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9世纪德国民族意识的成长与史学变革
——浅论兰克史学的精髓
邱建群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2期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沈阳)2001年06期第40～43页
【作者简介】辽宁大学 历史系，辽宁 沈阳 110036
邱建群(1954-)，男，辽宁沈阳人，现为辽宁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讲师，主要从事世界 近代史研究。
【关 键 词】民族主义/文化统一/兰克史学
被认为是西方传统史学主要代表的兰克史学，自20世纪初其形象在西方学术界就颇有争议 ， 有人认为是如实叙述者的形象，也有人认为是理念论者的形象，更有人视之为“德国唯心 主义传统的继承人”[1](P55)。本文遵照列宁关于“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的观点，就德意志民族意识的 成长与兰克史学的诞生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
一、民族危机与文化统一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恩格斯语）。180 6 年8月，“神圣罗马帝国”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德意志被拿破仑划分为4个部分：即普鲁士、 奥地利，“莱茵同盟”以及莱茵河左岸被法国占领的地区。同年10月约耶拿战役中，普军全 线溃败，法军占领柏林。根据1807年7月的《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人口减少一半多，军 队被裁减到4万在对法赔款未付清之前领土由法军驻扎。据德国学者估计，法军占领期间， 普鲁士的粮食出口只有从前的1/4，牲畜总数减少25%。拿破仑在法占区排斥德意志文化，推 行法语，残酷地镇压宣传爱国思想的德意志人。拿破仑宣称：“普鲁士已经完蛋了，它从欧 洲地图上消失了。”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德意志思想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德意志是一个共同的民族 吗？有一个共同的祖国吗？在拿破仑战争之前，人们对此的认识是模糊的。在启蒙运动时期， 一批德国知识分子在法国和英国认识了君主立宪制国家体制，引起了他们对德意志分裂的国 家政治体制的反思，激发了他们对造成国家分裂、经济落后的原因的探究，在哲学、文学、 戏剧等方面都出现了许多大师。莱布尼茨——沃尔夫学说对基督教和自然宗教同一的理性阐 述 打碎了宗教的神圣光环，康德关于认识论的研究被马克思称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克 洛普斯托克和莱辛用辛辣的语言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的鞭笞，乃至歌德愤然疾呼“一想到 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贵，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 可怜”。这些都在唤醒德意志的民族感情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可是，德意志各邦国的分 裂割据又阻碍了人们对一个共同民族的认识，他们的民族主义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德 意志启蒙时期的重要作家，如赫尔德、歌德、克洛普斯托克、莱辛和席勒等深受法国启蒙思 想家 “专制之下无祖国”和世界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不仅都觉得自己是世界公民，而且从未要 求将国家建立在民族基础上。从意识到专制君主本身不能成为未来民族国家的中心这点上 ，他们的思想有其合理性。战败和法国占领军“鄙视德意志人，把德意志人当做粗俗和愚笨 的畜 牲，仅仅适合作为驮兽”（E·M·阿恩特语）的劣等民族的奇耻大辱，以及纽伦堡出版商帕尔 姆J·P·仅因出版了一本名为《蒙羞受辱中的德意志》竟被法军事法庭处死的事件，才极大 地震撼了德意志思想界。正如英国史学家G·P·古奇所说：“德意志人需要耶拿的巨大灾难 ，帕尔姆的处死和法国占领所施加耻辱来教育他们认识‘祖国’的神圣性”。
拿破仑战争成为德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的民族主义演变为政治的民族主义的转折点。以费希 特、威廉·冯·洪堡、雅恩等一批知识分子，批判了前一代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者所谓“文 化的德意志在哪里开始，政治的德意志就在哪里结束”的思想，提出了建立民族国家首先要 振兴教育，从文化上统一德意志的主张。费希特在《告德意志人民书》（1807年）中提出：重 建国家的惟一道路是“要采取一种不仅能够培训有文化阶级，而且能够感化全体人民的国民 教育制度”。洪堡指出：“从文化和道德上讲，存在着一个德意志，那既不是普鲁士也不是 奥地利，虽然它包括它们两者，我们必须逐渐培育这个德意志”[2](P202)。他们认为德意 志属于一个文化民族，还不是一个政治民族。在民族危亡时刻，德意志思想家更强调了文化 的重要性。国可亡而文化不可灭。他们意识到中世纪德意志本来就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 德意志民族在近代“丧失其文化特点，它就不可能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1810年，雅恩写 了《德意志民族性》一文，首创“民族性”(Volkstum)这个词，他号召“我们必须转回到逝 去的过去，重新创造民族，德意志民族，祖国”[3](P205)。德意志思想家特别从文化的意 义强调统一，其实不难理解。在英国和法国，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政治认同基础 之上的共同体。而在德意志，国家的分裂，缺少这样一种政治联合的基础，在思想观念上还 未创造出这种政治认同。因此，如果德意志民族要去发现一种团结的纽带就不得不在文化层 面中的民族性中去寻找，通过历史研究转向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所以19世纪历史研究在德国 比在英法要更具时代意义、现实性和紧迫感，是激发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手段。
二、兰克史学与民族主义
19世纪这一被欧洲学界称为“历史学的世纪”的中后期，兰克史学在德国甚至欧洲独步天 下 。利奥波尔德·冯·兰克(1795-1886)于1795年12月生于萨克森图林根地区的一个路德教中 产阶级家庭。兰克的童年时代是在法国军队占领德国，德意志民族的“奇耻大辱”时期 度过的。1814年在拿破仑在莱比锡的“民族大战”中失败后不久，兰克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 。现有的兰克传记的作者几乎都众口一辞地认定尽管当时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震动人心和值 得纪念，但年轻的兰克“并未表现出任何兴趣”，而是潜心专研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但是， 新近揭示的图书资料显示兰克在大学期间不仅研究了路德著作，景仰歌德，钻研康德的《纯 理性批判》，而且他认为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费希特。费希特的《告德国同胞书》使兰克“无 限钦佩”。兰克曾批评当时德国的政治家们“不懂宪法，只看警察的脸色行事：只知到自己 的沙 发，而不知道祖国”[4](P232)。可见，尽管当时梅特涅的旧秩序统治了欧洲，在浪漫主义 处于高潮时兰克并非未受影响，而且产生了民族激情。
兰克在治史方法上提倡“据实记事”，声称欲使历史“科学能发生影响，必先去其致用之 念”。他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里说：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 导现在作为它的任务。而“本书的目的只是陈述实际发生的事情”。这句名言不断为历代史 家所引用，成为历史主义治史原则的圭臬。殊不知，兰克被当作一个客观主义的史学家，进 而又演变为实证主义的“史料即史学”（傅斯年语）的实践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误解。错误 在于人们所关注的只是兰克的治史原则，而不是他的史学思想，特别是兰克史学与德意志民 族主义成长不可分割的关系。拿破仑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直接推动了兰克史学的诞生，19 世纪20年代后德国统一的趋向也需要史学的关注，兰克的主要著作完全体现了这个时代主题 。
以1824年兰克出版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为例。无论从学术意义还是从 当 时的现实意义上来看，兰克写这部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 现在”。这部书的首要新贡献是证明了欧洲的罗马——日尔曼世界的统一性的思想，即兰克 所说“我视拉丁民族和日耳尔曼民族为一个统一的民族”[5](P222)。在欧洲启蒙运动中， 是通过基督教会而直接承袭了古希腊文明，即后来A·J·汤因比所说的它们的关系类似“母 子关系”。他们认为罗马是精神首府，从拉丁语到法语是知识生活的语言。而提及日耳曼民 族，不禁使精英们联想到蛮族对罗马帝国的入侵，毁坏文化的“汪达尔主义”等。他们对日 耳曼民族的认识还停留在公元98年塔西陀所写的《日耳曼尼亚志》上，认为日耳曼民族“知 识浅陋，不懂任何艺术”。兰克以大量的史料考证了欧洲统一问题。他认为欧洲既不是统一 于基督教和天主教，也不是统一于欧洲这个共同地域。欧洲的中世纪文明是罗马因素和日耳 曼因素的融合。日耳曼民族继承了罗马帝国的许多文化因素，并同自己的文化因素结合起来 ，才产生了欧洲的国家和教会制度。因此，德意志人决非是没有自己文化的劣等民族，日耳 曼文明与拉丁文明一样是欧洲的主体文明之一。这是兰克在求真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学术研究 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追求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的最初体现。所以，该 书受到保守的德国学术界的“欢呼祝贺”，高度评价为是“创见如此之高，如此醒人耳目” 的著作。
兰克历史著作的特征是以政治史为骨干，以民族为范围。兰克认为历史研究首先应当集中 于 “那些在历史上发挥过特别重要和积极作用的国家，分析它们对其它国家的影响，它们之间 进行的较量以及它们在战争和和平时期的发展”[6](P227)。他认为普鲁士就是这样国家之 一。兰克的其它著作，如《教皇史》、《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九卷本的《普鲁士史》 、《腓特烈大帝传》和《德意志诸强国和君主同盟，1780—1790年》等都体现了强烈的民族 主义感情。在这些著作中，兰克揭露了教皇的专横残暴、诛求无厌的聚敛，为宗教改革申辩 ：追溯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起源和成长历程，研究普鲁士作为一个强国的兴起等。无一不与 思考和抉择德国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在政治史研究中，兰克特别强调国家“民族性” 的重要，他强调“没有精神的支柱和力量，任何国家都难以坚持和存在下去”。他又认为 “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于它们的民族特征”。在1850年代出版的《16、17世纪法国史》和《 17世纪英国史》中，兰克对这两个欧洲主要民族的特征作了并非完全客观的比较。兰克提出 ：法国人民“经常使他们的邻居处于紧张的状态；他们有时解放被压迫者，但更多的时候是 压迫自由人民”[7](P199)。在《英国史》中，兰克把英国民族的特征描绘为他们不是关切 其军队在国外的光荣业绩，而是关切“如何依据法律解决他们国内的问题”，兰克认为法国 则经常是政治骚乱的策源地。这些评价当然与兰克的保守历史观有关，但民族情感导致的褒 贬反差溢于言表；法国自路易十四以来的对外扩张给德意志民族造成的伤害实在是难以弥合 。尽管兰克多次申明历史的记载和阐述应力求客观，可是即使在他的著作中叙述同一史实， 涉及德国与其他两国家之间的关系则出现了不同的价值观念，这完全是由于其国家立场所致 。
1870年夏秋之交，兰克完成《七年战争》一书。此时毛奇的大军已将拿破仑三世率领的10 万法军围困在色当，多少代德意志人企盼的国家统一近在咫尺。兰克在该书的序言中直言不 讳 的申明此书是对普法战争的“献礼”。众所周知，在7年战争中普鲁士与英国结盟，1756 年8月弗里德里希二世率军突袭萨克森，狠狠地教训了法国的盟友奥地利。战争的结果使普 鲁士得到西里西亚，确立了欧洲大国的地位。兰克公然为腓特烈大帝的扩张辩护，说他“ 在那个特殊时机是要求和平的”，他之所以“一向力图进一步侵占”，是为了“以求保障他 已得到的领土”[8](P205)。这几乎是用不言自明的历史学家的潜台词为普法战争辩护：俾 斯麦之所以侵入法国，是为了保障南德四邦加入北德意志邦联，力求完成德国统一。在这里 ，兰克的民族主义就要发展为民族沙文主义了。
可见兰克史学的精髓绝不只是回答“是怎样”的问题，而不对人物和历史事件作价值判断 的“客观主义”。他承认，“历史学家活着就是为了理解或学会理解每个时代自身所具有的 意义”[9](P42)。自1825年兰克被聘为柏林大学历史教授后，他崇尚国家和政治权力，宣扬 民族主义和英雄史观，备受普鲁士政府的赞誉，1841年被任命为普鲁士国家史官，1865年兰 克70寿辰之日被封为贵族，赐予在名之前加贵族尊称“冯”(Von)，1882年任枢密院顾问。 如美国史学家J·W·汤普森所说：“他是普鲁士王国的忠实奴仆，教会和国家的辩护士”。
三、批判与继承
18世纪启蒙运动如日中天，“用迷信来说明历史”（马克思语）的神学时代结束，历史研究 世俗化。随着宗教日益淡出社会生活，民族主义便成为19世纪欧洲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精神 力量。法国带有浓烈政治意义的近代民族主义同样体现在其“理性主义史学”上。以伏尔泰 、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主张用他们的“理性法庭”来审判历史，在对“不合理性” 的传统宗教、自然观、社会和国家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的同时，也造成了新的迷信。此外， 那时的精英阶级对形成了欧洲诸伟大民族的中世纪普遍存在着轻视的观念，他们把中世纪的 历史研究比作“狼和熊的争吵”认为不值得研究[10](P5)。启蒙思想家用还扩大了法国文化 的普遍性，当拿破仑在启蒙和解放的旗号下把战争和独裁强加在德意志人头上时，德意志思 想界不得不打造自己的批判武器，在历史领域发生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在德意志把理性的偶像打倒在地，创榛辟莽、开历史主义风气之先的首推赫尔德、萨维尼 和尼布尔等学者。历史主义时代的开拓者赫尔德于1774年完成《又一种教育人类的历史哲学 》著作，提出：对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必须从各个阶段自身出发来加以理解，不能非 历史主义地，用自己时代的标准来评价各个历史时期”[11](P181)。认为“中世纪是历史发 展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不应把它看成是“最野蛮的，一无是处的历史”。法的历史学派 代表萨维尼于1814年出版《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方面的使命》一书，针对在反拿破仑战争激 励下的民族主义浪潮提出的制定德意志各邦统一民法典的要求，萨维尼表示，“德国决不应 该模仿”拿破仑法典。他提出：法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各民族的民族本质的一个方面，不 是立法者根据一般抽象原则所能改变的，要“尊重历史”。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尼布尔是1810 年创立的柏林大学首批被聘任的历史教授，他主张通过学习历史“让青年一代生气勃勃，使 他们能够肩负起复兴德意志的重任，并为他们提供古代的光荣榜样”。尼布尔还重写了以研 究法律和政治制度发展史为重点的13卷本《罗马史》，成为德国近代史学的第一个有权威的 学者。兰克继承了法的历史学派和赫尔德历史哲学的传统，在研究欧洲大国的政治史中，他 把每一个国家看成“一个活生生的东西，一个体系，一个独一无二的自身”。他的《普鲁士 史新编》(1848)，《腓特烈大帝传》（1878年）等都旨在强调普鲁士有自己的民族特性，不应 仿法国的制度。他摒弃了启蒙时代普遍人性的观念，而关注各民族的独特的文化价值；不是 你优我劣而是同等的。他认为德国“历史研究发展起来的真正原因就是对拿破仑式的专制思 想的反抗”[12](P232)。
19世纪德国的“时代精神”是要求国家统一。从把握时代主题这一点来说，兰克继承了启 蒙时代以来理性主义史学的许多思想观点，但是他的“客观主义”批判史学产生的本身又是 对理性主义史学的反动。任何历史学家都属于特定的民族和文化的，作为特定民族文化哺育 出来的历史学家不可能不把自己民族的价值观投射到其历史著作中。与史实考证不同，史学 著述是历史学家有意识的创造成果，所以纯客观的史学是不存在的。当面临民族磨难之时， 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尚没有足够的权势，经济领域中也还没有坚实的基础，无法像法国资 产阶级那样直接在政治领域中作战，他们只能在文化领域中为民族统一而作战。兰克史学正 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一代学问之先，成为“近代科学历史学之父”的[13](P506)。民族主义 是它的精髓。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2期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沈阳)2001年06期第40～43页
【作者简介】辽宁大学 历史系，辽宁 沈阳 110036
邱建群(1954-)，男，辽宁沈阳人，现为辽宁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讲师，主要从事世界 近代史研究。
【关 键 词】民族主义/文化统一/兰克史学
一、民族危机与文化统一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恩格斯语）。180 6 年8月，“神圣罗马帝国”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德意志被拿破仑划分为4个部分：即普鲁士、 奥地利，“莱茵同盟”以及莱茵河左岸被法国占领的地区。同年10月约耶拿战役中，普军全 线溃败，法军占领柏林。根据1807年7月的《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人口减少一半多，军 队被裁减到4万在对法赔款未付清之前领土由法军驻扎。据德国学者估计，法军占领期间， 普鲁士的粮食出口只有从前的1/4，牲畜总数减少25%。拿破仑在法占区排斥德意志文化，推 行法语，残酷地镇压宣传爱国思想的德意志人。拿破仑宣称：“普鲁士已经完蛋了，它从欧 洲地图上消失了。”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德意志思想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德意志是一个共同的民族 吗？有一个共同的祖国吗？在拿破仑战争之前，人们对此的认识是模糊的。在启蒙运动时期， 一批德国知识分子在法国和英国认识了君主立宪制国家体制，引起了他们对德意志分裂的国 家政治体制的反思，激发了他们对造成国家分裂、经济落后的原因的探究，在哲学、文学、 戏剧等方面都出现了许多大师。莱布尼茨——沃尔夫学说对基督教和自然宗教同一的理性阐 述 打碎了宗教的神圣光环，康德关于认识论的研究被马克思称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克 洛普斯托克和莱辛用辛辣的语言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的鞭笞，乃至歌德愤然疾呼“一想到 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贵，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 可怜”。这些都在唤醒德意志的民族感情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可是，德意志各邦国的分 裂割据又阻碍了人们对一个共同民族的认识，他们的民族主义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德 意志启蒙时期的重要作家，如赫尔德、歌德、克洛普斯托克、莱辛和席勒等深受法国启蒙思 想家 “专制之下无祖国”和世界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不仅都觉得自己是世界公民，而且从未要 求将国家建立在民族基础上。从意识到专制君主本身不能成为未来民族国家的中心这点上 ，他们的思想有其合理性。战败和法国占领军“鄙视德意志人，把德意志人当做粗俗和愚笨 的畜 牲，仅仅适合作为驮兽”（E·M·阿恩特语）的劣等民族的奇耻大辱，以及纽伦堡出版商帕尔 姆J·P·仅因出版了一本名为《蒙羞受辱中的德意志》竟被法军事法庭处死的事件，才极大 地震撼了德意志思想界。正如英国史学家G·P·古奇所说：“德意志人需要耶拿的巨大灾难 ，帕尔姆的处死和法国占领所施加耻辱来教育他们认识‘祖国’的神圣性”。
拿破仑战争成为德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的民族主义演变为政治的民族主义的转折点。以费希 特、威廉·冯·洪堡、雅恩等一批知识分子，批判了前一代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者所谓“文 化的德意志在哪里开始，政治的德意志就在哪里结束”的思想，提出了建立民族国家首先要 振兴教育，从文化上统一德意志的主张。费希特在《告德意志人民书》（1807年）中提出：重 建国家的惟一道路是“要采取一种不仅能够培训有文化阶级，而且能够感化全体人民的国民 教育制度”。洪堡指出：“从文化和道德上讲，存在着一个德意志，那既不是普鲁士也不是 奥地利，虽然它包括它们两者，我们必须逐渐培育这个德意志”[2](P202)。他们认为德意 志属于一个文化民族，还不是一个政治民族。在民族危亡时刻，德意志思想家更强调了文化 的重要性。国可亡而文化不可灭。他们意识到中世纪德意志本来就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 德意志民族在近代“丧失其文化特点，它就不可能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1810年，雅恩写 了《德意志民族性》一文，首创“民族性”(Volkstum)这个词，他号召“我们必须转回到逝 去的过去，重新创造民族，德意志民族，祖国”[3](P205)。德意志思想家特别从文化的意 义强调统一，其实不难理解。在英国和法国，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政治认同基础 之上的共同体。而在德意志，国家的分裂，缺少这样一种政治联合的基础，在思想观念上还 未创造出这种政治认同。因此，如果德意志民族要去发现一种团结的纽带就不得不在文化层 面中的民族性中去寻找，通过历史研究转向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所以19世纪历史研究在德国 比在英法要更具时代意义、现实性和紧迫感，是激发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手段。
二、兰克史学与民族主义
19世纪这一被欧洲学界称为“历史学的世纪”的中后期，兰克史学在德国甚至欧洲独步天 下 。利奥波尔德·冯·兰克(1795-1886)于1795年12月生于萨克森图林根地区的一个路德教中 产阶级家庭。兰克的童年时代是在法国军队占领德国，德意志民族的“奇耻大辱”时期 度过的。1814年在拿破仑在莱比锡的“民族大战”中失败后不久，兰克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 。现有的兰克传记的作者几乎都众口一辞地认定尽管当时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震动人心和值 得纪念，但年轻的兰克“并未表现出任何兴趣”，而是潜心专研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但是， 新近揭示的图书资料显示兰克在大学期间不仅研究了路德著作，景仰歌德，钻研康德的《纯 理性批判》，而且他认为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费希特。费希特的《告德国同胞书》使兰克“无 限钦佩”。兰克曾批评当时德国的政治家们“不懂宪法，只看警察的脸色行事：只知到自己 的沙 发，而不知道祖国”[4](P232)。可见，尽管当时梅特涅的旧秩序统治了欧洲，在浪漫主义 处于高潮时兰克并非未受影响，而且产生了民族激情。
兰克在治史方法上提倡“据实记事”，声称欲使历史“科学能发生影响，必先去其致用之 念”。他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里说：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 导现在作为它的任务。而“本书的目的只是陈述实际发生的事情”。这句名言不断为历代史 家所引用，成为历史主义治史原则的圭臬。殊不知，兰克被当作一个客观主义的史学家，进 而又演变为实证主义的“史料即史学”（傅斯年语）的实践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误解。错误 在于人们所关注的只是兰克的治史原则，而不是他的史学思想，特别是兰克史学与德意志民 族主义成长不可分割的关系。拿破仑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直接推动了兰克史学的诞生，19 世纪20年代后德国统一的趋向也需要史学的关注，兰克的主要著作完全体现了这个时代主题 。
以1824年兰克出版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为例。无论从学术意义还是从 当 时的现实意义上来看，兰克写这部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 现在”。这部书的首要新贡献是证明了欧洲的罗马——日尔曼世界的统一性的思想，即兰克 所说“我视拉丁民族和日耳尔曼民族为一个统一的民族”[5](P222)。在欧洲启蒙运动中， 是通过基督教会而直接承袭了古希腊文明，即后来A·J·汤因比所说的它们的关系类似“母 子关系”。他们认为罗马是精神首府，从拉丁语到法语是知识生活的语言。而提及日耳曼民 族，不禁使精英们联想到蛮族对罗马帝国的入侵，毁坏文化的“汪达尔主义”等。他们对日 耳曼民族的认识还停留在公元98年塔西陀所写的《日耳曼尼亚志》上，认为日耳曼民族“知 识浅陋，不懂任何艺术”。兰克以大量的史料考证了欧洲统一问题。他认为欧洲既不是统一 于基督教和天主教，也不是统一于欧洲这个共同地域。欧洲的中世纪文明是罗马因素和日耳 曼因素的融合。日耳曼民族继承了罗马帝国的许多文化因素，并同自己的文化因素结合起来 ，才产生了欧洲的国家和教会制度。因此，德意志人决非是没有自己文化的劣等民族，日耳 曼文明与拉丁文明一样是欧洲的主体文明之一。这是兰克在求真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学术研究 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追求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的最初体现。所以，该 书受到保守的德国学术界的“欢呼祝贺”，高度评价为是“创见如此之高，如此醒人耳目” 的著作。
兰克历史著作的特征是以政治史为骨干，以民族为范围。兰克认为历史研究首先应当集中 于 “那些在历史上发挥过特别重要和积极作用的国家，分析它们对其它国家的影响，它们之间 进行的较量以及它们在战争和和平时期的发展”[6](P227)。他认为普鲁士就是这样国家之 一。兰克的其它著作，如《教皇史》、《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九卷本的《普鲁士史》 、《腓特烈大帝传》和《德意志诸强国和君主同盟，1780—1790年》等都体现了强烈的民族 主义感情。在这些著作中，兰克揭露了教皇的专横残暴、诛求无厌的聚敛，为宗教改革申辩 ：追溯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起源和成长历程，研究普鲁士作为一个强国的兴起等。无一不与 思考和抉择德国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在政治史研究中，兰克特别强调国家“民族性” 的重要，他强调“没有精神的支柱和力量，任何国家都难以坚持和存在下去”。他又认为 “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于它们的民族特征”。在1850年代出版的《16、17世纪法国史》和《 17世纪英国史》中，兰克对这两个欧洲主要民族的特征作了并非完全客观的比较。兰克提出 ：法国人民“经常使他们的邻居处于紧张的状态；他们有时解放被压迫者，但更多的时候是 压迫自由人民”[7](P199)。在《英国史》中，兰克把英国民族的特征描绘为他们不是关切 其军队在国外的光荣业绩，而是关切“如何依据法律解决他们国内的问题”，兰克认为法国 则经常是政治骚乱的策源地。这些评价当然与兰克的保守历史观有关，但民族情感导致的褒 贬反差溢于言表；法国自路易十四以来的对外扩张给德意志民族造成的伤害实在是难以弥合 。尽管兰克多次申明历史的记载和阐述应力求客观，可是即使在他的著作中叙述同一史实， 涉及德国与其他两国家之间的关系则出现了不同的价值观念，这完全是由于其国家立场所致 。
1870年夏秋之交，兰克完成《七年战争》一书。此时毛奇的大军已将拿破仑三世率领的10 万法军围困在色当，多少代德意志人企盼的国家统一近在咫尺。兰克在该书的序言中直言不 讳 的申明此书是对普法战争的“献礼”。众所周知，在7年战争中普鲁士与英国结盟，1756 年8月弗里德里希二世率军突袭萨克森，狠狠地教训了法国的盟友奥地利。战争的结果使普 鲁士得到西里西亚，确立了欧洲大国的地位。兰克公然为腓特烈大帝的扩张辩护，说他“ 在那个特殊时机是要求和平的”，他之所以“一向力图进一步侵占”，是为了“以求保障他 已得到的领土”[8](P205)。这几乎是用不言自明的历史学家的潜台词为普法战争辩护：俾 斯麦之所以侵入法国，是为了保障南德四邦加入北德意志邦联，力求完成德国统一。在这里 ，兰克的民族主义就要发展为民族沙文主义了。
可见兰克史学的精髓绝不只是回答“是怎样”的问题，而不对人物和历史事件作价值判断 的“客观主义”。他承认，“历史学家活着就是为了理解或学会理解每个时代自身所具有的 意义”[9](P42)。自1825年兰克被聘为柏林大学历史教授后，他崇尚国家和政治权力，宣扬 民族主义和英雄史观，备受普鲁士政府的赞誉，1841年被任命为普鲁士国家史官，1865年兰 克70寿辰之日被封为贵族，赐予在名之前加贵族尊称“冯”(Von)，1882年任枢密院顾问。 如美国史学家J·W·汤普森所说：“他是普鲁士王国的忠实奴仆，教会和国家的辩护士”。
三、批判与继承
18世纪启蒙运动如日中天，“用迷信来说明历史”（马克思语）的神学时代结束，历史研究 世俗化。随着宗教日益淡出社会生活，民族主义便成为19世纪欧洲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精神 力量。法国带有浓烈政治意义的近代民族主义同样体现在其“理性主义史学”上。以伏尔泰 、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主张用他们的“理性法庭”来审判历史，在对“不合理性” 的传统宗教、自然观、社会和国家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的同时，也造成了新的迷信。此外， 那时的精英阶级对形成了欧洲诸伟大民族的中世纪普遍存在着轻视的观念，他们把中世纪的 历史研究比作“狼和熊的争吵”认为不值得研究[10](P5)。启蒙思想家用还扩大了法国文化 的普遍性，当拿破仑在启蒙和解放的旗号下把战争和独裁强加在德意志人头上时，德意志思 想界不得不打造自己的批判武器，在历史领域发生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在德意志把理性的偶像打倒在地，创榛辟莽、开历史主义风气之先的首推赫尔德、萨维尼 和尼布尔等学者。历史主义时代的开拓者赫尔德于1774年完成《又一种教育人类的历史哲学 》著作，提出：对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必须从各个阶段自身出发来加以理解，不能非 历史主义地，用自己时代的标准来评价各个历史时期”[11](P181)。认为“中世纪是历史发 展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不应把它看成是“最野蛮的，一无是处的历史”。法的历史学派 代表萨维尼于1814年出版《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方面的使命》一书，针对在反拿破仑战争激 励下的民族主义浪潮提出的制定德意志各邦统一民法典的要求，萨维尼表示，“德国决不应 该模仿”拿破仑法典。他提出：法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各民族的民族本质的一个方面，不 是立法者根据一般抽象原则所能改变的，要“尊重历史”。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尼布尔是1810 年创立的柏林大学首批被聘任的历史教授，他主张通过学习历史“让青年一代生气勃勃，使 他们能够肩负起复兴德意志的重任，并为他们提供古代的光荣榜样”。尼布尔还重写了以研 究法律和政治制度发展史为重点的13卷本《罗马史》，成为德国近代史学的第一个有权威的 学者。兰克继承了法的历史学派和赫尔德历史哲学的传统，在研究欧洲大国的政治史中，他 把每一个国家看成“一个活生生的东西，一个体系，一个独一无二的自身”。他的《普鲁士 史新编》(1848)，《腓特烈大帝传》（1878年）等都旨在强调普鲁士有自己的民族特性，不应 仿法国的制度。他摒弃了启蒙时代普遍人性的观念，而关注各民族的独特的文化价值；不是 你优我劣而是同等的。他认为德国“历史研究发展起来的真正原因就是对拿破仑式的专制思 想的反抗”[12](P232)。
19世纪德国的“时代精神”是要求国家统一。从把握时代主题这一点来说，兰克继承了启 蒙时代以来理性主义史学的许多思想观点，但是他的“客观主义”批判史学产生的本身又是 对理性主义史学的反动。任何历史学家都属于特定的民族和文化的，作为特定民族文化哺育 出来的历史学家不可能不把自己民族的价值观投射到其历史著作中。与史实考证不同，史学 著述是历史学家有意识的创造成果，所以纯客观的史学是不存在的。当面临民族磨难之时， 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尚没有足够的权势，经济领域中也还没有坚实的基础，无法像法国资 产阶级那样直接在政治领域中作战，他们只能在文化领域中为民族统一而作战。兰克史学正 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一代学问之先，成为“近代科学历史学之父”的[13](P506)。民族主义 是它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