近代早期的罗马教廷并不 比当时欧洲的世俗政府更为保守，这种变化减少了社会过渡的阻力。天津师范大学的孙 立田则对英国乡村教育与社会转型的关系作了细致探讨。他认为，英国乡村教育的不断 发展，使国民整体的文化素质有了显著提高，为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基本的精神动 力和智力支持。
部分学者对人类起源、中古社会、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浙江大学的孔陈焱较 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国外学者近一个世纪尤其是近10年来关于人类始祖——南方古猿研究 的概况与新进展。华南师范大学的陈文海系统考察了中古法兰西人“同宗意识”的缘起 与流变，认为以特罗伊神话为表现形式的“同宗意识”在法兰西民族观念和民族国家的 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南京大学的计秋枫则分析了在中世纪具有 强烈“入世”倾向的基督教会凭借其经济、文化、社会影响力和组织机制等现实基础， 将西欧统一在一个跨地域跨民族的实体之中。贵州师大的刘丹从地缘关系、传教策略、 传播时机以及处世观等角度分析了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不同传播命运的原因。衡阳师院 的张齐政认为，两种宗教的不同命运与其经典的翻译介绍密切相关。佛经的翻译是增减 改，翻译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本土化过程，基督教经典《圣经》的翻译则不允许有丝毫 改变，增加了国人理解与接受的难度。向荣认为，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功利性强。佛 教带有巫术性，能满足人们的功利欲望，而基督教则不讲功利，只讲信仰，这也影响了 它的传播。侯建新认为，这个问题极为复杂，涉及不同文化体系如何相互吸纳，不过， 本土文化如何认识外来文化极为重要。因此，从中国人怎样认识佛教与基督教这样一个 角度来探讨，可能更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
二、现代化与落后地区的开发
围绕现代化的概念、内涵、标准，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的争论。他们认为，现代化并 不仅仅就是物质层面的工业化，它还牵涉到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南京大学 的刘成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工党的现代化，指出英国工党为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与时俱进，不断改革。现代化作为一个长期的社会变迁过程，促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华中师范大学的邢来顺在《向工业社会转型中的德国婚姻、家庭 形态》文章中则具体分析了德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形态在1830—1918年间德国工业化浪潮 冲击下所发生的显著变化：异教婚姻大量出现，婚前孕和离婚率等呈上升趋势。农民、 工人、资产阶级的家庭观念和家庭结构方面均出现了重大变化。与会学者认为，现代化 并没有统一固定的标准，西方的模式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经 验。与会学者对国家政权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角色与职能、职权范围与调控手段各抒己 见，畅所欲言。北京大学的徐键提出，在19世纪初的工业化进程中，普鲁士政府根据本 国的实际情况，没有片面推行自由放任政策或重商主义政策，有所为又有所不为，通过 各种教育手段，转变企业主的观念，焕发人们从事工业活动的巨大热情，营造工业文化 的氛围，实行了国家企业促进政策，为日后普鲁士工业化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南京大学 的陈祖洲探讨了英国的福利政策。在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的明显趋势的今天，如何认识 全球化、如何处理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许多学者正在思考的问题。《世界历史》 杂志社的沈永兴就全球化的内涵、全球化开始的时间、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作了发言 。他认为，所谓全球化，应该是指由于在高科技发展和出现新经济的前提下，世界经济 联为一体，各国各地区都被卷进世界经济大循环的潮流中去，而且所谓全球化，主要是 指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他还阐发了他对全球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看法，认为现代化为经 济全球化准备了前提与条件，但是否同步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全球化主要是指20世纪80 年代以后的事。
现代化如同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类带来进步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的社会痼 疾，人类生态环境恶化就是现代化的众多负面效应之一。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外都 呈方兴未艾的局面。北京师范大学的梅雪芹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她在 这次会议上提交了两篇论文，在《二战后世界环境问题的发展与两次环保浪潮的比较》 一文中，她提出，与战后六七十年代的第一次环保浪潮相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二 次环保浪潮，突破了区域性而具有世界普遍性，影响更加深远。它不仅融入到国际政治 和经贸领域，而且带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环保产业的兴盛，深化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 认识。在《从历史的视角看现代高技术战争的生态环境灾难》一文中，她通过考察20世 纪90年代的两场现代高技术战争——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所造成的生态灾难，指出随 着武器装备的日益精尖，战争的高科技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将会不断强化和泛化，由此 造成的生态灾难较以往将更加广泛、深重和久远，西方所谓的“干净的战争”不过是一 个谎言。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许多发达国家曾经遇到过、也是许多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正在或将要 面临的问题。在开发落后地区、实现区域的平衡协调发展方面，许多国家积累的经验可 供我们借鉴，而它们的教训我们应该汲取。北京大学的张雄对深刻影响意大利历史发展 的“南方问题”进行了考察，对该问题的历史渊源、表现方式、政府作用及对中国现代 化的启示作了深入探讨。他认为，“南方问题”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差 距，但是也包括政治、社会、文化传统、自然环境和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它起源于政治 统一完成前的久远年代。工业化和政府的政策是影响南方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关键因素。 安徽大学的蒋浙安探讨了战后意大利政府对南部地区的开发。西南师范大学的黄贤全探 讨了美国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及60年代对阿巴拉契亚地区的两次开发，对前后两次开发 的情况、策略及成效进行了比较。中南民族学院的韦红在《战后东南亚经济开发引发民 族冲突诸因素分析》中提到，战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开发，加剧了民族冲突，这是由于 ：经济开发布局不平衡，掠夺式开发，外来移民的竞争，开发计划不切实际，少数民族 未能参政议政等。中国人民大学的金永丽老师探讨了印度的农业发展道路，着重讲述印 度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南开大学的哈全安老师则探讨了纳赛尔主义 与埃及的现代化问题，他着重分析了纳赛尔主义的兴起背景、多重性质及对埃及现代化 的影响。
三、现代国际关系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转折点，战时和战后初期的国际关系一向是学 术界研究的热点。20世纪战争的硝烟连绵不绝，使得人类异常爱好和珍视和平，并时常 对战争进行反思。武汉大学的徐友珍在《关于20世纪世界大战起源问题的几点看法》一 文中认为，世界大战是20世纪初大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垄断的形成及其对世界统治地 位的确立、整体性世界的最终形成及其在帝国主义主导下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现代工 业与科技成果在军事领域的应用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时亦与世界历史新旧交 替过程中矛盾冲突异常激烈而相应的调节机制与经验缺乏有关。首都师范大学的梁占军 在《1935年法意罗马协定的缔结与意埃战争的爆发》的论文中，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 罗马协定缔结的背景、过程、内容及其灾难性后果。武汉大学的潘迎春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加拿大与英国关系初探》一文中论述了两国关系由亲密到渐渐疏远的过程，并 分析了调整的原因。学界对华人在二战期间做出的巨大贡献还没有足够重视，而重庆教 育学院历史系张世均在《菲律宾华侨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和影响》中从两方面论述了菲律 宾华侨对中国和对菲律宾的抗日战争所作的贡献。二战结束后，外交关系也因各国实力 的消长而发生了许多变化。陕西师范大学的马瑞映在《延续与转变：英国战后初期的欧 洲外交浅论——兼及“三环”外交的产生》一文中提出，战后初期，英国审时度势，一 改传统的欧洲政策，主动与欧洲国家结盟，促成了“三环”外交的形成。有的代表认为 英国对欧洲外交政策的变化与冷战的起源、英国国力的衰落有关。在遭受种族大屠杀的 噩梦之后，犹太复国主义骤然兴起。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邹芝在《浅谈犹太复国主义的 由来》中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具有两重性：既反映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 广大中下层犹太人在长期遭受迫害之后渴望建立一个国家、从而摆脱流离失所的苦难生 活的愿望，又是犹太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相互利用和相互借重的产物。在美苏争霸的冷 战背景下，国际关系有时显得十分微妙。郑州大学历史系王琛《论1949年尼赫鲁访问美 国》一文根据有关档案文件，研究了尼赫鲁访美的背景，认为其失败的原因是：1.美印 双方均误读了对方的政策；2.美国对其南亚政策的改变受制于南亚地区的权势分布结构 ，即敌对之印巴两国间的力量失衡。宝鸡文理学院历史系王俊周《评冷战时期的国际道 德论战》和张彦《论20世纪第一场国际道德论战》的论文触及到国际关系中的伦理问题 ，分别评述了不同时期的国际道德论战。
四、关于世界史学科的建设问题
为探索新的出路，部分高校历史系进行教学试点改革，并创办人文科学试验班，这一 举措受到了广泛关注。代表们认为，由于教材出版与最新研究成果存在时间差，在教学 中可以大胆运用学术期刊新近发表的论文。代表们一致认为，研究外国问题，要尽可能 地运用第一手资料，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要善于充分利用不断解密的档案。这对研究者 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们必须有扎实的中英文功底。鉴于每个人、每个科研单位的学 术资源都是有限的，为了充分合理地利用这些分散的资料，许多学者建议建立一个世界 史研究网站，实现资源共享。
8月30日上午，会议举行了闭幕式，由《世界历史》杂志社的张丽主持。龙秀清、梅雪 芹和潘迎春作为召集人，分别介绍了各组的讨论情况。施诚、张雄、韦红和王琛等代表 作了主题发言，介绍了他们的论文和体会。沈永兴在会上作了小结并对《世界历史》杂 志社的历史和现状作了介绍，他对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感到十分欣慰，代表与会同志对 贵州师大历史系同志的热情接待、周到安排及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贵州师 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杨绍先教授热情洋溢地致闭幕词，将他对这次会议的感想归纳为“四 个一”，即一个歉意，一声感谢，一点想法，一片祝福。他对自己因公借调而没能与会 议代表充分交流深表歉意，对各位代表莅临贵州、对合办单位倾力相助、对能与《世界 历史》杂志社合作召开此次会议表示感谢，认为发展和繁荣世界史学科大有希望，并祝 福大家称心如意，友谊长存。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与会代表对《世界历史》杂志社长期以来不遗余力地扶持和培养 年轻学者表示由衷的赞赏，对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成功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这是办了一件大好事。他们对世界历史所和《世界历史》杂志社寄与厚望，希望今 后能如期召开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并且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