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魏玛共和民主的专制机理
杨和平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2期
【原文出处】《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南京)2001年01期第34～39页
【英文标题】AUTOCRATIC PRINCIPLE OF WEIMAR REPUBLIC DEMOCRACY
【作者简介】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四川 南充 637002/History Department,Sichuan Teachers Col lege,Nanchong 637002,China
杨和平(1966—)，男，四川平昌人，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世界近 现代史教学与研究。
【关 键 词】魏玛/共和/民主/专制Weimar/republic/democracy/autocracy
“综观整个德意志民族实体政治体制的流变，简单地划分，可以说是专制上千年，民主五 十年。”[1]换句话说，希特勒帝国及其以前的德意志，一直处在专制统治之下。有人说， 希特勒之前不是魏玛共和国吗？当然，谁也否定不了德国历史上的那十几年“共和”。然而 ，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所谓的“魏玛共和民主”，其实是一种并没有根除专制的民主， 是一种以“共和民主”掩饰着的专制。
“十一月革命”突如其来
带着浓厚封建专制残余和军国主义色彩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为争夺“阳光下的地盘”挑起了 第 一次世界大战。但战争中的连续失败和由此而引起的人民反战运动的日益高涨却带来了严重 的社会政治危机。统治阶级企图以妥协办法尽早结束战争，实行内政改革，防止可能的“自 下的革命”。1918年10月4日，组成了包括中央党、进步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制政 府”，以“自由派”著称的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出任帝国宰相。10月28日，帝国议会通过 修改宪法的法令，此所谓《十月宪法》。其中最主要的新内容就是规定帝国宰相向议会负责 ，增加议会人数，在大城市实行比例选举制。但这种“自上的革命”并没有能够阻止“自下 的革命”，这个新政府也并没有能给德国带来和平，并没有能消除潜在的革命因素——实现 和平的愿望，因为威尔逊要求德国皇帝退位，还要承认军事上的完全失败，而皇帝是坚决不 愿退位的。当人们得知皇帝成了实现和平的障碍时，也就很自然地迸发出了针对皇帝的自下 的革命——德国历史上著名的1918年“十一月革命”。
十一月革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突如其来。革命前夕，整个德国没有思想家、诗人 或者作家的鼓动，以致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把这场德国革命称做“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 的一次完全没有歌曲的革命”。[2]革命的实际到来，也是一次自发的武力行动，既没有人 作过周密的计划和部署，也没有人予以统一的组织和领导。
历史的遗留向德国提出的革命任务与俄国革命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在基本完成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上立即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但此时的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却不具俄国 布尔什维克党的那种纯洁和经验。1869年，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政党—— 社会民主工党。1890年，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战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为右派、 左派和中派。以艾伯特、谢德曼为首的右派公开拥护帝国主义战争，鼓吹国内和平，压制工 人斗争；以卡尔·李卜克内西、梅林、卢森堡、皮克为代表的左派，坚持革命立场，反对帝 国主义战争，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称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以哈塞、迪特曼、考茨基为 首的中派退出社会民主党，另建独立社会民主党，该党虽以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为号召， 实际上在反对无产阶级等重大问题上与右派领袖并无本质区别。无产阶级的这种组织分裂和 思想决裂极大地影响了革命的进程和此后德国的政治发展。
面对革命的“突出其来”，整个社会上层，都被吓得不知所措。社会民主党还一直以为政 府的改组和“民主化”措施可以平息人民的愤怒，还在极力维护现存制度。独立社会民主党 右翼正在集中注意力攻击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左翼还在作“举行群众性罢工，以革命结束 战争”的宣传，但他们自称“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仿效者”，因而对实际到来的革命甚感无所 适从。就是斯巴达克派，也缺乏准备。首先，从组织上讲，它当时还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 革命小组织，而不是一个有广泛行动能力的独立政党，在工人群众中缺乏坚实的基础，它的 活动更多的还停留在宣传阶段。革命来得太突然了，它不在任何党派手中，于是，无产阶级 各政党和派别争夺领导权并使革命沿着自己的思想方向前进的斗争就几乎成了这次革命的主 体内容，也正是这种争夺和斗争决定了德国新的政治体制变革方向。
标志十一月革命爆发的是1918年11月3日的基尔水兵武装起义。它可以说是受尽苦难和渴望 和平的人们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的一种自觉爆发。水兵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动会引起一 场大的社会变革，也没有得到无产阶级的任何党派的纲领性指导。对于已经爆发的革命，无 产阶级各派的目标大相径庭。社会民主党追求的是“立即停战，实现和平”，“要求人民保 持高度的镇定”；独立社会民主党要求皇帝退位；斯巴达克派则要求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 国，虽最具有革命性，但也没有成为领导起义的权威。
社会民主党极力避免发生革命，希望和平地实现政体的转变，要通过和平改革的途径把德 国的政治体制引向民主，把经济生活引向社会主义，“要民主，不要独裁”，“要根据科学 知识和实践经验来有计划地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不要对活生生的社会肌体作无情的 实验”。[3]但皇帝对这一和平的改良路线并不合作，因为威尔逊规定的和平前提是皇帝退 位，然而，到11月8日晚，威廉二世仍拒绝答复宰相马克斯亲王劝其“自愿”退位以挽救君 主政体的建议。11月9日，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和斯巴达克团发动的柏林起义几乎没有遇到 什么抵抗就控制了包括皇宫、卫戌司令部和警察总局在内的柏林，工厂和兵营纷纷成立工人 、士兵代表苏维埃，柏林旧政府陷于瘫痪。中午12时，马克斯亲王自主通过通讯社宣告皇帝 退位，威廉二世仓惶逃奔荷兰，霍亨索伦王朝就这样了结了。同时，马克斯还把自己的职务 也移交给了艾伯特。为什么移交艾伯特呢？马克斯表白：“我对艾伯特的信任是坚定的。这 个人决心竭尽全力对革命进行斗争”，“我知道革命即将取得胜利，要粉碎它是不行了，但 也许可以使它窒息而死，“如果由我提出艾伯特来做人民的保卫官，我们就会有一个共和国 ，而如果是李卜克内西被提出来，就会是布尔什维主义”，交给艾伯特，“君主政体也许仍 有一线希望”。[4]艾伯特受命后想的也正是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保留君主政体 ，并没有想到要建立共和国。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风闻占领皇宫的斯巴达克派正在酝 酿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感到必须抢在前面。下午两点，谢德曼在国会大厦的阳台上向柏 林工人、群众高呼“伟大的德意志共和国万岁！”下午四点，李卜克内西又在皇宫的阳台上 向群众宣布德国为“自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两个小时之内，德国出现了性质完全不同的 两个共和国的宣告。它肯定了推翻君主政体的革命成果，专制皇帝没有了，共和国算是成立 了。但到底代之而起的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呢？还是议会制共和国？这就将决定于两个派别之间 的争 夺和斗争了。
社会民主党宣布共和是因为不宣布共和就不能保全帝国——皇帝的载体——的尸体，他们 最初只打算实现全面的君主立宪制。这样一来，德国之成为共和国，首先是因为协约国列强 不肯与皇帝缔和，德国本身并不是想共和、想民主，而是因为战败，因为迫不得已。“革命 ” 并不是经过充分酝酿的革命，“共和国”并不是“旧专制”下的某种成熟的革命形势的自然 产物。既然如此，它反对专制、取代专制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
然而，恰恰是接过帝国大印的社会民主党决定了革命的发展方向。就在11月9日，革命的第 二天，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共同组成了所谓“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临时政府。 斯巴达克派在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遭到拒绝后，没有参加政府。10日下午，柏 林士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与会代表3000人中士兵占了多数。艾伯特和哈塞在演说中 号召各派实行“团结”。李卜克内西在演说中强调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有力量实现经济的 社会化，才能争取持久的和平与幸福。会议选出了由7名社会民主党人、7名独立社会民主党 人 和14名士兵代表组成的柏林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大会承认艾伯特为首的“人民全权代表 委员会”为临时政府。也就是这个临时政府承担了旧帝国的战争责任。成立的第二天，就签 署了贡比涅森林协定，从而实现了大多数人心目中革命的主要目标。但这个由社会民主党所 控制的临时政府以恢复“秩序”、防止“极左派的威胁”和导向议会共和制作为主要任务。 虽然它的施政纲领声称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己任，但并没有越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明确宣 布保障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根本没有消灭容克、垄断资本巨头和军官团的政治经济 特权的意识。
也许正因此，社会民主党得到了旧德国最主要的残余势力的支持。临时政府成立的当天晚 上，艾伯特在宰相府通过秘密电话与最高统帅部的格陵纳将军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新 政府答应结束无政府状态，镇压布尔什维主义，按照旧德国的传统维持陆军，军队则保证支 持政府。尚武的德国得到了继续存在的保证。“专制的”德国又将命运如何呢？
革命如何继续发展，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即“立宪会议还是苏维埃政权”。社会 民主党迷恋于议会道路，认为国民会议是“把资本主义制度改变为社会主义的手段”。11月 29日，艾伯特政府宣布于1919年2月16日举行国民会议选举。因为是在容克资产阶级仍然保 持着政治经济特权的情况下举行的“全民选举”，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旧制度各政党和 最 高统帅部都纷纷拥护召开国民会议。而由社会民主党领袖操纵的全德苏维埃中央委员会把苏 维埃的权力仅仅局限于监督政府，不干涉任何国家事务。虽然斯巴达克派极力号召工人阶级 抵制国民会议，但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和社会民主党对苏维埃的操纵，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 否决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提案，通过了召开国民会议的提案。这样，走议会道路的社 会民主党在革命的初期争得了主动。
现在，整个旧制度的基础都支持社会民主党，同时也受着社会民主党所控制的新政府的庇 护。社会民主党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镇压布尔什维主义。1918年底，斯巴达克同盟 改组为德国共产党。它为使革命朝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前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英勇的斗争 。 但柏林工人一月起义被艾伯特政府镇压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杀害了，由 共产党人领导的真正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也被艾伯特政府颠覆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 义部分的德国十一月革命失败了。临时政府完全掌握了德意志的变革方向。
最民主的宪法成了专制的护身符
就在柏林工人一月起义失败后6天、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杀害后4天的白色 恐怖气氛中，艾伯特政府如期举行了国民会议选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420 个 席位中得185席，占总数的44%，各种资产阶级政党占56%。这些成员中有100多人是原帝国国 会议员，90多人是资本家、地主和官僚，工农代表为数极少。2月6日，国民会议在远离当时 革命中心的小城魏玛召开。被社会民主党领袖操纵的苏维埃中央执委员宣布将权力移交给 国民会议。11日，会议选举艾伯特为共和国总统，谢德曼被任命为总理，组成了有社会民主 党和 中央党参加的“魏玛联合政府”。
7月31日，国民会议通过了宪法。8月14日经总统签署后正式公布生效，史称魏玛宪法。[5] 宪法规定，“德意志国家是一个共和国”，“国家权力出自人民”。中央有与外国建交、建 立军队、管理财政、发行货币、管理邮政、关税等权力，联邦法律高于各邦法律。同时，各 邦政府代表组成“联邦参政会”作为咨询机构，参与联邦的立法和行政事务。
政治制度方面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宪法规定，国会是最高立法机关，分 上、下两院。上院即联邦议院，由各邦政府选派代表组成，下院称国民议会，由“年满20岁 以上之男女，依照比例代表选举制，以普遍、平等、直接、秘密之选举”产生（第22条），任 期4年。国会的职权较之帝制时期扩大了。除掌管立法权之外，有权任命内阁、宣战与媾和 。内阁必须向国会负责，必须得到国会的信任，否则必须辞职；行政方面，总统是国家元首 ，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7年，可连选连任，年满35岁的公民均有被选举权（第41、 43条）。任期内，若有国会2/3多数提请全民投票认定可以免职。总统有统帅军队、任免总理 和文、武官员、解散国会（由于同一原因限解散一次）和下令举行新的选举之权。以及在紧急 时期要求举行全民投票之权，宪法第48条特别授权总统，“如某一邦不履行其依照德国宪法 或德国法律所规定之义务时，德国总统得使用武力强制之”。“如德国境内之公共安宁和秩 序受到严重扰乱和危害时，德国总统为恢复公共安宁和秩序，得采取必要之措施，需要时并 得 使用武力”。为此目的，总统有权将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全部或部分停止之”。司法 上，“法官地位独立并只服从法律”。最高法院解释法律，裁决各种争端。
宪法第二部分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所有德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男女在原则上均有同等之公民权利及义务”。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享有人身自由、选 举自由和住宅通信不受侵犯的权利，享有和平集会、结社和接受教育等权利。在经济领域中 ，宪法规定贯彻“公平的原则”，人民享有经营工商业和工作的自由，实行社会保险政策， 保持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但国家为了公共福利可以实行社会化政策，有偿地将适合社会化的 私 人企业收为国营企业。雇主和职工在工资、劳动条件及生产方面有“平等地位”和“共同决 定权”。允许成立工厂、区工人委员会和全国工人总委员会，成立由工人委员会与资本家等 有关方面组成的地方和全国经济委员会，“以完成一般经济任务及进行合作以实施社会化法 令”。
魏玛宪法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集欧美各国宪法之精华于一体而提出的（社会民主党并没有 提出自己的纲领），因而是一部充满最完美的现代议会制精神的宪法。它的制订和实施从形 式上标志着德国由半专制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进入了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共和时期。但是， 就是这部从法学的角度讲可谓当时资本主义各国最“自由”、最“民主”的“法学家的杰作 ”也没有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它以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为前提（第153条）。由此， 所谓的“工人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共同决定权”之类，至多只是一种社会改良主 义，意在鼓动工人放弃斗争，实行阶级合作。共和国的建立及其所依据的宪法充分证明了资 产阶级民主的实质：“甚至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中，资产阶级民主也是资产阶级专政。”（列 宁语）
不仅如此，宪法作为德意志反对专制的一部宪法，虽然肯定了对霍亨索伦专制王朝的胜利 ，却没有堵住专制的回马之路，甚至有人说，它“在实践中却只是为恢复专制开道”。[6] 例如，宪法规定下院有制定法律的权力，若上院否决，下院可用2/3多数强使法律通过。但 在实际操作中各届政府总是将法律草案先交上院讨论，从而使民选的下院反而成了配角。国 会虽有最高立法权，但真正有权的还是总统和政府。国会有对每年政府财政预算表决的权利 ，但国会无权重新提出预算。国会有对政府的信任投票权，但政府可以通过总统在可能对政 府投不信任票时解散国会和重新大选，总统也可以不顾议会意见任意撤换政府首脑。宪法授 予了总统其他任何资产阶级议会制下的国家元首无可比拟的权力，尤其是第48条的规定， 使总统得到了非常的立法权和行政权，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完全处于总统的股掌之间，总统 的态度成了民主赖以存在的基石，总统若不要民主，他就可以实行个人专制。事实上，在魏 玛共和国存在的14年中，紧急状态统治是政府常用的一个法宝。共和国最初6年颁布过135个 总统政令，到共和国行将就木时，紧急状态法更成了治理国家政治生活的唯一手段，1930年 也 才5次，1931年就使用了44次，1932年更是增加到了66次。[7]除了这些紧急状态的专制外， 还剩下多少非紧急状态的民主呢？由此，就宪法与共和国实际政治生活的脱节来讲，我们可 以说，在德意志魏玛共和国时期，最民主的宪法成了专制的护身符。
在共和国的14年中，从来就没有一个政党单独执政过。组成魏玛联盟的各政党从没有一个 党 在议会中取得绝对多数，为了维持共和制，不得不实行两党或更多政党的联合内阁，甚至于 延揽右翼政党入阁。这种多党制是魏玛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共和国得以暂时稳 定的原因所在。社会民主党是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但它从来就没有在共和国的政治舞台上 发挥过主导作用。共和国建立伊始，为对付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冲击，社会民主党不得不与旧 帝国的军事力量结盟，结果把反动的旧势力保护起来，成了共和国的隐患。容克们仍是土地 的主人。为支持容克庄园经济，政府还在1927年开始实行“东援”，向东普鲁士容克贷款约 40亿马克。威廉二世流亡国外，却仍占有97000公倾的土地。而且要求国家发给他每年125万 马克的养老金，外加30亿马克的王室赔偿费。[8]三四十个皇帝国戚仍拥有大约10亿马克的 财产。军队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且不受政府控制，犹如国中之国。旧帝国的忠实奴仆 ——那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也被共和国全盘接收，未经改造就让它继续为新政府服务。共 和国成了仅仅摘掉了皇冠的旧德国，甚至于国号使用的也仍然是原“德意志帝国”所使用Da s Deutsche Reich。[9]这样一来，旧德国交给社会民主党的出山组阁以恢复和巩固资产阶 级政权的任务完成以后，作为资本主义政权的装饰品的社会民主党也就必然成为多余的了。 社会民主党代替右派政党承担了战争的责任，但当它把凡尔赛和约带回德国后，所有的右派 政党都打着爱国者的旗号对共和国齐声怒吼，社会民主党也因此而不得不同旧势力妥协以维 持政治生计。同时，社会民主党镇压了工人起义，杀害了共产党领袖，使两党积怨很深，对 于社会民主党从协约国带回来的凡尔赛和平，共产党也以“真正的”民族主义面目出现，指 责他们出卖民族尊严，在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莫斯科的权威——共产国际的指导 下，长期以来把反对社会民主党作为国内的主要任务，把反对协约国帝国主义作为国外的主 要任务，甚至于宁要“专制的帝国主义”，不要“民主的帝国主义”，以为“专制的帝国主 义”更能显示社会主义的曙光。这样一来，魏玛时期，德国的最左派和极右派之间形成了针 对社会民主党的奇怪同盟，这个同盟从根本上决定了共和国的命运。
“总统内阁”制敲响了魏玛的丧钟
魏玛宪法确立了资产阶级——容克在德意志的统治地位，但共和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多种 力量的冲击。开普暴动，主要是来自右翼保守势力的冲击；鲁尔危机集中反映了德国同战胜 国集团的矛盾；汉堡工人起义和萨克森——图林根工人政府的出现，是来自左翼革命势力的 冲击。所有这些力量都针对着刚刚建立起来的魏玛共和国。总统艾伯特不时援用宪法第48条 所授予的权力把共和国从内乱外扰的动荡境况之中引向稳定。
1925年，艾伯特总统去世。3月，举行新总统选举。4月，代表右翼势力的老军国主义分子 兴登堡当选为共和国第二任总统。这位战败后退隐汉诺威，待机而动的旧帝国元帅对于君主 制的信仰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他对战败的认同是德军事实上并没有战败，而是被革命出卖了 ，是因为“背后挨了一刀”。他之当选总统等于为共和国签署了死亡判决，同时也为君主制 的复活预署了通行证。从此开始，德国政治形势急剧右转。1926年5月，兴登堡签发总统令 ，指示驻海外和欧洲各港口城市的公使馆和领事馆除悬挂共和国的黑红金国旗外，还要悬挂 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8月，国会通过了有利于容克和富农利益的关税法。威廉二世和被 废黜了的诸侯们的财产全部归还，并赔偿因革命造成的损失。舆论上，关于“背后一刀”和 “十一月罪人”的宣传也甚嚣尘上。国防军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日益增强，而作为 旧帝国两大支柱——容克和军部总代表的总统兴登堡也如此表白：“在我任职时遇到一切困 难时，我就看一看皇帝的相片，并问我自己：这位至尊的万岁爷将在这个问题上作何决定？ ”[10]这不等于是把共和国归还给了帝国吗？
多党制的特点使得魏玛共和国成了一个“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11]共和国始终得不 到更多力量的支持。这种状况自然不会产生出长期稳定的议会内阁。于是，政权的频繁更迭 又成了共和国的一大特点。从1919年至1932年一共换了20届内阁，最长的执政636天（1928— 1930年的赫尔曼·米勒内阁），最短的执政73天（1920年3—6月的赫尔·米勒内阁），平均每 届内阁的生命只有8个月，[12]单1932年一年就进行了五次国会选举。议会民主制的威 信也因此而日益降低。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沉重地冲击了资本主义世界，对美国资本具有极大依赖性的德国 更是劫难日深。为了平抑巨额财政赤字，走出经济困境，德国政府于1930年3月27日举行内 阁 会议，以求提高税收，减少社会支出。各党派争吵不休，难于划一，米勒内阁陷入困境，被 迫辞职，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民主党、人民党和民族人民党组成的五党大联合政府 就此垮台。此后，共和国进入了完全的“总统内阁”领导体制时期。正是基因于此，西方有 论，1930年3月27日这一天，是从魏玛共和到纳粹独裁的真正的历史转折点，是“魏玛共和 国末日的开始。”[13]所谓的总统制内阁也就是总统运用宪法第48条授予的权力任命一 个未 获议会多数承认的总理，以所谓“紧急法令”进行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国会的约束 。从此，“国家元首获得的实权比过去的皇帝还要大”。总统凌驾于国会之上，有权解散国 会、取代国会，有权任免总理。这样，经济危机削弱了议会民主制政体，在德国确立了“总 统内阁”体制，专制主义复活了。魏玛共和国的丧钟敲响了。
1930年3月30日，兴登堡总统任命天主教中央党右翼领袖布吕宁为总理。布吕宁的上台被认 为是议会民主制开始解体、专制主义倾向重新抬头的标志。布吕宁本人则因此得了个“第一 ”——“德国民主解体过程中的第一个总理”。[14]一方面，布吕宁政府经常得不到国会多 数的支持，于是就经常地利用总统所拥有的宪法第48条授予的特权，通过“紧急条例”来管 理 国家。1930年，这种条例颁行了5次，1931年颁行了44次，1932年上升到66次。与此相反， 国会开会的次数，1930年是94次，1931年是41次，到1932年就只有13次了[15]。很明显，这 种“紧急条例”统治不断削弱了议会民主，不断加强了专制倾向。另一方面，为克服危机， 布吕宁政府积极支持和扶助垄断组织和容克地主，大大提高纳税额、削减工资和养老金、救 济金等反动措施，把危机的沉重负担转嫁到了劳动人民身上”。布吕宁因而成了个“饥饿总 理”，柏林每天因饥饿而自杀的有60多人，德国人民陷入困苦、绝望的深渊。这种困苦和绝 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共和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为20年代兴起的纳粹运动所利用，为以推 翻魏玛共和国政府为目标的纳粹运动提供了良机。
希特勒利用德国人民对凡尔赛和约和共和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大肆进行的“民族主义”、“ 社 会主义”的蛊惑性宣传和对自身“救世主”形象的鼓噪击中了处于绝望之中的德国人民的心 理。各种政治势力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纷纷转向纳粹党，致使纳粹运动在布吕宁政府危机期 间得以迅猛发展。1930年的国会选举，纳粹党成了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从而使布 吕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多数派内阁的愿望成了泡影，加剧了议会民主制的危机。魏玛共和国 开始了自身的衰亡。纳粹党伙同德国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猖狂反对魏玛共和国。1931年10月的 哈尔茨堡阵线曾预谋15个月内推翻现政府，建立法西斯专政。
1932年，德国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最严重的一年，兴登堡总统任期届满。3月，举行新的总 统选举，兴登堡作为总统候选人继续参加竞选，纳粹党和民族人民党分别推出希特勒和杜斯 特贝格为候选人。社会民主党拒绝共产党联合推举候选人的建议，以“取小害（兴登堡）而避 大害（希特勒）”为理由支持兴登堡竞选，不提本党候选人，于是共产党以本党领袖台尔曼为 候选人参加竞选，并提出了“谁选举兴登堡，就是选举希特勒，就是选择战争”的竞选口号 。但由于民族人民党转而支持兴登堡，使得兴登堡以绝对多数票再次当选总统。尚武的旧德 国仍然控制着共和国的命运。
纳粹党动员了40万冲锋队员，在柏林周围设置了警戒线，准备在竞选失败后发动政变。布 吕宁和国防部长格陵纳一致认为，为了消除内战的威胁，必须立即取消冲锋队。4月13日， 选举刚一结束，兴登堡就在取消冲锋队的“保障国家权威法”上签了字。这一法令引起了陆 军的不满。由于陆军的反对，5月13日，格陵纳辞职。5月30日，布吕宁下台。6月15日，巴 本政府就取消了对冲锋队的禁令。旧德国的支柱之一——军队左右了魏玛共和国的抉择。
虽然，法西斯党暂时还没有能坐上总统的宝座，但它的发展仍然呈上升势头。1932年7月新 的国会选举结果，纳粹党成了国会第一大党。此后几个月，纳粹党的势头虽一度受到抑制， 但却不断地得到垄断资产阶级、容克地主、代表容克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国防军、霍亨索伦 王室以及中下层民众的支持，旧德国势力在希特勒的鼓噪声中似乎看到了一把双刃剑的灵光 ，借助于它，可以对外打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夺取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对内控制深怀不 满的中下层民众，消弥革命因素，稳定自己的统治。于是，经过1932年下半年一系列紧张的 幕后交易之后，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正式任何希特勒担任总理。随之而来的是共 和国历史的终结、专制德国的再生。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2期
【原文出处】《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南京)2001年01期第34～39页
【英文标题】AUTOCRATIC PRINCIPLE OF WEIMAR REPUBLIC DEMOCRACY
【作者简介】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四川 南充 637002/History Department,Sichuan Teachers Col lege,Nanchong 637002,China
杨和平(1966—)，男，四川平昌人，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世界近 现代史教学与研究。
| 【内容提要】 | The Weimar Republic Democracy,with its autocracy unrooted,was not really a dem ocracy but an autocracy under its cover.Neither was the November Revolution full y deliberated nor did the Ancient Regime naturally give rise to the Republic und e r certain matur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In the eyes of the law,the Weimar Const itution was then known as“the most free and democratic”,but it was in essence the wings of the Ancient Regime.The policy of Presidential Cabinet resulted in the end of the republic’s history and the regeneracy of autocracy. |
“十一月革命”突如其来
带着浓厚封建专制残余和军国主义色彩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为争夺“阳光下的地盘”挑起了 第 一次世界大战。但战争中的连续失败和由此而引起的人民反战运动的日益高涨却带来了严重 的社会政治危机。统治阶级企图以妥协办法尽早结束战争，实行内政改革，防止可能的“自 下的革命”。1918年10月4日，组成了包括中央党、进步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制政 府”，以“自由派”著称的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出任帝国宰相。10月28日，帝国议会通过 修改宪法的法令，此所谓《十月宪法》。其中最主要的新内容就是规定帝国宰相向议会负责 ，增加议会人数，在大城市实行比例选举制。但这种“自上的革命”并没有能够阻止“自下 的革命”，这个新政府也并没有能给德国带来和平，并没有能消除潜在的革命因素——实现 和平的愿望，因为威尔逊要求德国皇帝退位，还要承认军事上的完全失败，而皇帝是坚决不 愿退位的。当人们得知皇帝成了实现和平的障碍时，也就很自然地迸发出了针对皇帝的自下 的革命——德国历史上著名的1918年“十一月革命”。
十一月革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突如其来。革命前夕，整个德国没有思想家、诗人 或者作家的鼓动，以致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把这场德国革命称做“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 的一次完全没有歌曲的革命”。[2]革命的实际到来，也是一次自发的武力行动，既没有人 作过周密的计划和部署，也没有人予以统一的组织和领导。
历史的遗留向德国提出的革命任务与俄国革命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在基本完成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上立即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但此时的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却不具俄国 布尔什维克党的那种纯洁和经验。1869年，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政党—— 社会民主工党。1890年，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战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为右派、 左派和中派。以艾伯特、谢德曼为首的右派公开拥护帝国主义战争，鼓吹国内和平，压制工 人斗争；以卡尔·李卜克内西、梅林、卢森堡、皮克为代表的左派，坚持革命立场，反对帝 国主义战争，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称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以哈塞、迪特曼、考茨基为 首的中派退出社会民主党，另建独立社会民主党，该党虽以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为号召， 实际上在反对无产阶级等重大问题上与右派领袖并无本质区别。无产阶级的这种组织分裂和 思想决裂极大地影响了革命的进程和此后德国的政治发展。
面对革命的“突出其来”，整个社会上层，都被吓得不知所措。社会民主党还一直以为政 府的改组和“民主化”措施可以平息人民的愤怒，还在极力维护现存制度。独立社会民主党 右翼正在集中注意力攻击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左翼还在作“举行群众性罢工，以革命结束 战争”的宣传，但他们自称“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仿效者”，因而对实际到来的革命甚感无所 适从。就是斯巴达克派，也缺乏准备。首先，从组织上讲，它当时还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 革命小组织，而不是一个有广泛行动能力的独立政党，在工人群众中缺乏坚实的基础，它的 活动更多的还停留在宣传阶段。革命来得太突然了，它不在任何党派手中，于是，无产阶级 各政党和派别争夺领导权并使革命沿着自己的思想方向前进的斗争就几乎成了这次革命的主 体内容，也正是这种争夺和斗争决定了德国新的政治体制变革方向。
标志十一月革命爆发的是1918年11月3日的基尔水兵武装起义。它可以说是受尽苦难和渴望 和平的人们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的一种自觉爆发。水兵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动会引起一 场大的社会变革，也没有得到无产阶级的任何党派的纲领性指导。对于已经爆发的革命，无 产阶级各派的目标大相径庭。社会民主党追求的是“立即停战，实现和平”，“要求人民保 持高度的镇定”；独立社会民主党要求皇帝退位；斯巴达克派则要求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 国，虽最具有革命性，但也没有成为领导起义的权威。
社会民主党极力避免发生革命，希望和平地实现政体的转变，要通过和平改革的途径把德 国的政治体制引向民主，把经济生活引向社会主义，“要民主，不要独裁”，“要根据科学 知识和实践经验来有计划地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不要对活生生的社会肌体作无情的 实验”。[3]但皇帝对这一和平的改良路线并不合作，因为威尔逊规定的和平前提是皇帝退 位，然而，到11月8日晚，威廉二世仍拒绝答复宰相马克斯亲王劝其“自愿”退位以挽救君 主政体的建议。11月9日，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和斯巴达克团发动的柏林起义几乎没有遇到 什么抵抗就控制了包括皇宫、卫戌司令部和警察总局在内的柏林，工厂和兵营纷纷成立工人 、士兵代表苏维埃，柏林旧政府陷于瘫痪。中午12时，马克斯亲王自主通过通讯社宣告皇帝 退位，威廉二世仓惶逃奔荷兰，霍亨索伦王朝就这样了结了。同时，马克斯还把自己的职务 也移交给了艾伯特。为什么移交艾伯特呢？马克斯表白：“我对艾伯特的信任是坚定的。这 个人决心竭尽全力对革命进行斗争”，“我知道革命即将取得胜利，要粉碎它是不行了，但 也许可以使它窒息而死，“如果由我提出艾伯特来做人民的保卫官，我们就会有一个共和国 ，而如果是李卜克内西被提出来，就会是布尔什维主义”，交给艾伯特，“君主政体也许仍 有一线希望”。[4]艾伯特受命后想的也正是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保留君主政体 ，并没有想到要建立共和国。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风闻占领皇宫的斯巴达克派正在酝 酿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感到必须抢在前面。下午两点，谢德曼在国会大厦的阳台上向柏 林工人、群众高呼“伟大的德意志共和国万岁！”下午四点，李卜克内西又在皇宫的阳台上 向群众宣布德国为“自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两个小时之内，德国出现了性质完全不同的 两个共和国的宣告。它肯定了推翻君主政体的革命成果，专制皇帝没有了，共和国算是成立 了。但到底代之而起的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呢？还是议会制共和国？这就将决定于两个派别之间 的争 夺和斗争了。
社会民主党宣布共和是因为不宣布共和就不能保全帝国——皇帝的载体——的尸体，他们 最初只打算实现全面的君主立宪制。这样一来，德国之成为共和国，首先是因为协约国列强 不肯与皇帝缔和，德国本身并不是想共和、想民主，而是因为战败，因为迫不得已。“革命 ” 并不是经过充分酝酿的革命，“共和国”并不是“旧专制”下的某种成熟的革命形势的自然 产物。既然如此，它反对专制、取代专制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
然而，恰恰是接过帝国大印的社会民主党决定了革命的发展方向。就在11月9日，革命的第 二天，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共同组成了所谓“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临时政府。 斯巴达克派在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遭到拒绝后，没有参加政府。10日下午，柏 林士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与会代表3000人中士兵占了多数。艾伯特和哈塞在演说中 号召各派实行“团结”。李卜克内西在演说中强调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有力量实现经济的 社会化，才能争取持久的和平与幸福。会议选出了由7名社会民主党人、7名独立社会民主党 人 和14名士兵代表组成的柏林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大会承认艾伯特为首的“人民全权代表 委员会”为临时政府。也就是这个临时政府承担了旧帝国的战争责任。成立的第二天，就签 署了贡比涅森林协定，从而实现了大多数人心目中革命的主要目标。但这个由社会民主党所 控制的临时政府以恢复“秩序”、防止“极左派的威胁”和导向议会共和制作为主要任务。 虽然它的施政纲领声称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己任，但并没有越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明确宣 布保障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根本没有消灭容克、垄断资本巨头和军官团的政治经济 特权的意识。
也许正因此，社会民主党得到了旧德国最主要的残余势力的支持。临时政府成立的当天晚 上，艾伯特在宰相府通过秘密电话与最高统帅部的格陵纳将军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新 政府答应结束无政府状态，镇压布尔什维主义，按照旧德国的传统维持陆军，军队则保证支 持政府。尚武的德国得到了继续存在的保证。“专制的”德国又将命运如何呢？
革命如何继续发展，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即“立宪会议还是苏维埃政权”。社会 民主党迷恋于议会道路，认为国民会议是“把资本主义制度改变为社会主义的手段”。11月 29日，艾伯特政府宣布于1919年2月16日举行国民会议选举。因为是在容克资产阶级仍然保 持着政治经济特权的情况下举行的“全民选举”，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旧制度各政党和 最 高统帅部都纷纷拥护召开国民会议。而由社会民主党领袖操纵的全德苏维埃中央委员会把苏 维埃的权力仅仅局限于监督政府，不干涉任何国家事务。虽然斯巴达克派极力号召工人阶级 抵制国民会议，但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和社会民主党对苏维埃的操纵，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 否决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提案，通过了召开国民会议的提案。这样，走议会道路的社 会民主党在革命的初期争得了主动。
现在，整个旧制度的基础都支持社会民主党，同时也受着社会民主党所控制的新政府的庇 护。社会民主党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镇压布尔什维主义。1918年底，斯巴达克同盟 改组为德国共产党。它为使革命朝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前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英勇的斗争 。 但柏林工人一月起义被艾伯特政府镇压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杀害了，由 共产党人领导的真正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也被艾伯特政府颠覆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 义部分的德国十一月革命失败了。临时政府完全掌握了德意志的变革方向。
最民主的宪法成了专制的护身符
就在柏林工人一月起义失败后6天、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杀害后4天的白色 恐怖气氛中，艾伯特政府如期举行了国民会议选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420 个 席位中得185席，占总数的44%，各种资产阶级政党占56%。这些成员中有100多人是原帝国国 会议员，90多人是资本家、地主和官僚，工农代表为数极少。2月6日，国民会议在远离当时 革命中心的小城魏玛召开。被社会民主党领袖操纵的苏维埃中央执委员宣布将权力移交给 国民会议。11日，会议选举艾伯特为共和国总统，谢德曼被任命为总理，组成了有社会民主 党和 中央党参加的“魏玛联合政府”。
7月31日，国民会议通过了宪法。8月14日经总统签署后正式公布生效，史称魏玛宪法。[5] 宪法规定，“德意志国家是一个共和国”，“国家权力出自人民”。中央有与外国建交、建 立军队、管理财政、发行货币、管理邮政、关税等权力，联邦法律高于各邦法律。同时，各 邦政府代表组成“联邦参政会”作为咨询机构，参与联邦的立法和行政事务。
政治制度方面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宪法规定，国会是最高立法机关，分 上、下两院。上院即联邦议院，由各邦政府选派代表组成，下院称国民议会，由“年满20岁 以上之男女，依照比例代表选举制，以普遍、平等、直接、秘密之选举”产生（第22条），任 期4年。国会的职权较之帝制时期扩大了。除掌管立法权之外，有权任命内阁、宣战与媾和 。内阁必须向国会负责，必须得到国会的信任，否则必须辞职；行政方面，总统是国家元首 ，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7年，可连选连任，年满35岁的公民均有被选举权（第41、 43条）。任期内，若有国会2/3多数提请全民投票认定可以免职。总统有统帅军队、任免总理 和文、武官员、解散国会（由于同一原因限解散一次）和下令举行新的选举之权。以及在紧急 时期要求举行全民投票之权，宪法第48条特别授权总统，“如某一邦不履行其依照德国宪法 或德国法律所规定之义务时，德国总统得使用武力强制之”。“如德国境内之公共安宁和秩 序受到严重扰乱和危害时，德国总统为恢复公共安宁和秩序，得采取必要之措施，需要时并 得 使用武力”。为此目的，总统有权将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全部或部分停止之”。司法 上，“法官地位独立并只服从法律”。最高法院解释法律，裁决各种争端。
宪法第二部分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所有德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男女在原则上均有同等之公民权利及义务”。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享有人身自由、选 举自由和住宅通信不受侵犯的权利，享有和平集会、结社和接受教育等权利。在经济领域中 ，宪法规定贯彻“公平的原则”，人民享有经营工商业和工作的自由，实行社会保险政策， 保持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但国家为了公共福利可以实行社会化政策，有偿地将适合社会化的 私 人企业收为国营企业。雇主和职工在工资、劳动条件及生产方面有“平等地位”和“共同决 定权”。允许成立工厂、区工人委员会和全国工人总委员会，成立由工人委员会与资本家等 有关方面组成的地方和全国经济委员会，“以完成一般经济任务及进行合作以实施社会化法 令”。
魏玛宪法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集欧美各国宪法之精华于一体而提出的（社会民主党并没有 提出自己的纲领），因而是一部充满最完美的现代议会制精神的宪法。它的制订和实施从形 式上标志着德国由半专制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进入了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共和时期。但是， 就是这部从法学的角度讲可谓当时资本主义各国最“自由”、最“民主”的“法学家的杰作 ”也没有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它以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为前提（第153条）。由此， 所谓的“工人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共同决定权”之类，至多只是一种社会改良主 义，意在鼓动工人放弃斗争，实行阶级合作。共和国的建立及其所依据的宪法充分证明了资 产阶级民主的实质：“甚至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中，资产阶级民主也是资产阶级专政。”（列 宁语）
不仅如此，宪法作为德意志反对专制的一部宪法，虽然肯定了对霍亨索伦专制王朝的胜利 ，却没有堵住专制的回马之路，甚至有人说，它“在实践中却只是为恢复专制开道”。[6] 例如，宪法规定下院有制定法律的权力，若上院否决，下院可用2/3多数强使法律通过。但 在实际操作中各届政府总是将法律草案先交上院讨论，从而使民选的下院反而成了配角。国 会虽有最高立法权，但真正有权的还是总统和政府。国会有对每年政府财政预算表决的权利 ，但国会无权重新提出预算。国会有对政府的信任投票权，但政府可以通过总统在可能对政 府投不信任票时解散国会和重新大选，总统也可以不顾议会意见任意撤换政府首脑。宪法授 予了总统其他任何资产阶级议会制下的国家元首无可比拟的权力，尤其是第48条的规定， 使总统得到了非常的立法权和行政权，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完全处于总统的股掌之间，总统 的态度成了民主赖以存在的基石，总统若不要民主，他就可以实行个人专制。事实上，在魏 玛共和国存在的14年中，紧急状态统治是政府常用的一个法宝。共和国最初6年颁布过135个 总统政令，到共和国行将就木时，紧急状态法更成了治理国家政治生活的唯一手段，1930年 也 才5次，1931年就使用了44次，1932年更是增加到了66次。[7]除了这些紧急状态的专制外， 还剩下多少非紧急状态的民主呢？由此，就宪法与共和国实际政治生活的脱节来讲，我们可 以说，在德意志魏玛共和国时期，最民主的宪法成了专制的护身符。
在共和国的14年中，从来就没有一个政党单独执政过。组成魏玛联盟的各政党从没有一个 党 在议会中取得绝对多数，为了维持共和制，不得不实行两党或更多政党的联合内阁，甚至于 延揽右翼政党入阁。这种多党制是魏玛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共和国得以暂时稳 定的原因所在。社会民主党是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但它从来就没有在共和国的政治舞台上 发挥过主导作用。共和国建立伊始，为对付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冲击，社会民主党不得不与旧 帝国的军事力量结盟，结果把反动的旧势力保护起来，成了共和国的隐患。容克们仍是土地 的主人。为支持容克庄园经济，政府还在1927年开始实行“东援”，向东普鲁士容克贷款约 40亿马克。威廉二世流亡国外，却仍占有97000公倾的土地。而且要求国家发给他每年125万 马克的养老金，外加30亿马克的王室赔偿费。[8]三四十个皇帝国戚仍拥有大约10亿马克的 财产。军队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且不受政府控制，犹如国中之国。旧帝国的忠实奴仆 ——那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也被共和国全盘接收，未经改造就让它继续为新政府服务。共 和国成了仅仅摘掉了皇冠的旧德国，甚至于国号使用的也仍然是原“德意志帝国”所使用Da s Deutsche Reich。[9]这样一来，旧德国交给社会民主党的出山组阁以恢复和巩固资产阶 级政权的任务完成以后，作为资本主义政权的装饰品的社会民主党也就必然成为多余的了。 社会民主党代替右派政党承担了战争的责任，但当它把凡尔赛和约带回德国后，所有的右派 政党都打着爱国者的旗号对共和国齐声怒吼，社会民主党也因此而不得不同旧势力妥协以维 持政治生计。同时，社会民主党镇压了工人起义，杀害了共产党领袖，使两党积怨很深，对 于社会民主党从协约国带回来的凡尔赛和平，共产党也以“真正的”民族主义面目出现，指 责他们出卖民族尊严，在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莫斯科的权威——共产国际的指导 下，长期以来把反对社会民主党作为国内的主要任务，把反对协约国帝国主义作为国外的主 要任务，甚至于宁要“专制的帝国主义”，不要“民主的帝国主义”，以为“专制的帝国主 义”更能显示社会主义的曙光。这样一来，魏玛时期，德国的最左派和极右派之间形成了针 对社会民主党的奇怪同盟，这个同盟从根本上决定了共和国的命运。
“总统内阁”制敲响了魏玛的丧钟
魏玛宪法确立了资产阶级——容克在德意志的统治地位，但共和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多种 力量的冲击。开普暴动，主要是来自右翼保守势力的冲击；鲁尔危机集中反映了德国同战胜 国集团的矛盾；汉堡工人起义和萨克森——图林根工人政府的出现，是来自左翼革命势力的 冲击。所有这些力量都针对着刚刚建立起来的魏玛共和国。总统艾伯特不时援用宪法第48条 所授予的权力把共和国从内乱外扰的动荡境况之中引向稳定。
1925年，艾伯特总统去世。3月，举行新总统选举。4月，代表右翼势力的老军国主义分子 兴登堡当选为共和国第二任总统。这位战败后退隐汉诺威，待机而动的旧帝国元帅对于君主 制的信仰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他对战败的认同是德军事实上并没有战败，而是被革命出卖了 ，是因为“背后挨了一刀”。他之当选总统等于为共和国签署了死亡判决，同时也为君主制 的复活预署了通行证。从此开始，德国政治形势急剧右转。1926年5月，兴登堡签发总统令 ，指示驻海外和欧洲各港口城市的公使馆和领事馆除悬挂共和国的黑红金国旗外，还要悬挂 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8月，国会通过了有利于容克和富农利益的关税法。威廉二世和被 废黜了的诸侯们的财产全部归还，并赔偿因革命造成的损失。舆论上，关于“背后一刀”和 “十一月罪人”的宣传也甚嚣尘上。国防军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日益增强，而作为 旧帝国两大支柱——容克和军部总代表的总统兴登堡也如此表白：“在我任职时遇到一切困 难时，我就看一看皇帝的相片，并问我自己：这位至尊的万岁爷将在这个问题上作何决定？ ”[10]这不等于是把共和国归还给了帝国吗？
多党制的特点使得魏玛共和国成了一个“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11]共和国始终得不 到更多力量的支持。这种状况自然不会产生出长期稳定的议会内阁。于是，政权的频繁更迭 又成了共和国的一大特点。从1919年至1932年一共换了20届内阁，最长的执政636天（1928— 1930年的赫尔曼·米勒内阁），最短的执政73天（1920年3—6月的赫尔·米勒内阁），平均每 届内阁的生命只有8个月，[12]单1932年一年就进行了五次国会选举。议会民主制的威 信也因此而日益降低。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沉重地冲击了资本主义世界，对美国资本具有极大依赖性的德国 更是劫难日深。为了平抑巨额财政赤字，走出经济困境，德国政府于1930年3月27日举行内 阁 会议，以求提高税收，减少社会支出。各党派争吵不休，难于划一，米勒内阁陷入困境，被 迫辞职，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民主党、人民党和民族人民党组成的五党大联合政府 就此垮台。此后，共和国进入了完全的“总统内阁”领导体制时期。正是基因于此，西方有 论，1930年3月27日这一天，是从魏玛共和到纳粹独裁的真正的历史转折点，是“魏玛共和 国末日的开始。”[13]所谓的总统制内阁也就是总统运用宪法第48条授予的权力任命一 个未 获议会多数承认的总理，以所谓“紧急法令”进行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国会的约束 。从此，“国家元首获得的实权比过去的皇帝还要大”。总统凌驾于国会之上，有权解散国 会、取代国会，有权任免总理。这样，经济危机削弱了议会民主制政体，在德国确立了“总 统内阁”体制，专制主义复活了。魏玛共和国的丧钟敲响了。
1930年3月30日，兴登堡总统任命天主教中央党右翼领袖布吕宁为总理。布吕宁的上台被认 为是议会民主制开始解体、专制主义倾向重新抬头的标志。布吕宁本人则因此得了个“第一 ”——“德国民主解体过程中的第一个总理”。[14]一方面，布吕宁政府经常得不到国会多 数的支持，于是就经常地利用总统所拥有的宪法第48条授予的特权，通过“紧急条例”来管 理 国家。1930年，这种条例颁行了5次，1931年颁行了44次，1932年上升到66次。与此相反， 国会开会的次数，1930年是94次，1931年是41次，到1932年就只有13次了[15]。很明显，这 种“紧急条例”统治不断削弱了议会民主，不断加强了专制倾向。另一方面，为克服危机， 布吕宁政府积极支持和扶助垄断组织和容克地主，大大提高纳税额、削减工资和养老金、救 济金等反动措施，把危机的沉重负担转嫁到了劳动人民身上”。布吕宁因而成了个“饥饿总 理”，柏林每天因饥饿而自杀的有60多人，德国人民陷入困苦、绝望的深渊。这种困苦和绝 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共和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为20年代兴起的纳粹运动所利用，为以推 翻魏玛共和国政府为目标的纳粹运动提供了良机。
希特勒利用德国人民对凡尔赛和约和共和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大肆进行的“民族主义”、“ 社 会主义”的蛊惑性宣传和对自身“救世主”形象的鼓噪击中了处于绝望之中的德国人民的心 理。各种政治势力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纷纷转向纳粹党，致使纳粹运动在布吕宁政府危机期 间得以迅猛发展。1930年的国会选举，纳粹党成了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从而使布 吕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多数派内阁的愿望成了泡影，加剧了议会民主制的危机。魏玛共和国 开始了自身的衰亡。纳粹党伙同德国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猖狂反对魏玛共和国。1931年10月的 哈尔茨堡阵线曾预谋15个月内推翻现政府，建立法西斯专政。
1932年，德国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最严重的一年，兴登堡总统任期届满。3月，举行新的总 统选举，兴登堡作为总统候选人继续参加竞选，纳粹党和民族人民党分别推出希特勒和杜斯 特贝格为候选人。社会民主党拒绝共产党联合推举候选人的建议，以“取小害（兴登堡）而避 大害（希特勒）”为理由支持兴登堡竞选，不提本党候选人，于是共产党以本党领袖台尔曼为 候选人参加竞选，并提出了“谁选举兴登堡，就是选举希特勒，就是选择战争”的竞选口号 。但由于民族人民党转而支持兴登堡，使得兴登堡以绝对多数票再次当选总统。尚武的旧德 国仍然控制着共和国的命运。
纳粹党动员了40万冲锋队员，在柏林周围设置了警戒线，准备在竞选失败后发动政变。布 吕宁和国防部长格陵纳一致认为，为了消除内战的威胁，必须立即取消冲锋队。4月13日， 选举刚一结束，兴登堡就在取消冲锋队的“保障国家权威法”上签了字。这一法令引起了陆 军的不满。由于陆军的反对，5月13日，格陵纳辞职。5月30日，布吕宁下台。6月15日，巴 本政府就取消了对冲锋队的禁令。旧德国的支柱之一——军队左右了魏玛共和国的抉择。
虽然，法西斯党暂时还没有能坐上总统的宝座，但它的发展仍然呈上升势头。1932年7月新 的国会选举结果，纳粹党成了国会第一大党。此后几个月，纳粹党的势头虽一度受到抑制， 但却不断地得到垄断资产阶级、容克地主、代表容克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国防军、霍亨索伦 王室以及中下层民众的支持，旧德国势力在希特勒的鼓噪声中似乎看到了一把双刃剑的灵光 ，借助于它，可以对外打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夺取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对内控制深怀不 满的中下层民众，消弥革命因素，稳定自己的统治。于是，经过1932年下半年一系列紧张的 幕后交易之后，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正式任何希特勒担任总理。随之而来的是共 和国历史的终结、专制德国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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