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开明专制的文本解析
——叶卡特林娜二世《指导书》评述
王云龙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1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1年04期第64～70页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王云龙(1963—)，男，安徽毫州人，历史学博士，现在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 研究工作，主要从事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日 期】收稿日期：2001—04—19
【关 键 词】叶卡特林娜二世/《指导书》/法典/编篡委员会
叶卡特林娜二世开明专制的政治形态，与其悖论性本质一致，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种 取向互逆的动态复合结构。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振刷下，欧洲精神领域出现了反映时代精神 的 两种主要思潮，即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两种思潮，皆源于欧洲文明的摇篮——希腊思想 ，经过漫长中世纪的隔阻，由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发扬光大，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得到近代意 义上的诠释。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是开明专制的精神之源，是开明专制的发生学研究的两大支柱。开明 专制的现实悖论与其精神来源的悖论性质有着一致性，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与精神成长的辩证 统一规律的历史性体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是西方文明相克相生的一对孪生子，两者在历 史空间中的组合运行，绘成西方文明殿堂瑰丽的精神穹拱。
自由意识深植于西方历史之中，古希腊和犹太——基督教传统，确信人类的个人价值和个 体意识。基督教传统经过中世纪后期宗教改革，使自由主义重心转向强调普通大众和统治阶 级的个人责任意识，促发自律意识，以免自由流于无政府主义。在16世纪后期，被放逐、受 迫害的新教教派为了捍卫个人有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一革命性信念，而慨然赴死。
自由的信念尽管深蕴于西方文化传统之中，但经典的自由主义则发韧于17世纪末和18世纪 之初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自由意识，重点放在现世人们的命运和福祉，体现了启蒙思想 关于科学、理性和进步的基本思想。采纳自由的原则，在政治上意味对所有人而言，建立更 开明的政府和更人道的社会。启蒙运动活动家和思想家不遗余力地倡导更大程度的个性自由 ，他们大力宣传宗教宽容、言论自由、公正与法律上的人格平等，许多法国启蒙思想家，以 叶卡特林娜二世的精神导师——伏尔泰为代表，主张这些自由可以由开明专制君主来实现。
对叶卡特林娜二世这样的封建专制君主来说，自由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对其统治有利 的一面，又有对其统治产生威胁的一面。实行开明专制的君主们，不得不用保守主义来抵消 自由主义激进的一面。18世纪启蒙运动激进自由主义思想，把民治政府、个人自由、法律平 等三者结合起来。这是专制君主所绝不能接受的。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是唯 物辩证法的基本法则。有自由主义，则必然要有保守主义。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P82)在叶卡特林娜二世的思想武库中，不仅有 自由主义，而且还有更合“朕意”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相联系，同时开始形 成各自的思想体系。”[2](P812)保守主义并不是一概反对变革与进步，只是要求社会变迁 不要损害国家与社会的根基——君主制、教会、社会等级、财产与家庭。保守主义是贵族意 识形态，是贵族阶级对18世纪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潮的回应。保守主义象自由主义一样，主 张尊重人的价值，反对国家全能的权力，特别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保守主义尊重人的价值是 有阶级性的，变相主张贵族与平民、贵族与农奴在人格价值上不平等，反对任何把其它阶层 人们与贵族等量齐观的社会改革措施，这是保守主义的反动性最露骨的表现。保守主义反对 中央集权，是为了贵族特权不受君权的制约，这也是逆历史潮流的。保守主义是权势集团的 意识形态，当社会改良有利于维护贵族统治时，“保守主义可能是最有效率的改革措施，它 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使激进的改革计划缓和，充当民众与宫廷的中间人。”[2](P812)
18世纪下半叶，开明专制风行于欧洲大陆，特别是在中东欧更是大行其道。中东欧国家， 特别是俄罗斯，尽管比西欧经济落后，但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关系已经萌发，新的资产阶级开 始形成，旧的封建农奴制经济结构面临着来自农奴反抗与资本主义经济冲击的双重威胁，社 会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先进的启蒙思想涌入，落后的社会现实与先进的意识形态产生 了巨大的反差。“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3](P228)开明专制 适应这些时代性变化，从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农奴经济制度和贵族政治制度，对新生资产阶级 和其它平民做出一定让步，使贵族专政适应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变迁；客观上，开明专制开 启了和平地由封建君主绝对专制向资本主义立宪君主制过渡的大门，但在18世纪的中东欧， 这种和平过渡受到这些国家主客观条件和开明专制的内在悖论的制约，无一成功。但是开明 专制已不同于封建君主专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十七世纪的俄国专制制度就不同于实行 官僚政治、官吏等级制和有过个别‘开明专制制度’时期的十八世纪的专制制度。”[4](P3 10)
叶卡特林娜二世“开明专制”最具历史典型性的举措，是1767年新法典编纂委员会及为该 委员会工作发布的指导书。这一举措是18世纪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实践性的登峰造极之作，叶 卡特林娜二世因此被启蒙思想家欢呼为：“北方的塞米拉米达”[5](P1)（塞米拉米达系传说 中的亚述女王，她领导了亚述多次征服活动并建造了“空中花园”）。
叶卡特林娜二世取得皇位后，欲行“开明专制”。开明专制之首务，为编定新法典，她写 道：“我下定决心（1765年），国家总体态势和国内法律必须完善，以适应有效的管理。法典 必 须由我亲自撰写并批准，在任何形势下适用于帝国内任何人。我开始读书并为法典编纂委员 会撰写指导书。我读写了两年，有一年半的时间不说一个字，听凭自己的判断与感觉，在崇 高的为帝国全体人民幸福与荣誉的激情激励下，忘我工作。我认为，我达到了我的目标，我 开始把指导书给不同的人看。最后，我写了诏书，从帝国不同地区召来代表来开会，以便 了解不同地区的情况，把他们叫到克里姆林宫，听取他们对指导书的意见。在每个问题上， 都 有不同的意见。我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意见，在文本上进行修改。他们把我的指导书改动了 大半，但付印的指导书还是我的原本知识，这个帝国是我必须与之朝夕相伴的”。[6](P403 )
叶卡特林娜二世这番自白，是她初行开明专制的真实写照。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在她矛盾 性精神世界中占了上风，表现的开明色彩较多，但在根本问题上仍坚持专制主义。她按照自 己的意志，起草指导书；召集代表对指导书提意见，但不采纳。开明专制这艘由叶卡特林娜 二世掌舵的悖论性航船，升起了“文明立法”的旗帆，驶进了俄罗斯农奴制贵族政治的泥淖 。有论者指出：叶卡特林娜二世“给法典编纂委员会的著名指导书，目的在于制定近代法典 。”[2](P654)这里需指出的是，所谓近代法典在当时俄罗斯历史条件下，只能是封建农奴 制关系与新生资本主义相互妥协的混合物。叶卡特林娜二世的法典编纂委员会不同于18世纪 西欧封建民族国家出现的立法委员会，虽同为编制法典，但俄罗斯的法典编纂委员会充其量 是一个秘书班子兼谘议机构，不是权力部门，立法权操于叶卡特林娜二世一人之手。这是开 明专制君主与立宪君主制的根本法理性区别所在。
叶卡特林娜二世于1766年12月14日发布了《建立法典编纂委员会的诏令》，在陈述了旧法 度的弊端后，她宣称：“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我国人民的幸福与祉吉，为此我们需要更好地了 解 人民的需求与渴望。本诏令发表半年后，各个地区选一名代表，来到我国旧都莫斯科。每个 地区选出代表后，应给代表成文的条陈和委托书。召集代表开会，不仅要听取他们关于各个 地区的匮乏与需要的说明，而且要他们起草新法典，提交联御批。这个委员会将在朕的指导 与带领下开展工作。建立这个委员会，为帝国臣民提供一个检验自己的真诚及对祖国的热爱 的机会。”[6](P405)在这个诏令中，叶卡特林娜二世使用了许多启蒙运动自由主义蛊惑人 心的语句，其目的是“叶卡特林娜召集法典编纂委员会不过是为她个人制定新法典，提供谘 询。”[7](P129)
法典编纂委员会的组成结构，以封建贵族阶级为主体，辅之以新兴的资产阶级、市民阶级 、国有农民及自由农民的代表组成。这个委员会的阶级成分是开明专制的政治基础的代表， “新法典编纂委员会经选举产生，具有等级性质。贵族（地主）代表每县一名，市民代表每个 城市一名，国有农民分（乡、县、省）三级选举，每省两名，哥萨克和非俄罗斯族代表每省一 名。教会由正教院派代表参加。此外，中央机关：参政院和各委员会都有代表参加。占全国 人口一半以上的地主农民被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全体代表总数是596人。其中中央机关2 8 人，贵族216人，农民24人，独户农43人，哥萨克45人，非俄罗斯族51人。……委托书共有1 465份，反映了各个阶级的政治和经济要求。”[8](P331)1767年8月10日，法典编纂委员会 在莫斯科开幕。会议的第一项议程，与新法典无关，大主教季米特里提议授予叶卡特林娜二 世“英明伟大的皇帝和国母”称号，获得通过。叶卡特林娜二世，继彼得一世是俄罗斯帝国 历史上第二位大帝。[8](P332)叶卡特林娜二世对于该委员会发布了多达500余条的指导书， 从立法的目的到具体细则详加指令，反映了开明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威与事必躬亲的专制作风 。针对俄罗斯内部东正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强调“第三罗马”的文化特性，与西欧分庭抗礼， 实行东方“拜占廷化”的图谋，叶卡特林娜二世在《指导书》第六、七条明确指出：“6.俄 罗斯是欧洲大国。7.这一点已经为下列观察所证实：彼得大帝对俄罗斯改造之所以顺利取得 成功，原因在于俄罗斯的旧俗已经不符合时代的潮流。彼得一世把欧洲的风尚与习俗引入俄 罗斯，将俄国人改造成为欧洲民族，这一进程在他的时代进展顺利得超乎他的期望”[6](P4 04)。
叶卡特林娜二世对于权力以及俄罗斯社会的权威崇拜，有着深刻的洞察。她强调，专制君 权是国家最高权力，是不可分割的，集于君主一身。她在《指导书》中以不容置疑的决断式 语句写道：“9.最高权力是专制的。这项威权集于君主一身，权威所及遍于国事各个方面。 10.国家的广袤疆域要求专制君权统御万民，统管万事。12.另一个（实行专制君权的重要）原 因是，服从（君主）一人的律法要比服从多人的律法为好。”[6](P404)叶卡特林娜二世为专 制主义涂上一层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油彩：“13.专制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剥夺人民的天 赋自由，而是指导他们的行为，以便其获得最大的益处。15.专制的意旨和目标是市民的荣 耀、国家的繁荣”。[6](P404)
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点——罪与罚的问题上，叶卡特林娜二世表现出了启蒙运动的近代 刑罚意识：“使用肉刑与健全的人类天性相抵触。人们对于这种刑罚怨声载道，特令全部废 止肉刑……”[6](P404)事实上，在叶卡特林娜二世当政期间，俄罗斯的肉刑不但没有废止 ，反而更加严酷，具体情况在下一节详述。叶卡特林娜二世在《指导书》中把理想与现实的 辩证法，玩弄得炉火纯青。这套悖论的辩证法，把她推向了18世纪欧洲开明专制君主的荣誉 的顶峰。叶卡特林娜二世进一步阐述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刑罚准则：“为了不使刑罚蜕变为 对市民的暴力，刑罚应是公开的、必需的、适度的和迅疾奏效的，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温和 一 些，刑罚要与所构成的犯罪相一致，罪名要在法律中详列之。”[6](P404)
叶卡特林娜二世在俄罗斯社会的痼疾——农奴制问题上，其言辞的激进足以与19世纪民粹 派相媲美：“216.法律应能够赋予奴隶拥有私有财产。”但她为此设置了一个先决条件：“ 260.突然地、或经过一般法律使大批（奴隶或农奴）获得自由是不适当的。”[6](P404)叶卡 特林娜二世维护农奴制，一方面是其贵族君主的阶级本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俄罗斯农业发 展离不开农奴劳动力所决定的。尽管叶卡特林娜号称“开明君主”，但正是在“叶卡特林娜 二世执政时期，人民终于落到农奴制的权力统治之下。”[9](P15)叶卡特林娜二世虽未对农 奴制进行变更，但不主张对农奴竭泽而渔。她认为：“295.如果农业凋敝，就没有人还能拥 有财富。”[6](P404)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危局，“299.奖励那些把土地耕作得比其它人好的 农民是很好的作法。”[6](P404)叶卡特林娜二世谙知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思想，俄罗斯的 社会现实使得她在农奴问题上很难有所作为，只是在历史惯性作用下，随波逐流把农奴制推 向了高峰。农奴制是与自由主义理念水火不容的，在叶卡特林娜二世那里却兼容并蓄了。这 是历史情势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 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0](P10)
贵族是叶卡特林娜二世所依靠的统治力量，在《指导书》中对于贵族权益，给予多方面的 界定。在贵族经济利益方面，《指导书》针对俄罗斯出现的新的资本主义货币关系，贵族地 主肆意盘剥农奴货币租赋，指出：“贵族使用新的收取租赋方式，削弱了俄罗斯农业和人民 。贵族很少或根本不住在农村，向每个农奴征收一个、两个，甚至高达五个卢布的租赋，根 本不考虑农奴是否拿得出这笔钱。”[6](P404)俄罗斯是一个农奴制农业国，叶卡特林娜二 世不希望贵族地主的残酷压迫，导致农奴丧失生产积极性、起来反抗，威胁其统治和贵族集 团的整体利益。《指导书》要求：“220.法律必须明确规定贵族向农民收取租赋数额，其数 额应是公正和精确的，这是绝对必须的。惟其如此，农业才会发展，人口才能增长。”[6]( P404)叶卡特林娜二世是贵族集团的首脑，对待国事比一般贵族有着更深刻的考虑与谋划。 她比其前辈沙皇更加坚定地依靠贵族武装力量，《指导书》说：“365.没有什么比在军中服 役更光荣的了。保卫祖国、战胜敌人是贵族的首要的权利和合适的工作”。[6](P404)叶卡 特林娜二世为了扩大统治依托力量，在原有的贵族体制基础上，使贵族身份的获得不再局限 于军功：“贵族身份可以非军功的劳绩方式取得。”[6](P404)
叶卡特林娜二世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也表现出了自由主义倾向，她写道：“494.在这样一 个大国，统治如此众多的民族，如果错误地禁止或歧视不同的（宗教）信仰将极大地损害国民 的安全与社会的稳定。”[6](P405)叶卡特林娜二世对于不同信仰做了理性的分析，显示了 一个开明专制君主与绝对专制君主的区别：“496.人类心智会被迫害激怒，应允许每个人根 据自己的信仰缓和最僵化的想法，远离根深蒂固的偏执，抑制那些损害国家稳定和国民团结 的争论。”[6](P405)
叶卡特林娜二世对于异端和民间巫术的立法态度也是很谨慎的，表现得比较理智：“497. 应该十分审慎地审理涉及巫术和异端的案件。如果对于这两种行为酿成的犯罪不加以适当的 法律约束，就会损害国民的自由与安宁，导致国家动乱。”[6](P405)叶卡特林娜二世作为 开明专制君主，对于荒诞不经的封建迷信以及巫术魔法兴趣不大，但相信近代科学。在18世 纪后期，西欧民众乃至宫廷都不接受接种牛痘这一科学免疫新方法时，叶卡特林娜二世不顾 冥顽的贵族大臣的阻拦，在法典编纂委员会开会期间，接种了牛痘，“1768年，她是彼得堡 甚至是全俄国接种牛痘的第一个人。”[5](P224)叶卡特林娜二世对于代表们和贵族大臣赞 美 她接种牛痘的阿谀之词不以为然，她说：“我想，伦敦街头的任何一个小孩都有这样的勇气 。”[5](P225)在东正教传统深厚的俄罗斯，叶卡特林娜二世虽皈依了东正教，对待近代科 学的态度却不受东正教的保守思想羁绊。叶卡特林娜二世象中东欧其它开明专制君主一样， 对西欧最新科学成果贪婪地持拿来主义态度。器物层面的科学硕果，是专制君主的好朋友， 因为科学发展的物化成果，有利于巩固君主专制。开明专制君主们对于产生科学革命的社会 结构制度——英国式立宪君主制和社会意识形态——主权在民思想则视若仇雠。
叶卡特林娜二世企图把自己的立法普及到全俄罗斯各个角落，她在《指导书》中要求：“1 58.法律应用通俗的语言写成，法典应把所有法律包容在一本书中，法典的售价应象小学课 本一样低廉。”[6](P404)叶卡特林娜二世在《指导书》中把开明专制君主的统治理念与带 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追求表述得颇为充分：“520.不能让那些整天吹捧自己君主的人得到恩宠 。我庄严地宣告，人民不是为君主创造的，相反，君主是为人民所创造的。基于这样的原因 ，我必须实事求是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愿我们的立法工作结束后，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国家比 俄罗斯更公正、更繁荣；如若不然，那就是我们的立法目的没有达到，我不希望出现这种不 幸的局面。”[6](P405)
《指导书》是叶卡特林娜二世开明专制的政治宣言书，其中混杂着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 专制与民主的对立因素。这个《指导书》是叶卡特林娜二世精神境界的文本，也是她那个时 代开明专制君主精神状态的典型性写照。理想与现实，超越与权势，使得叶卡特林娜二世在 悖论性的泥淖越陷越深，以至完全丧失了自拔的自觉。叶卡特林娜二世身上比较明显的启蒙 思想特点，是一种立法狂热，“叶卡特林娜毕生始终对法律知识感到兴趣。她本人也永远是 一个立法者，不过是一个‘即兴式’的立法者”[5](P362)。叶卡特林娜二世不可能超出界 定她存在方式的历史时空，在《指导书》中她已经把自己的政治旨趣完整地阐述了出来。《 指 导书》是开明专制悖论性质的政治标本，是启蒙运动政治理念——开明专制的集大成之作。 它“渗透着伏尔泰关于专制制度的学说。这一学说，也给那个必须执行女皇旨意的委员会的 工作打上了自己的烙印”。[5](P355)《指导书》思想本身，就是要用女皇的个人意志来代 替俄国代表的集体意志。这个思想纯粹是伏尔泰的思想。以至于伏尔泰认定，“叶卡特林娜 一个人就比所有的代表都能胜任这项工作。”[5](P356)叶卡特林娜二世的《指导书》，使 她赢得欧洲知识分子的尊重，在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心目中，叶卡特林娜二世是“开明专制” 的代表。
开明专制与绝对专制对待言论自由的态度是不同的，开明专制允许在钦定的阶层和范围内 ，进行有限度的自由讨论。而绝对专制以禁锢言论为杀手锏，文字狱肆行，官民噤若寒蝉。 叶卡特林娜二世召集法典编纂委员会开会，鼓励各阶层代表发表言论，做出开明专制享有“ 言论自由”的姿态。发言者除了贵族官僚，就是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由于农奴根本没有资 格当选为代表，俄罗斯社会底层最大多数民众——农奴和下层群众的声音在会议上是根本听 不到的。法典编纂委员会的讨论，反映了代表所在地区和所处阶层的主流意见，折射出18世 纪60年代俄罗斯社会的某些真实的侧面，从中可以看到开明专制的实行并不是叶卡特林娜二 世的个人行为所致，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俄罗斯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社会转型无序 ，变革速率呈非稳态，时而停滞倒退，时而放纵狂奔，贵族官僚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及富裕的 有产者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强有力的沙皇做自己的保护人。社会上层和中间阶级通过叶卡特 林娜二世执政几年的实绩和《指导书》阐述的治国之道，更加靠近女皇，把她看作俄罗斯国 家的忠实的守护女神。叶卡特林娜二世在西欧专制君主那里，却成了一个危险人物，这是历 史的悖论。她的渗透自由主义精神的《指导书》在欧洲许多国家被视为颠覆性读物，“导致 法国查禁了这本书。”[11](P286)
开明专制的“言论自由”是君主的恩赐，不是天赋的人权，取决于君主的“开明”程度。 这种“言论自由”是由专制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过渡的中间状态，既有别于专制君主制的“ 言论一律”，又有别于立宪君主制的“言论自由”。贵族是法典编纂委员会的强势集团，在 会议讨论中表达了维护和扩大贵族特权的要求。贵族毫不讳言地要求取得国家重要的军事与 民事职权。雅罗斯拉夫尔地区的贵族说：“俄罗斯贵族是帝国最重要的阶级，由于他们的服 务，得到了君主的特别信任与恩宠，自远古以来，民事与军事的最高职位都由他们担任，迄 今亦然。他们仍然应享有这样的特权。”[6](P431—432)莫斯科的贵族从维护沙皇与贵族相 互依存的角度，强调保持贵族特权的极端重要性：“俄罗斯贵族自远古就形成一个整体，一 方面保障了国家的强大与独立，维护了沙皇制的稳定；另一方面，贵族把自己的特权与安全 同帝国的完整与稳定密不可分地联系起来。由于这种天然的相互依存关系，保留贵族特权符 合沙皇的意志与仁慈的统治。”[6](P431)贵族不但维护自己的政治特权而且还要求经济特 权。来自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较发达的奥勃良斯克等地的贵族提出：“任何贵族都可以利 用自己的资产，投资建厂，毋须由矿业与制造委员会批准。不得禁止其向国内外城乡市场出 售工厂的产品。只有在工厂生产情况良好，才需向矿业与制造委员会申告工厂生产的产品。 贵族不再想拥有工厂时，可以自由将其出售给任何人，毋须矿业和制造委员会的批准。”[6 ](P432)贵族要求兴办资本主义性质的制造业，表明贵族在一步一步地向新兴的生产关系靠 拢，并力图用封建特权方式改造之。这种状况造就了开明专制的悖论性经济基础，先进的生 产方式与落后的生产关系融合在一起，两种互为逆向的社会作用力在内耗，极大地损害了社 会运行机制。
新兴的资本主义商人和市民阶级对于社会现实是不满的，但他们把改善的希望寄托于开明 专制君主——叶卡特林娜二世。这是俄国资产阶级形成时期就带有的反动性和妥协性。这种 劣根性使得资产阶级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俄国需要资产阶级革命的重大历史选择关 头，资产阶级都当了逃兵。伟大的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勇敢地承担起改造沙皇俄国的历史 重任，带领工人阶级，经过十月革命，推翻了旧制度，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俄国资产阶级自然地倾向于开明专制，他们通过放弃在18世纪具有革命性的阶级属性， 以换取在工商业方面享有与贵族同等的特权。俄国资产阶级对于贵族利用政治特权来谋取经 济特权的作法极为不满，卡斯托玛地区的市民提出：“不应允许贵族从事贸易、拥有工厂或 取得经商特许权，因为贵族的特权会使他们赚取巨额利润。只应允许贵族出售他自己庄园的 产品，禁止贵族购买用来赚取利润的其它物品。贵族从事任何一种这样的行业，都与其贵族 身份不相称。如果贵族以各种借口从事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商品买卖和远程交易，经查实，所 获利润应由国库没收。”[6](P436)俄罗斯各地市民为了维护自己的经商垄断地位，对于贵 族经商办厂不遗余力地反对，同时也反对农民经商。莫索尔斯克的商人认为：“所有阶层的 人们，特别是农民，极大地损害了商人阶级的事业。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务农，在地主的鼓 励下从事商业。这些地主允许农民用他们的名义进行买卖。我们恳请女皇陛下明令禁止其它 阶层人们，特别是农民，以自己或他人的名义，在全国城乡市场经商。”[6](P437)商人和 市民等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但要垄断工商业，而且要凭借经济实力，象贵族那样拥有农奴， 俄罗斯资产阶级有着很浓厚的封建性色彩。市民代表提出：“一等行会的商人最多可拥有五 名男农奴，二等行会商人可拥有三名男农奴。农奴被上述商人购买后，即为其不可剥夺的财 产。”[6](P436)俄国资本主义产生于农奴制社会结构之中，它的身上有着挥之不去的农奴 制胎印，它是新的生产关系的阶级性代表，同时又是旧的社会结构的承载者，因为“在农奴 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 ， 即资本家阶级。”[12](P46)俄国资产阶级对于开明专制是欢迎的，开明专制内蕴的悖论性 质符合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双重本性。
随着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大量肥沃的土地被贵族、商人和市民掠夺，造成了国有 农民的生计困难。国有农民代表说：“农村份地，包括最好的耕地和肥沃的草地被商人和不 属于商人阶层的市民用各种阴谋诡计掠夺去了。”[6](P446)“最好的土地被城里来的商人 占用了，（国有农民）付完人头税，没有任何东西贡献给村社。”[6](P439)国有农民要求拥 有土地并自由买卖：“应允许在纳税的国有农民中买卖土地，社会将从中受益。这些土地由 在过去购买别人继承土地的人掌握，他们希望把土地传给自己的子孙。土地拥有者会珍视自 己的土地，精耕细作，这只会有利于国家。”[6](P441)使国有农民耕者有其田，在叶卡特 林娜二世《指导书》也作为立法的要点提及到了。开明专制从贵族形态演进过程解析，应是 由封建土地贵族向资本化贵族转变的中间性政治形态。不但叶卡特林娜二世，中东欧其它开 明专制君主也面临如何在不危及贵族土地垄断特权的前提下，实现广大农民千百年期盼的“ 耕者有其田”的棘手问题。在这一重大的问题上，叶卡特林娜二世讲了不少带有自由主义色 彩的漂亮话，所谓“自由”拥有土地的许诺，对于俄罗斯农民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只 要地主还占有几千万俄亩土地，任何‘自由’都不能对农民有所帮助。”[13](P113)因为贵 族地主的土地垄断特权，非但没有削弱，反而被叶卡特林娜二世大大地强化了。1785年叶卡 特林娜二世发布的《贵族宪章》“确认贵族占有土地和农奴的权利，以及过去所赐予的一切 特权，如免除肉刑和人丁税。”[14](P123)
叶卡特林娜二世对于农奴制问题，在法典委员会讨论期间，象其它国家的开明专制君主一 样，持有一种自由主义观点。针对贵族、商人、市民等阶层代表都要取得占有农奴的特权， 公开对她倾向自由主义人道化地解决农奴问题持敌对态度，叶卡特林娜二世颇为激进地写道 ：“如果不能认为农奴是人类中的一员，那末他就不是人，但是可以认为他是畜牲。因此， 全世界不小的光荣和博爱，都要落到我们的头上……关于奴隶的一切规定，都是现实环境的 结果，都是为畜牲制定的。”[5](P363)叶卡特林娜二世表现出了开明专制君主激进的一面 ，把顽固坚持农奴制的人直呼为“畜牲”。但是，她没有把这种想法转化为国策准则和施政 举措。叶卡特林娜二世的自由意义倾向，传染给了贵族激进势力。在叶卡特林娜本人的影响 下，贵族代表格·科洛宾对于农奴制做了最为激进的批评。格·科洛宾是来自科兹洛夫县的 贵族代表，他主张农民应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民所承担的义务应由法律明确规定，不能任由 贵族地主和官府衙门横征暴敛。他说：“农民再也无法忍受深重的负担，被迫逃离自己的家 园和地主。为了结束农民的苦难，我认为限制地主对农民的支配权是必须的。为达此目的， 通过涉及奴隶的各种法律，应以《指导书》第295、261款为基础。农民每年交纳给地主的租 赋数额，应按《指导书》第277款精神，明确规定之，数额应是适度的。我认为，根据《指 导书》第270款，租赋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货币。”[6](P434)科洛宾阐述了农民拥有土地 所有权对于沙皇国家的重要性：“如果农民知道自己可以享有部分土地所有权，就将会非常 努力地耕作。农民将不再把钱埋在地里，不再逃离家乡，不再变成流浪者。帝国的农业将取 得长足发展。”[6](P434)科洛宾的主张遭到贵族代表的围攻，雅罗斯拉夫尔地区的贵族代 表米·斯切尔巴托夫说：“我认为，本委员会应对科洛宾发言所造成的（对国家的）损害给予 严厉谴责。”[6](P435)贵族代表的主流意见——维护、加强农奴制占了上风，科洛宾只是 在国家农民代表这样的弱势集团那里获得赞同。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国家农民代表伊万·楚 普洛夫说：“农民在地主的管辖下没有任何法律保证，这一点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新法典制 定后，农民就不应象现在这样在地主的压迫下，生活在贫困、不安定、没有保障的状态中。 ”[6](P436)少数贵族和国有农民代表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废除农奴制，只是企图通过自上而 下的改革，使农奴制能够有所改善，在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培养广大农奴对沙皇国家持建设性的效忠态度。即使如此，贵族主流集团仍不予支持， 坚决反对任何触动农奴制度的建议。农民代表阿·马斯洛夫建议设立一个管理地主的农民委 员会，由该委员会征收人丁税和代役租，地主向该委员会获得收益，这样可以使农民摆脱地 主的统治，减轻他们的凄惨境况。但是，上述意见遭到多数代表的围攻，没被通过。
法典编纂委员会于1768年2月从莫斯科迁到彼得堡，由于代表素质良莠混杂，参政议政能力 参差不齐，在关乎农奴制、国家立法原则等重大问题争执不下，莫衷一是，会议成为清谈馆 。叶卡特林娜二世以俄土战争爆发为由，于1769年1月“暂时”解散该委员会，由其下设的 专门委员会继续立法工作。1774年12月4日，她下令专门委员会停止工作。法典编纂委员会 未通过一项立法，无疾而终。叶卡特林娜二世把毫无成果的法典编纂委员会，看作自己开明 专制国策的创举。20年后，1787年4月5日，她在致旅法的德国哲学家格里姆的信中不无炫耀 地写道：“我的代表会议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我曾经告诉他们：‘这就是我的观点，你 们把自己的不满告诉我：鞋子在什么地方夹了你们的脚？我们尽量要把事情办好，我没有什 么方法，我只想谋大众的福利，这也是我个人的福利。我们要进行工作，要制定草案，要注 视他们是如何前进的。’于是他们就进行研究，收集材料，讲演，幻想，争论，而您的忠实 的仆人则洗耳恭听，对无益于大众福利的事则淡然置之。”[5](P359)尽管法典编纂委员会 一事无成，但叶卡特林娜二世却通过此举在西欧赢得了启蒙运动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好感， 柏林科学院聘请她为院士。叶卡特林娜二世的《指导书》没有变成法典编纂委员会通过的正 式立法，代表们在喧闹的争论中使它丧失了效用。《指导书》在启蒙思想家那里产生了震动 ， 伏尔泰、狄德罗等人认为：《指导书》不仅是为俄罗斯起草的，也是为世界起草的，任何走 向文明、开化的国家都可以直接利用它。普鲁士的腓特列大帝对《指导书》赞扬备至。[5 ](P359)
法典编纂委员会是叶卡特林娜二世自由主义倾向的尝试性政治举措，她的本意试图通过新 的立法，建立起开明专制的法律秩序，实施专制法治。有限度的民主——贵族民主、市民民 主，即特权阶层和有产阶级的民主，在她统治下的俄罗斯行不通，她再不需要开放政治参与 来施政了，她认为自己已经在智慧上远高于民智未启的俄罗斯各阶层人们。她是俄罗斯土地 上带来文明与启蒙的女神，她这样自诩，也这样自负地治国。
叶卡特林娜二世解散法典编纂委员会，特别是18世纪70年代上半期发生了普加乔夫起义以 后，开明专制的政治取向更加趋于保守主义。叶卡特林娜二世是贵族集团扶上台的，其统治 的依托力量也只能是贵族。正如波兰历史学家瓦利舍夫斯基准确地指出的那样：“1762年使 她登上皇位的是贵族（至少是特权等级的代表），但不是人民。这样，女皇就有责任去依靠这 个上层阶级，首先考虑到这个阶级。实际上，叶卡特林娜……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但她还是 向往贵族政治的。”[5](P365)在现实政治考量中，叶卡特林娜二世自然地放弃带有人民性 的自由主义施政取向，同样自然地采取充满贵族性的保守主义政治举措。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1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1年04期第64～70页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王云龙(1963—)，男，安徽毫州人，历史学博士，现在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 研究工作，主要从事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日 期】收稿日期：2001—04—19
【关 键 词】叶卡特林娜二世/《指导书》/法典/编篡委员会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是开明专制的精神之源，是开明专制的发生学研究的两大支柱。开明 专制的现实悖论与其精神来源的悖论性质有着一致性，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与精神成长的辩证 统一规律的历史性体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是西方文明相克相生的一对孪生子，两者在历 史空间中的组合运行，绘成西方文明殿堂瑰丽的精神穹拱。
自由意识深植于西方历史之中，古希腊和犹太——基督教传统，确信人类的个人价值和个 体意识。基督教传统经过中世纪后期宗教改革，使自由主义重心转向强调普通大众和统治阶 级的个人责任意识，促发自律意识，以免自由流于无政府主义。在16世纪后期，被放逐、受 迫害的新教教派为了捍卫个人有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一革命性信念，而慨然赴死。
自由的信念尽管深蕴于西方文化传统之中，但经典的自由主义则发韧于17世纪末和18世纪 之初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自由意识，重点放在现世人们的命运和福祉，体现了启蒙思想 关于科学、理性和进步的基本思想。采纳自由的原则，在政治上意味对所有人而言，建立更 开明的政府和更人道的社会。启蒙运动活动家和思想家不遗余力地倡导更大程度的个性自由 ，他们大力宣传宗教宽容、言论自由、公正与法律上的人格平等，许多法国启蒙思想家，以 叶卡特林娜二世的精神导师——伏尔泰为代表，主张这些自由可以由开明专制君主来实现。
对叶卡特林娜二世这样的封建专制君主来说，自由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对其统治有利 的一面，又有对其统治产生威胁的一面。实行开明专制的君主们，不得不用保守主义来抵消 自由主义激进的一面。18世纪启蒙运动激进自由主义思想，把民治政府、个人自由、法律平 等三者结合起来。这是专制君主所绝不能接受的。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是唯 物辩证法的基本法则。有自由主义，则必然要有保守主义。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P82)在叶卡特林娜二世的思想武库中，不仅有 自由主义，而且还有更合“朕意”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相联系，同时开始形 成各自的思想体系。”[2](P812)保守主义并不是一概反对变革与进步，只是要求社会变迁 不要损害国家与社会的根基——君主制、教会、社会等级、财产与家庭。保守主义是贵族意 识形态，是贵族阶级对18世纪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潮的回应。保守主义象自由主义一样，主 张尊重人的价值，反对国家全能的权力，特别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保守主义尊重人的价值是 有阶级性的，变相主张贵族与平民、贵族与农奴在人格价值上不平等，反对任何把其它阶层 人们与贵族等量齐观的社会改革措施，这是保守主义的反动性最露骨的表现。保守主义反对 中央集权，是为了贵族特权不受君权的制约，这也是逆历史潮流的。保守主义是权势集团的 意识形态，当社会改良有利于维护贵族统治时，“保守主义可能是最有效率的改革措施，它 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使激进的改革计划缓和，充当民众与宫廷的中间人。”[2](P812)
18世纪下半叶，开明专制风行于欧洲大陆，特别是在中东欧更是大行其道。中东欧国家， 特别是俄罗斯，尽管比西欧经济落后，但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关系已经萌发，新的资产阶级开 始形成，旧的封建农奴制经济结构面临着来自农奴反抗与资本主义经济冲击的双重威胁，社 会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先进的启蒙思想涌入，落后的社会现实与先进的意识形态产生 了巨大的反差。“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3](P228)开明专制 适应这些时代性变化，从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农奴经济制度和贵族政治制度，对新生资产阶级 和其它平民做出一定让步，使贵族专政适应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变迁；客观上，开明专制开 启了和平地由封建君主绝对专制向资本主义立宪君主制过渡的大门，但在18世纪的中东欧， 这种和平过渡受到这些国家主客观条件和开明专制的内在悖论的制约，无一成功。但是开明 专制已不同于封建君主专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十七世纪的俄国专制制度就不同于实行 官僚政治、官吏等级制和有过个别‘开明专制制度’时期的十八世纪的专制制度。”[4](P3 10)
叶卡特林娜二世“开明专制”最具历史典型性的举措，是1767年新法典编纂委员会及为该 委员会工作发布的指导书。这一举措是18世纪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实践性的登峰造极之作，叶 卡特林娜二世因此被启蒙思想家欢呼为：“北方的塞米拉米达”[5](P1)（塞米拉米达系传说 中的亚述女王，她领导了亚述多次征服活动并建造了“空中花园”）。
叶卡特林娜二世取得皇位后，欲行“开明专制”。开明专制之首务，为编定新法典，她写 道：“我下定决心（1765年），国家总体态势和国内法律必须完善，以适应有效的管理。法典 必 须由我亲自撰写并批准，在任何形势下适用于帝国内任何人。我开始读书并为法典编纂委员 会撰写指导书。我读写了两年，有一年半的时间不说一个字，听凭自己的判断与感觉，在崇 高的为帝国全体人民幸福与荣誉的激情激励下，忘我工作。我认为，我达到了我的目标，我 开始把指导书给不同的人看。最后，我写了诏书，从帝国不同地区召来代表来开会，以便 了解不同地区的情况，把他们叫到克里姆林宫，听取他们对指导书的意见。在每个问题上， 都 有不同的意见。我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意见，在文本上进行修改。他们把我的指导书改动了 大半，但付印的指导书还是我的原本知识，这个帝国是我必须与之朝夕相伴的”。[6](P403 )
叶卡特林娜二世这番自白，是她初行开明专制的真实写照。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在她矛盾 性精神世界中占了上风，表现的开明色彩较多，但在根本问题上仍坚持专制主义。她按照自 己的意志，起草指导书；召集代表对指导书提意见，但不采纳。开明专制这艘由叶卡特林娜 二世掌舵的悖论性航船，升起了“文明立法”的旗帆，驶进了俄罗斯农奴制贵族政治的泥淖 。有论者指出：叶卡特林娜二世“给法典编纂委员会的著名指导书，目的在于制定近代法典 。”[2](P654)这里需指出的是，所谓近代法典在当时俄罗斯历史条件下，只能是封建农奴 制关系与新生资本主义相互妥协的混合物。叶卡特林娜二世的法典编纂委员会不同于18世纪 西欧封建民族国家出现的立法委员会，虽同为编制法典，但俄罗斯的法典编纂委员会充其量 是一个秘书班子兼谘议机构，不是权力部门，立法权操于叶卡特林娜二世一人之手。这是开 明专制君主与立宪君主制的根本法理性区别所在。
叶卡特林娜二世于1766年12月14日发布了《建立法典编纂委员会的诏令》，在陈述了旧法 度的弊端后，她宣称：“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我国人民的幸福与祉吉，为此我们需要更好地了 解 人民的需求与渴望。本诏令发表半年后，各个地区选一名代表，来到我国旧都莫斯科。每个 地区选出代表后，应给代表成文的条陈和委托书。召集代表开会，不仅要听取他们关于各个 地区的匮乏与需要的说明，而且要他们起草新法典，提交联御批。这个委员会将在朕的指导 与带领下开展工作。建立这个委员会，为帝国臣民提供一个检验自己的真诚及对祖国的热爱 的机会。”[6](P405)在这个诏令中，叶卡特林娜二世使用了许多启蒙运动自由主义蛊惑人 心的语句，其目的是“叶卡特林娜召集法典编纂委员会不过是为她个人制定新法典，提供谘 询。”[7](P129)
法典编纂委员会的组成结构，以封建贵族阶级为主体，辅之以新兴的资产阶级、市民阶级 、国有农民及自由农民的代表组成。这个委员会的阶级成分是开明专制的政治基础的代表， “新法典编纂委员会经选举产生，具有等级性质。贵族（地主）代表每县一名，市民代表每个 城市一名，国有农民分（乡、县、省）三级选举，每省两名，哥萨克和非俄罗斯族代表每省一 名。教会由正教院派代表参加。此外，中央机关：参政院和各委员会都有代表参加。占全国 人口一半以上的地主农民被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全体代表总数是596人。其中中央机关2 8 人，贵族216人，农民24人，独户农43人，哥萨克45人，非俄罗斯族51人。……委托书共有1 465份，反映了各个阶级的政治和经济要求。”[8](P331)1767年8月10日，法典编纂委员会 在莫斯科开幕。会议的第一项议程，与新法典无关，大主教季米特里提议授予叶卡特林娜二 世“英明伟大的皇帝和国母”称号，获得通过。叶卡特林娜二世，继彼得一世是俄罗斯帝国 历史上第二位大帝。[8](P332)叶卡特林娜二世对于该委员会发布了多达500余条的指导书， 从立法的目的到具体细则详加指令，反映了开明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威与事必躬亲的专制作风 。针对俄罗斯内部东正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强调“第三罗马”的文化特性，与西欧分庭抗礼， 实行东方“拜占廷化”的图谋，叶卡特林娜二世在《指导书》第六、七条明确指出：“6.俄 罗斯是欧洲大国。7.这一点已经为下列观察所证实：彼得大帝对俄罗斯改造之所以顺利取得 成功，原因在于俄罗斯的旧俗已经不符合时代的潮流。彼得一世把欧洲的风尚与习俗引入俄 罗斯，将俄国人改造成为欧洲民族，这一进程在他的时代进展顺利得超乎他的期望”[6](P4 04)。
叶卡特林娜二世对于权力以及俄罗斯社会的权威崇拜，有着深刻的洞察。她强调，专制君 权是国家最高权力，是不可分割的，集于君主一身。她在《指导书》中以不容置疑的决断式 语句写道：“9.最高权力是专制的。这项威权集于君主一身，权威所及遍于国事各个方面。 10.国家的广袤疆域要求专制君权统御万民，统管万事。12.另一个（实行专制君权的重要）原 因是，服从（君主）一人的律法要比服从多人的律法为好。”[6](P404)叶卡特林娜二世为专 制主义涂上一层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油彩：“13.专制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剥夺人民的天 赋自由，而是指导他们的行为，以便其获得最大的益处。15.专制的意旨和目标是市民的荣 耀、国家的繁荣”。[6](P404)
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点——罪与罚的问题上，叶卡特林娜二世表现出了启蒙运动的近代 刑罚意识：“使用肉刑与健全的人类天性相抵触。人们对于这种刑罚怨声载道，特令全部废 止肉刑……”[6](P404)事实上，在叶卡特林娜二世当政期间，俄罗斯的肉刑不但没有废止 ，反而更加严酷，具体情况在下一节详述。叶卡特林娜二世在《指导书》中把理想与现实的 辩证法，玩弄得炉火纯青。这套悖论的辩证法，把她推向了18世纪欧洲开明专制君主的荣誉 的顶峰。叶卡特林娜二世进一步阐述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刑罚准则：“为了不使刑罚蜕变为 对市民的暴力，刑罚应是公开的、必需的、适度的和迅疾奏效的，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温和 一 些，刑罚要与所构成的犯罪相一致，罪名要在法律中详列之。”[6](P404)
叶卡特林娜二世在俄罗斯社会的痼疾——农奴制问题上，其言辞的激进足以与19世纪民粹 派相媲美：“216.法律应能够赋予奴隶拥有私有财产。”但她为此设置了一个先决条件：“ 260.突然地、或经过一般法律使大批（奴隶或农奴）获得自由是不适当的。”[6](P404)叶卡 特林娜二世维护农奴制，一方面是其贵族君主的阶级本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俄罗斯农业发 展离不开农奴劳动力所决定的。尽管叶卡特林娜号称“开明君主”，但正是在“叶卡特林娜 二世执政时期，人民终于落到农奴制的权力统治之下。”[9](P15)叶卡特林娜二世虽未对农 奴制进行变更，但不主张对农奴竭泽而渔。她认为：“295.如果农业凋敝，就没有人还能拥 有财富。”[6](P404)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危局，“299.奖励那些把土地耕作得比其它人好的 农民是很好的作法。”[6](P404)叶卡特林娜二世谙知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思想，俄罗斯的 社会现实使得她在农奴问题上很难有所作为，只是在历史惯性作用下，随波逐流把农奴制推 向了高峰。农奴制是与自由主义理念水火不容的，在叶卡特林娜二世那里却兼容并蓄了。这 是历史情势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 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0](P10)
贵族是叶卡特林娜二世所依靠的统治力量，在《指导书》中对于贵族权益，给予多方面的 界定。在贵族经济利益方面，《指导书》针对俄罗斯出现的新的资本主义货币关系，贵族地 主肆意盘剥农奴货币租赋，指出：“贵族使用新的收取租赋方式，削弱了俄罗斯农业和人民 。贵族很少或根本不住在农村，向每个农奴征收一个、两个，甚至高达五个卢布的租赋，根 本不考虑农奴是否拿得出这笔钱。”[6](P404)俄罗斯是一个农奴制农业国，叶卡特林娜二 世不希望贵族地主的残酷压迫，导致农奴丧失生产积极性、起来反抗，威胁其统治和贵族集 团的整体利益。《指导书》要求：“220.法律必须明确规定贵族向农民收取租赋数额，其数 额应是公正和精确的，这是绝对必须的。惟其如此，农业才会发展，人口才能增长。”[6]( P404)叶卡特林娜二世是贵族集团的首脑，对待国事比一般贵族有着更深刻的考虑与谋划。 她比其前辈沙皇更加坚定地依靠贵族武装力量，《指导书》说：“365.没有什么比在军中服 役更光荣的了。保卫祖国、战胜敌人是贵族的首要的权利和合适的工作”。[6](P404)叶卡 特林娜二世为了扩大统治依托力量，在原有的贵族体制基础上，使贵族身份的获得不再局限 于军功：“贵族身份可以非军功的劳绩方式取得。”[6](P404)
叶卡特林娜二世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也表现出了自由主义倾向，她写道：“494.在这样一 个大国，统治如此众多的民族，如果错误地禁止或歧视不同的（宗教）信仰将极大地损害国民 的安全与社会的稳定。”[6](P405)叶卡特林娜二世对于不同信仰做了理性的分析，显示了 一个开明专制君主与绝对专制君主的区别：“496.人类心智会被迫害激怒，应允许每个人根 据自己的信仰缓和最僵化的想法，远离根深蒂固的偏执，抑制那些损害国家稳定和国民团结 的争论。”[6](P405)
叶卡特林娜二世对于异端和民间巫术的立法态度也是很谨慎的，表现得比较理智：“497. 应该十分审慎地审理涉及巫术和异端的案件。如果对于这两种行为酿成的犯罪不加以适当的 法律约束，就会损害国民的自由与安宁，导致国家动乱。”[6](P405)叶卡特林娜二世作为 开明专制君主，对于荒诞不经的封建迷信以及巫术魔法兴趣不大，但相信近代科学。在18世 纪后期，西欧民众乃至宫廷都不接受接种牛痘这一科学免疫新方法时，叶卡特林娜二世不顾 冥顽的贵族大臣的阻拦，在法典编纂委员会开会期间，接种了牛痘，“1768年，她是彼得堡 甚至是全俄国接种牛痘的第一个人。”[5](P224)叶卡特林娜二世对于代表们和贵族大臣赞 美 她接种牛痘的阿谀之词不以为然，她说：“我想，伦敦街头的任何一个小孩都有这样的勇气 。”[5](P225)在东正教传统深厚的俄罗斯，叶卡特林娜二世虽皈依了东正教，对待近代科 学的态度却不受东正教的保守思想羁绊。叶卡特林娜二世象中东欧其它开明专制君主一样， 对西欧最新科学成果贪婪地持拿来主义态度。器物层面的科学硕果，是专制君主的好朋友， 因为科学发展的物化成果，有利于巩固君主专制。开明专制君主们对于产生科学革命的社会 结构制度——英国式立宪君主制和社会意识形态——主权在民思想则视若仇雠。
叶卡特林娜二世企图把自己的立法普及到全俄罗斯各个角落，她在《指导书》中要求：“1 58.法律应用通俗的语言写成，法典应把所有法律包容在一本书中，法典的售价应象小学课 本一样低廉。”[6](P404)叶卡特林娜二世在《指导书》中把开明专制君主的统治理念与带 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追求表述得颇为充分：“520.不能让那些整天吹捧自己君主的人得到恩宠 。我庄严地宣告，人民不是为君主创造的，相反，君主是为人民所创造的。基于这样的原因 ，我必须实事求是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愿我们的立法工作结束后，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国家比 俄罗斯更公正、更繁荣；如若不然，那就是我们的立法目的没有达到，我不希望出现这种不 幸的局面。”[6](P405)
《指导书》是叶卡特林娜二世开明专制的政治宣言书，其中混杂着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 专制与民主的对立因素。这个《指导书》是叶卡特林娜二世精神境界的文本，也是她那个时 代开明专制君主精神状态的典型性写照。理想与现实，超越与权势，使得叶卡特林娜二世在 悖论性的泥淖越陷越深，以至完全丧失了自拔的自觉。叶卡特林娜二世身上比较明显的启蒙 思想特点，是一种立法狂热，“叶卡特林娜毕生始终对法律知识感到兴趣。她本人也永远是 一个立法者，不过是一个‘即兴式’的立法者”[5](P362)。叶卡特林娜二世不可能超出界 定她存在方式的历史时空，在《指导书》中她已经把自己的政治旨趣完整地阐述了出来。《 指 导书》是开明专制悖论性质的政治标本，是启蒙运动政治理念——开明专制的集大成之作。 它“渗透着伏尔泰关于专制制度的学说。这一学说，也给那个必须执行女皇旨意的委员会的 工作打上了自己的烙印”。[5](P355)《指导书》思想本身，就是要用女皇的个人意志来代 替俄国代表的集体意志。这个思想纯粹是伏尔泰的思想。以至于伏尔泰认定，“叶卡特林娜 一个人就比所有的代表都能胜任这项工作。”[5](P356)叶卡特林娜二世的《指导书》，使 她赢得欧洲知识分子的尊重，在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心目中，叶卡特林娜二世是“开明专制” 的代表。
开明专制与绝对专制对待言论自由的态度是不同的，开明专制允许在钦定的阶层和范围内 ，进行有限度的自由讨论。而绝对专制以禁锢言论为杀手锏，文字狱肆行，官民噤若寒蝉。 叶卡特林娜二世召集法典编纂委员会开会，鼓励各阶层代表发表言论，做出开明专制享有“ 言论自由”的姿态。发言者除了贵族官僚，就是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由于农奴根本没有资 格当选为代表，俄罗斯社会底层最大多数民众——农奴和下层群众的声音在会议上是根本听 不到的。法典编纂委员会的讨论，反映了代表所在地区和所处阶层的主流意见，折射出18世 纪60年代俄罗斯社会的某些真实的侧面，从中可以看到开明专制的实行并不是叶卡特林娜二 世的个人行为所致，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俄罗斯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社会转型无序 ，变革速率呈非稳态，时而停滞倒退，时而放纵狂奔，贵族官僚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及富裕的 有产者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强有力的沙皇做自己的保护人。社会上层和中间阶级通过叶卡特 林娜二世执政几年的实绩和《指导书》阐述的治国之道，更加靠近女皇，把她看作俄罗斯国 家的忠实的守护女神。叶卡特林娜二世在西欧专制君主那里，却成了一个危险人物，这是历 史的悖论。她的渗透自由主义精神的《指导书》在欧洲许多国家被视为颠覆性读物，“导致 法国查禁了这本书。”[11](P286)
开明专制的“言论自由”是君主的恩赐，不是天赋的人权，取决于君主的“开明”程度。 这种“言论自由”是由专制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过渡的中间状态，既有别于专制君主制的“ 言论一律”，又有别于立宪君主制的“言论自由”。贵族是法典编纂委员会的强势集团，在 会议讨论中表达了维护和扩大贵族特权的要求。贵族毫不讳言地要求取得国家重要的军事与 民事职权。雅罗斯拉夫尔地区的贵族说：“俄罗斯贵族是帝国最重要的阶级，由于他们的服 务，得到了君主的特别信任与恩宠，自远古以来，民事与军事的最高职位都由他们担任，迄 今亦然。他们仍然应享有这样的特权。”[6](P431—432)莫斯科的贵族从维护沙皇与贵族相 互依存的角度，强调保持贵族特权的极端重要性：“俄罗斯贵族自远古就形成一个整体，一 方面保障了国家的强大与独立，维护了沙皇制的稳定；另一方面，贵族把自己的特权与安全 同帝国的完整与稳定密不可分地联系起来。由于这种天然的相互依存关系，保留贵族特权符 合沙皇的意志与仁慈的统治。”[6](P431)贵族不但维护自己的政治特权而且还要求经济特 权。来自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较发达的奥勃良斯克等地的贵族提出：“任何贵族都可以利 用自己的资产，投资建厂，毋须由矿业与制造委员会批准。不得禁止其向国内外城乡市场出 售工厂的产品。只有在工厂生产情况良好，才需向矿业与制造委员会申告工厂生产的产品。 贵族不再想拥有工厂时，可以自由将其出售给任何人，毋须矿业和制造委员会的批准。”[6 ](P432)贵族要求兴办资本主义性质的制造业，表明贵族在一步一步地向新兴的生产关系靠 拢，并力图用封建特权方式改造之。这种状况造就了开明专制的悖论性经济基础，先进的生 产方式与落后的生产关系融合在一起，两种互为逆向的社会作用力在内耗，极大地损害了社 会运行机制。
新兴的资本主义商人和市民阶级对于社会现实是不满的，但他们把改善的希望寄托于开明 专制君主——叶卡特林娜二世。这是俄国资产阶级形成时期就带有的反动性和妥协性。这种 劣根性使得资产阶级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俄国需要资产阶级革命的重大历史选择关 头，资产阶级都当了逃兵。伟大的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勇敢地承担起改造沙皇俄国的历史 重任，带领工人阶级，经过十月革命，推翻了旧制度，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俄国资产阶级自然地倾向于开明专制，他们通过放弃在18世纪具有革命性的阶级属性， 以换取在工商业方面享有与贵族同等的特权。俄国资产阶级对于贵族利用政治特权来谋取经 济特权的作法极为不满，卡斯托玛地区的市民提出：“不应允许贵族从事贸易、拥有工厂或 取得经商特许权，因为贵族的特权会使他们赚取巨额利润。只应允许贵族出售他自己庄园的 产品，禁止贵族购买用来赚取利润的其它物品。贵族从事任何一种这样的行业，都与其贵族 身份不相称。如果贵族以各种借口从事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商品买卖和远程交易，经查实，所 获利润应由国库没收。”[6](P436)俄罗斯各地市民为了维护自己的经商垄断地位，对于贵 族经商办厂不遗余力地反对，同时也反对农民经商。莫索尔斯克的商人认为：“所有阶层的 人们，特别是农民，极大地损害了商人阶级的事业。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务农，在地主的鼓 励下从事商业。这些地主允许农民用他们的名义进行买卖。我们恳请女皇陛下明令禁止其它 阶层人们，特别是农民，以自己或他人的名义，在全国城乡市场经商。”[6](P437)商人和 市民等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但要垄断工商业，而且要凭借经济实力，象贵族那样拥有农奴， 俄罗斯资产阶级有着很浓厚的封建性色彩。市民代表提出：“一等行会的商人最多可拥有五 名男农奴，二等行会商人可拥有三名男农奴。农奴被上述商人购买后，即为其不可剥夺的财 产。”[6](P436)俄国资本主义产生于农奴制社会结构之中，它的身上有着挥之不去的农奴 制胎印，它是新的生产关系的阶级性代表，同时又是旧的社会结构的承载者，因为“在农奴 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 ， 即资本家阶级。”[12](P46)俄国资产阶级对于开明专制是欢迎的，开明专制内蕴的悖论性 质符合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双重本性。
随着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大量肥沃的土地被贵族、商人和市民掠夺，造成了国有 农民的生计困难。国有农民代表说：“农村份地，包括最好的耕地和肥沃的草地被商人和不 属于商人阶层的市民用各种阴谋诡计掠夺去了。”[6](P446)“最好的土地被城里来的商人 占用了，（国有农民）付完人头税，没有任何东西贡献给村社。”[6](P439)国有农民要求拥 有土地并自由买卖：“应允许在纳税的国有农民中买卖土地，社会将从中受益。这些土地由 在过去购买别人继承土地的人掌握，他们希望把土地传给自己的子孙。土地拥有者会珍视自 己的土地，精耕细作，这只会有利于国家。”[6](P441)使国有农民耕者有其田，在叶卡特 林娜二世《指导书》也作为立法的要点提及到了。开明专制从贵族形态演进过程解析，应是 由封建土地贵族向资本化贵族转变的中间性政治形态。不但叶卡特林娜二世，中东欧其它开 明专制君主也面临如何在不危及贵族土地垄断特权的前提下，实现广大农民千百年期盼的“ 耕者有其田”的棘手问题。在这一重大的问题上，叶卡特林娜二世讲了不少带有自由主义色 彩的漂亮话，所谓“自由”拥有土地的许诺，对于俄罗斯农民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只 要地主还占有几千万俄亩土地，任何‘自由’都不能对农民有所帮助。”[13](P113)因为贵 族地主的土地垄断特权，非但没有削弱，反而被叶卡特林娜二世大大地强化了。1785年叶卡 特林娜二世发布的《贵族宪章》“确认贵族占有土地和农奴的权利，以及过去所赐予的一切 特权，如免除肉刑和人丁税。”[14](P123)
叶卡特林娜二世对于农奴制问题，在法典委员会讨论期间，象其它国家的开明专制君主一 样，持有一种自由主义观点。针对贵族、商人、市民等阶层代表都要取得占有农奴的特权， 公开对她倾向自由主义人道化地解决农奴问题持敌对态度，叶卡特林娜二世颇为激进地写道 ：“如果不能认为农奴是人类中的一员，那末他就不是人，但是可以认为他是畜牲。因此， 全世界不小的光荣和博爱，都要落到我们的头上……关于奴隶的一切规定，都是现实环境的 结果，都是为畜牲制定的。”[5](P363)叶卡特林娜二世表现出了开明专制君主激进的一面 ，把顽固坚持农奴制的人直呼为“畜牲”。但是，她没有把这种想法转化为国策准则和施政 举措。叶卡特林娜二世的自由意义倾向，传染给了贵族激进势力。在叶卡特林娜本人的影响 下，贵族代表格·科洛宾对于农奴制做了最为激进的批评。格·科洛宾是来自科兹洛夫县的 贵族代表，他主张农民应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民所承担的义务应由法律明确规定，不能任由 贵族地主和官府衙门横征暴敛。他说：“农民再也无法忍受深重的负担，被迫逃离自己的家 园和地主。为了结束农民的苦难，我认为限制地主对农民的支配权是必须的。为达此目的， 通过涉及奴隶的各种法律，应以《指导书》第295、261款为基础。农民每年交纳给地主的租 赋数额，应按《指导书》第277款精神，明确规定之，数额应是适度的。我认为，根据《指 导书》第270款，租赋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货币。”[6](P434)科洛宾阐述了农民拥有土地 所有权对于沙皇国家的重要性：“如果农民知道自己可以享有部分土地所有权，就将会非常 努力地耕作。农民将不再把钱埋在地里，不再逃离家乡，不再变成流浪者。帝国的农业将取 得长足发展。”[6](P434)科洛宾的主张遭到贵族代表的围攻，雅罗斯拉夫尔地区的贵族代 表米·斯切尔巴托夫说：“我认为，本委员会应对科洛宾发言所造成的（对国家的）损害给予 严厉谴责。”[6](P435)贵族代表的主流意见——维护、加强农奴制占了上风，科洛宾只是 在国家农民代表这样的弱势集团那里获得赞同。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国家农民代表伊万·楚 普洛夫说：“农民在地主的管辖下没有任何法律保证，这一点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新法典制 定后，农民就不应象现在这样在地主的压迫下，生活在贫困、不安定、没有保障的状态中。 ”[6](P436)少数贵族和国有农民代表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废除农奴制，只是企图通过自上而 下的改革，使农奴制能够有所改善，在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培养广大农奴对沙皇国家持建设性的效忠态度。即使如此，贵族主流集团仍不予支持， 坚决反对任何触动农奴制度的建议。农民代表阿·马斯洛夫建议设立一个管理地主的农民委 员会，由该委员会征收人丁税和代役租，地主向该委员会获得收益，这样可以使农民摆脱地 主的统治，减轻他们的凄惨境况。但是，上述意见遭到多数代表的围攻，没被通过。
法典编纂委员会于1768年2月从莫斯科迁到彼得堡，由于代表素质良莠混杂，参政议政能力 参差不齐，在关乎农奴制、国家立法原则等重大问题争执不下，莫衷一是，会议成为清谈馆 。叶卡特林娜二世以俄土战争爆发为由，于1769年1月“暂时”解散该委员会，由其下设的 专门委员会继续立法工作。1774年12月4日，她下令专门委员会停止工作。法典编纂委员会 未通过一项立法，无疾而终。叶卡特林娜二世把毫无成果的法典编纂委员会，看作自己开明 专制国策的创举。20年后，1787年4月5日，她在致旅法的德国哲学家格里姆的信中不无炫耀 地写道：“我的代表会议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我曾经告诉他们：‘这就是我的观点，你 们把自己的不满告诉我：鞋子在什么地方夹了你们的脚？我们尽量要把事情办好，我没有什 么方法，我只想谋大众的福利，这也是我个人的福利。我们要进行工作，要制定草案，要注 视他们是如何前进的。’于是他们就进行研究，收集材料，讲演，幻想，争论，而您的忠实 的仆人则洗耳恭听，对无益于大众福利的事则淡然置之。”[5](P359)尽管法典编纂委员会 一事无成，但叶卡特林娜二世却通过此举在西欧赢得了启蒙运动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好感， 柏林科学院聘请她为院士。叶卡特林娜二世的《指导书》没有变成法典编纂委员会通过的正 式立法，代表们在喧闹的争论中使它丧失了效用。《指导书》在启蒙思想家那里产生了震动 ， 伏尔泰、狄德罗等人认为：《指导书》不仅是为俄罗斯起草的，也是为世界起草的，任何走 向文明、开化的国家都可以直接利用它。普鲁士的腓特列大帝对《指导书》赞扬备至。[5 ](P359)
法典编纂委员会是叶卡特林娜二世自由主义倾向的尝试性政治举措，她的本意试图通过新 的立法，建立起开明专制的法律秩序，实施专制法治。有限度的民主——贵族民主、市民民 主，即特权阶层和有产阶级的民主，在她统治下的俄罗斯行不通，她再不需要开放政治参与 来施政了，她认为自己已经在智慧上远高于民智未启的俄罗斯各阶层人们。她是俄罗斯土地 上带来文明与启蒙的女神，她这样自诩，也这样自负地治国。
叶卡特林娜二世解散法典编纂委员会，特别是18世纪70年代上半期发生了普加乔夫起义以 后，开明专制的政治取向更加趋于保守主义。叶卡特林娜二世是贵族集团扶上台的，其统治 的依托力量也只能是贵族。正如波兰历史学家瓦利舍夫斯基准确地指出的那样：“1762年使 她登上皇位的是贵族（至少是特权等级的代表），但不是人民。这样，女皇就有责任去依靠这 个上层阶级，首先考虑到这个阶级。实际上，叶卡特林娜……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但她还是 向往贵族政治的。”[5](P365)在现实政治考量中，叶卡特林娜二世自然地放弃带有人民性 的自由主义施政取向，同样自然地采取充满贵族性的保守主义政治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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