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美国对华政策的三次重大调整
滕海键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3期
【原文出处】《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哲社版》(赤峰)2001年02期第26～30页
【作者简介】赤峰民族师专政史系，内蒙古赤峰 024000
【关 键 词】敌视政策/扶蒋反共政策/接触政策/遏制政策/麦卡锡主义/院外援华集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三次重大调整。第一次调整发生在50年代初，美 国推行的“扶蒋反共政策”破产，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观望和对华政策大辩论后，开始推行敌 视中国的政策。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一次调整是在冷战爆发和中国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下进行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美国对华政策的第二次重大调整发生在70年代初，美国长 期推行的敌视中国的政策再一次陷入困境，在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美国决策阶 层就其对华政策进行反思和辩论，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美国开始推行对华接触政策 。美国对华政策的第三次重大调整发生在冷战结束后，伴随着新遏制主义的失败和对华政策 大辩论，美国决策阶层重新估价冷战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对华推行既遏 制又接触的政策。此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曲折发展的新阶段。
（一）第一次调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重视中国在远东的作用，帮助中国树立大 国地位，让中国以大国身份参加国际会议。美国这样做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前提是中国要 有一个统一的、亲美的政权，在美国决策层看来，蒋介石正是合适的人选。因此，在抗日战 争胜利后，美国奉行“扶蒋反共”政策，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寄希望于蒋介石统一中国，把 中国变成美国巨大的商品和资本市场，并利用中国遏制苏联、抑制日本，最终把中国纳入美 国全球战略的轨道。
然而，中国历史的发展不以美国决策者的意志为转移，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 朽之势扫荡着国民党残余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红色中国”的出现势在必 然。在这种形势下，推行“扶蒋反共”政策的美国政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鉴 于国民党政府的“腐朽和不得人心”，继续援蒋不但挽救不了蒋介石政权覆灭的命运，而且 还会使美国陷入更大的被动。（注：《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7卷，108页。）另一方面，美国决策者从“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 既定目标出发，极不情愿接受其对华政策失败的现实，加之“院外援华集团”的鼓噪，美国 政 府始终没有停止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这样，美国对华政策就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既开 始“与国民党政府这艘沉船拉开了距离”，又不愿抛弃这艘沉船，既想同中共政权接触，又 不愿放弃旧的对华政策。
美国当时对华政策的这种矛盾状态和摇摆不定与美国国内局势有很大关系。在新中国成立 前后，美国内部出现了“谁输掉了中国”，“如何对待新生中国”的政策大辩论。一部分有 远见的政治家认为美国应面对现实，调整对华政策，承认新中国。但也有一股强大的右翼势 力，他们一再向政府施压，要求继续对国民党提供援助。针对中国急剧发生的大变动，美国 决策阶层的心理是十分复杂的，他们一方面极不情愿看到共产党取得胜利，另一方面又对中 国局势的发展抱有某种幻想，寄希望于“中苏发生分裂”，于是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种如艾奇 逊所说的“等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态度。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统治阶层出于反共的顽固 本性和对失去中国不肯善罢甘休的态度，终于使它走上一条遏制、孤立中国的道路。
从深层次看，美国最终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是战后美国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必然 结果。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和实质是“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推行扶蒋反共政策就是 要把国民党政府当作“在亚洲唯一能够抵制苏联扩张”的支柱，最能体现美国“在华利益” 的代表。（注：《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7卷，838页。）然而，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使国民党政府失去了对美国的上述价值，而且在中 国大陆建立了与苏联持有相同意识形态的政府，这是美国最不愿面对的现实。虽然一些头 脑清醒的政治家认为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应该调整对华政策，承认新中国，但是以遏制共产主 义为目标的美国全球战略决定美国最终将走上敌视中国的道路。应该指出，凭借战争中膨胀 起来的经济、军事实力，战后美国一直以“世界霸主”自居，“将无论何处发生的剧烈变动 都视为共产主义全球阴谋的一部分”，也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因而企图扼杀或遏制世 界上任何角落的革命性发展。这种简单化的单一性的利益标准使它很难对中国局势做出客观 的判断，必然要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
在美国对华由观望到敌视这一政策转变过程中，美国国内的右翼势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内反共活动达到疯狂的阶段。当时，麦卡锡主义恶性泛滥，美国一 部分当权者认为，国内必定有一批共产主义同情者，他们隐藏在政府部门中，是他们“把中 国出卖给俄国人”。同国民党政权有着较多联系的“院外援华集团”等右翼势力乘机大肆鼓 噪，他们的声音充斥于政界和舆论界。于是对中国历史和现状有深刻了解的人士遭到排挤、 陷害，甚至被剥夺为美国对华政策提供咨询的权力。总之，当时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和言论 居支配地位，这必然要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
如前所述，美国的对华政策受制于其全球战略，因此，新中国的任何外交行动如果被美国 决策层认定为有悖于其全球战略的实现，也必然会促使其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新中国成立 后，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作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决策，于1949年12月访苏并在 1950年初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使美国决策者关于“ 中国是苏联的附庸”的判断似乎找到了根据。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中国正被迫加入苏联 的 势力范围，成了苏维埃政治体系和苏维埃经济的一个附属国”。（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61页。）必须制定一系列相应的 计划，积极推行对华遏制政策。几乎同时，为了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影响，毛泽东提出 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注：转引自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40页。）据此，1950年上半年，新中国政府采取了诸如关闭 美国在华宣传机构美新处等措施，这更加强了美国决策层一些人头脑中中共是莫斯科“仆从 和 工具”的判断，为美国推行敌视中国政策找到了新的根据。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决策层中相 当多一部分人对中国是缺乏了解的，他们不懂得，他们的对手不仅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 决心洗刷百年来中华民族备受欺凌和耻辱的志士，因而他们的对华政策必然要走入误区。
最终促成美国对华推行全面敌视政策的因素则是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统治阶 层错误地认为这“可能是一次广泛的中苏联合攻势的开端”，（注：瓦尔特·拉费贝《美国、俄国和冷战》，约翰·威利父子公司1976年，104页。）是共产主义扩张的起点， 必须坚决遏制。因此美国迅速作出了增兵朝鲜的决定，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随后， 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这样就构成了对中国的直接军事侵略的威胁，必 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回击，而美国则公开宣称“就此划线”，最终确立全面遏制和 敌视中国的政策。
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这20多年时间里，美中之间一直处于尖锐对立中，为了搞垮中国，美 国始终“保持对中国最大限度的压力。”（注：尹军《美国学者关于五十年代初中美关系的几种观点》，《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 5期，9页。）在政治上，美国不仅自己不承认新中国，不同 中国建交，还阻挠其它国家同中国建交，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孤立中国 。在经济上，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阻止中美民间贸易往来。在军事上，美国通 过编织条约网对中国形成半月形军事包围圈，并通过发动侵朝、侵越战争等来遏制中国。但 是，美国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相反使其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随着国 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也势在必行。
（二）第二次调整。自5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60年代后，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 剧烈的削长和改组。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分化，中国逐步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中一支独立的政 治力量，苏联积极对外扩张，同美国争霸。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内部也出现了离 心倾向，西欧、日本实力进一步增强，而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国际政治影响削弱，失去了以 往对苏联的优势。这一切，意味着战后以美苏为中心的两极格局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19 71年夏，尼克松提出世界已经形成五大力量中心，这就是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 尼克松承认美国昔日的全面优势已不复存在，世界进入多极化时代。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 美国的领导地位，必须面对现实，在认清自己力量有限的基础上，收缩战线，加强重点，集 中力量对付主要的对手苏联，维护美国的主要利益。同时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简单以意识形态 为划分敌友的标准。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利用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来“相互制约” 以维持“全球均势”，进而改善美国的战略地位，创造一个有利于美国的世界秩序。
单纯从加强与苏联争霸地位这一角度考虑，美国决策阶层也认为有必要调整对华政策。战 后 以来，由于推行敌视中国政策使美国战线拉长，实力下降，在与苏抗衡中逐渐居于被动地 位。同时中苏意识形态的大辩论以及随之而发生的中苏关系的尖锐对立，促使美国重新审视 以往对华政策的理论依据，不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威胁”。为了遏制苏联扩张，改变 同苏联争霸中的地位，美国决策阶层认为应抓住中苏分裂的机会，调整对华政策，同中国接 触，借助中国抗衡苏联。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所言，“我们对中国采取 主动行动的最大好处也许是对苏联的影响”，“我们要我们的对华政策向莫斯科显示一下… …同我们达成协议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必须考虑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的可能性。” （注：张光《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历史背景与经过》，《外交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54页 。）显然，在美国决策阶层看来，同中国改善关系就可以拿中国牌压服苏联，使它感受到两 面受敌的危险而被迫作出让步和妥协。（注：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563页。）
美国推行敌视中国政策的结果，非但没有达到遏制中国的目标，相反，中国变得日益强大 ，国际威望日益提高，这使美国决策层不得不面对现实，承认中国的强大和在国际事务中的 作用。1967年，尼克松在《外交季刊》撰文提到，“美国对亚洲采取的任何对策，都必须刻 不容缓地抓住中国的现实……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实在不能让中国永远呆在国际大家庭 之外。”（注：《外交季刊》1967年10月，46卷，第1期，121页。）1970年，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又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7亿人民的国家出 力，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注：理查德·尼克松《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争取和平新战略》，见南京大学《美国 对外关系：二百年来美国对外政策文选》，1976年，219—220页。）同时，美国决策阶层也看到，推行 敌视中国的政策使美国失去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给美国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美国一批 有识之士早就痛感7亿有购买力的顾客，变成了7亿危险的冤家，是多么不利的事。（注：斯蒂尔《美国人民和中国》，纽约1966年，60页。）而采 取对华接触政策，不但可以捞取经济实惠，而且还可以借机推动中国“和平演变”。正如尼 克松所说，“我们同东方的接触越多，我们使东方受西方榜样的影响就越多，这不可避免也 增强引起变化的内部力量。”（注：理查德·尼克松《现实与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90页。）
基于此，伴随着“如何对待中苏关系破裂后的中国”的政策大辩论，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 策 。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出发，迅速改变中美关系的敌对状态，于19 72年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美国外交政策史上留下了一座丰碑。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为止近20年时间里，中美关系时好时坏 、时起时伏，但由于双方有着共同战略需要，中美关系的总趋势是向前发展的。这期间，中 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发表了建交公报，并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了“八·一七 ”公报，连同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共同构成了指导中美关系的原则性文件，为中美关系的 发 展奠定了法律基础。
（三）第三次调整。从根本上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至冷战结束之前，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 政 策多是出于战略和政治方面的因素考虑，是为美国争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服务的。他们始终把 同中国关系的改善与美苏关系联系起来，玩弄“三角战略”游戏。冷战结束后，作为“大三 角”之一的苏联已经坍塌，随之美国以冷战为主要背景的对华政策基础发生了实质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中国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重新定位，确定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 这样，美国对华政策进入第三次重大调整时期。
在这一调整过程中，美国国内出现第三次对华政策大辩论。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出 现了三种观点，形成三个派别。一是遏制派，该派认为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的结束，中美之 间已不再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相反，作为唯一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将会对美国 造成威胁，因而美国应奉行遏制中国的政策，美国要“对中国人权进步承担应有的责任”， （注：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6—10页。）促使中国西化。1989年中国政治风波发生后一直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基本上采用的是 这一派的意见，对华推行强硬政策，但并未达到预期目的。第二派是接触派，该派认为，“ 中国是国际社会有影响的成员之一，在联合国安理会享有永久席位，拥有核能力和卫星导弹 技术，并培养着一个庞大而且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没有中国的建设性参与，将很难解决东 亚许多地区的冲突，如果没有中国参加，实现东亚贸易和投资体制的自由化是不可能的。” （注：楚树龙《关于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4期。）因此主张对华采取合作和接触政策，这不但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还可借以促使中 国发生变化。美国对华推行强硬政策受挫后一度采用该派观点，但很快意识到单纯依赖“接 触”使中国蜕变也难奏效。第三派属于中间派，主张对华采取既接触又遏制的政策，克林顿 政府在经历一段对华政策的思考和摸索之后，最终采纳该派意见，以西雅图会晤为标志，美 国对华政策进入新时期。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之所以最终定位于实行既接触又遏制的政策，在于美国政府一方面认 识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美国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美 国又不愿看到中国崛起，不愿放弃冷战思维。
首先，美国决策阶层认识到，美国没有办法按自己的意志改变中国，美国对中国内部事务 的影响力是有限的，美国如一味推行遏制中国的强硬政策，就会重犯历史性错误，将会严重 损害美国的利益。
从国际政治角度看，由于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并处于亚太地缘政治的中心，一些全球 性问题以及与美国有重大利益关系的热点问题特别是亚太地区事务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美国 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的向背对美国来说举足轻重。
但是，作为冷战后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仍要称霸世界，仍要推行强权政治，因而它也 就不愿看到世界上出现另一个强大的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大国；无论是出于称霸世界的 目的还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因素，美国都不会彻底放弃遏制中国的政策。
总之，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面对着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美国政 府不得不面对现实，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愿看到中国过于强大，试图遏制中国 在世界上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必然伴随着曲折和矛盾 。^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3期
【原文出处】《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哲社版》(赤峰)2001年02期第26～30页
【作者简介】赤峰民族师专政史系，内蒙古赤峰 024000
【关 键 词】敌视政策/扶蒋反共政策/接触政策/遏制政策/麦卡锡主义/院外援华集团
（一）第一次调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重视中国在远东的作用，帮助中国树立大 国地位，让中国以大国身份参加国际会议。美国这样做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前提是中国要 有一个统一的、亲美的政权，在美国决策层看来，蒋介石正是合适的人选。因此，在抗日战 争胜利后，美国奉行“扶蒋反共”政策，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寄希望于蒋介石统一中国，把 中国变成美国巨大的商品和资本市场，并利用中国遏制苏联、抑制日本，最终把中国纳入美 国全球战略的轨道。
然而，中国历史的发展不以美国决策者的意志为转移，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 朽之势扫荡着国民党残余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红色中国”的出现势在必 然。在这种形势下，推行“扶蒋反共”政策的美国政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鉴 于国民党政府的“腐朽和不得人心”，继续援蒋不但挽救不了蒋介石政权覆灭的命运，而且 还会使美国陷入更大的被动。（注：《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7卷，108页。）另一方面，美国决策者从“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 既定目标出发，极不情愿接受其对华政策失败的现实，加之“院外援华集团”的鼓噪，美国 政 府始终没有停止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这样，美国对华政策就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既开 始“与国民党政府这艘沉船拉开了距离”，又不愿抛弃这艘沉船，既想同中共政权接触，又 不愿放弃旧的对华政策。
美国当时对华政策的这种矛盾状态和摇摆不定与美国国内局势有很大关系。在新中国成立 前后，美国内部出现了“谁输掉了中国”，“如何对待新生中国”的政策大辩论。一部分有 远见的政治家认为美国应面对现实，调整对华政策，承认新中国。但也有一股强大的右翼势 力，他们一再向政府施压，要求继续对国民党提供援助。针对中国急剧发生的大变动，美国 决策阶层的心理是十分复杂的，他们一方面极不情愿看到共产党取得胜利，另一方面又对中 国局势的发展抱有某种幻想，寄希望于“中苏发生分裂”，于是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种如艾奇 逊所说的“等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态度。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统治阶层出于反共的顽固 本性和对失去中国不肯善罢甘休的态度，终于使它走上一条遏制、孤立中国的道路。
从深层次看，美国最终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是战后美国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必然 结果。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和实质是“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推行扶蒋反共政策就是 要把国民党政府当作“在亚洲唯一能够抵制苏联扩张”的支柱，最能体现美国“在华利益” 的代表。（注：《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7卷，838页。）然而，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使国民党政府失去了对美国的上述价值，而且在中 国大陆建立了与苏联持有相同意识形态的政府，这是美国最不愿面对的现实。虽然一些头 脑清醒的政治家认为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应该调整对华政策，承认新中国，但是以遏制共产主 义为目标的美国全球战略决定美国最终将走上敌视中国的道路。应该指出，凭借战争中膨胀 起来的经济、军事实力，战后美国一直以“世界霸主”自居，“将无论何处发生的剧烈变动 都视为共产主义全球阴谋的一部分”，也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因而企图扼杀或遏制世 界上任何角落的革命性发展。这种简单化的单一性的利益标准使它很难对中国局势做出客观 的判断，必然要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
在美国对华由观望到敌视这一政策转变过程中，美国国内的右翼势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内反共活动达到疯狂的阶段。当时，麦卡锡主义恶性泛滥，美国一 部分当权者认为，国内必定有一批共产主义同情者，他们隐藏在政府部门中，是他们“把中 国出卖给俄国人”。同国民党政权有着较多联系的“院外援华集团”等右翼势力乘机大肆鼓 噪，他们的声音充斥于政界和舆论界。于是对中国历史和现状有深刻了解的人士遭到排挤、 陷害，甚至被剥夺为美国对华政策提供咨询的权力。总之，当时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和言论 居支配地位，这必然要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
如前所述，美国的对华政策受制于其全球战略，因此，新中国的任何外交行动如果被美国 决策层认定为有悖于其全球战略的实现，也必然会促使其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新中国成立 后，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作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决策，于1949年12月访苏并在 1950年初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使美国决策者关于“ 中国是苏联的附庸”的判断似乎找到了根据。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中国正被迫加入苏联 的 势力范围，成了苏维埃政治体系和苏维埃经济的一个附属国”。（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61页。）必须制定一系列相应的 计划，积极推行对华遏制政策。几乎同时，为了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影响，毛泽东提出 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注：转引自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40页。）据此，1950年上半年，新中国政府采取了诸如关闭 美国在华宣传机构美新处等措施，这更加强了美国决策层一些人头脑中中共是莫斯科“仆从 和 工具”的判断，为美国推行敌视中国政策找到了新的根据。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决策层中相 当多一部分人对中国是缺乏了解的，他们不懂得，他们的对手不仅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 决心洗刷百年来中华民族备受欺凌和耻辱的志士，因而他们的对华政策必然要走入误区。
最终促成美国对华推行全面敌视政策的因素则是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统治阶 层错误地认为这“可能是一次广泛的中苏联合攻势的开端”，（注：瓦尔特·拉费贝《美国、俄国和冷战》，约翰·威利父子公司1976年，104页。）是共产主义扩张的起点， 必须坚决遏制。因此美国迅速作出了增兵朝鲜的决定，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随后， 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这样就构成了对中国的直接军事侵略的威胁，必 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回击，而美国则公开宣称“就此划线”，最终确立全面遏制和 敌视中国的政策。
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这20多年时间里，美中之间一直处于尖锐对立中，为了搞垮中国，美 国始终“保持对中国最大限度的压力。”（注：尹军《美国学者关于五十年代初中美关系的几种观点》，《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 5期，9页。）在政治上，美国不仅自己不承认新中国，不同 中国建交，还阻挠其它国家同中国建交，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孤立中国 。在经济上，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阻止中美民间贸易往来。在军事上，美国通 过编织条约网对中国形成半月形军事包围圈，并通过发动侵朝、侵越战争等来遏制中国。但 是，美国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相反使其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随着国 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也势在必行。
（二）第二次调整。自5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60年代后，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 剧烈的削长和改组。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分化，中国逐步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中一支独立的政 治力量，苏联积极对外扩张，同美国争霸。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内部也出现了离 心倾向，西欧、日本实力进一步增强，而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国际政治影响削弱，失去了以 往对苏联的优势。这一切，意味着战后以美苏为中心的两极格局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19 71年夏，尼克松提出世界已经形成五大力量中心，这就是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 尼克松承认美国昔日的全面优势已不复存在，世界进入多极化时代。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 美国的领导地位，必须面对现实，在认清自己力量有限的基础上，收缩战线，加强重点，集 中力量对付主要的对手苏联，维护美国的主要利益。同时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简单以意识形态 为划分敌友的标准。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利用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来“相互制约” 以维持“全球均势”，进而改善美国的战略地位，创造一个有利于美国的世界秩序。
单纯从加强与苏联争霸地位这一角度考虑，美国决策阶层也认为有必要调整对华政策。战 后 以来，由于推行敌视中国政策使美国战线拉长，实力下降，在与苏抗衡中逐渐居于被动地 位。同时中苏意识形态的大辩论以及随之而发生的中苏关系的尖锐对立，促使美国重新审视 以往对华政策的理论依据，不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威胁”。为了遏制苏联扩张，改变 同苏联争霸中的地位，美国决策阶层认为应抓住中苏分裂的机会，调整对华政策，同中国接 触，借助中国抗衡苏联。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所言，“我们对中国采取 主动行动的最大好处也许是对苏联的影响”，“我们要我们的对华政策向莫斯科显示一下… …同我们达成协议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必须考虑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的可能性。” （注：张光《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历史背景与经过》，《外交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54页 。）显然，在美国决策阶层看来，同中国改善关系就可以拿中国牌压服苏联，使它感受到两 面受敌的危险而被迫作出让步和妥协。（注：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563页。）
美国推行敌视中国政策的结果，非但没有达到遏制中国的目标，相反，中国变得日益强大 ，国际威望日益提高，这使美国决策层不得不面对现实，承认中国的强大和在国际事务中的 作用。1967年，尼克松在《外交季刊》撰文提到，“美国对亚洲采取的任何对策，都必须刻 不容缓地抓住中国的现实……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实在不能让中国永远呆在国际大家庭 之外。”（注：《外交季刊》1967年10月，46卷，第1期，121页。）1970年，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又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7亿人民的国家出 力，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注：理查德·尼克松《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争取和平新战略》，见南京大学《美国 对外关系：二百年来美国对外政策文选》，1976年，219—220页。）同时，美国决策阶层也看到，推行 敌视中国的政策使美国失去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给美国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美国一批 有识之士早就痛感7亿有购买力的顾客，变成了7亿危险的冤家，是多么不利的事。（注：斯蒂尔《美国人民和中国》，纽约1966年，60页。）而采 取对华接触政策，不但可以捞取经济实惠，而且还可以借机推动中国“和平演变”。正如尼 克松所说，“我们同东方的接触越多，我们使东方受西方榜样的影响就越多，这不可避免也 增强引起变化的内部力量。”（注：理查德·尼克松《现实与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90页。）
基于此，伴随着“如何对待中苏关系破裂后的中国”的政策大辩论，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 策 。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出发，迅速改变中美关系的敌对状态，于19 72年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美国外交政策史上留下了一座丰碑。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为止近20年时间里，中美关系时好时坏 、时起时伏，但由于双方有着共同战略需要，中美关系的总趋势是向前发展的。这期间，中 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发表了建交公报，并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了“八·一七 ”公报，连同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共同构成了指导中美关系的原则性文件，为中美关系的 发 展奠定了法律基础。
（三）第三次调整。从根本上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至冷战结束之前，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 政 策多是出于战略和政治方面的因素考虑，是为美国争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服务的。他们始终把 同中国关系的改善与美苏关系联系起来，玩弄“三角战略”游戏。冷战结束后，作为“大三 角”之一的苏联已经坍塌，随之美国以冷战为主要背景的对华政策基础发生了实质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中国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重新定位，确定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 这样，美国对华政策进入第三次重大调整时期。
在这一调整过程中，美国国内出现第三次对华政策大辩论。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出 现了三种观点，形成三个派别。一是遏制派，该派认为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的结束，中美之 间已不再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相反，作为唯一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将会对美国 造成威胁，因而美国应奉行遏制中国的政策，美国要“对中国人权进步承担应有的责任”， （注：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6—10页。）促使中国西化。1989年中国政治风波发生后一直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基本上采用的是 这一派的意见，对华推行强硬政策，但并未达到预期目的。第二派是接触派，该派认为，“ 中国是国际社会有影响的成员之一，在联合国安理会享有永久席位，拥有核能力和卫星导弹 技术，并培养着一个庞大而且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没有中国的建设性参与，将很难解决东 亚许多地区的冲突，如果没有中国参加，实现东亚贸易和投资体制的自由化是不可能的。” （注：楚树龙《关于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4期。）因此主张对华采取合作和接触政策，这不但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还可借以促使中 国发生变化。美国对华推行强硬政策受挫后一度采用该派观点，但很快意识到单纯依赖“接 触”使中国蜕变也难奏效。第三派属于中间派，主张对华采取既接触又遏制的政策，克林顿 政府在经历一段对华政策的思考和摸索之后，最终采纳该派意见，以西雅图会晤为标志，美 国对华政策进入新时期。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之所以最终定位于实行既接触又遏制的政策，在于美国政府一方面认 识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美国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美 国又不愿看到中国崛起，不愿放弃冷战思维。
首先，美国决策阶层认识到，美国没有办法按自己的意志改变中国，美国对中国内部事务 的影响力是有限的，美国如一味推行遏制中国的强硬政策，就会重犯历史性错误，将会严重 损害美国的利益。
从国际政治角度看，由于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并处于亚太地缘政治的中心，一些全球 性问题以及与美国有重大利益关系的热点问题特别是亚太地区事务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美国 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的向背对美国来说举足轻重。
但是，作为冷战后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仍要称霸世界，仍要推行强权政治，因而它也 就不愿看到世界上出现另一个强大的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大国；无论是出于称霸世界的 目的还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因素，美国都不会彻底放弃遏制中国的政策。
总之，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面对着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美国政 府不得不面对现实，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愿看到中国过于强大，试图遏制中国 在世界上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必然伴随着曲折和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