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在党内公开“非斯大林化”(De-Stalinization)，缘起于1956年苏共20大上所作 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曾是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关于事件的过程，国内外学者已经 谈论得很多。笔者感兴趣的是：当年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动因、意义和缺陷。
    　　　　一
    赫鲁晓夫大张旗鼓地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动 因：
    （一）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形势要求非斯大林化。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作为苏共中 央第一书记对斯大林时期僵化的内外政策作了一些调整和改革，采取了许多明显有别于斯大 林的政策。比如，在农业方面，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民义务 交售定额，鼓励和扶植个人副业，扩大杂交玉米种植面积并大规模垦荒；在工业方面，加强 经济杠杆与物质刺激作用，扩大企业和地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意识形态方面，逐渐废弃 政治讨伐性批判，活跃学术空气；在外交方面，缓和与西方国家冷战对峙关系的同时，主动 与南斯拉夫恢复和改善关系；在政治方面，平反冤假错案，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所有这些措 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效果。但深入改革下去，就遇到了要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载体的斯 大林模式问题。然而，在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氛围下，这种改革是十分困难的。事实上， 个 人崇拜已成为“苏联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1](P.419)它不仅是一个思想意识 问题，而且是个个人权力体制问题。斯大林这尊“神像”还在。个人崇拜像一张网，严重 束缚着苏联社会的发展，其消极后果已渗透到苏联各个领域。苏联社会存在的方方面面的问 题已不是局部调整某些政策即能消除的，更不是理论工作者发表几篇文章对个人崇拜问题进 行不指名批判就能解决的。因此，要改革斯大林模式，首先必须批判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 。[2](P.72)
    （二）清除贝利亚后暴露出的问题要求非斯大林化。众所周知，赫鲁晓夫上台后的第一个重 大步骤是清除贝利亚。贝氏曾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内务部部长 和苏联元帅，其权威之大，已构成对苏共领导集体其他成员的严重威胁。于是，赫鲁晓夫团 结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洛维奇等人“整倒了贝利亚”。[3]1953年12月贝利亚被处决 之后，他们力图“把斯大林犯下的滥用职权的罪行统统推在贝利亚身上”。[4](P.511)例如 ，苏共在一项决议中说：“贝利亚曾以种种虚构的借口千方百计地阻挠农业方面最重大的迫 切问题的解决”，“企图破坏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企图在苏联各民族之间制造纠纷” 。赫鲁晓夫甚至把苏南关系恶化说成是贝利亚、阿巴库莫夫等人“挑拨离间的作用”。[2]( P.72)但是，随着反对个人崇拜活动的开展，斯大林时期的问题，特别是破坏法制的罪行被 暴露得越来越多。到1956年，苏联官方再把苏联社会所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贝利亚身上 ，[4](P.498)已不能自圆其说，越来越让人难以置信。与此同时，人民群众要求平反昭雪的 来信雪片似地飞向苏联各级检察机关，但是检察机关“对这些请示信的处理却极其缓慢，因 此数以百万计无辜的苏联公民仍然被关押在集中营里或被流放”。[5](P.89-90)直面巨大压 力，苏共中央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当时，苏共新领导人实际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尽早 公开说出斯大林统治时期一些暴行的事实真相，把批判个人崇拜运动引向深入；要么对过去 存在的问题继续捂住盖子。[2](P.73)赫鲁晓夫本着“对斯大林在世时发生的事情负责”和 “对他的政策所造成的各种问题负责”的理念，[4](P.500)决定采取第一种选择。[6](P.33 8)
    （三）削弱元老派政治基础要求非斯大林化。元老派系指当时最老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主席 团委员莫洛托夫、伏罗希诺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他们只主张一般性地批判个人崇拜 ，不同意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建议。他们认为：“这会在党的队伍里和在人民群 众中引起苦恼和不满情绪，造成损失，引起副作用，使苏共和马列主义兄弟党陷入困境。” [7]元老派对赫氏的建议“不很热心”是“不奇怪的”。[4](P.500)因为，他们长期在中央 工作，是斯大林“最紧密的追随者”。[8](P.1)斯大林犯有严重错误，他们也“负有无法推 卸的责任”。[9](P.76)他们不敢曝光斯大林的问题，主要是怕动摇自己的政治地位。不仅 如此，他们还是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体制的维护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 。而赫鲁晓夫则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历史包袱，同时他对斯大林时期所存在的问题有一定 认识。所以，他上台后就力主改革。在赫鲁晓夫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反对个人崇拜，应 把斯大林问题突出出来，公开谴责斯大林的错误和乖戾行为。这样，在一系列问题上，赫鲁 晓夫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洛维奇等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保证改革工作顺利进行 ，赫鲁晓夫决意首先“在党内清除斯大林主义”。[4](P.514)如此，一方面可以揭开“盖子 ”，打开局面；另一方面可以削弱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元老派的政治基础，打击保守势力 ，减少改革的阻力。
    （四）树立新领袖权威需要非斯大林化。斯大林生前在苏联享有崇高的政治威望。“甚至在 他死后，他仍然保持着几乎没有批评余地的威信”。[4](P.499)赫鲁晓夫自己也承认：“斯 大林死后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领袖。”虽然，“想当领袖的人是有的，但没有一个明显的 一致公认的领袖”。[4](P.503)他深知：要操纵苏维埃国家这艘笨重的航船继续前进， 就必须树立起新领袖的权威。为此，苏共20大召开前夕，赫鲁晓夫想出了玩“反斯大林这张 牌”。[10](P.82)法国著名苏联问题专家布兰科·拉齐奇分析认为：“就赫鲁晓夫本人而言 ，攻击斯大林不属于理论或历史范畴，而主要在于政治方面。他所追求的，并非如他要人们 相信的那样是真理和正义，而是他自己在党内领导地位的巩固。”[11](P.10)
    　　　　二
    1956年2月，赫鲁晓夫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身份在20大上作了“秘密报告”（原题《关于个 人崇拜及其后果》）。该报告全面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给苏联党和国家造成 的严重后果。[12](P.274-275)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勇敢的举措，其深远历史意义主要表现 在三个层面：
    （一）非斯大林化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个人崇拜的严重危害之一，是教条主义盛行，使人们 的思想受到极大的禁锢。而批判个人崇拜，则打破了神化，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 从此，万马齐喑的局面被打破，人们敢于思考了，敢于讲话了。斯大林的理论，以及他的政 策，不再被人们奉为神圣不可更易的金口玉言，都被放到历史的实践中来加以检验。事实表 明，批判个人崇拜有助于苏联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发挥积极性与主动性，冲破教条主 义的束缚，改变思想僵化的状态，活跃理论研究和探讨，显示创新精神，解放思想，产生巨 大的力量，为苏联后来调整政策和改革政治经济创造了前提条件，其影响非常深远。
    （二）非斯大林化促进了苏联社会转型。我们看到，苏联政策的调整和体制改革，是随着批 判个人崇拜的逐步开展而不断进行的。批判个人崇拜开展得越深入，调整和改革也进行得越 广泛。例如，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批判个人崇拜之后，苏联便在政治、经济以及对外关 系方面出现了前面提及的一些内外政策变化，诸如加强集体领导、定期召开党中央全会和主 席团会议、改组国家安全机关、健全法制、扩大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权限、加速发展消费品工 业、强调物质利益原则、改变农业计划制度以及调整对外政策等等。如果没有七月全会对个 人崇拜的批判，以上各种变化的发生是不可想象的。再如，1956年苏共20大党内公开批判个 人崇拜和斯大林之后，政策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更全面地展开了。其中包括：定期召开党代 表大会，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以及“全民国家”、“全民党” 的口号，建立领导干部任期制度，加强人民监督，改组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改组工业和建 筑业的管理体制，撤销国营机器拖拉机站等等。虽然这些调整和改革中也有不成功的和错误 的东西，但批判个人崇拜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就是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这种积极作 用也继续存在。总之，不批判个人崇拜，一切内外政策的调整和体制改革都无从说起。因此 ，批判个人崇拜“整个说来是推动了苏联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1](P.422-423)
    （三）非斯大林化推动了国际共运新发展。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发生许多新变化。斯 大林关于国际共运的那一套理论和政策，已不适合国际共运发展的新形势。可以说，对斯大 林的个人崇拜也严重地束缚了国际共运的发展。但是，“盖子”主要应由苏共自己来揭，斯 大林的错误主要应由苏共自己来批判。在这方面，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起了很好的表 率作用。苏联批判了个人崇拜，便使人们拓宽了眼界，开始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利弊得失 重新进行考量。[1](P.423)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先后提出要在自己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 会主义道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载体的斯大林模式不再是各国必须仿效的唯一正确的范式了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陶里亚蒂在1956年6月就明确指出：“苏联的模型已经不能并且 也不应当被认为是必须遵循的模型了。”[13](P.90)他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 ”的思想。波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哥穆尔卡也在1956年指出：“社会主义的形式也能够是不同 的。它可以是在苏联所产生的那种形式，也可以是像我们在南斯拉夫所看到的那种形式，它 还可以有别的不同形式。只有通过各个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成就，才能产生在一定条 件下最好形式的社会主义。”[14](P.23)由此可见，批判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实际上开 辟了国际共运发展的新时代。
    　　　　三
    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虽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首先，非斯大林化未能实事求是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应当承认，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 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是有很大功绩的，但是他也犯了很大的错误，做了很多错事”。[15](P .241)两相比较，“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15](P.260)然而，赫鲁晓夫在“秘密 报告”中并没有全面地评价斯大林的生涯及其活动，没有充分肯定斯大林应有的历史地位。 他把斯大林的某些缺点和错误说过了头，甚至用对待敌人的尖刻语言攻击斯大林，说什么“ 在斯大林的阴谋下”、“是斯大林捏造出来的”、“在捏造种种卑鄙可耻的事件”、“扮演 了可耻的角色”、“给党以无法估计的毒害”等等。这种偏激态度的直接后果是：“使批判 斯大林错误逐渐走向了全盘否定斯大林。”[16](P.65)
    其次，非斯大林化缺乏对斯大林错误产生根源的科学分析。个人迷信的流行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后的一种普遍国际现象，它的存在有个人因素，但更有其深刻社会历史原因。封建的 资本主义思想的存在，是个人迷信流行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和共产 党领导体制上的缺陷，是个人迷信存在的客观条件；党内骄傲自满情绪，缺乏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教育以及党的领导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独断专行等则是个人 迷信、个人崇拜蔓延的主要原因。然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试图从斯大林的个性中寻 找其犯错误的原因，认为斯大林“具有不良性格”、“任性和专断”等等，这无疑是十分片 面的。[16](P.65)曾经担任过赫鲁晓夫高级顾问的前苏联学者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认为： 赫氏“鞭挞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他的霸道性格，这实际上是政治思考的幼儿水平。”[17](P .4 3)“性格说”不能令人信服，也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也说明：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 并没有批到点子上，即未能科学诠释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问题。诚然，政治家的性格在一定 条件下会起某种作用，“但个人性格不能说明（苏联）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党，在这么长 的时期内犯了一系列的错误”。[18](P.8)
    苏共20大之后不久，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波兰的哥穆尔卡、南 斯拉夫的铁托、意大利的陶里亚蒂等都曾在个人崇拜的根源问题上作过精辟论述。他们一致 认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同苏联政治体制相关，因此必须从体制上防止个人崇拜。这样的认 识在当时是深刻的，但苏共领导人却不以为然。[1](P.425)
    笔者认为：苏联产生个人崇拜问题的症结的确在于：存在着“目标偏移和结构缺陷”的政 治体制。众所周知，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后，长期没有解决如何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和个 人专权，以致使它制度化，从而导致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赫鲁晓夫把批判个人崇拜局限于 某 些理论问题和破坏法制问题上，而且仅仅强调斯大林个人的责任。这种批判，“虽然解决了 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某些最严重的问题，但并未解决个人权力过度集中的领导体制问题，也未 找到防止个人崇拜重演的正确道路”。[1](P.425)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批判斯大林不是偶然的。这一行动的积极意 义，应予充分肯定。但我们也应看到：“赫氏虽然谴责了独裁，但未能触及专横的权力。他 抛弃了个人崇拜，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产生个人崇拜的体制。”[17](P.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