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从历史的深层看日本
——试析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与历史根源
武寅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3期
【原文出处】《炎黄春秋》(京)2001年10期第42～45页
【作者简介】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日本在战争认识问题上仍犯禁不断，内阁大臣频频“失言”； 首相以各种名目参拜靖国神社；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通行无阻，而批判皇国史观的人士却 受到冷遇，甚至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尽管亚洲各国抗议的呼声不断，但日本我行我素，从 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侵略罪行的否认和美化。这一切说明，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存在着深厚的 社 会基础和深刻的历史根源。
日本曾是一个受列强欺侮的穷国弱国
日本的资本主义化进程始于明治维新，自那时以来直到今天，日本的历史是一个割不断的 整体。一百多年来，日本资本主义正是沿着明治维新时期所设计的目标和发展道路，一步步 走过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因此追根溯源，必须从明治维新时期所确立的国家目标 说起。
明治维新前夕，日本的处境是很惨的，从18世纪下半叶起，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就纷纷向日 本扩张，进入19世纪以后，扩张的势头有增无减。在列强的军事压力下，日本被迫签订了一 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1854年的《日美亲善条约》、《日英亲善条约》，1855年与俄 国签订的《日俄亲善条约》，1858年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以及根据最惠国待遇的规定 ，于同年同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签订的同类条约。此外，从1860年到1866年，日本又被 迫同葡萄牙、普鲁士、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陆续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欧美列强通过不 平等条约，在日本设立“居留地”，在“居留地”建立自己的行政机关，实行自治，不受日 本当局管辖，实际上成了国中国。一些国家还享有在日本的驻兵权，它们在重要的通商港口 建立军事基地，列强军舰可以自由出入。
西方列强使日本的独立和主权受到了严重损害，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平等成为日本迫切需 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成为日本资本主义走上国际舞台的历史起点。
另一方面，当时，日本的经济发展尚处于十分落后的水平。封建生产关系仍然占统治地位 。与西方强国发达的工业化程度相比，日本还属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极端幼稚，交通 尚无铁路，贸易只能靠出卖原料，财政上几乎一金无储。资本主义列强的叩关，激化了封建 生产关系的危机，造成了社会的剧烈动荡和旧有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因此，解决生产关系 危机，成为不亚于民族危机的第二个重大历史课题。
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与民族独立这两大历史课题，日本维新政府提出了以“富国强兵”为核 心内容的国家发展目标。
日本选择了“以战争促发展”的发展模式
“富国强兵”这个本应具有积极意义的口号，由于选择了“武力扩张，以战争促发展”的 模式，而走向其反面。
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国家目标，在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政府就派出大型使节团去西方“ 取经”。每到一处都要为西方的繁华强盛所倾倒，为同欧美国家发展差距之大而痛心疾首。 在德国，德国首相俾斯麦的一番说教，令使节团振聋发聩。这个被称为“铁血宰相”的俾斯 麦说：“方今世界各国，皆以亲睦礼仪交往，然而皆属表面现象，实际乃强弱相凌，大小相 侮”，“彼之所谓公法，谓之保全列国权利之准则，然大国争夺利益之时，若与己有利，则 依据公法，毫不更动；若与己不利，则幡然诉诸武力，固无常守之事”。使节团联想到自己 国家，为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历尽艰辛，包括一相情愿地进行改约前的大量准备工作， 按照国际惯例向有关国家提前发出通告，列强不但不予理睬，反而提出了比现行条约更为苛 刻的修约方案。再放眼环球，维新前后的世界，正处于西方列强殖民掠夺的鼎盛时代。到19 世 纪末，荷兰几乎已夺取了整个东印度群岛。英国在19世纪中叶，已经把印度变为自己的殖民 地，到20世纪初，其殖民地总面积已比本土大110倍，成为殖民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 ”。法国自19世纪中叶起，开始大肆入侵东南亚，到19世纪末，已将印支三国置于自己的殖 民统治之下。1884年，西方列强在柏林召开了瓜分非洲的国际会议，有英、法、美、俄、德 、意、比、葡、西班牙等14国参加。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在非洲地图上按照经纬度 任意划分边界，掠夺殖民地。
日本在西方列强的“言传身教”中领悟到，强权就是公理，自己改约交涉的惨痛经历足以 证明，如果再继续崇信所谓万国公法，所谓民族平等与国际和平等等，归根结底只能是幻想 ，是小国、弱国在强敌如林的国际社会中，对自身安全与利益的无力企求。日本统治集团决 心以欧美列强为样板，使日本成为它们中的一员，跟它们一样去横征暴掠，认为只有这样才 能“振张国势”，“宣扬国威”。用日本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日本陆军的创始人山县有朋 的话说就是：“要想维护国家独立，只守卫主权线是不够的，还必须防护利益线。”他所谓 的 利益线，就是指自国主权线以外的别国疆土。于是，用武力去侵夺别国疆土，成了日本 维护自家独立的“国策”；成了日本争取与西方列强讲“民族平等”的手段；成了日本弥补 其资本主义经济先天不足，实现跳跃式发展的“捷径”。
正因为如此，武力侵略伴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从维新政权一成立就提出“征 韩论”；1874年开始出兵台湾；1875年炮击朝鲜江华岛炮台。其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 武力扩张的大行动有三次：
第一次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战争结果日本不仅获得了第一个海外殖民地台湾，而且国内 经济也出现了巨大发展，战后出现了后期产业革命高潮，工业、交通运输业发展迅猛。由于 从中国索取了巨额赔款，黄金储备骤增，1897年10月开始建立金本位制，1899年日本货币纳 入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对华投资方面，甲午战争以前几乎是零，战后以棉纺业为代表开 始急剧发展。
第二次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战争的目的是与俄国争夺在中国的殖民利益。战争结果使日 本获得了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据点——“南满铁路公司”（简称“满铁”），从此中国东北被日 本视为特殊权益和势力范围。
第三次是参加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果，日本不但取代了德国在中国的地 位，而且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再次出现惊人变化：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债务国转变为债 权国。在军事方面，日本上升为世界五大海军强国之一，除在台湾、琉球设有海军基地，在 库 页岛、千岛群岛设有军事据点外，又在一战后新攫取的原德国殖民地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 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建立了军事要塞，从此它可以指挥自如地调度自己的舰队，在整个太平洋 海域与美国对抗。
一次次武力扩张给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刺激和推动作用，使日本更加信奉以战争 促发展的发展模式。侵略战争与国家目标、国家命运乃至民族前途紧紧地融合在一起。对战 争的顶礼膜拜成了祈祷国运发达的同义语。早在日俄战争后仅仅几年，山县有朋就毫不隐讳 地总结说：“维新大业成就以来已有40余年，细想起来国运的发达主要依靠武备的力量”， “战争毕竟是区分宇宙间一大原则即优胜劣汰的惟一审判方法”。20多年后，日本陆军的小 册 子更是直截了当地宣称：“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把日本资本主义以战争求发展的 理念发挥到了顶点。
1937年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和1941年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前述三次大规模武力扩张的 历史延续，是日本明治以来所走道路的逻辑发展。战争的直接动因是企图摆脱1929—1933年 空前深刻的经济危机。日本军部的代表人物宣称：“纵观欧洲战争后的趋势，与各大国经济 发展相比，我国产业立国基础薄弱无疑是一个基本原因，因此为打开这一困境必须向海外发 展”，“要而言之，满蒙问题的根本解决是打开现状，稳定国民经济生活的惟一途径”。然 而，与以往历次武力扩张所不同的是，这次战争不但没有为日本带来经济的繁荣，反而遭到 了彻底的失败。
从历史的回顾中可以看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特殊性，它从一个经济上处 于封建社会末期，政治上属于被压迫民族的落后小国，一跃而进入了属于资本主义发展高级 阶段的帝国主义行列，其间短短40几年，竟浓缩了从资本原始积累直到垄断的各个发展阶段 。这种超浓缩，给日本带来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特征：它的国家目标的耀眼与它的发展 模式的阴暗，使得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强国与争霸，发展与侵略是如此紧密地交织与 融合在一起，以致于它的后继者们随时都能够根据需要，轻而易举地从这份历史遗产中翻找 出各种各样可以利用的东西。
应对日本社会主体价值取向有个清醒的认识
如果说，日本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已使问题变得错综复杂，那么，日本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 则更进一步加深了它的复杂程度。这种价值取向同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密不可分。
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社会几乎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从古代时起，便开始形成很强的共 同体意识。小到一个家族，大到整个邦国，都被看作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内部有 着很强的一体感和归属意识。而维系这种一体感的重要纽带，就是其独特的神祗信仰。其所 信奉的神灵，不是超越于共同体之外、高高在上、与群体异质的创世主，而是产生于共同体 内 部、与共同体成员同质的、休戚相关的精神偶像。在一个家族共同体中，主宰家族命运的主 神就是其祖先的灵魂，每一个家庭成员都与它血脉相承，都被看作是它的分灵，这个成员死 后，他的灵魂又会与祖灵合而为一。但是要达到这一境界，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式，那就是葬 礼和忌辰祭祀。因此，对祖先的祭祀和对死者的厚葬镇魂就成为家族最重要的例行礼仪。
与无数个家族共同体并存的最大的命运共同体是邦国。主宰邦国命运的主神是其皇祖皇宗 的神灵，也就是天皇家的主神。这是在古代日本列岛的统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古代日本 社会众多小国并立、众多氏族争雄的情况下，一个最强有力的氏族及其所领导的部落国家， 经过长年的兼并战争，完成了日本列岛的统一，这个氏族的首领即天皇，也因此被尊奉为整 个邦国的守护神，天皇家族的祖灵成为整个邦国代代祭祀的共同主神。即使在12世纪以后， 武家政权延续了几百年，天皇早已远离了权力的中心，但他的神威性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每 一代继位掌权的将军都要到天皇那里讨得一个“征夷大将军”的封号，否则便感到自己的政 权没有根基，不足以慑服天下。直到今天，日本虽然经历了种种历史变革，它仍然在宪法中 写着“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事实上，邦国共同体的天皇崇拜与 家族共同体的祖灵崇拜从原理上讲是一样的。每一个家族通过祭祖所追求的自家万世一系， 正是称颂天皇万世一系的深厚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它所包含的理念，是每一个成员对共同 体的长存与繁荣的企望，以及自身命运对共同体的依赖。
近代以来，日本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幕藩体制，建立近代统一民族国家的斗争中，最大限 度地利用了传统的神祗信仰和共同体意识。他们先是打出了“尊皇攘夷”的旗号，唤起民族 意识，增强民族内聚力；接着又提出“尊皇倒幕”的口号，从理论上剥夺幕府权力的合法性 ，瓦解幕府的斗志和抵抗力。维新政权建立以后，统治集团又把以天皇信仰为纽带的民族一 体感看作是通过武力扩张实现国家目标的强有力工具。明治政府通过国定修身教科书宣称： “我国以家族制度为基础，举国构成一大家族，皇室是我等之宗家，我等国民以对父母敬爱 之情崇敬万世一系之皇位，是以忠孝为一不可分。”传统的对共同体的忠诚、归属和依赖， 通过各种正规渠道，全面地、系统地、持久地灌输给全体国民，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对家国尽 忠、对国家目标认同和为实现国家目标无条件献身的“忠臣赤子”。每一个为家国而战死的 成员，都成为有资格享受世代祭礼的靖国之神。为了祭祀他们，明治政权修建了靖国神社。 神社自创以来就受到皇室的特别崇敬，天皇不仅经常亲往祭祀，而且每年都要派敕使参加例 行祭祀。1898年11月，靖国神社举行临时大祭，为甲午战争和在台湾、朝鲜的战死者中尚未 合祀者，以及在战争中因疾病和灾害等死亡的陆海军人共计10300余人举行合祀，天皇和皇 后亲自出席了这次临时大祭。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对家族国家的宣传达到了顶点。“忠君爱国”被奉为最高道德标 准。日本政府宣称：“固然外国也有爱国精神，然而这种爱国与我国的不同，我国的爱国是 与忠君同一根源的，是与敬神崇祖完全一致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凡是像神风特攻队那 样的“为国捐躯”者，都被奉为“忠君爱国”的典范，他们也像在甲午战争以来的“爱国英 雄”一样，被送进靖国神社，享受国家级的祭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日本资本主义的天下是靠武力侵略打出来的，没有侵略扩张， 就 没有日本资本主义的今天。因此对日本资本主义来说，否定侵略，就等于否定了它的全部 历史。正因为如此，它必定要千方百计去美化那个血腥的历史内核，同时着力去培植和利用 裹 在那个内核外面的、被近代国家目标的设立所激发的民族内聚力，特别是作为这种内聚力底 蕴的传统的共同体意识，和以尊皇为支柱的民族一体感。在日本历史上，每当出现某种危机 和困境时，统治集团总是要动用这一民族传统的法宝，以达到其现实的政治目的。今天，当 然也不会例外。在日本政治舞台上，为历史的亡灵扬幡招魂，大肆鼓吹皇国史观，其用心仍 在于借此调动民族情绪，为其现实的政治目的服务。因此，外部压力的增大只会使日本统治 集 团对过于露骨的行为做出某些暂时的策略性调整，而对于他们骨子里的那个根深蒂固的历史 情结却是不想解、也解不开的。对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今天，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时代的主题，军国主义越来 越不得人心。在反法西斯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早已不 是昔日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以其迅猛发展的步伐和迅速增 强的综合国力，成为维护地区安全与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今天的日本，企图与战后和平 宪法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右倾势力，想重新捡起军国主义的老式武器绝非易事，梦想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改头换面，借助猖獗一时的新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等新式武器，去谋取政治利益 的如意算盘，肯定也是打不响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3期
【原文出处】《炎黄春秋》(京)2001年10期第42～45页
【作者简介】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日本曾是一个受列强欺侮的穷国弱国
日本的资本主义化进程始于明治维新，自那时以来直到今天，日本的历史是一个割不断的 整体。一百多年来，日本资本主义正是沿着明治维新时期所设计的目标和发展道路，一步步 走过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因此追根溯源，必须从明治维新时期所确立的国家目标 说起。
明治维新前夕，日本的处境是很惨的，从18世纪下半叶起，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就纷纷向日 本扩张，进入19世纪以后，扩张的势头有增无减。在列强的军事压力下，日本被迫签订了一 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1854年的《日美亲善条约》、《日英亲善条约》，1855年与俄 国签订的《日俄亲善条约》，1858年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以及根据最惠国待遇的规定 ，于同年同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签订的同类条约。此外，从1860年到1866年，日本又被 迫同葡萄牙、普鲁士、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陆续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欧美列强通过不 平等条约，在日本设立“居留地”，在“居留地”建立自己的行政机关，实行自治，不受日 本当局管辖，实际上成了国中国。一些国家还享有在日本的驻兵权，它们在重要的通商港口 建立军事基地，列强军舰可以自由出入。
西方列强使日本的独立和主权受到了严重损害，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平等成为日本迫切需 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成为日本资本主义走上国际舞台的历史起点。
另一方面，当时，日本的经济发展尚处于十分落后的水平。封建生产关系仍然占统治地位 。与西方强国发达的工业化程度相比，日本还属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极端幼稚，交通 尚无铁路，贸易只能靠出卖原料，财政上几乎一金无储。资本主义列强的叩关，激化了封建 生产关系的危机，造成了社会的剧烈动荡和旧有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因此，解决生产关系 危机，成为不亚于民族危机的第二个重大历史课题。
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与民族独立这两大历史课题，日本维新政府提出了以“富国强兵”为核 心内容的国家发展目标。
日本选择了“以战争促发展”的发展模式
“富国强兵”这个本应具有积极意义的口号，由于选择了“武力扩张，以战争促发展”的 模式，而走向其反面。
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国家目标，在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政府就派出大型使节团去西方“ 取经”。每到一处都要为西方的繁华强盛所倾倒，为同欧美国家发展差距之大而痛心疾首。 在德国，德国首相俾斯麦的一番说教，令使节团振聋发聩。这个被称为“铁血宰相”的俾斯 麦说：“方今世界各国，皆以亲睦礼仪交往，然而皆属表面现象，实际乃强弱相凌，大小相 侮”，“彼之所谓公法，谓之保全列国权利之准则，然大国争夺利益之时，若与己有利，则 依据公法，毫不更动；若与己不利，则幡然诉诸武力，固无常守之事”。使节团联想到自己 国家，为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历尽艰辛，包括一相情愿地进行改约前的大量准备工作， 按照国际惯例向有关国家提前发出通告，列强不但不予理睬，反而提出了比现行条约更为苛 刻的修约方案。再放眼环球，维新前后的世界，正处于西方列强殖民掠夺的鼎盛时代。到19 世 纪末，荷兰几乎已夺取了整个东印度群岛。英国在19世纪中叶，已经把印度变为自己的殖民 地，到20世纪初，其殖民地总面积已比本土大110倍，成为殖民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 ”。法国自19世纪中叶起，开始大肆入侵东南亚，到19世纪末，已将印支三国置于自己的殖 民统治之下。1884年，西方列强在柏林召开了瓜分非洲的国际会议，有英、法、美、俄、德 、意、比、葡、西班牙等14国参加。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在非洲地图上按照经纬度 任意划分边界，掠夺殖民地。
日本在西方列强的“言传身教”中领悟到，强权就是公理，自己改约交涉的惨痛经历足以 证明，如果再继续崇信所谓万国公法，所谓民族平等与国际和平等等，归根结底只能是幻想 ，是小国、弱国在强敌如林的国际社会中，对自身安全与利益的无力企求。日本统治集团决 心以欧美列强为样板，使日本成为它们中的一员，跟它们一样去横征暴掠，认为只有这样才 能“振张国势”，“宣扬国威”。用日本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日本陆军的创始人山县有朋 的话说就是：“要想维护国家独立，只守卫主权线是不够的，还必须防护利益线。”他所谓 的 利益线，就是指自国主权线以外的别国疆土。于是，用武力去侵夺别国疆土，成了日本 维护自家独立的“国策”；成了日本争取与西方列强讲“民族平等”的手段；成了日本弥补 其资本主义经济先天不足，实现跳跃式发展的“捷径”。
正因为如此，武力侵略伴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从维新政权一成立就提出“征 韩论”；1874年开始出兵台湾；1875年炮击朝鲜江华岛炮台。其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 武力扩张的大行动有三次：
第一次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战争结果日本不仅获得了第一个海外殖民地台湾，而且国内 经济也出现了巨大发展，战后出现了后期产业革命高潮，工业、交通运输业发展迅猛。由于 从中国索取了巨额赔款，黄金储备骤增，1897年10月开始建立金本位制，1899年日本货币纳 入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对华投资方面，甲午战争以前几乎是零，战后以棉纺业为代表开 始急剧发展。
第二次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战争的目的是与俄国争夺在中国的殖民利益。战争结果使日 本获得了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据点——“南满铁路公司”（简称“满铁”），从此中国东北被日 本视为特殊权益和势力范围。
第三次是参加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果，日本不但取代了德国在中国的地 位，而且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再次出现惊人变化：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债务国转变为债 权国。在军事方面，日本上升为世界五大海军强国之一，除在台湾、琉球设有海军基地，在 库 页岛、千岛群岛设有军事据点外，又在一战后新攫取的原德国殖民地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 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建立了军事要塞，从此它可以指挥自如地调度自己的舰队，在整个太平洋 海域与美国对抗。
一次次武力扩张给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刺激和推动作用，使日本更加信奉以战争 促发展的发展模式。侵略战争与国家目标、国家命运乃至民族前途紧紧地融合在一起。对战 争的顶礼膜拜成了祈祷国运发达的同义语。早在日俄战争后仅仅几年，山县有朋就毫不隐讳 地总结说：“维新大业成就以来已有40余年，细想起来国运的发达主要依靠武备的力量”， “战争毕竟是区分宇宙间一大原则即优胜劣汰的惟一审判方法”。20多年后，日本陆军的小 册 子更是直截了当地宣称：“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把日本资本主义以战争求发展的 理念发挥到了顶点。
1937年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和1941年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前述三次大规模武力扩张的 历史延续，是日本明治以来所走道路的逻辑发展。战争的直接动因是企图摆脱1929—1933年 空前深刻的经济危机。日本军部的代表人物宣称：“纵观欧洲战争后的趋势，与各大国经济 发展相比，我国产业立国基础薄弱无疑是一个基本原因，因此为打开这一困境必须向海外发 展”，“要而言之，满蒙问题的根本解决是打开现状，稳定国民经济生活的惟一途径”。然 而，与以往历次武力扩张所不同的是，这次战争不但没有为日本带来经济的繁荣，反而遭到 了彻底的失败。
从历史的回顾中可以看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特殊性，它从一个经济上处 于封建社会末期，政治上属于被压迫民族的落后小国，一跃而进入了属于资本主义发展高级 阶段的帝国主义行列，其间短短40几年，竟浓缩了从资本原始积累直到垄断的各个发展阶段 。这种超浓缩，给日本带来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特征：它的国家目标的耀眼与它的发展 模式的阴暗，使得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强国与争霸，发展与侵略是如此紧密地交织与 融合在一起，以致于它的后继者们随时都能够根据需要，轻而易举地从这份历史遗产中翻找 出各种各样可以利用的东西。
应对日本社会主体价值取向有个清醒的认识
如果说，日本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已使问题变得错综复杂，那么，日本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 则更进一步加深了它的复杂程度。这种价值取向同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密不可分。
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社会几乎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从古代时起，便开始形成很强的共 同体意识。小到一个家族，大到整个邦国，都被看作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内部有 着很强的一体感和归属意识。而维系这种一体感的重要纽带，就是其独特的神祗信仰。其所 信奉的神灵，不是超越于共同体之外、高高在上、与群体异质的创世主，而是产生于共同体 内 部、与共同体成员同质的、休戚相关的精神偶像。在一个家族共同体中，主宰家族命运的主 神就是其祖先的灵魂，每一个家庭成员都与它血脉相承，都被看作是它的分灵，这个成员死 后，他的灵魂又会与祖灵合而为一。但是要达到这一境界，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式，那就是葬 礼和忌辰祭祀。因此，对祖先的祭祀和对死者的厚葬镇魂就成为家族最重要的例行礼仪。
与无数个家族共同体并存的最大的命运共同体是邦国。主宰邦国命运的主神是其皇祖皇宗 的神灵，也就是天皇家的主神。这是在古代日本列岛的统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古代日本 社会众多小国并立、众多氏族争雄的情况下，一个最强有力的氏族及其所领导的部落国家， 经过长年的兼并战争，完成了日本列岛的统一，这个氏族的首领即天皇，也因此被尊奉为整 个邦国的守护神，天皇家族的祖灵成为整个邦国代代祭祀的共同主神。即使在12世纪以后， 武家政权延续了几百年，天皇早已远离了权力的中心，但他的神威性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每 一代继位掌权的将军都要到天皇那里讨得一个“征夷大将军”的封号，否则便感到自己的政 权没有根基，不足以慑服天下。直到今天，日本虽然经历了种种历史变革，它仍然在宪法中 写着“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事实上，邦国共同体的天皇崇拜与 家族共同体的祖灵崇拜从原理上讲是一样的。每一个家族通过祭祖所追求的自家万世一系， 正是称颂天皇万世一系的深厚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它所包含的理念，是每一个成员对共同 体的长存与繁荣的企望，以及自身命运对共同体的依赖。
近代以来，日本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幕藩体制，建立近代统一民族国家的斗争中，最大限 度地利用了传统的神祗信仰和共同体意识。他们先是打出了“尊皇攘夷”的旗号，唤起民族 意识，增强民族内聚力；接着又提出“尊皇倒幕”的口号，从理论上剥夺幕府权力的合法性 ，瓦解幕府的斗志和抵抗力。维新政权建立以后，统治集团又把以天皇信仰为纽带的民族一 体感看作是通过武力扩张实现国家目标的强有力工具。明治政府通过国定修身教科书宣称： “我国以家族制度为基础，举国构成一大家族，皇室是我等之宗家，我等国民以对父母敬爱 之情崇敬万世一系之皇位，是以忠孝为一不可分。”传统的对共同体的忠诚、归属和依赖， 通过各种正规渠道，全面地、系统地、持久地灌输给全体国民，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对家国尽 忠、对国家目标认同和为实现国家目标无条件献身的“忠臣赤子”。每一个为家国而战死的 成员，都成为有资格享受世代祭礼的靖国之神。为了祭祀他们，明治政权修建了靖国神社。 神社自创以来就受到皇室的特别崇敬，天皇不仅经常亲往祭祀，而且每年都要派敕使参加例 行祭祀。1898年11月，靖国神社举行临时大祭，为甲午战争和在台湾、朝鲜的战死者中尚未 合祀者，以及在战争中因疾病和灾害等死亡的陆海军人共计10300余人举行合祀，天皇和皇 后亲自出席了这次临时大祭。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对家族国家的宣传达到了顶点。“忠君爱国”被奉为最高道德标 准。日本政府宣称：“固然外国也有爱国精神，然而这种爱国与我国的不同，我国的爱国是 与忠君同一根源的，是与敬神崇祖完全一致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凡是像神风特攻队那 样的“为国捐躯”者，都被奉为“忠君爱国”的典范，他们也像在甲午战争以来的“爱国英 雄”一样，被送进靖国神社，享受国家级的祭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日本资本主义的天下是靠武力侵略打出来的，没有侵略扩张， 就 没有日本资本主义的今天。因此对日本资本主义来说，否定侵略，就等于否定了它的全部 历史。正因为如此，它必定要千方百计去美化那个血腥的历史内核，同时着力去培植和利用 裹 在那个内核外面的、被近代国家目标的设立所激发的民族内聚力，特别是作为这种内聚力底 蕴的传统的共同体意识，和以尊皇为支柱的民族一体感。在日本历史上，每当出现某种危机 和困境时，统治集团总是要动用这一民族传统的法宝，以达到其现实的政治目的。今天，当 然也不会例外。在日本政治舞台上，为历史的亡灵扬幡招魂，大肆鼓吹皇国史观，其用心仍 在于借此调动民族情绪，为其现实的政治目的服务。因此，外部压力的增大只会使日本统治 集 团对过于露骨的行为做出某些暂时的策略性调整，而对于他们骨子里的那个根深蒂固的历史 情结却是不想解、也解不开的。对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今天，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时代的主题，军国主义越来 越不得人心。在反法西斯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早已不 是昔日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以其迅猛发展的步伐和迅速增 强的综合国力，成为维护地区安全与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今天的日本，企图与战后和平 宪法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右倾势力，想重新捡起军国主义的老式武器绝非易事，梦想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改头换面，借助猖獗一时的新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等新式武器，去谋取政治利益 的如意算盘，肯定也是打不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