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
文明对话的语境:全球化与多样性
杜维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3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2年01期第1~13页
【作者简介】[美]杜维明,哈佛大学 燕京学社,美国 坎布里奇
    杜维明(1940—),男,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中国历史及哲 学教授。

【关 键 词】全球化/多样性/文明/价值观/对话


    当我们超越了全球化与地方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我 们变成一个愈加相互联系的地球村。通过超越所谓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我们和他们的 界限,我们就可以在试图理解人类生存两难处境的同时开掘人类全球共同体的丰富而又多样 的精神资源。至少我们可以认识到那些有效地促成“理性时代”的伟大的宗教传统,即现代 西方启蒙思想,包含着塑造世界各地人民生活的深刻含义。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希 腊哲学过去是并且仍将成为未来几个世纪人类智慧的源泉。其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印度教 、耆那教、佛教、儒教和道教在当代世界同样富有活力,并且很有可能在未来继续繁荣兴旺 。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本土形式的精神生活(例如非洲人的,神道教的,毛利人的,波 利尼西亚人的,印第安人的,伊努伊特人的和夏威夷人的)同样也是全球村神灵启示的源泉 。西方的,非西方的,和各种本土传统一样极为复杂,每一种都有丰富的模糊性。实际上, 一元神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起源于东方,并且象征标志一个长时期的实质性 的演化过程。同样,印度教徒,佛教徒,儒家信徒和道教徒的生活方式也都展示出一种基本 的洞见、繁富的仪式以及社会制度和日常生活实践紧密相联的独特的精神世界。我们对于全 球共同体的人类社会富裕而多样的精神资源的认识,可以使我们超越自我支配与排他的傲慢 ,并且从其他传统中寻求忠告、引导和智慧,进而我们才能充分理解不同宗教之间和同一宗 教内部冲突引发的危险。这些危险通常会严重地威胁着地方、国家和区域共同体的稳定,对 全球和平文化的培植带来严重挑战。由此看来,对话的需要是显而易见的。
        一、全球化与人类现状
    与过去十年间全球化迅速发展相伴随的是有关全球化是非优劣的日趋白热化的辩论。全球 化已经产生出大量新知识以及与此相关的神话与虚幻意念,使传统的“不喻自明”的常识性 真 理显得虚假。全球化的动力包括信息与通讯技术的爆炸式发展,市场经济的迅速扩张,人口 的戏剧性变化,冲击全世界的无情的城市化,和更为开放的社会发展趋势。在经济领域,私 人资本在直接投资和有价证券基金方面迅速增长,关税壁垒的减弱成为全世界的一种普遍现 象,要求增加金融体制透明度的呼声日趋高涨,对于腐败的密切关注世界各地无所不在。
    这些经济全球化的副产品已经向各国政府施加了要求公信度的压力,随之带来了新式民主 化的可能性。结果,民间社会(civil societies)以跨国非政府组织为标志出现,在国家、 区域和国际政治舞台上起着重要作用。当然,“水涨船高”的理念看起来确实如此。然而, 富者愈富,穷者不必一定变得愈穷。已经开放了经济的国家减少了关税壁垒,鼓励双边贸易 ,似乎已经从新的全球局势中获益。在全世界根除贫困的梦想似乎在未来50年内也可以实现 。在过去的30年内,20个工业化国家和10余个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已经消除了贫困。看起来我 们正在从一个分化和高墙阻隔的旧世界迈向一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网状的新世界。
    然而,世界上20%的人口拥有全世界75%的收入,其中不足2%的人获得25%的收入,而且31% 的人是文盲,80%的人生活在低于正常标准的房屋里,超过1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 ,近15亿人得不到清洁的水源,整个世界的状况远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令人鼓舞。此外, 正在加剧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生活(包括家庭、学校和宗教生活)迅猛的商业化和商品化,正在 侵蚀发展中国家民间社会的坚实基础,威胁发达国家社会的道德体系。全人类丧失文化身份 的焦虑与日俱增,公共纽带日益弱化。求助于狭隘的种族和地方观念已成为人们摆脱当今困 境的权宜之计。在这种境况下,我们不禁扪心自问:全球化确实能把我们领向一个更为理想 的境地?或仅仅是给这个已经危机四伏的世界带来更多的冲突和矛盾?如何处理全球化这一进 程才能使全人类共同受益?
    1.从西方化、现代化到全球化
    阿玛萨·森(Amartha Sen)说,全球化“已经大大强化了过去数千年构成世界进步的人类互 动的进程。这种互动进程涉及到旅游、贸易、移民和知识传播等多方面”。(注:申安第,“纽约书评”( 2000年7月)。)然而,对当今 的全球化进程,我们则需要从更为广博的历史观来透视。佛教从波奈罗斯城向东亚各地的传 播,基督教从耶路撒冷向世界各地的扩散,以及伊斯兰教从麦加产生巨大的影响,都是有关 全球化的历史性例证。全球化也可被视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在商业、外交和军事上的崛起和创 建。的确,远在工业和信息革命之前,不同文明通过传教士、商人、士兵和外交官之间的交 流得到沟通,并为当今的全球化进程创造了良好的契机。15世纪的航海大发现为整个世界单 一“体系”的形成作出了无法低估的贡献。同样,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者在世界各地的活动使 本来互不交流的人们意识到相互的存在,并且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开始互通有无。
    由此可见,十五世纪以来,西欧在极大程度上重塑了人类地理意识,并且给全人类留下 了难以抹去的印记。
    形成于1950年代的美国的现代化理论认为,始于现代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具有转 化“全球”的潜在意义。从西方化(空间概念)到现代化(时间概念)这一用语的转换包含了深 远的意义。这一转化说明最早在西欧开始的工业化进程,不能简单地被定义为“西方”的, 因为工业化后来很快波及日本,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印度和伊朗等世界各地。这恰恰说 明为什么超出区域地理限制的具有时间性的“现代化”这一用语,则能更好地把握西方化作 为一个全球性转换进程的突出特征。
    然而,现代化理论中一个隐含的意思是断定现代化将不可避免地沿着同一趋势行进,并且 从长远来看,世界将融入一种单一文明体系之中,因为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一直在全 球现代化的进程中领先,现代化通常被理解为西方化,甚至是美国化。这种说法表面上似乎 颇具说服力,因为按照理论家们的观点,西方国家或美国享有现代性的优越性和通过现代化 取得的成就,他们自然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楷模。诸如现代化倡导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 民间社会和个人权利等等观念,可以被证明为普世的精神动力。
    最近几十年来的国际动态显示一系列令人鼓舞的形势:竞争性市场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 要动力,民主化进程正在进一步加深,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一直激励民众来积极参与政治活 动,对个人尊严的尊重已成为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这一系列的发展变化可能会使一些学者 作出断语,认为当今世界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分歧已不复存在。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观念在 意识形态领域已占主导地位,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思潮波澜壮阔,涌向未来,我们所认知 的“历史”已经终结。
    不过,一种文明的现代化经验将成为世界上其他地区急于复制的楷模的想法未免过于乐观 ,也难免转瞬即逝。塞谬尔·亨廷顿关于即将到来的文明冲突的警告或许意在表明,只要想 左的世界观和对立的价值体系依然存在,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她有多么强大和富裕,都不能 把自己特有的理念和规则强加给他国。21世纪,对世界安全最为严重的威胁并不来自经济 或政治上的冲突,而恰恰来自文化差异。初看起来,“文明冲突”理论似乎比弗朗西斯·福 山提倡的“历史的终结”一说更有说服力,因为它承认文化的重要性和适当调解宗教分歧的 必要性。但是,遗憾的是亨廷顿的理论仍然是基于“西方与他方”(“the West and the re st”)的差异,并且认为西方最终会立于不败之地。
    关于即将到来的文明冲突的警告注定了不同文明的对话不仅是可取的,而且非常必要。即 使现代化的定义中最具积极意义的内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民间社会和个人主义—— 就其现实可行性而言都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究和讨论。自由市场经济引起人们对政体的质疑 ;民主制可以采取不同的实践方式;民间社会的形式会因文化而异;关于个人尊严是否应该 取决于个人权利的教条规定的问题,任何人都难以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现代化既不是西方 化也不是美国化。“西方和他方”的谬误和“我们与他们”的简单判断一样,是其没有能力 和意愿超越“非此即彼”心态的表现。全球化的进程迫使我们在思维上另辟他径。
    很清楚,西方化和现代化是全球化的前提(antecedents),但就变化的频率和转化的深度而 言,全球化与前两者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跃进。作为经济发展主要推动力的信息技术已经具有 深远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含义。尽管我们仍然无法肯定“知识经济”可以帮助落后国家利用 最新的信息技术,越过一些看似缺之不可的缓慢的发展阶段,但是毫无疑问,遍及全世界的 各层面的信息交流大幅度地增加了。由此看来,尽管地理因素依然在经济交换和收入分配方 面关系重大,但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具有改变国际收入不平等的巨大潜力。众所周知,我们 这个时代的公理之一是财富、威力和影响力可以重新描绘世界版图,由此国际上的游戏规则 可以不断进行修改。正在出现的全球技术解放以及潜在的巨大损伤尤为值得我们关注。机器 人和电脑有能力排列人类的基因组合,设计药品,制造新材料,改变动物和植物的遗传结构 ,甚至克隆人类。这些都注定了少数人将有能力对巨大的社会产生深远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从概念上讲,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均质化的过程。因为至少现在融合(convergence)的理念— —即世界各处最终将归于单一模式发展——是如此的简单以至于不能解释全球化趋势中的复 杂性。诚然,环境的恶化,疾病的传播,毒品的泛滥和犯罪率的上升等如同科学、技术、贸 易、金融、旅游和移民等一样被彻底地国际化了,并且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彼此联 系和相互依存。但是,正在出现的地球村远不是单一的有机的整合体,更不是仅仅依据一种 模式构建而成,而是以多样性为其基本特征的。这是为什么近年来个人的独特身份(语言、 种族、宗教或区域性等等)尤为引人重视。可见,当今世界已成为全球化和区域化同时活动 的舞台;全球化和其对立面区域化的威力正对个人和团体产生巨大的压力。
    2.地方意识,原初纽带和个人身份
    多样性和对个人身份的加倍注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全球化进一步强调了本土意识、觉悟、 敏感、感情和情绪(awareness,consciousness,sensitivity,sentiment,and passion)。对 人类“原初纽带”(primordialties)的强烈依恋很可能不是全球化趋势所直接造成的,但却 是全球化带来的间接结果之一。在描述当前人类生存条件时,我们不可能忽略种族、性别、 语言、本土、阶级、年龄和信仰的差别。种族歧视威胁着多民族社会的稳定。如果不能适当 地处理这一社会问题,再强大的国家都有解体的危险。男女平等是一种普遍的要求,任何社 会都受到男女平等的妇女运动的强大影响。另外,语言上的冲突往往会使发达和发展中国家 本 已稳定的社区陷入分裂状态。全世界到处可以看到为争取主权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如果所有 要求获得主权的地区都被予以承认,联合国会员国会增加好几倍。所谓的南北问题存在于所 有层次——国际性、区域性、国家性乃至地方性的。发展中国家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异在不 断加大;城市内的贫困街区给发达国家带来巨大的挑战。代沟显得更为频繁——以30年期 限界定一代的常规方法已经不再适用——代与代之间的冲突变得更为激烈。不同“代”对音 乐 、电影、体育比赛和电脑的不同喜好形成不同的生活风格,而不同的生活风格则又进一步造 成同胞之间难以沟通的裂痕。宗教之间的冲突不仅源自不同的信仰,而且也来自同一信仰内 的不同传统。同一宗教的内部争论通常比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
    简言之,那些看似难以忽略的并使我们成为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的“原初纽带”,远没有 被全球化所削弱,反而在近几十年变得更加显著了。
    全球化可以销蚀国家的权威,改变主权和民族性的含义,但它却给个人身份添加额外的重 要性。我们的世界越是全球化,对个人身份的追求就越为至关重要。(注:埃尔曼·约翰逊,美国爱思本学社社长。)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放弃“原初纽带”而成为世界公民的说法是不切实际的。进而言之, 对它们进行必要的思考就会有害于普世精神的观点也不可取。我们拥有的强烈的情感,崇高 的愿望和不尽的梦想经常与某一特殊的社体相联,通过母语来表达,与某一独特的地方有关 ,并以相同年龄和信仰的人为对象。同时,性别和阶级的差异在我们自我界定身份中起着重 要作用。我们深深地扎根于最初的纽带之中,这纽带提供给我们每天生存的意义。这种原 初纽带不可能被任何一个人随心所欲抛弃,一个人同样地也不可能有意识地选择做一个与他 本 性完全相异的人。
    由于对全球化作为一种支配力量将摧毁一个人、团体或国家灵魂的恐惧已经被深深地体验 过了,而且还被数量日益增长的人们所证实(如1999年12月发生在西雅图的反对WTO的骚乱和 2000年1月发生在达沃斯反对世界经济论坛的抗议),我们需要严肃地对待全球化进程中原初 联系的存在。只有承认这些纽带的重要性,对此采取有力的措施而不作消极的限制,我们才 能从积极参与全球化趋势和坚实植根于本土化两方面的互动作用中获益。
    现实地讲,“原初纽带”既不是固定的实体也不是静止的结构。当然,种族和性别特征我 们生来就有,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年龄群、出生地,母语,本国经济发展状况,或团体的 宗教信仰。不过,族群和性别角色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的。进而言之,种族的自豪感和要 求男女平等意识是教育所致。不管种族歧视和性别不平等对个人来讲有多么自然,社会影响 和个人修养将会使我们对这些现象产生强烈的情感和意识。年龄、本土、母语、阶级和信仰 等等也是如此,都是在不同的环境中,在不同的程度上受文化制约的社会现实。从这个意义 上讲,每一种原初纽带都标志着一种动态的过程,如同流淌不息的条条水流,能被引导到各 不相同的方向。
    虽然原初联系给予正在出现的全球共同体以明亮的色彩和丰富的质地,但它们也对脆弱的 世界秩序和人类安全构成严重挑战。建立在国际主义精神之上的联合国必须应付迅速扩散的 共有感情所造成的身份问题。蔓延于世界各地的种族偏见、性别偏见、年龄歧视、宗教偏狭 、文化排外、恐外心理、仇恨犯罪和暴力行为要求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全球化如何在不失对 人类家庭的整体归属感时还能够增强个人的身份感。
    我们知道变化已成为任何一种文化和文明的一个内在的概念。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惧于 变化往往会与异己者相连。我们同时意识到多种文明都已经适于变化,并且能共享许多不 同的看法。
    全球化使不同的国家和文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多种文明融合的过程中,我们寻求到 更多的共同点,更多地共享一些最根本的价值观。全球化的进程将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开拓更 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又能使多种文明保持其各自独有的特色。(注:宋健,联合国“文明对话”知名人士小组成员之一。)
    经济全球化也许被看作是全球化最为明显的取向,而经济的全球化通常是以总产量的增长 ,生产率和资本投资回报率来衡量的。但是,其他指标如贫困的根除,就业率,健康状况, 预期寿命,教育程度,社会保险情况,人权和获得信息和通讯的渠道等等,同样对改善生活 的质量至关重要。全人类作为共同承担责任者而不是按风险获益的股东的想法,可以使在一 个持续扩大的网络中生活的人更为广泛地参与这种将会无所不包的全球化过程。我们可能不 是市场经济的获益者,但是保持全人类的生活质量则与我们每人息息相关。
    一个全球经济机构的形成可以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这是不可否认的。这种经济机构的出 现会稳定金融市场,并且最终会平衡世界各地经济的增长。显而易见,在竞争的经济市场上 定有赢家和输家之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某一地区的文化和语种可能会占有优先地位,这 种现 象频频可见,也在所难免。但是,如果全球化被理解为强大的文化或国家理所当然地统领全 球,那么这将对世界稳定毫无益处。由于全球化不是均质化,意念中的或真正的霸权统治必 将有损于世界和平。显然,文明对话意在扭转这种全球化进程导致的消极后果。
    3.对话是一种互学的过程
    常人的经历告诉我们,真诚的对话是一种用心良苦的艺术。如果在思想上、心理上、智力 上和精神上并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我们就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一种真正的对话。实际上, 只有与亲朋至友或志趣相投者交心,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得到心灵交流的欢欣。
    怎样才能使完全陌生的对方,尤其对方是激进的异己者甚至是敌手,跨越不同文明的分界 来参加真诚的对话?如果轻易地认为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以实现的,那未免想之过简 。 我们可能需要经历多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完全受益于个人、地方、民族和不同文明层 面上的对话。目前,我们只是提出一些最低条件作为改变全球景况的起始转折点。
    现在我们最为紧要的关心和焦虑是有关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和未来几代人的生活前景。我 们坚信重新维护全球人类的共同利益是我们首要之需。我们希望通过文明对话,全球化进程 中的积极因素能够促进和改善人类物质、道德、审美和精神状况,并且对那些受当前经济发 展趋势影响而失去基本权利,社会地位低下,被边缘化和没有机会表达自己观点的人们给予 特别的关照。我们还希望通过文明对话,我们能对个人知识、群体精神、自我理解力和个人 和 团体身份等各方面作出总体性的探求。
    我们已经从不同宗教之间的多种多样的对话中学到,对异己者的容忍是任何一种富有意义 的对话的前提。但是,仅仅依赖于容忍本身仍然过于被动,难以使人超越“井底之蛙”的狭 隘视野。在开始真正的对话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敏锐地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只有明确地认识 到对方可以作为潜在的交流对象来对话,我们才能承认对话双方的彼此共存是不可否认的事 实,从而我们就能确认:对话对方(在信仰、态度和行为等多方面)与我们自己的存在是息息 相关和至关重要的。换言之,对话的双方存在一个交叉点。从这个交叉点出发,双方可以一 起努力来缓解分歧,寻求合作的契机。当双方彼此信任,互敬互惠,会晤才会成为可能,而 且建设性的对话可由此而始。通过对话,我们可以享受到以相互参照为精神而受益于对方的 喜悦。我们甚至会为双方的不同观点而庆祝,因为正是这些不同点拓展了我们对话双方的视 野。
    这种意义上的对话是一种既非说服他人又非强差人意的艺术。这种对话是通过共享价值观 和共创新的生活意义来增进相互理解。不同文明对话之时,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相情愿地兜 售自己的观点,说服他人来接受自己的信仰,也不是寻求他人对自己的观点的赞同,评价自 己的行为来征得他人的认可,或证明自己深信的意念的公正合法性。恰恰相反,我们追求的 应该是研习自己所不知的,倾听于己不同的见解,敞开心扉接受多种的观点,反思自己的想 法,分享不同的洞见,寻求彼此之间的默契,求得最有益于人类繁荣昌盛的最佳行为方式。 只有那时,对话双方才能构建一种互惠互敬的关系。
        二、多样性与共同体
    我们需要不时地提醒自己,无论是历史上的偶发事件和正在变化着的国际局势,还是不同 的肤色、种族、语言、教育背景、文化传统和宗教归属,都无法减弱我们共有的人性。我们 的遗传密码清楚地说明我们几乎都是由同种材料构成的。人类不仅和其同类,而且和动物、 植物、树木和岩石一道构成一个整体的思想,即“天国、尘世与万物”,表达了一种宇宙观 ,同时也表达了世界万物相互联结的一种诗的意境。我们甚至能够把我们所有的祖先追溯 至同一个根源。即使我们不能像一些学者那样把我们的祖先一直追溯到同一位非洲母亲那里 ,但是正如一则非洲谚语所说,地球不仅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同时也是将来的几代人 托付给我们照看的。这谚语形象地说明我们人类不仅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在这个星球上一起生 活。
    在肯定我们共同的人性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没有个性的抽象的普世主义。我们明确地意 识到多样性是人类的繁荣昌盛所必需的。正如生物的多样性对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存至关重 要一样,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也是人类共同体的决定性特征。然而,由一些社会和文化因素 导致的观念致使我们之间的不同特征被个人用来反对个人,团体反对团体,多数人来反对少 数 人。由此形成的歧视导致冲突、暴力以及对人基本权利的全面侵犯。在赞赏多样性的同时, 我们谴责种族中心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各种排他行为。
    无个性的普世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之间留有开放和广阔的空间。我们正是利用这一片空间 来举行文明对话。几千年来,伟大的伦理与宗教传统已经构造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精神图景。 跨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界限的交流一直是人类历史的显著特征。尽管在不同的种族、语 言、宗教和文化之间甚至内部存在矛盾与冲突,但是,大势所趋,人类试图跨越种种分界线 ,追求相互接触和交流的努力可从未休止。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伦理和宗教传统都与不同 的信仰系统和宗教共同体遭遇过,事实上,正是这种不同伦理和价值系统的相遇相通给人类 的文化思想注入生命力。通过学习他者,这些伟大思想传统的视野被大大拓宽了。例如,基 督教神学从希腊哲学中获益匪浅,伊斯兰教的思想从波斯文学中得到了启示,中国的思想史 通过公元1世纪佛教的传入而被印度思想丰富起来。
    然而,对他者的恐惧也导致了冲突和无休止的争斗。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宗教之间的战争 屡见不鲜。两个文明之间和平互动的现象,如印度思想进入汉文化体系后对后者的转变,中 国思想体系对摩诃衍那佛教学派的吸收和兼容,是罕见的。由于不同宗教的和谐相处是在人 类 大家庭培育一种和平文化的关键,宗教间对话是文明对话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类 历史上,对于所有宗教,包括正在出现的,现有的这种为了公益而努力追求宗教联合体的形 成的机会是前所未有的。
    “共同公益”的思想是着眼于全球共同体的来临。作为想象中的虚拟现实,全球村不是一 个 共同体。“共同体”的概念理想上指的是人们生活在一起,分享一种精神气质和一种可实践 的民间道德,并且为共同利益承担职责而团结起来。然而,这样一种整体的目标允许生活方 式的多样性和信仰上的不同,只要这种多样性和不同不伤害其他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尽管 我们与在地球村实现一种真正的共同体的理想还相距甚远,但我们希望与这种发展目标相协 调的全球与本土的大趋势能不断加强,同时也希望适应于这种趋势的传统与现代实践继续扩 散。
    当我们反思过去,着眼未来时,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女也能思索现在使我们忧心忡忡的问题 :在正在出现的全球共同体中,我们何以通过负起生活的责任而又能尊崇多样性,即在尊重 他人的同时又能忠于自己的信仰?对多样性的真正接受迫使我们超越真诚的容忍,进至相互 尊重,最后达到相互赞赏的境界。无知与傲慢是宗教、文化、种族和族群陈规、偏见、仇恨 和暴力主要的根源所在。在人身安全、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为社会融合提供前提的同时, 只有我们愿意跨越分界,负起职责,尊重他人,真正的共同体生活才会出现。通过对话,我 们才能学会完整地欣赏他人的独特之处,理解多样性,因为多种民族和多样文化奇妙结合的 多样性确能丰富我们对自我的真正了解。对话将激励我们所有人为建立一个真正共同体而努 力。
    文明对话以人类文明的多元性(the plurality)为前提。它承认平等与差别。如果没有平等 ,就没有共同的基点;如果没有差别,就没有沟通的必要。当平等成为对话的基础时,差别 将 使这种为对话付出的共同努力具有令人向往、必要和富有意义的成果。作为致力于对话的搭 桥铺路者,我们认识到许多传统都拥有把我们作为人类家庭的女人、男人和孩子结合在一起 的共同价值观。我们探索这些相互联系的价值观的共同努力使我们能够看到使开放和富于生 命力的共同体得以成型。我们拥有的多文化相遇的经验,我们共有的克服障碍的决心,以及 我们倡导社会关怀的承诺,已使我们深切认识到负起人类共同体的职责的至关重要价值。
        三、共同的价值观
    正在形成中的共同体召唤我们对全球局势寻求一种新的理解,这是史无前例的。在绚丽的 文化多样性中,我们是一个享有共同命运的人类家庭。随着我们的世界变得愈加相互依存, 我们必须用全球和本土两个共同体来界定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既是各自国家的成员,同时 也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世界里负有我们的职责。一种共同价 值观可以为文明对话提供和维系一种道德基础。我们意识到当今生活的复杂性可能在重要的 价值观中间制造紧张气氛。融合和协调多样性确实任重道远;个人利益和社会公益之间的冲 突不易解决;在短期所得和长远获益之间作出选择难免令人踌躇。但是,我们相信一种新的 全球相互依存的观念对培育全球和平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十诫到佛教的,耆那教的,儒教的,印度教的和许多其他经文,暴力和欺骗是最为一贯 地被抵制的,比如,由此会引起刑讯和偷盗之类的伤害。所有这些反对暴力、欺骗和背叛的 禁令为每一个社会和地方体制所熟知。它们已经被像《埃及死者书》、《冰岛的埃达》和《 薄伽梵歌》这些不同的典籍所声言。(注:西塞拉·博克:《共同价值观》,1995。)
    我们已经从一开始就宣称个人的自由必须得到保护,为了维护各种基本权利,每个人的平 等的价值必须得到所有他人的承认和尊重。这是现代西方启蒙时代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奠 定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民间社会的基础。尽管在当今任何一个社会,这些价值观都没有 得到充分承认,但是这些观念确是全人类的理想。自由、权利和个人的尊严的确是普世的 呼唤。
    不过,人类共同体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和个人自由、基本权利和人人平等一起,为我们提 供了着手反思的所有内容。对责任感的培养和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保护可以一起发挥作用,使 个人的精神发扬光大。而设有社会解体的危险。对人类责任感的鼓励和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可 以互为补充,使人们获取一片安全空间来思考和行动,不至于威胁到社会组织的形成。对彼 此行动负责的要求和对人人平等权利的承认和尊重为处理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提供了一种平 衡的介入方式。如威廉·詹姆斯所言:
    如果没有个人动力,共同体就将停滞不前;如果没有共同体的共鸣,个人动力也将消失殆 尽。
    自身与社会之间互敬互惠的积极影响在我们这个时代显示出新的意义。我们需要对此进行 个人、本土、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上的检视。我们也认识到,为了跨越争夺私利所造成的 不和,我们必须既要超越国家和区域的利害考虑,又要超越个人和地区的利害关系。历史上 的重要经验告诉我们,假如不能从两个极端的破坏形式,即支配和解体的尴尬境地中摆脱出 来,我们的理解力无法企及的全球力量会非常容易地征服我们,失控的种族和宗教冲突可以 非常容易地使我们陷入瘫痪状态。无论如何,我们希望,随着一个追求对话的全球性的共同 体的出现,有史以来我们可以第一次在真实相互交流和接触的意义上商谈我们人类大家庭的 问题。我们可以强调,全球化有其令人担忧的方面,比如,这一进程可能会带来霸权和垄断 ,但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同样地,在身份政治中尽管存在着偏见和排外主义,但对于我们 自己和我们的孩子来说,对于个人身份的追求是一个高尚的召唤和教育经历。
    我们一方面选择抵制无个性的普世主义、霸权控制和垄断性行为,另一方面也抵制种族中 心主义的偏见,宗教排外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我们相信全球化中的积极力量和对身份的真 正 追求能够在未来年代里频频产生振奋人们的精神境界的高尚的道德观。歌颂多样性和增强 共同体的有益的全球化是一种融通汇聚、相互学习和承认丰富和多样的人类遗产的积极现象 。它包容文明中的多面性与互敬互惠关系,从而使真诚的对话成为可能。在这样一种对话的 模式中,每一种文明的反响都会唤醒、鼓励和激发其他文明。结果赞美的共振是真正的世界 性的和谐,这种和谐是跨越文化界限和时间限制的。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提倡下列共同价值 观。我们相信,人道是非常值得强调的人类最基本的最普遍的价值观。如果能够被充分地认 识到,这个价值观可以帮助在各文明中促进对话;而这种对话能够极大地推进实现一种全球 价值标准的可能性。
    1.人性(Humanity,或人道)。金科玉律,无论是正面的声言(待人如己)或是消极的表示(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是为所有伟大的道德和宗教传统所共有的。它已经被1993年的 世界宗教大会确认为正在出现的全球价值标准的基本准则。我们相信金科玉律中包含的对他 人的理解、承认、接受和欣赏都会有助于我们学会人道。
    学会人道(或直言为“人”)是所有经典教育的定义性特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当我们 正在越过这个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世纪时,这一点对当代世界的挑战最具深刻意义。 人道的理想,无论是单独还是全盘地看,适用于任何环境中的个人。当我们要跨越种族、语 言、性别、本土、阶级、年龄和信仰的差别,坚信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时,我们就得要学会人 道 地对待每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一位贫穷而年老的白人,还是一位中国的商人,无论是一位 犹太拉比,还是一位穆斯林毛拉,或者是一位年轻而又富有的黑人女子。这就要求我们具有 不视区别为威胁,而是一种拓宽把握人道的机会的能力。我们已有的在宗教、文化、种族和 族群的复杂关系中抵制陈规偏见、仇恨和暴力的能力是建立在颇具价值的互惠互敬原则上。 互惠性是金科玉律的一个完整的组成部分,是一种囊括了我们所有精神传统的价值观。我们 应该强调它的重要意义。
    人类经常被定义为理性动物,因为我们明白自身利益,使自己在一个自由市场中获取最大 盈利,并且具有估计自己占相对优势和使理性发挥重要功能的能力。理性,或通情达理,对 于人际关系的建立、知识的获得、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也极为重要。然而,人道也与同情、 仁慈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价值观,人道不能仅仅通过理性来实现。是否能够人道地对待每 一具体的个人并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来自感性、信念和承诺以及知觉的结果。
    2.正义(Justice,或公正)。如果人道帮助我们与我们的人类同胞有意义地联接起来,那么 正义是将这一价值观付诸实际行动的方法。众所周知,人类世界必须是公正的,性别不平 等和种族歧视是不公正的表现。所以,在经济收入、身体状况、享有的特权和对商品、信息 和教育机会的获得等等方面出现的诸多差别也是不公正的。由于贫富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是 全 球化难以预计的消极后果,我们需要尤为关注人类家庭中被边缘化的、处于不利地位的和没 有 机会表达心声的个人和团体。这些个人和团体值得我们不懈的关心和持久的支持。我们相 信,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民族、一个区域越是有影响,有实力,就越应该负起责任来改 善人类共同体的状况。如果将一个专断的平等主义原则强加到个人或团体身上是不适用甚至 是不公正的,那么要求全球化的获益者同世界其余的人口更为平等地分享他们的资源应该是 一种公正的方法。公正意味着制定公共政策时能更为弱者着想。人道和公正是寻求一条给予 那 些被边缘化、基本权利被剥夺和处于不利地位和受压制的人们以权利的途径。
    作为公平的一种形式,公正要求更高的行为标准。根除贫困是正在出现的全球共同体中一 个引人注目的公正的事业。我们如何才能帮助穷人获得从贫困中摆脱出来的能力?我们如何 才能使妇女和孩子们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使他们从人口压力和经济不发达的恶性循环中解脱 出来?我们如何才能鼓励北方和其他经济发达的国家来援助经济贫困地区,并把这种努力当 作他们国家利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如何才能诉诸全世界人民的良心,任何地区的贫困 现象都是一种全球人类的担忧?这样的问题应该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等各个层次提出 并加以强调。
    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高峰会议有关“加快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的承诺是依据相 互依存这样一个现实的模式提出来的。如果我们把种族、文化、语言和宗教的多样性看为全 球精神资产,那么非洲就不能仅仅被描绘成HIV流行、贫困遍地、就业不足和社会结构瓦解 的 大陆。它也应该被看成是一个人类精神财富和智慧长期积累的富裕的储藏所。以南非开普顿 周围极小地区(据说其富饶可与加拿大的大片地区相比)地质和生物多样性为标志的非洲精神 ,应该是强调社会发展为全球共同事业的精神的灵感之源。非洲大陆的命运与其他大陆人类 的生活息息相关,同等重要。如果没有一个人类兴旺的总体意识,在全人类社会这个整体内 ,我们就无法适当地确保全人类的身心安全和健康。在此,非洲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 验教训。
    并非是浪漫情调或多愁善感促使我们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非洲。同情和慈善的人道使我们 和陷于痛苦之中的兄弟姐妹形成联盟。公正促使我们认识到,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生存系于世 界上的一个角落,更不用说一个濒临险情的大陆,是十分危险的。一个有限的短期的理性思 考可能难以展示非洲问题与其他地区自身利益的有形关联,但是常识告诉我们,由于相互依 存已经成为全球共同体生活的一个事实,对世界的任何一个部分茫然不知或视而不见都将对 人类的长期安全有百害而无一利。野蛮地对待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将是对人道作为一个整 体的神圣理念的贬低。
    文明对话具有全面性和总体性,全球共同体内的所有成员都是被邀的参与者。不偏不倚 的公正态度使我们确信所有愿意参加的人都应该能一视同仁加入我们的对话。建立在公平基 础上的公正态度进一步鼓励那些处于边缘地区的人们能更为积极广泛地参与对话。由于受燃 眉之急的生存问题所迫,有些人把对话视为无益之举,或仅仅为一种不必的奢侈品。从积极 介入不断取得进展的对话中,这些人特能获益非浅。事实上,参与一种无偏见的交流(如分 享他们的经历)可以帮助被边缘化了的人们改善现今处境,改变漠不关心的言行、态度和信 仰 。同时,解决紧急问题的努力和方案也可以用一种新的观点来指导。政治领导方面的不公 正(透明度、公共责任和按规则行事的缺乏)经常是经济和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通过一个比 较文化的视角,我们可以更清楚地鉴定和更有效地把握这类问题。
    3.文明(Civility或文明修养)。法治对于秩序的维持是十分重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透 明度的要求,民主政治条件下对公共责任的要求,和市民社会对于程序的要求强有力地表明 ,没有法治就难以保证安全、良治和维护权利。然而,法律作为秩序井然的最低条件,它自 身并不能产生饱满的公共精神和强烈责任感。对于全面追求公共和谐生活意义的公民来说, 一种公民伦理标准的培育是必需的。由于传统的多样性影响着世界各种族人民的思想和行动 , 没有文明的法律规范无法激发饱满的公共精神。一种没有公民伦理标准的法律体系很容易堕 落为对诉讼体制的滥用。
    文明修养补充法律规范,并且为合法性提供一种道德基础。它是一种与本国公民相处的适 当方式。如果积极的全球化趋势——那些增进沟通和互联而没有增加霸权主义的趋势——能 有助于促成一个不断扩大的、相互连接的共同体,文明修养是支撑这样一个进程的关键。没 有文明,真诚的对话就难以实现。文明在各种文化间的沟通中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愿急于 作出判断,批判性地审视自身的假定,尊重他人表达的意见而不过早给出结论,进一步取得 相关论点和说服材料等等心态,与公民伦理标准的建立是协调一致的。
    人道可以使我们与其他人建立起一种互动关系,公正帮助我们把对其他人的人道感情付储 行动,而文明修养则为个人间的沟通提供了一种合适的方式。没有文明修养,竞争将成为争 夺控制权的野蛮行为,在一种对立体系中,紧张的形势会迅速恶化为争夺权力的敌对斗争。 就其本身而言,法律条文并不会给人们提供遵从的动机,而施暴者构成一种威慑,一种由于 对惩罚的恐惧而产生的威慑。而文明修养的培育则对一个和谐社会的功能的正常运转起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如同我们设想中的一个全球公民社会中,所有文化的横断关系,包括最近 新出现的,都将促进人们相互学习,并使和平文化的培育成为可能。
    4.智慧(Wisdom)。智慧意味着整体上的理解,深刻的自知之明,远见卓识,实践意识和良 好的判断能力。一道灵感的火花可以阐明世界局势的一个方面,但对人类社会的综合把握则 需要受持续的教育。浅尝则止的学习方式是不合适的。个人知识,既是公共又是关键的经验 类的自我意识(the kind of experiential self—awareness that is both communal and critical),只有通过由谦虚驱动的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能够培育起来。如果我们只是注重于 短 期收益而以牺牲长时期的获益为代价,那可能是聪明之举,但绝不是英明之举。尽管长时段 地考虑问题是英明的,智慧(而不是推测式的思想)总能带来具体的结果。在作出判断时能够 把多种因素考虑在内是智慧的表现。尽管健康的对话要求剔除先入为主的意见,但非判断性 态度并不意味着没有良好的判断能力。英明的判断是被衡量和平衡过的;它是超越固执己见 的极端的中间之路。
    科学与技术的进展已经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加深了我们这样一种意识,即感觉到环 绕着我们这个世界的伟大宗教和哲学传统与我们接受的教育无关。当然,全球化已经极大地 拓展了数据、信息和知识,以便我们用来使用和消费,但它实质上也破坏了由来已久的学习 方法,特别是传统的获取智慧的途径。我们不应该把数据与信息、信息与知识、知识与智慧 混淆起来;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变得英明,而不是仅仅地掌握信息和知识渊博。有三件事数据 和信息难以教给我们。
    第一是倾听的艺术。倾听比观看要求更多的耐心和宽容。没有耐心,我们可以倾听但抓不 住要旨,把握不住微妙的含义;没有宽容,即使我们想方设法理解别人所言,要旨还是难以 在我们的心灵和思想深处留下印记。通过深层次的倾听,我们真正与他人相遇相交。本土人 可以教给我们不仅如何相互倾听,而且如何倾听自然的声音。只有通过深层次的倾听,我们 才能理解什么是通过耳朵沟通的。
    第二是面对面的沟通。这是最普通和简单的谈话方式,但也是最具挑战性和报答性的谈话 方式。电话里的对话,或通过更为先进的电子仪器的谈话,都不能替代面对面的交谈。伙 伴必须有这样的沟通。面对面的沟通是人类互动的最持久的方法,并且是概而言之的最可靠 的价值观的交流方式。如果它被降级为可有可无,那么我们就难以有变得英明的机会。
    倾听的艺术和面对面的沟通对于我们接近第三件事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祖先智慧的积 累。正是因为我们在现代世界上面对如此之多的数据、信息和知识,我们比以往更需要急于 获取智慧。伟大的宗教和哲学传统教导我们如何成为完整的人。前辈们与生活艺术相关联的 积累起来的智慧物化于既有社会的典型之中。只有通过典范式的教育,典范教育而不是言辞 教育,我们才能学会成为完整的人。我们无力切断我们与使我们的生活富有意义的精神资源 之 间的联系。我们努力赶上那些在我们的社会中树立起最具鼓舞作用的完整意义上的人,不仅 用我们的头脑,而且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整个身躯。具体化了的学习方式是不能仅仅通过 模仿来完成的。可以理解,语言、历史、文学、古典、哲学、宗教、和文化人类学——文理 科教育中的主题——帮助我们获得智慧并永不落伍。
    学习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需要品行建构而不是获得知识或内化技巧。在当代世界,文化能 力和技术能力一样是工作良好所必需的。而道德则和认知能力一样是个人成长的关键;没有 前 者,社会的道德建构就将被破坏掉。对于人类共同体的健康而言,精神上的理想与实践和相 应的物质条件一样,是绝对重要的。文化能力也是非常需要的。没有读书和写字的能力,没 有一种历史的意识,没有一种文学的品位,或经典作品的基本知识,我们也可以达到公民资 格的基本要求,但我们对国家公民生活的参与将陷入枯竭的境地。道德的智力(Ethical int elligence)对社会稳定是必不可少的。精神的理想与实践对有闲阶级也不是可有可无的 奢侈品;它们是界定一种文化的特性和一种明晰的社会精神特质的精神生活的完整的一部分 。
    5.信任(Trust)。在智慧可以深化文明间对话内容的同时,使对话可以持续的价值观是信任 。它是真正的沟通的支柱。没有信任,我们就难以促进任何有意义的对话。信任并不是盲目 的。它是进入与其他人对话的理性选择。它是超越恐惧心理的最低条件。除非我们能够从作 茧自缚中解脱出来,面对未知世界的挑战,我们将永远超越不了我们的利己主义、裙带关系 、地方观念和种族中心主义。不信任抑制任何跨文化的共同努力,阻止和平文化的成长。信 任是对一个不断壮大的共同体的可能性的承诺。它是相互尊重与理解的源泉。信任可以使我 们把接受他人作为目标,而不是达到目标的手段。
    信任并不与健康的怀疑论或批判精神相对立,但它从不敌视他者或对实际的事态采取怀疑 态度。尽管世界上存在紧张的情况与冲突,但信任包含探索与那些被陈规框入激进的他者 之间的共性和共享(sharability)的一种意愿。与一个按习惯被标为敌人的陌生人进入一项 共 同的事业是勇气。通过信任,我们把尊重他人作为一项原则,同时也作为一个出发点。一个 容易相信的人有时可能失望和被欺骗,但破坏性的经历并不能使他或她偏离继续在家庭、社 会和国家之内和以外继续沟通的责任。信任包括恪守承诺和观察一个人的整个行动,但它是 受一个更高水准的权利原则支配的。如果恪守承诺对一个人的整体健康有害,如借钱给一个 滥用毒品的人,违背承诺是正确的;如果一个起始的行动可能导致未预料到的伤害,如一个 有害环境的发电厂的发展,停止行动是正确的。
    由于正确与公正紧密相连,与信任也就连在了一起。信赖他人的正直是公平和值得尊敬的 。在任何商务交易和合同协议中对信任的需求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个人和文化间沟通中的 信任更为重要。尽管法律行动可以用来修补商业上的不当行为或违约行为,但由于缺乏信任 而使个人和文化间沟通的可能性随意蒸发掉所造成的损失是全面的。公平的意识可以促成一 种信任的精神,有了信任才能将公正容易地付诸实践。同样地,一个人道的人是容易信任和 值得信任的。受同情心和怜悯心的驱动,一个人道的人可以建立一个不断扩充的人与人之间 和 跨文化的关系网络。信任隐含与这种关系之中。有了信任,法律约束只是预防措施。当各 种族和文化中的交换被真诚地传导时,文明修养充满这一过程,相互学习也就得到了保证。 如果我们相信文明间的对话,我们不仅可学到我们自己的传统中的智慧,而且学到整个人类 共同体所积累的智慧。
    以上列举的五种价值观,人道、公正、文明(修养)、智慧和信任仅仅是进行文明对话所需 的部分价值观,并不能囊括一切。依据这些价值观来举行不同文明之间有效而丰富的对话是 必需的。同时这些价值观也可以通过实际的对话过程得到加强。它们是共同的价值观,已经 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和不同的文本中被所有的精神传统阐述过。这些价值观可以通过举证范例 、故事分享、宗教传道、道德教诲,特别是通过对话来传授。
    这个讨论的思想可以通过一个简单图形展示出来,这个图形包括两个命题:(1)全球化可能 导致无个性的普世主义,这种普世主义忽视差别,蔑视支配性权力;它也可能导致一种真诚 的全球共同体意识。(2)对身份的追寻,借助于种族中心主义的偏见和排外主义者的暴力, 可能导致有害的分裂;它也可能引导出一条全球沟通和对多样性真正尊敬的可靠之路。文明 间的对话是我们发展一种和平文化的最佳期望。它是可取的,因为它能够帮助防止无个 性的普世主义的崛起和危险的分裂。它是必需的,因为它为所有和我们一块儿分享这个星球 的人们提供了一条通往强调我们的恐惧和担心,丰富我们的生活质量的道路。
    [本文译自联合国“文明对话”知名人士小组集体编撰的《跨越界限:文明间的对话》(Cro s sing the Divide—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published by the School of Diplomac 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eton Hall University,South Orange,New Jersey(U.S. A),2001.)一书的第二章《对话的语境:全球化与多样性》(“The Context of Dialogue:G lobalization and Diversity”)。本章由杜维明先生撰写,中译稿未经作者本人最后审阅 ;译文根据李若虹女士的校对作了不少改动,本刊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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