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西欧文化变迁中的商业精神
赵立行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2期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01年10期第103～108页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 200433
【关 键 词】西欧/商业精神/文化变迁
经济制度或经济方式的转型必然会引起文化观念的变迁。经济制度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总 是有着相应的制度、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证明其合理性，维护它的存在。同样，当一种新的 经济力量开始超越旧有的经济制度时，所引发的社会变动也不仅仅是经济格局的变化，而是 社会全方位的变动，其中作为维护和体现新经济制度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趋向也必然形成。这 一点，在西欧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最具有典型性。以往学者们在探讨中世纪后期的社会变动 时，往往把商业复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孤立起来进行研究，这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贯穿 于所有事件中的核心精神，那就是随商业复兴和商人阶层形成而出现的新型的商业精神。
一、教育的世俗化趋向
在商业复兴前的西欧，世俗教育几乎荡然无存，知识和文化水平普遍低落，社会中的主要 知识分子是以传经讲道和研读圣经为职业的僧侣。但是教会兴办教育并不是使培养出来的人 服务于城市和国家，而“基本上是为了修来世，办任何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教育给信仰带来好 处。最好的学者不再是有教养的实干家，而是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注：博伊德、金合著《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因而，当时的文化 和教育有着其独特的特点。“商业前欧洲的村庄并没有提供正式的教育。在那里，对孩子的 教育是共同体中所有成员自动的和延续的活动。虽然并非是有意的，但教育的目标是把孩子 培养成同他们的前辈具有同样的能力、感情和观点，换句话说，就是让他们的孩子一丝不差 地取代前辈。”（注：Little Lester K.,Religious Poverty and the Profit Economy In Medieval Europe, London Paul Elek 1978,p26.）突破和创新是不受欢迎的，这也最符合中世纪讲求秩序的观念。同时，由 于当时唯一的正规教育是由基督教会进行的。因而教育具有一种垄断性，而文化则笼罩着浓 浓的神性。
教会实施教育一般通过三种学校，分别是寺院学校、教堂学校和教区学校。教会学校讲授 的教学内容，基本上在七艺的范围之内。七艺科目最早源于古希腊，主要包括算术、几何、 天文、音乐及文法、修辞和辩论术。中世纪的基督教会虽然也沿用了七艺的名称，但在内容 上却同希腊罗马大相径庭。一方面，这时的七艺内容比较混乱和庞杂，各科的内容并没有明 确划定。另一方面，基督教会并没有使用古代希腊罗马的著作作为学校的教材，而主要是使 用经卷及修道士们所编纂的范围狭窄的著作。在教会所教授的七艺中，神学处于全部教学科 目的首要位置，而且在七艺的内容中也始终贯穿着神学思想，体现着教会学校宗教教育的目 的和要求。
由于教会规定，学生要绝对地信仰圣经，绝对地服从教师，在学习中不准许提问，更不准 对所学的内容有任何怀疑。因而学生所学到的只能是教会所规定的单一的知识，用这种知识 为教会服务。在这种教育下，人们很难学到有用的知识，也很难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基督教会对文化和教育的垄断，以及教会以神学为标准来判断一切，非常不利于商业这一 极度世俗化的职业的发展，或者说与商业格格不入。商业以赚钱为目的和动机，赚到钱的多 少是衡量一个人能力的主要标准，他们劳动的目的和动机与基督教会所提倡的完全相悖。同 时，商人经营要同许多地方的人打交道，他们需要的是能够为他们的商业带来机会和发展的 知识。为此，他们在顶着恶名获得了财富，并建立了定居的商业据点城镇时，迫切需要在知 识和教育上打破教会的垄断，并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使知识和精神世俗化。
首先，定居商人为西欧商业中心教育的世俗化提供了主要的刺激。他们既经营地区性贸易 也经营海外贸易，往往通过代理机构及永久性的海外代表来开展业务。因而，他们最迫切需 要实际的知识。为此，他们率先走出了第一步，用自己的钱财而为自己和后代提供了教育的 机会，并为教育设定了一个新的方向。“未来商人的教育通常通过三个步骤来完成，第一步 是传授拉丁语。学习拉丁语法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智力和逻辑的敏捷性，而且它在俗语成为商 业语言很长一段时间后仍然列于课程表中。第二阶段是珠算课，在那里学生们可以学习使用 算盘。第三个阶段通常开始于14—15岁，在国外进行长期的学徒。”（注：Day John,Medieval Market Economy,Oxford Basil Books 1987,p165-166.）这种教育最初是由教 士 开办的私塾来进行的，很快世俗的教师取代了教士而成为私塾的主角。
正规的世俗教育是城市来提供的，而城市正是商业复兴的结果，商人正是复兴城市的主人 。11世纪末，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意大利首先出现了最早的世俗大学萨勒诺大学和博洛尼亚 大学，到12世纪，又相继出现了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13世纪后，捷克的布拉 格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等等也建立起来。新建立的大学同早期的教会学校有着很大的 区别。城镇的大学主要服务于理性的和非个人的目标，培养学生发展自己的思考能力，并培 养某些更有才能的人从事某一专科的能力。教与学的主要方式是争论。学校的教育为年轻人 提供了竞争的环境，他们在以后的社会中会发现，他们会处于这样的竞争中，学校还培养学 生批评当前的活动和机构，并寻求改革。
当时大学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也是完全按照商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它模仿当时城市手工业 的组织方式，形成一种类似行会的组织。大学由教师和学生共同管理，具有相当民主的气氛 。同时教师和学生又各自有自己的组织。教师有专业行会，学生则组成同乡会，教师与学生 各 有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他们一起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校长，由校长负责学校的管理。学 生行会自己规定规章，管理有关聘用教授并监督他们的工作，确定学费金额，决定教学时间 等事项。教师行会负责确定和管理选择学生、制定教学工作范围、举行考试和授予学位等项 工作。
同商人居住的城市一样，在城镇建立的大学也实行完全的自治，它既不受任何上级的管辖 ，也不受所在地方的限制。如果学校与市政当局发生矛盾，或者学校对所在地的条件和环境 感到不满，大学会像巡回商人那样，从一个城镇迁移到另一个城镇。
大学中设定的课程主要是文科、神科、医科和法科。文科属于基础教育，进入大学的学生 都要先修习文科，学习的内容是拉丁语和“七艺”，毕业后便取得修习神科和法科的资格。 人们把在文科中学到的东西用于实践，同时也用学到的知识来研究神。在神学领域里，人们 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经文本身，而是靠自己掌握的分析武器，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文中出现的 问题上。法科原来是一种传统的工艺，一个人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学徒才能掌握它，现在在大 学里它成为学术考察的目标。因此，在大学里，神科和法科一样成为一门科学。
城镇大学的兴起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同时也开启了一个开放和理性的时代。在城市 学校和大学中，教师和学生一样，不管他们的社会背景如何，都成为城市忙碌生活的参与者 ，不得不面对着物质供应、离家住宿、付费、薪金等问题。学生们进入学校通常是为未来某 一职位而接受必要的培训，以期成为教士、教师、律师或管理者，因为新发展的城市、教会 、王室及教皇政府的职业官员从这些受过专门培训的人中间吸收。
在城镇学校的影响下，文化开始由神学的虚幻而转向关心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在思 想方面，这意味着它的着眼点有时是摸索的和不确定的。意味着在必要的工作没有作之前便 很快地触及到问题，意味着人们无保留地信赖理性、数字、数学和几何学，决定性地回答宇 宙的难题。”（注：Friedrich Heer,The Medieval World,Penguin Books USA Inc.,1962,p103.）以此为基础，人们开始重新考虑对一些事物的看法。
二、经济价值观的转型
由于基督教会对整个教育的垄断，以及它在政治分裂的中世纪所处的精神领袖的位置，基 督教的价值和道德标准成为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无论是宗教事物还是世俗事物，均被纳入 到它的神学逻辑之中。以至于人们不是在生产实践中和切身体验中来判定某件事情的合理与 否，而是首先到神学的教义中去寻找，看它是否符合神学的原则和主的教导。这种价值判断 原则应用到经济领域，便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带有神学意味的经济价值观。“在神学家们看来 ， 社会是一个精神有机体，而不是一个经济实体。因此，经济活动必需为道德目标服务，必需 以实现道德目标为目的。经济活动只能作为实现道德目标的物质手段。由此可见，经济学不 是一个独立的实体，经济学知识存在于更为广泛的意识形态整体结构中才会有意义”。（注：A·古列维奇《中世纪文化范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9页。）
在基督教会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对劳动和财富有着一套独特的认识。一方面，他们认为， 当人们与上帝同在，还没有因亚当和夏娃的失误而犯罪的时候，劳动并不是人类生存不可缺 少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教会认为，劳动与人的生活条件又是分不开的，在日复一日的正 常生活中，普通人没有其它选择，只有工作。而且就整个社会整体结构而言，生产性的劳动 起着重要的作用。关键问题是劳动的目的。如果劳动是以积累财富为目的，则不会得到神学 家们的祝福。因为追求财富可以使人们丧失理智，只为自己的肉体着想，而不为精神需要着 想 。对于基督教神学家而言，劳动的重要价值并不在于积累财富，而是在于修炼和受教育。懒 散是灵魂的敌人，它会产生邪恶而且能够使永生的灵魂受到威胁，而劳动则能够克制人的欲 望，有利于自我约束和精力集中。
基督教会并不是鼓励人们抛弃所有的财产，而是要求人们正确地认识财产的作用。不要以 获得财产作行动的动机，亦不要以拥有财富作为目的。重要的是要从富有中获得真正的自由 ，抵制财富本身所具有的奴役人的力量。人们应该正确地使用财富，使财富起到好的作用。 把金钱从一种手段变为一种目的，实际上就等于为人类灵魂的毁灭提供了保证。
在整个中世纪，社会上一直对那些不从事生产活动而从事商业活动尤其是高利贷活动的人 存有强烈的偏见。认为通过商业而获取的利润是不公正的，“因为商人除了以一种价格购买 商 品而又以另一种更高的价格卖出以外，没有作任何事情。早期形成的基督教社会的理想看 重创造性的劳动，因此，商人劳动的合法性问题及他获得的利润，转换成他的劳动是否是创 造性劳动的问题。”（注：Little Lester K.,Religious Poverty and the Profit Economy In Medieval Europe, p178.）在中世纪时期，公平价格的概念被人们广泛地接受，他们认为，某种 物品的价格或价值取决于人类的需要。价值的决定因素主要是人，其次是该物品的客观质量 。但是衡量价值的尺度取决于共同的需要，而不是个人的需要。高利贷所获得的利润是不道 德的 ，是有罪的，因为他们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就获得了利润。高利贷实际上是出售了上帝所独有 的时间。
在这种观点支配下，人们对脑力劳动也存在着偏见。在中世纪早期，下列观点一直很流行 ：脑力活动不能用物质奖励来划分等级，尤为重要的是，教师不能获得报酬，因为人们认为 ，智慧是上帝送给人们的礼物，因此不能成为买卖的对象，至多，人们只能送给教师一些礼 物来感谢他们把知识传播给大家。
因商业兴起和商人阶层的形成而促成的教育和文化的世俗化，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人 们开始从理性的角度来重新考察过去认为是恒定的标准，一种新型的经济价值观围绕着劳动 、财富而展开。
从理性的角度来认识各种职业，人们发现“每种职业都有其自己的物质作用，以及他自己 的精神价值。任何商业都不是救赎的障碍，每种都有它的基督教天职，结合和结构新旧职业 的社会学模式扩大了。传统的文科框架此时开放来接受新的思想和学术专长。更有价值的是 ，以前遭谴责的工科技艺也被接受”。（注：Jacques Le Goff,Time Work &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The University Of Chic ago Press 1982,p67.）人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商业存在的合理性。在过 去，人们谴责商人及其商业活动是因为商人经营的目的是贪婪和渴望获利，但这种谴责本身 又为商人和商业的合法化留出了很大的空间，只要人们认定他们的目的是正当的，那么商业 便是正当的。为此，在12世纪，为工商业确立了两种正当的理由。第一有关公共利益。随着 公共的、城市的及君主的行政管理的发展，公共利益的思想具有了最高的地位。因此，由于 商业、纺织业、织布业等，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行为，因而是合法的。同样，商人的存在也有 了正当的理由。他们的工作是把一个地区得不到的产品从外部带进来，因而，是一个服务于 公共福利的特殊行当。它的出现与“国际”长距离贸易的恢复和“世界经济”的开始有着密 切关系。第二个正当理由是劳动。劳动不再是受蔑视的理由及地位低下的标记，而是值得称 赞的。所忍受的痛苦不仅使商业的活动而且使它获得的利润成为正当的理由。商人从事的是 有益的事情，理应获得劳动的报酬。尽管有着欺骗，但不诚实商人的个人行为并不是整个商 业职业的错误。
与此相关的是，大学中的教师为人们所接受。这些靠思想获得工资的人，曾遭到过强烈的 反对，人们谴责他们出卖知识而获取职业性费用。然而，一旦法学家和教师带着这样的问题 去工作时，他们当然不能发现自己的职业有什么非法之处，而是发现，他们出卖的是自己的 努力、建议和自己的时间，而不是知识。工资是他的耕耘而不是他知识的价格。这时，时间 并不再是上帝独有的东西，随着商业的发展，时间已经成为可与效益相联系的可测量的东西 。
就连一些修道院思想家也开始把精力放在沉思和歌颂人类的秘密上，给人本身设定一个恰 当的位置。他们认为，人类居于宇宙的中心，也就是说，人类位于上帝和可见的世界之间， 并在每一部分中均有其份额。世界服务人类，人类应当服务上帝。人类被给定了很大的自由 ，不能被迫把自己的心灵转向上帝至高的善。自由地服务上帝意味着使用从上帝那里接受的 最高礼物头脑和心灵：理性和理解是一方面，而信仰和爱是另一方面。（注：Friedrich Heer,The Medieval World,p107.）承认理性的作用便 是承认了人自己在拯救自己中的作用。
新型经济价值观的形成对商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使得商人们从赚取不义之财的 罪 恶感中摆脱出来，使得商人们的劳动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它恢复了劳动和报偿之间的合 理关系，使商人们为自己经营方式的正当性找到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三、商业精神的理论化
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欧进入了一个思想和意识大变动的时期。文艺复兴把人们从天国拉到 人间，把世俗的人摆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使人们不再一味地追求来世，而是更好地面 对现世，享受现世。继之而来的宗教改革则从宗教内部对基督教的教义和教会的职能提出质 疑，加强了个人在拯救中的作用，对劳动和财富等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念。虽然这些新理论 的编撰者并非实际的商人阶层，但是，从中我们又处处可以看到商人的影子。正是商人的商 业经营活动为新时代提供了物质基础，新时代的精神正是商人哲学的具体体现。
虽然就一般意义而言，文艺复兴是一场文化和艺术的运动，但是，它的一切均同商业的发 展和商人阶层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商业是文艺复兴的基础。文艺复兴能够以意大利为发 源地，当然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文艺复兴归根到底“是一种城市现象”，（注：John F.H.New,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John Wiley & Sons Inc.1969,p54.）而城市正 是商业复兴和商人阶层出现后的产物，城市以商人阶层为主体，享受着独特的法律和自由的 人身，形成城市特有的意识。文艺复兴最先出现在意大利，是因为意大利是城市最为集中及 商业最为繁荣的地区，“商业就是意大利人的边疆”。（注：王任光《文艺复兴时代》，台北，成文，1980年版，第85页。）其次，文艺复兴是商人阶层的要求 和商人阶层力量的体现。庄园的物质基础是土地，它所谨守的东西是传统和秩序，“中世纪 世界，无论是宗教、政治还是社会，都基于一种一致的原则。个人总是某一社会单位的成员 ，而且作为社会团体的成员，他才获得了重要性。”（注：Dorothy Mills,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Times G.P.Putnam'a sons 1939,p3.）如果说商人最初根本没有力量与强 大的基督教会相对抗，无力在社会中提出自己的主张，只能顶着很大的压力和恶名来发展自 己的话，那么，当商人们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并有了稳固的据点城市后，确定商人阶层 地位以及表达商人自己的思想意识，便有了产生的必要性和必需的条件。最后，从文艺复兴 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商人哲学与文艺复兴精神的一致。概括讲来，文艺复兴精神 的基本特征是，“人和世界的重新发现；享受生活的新意识；禁欲主义和象征主义让位于感 官享受和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替代理想主义；追求知识方面的实验方式替代传统主义和蒙昧 主义。”（注：John F.H.New,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p53.）这些特征正是商人哲学的体现。如果说商人们通过实践而体现了一种特定的精 神的话，那么，文艺复兴正是对这种精神的一种总结。
宗教改革是与文艺复兴相辅相成的一种思想运动，它同商业的发展，教会势力的衰落具有 很大的关系。当世俗的国王势力弱小，商人力量非常虚弱时，教皇充当了神的代理人和世俗 的统治者，但是，当商人力量逐步扩大，以国王为首的世俗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后，雄霸一切 的教皇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他经常同英国和法国的君主们争吵，而且它经常同邻近意大利 的君主们和城市发生战争。所有这些世俗事物的花费是非常巨大的，它不得不更进一步地涉 足税收和世俗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当人们开始询问教皇世俗利益的正义性时，他们很快 便思考它的教义并返回到没有世俗事物纠缠和痛苦的基督教。”（注：Dorothy Mills,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Time,p7.）
我们没有必要在此详述西欧宗教改革的细节，只要剖析一下改革后产生的新教的内涵，便 可看出它与商人哲学的内在一致性。新教并不是一种轻松的信仰，同旧教相比，新教的上帝 似乎更加苛刻，更加专制，更不具人情味，新教中的上帝并不想救助所有信徒，而是有选择 地拯救一部分人，这部分人便是上帝的选民，其它人则只能成为上帝的弃民。而且，上帝并 不是考察了信徒一生在世的行为以后再作判定，一部分人与天使预先被赐予了永恒的生命， 另一部分人则预先注定了永恒的死亡，而且，上帝施与或拒绝仁慈，完全随其所愿，一切都 归于上帝伟大的正义。
在这种新的教义下，人类获得拯救的道路不是变宽了，而是变窄了，甚至只变成了一条狭 路。预定的命运严酷地支配着他，而他又不知自己是否已经得到上帝的眷顾。按道理说，人 们 并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然而，新兴的商人们却欣然接受了它，其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在这 种茫然中，新兴的商人们找到了自我的价值。既然新教教义去除了依靠任何外在力量获救的 可能性，那么，它也同时去除了个人获救道路上的种种外在束缚，个人拯救的任务实实在在 地落到每个具体的人身上，每个人无需再为教会和他人负责，无需再像一个谦卑的罪人那样 按受上帝之外的人和机构的检验，他要自己直接去面对上帝。获救的道路虽然边窄了，每个 人虽然比以前更加孤独了，但获救的道路更加直接了。既然没有人帮助我，那么，我只能 自己帮助自己。个人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而具有了最积极的意义。孤独的漫游者的形象其实正 是新兴商人的形象。他们在已经确立的社会结构中本来就没有地位，本来就是靠自己的力量 在寻求和奋斗，在社会中所感受到的也只是种种束缚和压力，现在，新教在信仰上替他们扫 去了这些束缚，他们当然是愿意接受的。另外，虽然上帝预定了选民与弃民，但人们又无法 确知上帝的意志，那么，人人都可能是上帝的选民。在这一点上，人人都站在平等的位置上 ，商人们因此而找到了自信。
当上帝不再是一个为感情所支配，随他的信徒之喜怒哀乐而变幻自己时，他便成了一个一 丝不苟的存在。因此，因上帝而存在的世俗社会也便具有了理性，上帝所设定的人也同时成 为理性的人，任何人都不可能有改变上帝意志的机会，人的存在只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 虽然人们无法探知自己是否受到了恩宠，但是，人人为上帝增加荣耀却是公开的准则，在这 一点上，人们找到了与上帝沟通的突破口。对世人而言，上帝的荣耀是抽象的，但人们为增 加上帝的荣耀所进行的劳动却是具体的，同时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也是可见的、可度量的。财 富的不断增加，便意味着上帝荣耀的不断增加，在事业经营上不断成功，获得财富，便表示 他已得到上帝的恩遇，并同时增加了上帝的荣耀。商人从中为自己找到利用各种方法大赚其 钱的理论依据。他们可以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不再理会天主教会所谓商人贪婪与罪恶的斥 责，相反，把赚钱看成是自我能力和价值的充分体现，以此而形成一种商人的道德观，“这 种道德观认为，经济上的非凡成就，是个人优秀品质的体现，而不是什么个性的缺陷，更不 是永恒拯救的障碍”。（注：罗森堡·小伯泽尔《西方致富之路》，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7页。）
新教与商人的结合并不只是商人选择了一种信仰，而是新教内核与商人内在品质契合的结 果，正是在这种信仰中，商人确立了自己，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理论依据。新教是对商人哲 学的一种总结和肯定。
商人阶层的实践和拥有的经济力量促成了世俗文化的发展和宗教理念的改变，从而把商人 的哲学上升到一种理论的高度，当这种理论再用于指导人们的实践时，便使西欧社会爆发出 强大的能量，真正地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全新的时代是一个鼓励冒险，勇于开拓的时 代。商人的冒险性格成为全社会的要求；新时代是全社会崇尚财富，追求财富的时代，商人 成为时代的佼佼者和代表者。人们的价值观大大地改变了，不但那些规规矩矩获取钱财的商 人受到人们的尊重，就是那些从事海盗业务，以掠夺而发了财的人也倍受羡慕。“人人都尊 重幸运的纨绔子，昌盛的事业总被人誉为明智。”（注：丹尼尔·笛福《笛福文选》，何青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72页。）新的时代是重商的时代。社会上形成 了重商的氛围和重商的理论体系，政府的政策围绕着商业的发展而进行。为商业的发展提供 了最大的优惠，为贸易的进行提供了最充分的自由。^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2期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01年10期第103～108页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 200433
【关 键 词】西欧/商业精神/文化变迁
一、教育的世俗化趋向
在商业复兴前的西欧，世俗教育几乎荡然无存，知识和文化水平普遍低落，社会中的主要 知识分子是以传经讲道和研读圣经为职业的僧侣。但是教会兴办教育并不是使培养出来的人 服务于城市和国家，而“基本上是为了修来世，办任何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教育给信仰带来好 处。最好的学者不再是有教养的实干家，而是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注：博伊德、金合著《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因而，当时的文化 和教育有着其独特的特点。“商业前欧洲的村庄并没有提供正式的教育。在那里，对孩子的 教育是共同体中所有成员自动的和延续的活动。虽然并非是有意的，但教育的目标是把孩子 培养成同他们的前辈具有同样的能力、感情和观点，换句话说，就是让他们的孩子一丝不差 地取代前辈。”（注：Little Lester K.,Religious Poverty and the Profit Economy In Medieval Europe, London Paul Elek 1978,p26.）突破和创新是不受欢迎的，这也最符合中世纪讲求秩序的观念。同时，由 于当时唯一的正规教育是由基督教会进行的。因而教育具有一种垄断性，而文化则笼罩着浓 浓的神性。
教会实施教育一般通过三种学校，分别是寺院学校、教堂学校和教区学校。教会学校讲授 的教学内容，基本上在七艺的范围之内。七艺科目最早源于古希腊，主要包括算术、几何、 天文、音乐及文法、修辞和辩论术。中世纪的基督教会虽然也沿用了七艺的名称，但在内容 上却同希腊罗马大相径庭。一方面，这时的七艺内容比较混乱和庞杂，各科的内容并没有明 确划定。另一方面，基督教会并没有使用古代希腊罗马的著作作为学校的教材，而主要是使 用经卷及修道士们所编纂的范围狭窄的著作。在教会所教授的七艺中，神学处于全部教学科 目的首要位置，而且在七艺的内容中也始终贯穿着神学思想，体现着教会学校宗教教育的目 的和要求。
由于教会规定，学生要绝对地信仰圣经，绝对地服从教师，在学习中不准许提问，更不准 对所学的内容有任何怀疑。因而学生所学到的只能是教会所规定的单一的知识，用这种知识 为教会服务。在这种教育下，人们很难学到有用的知识，也很难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基督教会对文化和教育的垄断，以及教会以神学为标准来判断一切，非常不利于商业这一 极度世俗化的职业的发展，或者说与商业格格不入。商业以赚钱为目的和动机，赚到钱的多 少是衡量一个人能力的主要标准，他们劳动的目的和动机与基督教会所提倡的完全相悖。同 时，商人经营要同许多地方的人打交道，他们需要的是能够为他们的商业带来机会和发展的 知识。为此，他们在顶着恶名获得了财富，并建立了定居的商业据点城镇时，迫切需要在知 识和教育上打破教会的垄断，并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使知识和精神世俗化。
首先，定居商人为西欧商业中心教育的世俗化提供了主要的刺激。他们既经营地区性贸易 也经营海外贸易，往往通过代理机构及永久性的海外代表来开展业务。因而，他们最迫切需 要实际的知识。为此，他们率先走出了第一步，用自己的钱财而为自己和后代提供了教育的 机会，并为教育设定了一个新的方向。“未来商人的教育通常通过三个步骤来完成，第一步 是传授拉丁语。学习拉丁语法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智力和逻辑的敏捷性，而且它在俗语成为商 业语言很长一段时间后仍然列于课程表中。第二阶段是珠算课，在那里学生们可以学习使用 算盘。第三个阶段通常开始于14—15岁，在国外进行长期的学徒。”（注：Day John,Medieval Market Economy,Oxford Basil Books 1987,p165-166.）这种教育最初是由教 士 开办的私塾来进行的，很快世俗的教师取代了教士而成为私塾的主角。
正规的世俗教育是城市来提供的，而城市正是商业复兴的结果，商人正是复兴城市的主人 。11世纪末，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意大利首先出现了最早的世俗大学萨勒诺大学和博洛尼亚 大学，到12世纪，又相继出现了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13世纪后，捷克的布拉 格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等等也建立起来。新建立的大学同早期的教会学校有着很大的 区别。城镇的大学主要服务于理性的和非个人的目标，培养学生发展自己的思考能力，并培 养某些更有才能的人从事某一专科的能力。教与学的主要方式是争论。学校的教育为年轻人 提供了竞争的环境，他们在以后的社会中会发现，他们会处于这样的竞争中，学校还培养学 生批评当前的活动和机构，并寻求改革。
当时大学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也是完全按照商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它模仿当时城市手工业 的组织方式，形成一种类似行会的组织。大学由教师和学生共同管理，具有相当民主的气氛 。同时教师和学生又各自有自己的组织。教师有专业行会，学生则组成同乡会，教师与学生 各 有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他们一起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校长，由校长负责学校的管理。学 生行会自己规定规章，管理有关聘用教授并监督他们的工作，确定学费金额，决定教学时间 等事项。教师行会负责确定和管理选择学生、制定教学工作范围、举行考试和授予学位等项 工作。
同商人居住的城市一样，在城镇建立的大学也实行完全的自治，它既不受任何上级的管辖 ，也不受所在地方的限制。如果学校与市政当局发生矛盾，或者学校对所在地的条件和环境 感到不满，大学会像巡回商人那样，从一个城镇迁移到另一个城镇。
大学中设定的课程主要是文科、神科、医科和法科。文科属于基础教育，进入大学的学生 都要先修习文科，学习的内容是拉丁语和“七艺”，毕业后便取得修习神科和法科的资格。 人们把在文科中学到的东西用于实践，同时也用学到的知识来研究神。在神学领域里，人们 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经文本身，而是靠自己掌握的分析武器，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文中出现的 问题上。法科原来是一种传统的工艺，一个人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学徒才能掌握它，现在在大 学里它成为学术考察的目标。因此，在大学里，神科和法科一样成为一门科学。
城镇大学的兴起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同时也开启了一个开放和理性的时代。在城市 学校和大学中，教师和学生一样，不管他们的社会背景如何，都成为城市忙碌生活的参与者 ，不得不面对着物质供应、离家住宿、付费、薪金等问题。学生们进入学校通常是为未来某 一职位而接受必要的培训，以期成为教士、教师、律师或管理者，因为新发展的城市、教会 、王室及教皇政府的职业官员从这些受过专门培训的人中间吸收。
在城镇学校的影响下，文化开始由神学的虚幻而转向关心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在思 想方面，这意味着它的着眼点有时是摸索的和不确定的。意味着在必要的工作没有作之前便 很快地触及到问题，意味着人们无保留地信赖理性、数字、数学和几何学，决定性地回答宇 宙的难题。”（注：Friedrich Heer,The Medieval World,Penguin Books USA Inc.,1962,p103.）以此为基础，人们开始重新考虑对一些事物的看法。
二、经济价值观的转型
由于基督教会对整个教育的垄断，以及它在政治分裂的中世纪所处的精神领袖的位置，基 督教的价值和道德标准成为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无论是宗教事物还是世俗事物，均被纳入 到它的神学逻辑之中。以至于人们不是在生产实践中和切身体验中来判定某件事情的合理与 否，而是首先到神学的教义中去寻找，看它是否符合神学的原则和主的教导。这种价值判断 原则应用到经济领域，便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带有神学意味的经济价值观。“在神学家们看来 ， 社会是一个精神有机体，而不是一个经济实体。因此，经济活动必需为道德目标服务，必需 以实现道德目标为目的。经济活动只能作为实现道德目标的物质手段。由此可见，经济学不 是一个独立的实体，经济学知识存在于更为广泛的意识形态整体结构中才会有意义”。（注：A·古列维奇《中世纪文化范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9页。）
在基督教会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对劳动和财富有着一套独特的认识。一方面，他们认为， 当人们与上帝同在，还没有因亚当和夏娃的失误而犯罪的时候，劳动并不是人类生存不可缺 少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教会认为，劳动与人的生活条件又是分不开的，在日复一日的正 常生活中，普通人没有其它选择，只有工作。而且就整个社会整体结构而言，生产性的劳动 起着重要的作用。关键问题是劳动的目的。如果劳动是以积累财富为目的，则不会得到神学 家们的祝福。因为追求财富可以使人们丧失理智，只为自己的肉体着想，而不为精神需要着 想 。对于基督教神学家而言，劳动的重要价值并不在于积累财富，而是在于修炼和受教育。懒 散是灵魂的敌人，它会产生邪恶而且能够使永生的灵魂受到威胁，而劳动则能够克制人的欲 望，有利于自我约束和精力集中。
基督教会并不是鼓励人们抛弃所有的财产，而是要求人们正确地认识财产的作用。不要以 获得财产作行动的动机，亦不要以拥有财富作为目的。重要的是要从富有中获得真正的自由 ，抵制财富本身所具有的奴役人的力量。人们应该正确地使用财富，使财富起到好的作用。 把金钱从一种手段变为一种目的，实际上就等于为人类灵魂的毁灭提供了保证。
在整个中世纪，社会上一直对那些不从事生产活动而从事商业活动尤其是高利贷活动的人 存有强烈的偏见。认为通过商业而获取的利润是不公正的，“因为商人除了以一种价格购买 商 品而又以另一种更高的价格卖出以外，没有作任何事情。早期形成的基督教社会的理想看 重创造性的劳动，因此，商人劳动的合法性问题及他获得的利润，转换成他的劳动是否是创 造性劳动的问题。”（注：Little Lester K.,Religious Poverty and the Profit Economy In Medieval Europe, p178.）在中世纪时期，公平价格的概念被人们广泛地接受，他们认为，某种 物品的价格或价值取决于人类的需要。价值的决定因素主要是人，其次是该物品的客观质量 。但是衡量价值的尺度取决于共同的需要，而不是个人的需要。高利贷所获得的利润是不道 德的 ，是有罪的，因为他们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就获得了利润。高利贷实际上是出售了上帝所独有 的时间。
在这种观点支配下，人们对脑力劳动也存在着偏见。在中世纪早期，下列观点一直很流行 ：脑力活动不能用物质奖励来划分等级，尤为重要的是，教师不能获得报酬，因为人们认为 ，智慧是上帝送给人们的礼物，因此不能成为买卖的对象，至多，人们只能送给教师一些礼 物来感谢他们把知识传播给大家。
因商业兴起和商人阶层的形成而促成的教育和文化的世俗化，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人 们开始从理性的角度来重新考察过去认为是恒定的标准，一种新型的经济价值观围绕着劳动 、财富而展开。
从理性的角度来认识各种职业，人们发现“每种职业都有其自己的物质作用，以及他自己 的精神价值。任何商业都不是救赎的障碍，每种都有它的基督教天职，结合和结构新旧职业 的社会学模式扩大了。传统的文科框架此时开放来接受新的思想和学术专长。更有价值的是 ，以前遭谴责的工科技艺也被接受”。（注：Jacques Le Goff,Time Work &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The University Of Chic ago Press 1982,p67.）人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商业存在的合理性。在过 去，人们谴责商人及其商业活动是因为商人经营的目的是贪婪和渴望获利，但这种谴责本身 又为商人和商业的合法化留出了很大的空间，只要人们认定他们的目的是正当的，那么商业 便是正当的。为此，在12世纪，为工商业确立了两种正当的理由。第一有关公共利益。随着 公共的、城市的及君主的行政管理的发展，公共利益的思想具有了最高的地位。因此，由于 商业、纺织业、织布业等，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行为，因而是合法的。同样，商人的存在也有 了正当的理由。他们的工作是把一个地区得不到的产品从外部带进来，因而，是一个服务于 公共福利的特殊行当。它的出现与“国际”长距离贸易的恢复和“世界经济”的开始有着密 切关系。第二个正当理由是劳动。劳动不再是受蔑视的理由及地位低下的标记，而是值得称 赞的。所忍受的痛苦不仅使商业的活动而且使它获得的利润成为正当的理由。商人从事的是 有益的事情，理应获得劳动的报酬。尽管有着欺骗，但不诚实商人的个人行为并不是整个商 业职业的错误。
与此相关的是，大学中的教师为人们所接受。这些靠思想获得工资的人，曾遭到过强烈的 反对，人们谴责他们出卖知识而获取职业性费用。然而，一旦法学家和教师带着这样的问题 去工作时，他们当然不能发现自己的职业有什么非法之处，而是发现，他们出卖的是自己的 努力、建议和自己的时间，而不是知识。工资是他的耕耘而不是他知识的价格。这时，时间 并不再是上帝独有的东西，随着商业的发展，时间已经成为可与效益相联系的可测量的东西 。
就连一些修道院思想家也开始把精力放在沉思和歌颂人类的秘密上，给人本身设定一个恰 当的位置。他们认为，人类居于宇宙的中心，也就是说，人类位于上帝和可见的世界之间， 并在每一部分中均有其份额。世界服务人类，人类应当服务上帝。人类被给定了很大的自由 ，不能被迫把自己的心灵转向上帝至高的善。自由地服务上帝意味着使用从上帝那里接受的 最高礼物头脑和心灵：理性和理解是一方面，而信仰和爱是另一方面。（注：Friedrich Heer,The Medieval World,p107.）承认理性的作用便 是承认了人自己在拯救自己中的作用。
新型经济价值观的形成对商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使得商人们从赚取不义之财的 罪 恶感中摆脱出来，使得商人们的劳动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它恢复了劳动和报偿之间的合 理关系，使商人们为自己经营方式的正当性找到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三、商业精神的理论化
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欧进入了一个思想和意识大变动的时期。文艺复兴把人们从天国拉到 人间，把世俗的人摆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使人们不再一味地追求来世，而是更好地面 对现世，享受现世。继之而来的宗教改革则从宗教内部对基督教的教义和教会的职能提出质 疑，加强了个人在拯救中的作用，对劳动和财富等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念。虽然这些新理论 的编撰者并非实际的商人阶层，但是，从中我们又处处可以看到商人的影子。正是商人的商 业经营活动为新时代提供了物质基础，新时代的精神正是商人哲学的具体体现。
虽然就一般意义而言，文艺复兴是一场文化和艺术的运动，但是，它的一切均同商业的发 展和商人阶层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商业是文艺复兴的基础。文艺复兴能够以意大利为发 源地，当然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文艺复兴归根到底“是一种城市现象”，（注：John F.H.New,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John Wiley & Sons Inc.1969,p54.）而城市正 是商业复兴和商人阶层出现后的产物，城市以商人阶层为主体，享受着独特的法律和自由的 人身，形成城市特有的意识。文艺复兴最先出现在意大利，是因为意大利是城市最为集中及 商业最为繁荣的地区，“商业就是意大利人的边疆”。（注：王任光《文艺复兴时代》，台北，成文，1980年版，第85页。）其次，文艺复兴是商人阶层的要求 和商人阶层力量的体现。庄园的物质基础是土地，它所谨守的东西是传统和秩序，“中世纪 世界，无论是宗教、政治还是社会，都基于一种一致的原则。个人总是某一社会单位的成员 ，而且作为社会团体的成员，他才获得了重要性。”（注：Dorothy Mills,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Times G.P.Putnam'a sons 1939,p3.）如果说商人最初根本没有力量与强 大的基督教会相对抗，无力在社会中提出自己的主张，只能顶着很大的压力和恶名来发展自 己的话，那么，当商人们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并有了稳固的据点城市后，确定商人阶层 地位以及表达商人自己的思想意识，便有了产生的必要性和必需的条件。最后，从文艺复兴 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商人哲学与文艺复兴精神的一致。概括讲来，文艺复兴精神 的基本特征是，“人和世界的重新发现；享受生活的新意识；禁欲主义和象征主义让位于感 官享受和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替代理想主义；追求知识方面的实验方式替代传统主义和蒙昧 主义。”（注：John F.H.New,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p53.）这些特征正是商人哲学的体现。如果说商人们通过实践而体现了一种特定的精 神的话，那么，文艺复兴正是对这种精神的一种总结。
宗教改革是与文艺复兴相辅相成的一种思想运动，它同商业的发展，教会势力的衰落具有 很大的关系。当世俗的国王势力弱小，商人力量非常虚弱时，教皇充当了神的代理人和世俗 的统治者，但是，当商人力量逐步扩大，以国王为首的世俗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后，雄霸一切 的教皇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他经常同英国和法国的君主们争吵，而且它经常同邻近意大利 的君主们和城市发生战争。所有这些世俗事物的花费是非常巨大的，它不得不更进一步地涉 足税收和世俗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当人们开始询问教皇世俗利益的正义性时，他们很快 便思考它的教义并返回到没有世俗事物纠缠和痛苦的基督教。”（注：Dorothy Mills,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Time,p7.）
我们没有必要在此详述西欧宗教改革的细节，只要剖析一下改革后产生的新教的内涵，便 可看出它与商人哲学的内在一致性。新教并不是一种轻松的信仰，同旧教相比，新教的上帝 似乎更加苛刻，更加专制，更不具人情味，新教中的上帝并不想救助所有信徒，而是有选择 地拯救一部分人，这部分人便是上帝的选民，其它人则只能成为上帝的弃民。而且，上帝并 不是考察了信徒一生在世的行为以后再作判定，一部分人与天使预先被赐予了永恒的生命， 另一部分人则预先注定了永恒的死亡，而且，上帝施与或拒绝仁慈，完全随其所愿，一切都 归于上帝伟大的正义。
在这种新的教义下，人类获得拯救的道路不是变宽了，而是变窄了，甚至只变成了一条狭 路。预定的命运严酷地支配着他，而他又不知自己是否已经得到上帝的眷顾。按道理说，人 们 并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然而，新兴的商人们却欣然接受了它，其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在这 种茫然中，新兴的商人们找到了自我的价值。既然新教教义去除了依靠任何外在力量获救的 可能性，那么，它也同时去除了个人获救道路上的种种外在束缚，个人拯救的任务实实在在 地落到每个具体的人身上，每个人无需再为教会和他人负责，无需再像一个谦卑的罪人那样 按受上帝之外的人和机构的检验，他要自己直接去面对上帝。获救的道路虽然边窄了，每个 人虽然比以前更加孤独了，但获救的道路更加直接了。既然没有人帮助我，那么，我只能 自己帮助自己。个人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而具有了最积极的意义。孤独的漫游者的形象其实正 是新兴商人的形象。他们在已经确立的社会结构中本来就没有地位，本来就是靠自己的力量 在寻求和奋斗，在社会中所感受到的也只是种种束缚和压力，现在，新教在信仰上替他们扫 去了这些束缚，他们当然是愿意接受的。另外，虽然上帝预定了选民与弃民，但人们又无法 确知上帝的意志，那么，人人都可能是上帝的选民。在这一点上，人人都站在平等的位置上 ，商人们因此而找到了自信。
当上帝不再是一个为感情所支配，随他的信徒之喜怒哀乐而变幻自己时，他便成了一个一 丝不苟的存在。因此，因上帝而存在的世俗社会也便具有了理性，上帝所设定的人也同时成 为理性的人，任何人都不可能有改变上帝意志的机会，人的存在只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 虽然人们无法探知自己是否受到了恩宠，但是，人人为上帝增加荣耀却是公开的准则，在这 一点上，人们找到了与上帝沟通的突破口。对世人而言，上帝的荣耀是抽象的，但人们为增 加上帝的荣耀所进行的劳动却是具体的，同时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也是可见的、可度量的。财 富的不断增加，便意味着上帝荣耀的不断增加，在事业经营上不断成功，获得财富，便表示 他已得到上帝的恩遇，并同时增加了上帝的荣耀。商人从中为自己找到利用各种方法大赚其 钱的理论依据。他们可以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不再理会天主教会所谓商人贪婪与罪恶的斥 责，相反，把赚钱看成是自我能力和价值的充分体现，以此而形成一种商人的道德观，“这 种道德观认为，经济上的非凡成就，是个人优秀品质的体现，而不是什么个性的缺陷，更不 是永恒拯救的障碍”。（注：罗森堡·小伯泽尔《西方致富之路》，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7页。）
新教与商人的结合并不只是商人选择了一种信仰，而是新教内核与商人内在品质契合的结 果，正是在这种信仰中，商人确立了自己，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理论依据。新教是对商人哲 学的一种总结和肯定。
商人阶层的实践和拥有的经济力量促成了世俗文化的发展和宗教理念的改变，从而把商人 的哲学上升到一种理论的高度，当这种理论再用于指导人们的实践时，便使西欧社会爆发出 强大的能量，真正地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全新的时代是一个鼓励冒险，勇于开拓的时 代。商人的冒险性格成为全社会的要求；新时代是全社会崇尚财富，追求财富的时代，商人 成为时代的佼佼者和代表者。人们的价值观大大地改变了，不但那些规规矩矩获取钱财的商 人受到人们的尊重，就是那些从事海盗业务，以掠夺而发了财的人也倍受羡慕。“人人都尊 重幸运的纨绔子，昌盛的事业总被人誉为明智。”（注：丹尼尔·笛福《笛福文选》，何青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72页。）新的时代是重商的时代。社会上形成 了重商的氛围和重商的理论体系，政府的政策围绕着商业的发展而进行。为商业的发展提供 了最大的优惠，为贸易的进行提供了最充分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