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意大利“南方问题”的缘起和发展
张雄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3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1年06期第84～94页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张雄，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
一、“南方问题”的渊源
重视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关注文明和未来的一种方式。我国现阶段世界历史研究中，比较关 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对发达国家中的发展问题注意不够。意大利“南方问题”作为意 大利近现代史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早已引起意大利史学界的重视，可能成为同一时期研究 最多的问题（注：马尔切洛·弗洛雷斯、尼古拉·加莱拉诺：《现代历史导论》(Marcello Flores e Nico la Gallerano,Introduzione alla Storia Contemporanea)，布鲁诺·蒙达多里出版社1995 年版，第154页。国内学者比较成系统的研究是罗红波教授的文章：《意大利南北发展不平 衡及其启示》，《欧洲》1997年第1期；《意大利的计划与市场》，《欧洲》1993年第3期。）。从该问题产生以后到墨索里尼时期，有关“南方问题”的论著有20多种（注：《意大利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Italiana)，意大利百科全书出版社第23卷，第151 页。）。二战后也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注：塞尔维奥·鲁索：《近40年关于南方的史学》(Servio Russo，“La Storiografia sul M ezzogiorno nell’Ultimo Quarantennio”)，C.卡西纳主编：《当代意大利史学》(C.Cas sina,a cura di.,La Storiografia sull,Italia Contemporanea)，花园出版社1991年版， 第315—329页。）。“南方问题”不仅早已成为影响意大利全面现代化的重 大问题，也正在成为欧盟内部、甚至整个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地区发展问题。意大利已经成为 欧盟 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空间分布最不平衡的国家（注：M.M.费希尔、P.尼伊坎普编：《欧洲一体化的空间动力：世纪之交的地区和政策问题》( M.M.Fischer & P.Nijkamp,eds.,Spacial Dynam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Regional a nd Policy Issue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施普林格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尽管意大利还没有见到流血，北方 和南方之间的冲突，正在以相同的方式朝着东欧的方式发展。”（注：简·施奈德主编：《意大利的“南方问题”：一个国家的东方主义》(Jane Schneider,e d.,Italy’s“Southern Question”:Qrientalism in One Country)，伯格出版社1998年 版，第2页。）著名历史学家卡尔洛·齐 波拉认为，南北方的差距已经成为今日意大利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将决定未来几十年意 大利的命运（注：卡尔洛·齐波拉主编：《中世纪到今天的意大利经济简史》(Carlo Cipolla,a cura di, Storia Facile dell’Economia Italiana dal Medioevo a Oggi)，阿诺尔多·蒙达多里出 版 社1995年版，第Ⅺ页。）。
意大利南、北方分界线有不同的划分法。中央统计局采取北部、中部和南部的三分法；而 意大利宪法则将南部进一步划分为大陆南部和岛屿南部（注：拉塞尔·金：《意大利工业地理》(Russell King,The Industrial Geography of Italy )，鲁姆·赫尔姆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鉴于本文讨论的历史跨度，意大 利“南方”主要是一种社会—政治概念，即首都罗马和亚得里亚海滨城市佩斯卡拉及其岛屿 连线以南的地方（包括拉齐奥南部），面积占全国42%，人口占37.43%（1951年人口统计）的地 方（注：朱塞佩·马马雷拉：《意大利当代史，1943—1998年》(Giuseppe Mammarella,L’Itali a Contemporanea 1943—1998)，博洛尼亚磨房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意大利的“南方问题”实际上包含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前者主要把它理解为一个南、北 方的经济差距问题，时间上大都从完成政治统一开始；后者则包含更多的东西，包括经济、 政治、社会、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甚至种族方面的差距和差异，时间上可以追溯到政治统 一以前的久远时代。照狭义解释，意大利“南方”成为这个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 一个“问题”，已经有130来年时间。这与政治家及历史学家帕斯夸莱·维拉里1875年在《 观点》杂志(L’Opinione)上发表的一系列信件相关（后来结集出版）（注：帕斯夸莱·维拉里：《南方通信》(Pasquale Villari,Le Lettere Meridionali)，莫利 耶出版社1878年出版。）。他呼吁思想家和学 者调查研究南方的状况，从而对意大利文化知识精英产生了很大影响，引起广泛注意（注：皮耶罗·贝维拉夸：《意大利的政府和被统治者》(Piero Bevilaqua,a cura di,Govern o e Governati in Italia)，埃依纳乌迪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注释1。）。因 此可以说，帕斯夸莱·维拉里是意大利“南方问题”之父。第二年，两个托斯卡纳学者S.松 尼诺和L.弗朗凯蒂发表了他们对西西里岛的调查报告。G.福尔图纳托成为19世纪80年代到第 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最著名的南方问题学者（注：罗萨里奥·维拉里：《现代世界：工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Rosario Vill ari,Il Mondo Contemporanea:Capitalismo Industriale,Imperialismo e Socialismo)， 拉 泰尔扎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页。）。其他加入进来的南方问题学者还有A.D.维蒂· 德·马尔可、F.S.尼蒂、G.萨尔维米尼等人。通过他们的努力，“南方问题”逐渐在意大利 现实生活中凸显出来，成为意大利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地区发展问题。
国家统一是“南方问题”浮现出来的主要背景，但是学者们的理解却有差异：一些学者坚 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埃米利奥·塞雷尼的著名论点，即通过资本主义市场的日益扩大，政 治统一完全暴露了这个国家业已存在的问题——南部经济的结构性“落后”；另外的学者遵 循 葛兰西的传统，认为政治统一为南方保守的农业集团提供了一个和北方工业家集团结成联盟 的机会，这个所谓的“历史集团”导致了经济上的二元主义，使南部永远成为国家经济发展 的边缘。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这种南北统治者合流的本质：“资产阶级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时 期和那以后取得了政权，但是没有能够而且也没有想要彻底实现他们的胜利。”（注：恩格斯：《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 965年版，第524页。）也有学者 受依附学派观点的影响，把意大利的政治统一干脆说成是使南部殖民化，或者认为北部殖民 者强行破坏了南方的现有工业，把南方转变为北部的商品和廉价劳动力市场，或者从政治上 强调北方对南方的征服（注：简·施奈德主编：《意大利的“南方问题”：一个国家的东方主义》，第28页。）。尽管这些观点有分歧，但是都表明“南方问题”出现的直接原因 是一场政治大变动的结果。
但是史学界也有学者认为“南方问题”产生于政治统一之前。马尔塔·佩特鲁塞维茨认为 起 源于1848年（注：简·施奈德主编：《意大利的“南方问题”：一个国家的东方主义》，第27页。）；齐波拉认为“南北差距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的现象”（注：卡尔洛·齐波拉主编：《中世纪到今天的意大利经济简史》，第Ⅻ页。）；路易吉 ·德罗萨认为“‘南方问题’并不产生于政治统一，而是植根于南方的历史中”（注：简·施奈德主编：《意大利的“南方问题”：一个国家的东方主义》，第27页。）；科拉 多·巴尔巴加洛等人认为“南方经济的相对萧条起源于古代世界”（注：科拉多·巴尔巴加洛：《南方问题》(CorradoBarbagallo,La Questione Meridionale) 第2—4章，那波利1913年版；转引自R.S.埃克考斯：《意大利经济发展中的南北差距》(Ric h ard S.Eckaus，“The North-South Differential In It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20卷，1961年9月第3期，第286页。）。这些观点都把“南方 问题”产生的时间提前到政治统一以前，但是到底在这之前多久，却没有共同的答案，近者 到中世纪，远者上溯到古罗马时代。这里的“南方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包 含更多的内容。但是这种观点和上述观点并不矛盾，一个侧重问题的正式形成，另一个则强 调问题的渊源。从理解问题的角度看，两者都有合理性。因为“南方问题”的形成的确是长 期的，内容也是复杂的。
令意大利政府头疼的黑手党，其历史就不是从政治统一开始。黑手党是一个西西里词汇， 原 意是“大胆”“勇敢”的意思，当初是一个地道的巴勒莫词汇。从1863年朱塞佩·里佐托的 方言喜剧《神甫住所的黑手党人》上演后流行开来（注：贾科莫·德沃托、吉安·卡尔洛·奥利：《意大利语词典》(Giacomo Devoto e Gian Ca rlo Oli,Il Dizionario della Lingua Italiana)，莫尼耶出版社1990年版。）。两年后，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 件中，首次将它称为一个恶性的犯罪秘密组织。关于这个词的来源还有种种说法（注：克莱尔·施特林：《章鱼：国际西西里黑手党伸长的触角》(Claire Sterling,Octopus: The Long Reach of the International Sicilian Mafia)，诺顿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6 —47页；黄昌瑞：《黑手党：意大利社会的不治之症》，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A.尼古拉·卡雷洛：《北方问题：意大利参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南方的欠发达》(Adrian Nicola Carello,The Northern Question:Italy’s Participation in the European Econ o mic Community and the Mezzogiorno’s Underdevelop ment)，特拉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 版，第124页。马尔切洛·弗洛雷斯、尼古拉·加莱拉诺：《现代历史导论》，第158—159 页。）。作为一 个术语，尤其是作为官方定义的恶性犯罪组织的“黑手党”产生于政治统一初期，但这种组 织的历史渊源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和“南方问题”息息相关的生态问题，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意大利自然条件是世界几大古 典文明中心最差的。意大利山地面积占38.7%，丘陵39.7%，平原21.6%，在欧洲共同体国家 中，只比希腊好一点。南方在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统治时期，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在其他时间，南部人没有很好利用、甚至滥用环境资源。这些“过程或许在本质上是 物理方面的，但是它们的加剧和重复出现，及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却是由于人类的干预” （注：拉塞尔·金：《意大利工业地理》，第8页。）。坎代洛罗指出，意大利环境恶化滥觞于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2世纪加剧，此后时好时坏 几乎直到今天，成为意大利许多地区的真正的祸害（注：乔治·坎代洛罗：《意大利近代史》(Giorgio Candeloro,Storia dell’Italia Modern a)第11卷，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
经济上也是如此。公元11世纪以前，南部作为阿拉伯—拜占庭文化区域，发展程度比加罗 林 —蛮族统治下的北方要高。甚至10至13世纪的南方和西西里岛也是意大利最繁荣的地方， 当阿马尔斐共和国的船只跑遍整个地中海的时候，佛罗伦萨只是一个孩子（注：《意大利百科全书》，第150页。）。但是几乎在同 时，北部开始工业化，工业北部、农业南部的格局初露端倪。北方相应形成由自由职业者、 工商业企业家和工匠组成的复杂社会结构，南部逐渐形成一种由贵族和农民组成的简单的社 会结构。除了由于意大利经济过于早熟，17世纪经济陷于衰落时期（注：卡尔洛·齐波拉：《意大利的衰落：一个完全成熟的经济案例》(Carlo Cipolla,“The Decline of Italy:The Case of a Fully Natured Economy”)，《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5卷，1952年第2期，第178—187页。），南北差距有所缩小外 ，差距再也没有缩小过。
总之，影响“南方问题”的不少因素都可以追溯到统一以前，南北方总的历史发展轨迹是 ：在农业文明时代，南方明显比北方发达；在工商业文明时代开始后，北方比南方占有优势 。除非遇到经济衰退的情况，这种态势再也没有颠倒过来。
“南方问题”包括多种内容，首先是经济方面的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问题的基础 。“如果要对国家南北两部分和社会的发展作一个评价的话，应该说南北不平衡在19世纪前 60年最为严重。”（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意大利经济史：从统一到今天》，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第61页。）国家统一时，北部人口占全国的44.5%，南部占39.1%；牛的存栏量北部 占46%，南部19%；比珠产值北方88%，南部3%；呢绒业北部62%，南部25%；人均道路里程和 识字率北方45.%，南部25.9%（注：卢恰诺·卡法尼亚：《意大利经济二元主义起源讨论》(Luciano Cafagna,“Discussion of the Origins of Italian Economic Dualism”)，G.费代里科主编：《1870年以来意大 利的经济发展》(Giovanni Federico,ed.,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taly since 187 0)， 爱德华·埃尔加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635页。）。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南北差距已经不小。“政治复兴”完 成后，意大利开始进行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复兴，成就巨大。据格尔申克隆研究，意大利 的工业生产在1881—1888年达到国家统一后第一个发展高潮，工业年均增长率4.6%，1896— 1908年为第二个高潮，增长率6.7%，1881—1913年为3.8%（注：A.格尔申克隆：《经济落后的历史问题》(A.Gerscenkron,Il Problema Storico dell’ Arretratezza Economica)，都灵埃依纳乌迪出版社1965年版，第75页；乔治·坎代洛罗： 《 意大利近代史》第7卷，米兰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1951—195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 均增长率5.5%，1958—1963年间达到6.3%（注：马可·梅里吉：《19世纪以来至今的意大利北方简史》(Marco Meriggi,Breve Storia d ell’Italia Settentrionale dall’Ottocento a Oggi)，多尼泽利出版社1996年版，第23 —24页。）。在1951—1963年，意大利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了 一番，工业生产总值翻了两番还要多（注：卡特林·布里斯：《意大利史》(Catherine Brice,Histoire de L’Italie)，阿斯捷出 版社1992年版，第443页。）。在国际范围内，1950—1960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 总值年均增长率是5.9%（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18世纪到今天的意大利工业》(Valerio Castronovo,L’In d ustria Italiana dall’Ottocento a Oggi)，阿诺尔多·蒙达多里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 —276页。），次于西德的7.8%，日本的7.3%，但在1958—1963年间的增长高峰 期 则仅次于日本的11.1%，为欧洲最高。从更长时间看，1950—1996年意大利年均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率为3.4%，在欧洲次于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分别为3.7%），在亚洲次于日本的5%（注：维拉·扎马尼：《从工业革命到欧洲一体化》(Vera Zamagni,Dalla Rivoluzione Indus triale all’Integrazione Europea)，磨房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考虑到1861—1951年间意大利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只有0.9%—1.1%（这还是经过学 者重估原中央统计局0.8%后得出的数字）（注：乔瓦尼·费代里科：《1860—1940年的意大利：一个所知甚少的成功故事》(Giovanni F ederico，“Italy,1860—1940：A Little-Known Successful Story”)，《经济史评论》 第 49卷，1996年第4期，第764、767页。）的事实，以及意大利能源缺乏等不利条件，可以 说意大利是当时欧洲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是“奇迹中的奇迹”，与亚洲的日本成为这个 时期工业化的双子星座。
现代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呈现出鲜明的地区特点。1889—1893年间 ，西北部皮埃蒙特、里古里亚和伦巴第的人均工业产值分别为135（全国平均为100）、185、1 95，西北地区共计169；东北部和中部的威尼托、埃米利亚、托斯卡纳、马尔凯、翁布里亚 和拉齐奥分别为112、85、115、76、102、100，整个地区为100；南部地区阿布鲁佐、坎帕 尼亚、普利亚、巴西利卡塔、卡拉布里亚、西西里岛、撒丁岛分别为49、100、75、47、49 、81、83，整个地区为78。西北部超出全国平均水平69%，其中伦巴第几乎超出1倍(95)；中 部地区和全国持平，有两个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南部地区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78%，西 北部的46%，7个地区中只有1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3个低于全国水平50%（注：A.G.埃斯波斯托：《意大利工业化和格尔申克隆的“大推动”：地区分析》(Alfredo G. Esposto,“Italian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Gerschenkronian‘Great Spurt’：A Re gional Analysis”)，《经济史杂志》第52卷，1992年6月第2期，第356—357、357—361页 。）。同期各地区工 业产量占全国的份额是：西北部40.9%，东北部、中部31%，南部是28%；人均年工业产量增 长率相应是3.8%、1%和0.2%。可见，南部工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北部仍然在发展。而且 这是在经济危机时期，何况在工业高涨时期呢。和1911年的情况进行对比，更加清楚：3个 地区工业产量占全国的份额，北方从40.9%上升为54%，中部从31%下降为28.8%，南部则从28 %下降到17%；人均工业产值，北方从169上升为236，中部为100，南部则从78%下降到53%； 从 具体工业部门来看，南部和北部的差距也在继续扩大（注：A.G.埃斯波斯托：《意大利工业化和格尔申克隆的“大推动”：地区分析》，《经济史 杂 志》第52卷，1992年6月第2期，第357—361页；维拉·扎马尼：《意大利工业化与地区不平 衡：焦利蒂时代回顾》(Vera Zamagni,Industrializzaione e Squilibri Regionali in It alia:Bilancio dell’Età Giolittiana)，磨房出版社1978年版，第188-189页。）。直到1994年中央统计局数字表明， 北部、中部和南部贫穷人口占各自地区人口的比例为4.5%、6.7%和22%（注：保罗·金斯伯格：《当代意大利：家庭、市民社会、国家1980—1996年》(Paul Ginsbor g，L’Italia del Tempo Presente:Famiglia,Società civile,Stato,1980—1996)，埃依 纳乌迪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对于意大利南方 来说，工业化进程如同16世纪海道大通对意大利的命运一样，打击都是致命的。
南北方分离主义的发展是“南方问题”政治方面的表现。意大利的历史分多合少，生活在1 3和14世纪的大多数意大利人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意大利”这个单词（注：特里萨·汉基：《但丁时代公民对意大利的感情》(Teresa Hankey,“Civies Pride ver su s Feelings for Italy in the Age of Dante”)，转引自A.P.史密斯主编：《中世纪欧 洲人》(Alfred P.Smith,ed.,Medieval Europeans)，麦克米兰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西西里是南方分裂 主义的大本营。马克思写道：“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和任何其他人民像西西里 和西西里人那样，受到过如此痛苦的奴役、政府和外来压迫、进行过如此不倦的争取自身解 放的斗争。”（注：马克思：《西西里和西西里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第49页。）在西西里人眼里，“国家是敌人，无论它是诺曼征服者，还是波旁国王，抑 或是现代意大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安德烈亚·费诺基诺·阿普利雷领导的分裂运动坚 持了4年多(1943—1948)，分裂主义达到高潮。“北方联盟”的崛起集中体现了北方的分裂 主义传统，“南方问题”的久拖不决，唤醒了北方中世纪培养起来的自治传统，抛弃政治复 兴运动先哲们关于统一国家的理想。“北方联盟”的目标是实现区域自治、特别是财政和政 治—行政自治。1993年的全面抽样调查组表明，虽然“非常赞同”“在我们地区征收税款的 大多数应当用于原地”的人数不到一半(43%)，但是对此持“强烈赞同”的北方联盟的投票 者几乎达2/3(63.6%)，同意“最好是北方与中部和南部分裂出来”观点的人有19%，而在北 方联盟党人中，这个百分比是34%（注：萨尔瓦托雷·塞基：《正在解体的意大利：90年代的意大利》(Salvatore Sechi,Decons tructing Italy:Italy in the Nineties)，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281- 285页。）。
有组织犯罪是“南方问题”在社会方面的重要表现。黑手党能够从中世纪经过近代一直延 伸到现代民主社会，关键因素在于它植根于南部的土壤之中，其对暴力的滥用击中了现代民 主社会的要害。意大利的国家机器本身也有问题，它们和黑手党经常进行权钱交易，形成 了“在地方社会和政治家之间的中间人是黑手党，在和黑手党与国家机构之间的调停人是政 治家” （注：保罗·金斯伯格：《当代意大利：家庭、市民社会、国家，1980—1996年》，第378页。）的局面。“1860—1924年间没有一个被选进议会的西西里政客没有打上黑手党的烙 印。”（注：罗萨里奥·波马、恩佐·佩罗内：《黑手党：爷爷与孙子》(Rosario Poma and Enzo Pe rrone,La Mafia:Nonni e Nipoti)，瓦莱基出版社1971年版，第50页；转引自克莱尔·施特 林：《章鱼：国际西西里黑手党伸长的触角》，第47页。）现在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意大利法官把黑手党称作“社会的癌症”。
文化、种族和宗教因素在“南方问题”中的影响不可忽视。1860年10月，政府特使法里尼 从南方写信给首相加富尔说：“多么野蛮！这里哪儿是意大利！这是非洲：和这些农民相比， 连贝都因人都是文明道德的花朵了。”（注：《加富尔通信集：南方的解放和意大利王国的形成》(Carteggi:La Liberazione del Me zzogiono e la Formazione del Regno d’Itali)第3卷，博洛尼亚1955年版，第208页；转 引自D.福尔加斯、R.拉姆利：《意大利文化研究》(David Forgacs and Robert Lumley,eds .,Italian Cultural Studie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1992年4月，“北方联盟”的领导人翁贝托·博西 在评论当年议会选举时说：“北方选择了联邦主义和欧洲，南方选择了非洲和法西斯主义。 ”（注：《共和报》(La Repubblica)1992年4月7日。）从法里尼到博西，虽然时代相差遥远，不难看出南方与北方文化心理差异的某种继承性 。19世纪后期，随着资产阶级刑法人类学派创始人切萨雷·隆布罗索学说流行，从人种差异 研究犯罪问题，解释意大利南北差异，认为南方种族比北方种族低劣。这个观点并不科学， 但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以致《意大利百科全书》也认为，种族差异是导致南北差异的首要 原因（注：《意大利百科全书》第23卷，第150页。）。国家统一后天主教加强了对南方农村的控制，希冀“复兴”天主教昔日的权威。主 要代表农业文明时代价值观的天主教，长期抗拒现代世俗国家和工业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加 剧了南方的落后。
二、意大利政府与“南方问题”
意大利政府在南方问题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双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南方问题”， 但也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了努力。限于篇幅，这里仅就经济方面的情况进行探讨。
统一之初，意大利统治阶级对南北差距有一定认识。加富尔在第一届议会开幕前写的信中 说：“今日之任务较过去更为艰巨、更为棘手。创立意大利、把组成意大利的各种不同融为 一体、协调南北两部分，这一切与反奥战争、反罗马斗争同样困难。”（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意大利经济史：从统一到今天》，第65页。）马西莫·达泽利奥 大声疾呼，“我们已经制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制造意大利人。”（注：T.戴蒂、G.戈齐尼：《当代史I：19世纪》(Tommaso Detti e Giovanni Gozzini,Storia Contemporanea I:L’Ottocento)，布鲁诺·蒙达多里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国家统一本来是 采取有力措施消除南北现有差距的机会，然而政府没有专门的南方政策。当时政府只有一些 全国性政策涉及南方。政府首先加强军事和政治控制，确保“复兴运动”的成果。以皮埃蒙 特为主体的北方官僚队伍，始终把维护政治统一放在首位，在全国大力推进“皮埃蒙特化” 。其次，政府进行的土地、债务、税收、关税、银行、教会土地等方面的改革，有涉及南方 的内容，但由于北部工业需要对工业化补上原始积累一课，所以南部付出的东西往往比获得 更 多。再次，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北方，南部的份额无足轻重，1862— 1924年间国家全部水利工程开支中，北方为49.4%，中部42.5%，南方只有8%强（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意大利经济史：从统一到今天》，第67页。）。统一后那 波利的命运见证了南部经济的衰落，1862年这个城市的人口超过热那亚约4倍，但到1990年 仅 是它的2倍多一点；1862年那波利的人口2倍于都灵，而1900年刚超过它1/3（注：《意大利百科全书》，第151页。）。
建国不久，公共工程部长P.S.曼齐尼提出通过专门立法方式干预南方发展的思想，但直到1 897年才颁布第一个有关南方发展的专门法律《撒丁岛开垦法》，此后焦利蒂领导“国家在 南方进行了相对长期的、较为现代化的干预”，颁布了一批干预南方的法律（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意大利经济史：从统一到今天》，第69、179—198、179— 182页。），主要涉及巴 西利卡塔（注：19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上遭到的打击最重，是意大利人口数量绝对减少的惟一一个地区 。）(1904)、那波利(1904)、卡拉布里亚(1906)、南方各省和岛屿(1906)等地区（注：罗萨里奥·维拉里：《现代世界：工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第234页。）， 内容包括国家治理疟疾和发放奎宁、小学教育、幼儿园、工业化、土壤改良和分割大土地所 有制等。焦利蒂的努力正好和意大利“世纪末危机”、第二个工业化高潮(1896—1908)相吻 合，不难看出他的用意所在。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敏锐地意识到，快速的工业化使南北 差距日益扩大，开始威胁统一国家的存在，他力图阻止这种趋势的扩大。“南方主义者”的 大声疾呼也起了重要作用。另外，国家统一以来中央政府对南方始终小心提防，害怕专 门的立法会助长南方分裂主义。可见南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是意大利中央集权体制的恶果 之一。政府更为关注意大利与欧洲其他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认为意大利需要强化北方工业 化来实现“追赶式”发展。国内的南北差距只好让位于外部阿尔卑斯山南北之间的差距。焦 利蒂政府的南方经济政策就是让南方“配合”北方的工业化，服从全国大局。所以有学者认 为，南方只是为北部经济提供工业品的市场、剩余资本投资场所以及资本、廉价劳动力和农 产品的储水池（注：A.尼古拉·卡雷洛：《北方问题：意大利参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南方的欠发达》，第34 页。）。焦利蒂的努力尽管失败了，也有积极意义：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工业化进程 后， 中央政府毕竟开始意识到南北差距的严重性，开启了国家立法干预南方问题的传统。总 的说来，整个自由意大利时期政府解决南方问题的成效不大，南北差距继续扩大。以致有学 者这样认为，政府在1900年以前对南方发展没有做什么事情，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也做的很 少（注：乔瓦尼·费代里科：《1860-1940年的意大利：一个所知甚少的成功故事》，《经济史 评论》第49卷，1996年第4期，第779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尼蒂政府制定了一个改造南部的计划。这个计划可能是建立在先 前由他主持并获得政府支持的一个关于南方农民的调查报告基础上的（1909年发表）。计划内 容是在南方建立水利设施、建设大型水电站用于灌溉和提供工业动力。尼蒂的计划得到知识 分子、社会党改革派、自由民主派技术人员、以及大型财团和电力集团的支持，但也遭到一 些重要部门的反对。虽然只是部分兑现，但它对南部社会仍然有重要影响，有学者把这些努 力誉为“特殊的现代化形式”（注：马尔切洛·弗洛雷斯、尼古拉·加莱拉诺：《现代历史导论》，第156页。）。
法西斯政府在解决“南方问题”上也做过相当努力，希望“重振”南部。首先，政府发起 “反黑手党之战”，严厉镇压黑手党。这是法西斯政权发动的诸多“战争”中惟一真正获得 胜利的“战争”。巴勒莫的凶杀案从1924年的278起急剧下降到1928年的25起，连《纽约时 报》都惊呼：“黑手党已经死亡，新西西里已经诞生。”（注：克莱尔·施特林：《章鱼：国际西西里黑手党伸长的触角》，第51页。）其次，进行农业改革和象征性发 展一点工业。政府在1928年发起的“小麦战役”和“综合土壤改良战斗”，在南方分割大土 地所有制、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建设道路、疏浚港口、治理疟疾、改良土壤、鼓励粮食生 产、发展教育、引进现代生活方式。政府在那波利、塔兰托等地象征性发展一点工业。通过 政府努力，粮食危机有所缓和，建成的公共工程对50年代大规模开发南方不无益处。但总的 说来，法西斯农业政策是失败的，从而决定了南方政策的失败。1925—1940年意大利农业比 1897—1925年增长缓慢得多。年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从1894—1913年的2.49%下降到1920—1 939年的1.82%（注：舍·克劳：《意大利经济史》，第449页，转引自戎殿新：《评战后意大利的“经济奇迹 ”》，《西欧研究》1989年第2期，第21页。）。1938—1951年南方人均收入，从占全国平均水平的53.6%下降到33.5%（注：路易吉·德罗萨：《战后意大利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工业生产仍旧集中在“工业三角”地区，工业北部和农业的基本格局没有实质性变化。究其 原因主要有：政府的投资重点仍然在北部；和统一后的“皮埃蒙特邦”一样，法西斯势力仍 然是以北方发达地区为基础的政治势力，比较忽视南方经济发展；法西斯政府鼓励人口增长 ，同时限制向国外移民，增加了南方的贫穷。不过，意大利有的史学家主张将法西斯意识形 态和历史分开进行研究，这个时期的南方政策尚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政府对南方进行大规模干预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首先是50年代初期的土改。为了对付南 方日益激烈的占地运动、发展农村生产力和争取农民选票，政府先后颁布了三个土改法：《 西拉法》（1950年5月12日）、《临时法》（1950年10月21日）和《西西里地区法》（1950年12月 27日），没收或赎买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据此分配土地749，210 公顷（注：波河三角州47，942、托斯卡纳和拉齐奥的马雷马和富齐诺210，097、普利亚和卢卡尼亚 196，937、卡拉布里亚的西拉地区84，865、西西里108，253、撒丁101，561。），在60年代受惠家庭为109，425个，其中自耕农占7.6%，对分农占40.4%，雇农占52% （注：朱塞佩·马马雷拉：《意大利当代史，1943—1998年》，第155—156页。）。事实证明，改革目标都没有达到，反而带来了土改机构政治化、小土地所有制盛行、荒 地生产低下、农民技术落后等问题，导致数百万农村劳力拥向城市。当时没有土地的农民总 数大约有600万，这项改革乃是杯水车薪，广大农民的政治和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195 9年南方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5%，西北部为164%；到1987年，南方人均收入 只上升了2个百分点，达到68%（注：布里安·阿赫阿姆：《制度、外部因素和意大利南部经济增长：1861—1914年棉纺织工 业作证》(Brian A’Hearn,“Institutions,Externalities,and Economic Growth in Sout h ern Italy:Evidence from the Cotton Textile Industry,1861—1914”)，《经济史评论 》第51卷，1998年第4期，第734页。）。当然，土改的作用还是重要的，它表明“南方问题”的确 已经引起执政高层的重视，决心解放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从分配上推动了南部农业社会的 发展，为大规模“南方开发计划”的出台创造了条件。
其次，大规模南方发展计划。1950年8月10日意大利颁布了第646号法律，政府草拟了一个 南方公共工程10年计划，配置1万亿里拉资金，每年投入1000亿里拉。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 “南方公共事业特别工程基金局”。最初5年主要投资农业（占基金的75%）和基础设施，后5 年侧重于工业化政策（注：维拉·扎马尼：《从边缘到中心：1860—1990年意大利第二次经济复兴》(Vera Zamagni ,Dalla Periferia al Centro:La Seconda Rinascita Economica dell’Italia 1861—199 0) ，磨房出版社1993年版，第472页。）。参与该计划的还有国家银行和一些信贷机构。最有名的信贷机构有 这 样3家：意大利南方经济发展银行、西西里工业投资地区银行和撒丁工业信贷银行，它们在1 953—1959年间在南方投入资金达1920亿里拉。1965年，政府开始考虑将南方开发纳入国家 一般经济计划，即第一个5年计划(1965—1969)。1965年6月26日颁布第717号法律、1967年 颁布第1522号共和国总统令和1971年第853号法律等，延长南方基金局达6次，多次增加拨款 数量。1984年8月6日颁布共和国总统令，对存在35年的南方基金局进行清算，由南方发展促 进公司和其他机构取而代之，这“标志着意大利政府对南方的干预开始向综合性和常规性转 变”（注：罗红波：《意大利南北发展不平衡及其启示》，《欧洲》1997年第1期，第67页。）。尔后政府还不断颁布一些法律法令，调整和扩大对南方的干预，并使其更加科学化 、合理化，成为中央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
半个世纪以来，南方开发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到1 975年已经建立了25个较大的工业区和18个较小工业中心。1957—1975年南方基金局总共投 入84，330亿里拉（1975年价格），到1984年清算该局时超过100万亿里拉；到1978年欧洲投资 银行投资3.3万亿里拉；国有工业企业和控股公司也大量投资，仅伊利公司一年就在南部投 入6490亿里拉（注：马丁·克拉克：《现代意大利，1871—1982年》(Maritin Clark,Modern Italy,1871—1 982)，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358—359页；朱塞佩·马马雷拉：《意大利当代史，1943— 1998年》，第163页。）。1957—1965年国家参与制企业投入16，550亿里拉，占南方同期工业投资 的50%（注：戎殿新：《意大利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西欧研究》1988年第4期，第37页。）。1951—1973年南部地区投资增长幅度几乎和“工业三角”地区持平（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18世纪到今天的意大利工业》，第295页。）。1951—198 5年南方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农业从业人口从占57%下降到18.7%，1985年工业人口 占就业人口24.2%，增加不多，但是第三产业人口达到57.1%。在南部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 （含建筑业）1984年达到29%，农业10.3%，表明南部初步具有了一些现代经济的特点（注：罗红波：《意大利的计划与市场》，《欧洲》1993年第3期，第45页。）。南部 农业社会开始消退，一个新的经济形态正在形成。看来，“尽管中北部和南部的差距在这些 年（20世纪80年代）扩大了，但是国家的这两个地区都经历了经济增长”（注：F.P.S.科斯托里斯：《意大利：隐蔽的经济——意大利经济的结构问题》(Fiorella Pad oa Schioppa Kostoris,Italy:The Sheltered Economy——Structural Problems in the I talian Economy)，克拉伦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不过，南方问题可能被抑制住了，但肯定没有解决。1950—1958年南方人均收入年均增长 率为3.8%，中北部为5.9%，即使加上“经济奇迹”年份，1951—1963年间南方达到6.9%，中 北 部为6.7%（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18世纪到今天的意大利工业》，第333页；路易萨德罗萨： 《战后意大利经济》，第112页。），高出0.2个百分点。而这可能是南方经济在战后以来的最佳表现。50年代初的 官方调查表明，北部的贫困人口为1.5%，而南部大陆地区为28.3%，西西里和撒丁为24.8%。 南方人均国民收入在全国的份额从1951年的47.7%下降到1959年的46.6%。意大利南方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在1951—1955年间为中北部的56%，1971—1975年间上升到62%，1986—1988年又 下降为58%。1987年以欧共体12国人均国内产值为100，意大利全国为104，最发达的伦巴第 地区达到137.3，最落后的卡拉布里亚为58.7%；中北部的就业结构为：农业8.2%，工业33.1 %，第三产业58.7%，南方的相应数字为17.4%，21.1%和60.9%。意大利中央银行估计，南部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947—1983年间增长3倍，相当于中北部20年前的水平（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18世纪到今天的意大利工业》，第294页；维拉·扎马尼： 《从边缘到中心：1860—1990年意大利第二次经济复兴》，第471页；罗红波：《意大利的 计划与市场》，《欧洲》1993年第3期，第45页；简·施奈德主编：《意大利的“南方问题 ”：一个国家的东方主义》，第206页。）。意大利中央 统计局一组最新的数字显示：2000年意大利全国贫困家庭（每个家庭月均消费156.9万里拉以 下）为270.7万个，占家庭总数的12.35%（1999年为11.9%），北部、中部和南部分别占当地家 庭总数的5.7%、9.7%、23.6%。2000年依据主要财产和服务确定的绝对贫困家庭占全国家 庭总数的4.3%，即95.4万户，共计293.7万人。南方集中了70.7%的绝对贫困家庭。这些家 庭多为5人以上，至少一个家长是低文凭和老年单亲家庭。另一组中央统计局的数字为，200 0年意大利每个家庭平均每月花费4216，844里拉，比1999年增长4.3%，北部家庭增加5.8%， 南部家庭增加4.6%，差距是每月120万里拉（注：米兰《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2001年7月31日；2001年6月22日。）。
总之，从南方问题浮现出来后，意大利历届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既加剧了南北差距，又不 同程度地为缓解这种差距做出了努力。焦利蒂时代，特别是战后经济奇迹以来的成绩最大， 意大利南部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过去有了 较大幅度提高。有的史学家认为南方没有经过工业化阶段就进入了“后工业社会” （注：罗萨里奥·维拉里：《南方问题》(Rosario Villari,La Questione Meridionale)，199 9年5月10日在那波利“詹巴蒂斯塔·维科”文科中学的演讲。）。但是 ， 南北差距并没有缩小，更没有消除。正如两条平行线，通过一个世纪的实践，既向正方向延 长，也向反方向伸展，但是并不成比例，更不会相交，从而构成发达国家中一幅独特的地区 发展景观。
三、几点启示
意大利南方问题延续了一个多世纪，是意大利近现代史上的重大问题，也是发达国家中最 大的地区发展问题，被一些学者称为“困难的现代化”的“经典案例”。
意大利“南方问题”至今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这对我们有深刻的启示。(1)发展不 平衡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现象之一。有发展就会有不平衡，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造成的发 展不平衡尤其突出。农业文明造成的不平衡，因时间跨度很长，几乎不被人察觉。实际上， 世界五大古典文明中心就是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工业文明浓缩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把不平 衡发展推向极致，赫然显现在人们眼前，七大工业国本身就是农耕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结果。 五大文明中心和七大工业国，在不平衡发展意义上没什么区别。但是工业文明毕竟与农业 文明有本质的区别，它对发展平衡问题的影响更大，需要倍加关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为不 平衡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切不可重蹈覆辙。(2)地区平衡发展问题是透视一个国家现代 化进程的窗口。不少欧美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地区发展不平衡阶段，不过像意大利这样的弹丸 之地，长期存在着南北差距，涉及的面积之广，人口之多，问题之复杂，影响国家现代化建 设如此巨大，甚至可能断送统一民族国家命运者，实在不多。这就跟当年欧洲启蒙思想家认 为共和制度不适合大国，但作为大国的美国偏偏建立了共和制度给人们的惊喜一样，作为弹 丸小国的意大利居然存在这么大的地区不平衡问题，给人的惊异也不小。意大利“南方问题 ”成为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地区发展问题，它的解决还遥遥无期，的确应该透过这个窗口认真 审视这个问题。(3)工业化造成的地区不平衡，只有政府力量才能够加以制约。工业化在人 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在最短的时间里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农业文明的崭 新文明形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地区不平衡。这实际上是一 个工业问题，是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的工业政策问题。历史文明大国意大利解决南方问题的诸 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参考。(4)地区平衡往往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解决不好就会上升为政 治问题。意大利“南方问题”最初只是一个一般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但是国家闪电式的 统一和政府奉行重点工业化的政策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并日益作为政治问题被凸显出来，威 胁统一国家的存在，成为意大利政治家的大包袱。(5)长期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会导致严重的 社会问题，严重影响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意大利以黑手党为代表的黑社会势力比南方问题 的历史悠久，但其迅猛发展则和南方问题的长期存在分不开，现在反过来成为南方问题的重 要内容之一。黑手党的历史表明，没有健康的社会氛围，现代民主政治、法制都会流于形式 ，现代经济秩序也会受到干扰。邪恶势力就会成为真正的“社会癌症”，威胁那些处于社会 转型阶段的国家。^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3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1年06期第84～94页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张雄，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
重视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关注文明和未来的一种方式。我国现阶段世界历史研究中，比较关 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对发达国家中的发展问题注意不够。意大利“南方问题”作为意 大利近现代史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早已引起意大利史学界的重视，可能成为同一时期研究 最多的问题（注：马尔切洛·弗洛雷斯、尼古拉·加莱拉诺：《现代历史导论》(Marcello Flores e Nico la Gallerano,Introduzione alla Storia Contemporanea)，布鲁诺·蒙达多里出版社1995 年版，第154页。国内学者比较成系统的研究是罗红波教授的文章：《意大利南北发展不平 衡及其启示》，《欧洲》1997年第1期；《意大利的计划与市场》，《欧洲》1993年第3期。）。从该问题产生以后到墨索里尼时期，有关“南方问题”的论著有20多种（注：《意大利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Italiana)，意大利百科全书出版社第23卷，第151 页。）。二战后也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注：塞尔维奥·鲁索：《近40年关于南方的史学》(Servio Russo，“La Storiografia sul M ezzogiorno nell’Ultimo Quarantennio”)，C.卡西纳主编：《当代意大利史学》(C.Cas sina,a cura di.,La Storiografia sull,Italia Contemporanea)，花园出版社1991年版， 第315—329页。）。“南方问题”不仅早已成为影响意大利全面现代化的重 大问题，也正在成为欧盟内部、甚至整个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地区发展问题。意大利已经成为 欧盟 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空间分布最不平衡的国家（注：M.M.费希尔、P.尼伊坎普编：《欧洲一体化的空间动力：世纪之交的地区和政策问题》( M.M.Fischer & P.Nijkamp,eds.,Spacial Dynam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Regional a nd Policy Issue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施普林格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尽管意大利还没有见到流血，北方 和南方之间的冲突，正在以相同的方式朝着东欧的方式发展。”（注：简·施奈德主编：《意大利的“南方问题”：一个国家的东方主义》(Jane Schneider,e d.,Italy’s“Southern Question”:Qrientalism in One Country)，伯格出版社1998年 版，第2页。）著名历史学家卡尔洛·齐 波拉认为，南北方的差距已经成为今日意大利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将决定未来几十年意 大利的命运（注：卡尔洛·齐波拉主编：《中世纪到今天的意大利经济简史》(Carlo Cipolla,a cura di, Storia Facile dell’Economia Italiana dal Medioevo a Oggi)，阿诺尔多·蒙达多里出 版 社1995年版，第Ⅺ页。）。
意大利南、北方分界线有不同的划分法。中央统计局采取北部、中部和南部的三分法；而 意大利宪法则将南部进一步划分为大陆南部和岛屿南部（注：拉塞尔·金：《意大利工业地理》(Russell King,The Industrial Geography of Italy )，鲁姆·赫尔姆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鉴于本文讨论的历史跨度，意大 利“南方”主要是一种社会—政治概念，即首都罗马和亚得里亚海滨城市佩斯卡拉及其岛屿 连线以南的地方（包括拉齐奥南部），面积占全国42%，人口占37.43%（1951年人口统计）的地 方（注：朱塞佩·马马雷拉：《意大利当代史，1943—1998年》(Giuseppe Mammarella,L’Itali a Contemporanea 1943—1998)，博洛尼亚磨房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意大利的“南方问题”实际上包含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前者主要把它理解为一个南、北 方的经济差距问题，时间上大都从完成政治统一开始；后者则包含更多的东西，包括经济、 政治、社会、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甚至种族方面的差距和差异，时间上可以追溯到政治统 一以前的久远时代。照狭义解释，意大利“南方”成为这个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 一个“问题”，已经有130来年时间。这与政治家及历史学家帕斯夸莱·维拉里1875年在《 观点》杂志(L’Opinione)上发表的一系列信件相关（后来结集出版）（注：帕斯夸莱·维拉里：《南方通信》(Pasquale Villari,Le Lettere Meridionali)，莫利 耶出版社1878年出版。）。他呼吁思想家和学 者调查研究南方的状况，从而对意大利文化知识精英产生了很大影响，引起广泛注意（注：皮耶罗·贝维拉夸：《意大利的政府和被统治者》(Piero Bevilaqua,a cura di,Govern o e Governati in Italia)，埃依纳乌迪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注释1。）。因 此可以说，帕斯夸莱·维拉里是意大利“南方问题”之父。第二年，两个托斯卡纳学者S.松 尼诺和L.弗朗凯蒂发表了他们对西西里岛的调查报告。G.福尔图纳托成为19世纪80年代到第 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最著名的南方问题学者（注：罗萨里奥·维拉里：《现代世界：工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Rosario Vill ari,Il Mondo Contemporanea:Capitalismo Industriale,Imperialismo e Socialismo)， 拉 泰尔扎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页。）。其他加入进来的南方问题学者还有A.D.维蒂· 德·马尔可、F.S.尼蒂、G.萨尔维米尼等人。通过他们的努力，“南方问题”逐渐在意大利 现实生活中凸显出来，成为意大利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地区发展问题。
国家统一是“南方问题”浮现出来的主要背景，但是学者们的理解却有差异：一些学者坚 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埃米利奥·塞雷尼的著名论点，即通过资本主义市场的日益扩大，政 治统一完全暴露了这个国家业已存在的问题——南部经济的结构性“落后”；另外的学者遵 循 葛兰西的传统，认为政治统一为南方保守的农业集团提供了一个和北方工业家集团结成联盟 的机会，这个所谓的“历史集团”导致了经济上的二元主义，使南部永远成为国家经济发展 的边缘。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这种南北统治者合流的本质：“资产阶级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时 期和那以后取得了政权，但是没有能够而且也没有想要彻底实现他们的胜利。”（注：恩格斯：《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 965年版，第524页。）也有学者 受依附学派观点的影响，把意大利的政治统一干脆说成是使南部殖民化，或者认为北部殖民 者强行破坏了南方的现有工业，把南方转变为北部的商品和廉价劳动力市场，或者从政治上 强调北方对南方的征服（注：简·施奈德主编：《意大利的“南方问题”：一个国家的东方主义》，第28页。）。尽管这些观点有分歧，但是都表明“南方问题”出现的直接原因 是一场政治大变动的结果。
但是史学界也有学者认为“南方问题”产生于政治统一之前。马尔塔·佩特鲁塞维茨认为 起 源于1848年（注：简·施奈德主编：《意大利的“南方问题”：一个国家的东方主义》，第27页。）；齐波拉认为“南北差距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的现象”（注：卡尔洛·齐波拉主编：《中世纪到今天的意大利经济简史》，第Ⅻ页。）；路易吉 ·德罗萨认为“‘南方问题’并不产生于政治统一，而是植根于南方的历史中”（注：简·施奈德主编：《意大利的“南方问题”：一个国家的东方主义》，第27页。）；科拉 多·巴尔巴加洛等人认为“南方经济的相对萧条起源于古代世界”（注：科拉多·巴尔巴加洛：《南方问题》(CorradoBarbagallo,La Questione Meridionale) 第2—4章，那波利1913年版；转引自R.S.埃克考斯：《意大利经济发展中的南北差距》(Ric h ard S.Eckaus，“The North-South Differential In It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20卷，1961年9月第3期，第286页。）。这些观点都把“南方 问题”产生的时间提前到政治统一以前，但是到底在这之前多久，却没有共同的答案，近者 到中世纪，远者上溯到古罗马时代。这里的“南方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包 含更多的内容。但是这种观点和上述观点并不矛盾，一个侧重问题的正式形成，另一个则强 调问题的渊源。从理解问题的角度看，两者都有合理性。因为“南方问题”的形成的确是长 期的，内容也是复杂的。
令意大利政府头疼的黑手党，其历史就不是从政治统一开始。黑手党是一个西西里词汇， 原 意是“大胆”“勇敢”的意思，当初是一个地道的巴勒莫词汇。从1863年朱塞佩·里佐托的 方言喜剧《神甫住所的黑手党人》上演后流行开来（注：贾科莫·德沃托、吉安·卡尔洛·奥利：《意大利语词典》(Giacomo Devoto e Gian Ca rlo Oli,Il Dizionario della Lingua Italiana)，莫尼耶出版社1990年版。）。两年后，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 件中，首次将它称为一个恶性的犯罪秘密组织。关于这个词的来源还有种种说法（注：克莱尔·施特林：《章鱼：国际西西里黑手党伸长的触角》(Claire Sterling,Octopus: The Long Reach of the International Sicilian Mafia)，诺顿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6 —47页；黄昌瑞：《黑手党：意大利社会的不治之症》，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A.尼古拉·卡雷洛：《北方问题：意大利参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南方的欠发达》(Adrian Nicola Carello,The Northern Question:Italy’s Participation in the European Econ o mic Community and the Mezzogiorno’s Underdevelop ment)，特拉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 版，第124页。马尔切洛·弗洛雷斯、尼古拉·加莱拉诺：《现代历史导论》，第158—159 页。）。作为一 个术语，尤其是作为官方定义的恶性犯罪组织的“黑手党”产生于政治统一初期，但这种组 织的历史渊源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和“南方问题”息息相关的生态问题，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意大利自然条件是世界几大古 典文明中心最差的。意大利山地面积占38.7%，丘陵39.7%，平原21.6%，在欧洲共同体国家 中，只比希腊好一点。南方在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统治时期，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在其他时间，南部人没有很好利用、甚至滥用环境资源。这些“过程或许在本质上是 物理方面的，但是它们的加剧和重复出现，及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却是由于人类的干预” （注：拉塞尔·金：《意大利工业地理》，第8页。）。坎代洛罗指出，意大利环境恶化滥觞于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2世纪加剧，此后时好时坏 几乎直到今天，成为意大利许多地区的真正的祸害（注：乔治·坎代洛罗：《意大利近代史》(Giorgio Candeloro,Storia dell’Italia Modern a)第11卷，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
经济上也是如此。公元11世纪以前，南部作为阿拉伯—拜占庭文化区域，发展程度比加罗 林 —蛮族统治下的北方要高。甚至10至13世纪的南方和西西里岛也是意大利最繁荣的地方， 当阿马尔斐共和国的船只跑遍整个地中海的时候，佛罗伦萨只是一个孩子（注：《意大利百科全书》，第150页。）。但是几乎在同 时，北部开始工业化，工业北部、农业南部的格局初露端倪。北方相应形成由自由职业者、 工商业企业家和工匠组成的复杂社会结构，南部逐渐形成一种由贵族和农民组成的简单的社 会结构。除了由于意大利经济过于早熟，17世纪经济陷于衰落时期（注：卡尔洛·齐波拉：《意大利的衰落：一个完全成熟的经济案例》(Carlo Cipolla,“The Decline of Italy:The Case of a Fully Natured Economy”)，《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5卷，1952年第2期，第178—187页。），南北差距有所缩小外 ，差距再也没有缩小过。
总之，影响“南方问题”的不少因素都可以追溯到统一以前，南北方总的历史发展轨迹是 ：在农业文明时代，南方明显比北方发达；在工商业文明时代开始后，北方比南方占有优势 。除非遇到经济衰退的情况，这种态势再也没有颠倒过来。
“南方问题”包括多种内容，首先是经济方面的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问题的基础 。“如果要对国家南北两部分和社会的发展作一个评价的话，应该说南北不平衡在19世纪前 60年最为严重。”（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意大利经济史：从统一到今天》，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第61页。）国家统一时，北部人口占全国的44.5%，南部占39.1%；牛的存栏量北部 占46%，南部19%；比珠产值北方88%，南部3%；呢绒业北部62%，南部25%；人均道路里程和 识字率北方45.%，南部25.9%（注：卢恰诺·卡法尼亚：《意大利经济二元主义起源讨论》(Luciano Cafagna,“Discussion of the Origins of Italian Economic Dualism”)，G.费代里科主编：《1870年以来意大 利的经济发展》(Giovanni Federico,ed.,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taly since 187 0)， 爱德华·埃尔加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635页。）。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南北差距已经不小。“政治复兴”完 成后，意大利开始进行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复兴，成就巨大。据格尔申克隆研究，意大利 的工业生产在1881—1888年达到国家统一后第一个发展高潮，工业年均增长率4.6%，1896— 1908年为第二个高潮，增长率6.7%，1881—1913年为3.8%（注：A.格尔申克隆：《经济落后的历史问题》(A.Gerscenkron,Il Problema Storico dell’ Arretratezza Economica)，都灵埃依纳乌迪出版社1965年版，第75页；乔治·坎代洛罗： 《 意大利近代史》第7卷，米兰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1951—195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 均增长率5.5%，1958—1963年间达到6.3%（注：马可·梅里吉：《19世纪以来至今的意大利北方简史》(Marco Meriggi,Breve Storia d ell’Italia Settentrionale dall’Ottocento a Oggi)，多尼泽利出版社1996年版，第23 —24页。）。在1951—1963年，意大利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了 一番，工业生产总值翻了两番还要多（注：卡特林·布里斯：《意大利史》(Catherine Brice,Histoire de L’Italie)，阿斯捷出 版社1992年版，第443页。）。在国际范围内，1950—1960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 总值年均增长率是5.9%（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18世纪到今天的意大利工业》(Valerio Castronovo,L’In d ustria Italiana dall’Ottocento a Oggi)，阿诺尔多·蒙达多里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 —276页。），次于西德的7.8%，日本的7.3%，但在1958—1963年间的增长高峰 期 则仅次于日本的11.1%，为欧洲最高。从更长时间看，1950—1996年意大利年均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率为3.4%，在欧洲次于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分别为3.7%），在亚洲次于日本的5%（注：维拉·扎马尼：《从工业革命到欧洲一体化》(Vera Zamagni,Dalla Rivoluzione Indus triale all’Integrazione Europea)，磨房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考虑到1861—1951年间意大利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只有0.9%—1.1%（这还是经过学 者重估原中央统计局0.8%后得出的数字）（注：乔瓦尼·费代里科：《1860—1940年的意大利：一个所知甚少的成功故事》(Giovanni F ederico，“Italy,1860—1940：A Little-Known Successful Story”)，《经济史评论》 第 49卷，1996年第4期，第764、767页。）的事实，以及意大利能源缺乏等不利条件，可以 说意大利是当时欧洲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是“奇迹中的奇迹”，与亚洲的日本成为这个 时期工业化的双子星座。
现代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呈现出鲜明的地区特点。1889—1893年间 ，西北部皮埃蒙特、里古里亚和伦巴第的人均工业产值分别为135（全国平均为100）、185、1 95，西北地区共计169；东北部和中部的威尼托、埃米利亚、托斯卡纳、马尔凯、翁布里亚 和拉齐奥分别为112、85、115、76、102、100，整个地区为100；南部地区阿布鲁佐、坎帕 尼亚、普利亚、巴西利卡塔、卡拉布里亚、西西里岛、撒丁岛分别为49、100、75、47、49 、81、83，整个地区为78。西北部超出全国平均水平69%，其中伦巴第几乎超出1倍(95)；中 部地区和全国持平，有两个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南部地区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78%，西 北部的46%，7个地区中只有1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3个低于全国水平50%（注：A.G.埃斯波斯托：《意大利工业化和格尔申克隆的“大推动”：地区分析》(Alfredo G. Esposto,“Italian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Gerschenkronian‘Great Spurt’：A Re gional Analysis”)，《经济史杂志》第52卷，1992年6月第2期，第356—357、357—361页 。）。同期各地区工 业产量占全国的份额是：西北部40.9%，东北部、中部31%，南部是28%；人均年工业产量增 长率相应是3.8%、1%和0.2%。可见，南部工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北部仍然在发展。而且 这是在经济危机时期，何况在工业高涨时期呢。和1911年的情况进行对比，更加清楚：3个 地区工业产量占全国的份额，北方从40.9%上升为54%，中部从31%下降为28.8%，南部则从28 %下降到17%；人均工业产值，北方从169上升为236，中部为100，南部则从78%下降到53%； 从 具体工业部门来看，南部和北部的差距也在继续扩大（注：A.G.埃斯波斯托：《意大利工业化和格尔申克隆的“大推动”：地区分析》，《经济史 杂 志》第52卷，1992年6月第2期，第357—361页；维拉·扎马尼：《意大利工业化与地区不平 衡：焦利蒂时代回顾》(Vera Zamagni,Industrializzaione e Squilibri Regionali in It alia:Bilancio dell’Età Giolittiana)，磨房出版社1978年版，第188-189页。）。直到1994年中央统计局数字表明， 北部、中部和南部贫穷人口占各自地区人口的比例为4.5%、6.7%和22%（注：保罗·金斯伯格：《当代意大利：家庭、市民社会、国家1980—1996年》(Paul Ginsbor g，L’Italia del Tempo Presente:Famiglia,Società civile,Stato,1980—1996)，埃依 纳乌迪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对于意大利南方 来说，工业化进程如同16世纪海道大通对意大利的命运一样，打击都是致命的。
南北方分离主义的发展是“南方问题”政治方面的表现。意大利的历史分多合少，生活在1 3和14世纪的大多数意大利人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意大利”这个单词（注：特里萨·汉基：《但丁时代公民对意大利的感情》(Teresa Hankey,“Civies Pride ver su s Feelings for Italy in the Age of Dante”)，转引自A.P.史密斯主编：《中世纪欧 洲人》(Alfred P.Smith,ed.,Medieval Europeans)，麦克米兰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西西里是南方分裂 主义的大本营。马克思写道：“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和任何其他人民像西西里 和西西里人那样，受到过如此痛苦的奴役、政府和外来压迫、进行过如此不倦的争取自身解 放的斗争。”（注：马克思：《西西里和西西里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第49页。）在西西里人眼里，“国家是敌人，无论它是诺曼征服者，还是波旁国王，抑 或是现代意大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安德烈亚·费诺基诺·阿普利雷领导的分裂运动坚 持了4年多(1943—1948)，分裂主义达到高潮。“北方联盟”的崛起集中体现了北方的分裂 主义传统，“南方问题”的久拖不决，唤醒了北方中世纪培养起来的自治传统，抛弃政治复 兴运动先哲们关于统一国家的理想。“北方联盟”的目标是实现区域自治、特别是财政和政 治—行政自治。1993年的全面抽样调查组表明，虽然“非常赞同”“在我们地区征收税款的 大多数应当用于原地”的人数不到一半(43%)，但是对此持“强烈赞同”的北方联盟的投票 者几乎达2/3(63.6%)，同意“最好是北方与中部和南部分裂出来”观点的人有19%，而在北 方联盟党人中，这个百分比是34%（注：萨尔瓦托雷·塞基：《正在解体的意大利：90年代的意大利》(Salvatore Sechi,Decons tructing Italy:Italy in the Nineties)，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281- 285页。）。
有组织犯罪是“南方问题”在社会方面的重要表现。黑手党能够从中世纪经过近代一直延 伸到现代民主社会，关键因素在于它植根于南部的土壤之中，其对暴力的滥用击中了现代民 主社会的要害。意大利的国家机器本身也有问题，它们和黑手党经常进行权钱交易，形成 了“在地方社会和政治家之间的中间人是黑手党，在和黑手党与国家机构之间的调停人是政 治家” （注：保罗·金斯伯格：《当代意大利：家庭、市民社会、国家，1980—1996年》，第378页。）的局面。“1860—1924年间没有一个被选进议会的西西里政客没有打上黑手党的烙 印。”（注：罗萨里奥·波马、恩佐·佩罗内：《黑手党：爷爷与孙子》(Rosario Poma and Enzo Pe rrone,La Mafia:Nonni e Nipoti)，瓦莱基出版社1971年版，第50页；转引自克莱尔·施特 林：《章鱼：国际西西里黑手党伸长的触角》，第47页。）现在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意大利法官把黑手党称作“社会的癌症”。
文化、种族和宗教因素在“南方问题”中的影响不可忽视。1860年10月，政府特使法里尼 从南方写信给首相加富尔说：“多么野蛮！这里哪儿是意大利！这是非洲：和这些农民相比， 连贝都因人都是文明道德的花朵了。”（注：《加富尔通信集：南方的解放和意大利王国的形成》(Carteggi:La Liberazione del Me zzogiono e la Formazione del Regno d’Itali)第3卷，博洛尼亚1955年版，第208页；转 引自D.福尔加斯、R.拉姆利：《意大利文化研究》(David Forgacs and Robert Lumley,eds .,Italian Cultural Studie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1992年4月，“北方联盟”的领导人翁贝托·博西 在评论当年议会选举时说：“北方选择了联邦主义和欧洲，南方选择了非洲和法西斯主义。 ”（注：《共和报》(La Repubblica)1992年4月7日。）从法里尼到博西，虽然时代相差遥远，不难看出南方与北方文化心理差异的某种继承性 。19世纪后期，随着资产阶级刑法人类学派创始人切萨雷·隆布罗索学说流行，从人种差异 研究犯罪问题，解释意大利南北差异，认为南方种族比北方种族低劣。这个观点并不科学， 但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以致《意大利百科全书》也认为，种族差异是导致南北差异的首要 原因（注：《意大利百科全书》第23卷，第150页。）。国家统一后天主教加强了对南方农村的控制，希冀“复兴”天主教昔日的权威。主 要代表农业文明时代价值观的天主教，长期抗拒现代世俗国家和工业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加 剧了南方的落后。
二、意大利政府与“南方问题”
意大利政府在南方问题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双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南方问题”， 但也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了努力。限于篇幅，这里仅就经济方面的情况进行探讨。
统一之初，意大利统治阶级对南北差距有一定认识。加富尔在第一届议会开幕前写的信中 说：“今日之任务较过去更为艰巨、更为棘手。创立意大利、把组成意大利的各种不同融为 一体、协调南北两部分，这一切与反奥战争、反罗马斗争同样困难。”（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意大利经济史：从统一到今天》，第65页。）马西莫·达泽利奥 大声疾呼，“我们已经制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制造意大利人。”（注：T.戴蒂、G.戈齐尼：《当代史I：19世纪》(Tommaso Detti e Giovanni Gozzini,Storia Contemporanea I:L’Ottocento)，布鲁诺·蒙达多里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国家统一本来是 采取有力措施消除南北现有差距的机会，然而政府没有专门的南方政策。当时政府只有一些 全国性政策涉及南方。政府首先加强军事和政治控制，确保“复兴运动”的成果。以皮埃蒙 特为主体的北方官僚队伍，始终把维护政治统一放在首位，在全国大力推进“皮埃蒙特化” 。其次，政府进行的土地、债务、税收、关税、银行、教会土地等方面的改革，有涉及南方 的内容，但由于北部工业需要对工业化补上原始积累一课，所以南部付出的东西往往比获得 更 多。再次，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北方，南部的份额无足轻重，1862— 1924年间国家全部水利工程开支中，北方为49.4%，中部42.5%，南方只有8%强（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意大利经济史：从统一到今天》，第67页。）。统一后那 波利的命运见证了南部经济的衰落，1862年这个城市的人口超过热那亚约4倍，但到1990年 仅 是它的2倍多一点；1862年那波利的人口2倍于都灵，而1900年刚超过它1/3（注：《意大利百科全书》，第151页。）。
建国不久，公共工程部长P.S.曼齐尼提出通过专门立法方式干预南方发展的思想，但直到1 897年才颁布第一个有关南方发展的专门法律《撒丁岛开垦法》，此后焦利蒂领导“国家在 南方进行了相对长期的、较为现代化的干预”，颁布了一批干预南方的法律（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意大利经济史：从统一到今天》，第69、179—198、179— 182页。），主要涉及巴 西利卡塔（注：19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上遭到的打击最重，是意大利人口数量绝对减少的惟一一个地区 。）(1904)、那波利(1904)、卡拉布里亚(1906)、南方各省和岛屿(1906)等地区（注：罗萨里奥·维拉里：《现代世界：工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第234页。）， 内容包括国家治理疟疾和发放奎宁、小学教育、幼儿园、工业化、土壤改良和分割大土地所 有制等。焦利蒂的努力正好和意大利“世纪末危机”、第二个工业化高潮(1896—1908)相吻 合，不难看出他的用意所在。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敏锐地意识到，快速的工业化使南北 差距日益扩大，开始威胁统一国家的存在，他力图阻止这种趋势的扩大。“南方主义者”的 大声疾呼也起了重要作用。另外，国家统一以来中央政府对南方始终小心提防，害怕专 门的立法会助长南方分裂主义。可见南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是意大利中央集权体制的恶果 之一。政府更为关注意大利与欧洲其他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认为意大利需要强化北方工业 化来实现“追赶式”发展。国内的南北差距只好让位于外部阿尔卑斯山南北之间的差距。焦 利蒂政府的南方经济政策就是让南方“配合”北方的工业化，服从全国大局。所以有学者认 为，南方只是为北部经济提供工业品的市场、剩余资本投资场所以及资本、廉价劳动力和农 产品的储水池（注：A.尼古拉·卡雷洛：《北方问题：意大利参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南方的欠发达》，第34 页。）。焦利蒂的努力尽管失败了，也有积极意义：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工业化进程 后， 中央政府毕竟开始意识到南北差距的严重性，开启了国家立法干预南方问题的传统。总 的说来，整个自由意大利时期政府解决南方问题的成效不大，南北差距继续扩大。以致有学 者这样认为，政府在1900年以前对南方发展没有做什么事情，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也做的很 少（注：乔瓦尼·费代里科：《1860-1940年的意大利：一个所知甚少的成功故事》，《经济史 评论》第49卷，1996年第4期，第779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尼蒂政府制定了一个改造南部的计划。这个计划可能是建立在先 前由他主持并获得政府支持的一个关于南方农民的调查报告基础上的（1909年发表）。计划内 容是在南方建立水利设施、建设大型水电站用于灌溉和提供工业动力。尼蒂的计划得到知识 分子、社会党改革派、自由民主派技术人员、以及大型财团和电力集团的支持，但也遭到一 些重要部门的反对。虽然只是部分兑现，但它对南部社会仍然有重要影响，有学者把这些努 力誉为“特殊的现代化形式”（注：马尔切洛·弗洛雷斯、尼古拉·加莱拉诺：《现代历史导论》，第156页。）。
法西斯政府在解决“南方问题”上也做过相当努力，希望“重振”南部。首先，政府发起 “反黑手党之战”，严厉镇压黑手党。这是法西斯政权发动的诸多“战争”中惟一真正获得 胜利的“战争”。巴勒莫的凶杀案从1924年的278起急剧下降到1928年的25起，连《纽约时 报》都惊呼：“黑手党已经死亡，新西西里已经诞生。”（注：克莱尔·施特林：《章鱼：国际西西里黑手党伸长的触角》，第51页。）其次，进行农业改革和象征性发 展一点工业。政府在1928年发起的“小麦战役”和“综合土壤改良战斗”，在南方分割大土 地所有制、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建设道路、疏浚港口、治理疟疾、改良土壤、鼓励粮食生 产、发展教育、引进现代生活方式。政府在那波利、塔兰托等地象征性发展一点工业。通过 政府努力，粮食危机有所缓和，建成的公共工程对50年代大规模开发南方不无益处。但总的 说来，法西斯农业政策是失败的，从而决定了南方政策的失败。1925—1940年意大利农业比 1897—1925年增长缓慢得多。年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从1894—1913年的2.49%下降到1920—1 939年的1.82%（注：舍·克劳：《意大利经济史》，第449页，转引自戎殿新：《评战后意大利的“经济奇迹 ”》，《西欧研究》1989年第2期，第21页。）。1938—1951年南方人均收入，从占全国平均水平的53.6%下降到33.5%（注：路易吉·德罗萨：《战后意大利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工业生产仍旧集中在“工业三角”地区，工业北部和农业的基本格局没有实质性变化。究其 原因主要有：政府的投资重点仍然在北部；和统一后的“皮埃蒙特邦”一样，法西斯势力仍 然是以北方发达地区为基础的政治势力，比较忽视南方经济发展；法西斯政府鼓励人口增长 ，同时限制向国外移民，增加了南方的贫穷。不过，意大利有的史学家主张将法西斯意识形 态和历史分开进行研究，这个时期的南方政策尚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政府对南方进行大规模干预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首先是50年代初期的土改。为了对付南 方日益激烈的占地运动、发展农村生产力和争取农民选票，政府先后颁布了三个土改法：《 西拉法》（1950年5月12日）、《临时法》（1950年10月21日）和《西西里地区法》（1950年12月 27日），没收或赎买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据此分配土地749，210 公顷（注：波河三角州47，942、托斯卡纳和拉齐奥的马雷马和富齐诺210，097、普利亚和卢卡尼亚 196，937、卡拉布里亚的西拉地区84，865、西西里108，253、撒丁101，561。），在60年代受惠家庭为109，425个，其中自耕农占7.6%，对分农占40.4%，雇农占52% （注：朱塞佩·马马雷拉：《意大利当代史，1943—1998年》，第155—156页。）。事实证明，改革目标都没有达到，反而带来了土改机构政治化、小土地所有制盛行、荒 地生产低下、农民技术落后等问题，导致数百万农村劳力拥向城市。当时没有土地的农民总 数大约有600万，这项改革乃是杯水车薪，广大农民的政治和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195 9年南方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5%，西北部为164%；到1987年，南方人均收入 只上升了2个百分点，达到68%（注：布里安·阿赫阿姆：《制度、外部因素和意大利南部经济增长：1861—1914年棉纺织工 业作证》(Brian A’Hearn,“Institutions,Externalities,and Economic Growth in Sout h ern Italy:Evidence from the Cotton Textile Industry,1861—1914”)，《经济史评论 》第51卷，1998年第4期，第734页。）。当然，土改的作用还是重要的，它表明“南方问题”的确 已经引起执政高层的重视，决心解放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从分配上推动了南部农业社会的 发展，为大规模“南方开发计划”的出台创造了条件。
其次，大规模南方发展计划。1950年8月10日意大利颁布了第646号法律，政府草拟了一个 南方公共工程10年计划，配置1万亿里拉资金，每年投入1000亿里拉。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 “南方公共事业特别工程基金局”。最初5年主要投资农业（占基金的75%）和基础设施，后5 年侧重于工业化政策（注：维拉·扎马尼：《从边缘到中心：1860—1990年意大利第二次经济复兴》(Vera Zamagni ,Dalla Periferia al Centro:La Seconda Rinascita Economica dell’Italia 1861—199 0) ，磨房出版社1993年版，第472页。）。参与该计划的还有国家银行和一些信贷机构。最有名的信贷机构有 这 样3家：意大利南方经济发展银行、西西里工业投资地区银行和撒丁工业信贷银行，它们在1 953—1959年间在南方投入资金达1920亿里拉。1965年，政府开始考虑将南方开发纳入国家 一般经济计划，即第一个5年计划(1965—1969)。1965年6月26日颁布第717号法律、1967年 颁布第1522号共和国总统令和1971年第853号法律等，延长南方基金局达6次，多次增加拨款 数量。1984年8月6日颁布共和国总统令，对存在35年的南方基金局进行清算，由南方发展促 进公司和其他机构取而代之，这“标志着意大利政府对南方的干预开始向综合性和常规性转 变”（注：罗红波：《意大利南北发展不平衡及其启示》，《欧洲》1997年第1期，第67页。）。尔后政府还不断颁布一些法律法令，调整和扩大对南方的干预，并使其更加科学化 、合理化，成为中央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
半个世纪以来，南方开发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到1 975年已经建立了25个较大的工业区和18个较小工业中心。1957—1975年南方基金局总共投 入84，330亿里拉（1975年价格），到1984年清算该局时超过100万亿里拉；到1978年欧洲投资 银行投资3.3万亿里拉；国有工业企业和控股公司也大量投资，仅伊利公司一年就在南部投 入6490亿里拉（注：马丁·克拉克：《现代意大利，1871—1982年》(Maritin Clark,Modern Italy,1871—1 982)，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358—359页；朱塞佩·马马雷拉：《意大利当代史，1943— 1998年》，第163页。）。1957—1965年国家参与制企业投入16，550亿里拉，占南方同期工业投资 的50%（注：戎殿新：《意大利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西欧研究》1988年第4期，第37页。）。1951—1973年南部地区投资增长幅度几乎和“工业三角”地区持平（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18世纪到今天的意大利工业》，第295页。）。1951—198 5年南方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农业从业人口从占57%下降到18.7%，1985年工业人口 占就业人口24.2%，增加不多，但是第三产业人口达到57.1%。在南部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 （含建筑业）1984年达到29%，农业10.3%，表明南部初步具有了一些现代经济的特点（注：罗红波：《意大利的计划与市场》，《欧洲》1993年第3期，第45页。）。南部 农业社会开始消退，一个新的经济形态正在形成。看来，“尽管中北部和南部的差距在这些 年（20世纪80年代）扩大了，但是国家的这两个地区都经历了经济增长”（注：F.P.S.科斯托里斯：《意大利：隐蔽的经济——意大利经济的结构问题》(Fiorella Pad oa Schioppa Kostoris,Italy:The Sheltered Economy——Structural Problems in the I talian Economy)，克拉伦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不过，南方问题可能被抑制住了，但肯定没有解决。1950—1958年南方人均收入年均增长 率为3.8%，中北部为5.9%，即使加上“经济奇迹”年份，1951—1963年间南方达到6.9%，中 北 部为6.7%（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18世纪到今天的意大利工业》，第333页；路易萨德罗萨： 《战后意大利经济》，第112页。），高出0.2个百分点。而这可能是南方经济在战后以来的最佳表现。50年代初的 官方调查表明，北部的贫困人口为1.5%，而南部大陆地区为28.3%，西西里和撒丁为24.8%。 南方人均国民收入在全国的份额从1951年的47.7%下降到1959年的46.6%。意大利南方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在1951—1955年间为中北部的56%，1971—1975年间上升到62%，1986—1988年又 下降为58%。1987年以欧共体12国人均国内产值为100，意大利全国为104，最发达的伦巴第 地区达到137.3，最落后的卡拉布里亚为58.7%；中北部的就业结构为：农业8.2%，工业33.1 %，第三产业58.7%，南方的相应数字为17.4%，21.1%和60.9%。意大利中央银行估计，南部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947—1983年间增长3倍，相当于中北部20年前的水平（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18世纪到今天的意大利工业》，第294页；维拉·扎马尼： 《从边缘到中心：1860—1990年意大利第二次经济复兴》，第471页；罗红波：《意大利的 计划与市场》，《欧洲》1993年第3期，第45页；简·施奈德主编：《意大利的“南方问题 ”：一个国家的东方主义》，第206页。）。意大利中央 统计局一组最新的数字显示：2000年意大利全国贫困家庭（每个家庭月均消费156.9万里拉以 下）为270.7万个，占家庭总数的12.35%（1999年为11.9%），北部、中部和南部分别占当地家 庭总数的5.7%、9.7%、23.6%。2000年依据主要财产和服务确定的绝对贫困家庭占全国家 庭总数的4.3%，即95.4万户，共计293.7万人。南方集中了70.7%的绝对贫困家庭。这些家 庭多为5人以上，至少一个家长是低文凭和老年单亲家庭。另一组中央统计局的数字为，200 0年意大利每个家庭平均每月花费4216，844里拉，比1999年增长4.3%，北部家庭增加5.8%， 南部家庭增加4.6%，差距是每月120万里拉（注：米兰《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2001年7月31日；2001年6月22日。）。
总之，从南方问题浮现出来后，意大利历届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既加剧了南北差距，又不 同程度地为缓解这种差距做出了努力。焦利蒂时代，特别是战后经济奇迹以来的成绩最大， 意大利南部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过去有了 较大幅度提高。有的史学家认为南方没有经过工业化阶段就进入了“后工业社会” （注：罗萨里奥·维拉里：《南方问题》(Rosario Villari,La Questione Meridionale)，199 9年5月10日在那波利“詹巴蒂斯塔·维科”文科中学的演讲。）。但是 ， 南北差距并没有缩小，更没有消除。正如两条平行线，通过一个世纪的实践，既向正方向延 长，也向反方向伸展，但是并不成比例，更不会相交，从而构成发达国家中一幅独特的地区 发展景观。
三、几点启示
意大利南方问题延续了一个多世纪，是意大利近现代史上的重大问题，也是发达国家中最 大的地区发展问题，被一些学者称为“困难的现代化”的“经典案例”。
意大利“南方问题”至今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这对我们有深刻的启示。(1)发展不 平衡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现象之一。有发展就会有不平衡，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造成的发 展不平衡尤其突出。农业文明造成的不平衡，因时间跨度很长，几乎不被人察觉。实际上， 世界五大古典文明中心就是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工业文明浓缩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把不平 衡发展推向极致，赫然显现在人们眼前，七大工业国本身就是农耕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结果。 五大文明中心和七大工业国，在不平衡发展意义上没什么区别。但是工业文明毕竟与农业 文明有本质的区别，它对发展平衡问题的影响更大，需要倍加关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为不 平衡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切不可重蹈覆辙。(2)地区平衡发展问题是透视一个国家现代 化进程的窗口。不少欧美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地区发展不平衡阶段，不过像意大利这样的弹丸 之地，长期存在着南北差距，涉及的面积之广，人口之多，问题之复杂，影响国家现代化建 设如此巨大，甚至可能断送统一民族国家命运者，实在不多。这就跟当年欧洲启蒙思想家认 为共和制度不适合大国，但作为大国的美国偏偏建立了共和制度给人们的惊喜一样，作为弹 丸小国的意大利居然存在这么大的地区不平衡问题，给人的惊异也不小。意大利“南方问题 ”成为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地区发展问题，它的解决还遥遥无期，的确应该透过这个窗口认真 审视这个问题。(3)工业化造成的地区不平衡，只有政府力量才能够加以制约。工业化在人 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在最短的时间里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农业文明的崭 新文明形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地区不平衡。这实际上是一 个工业问题，是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的工业政策问题。历史文明大国意大利解决南方问题的诸 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参考。(4)地区平衡往往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解决不好就会上升为政 治问题。意大利“南方问题”最初只是一个一般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但是国家闪电式的 统一和政府奉行重点工业化的政策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并日益作为政治问题被凸显出来，威 胁统一国家的存在，成为意大利政治家的大包袱。(5)长期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会导致严重的 社会问题，严重影响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意大利以黑手党为代表的黑社会势力比南方问题 的历史悠久，但其迅猛发展则和南方问题的长期存在分不开，现在反过来成为南方问题的重 要内容之一。黑手党的历史表明，没有健康的社会氛围，现代民主政治、法制都会流于形式 ，现代经济秩序也会受到干扰。邪恶势力就会成为真正的“社会癌症”，威胁那些处于社会 转型阶段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