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亚太经济中美日“蜜月”初探
张德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1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武汉)2001年03期第309～316页
【英文标题】USA-Japan“Honey Moon”in the Econom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作者简介】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School of Humanities,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Hubei,China
张德明(1949-)，男，湖北京山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历 史和亚太经济关系的教学和研究。/ZHANG De-ming(1949-),male,Associate professor,Sch ool of Humanities,Wuhan University,majoring in the world history and the economi c relations of Asia—Pacific Rim.
【日 期】收稿日期：2000-10-18
【关 键 词】亚太经济/美日“蜜月”/表现/原因/特点the econom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U.S.- Japan“honey moon”/manifestations/reasons/characteristics
1947—1965年是亚太（注：亚太指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东亚指西太平洋沿岸国家和地区，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经济中美日关系空前绝后的亲密时期，堪称“蜜月”。对美日“蜜 月”的表现、原因和特点至今还未见到有文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作一尝试以抛砖 引玉。
一、“蜜月”的表现
“蜜月”表现之一是美国对日本经济的呵护。二战结束时，美亚太战略的初步设想是以旧 中国为支撑点，抗衡苏联、惩罚日本，以旧中国为模式在东亚全面推行新殖民主义以主宰亚 太 经济。为彻底消除日的战争和经济竞争潜力、防止其重新成为自己东亚利益的心腹之患，美 按自己的意愿改造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诸方面推行严厉的改革措施。随着冷战的降临和 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的节节败退，美对其战略设想进行重大调整：从1947年起把支撑点从中国 移到日本，将昨天的敌人日本视为盟友极力扶植，以对抗以苏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于是在 日推行“逆转路线”。美对日经济的呵护集中体现在帮助日经济自立和支持日重返亚太经济 。
（一）帮助日经济自立
首先，废止波利赔偿计划、取消日赔偿义务。波利计划的基本内容是将日2000万吨钢铁设 备、3/4以上的机器、全部铝镁和3/4的造船业[1]（第41页）拆迁给东亚国家作为战争赔偿。1 947年初，美军部开始对波利计划发难，分批遣使团赴日“审查”该计划，起初提出减轻拆 迁负担的1/3，接着要求减轻重工业类负担的90%，战争工业类的60%[2]（第84页），最后由总 统杜鲁门1949年5月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3/3号文件使波利计划完全废止[3](P.82)。其次 ，积极提供经济援助，启动日本工业。日工业复兴的主要障碍是无外汇购进原料。为解决此 问题，从1947年起美连续给日拨了几笔款。1947年10月政府建立1.35亿美元的“被占领的日 本输出入周转基金”。1948年6月国会建立1.5亿美元的“自然纤维周转基金”，资助日进口 美的棉花以刺激纺织业生产。国会于1948年4月至1949年6月又拨1.65亿美元的“占领地区经 济复兴”援助[3](P.75)。1947年起的4个美会计年度里用于复兴日经济的美援共15.67亿美 元[4]（第32页）。再次，推行道奇路线实现预算平衡。1948年底总统批准了《日本经济自立 计划》，任命在西德货币改革中崭露才干的约瑟夫·道奇为特使赴日贯彻。道奇路线彻底根 除了日的通货膨胀，极大地刺激了出口，为日经济复兴奠定了基础。第四，以自己在东亚的 军事扩张为日提供赚取美元的市场。道奇路线虽稳定了日本经济，但未能解决严重的美元短 缺问题。该问题成为制约日经济自立的瓶颈。为解决此问题，1950年上半年，美陆军部副部 长沃里斯(Tracy Voorhees)和美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等制定了把对亚洲的军事援助与对日 的经济援助相结合的地区协调援助计划。具体说来就是以美在亚洲的军事干涉来重新启动日 的军工生产[3](P.139-140)。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实施该计划提供了好时机。1950年6月至195 4年，美为朝鲜战争以及有关物资在日花费近30亿美元[3](P.146)，“特需”的协调援助对 解决日美元短缺问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日工业的全面复苏。朝鲜战争结束后，协 调援助计划继续实施，到1960年日美元短缺问题得以彻底解决[3](P.59)。
（二）支持日重返东亚经济
美决策者考虑到日经济复兴离不开广泛地对外贸易，要使日经济自立就必须让它与东亚经 济重新结合。为此，美作了各种努力，最主要的措施有：(1)谋划了协议战争赔偿，为日重 开东亚经济之门提供了钥匙。由美一手操纵而签订的《对日和约》第14条对赔偿的性质、形 式和注意事项作出明确规定（注：规定：“兹承认，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及痛苦给盟国以赔偿，但同时承认 ，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济，则日本的资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并同时履 行其他义务。因此，日本愿尽速与那些愿意谈判而其现有领土曾被日军占领并曾遭受日本损 害的盟国进行谈判，以求将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劳上及其他工作上的服务，供各盟国利用 ，作为协助赔偿各该国修复其所受损害的费用。此种安排应避免以额外的负担加诸其他盟国 。当原材需要加工时，原材料应由各该盟国供给，以免给日本施加任何外汇上的负担。”引 自J.A.C.Grenville,The Major International Treaties 1914—1973,Stein and Day Publ ishers,New York,1974,p.285.）。协议赔偿与波利赔偿计划有着质的区别：后者对日是惩罚性 的，赔偿的主动权掌握在盟国手中；前者对日有利，赔偿的主动权在日手里，其目的是通过 象征性赔偿，缓和东亚人民对日的痛恨情绪，以便日能重进东亚商品和原料市场。由于赔偿 是协议性的，故未对日造成经济负担（注：如5个协议赔偿对象缅甸、印尼、菲律宾、南越和韩国提出的赔偿要求共325亿美元：各 国依次为25亿、180亿、80亿、20亿和20亿美元。经过“协议”后，日本总共只赔偿14.858 亿美元。1955—1965年日本战争赔偿和无偿经济援助占国民收入总值的年均比率仅0.17%。 引自Harald B.Malmgren,Pacific Basin Development:The American Interests,Lexington Books,D.C.Heath and Company,Lexington,Massachusetts,1972,p.32.），反而“有利于日本经济，因为它将使日本过剩的工 业能力发挥作用，给人民以就业机会和重开贸易渠道”。日通过对一系列国家和地区的赔偿 ，恢复了与它们的经济关系。(2)协助日加入亚洲和国际经济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有：科伦 坡计划（1954年）、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1954年）、湄公河工程（195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 （1952年）、关贸总协定（1955年）、联合国（注：联合国虽不是经济组织，但日本的加入无疑大大地方便和加强了它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 往。）（1956年）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64年）。有些 组织，若无美国的庇护和支持，日很难进入。仅举两例：1951年后期，日正式要求美让它加 入产生不久的科伦坡计划。美官员同意，认为科伦坡成员资格能使日将一只脚伸入东南亚市 场的门内，有助于克服不利于日市场渗透的障碍。英国由于害怕日的竞争，不赞成日参加， 但在美的压力下，最后只好让步[3](P.209)。1963年7月，日申请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 成员，遭到绝大多数成员国的强烈反对，由于美的坚决支持，日才如愿以偿[5](P.283)。美 帮日进入这些组织对日重返亚洲和国际经济舞台的作用不言而喻。
“蜜月”表现之二是日本对美国亚太经济政策的忠实追随。美对日经济百般呵护，日则对 美亚太经济政策忠实追随。美在东亚的经济利益说到底是个市场问题。为东亚市场，美日角 逐了40年(1905—1945)，好不容易到手的猎物，又受社会主义的“威胁”。因为在美看来， 社会主义的扩展就意味着自己东亚市场的萎缩。所以，美一条至关重要的亚太政策就是通过 与日结盟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以保护和扩张在东亚的市场。日甘愿为美效劳。50年代上半期 ，日美签订4个重要文件：《对日和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美行政协定》和《 共同安全法协定》。其中规定：美军有权在日本领土驻留，驻日美军可用以“维持”远东的 “ 和平与安全”和应要求镇压日本“内乱”；日应向美无限制地提供军事基地，美军人员及其 家属在基地内外享有治外法权；日接受美的武器等军事援助，承担起加强自身军事力量“为 增进自由世界的防卫力量作出贡献”的义务。这些条约严重损害了日的主权，将日绑在美的 战车上。然而，日居然签了字，成了美东亚市场的主要看守者。美的另一亚太政策是遏制新 中国经济的发展。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视新中国为苏在 亚太扩张的副手，无时无刻不想拨掉这颗眼中钉而后快。美反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遏制其经 济的发展，这体现在1951—1952年美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美日经济合作计划中：“美国以 军事订货的形式和在东南亚的责任心为日本提供经济刺激和美元补贴，以此换取日本对美国 亚洲政策，尤其是对不承认中国的政策的执著追随。”约瑟夫·道奇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日 本的作用之一是“创造一种以支持自由世界之目的（即不与中国贸易）的外贸模式”，美国的 责任是“继续支持日本为联合国在朝鲜的努力而生产和参与东南亚的重建以及经济援助的获 得”[3](P.151-152)。对此政策，日基本上是不折不扣地执行。首先，严格遵守“巴统”制 度，对华实行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巴统”成立不久日随即加入。“巴统”对苏联和东欧 国家只禁运“国际货单Ⅰ”所列物品，对“国际货单Ⅱ”的物品只进行数量管制。日追随美 同意对华禁运两单全部物品，并加上美日共同确定的在安全领域内必须禁运的物品。在专门 负责对华禁运的“巴统”内的“中国委员会”解散的1957年，首相岸信介在华盛顿讲：日本 作为一个自由国将继续遵守国际规定，对华实行战略物资禁运[6](P.20)。直至1964年 下半年，日对华禁运项目还有155项，对31种物品的管制反而加强了[6](P.78)。其次，日政 府长期拒绝同新中国建立官方经济关系，使日中贸易难以顺利进行。历届日政府不顾日中经 济互补性和违背两国人民的强烈愿望，拒绝与华建立正常的官方经济关系，致使50年代两国 关系处于民间贸易的水平。且因日政府对民间贸易不承担责任以及禁运和以物易物造成的困 难等原因，贸易协定的执行率也不高。60年代初以后，虽然日政府放弃了完全拒绝与华建立 官方经济关系的顽固立场，但1962—1971年经济关系只维持在半官方的水平。再次，以“政 经分离”的原则限制日中贸易的发展。即在政治上不承认新中国，只在许可的范围内与之进 行 一定程度的贸易以满足本国之需。这一原则不仅遭到新中国的强烈反对，就连日政府在执行 中 也无法“政经分离”，总是让经济服从于政治。仅以“吉田信件”为例，1962年11月，“高 奇——廖备忘录贸易”的签订标志着两国贸易关系升级至半官半民的水平。翌年6月，中国 技术进口公司与日仓敷人造丝公司签订了第一个从日引进成套设备总金额为73.58亿日元并 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贷款的合同，不久获日政府批准。台湾当局对日提出强烈抗议，以暂停 台日政经关系相要挟。在此压力下，首相池田勇人派前首相吉田茂赴台，后以书信形式保证 ：日政府将不允许日出口商利用输出银行贷款向中国大陆出口，这就是所谓“吉田信件”。 “吉田信件”对日中贸易关系带来了莫大损害。中国政府不得不取消了一批与日签订的合同 。1964—1965年，中国大陆在资本主义国家订购的21套工业设备中，只有2套是日本的[6](P .79)。这充分说明，日政府“政经分离”的实质仍是忠实地追随美的亚太经济政策。
“蜜月”表现之三是合谋共享东亚市场。美日各自目的都是获取东亚的商品、原料和投资 市 场。为此，两国在对东亚的经济援助、双边贸易和直接投资中密切合作。经济援助是美日 抵消社会主义国家的魅力、削弱英法荷的影响和加强自己地位的一把多功能剑。美对东亚的 经援最驰名的是“杜鲁门第四点计划”，另外还有防务支援、特种援助、技术合作、开发贷 款基金、意外事件基金等[7]（第213页）。第四点计划一出台，首相吉田茂就出来捧场说：东 南亚还未开发，居民生活程度很低，是最适于共产主义萌芽的温床。为了努力开发资源使当 地民族丰衣足食，就“必须有效地运用美国的所谓第四点计划”[8]（第178页）。日对东亚的 经援是从协议赔偿开始的。如前所述，这种特殊的“经援”完全是在美的支持下才得以进行 的。从二战结束到1965年，美给韩国、南越、菲律宾和台湾以巨额经援（注：据不完全统计，给韩国38.4亿、南越24.18亿、菲律宾19亿、台湾15.23亿美元。），对其他各国也予 以大量援助，成为除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外其余国家和地区经援的主要来源国。以美援为主 ，日则辅之以协议赔偿、商业贷款等。在多边援助方面，从科伦坡计划到50年代中期，美已 超过英成为提供资金最多者。在湄公河开发计划中，美日已成为主角。经援不仅是培养情感 和施加影响于东亚的手段，也是直接占领东亚市场的途径。美日不是利用经援输出过剩产品 就是将它与购买本国货挂钩。正如美参议院所言：“我们向国外提供的信贷，几乎每一美元 都回到美国而发挥它的用处，即在我们本身的经济中创造销路而维持它不致发生不景和萧条 。”
大规模的经援有力的促进了美日与东亚贸易的发展，以致两国对市场和原料的占有率大幅 度提高。到60年代上半期，在东南亚和香港，除了英法分别为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的第一贸易 伙伴外，在其余国家和地区，英法荷的贸易主宰地位几乎全为美日所取代。即使在马来西亚 和柬埔寨的外贸中，美日也紧逼英法之后。在东北亚，台湾和韩国外贸的主宰战前是日本， 战后两地为美的势力范围。可是，美不但未独霸其外贸，反而极力促成日台、日韩贸易协定 的签订，让日分享两地市场。东南亚的菲律宾情况类似。菲外贸的主宰战前战后都是美，美 也帮助日菲签订贸易协定。日在菲不断挤占美的市场份额，美也毫不在乎。这些就是美日合 谋共享东亚市场的突出表现。由于外贸被美日合伙主宰，东亚国家和地区成了美过剩农产品 、制造品的重要出口市场和战略物资、工业原料的来源地，成了日工业品的主要输出市场和 粮食、工业原料的主要供应地。
战前东南亚除菲律宾外，其余国家的外来投资分别由英荷法主宰。战后美日大大地改变了 这种局面。在印尼，美资从50年代末开始在外资中占首位直至1963年其企业被印尼国有化。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英资仍居首位，但美资、日资紧追其后，在马来西亚分居第二、三位 ，在新加坡分居第三、四位。唯独在菲律宾，情况与战前无大变化，美资几乎垄断了其投资 市场。在南越因人民的反美斗争使美投资者信心不足才让法资仍居首位。东北亚，在香港， 论公司数量，美国居首，将英国排斥到第二位，日本则居第三。在台湾和韩国，美资均占统 治地位。日资在台湾省增速很快。总之，整个东亚除了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越英法资本 居第一外，在其余国家和地区均是美日资本居第一、二位。
“蜜月”表现之四是双边关系上的互利互让。
（一）美日互为商品市场
被占领期间，日就是美商品的重要市场。上文提到的美建立的几种周转基金主要是为日进 口美国货服务的。其中，自然纤维周转基金则是专为资助进口美国棉花而设立的。这项基金 “帮助南方参议员减少了市场上的棉花过剩和为美国棉花在日本建立了永久性的市场。…… 对于农业生产商、农业部和许多国会议员来说，它是一项关键的政策”[3](P.75)。占领结 束后，日仍为美的重要市场。日安定本部1951年2月发布的第一个日美经济合作计划将原打 算实现食物自给的目标改为依靠美农产品进口来保证食物的消费[3](P.162)。加之日政府忠 实执行对华禁运政策，美就成了日食物和原料的重要供应地。如日从美进口的铁矿石、煤和 大豆三种最需要的产品占日进口同类货总额的比重，1951年分别为33.6%、70.9%和97.3%，1 956年为12.1%、80.1%和74.7%[6](P.29)。日于1954年和1956年与美签订过剩农产品购入协 定，共接受1.66亿美元的农产品[3](P.184-185)。1957年尽管澳大利亚粮价比美的低，但在 美种种信贷的吸引下，日仍购美而不买澳的粮食[3](P.185)。这样，日就成了美在东亚的最 大市场。美对日出口值从1951年的6.95亿美元增至1960年的15.54亿美元，继增到1965年的2 3.66亿美元，分别占日进口的33.9%、34.6%和29%[9](P.136)。另一方面，美也是日产品的 主要市场。随着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进入50年代后日对美出口增长甚快，输出值从1951年 的1.85亿美元增至1960年的11.02亿美元，再增至1965年的24.79亿美元，分别占日输出的13 .6%、27.2%和29.3%[9](P.136)。50年代，日向美输出产品主要为生丝、丝织品和棉织品。 进入60年代后，向美输出钢铁产品、收音机等电器产品渐渐增多。整个50、60年代，美都是 日最大的棉织品市场。
（二）美成为日资本和技术的主要来源国
占领期间，美向日提供经援共21.28亿美元[10]（第264页）。1950—1968年，日接受外国贷 款共47.752亿美元，其中直接来自美的为24.898亿美元，占52.14%，若加上美控制的世界银 行的贷款8.69亿美元，则占70%。1949—1965年美对日直接投资共为6.75亿美元。战后初期 ，日的科技水平比美落后20—30年，故日大量引进美等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1950—1964年 日与外国签订的技术专利权使用协定共3200项，其中A类协定占2/3以上，余者为B类。与美 签订的A类协定占A类总数的60%，与之签订的B类的相应比重为53%[11](P.203、204、246)。 同期日科技进口总花费8.686亿美元。若按签订的专利使用协定占协定总数的比重推算，那 么上述金额中近60%是付给美的。日因引入美科技而得到实惠。到60年代初，日与美科技水 平的差距已缩短为10—15年[12]（第130页）。日大规模输入美的资本和科技，一方面使自己 成为美的资本和技术市场，美大赚其钱。另一方面，促进了日经济的迅速发展。美日双边关 系也有不谐之处。棉织品贸易摩擦开始于1955年。同年，日在美倾销女罩衫4800多万件，占 领了美该市场的1/4[13](P.109)。对日的倾销，美在适度容忍的同时要求日实行“自动限制 ”。1955年12月日同意美的要求，对向美输出棉织品实行临时限制，1957年又实行为期5年 的“自动限制”。“自动限制”在1962年、1963年和1965年不断实施[13](P.110)。同时， 美嫌日市场开放不够，以各种手段对之施压，迫其实行贸易和汇兑自由化。日虽心怀抵触， 但仍作了让步，从1960年6月起实行贸易汇兑自由化计划，到1964年4月已有93%的进口商品 实现自由化[14]（第61页）。由于摩擦只表现在局部问题上，且未达到激烈的程度，加之双方 互相让步，故直到1965年美日“蜜月”仍得以维持。
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增强，于1965—1966年始挑战美在东亚经济中的主宰地位；196 5年美在越战中推行“逐步升级”战略，以武力扩大在东亚势力范围和市场的行径变本加利 ，日对此不予配合，只埋头发战争之财；同时，美日双边贸易摩擦在广度和深度上逐渐加剧 。因此，60年中期以后美日“蜜月”寿终正寝。
二、“蜜月”的原因
（一）城下之盟的结果
美日同盟是在日被美占领的特殊情况下，战胜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战败国的产物，并非 在平等条件下相互自愿的选择。然而，尽管日是身不由己被迫接受这种同盟，但美这种单方 面的意愿给因战争而山河破碎的日带来了新的希望，因此日也乐意接受。在被占领最初两年 中，日处于受冷落、唾弃和经济惩罚的境地。冷战降临后，美转而扶植它，作为自己在东亚 与苏联和社会主义抗争的桥头堡。这使日摆脱了山穷水尽的恐惧，找到了柳暗花明的感觉。 日统治阶级和垄断集团无不为美亚太战略的重大变化而受宠若惊和欢欣鼓舞。更重要的是， 在长达6年的占领期间，美培植了以吉田茂为代表的亲美保守势力，使日确立了完全依赖美 复兴经济的“一边倒”政策，而且这一政策为吉田茂之后的历届政府所继承。
（二）两国战略上的相互需要
战前美与日争夺东亚市场，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战后美将以苏为首的社会主义 阵营视为自己主宰亚太经济的最大威胁。为了确保它在东亚的经济利益，它首先要阻止社会 主义在该地区的扩展，然后还要巩固东亚的资本主义市场。为达到这些目的，美在隔洋的东 亚非有一个忠实得力的同盟者不可。冷战爆发后，已屈服于自己的日本首当其选。这样做， 一则在与苏争夺东亚势力范围和市场的斗争中美在东亚有一个前沿阵地和强有力的帮手；二 则可以保有日本这个东亚最重要的市场；三则还能够通过恢复日本昔日“亚洲工场”的地位 和美日东亚经济相结合等方式带动东亚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解决威胁美经济发展的 严重的世界性美元短缺问题，以及排斥对东亚经济有重要影响的英荷法。因此，美的亚太经 济战略是通过与日组成“太平洋同盟”而主宰亚太经济[3](P.10-11)。由此可见，日是美亚 太经济战略中的一枚至关重要的棋子。美要保住它在东亚的既得利益一刻也离不开日本。战 后日被剥夺了拥有武装的权利，它要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只有走和平发展经济之路。日战略 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保守的政治家吉田茂认为只有依赖美才能复兴经济，这包括借助美的 核保护伞以节省军事开支用于经济建设，利用美的资金、技术、原料和市场来发展出口贸易 和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同时，日要发展对外贸易，东亚则是其最基本的原料产地和最重 要的市场。因为美的原料价格昂贵、运途遥远，在美欧市场上日本商品的竞争力差。但要重 进东亚经济，无论是东南亚还是东北亚经济，都必须得到美的同意且需要美的斡旋。因此， 日的亚太经济战略集中到一点就是死心塌地地追随美来复兴经济。正如日本学者永野信利所 指出的：“对于接受旧金山体制的日本来说，美国是无可非议的绝对权威，如果军事上不纳 入日美安全体制，在经济上不依赖对美贸易，那么日本的独立是不可能的。吉田虽遭到国内 一部分人的指责，说他‘追随美国’，但吉田还是认为只有‘追随美国’才是复兴之路。这 从他的著书中可以窥见得出。”[15]（第181—182页）。可见两国经济战略上的相互迫切需要 使其结成了鱼与水的亲密关系。
（三）两国经济强烈的互补性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因双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两国就存在着经济上的互补性。由 于太平洋战争的作用，战后两国经济水平差距更大，因而互补性更强。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急需美资本和技术；战后急剧膨胀的美垄断资本及其掌握的高新科技早已看中了日本的工业 基础和投资环境。美资，如前所述，以经援和投资的形式浩浩荡荡地进入并占领日资本市场 。“神武景气”时期（1955—1957年）日大规模引进美欧先进技术。美一些经过“三番二次” 用过的已变成“旧技术”的技术也成为日求之不得的“新技术”[4]（第5页）。贸易方面，日 是个缺食物和原料的大户，美则是有大量过剩农产品和原料的卖主。50年代下半期，日消费 的一半以上必须仰赖输入的粮食和原料达12种。其中对美依赖程度，大麦为40.3%、小麦45. 9%、大豆71%、棉花70%、磷矿石70%、焦煤88.8%、废铁70.1%，实际这7种商品几乎绝对 依赖美国[10]（第259页）。从美方面讲，日成为美这7种商品的最重要市场。美在日输入总额 中所占比重从二战前的24.7%升至50年代的30%[10]（第259页）。另一方面，日商品也需要美 市场。在13种主要出口产品中（1956年占出口总额的75%）有5种对美市场依赖程度最高。它们 是：鱼类罐头为38.2%、缝纫机33.7%、陶瓷器49.7%、玩具61.8%、胶合板83%。另有电机、 纤维品和钢铁对美市场依赖程度分别为24.8%、21.1%和17.7%[10]（第260—261页）。从美角 度来说，它需要这些廉价日本商品。1956年美在日输出总额中占21.7%[10]（第258页）。产品 结构方面，日在“岩户景气”时期（1958—1961年）才开始发展电视、收音机等家电产品和重 化工产品如汽车等。这些产品虽已大量出口，但在1965年以前还未形成对美同类产品的威胁 性竞争，且新型家电产品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更需要美的技术和原料以及生产资料性产品如机 器等。两国都从贸易中得到了好处，日得到了所需粮食、原料和技术，美则享受巨大贸易顺 差：1955—1965年日对美逆差18463亿日元。合谋东亚市场使日获得对东南亚的顺差（同期）1 3939亿日元，日本以此弥补其对美逆差的75.5%。总之，经济的强烈互补性是美日“蜜月” 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蜜月”的特点
一是强烈的政治和军事色彩。美日“蜜月”本是冷战的产物。为了对付中苏同盟，美日组 成了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位一体的同盟，美日“蜜月”（1947—1965年则是经济同盟（1947 —1971年）的黄金时期。因此，“蜜月”打上了鲜明的冷战政治烙印。“蜜月”的形成与阻 止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展密切相关。二战结束后，尤其从1947年始，美予日以大量的物资和 资金援助，帮助日恢复和发展经济之目的就是为了使日避免因物资匮乏和经济崩溃而发生共 产主义革命或者被迫倒向苏联。美帮日恢复昔日“亚洲工场”的地位，一是为了使日富强到 足以充任美在东亚反共堡垒的角色，二是为了以日为龙头带动亚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 ，改善该地区民众恶劣的生活状况从而消除“滋生共产主义的土壤”、防止“多米诺”现象 的 发生，确保诸亲美政权的稳定。“蜜月”形成与遏止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密切相联。美呵护 日经济的前提条件是日不承认新中国，不与大陆建立官方贸易关系。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日合伙对华推行严厉的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政策。战争结束后，日对华封锁禁运有一定程 度的松动，但在关键性战略物资方面，一直坚持到70年代初。美的态度更为顽固，从禁运开 始到中美和解，两国间完全没有经贸关系。“蜜月”的军事彩色也十分浓厚。“蜜月”的一 贴重要的粘合剂是美为日提供核保护伞，使日能将本应花在国防上的大量军费开支用于发展 经济（注：日本军费开支（按1964年的市价），1937年为13860亿日元，占国家预算的69.8%，占国民 生产总值的14.1%，而1955年这三个数据依次变成1349亿日元，13.3%，1.54%，1965年依次 为3 054亿日元，8.1%，0.97%。转引自金明善：《现代日本经济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84页，资料来源：日本资料。）。“蜜月”的另一粘合剂是美以军事订货的方式为日提供变相经援。这一方式以冷战 为口实绕过美国会对对日经援的钳制，通过军需购买使日获得巨额美元。同时，由于日军需 品的价格低廉，故可大大降低美军事冒险的开支。日则通过出售军需品启动闲置的军事工业 而赚取大量外汇、克服严重的美元短缺困难，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美除因朝鲜 战争在日花费近30亿美元外，到60年代中期由于越南战争又使日赚取近10亿美元[16](P.98) 。同时，美还将对东南亚的军事援助与购买日产品挂钩等等。
“蜜月”的另一特点是不平等性，即“恋人”所处的地位不平等。这表现在几方面：（一） 美是战胜国和占领者，日是战败国和被占领者，日加入地区和国际经济组织都须得到美的点 头和支持才行。（二）美是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日则是资金短缺、技术 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后者在资金、技术、原料、市场等方面主要依赖于前者，在双边贸 易中年年赤字。（三）在东亚经济中的经援、投资和贸易上，美均占绝对优势，日只占很小的 份额，且日对东亚的经济扩张也属于美亚太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在亚太 扩张的补充。因此，在亚太经济中，美是主宰，日只不过是美的配角。这些表现决定了“蜜 月”中美的主导和日的从属地位，日的利益必须服从美的利益。在论及50年代不平等的美日 经济关系时，永野信利指出：“当时的日美关系，打个比方来说，好像贫苦人家的高材生到 有钱人家做女婿，是从生活到大学的费用均受到照顾的那样一种关系。虽然，内心即使对养 父养母那种强加于人的态度不满（例如：在强行要求对台湾问题的选择上），都不能提出异议 。”[15]（第182页）“吉田书简”是永野信利之言的最好注脚。1951年10月，首相吉田茂在 国会的答辩中表达了不想完全按美的旨意行事的想法和有可能与新中国建交的愿望。吉田之 言传到美，国务院立即对日政府施压，吉田被迫发表“吉田书简”，承诺按美的意志行事： 在对华关系上，只与台湾当局建交。日被迫违背自己的主观意愿和民族利益，追随美的对华 政策达20余年之久，拒绝与新中国建立官方政治和经济关系，宁愿购买比中国原料昂贵得多 的美原料。直到70年代初美国政府背着日与中国进行邦交正常化的努力时，日才发现上了美 的当。不过，随着日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美实力的削弱（因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种地位 不平等的程度渐渐地发生着有利于日的变化。约从60年代中期开始，亚太经济中的美日关系 逐渐呈现出全新的内容和特点：激烈竞争。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1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武汉)2001年03期第309～316页
【英文标题】USA-Japan“Honey Moon”in the Econom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作者简介】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School of Humanities,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Hubei,China
张德明(1949-)，男，湖北京山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历 史和亚太经济关系的教学和研究。/ZHANG De-ming(1949-),male,Associate professor,Sch ool of Humanities,Wuhan University,majoring in the world history and the economi c relations of Asia—Pacific Rim.
| 【内容提要】 | The manifestations of U.S-Japan“honey moon”are:the U.S.gave a lot of help to t he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Japan's economy;Japan followed America's economic strateg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faithfully;both conspired to seize and enjoyed Asian Pacific markets together;both were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concessive in 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The reasons of the“honey moon”formed are:the resul t of“a treaty signed under coercion”;strategic need on each side;strong comple me nt each other in economy.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honey moon”are:pronounced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olour;unequal positions in the relation. |
【关 键 词】亚太经济/美日“蜜月”/表现/原因/特点the econom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U.S.- Japan“honey moon”/manifestations/reasons/characteristics
一、“蜜月”的表现
“蜜月”表现之一是美国对日本经济的呵护。二战结束时，美亚太战略的初步设想是以旧 中国为支撑点，抗衡苏联、惩罚日本，以旧中国为模式在东亚全面推行新殖民主义以主宰亚 太 经济。为彻底消除日的战争和经济竞争潜力、防止其重新成为自己东亚利益的心腹之患，美 按自己的意愿改造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诸方面推行严厉的改革措施。随着冷战的降临和 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的节节败退，美对其战略设想进行重大调整：从1947年起把支撑点从中国 移到日本，将昨天的敌人日本视为盟友极力扶植，以对抗以苏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于是在 日推行“逆转路线”。美对日经济的呵护集中体现在帮助日经济自立和支持日重返亚太经济 。
（一）帮助日经济自立
首先，废止波利赔偿计划、取消日赔偿义务。波利计划的基本内容是将日2000万吨钢铁设 备、3/4以上的机器、全部铝镁和3/4的造船业[1]（第41页）拆迁给东亚国家作为战争赔偿。1 947年初，美军部开始对波利计划发难，分批遣使团赴日“审查”该计划，起初提出减轻拆 迁负担的1/3，接着要求减轻重工业类负担的90%，战争工业类的60%[2]（第84页），最后由总 统杜鲁门1949年5月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3/3号文件使波利计划完全废止[3](P.82)。其次 ，积极提供经济援助，启动日本工业。日工业复兴的主要障碍是无外汇购进原料。为解决此 问题，从1947年起美连续给日拨了几笔款。1947年10月政府建立1.35亿美元的“被占领的日 本输出入周转基金”。1948年6月国会建立1.5亿美元的“自然纤维周转基金”，资助日进口 美的棉花以刺激纺织业生产。国会于1948年4月至1949年6月又拨1.65亿美元的“占领地区经 济复兴”援助[3](P.75)。1947年起的4个美会计年度里用于复兴日经济的美援共15.67亿美 元[4]（第32页）。再次，推行道奇路线实现预算平衡。1948年底总统批准了《日本经济自立 计划》，任命在西德货币改革中崭露才干的约瑟夫·道奇为特使赴日贯彻。道奇路线彻底根 除了日的通货膨胀，极大地刺激了出口，为日经济复兴奠定了基础。第四，以自己在东亚的 军事扩张为日提供赚取美元的市场。道奇路线虽稳定了日本经济，但未能解决严重的美元短 缺问题。该问题成为制约日经济自立的瓶颈。为解决此问题，1950年上半年，美陆军部副部 长沃里斯(Tracy Voorhees)和美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等制定了把对亚洲的军事援助与对日 的经济援助相结合的地区协调援助计划。具体说来就是以美在亚洲的军事干涉来重新启动日 的军工生产[3](P.139-140)。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实施该计划提供了好时机。1950年6月至195 4年，美为朝鲜战争以及有关物资在日花费近30亿美元[3](P.146)，“特需”的协调援助对 解决日美元短缺问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日工业的全面复苏。朝鲜战争结束后，协 调援助计划继续实施，到1960年日美元短缺问题得以彻底解决[3](P.59)。
（二）支持日重返东亚经济
美决策者考虑到日经济复兴离不开广泛地对外贸易，要使日经济自立就必须让它与东亚经 济重新结合。为此，美作了各种努力，最主要的措施有：(1)谋划了协议战争赔偿，为日重 开东亚经济之门提供了钥匙。由美一手操纵而签订的《对日和约》第14条对赔偿的性质、形 式和注意事项作出明确规定（注：规定：“兹承认，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及痛苦给盟国以赔偿，但同时承认 ，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济，则日本的资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并同时履 行其他义务。因此，日本愿尽速与那些愿意谈判而其现有领土曾被日军占领并曾遭受日本损 害的盟国进行谈判，以求将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劳上及其他工作上的服务，供各盟国利用 ，作为协助赔偿各该国修复其所受损害的费用。此种安排应避免以额外的负担加诸其他盟国 。当原材需要加工时，原材料应由各该盟国供给，以免给日本施加任何外汇上的负担。”引 自J.A.C.Grenville,The Major International Treaties 1914—1973,Stein and Day Publ ishers,New York,1974,p.285.）。协议赔偿与波利赔偿计划有着质的区别：后者对日是惩罚性 的，赔偿的主动权掌握在盟国手中；前者对日有利，赔偿的主动权在日手里，其目的是通过 象征性赔偿，缓和东亚人民对日的痛恨情绪，以便日能重进东亚商品和原料市场。由于赔偿 是协议性的，故未对日造成经济负担（注：如5个协议赔偿对象缅甸、印尼、菲律宾、南越和韩国提出的赔偿要求共325亿美元：各 国依次为25亿、180亿、80亿、20亿和20亿美元。经过“协议”后，日本总共只赔偿14.858 亿美元。1955—1965年日本战争赔偿和无偿经济援助占国民收入总值的年均比率仅0.17%。 引自Harald B.Malmgren,Pacific Basin Development:The American Interests,Lexington Books,D.C.Heath and Company,Lexington,Massachusetts,1972,p.32.），反而“有利于日本经济，因为它将使日本过剩的工 业能力发挥作用，给人民以就业机会和重开贸易渠道”。日通过对一系列国家和地区的赔偿 ，恢复了与它们的经济关系。(2)协助日加入亚洲和国际经济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有：科伦 坡计划（1954年）、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1954年）、湄公河工程（195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 （1952年）、关贸总协定（1955年）、联合国（注：联合国虽不是经济组织，但日本的加入无疑大大地方便和加强了它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 往。）（1956年）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64年）。有些 组织，若无美国的庇护和支持，日很难进入。仅举两例：1951年后期，日正式要求美让它加 入产生不久的科伦坡计划。美官员同意，认为科伦坡成员资格能使日将一只脚伸入东南亚市 场的门内，有助于克服不利于日市场渗透的障碍。英国由于害怕日的竞争，不赞成日参加， 但在美的压力下，最后只好让步[3](P.209)。1963年7月，日申请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 成员，遭到绝大多数成员国的强烈反对，由于美的坚决支持，日才如愿以偿[5](P.283)。美 帮日进入这些组织对日重返亚洲和国际经济舞台的作用不言而喻。
“蜜月”表现之二是日本对美国亚太经济政策的忠实追随。美对日经济百般呵护，日则对 美亚太经济政策忠实追随。美在东亚的经济利益说到底是个市场问题。为东亚市场，美日角 逐了40年(1905—1945)，好不容易到手的猎物，又受社会主义的“威胁”。因为在美看来， 社会主义的扩展就意味着自己东亚市场的萎缩。所以，美一条至关重要的亚太政策就是通过 与日结盟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以保护和扩张在东亚的市场。日甘愿为美效劳。50年代上半期 ，日美签订4个重要文件：《对日和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美行政协定》和《 共同安全法协定》。其中规定：美军有权在日本领土驻留，驻日美军可用以“维持”远东的 “ 和平与安全”和应要求镇压日本“内乱”；日应向美无限制地提供军事基地，美军人员及其 家属在基地内外享有治外法权；日接受美的武器等军事援助，承担起加强自身军事力量“为 增进自由世界的防卫力量作出贡献”的义务。这些条约严重损害了日的主权，将日绑在美的 战车上。然而，日居然签了字，成了美东亚市场的主要看守者。美的另一亚太政策是遏制新 中国经济的发展。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视新中国为苏在 亚太扩张的副手，无时无刻不想拨掉这颗眼中钉而后快。美反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遏制其经 济的发展，这体现在1951—1952年美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美日经济合作计划中：“美国以 军事订货的形式和在东南亚的责任心为日本提供经济刺激和美元补贴，以此换取日本对美国 亚洲政策，尤其是对不承认中国的政策的执著追随。”约瑟夫·道奇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日 本的作用之一是“创造一种以支持自由世界之目的（即不与中国贸易）的外贸模式”，美国的 责任是“继续支持日本为联合国在朝鲜的努力而生产和参与东南亚的重建以及经济援助的获 得”[3](P.151-152)。对此政策，日基本上是不折不扣地执行。首先，严格遵守“巴统”制 度，对华实行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巴统”成立不久日随即加入。“巴统”对苏联和东欧 国家只禁运“国际货单Ⅰ”所列物品，对“国际货单Ⅱ”的物品只进行数量管制。日追随美 同意对华禁运两单全部物品，并加上美日共同确定的在安全领域内必须禁运的物品。在专门 负责对华禁运的“巴统”内的“中国委员会”解散的1957年，首相岸信介在华盛顿讲：日本 作为一个自由国将继续遵守国际规定，对华实行战略物资禁运[6](P.20)。直至1964年 下半年，日对华禁运项目还有155项，对31种物品的管制反而加强了[6](P.78)。其次，日政 府长期拒绝同新中国建立官方经济关系，使日中贸易难以顺利进行。历届日政府不顾日中经 济互补性和违背两国人民的强烈愿望，拒绝与华建立正常的官方经济关系，致使50年代两国 关系处于民间贸易的水平。且因日政府对民间贸易不承担责任以及禁运和以物易物造成的困 难等原因，贸易协定的执行率也不高。60年代初以后，虽然日政府放弃了完全拒绝与华建立 官方经济关系的顽固立场，但1962—1971年经济关系只维持在半官方的水平。再次，以“政 经分离”的原则限制日中贸易的发展。即在政治上不承认新中国，只在许可的范围内与之进 行 一定程度的贸易以满足本国之需。这一原则不仅遭到新中国的强烈反对，就连日政府在执行 中 也无法“政经分离”，总是让经济服从于政治。仅以“吉田信件”为例，1962年11月，“高 奇——廖备忘录贸易”的签订标志着两国贸易关系升级至半官半民的水平。翌年6月，中国 技术进口公司与日仓敷人造丝公司签订了第一个从日引进成套设备总金额为73.58亿日元并 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贷款的合同，不久获日政府批准。台湾当局对日提出强烈抗议，以暂停 台日政经关系相要挟。在此压力下，首相池田勇人派前首相吉田茂赴台，后以书信形式保证 ：日政府将不允许日出口商利用输出银行贷款向中国大陆出口，这就是所谓“吉田信件”。 “吉田信件”对日中贸易关系带来了莫大损害。中国政府不得不取消了一批与日签订的合同 。1964—1965年，中国大陆在资本主义国家订购的21套工业设备中，只有2套是日本的[6](P .79)。这充分说明，日政府“政经分离”的实质仍是忠实地追随美的亚太经济政策。
“蜜月”表现之三是合谋共享东亚市场。美日各自目的都是获取东亚的商品、原料和投资 市 场。为此，两国在对东亚的经济援助、双边贸易和直接投资中密切合作。经济援助是美日 抵消社会主义国家的魅力、削弱英法荷的影响和加强自己地位的一把多功能剑。美对东亚的 经援最驰名的是“杜鲁门第四点计划”，另外还有防务支援、特种援助、技术合作、开发贷 款基金、意外事件基金等[7]（第213页）。第四点计划一出台，首相吉田茂就出来捧场说：东 南亚还未开发，居民生活程度很低，是最适于共产主义萌芽的温床。为了努力开发资源使当 地民族丰衣足食，就“必须有效地运用美国的所谓第四点计划”[8]（第178页）。日对东亚的 经援是从协议赔偿开始的。如前所述，这种特殊的“经援”完全是在美的支持下才得以进行 的。从二战结束到1965年，美给韩国、南越、菲律宾和台湾以巨额经援（注：据不完全统计，给韩国38.4亿、南越24.18亿、菲律宾19亿、台湾15.23亿美元。），对其他各国也予 以大量援助，成为除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外其余国家和地区经援的主要来源国。以美援为主 ，日则辅之以协议赔偿、商业贷款等。在多边援助方面，从科伦坡计划到50年代中期，美已 超过英成为提供资金最多者。在湄公河开发计划中，美日已成为主角。经援不仅是培养情感 和施加影响于东亚的手段，也是直接占领东亚市场的途径。美日不是利用经援输出过剩产品 就是将它与购买本国货挂钩。正如美参议院所言：“我们向国外提供的信贷，几乎每一美元 都回到美国而发挥它的用处，即在我们本身的经济中创造销路而维持它不致发生不景和萧条 。”
大规模的经援有力的促进了美日与东亚贸易的发展，以致两国对市场和原料的占有率大幅 度提高。到60年代上半期，在东南亚和香港，除了英法分别为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的第一贸易 伙伴外，在其余国家和地区，英法荷的贸易主宰地位几乎全为美日所取代。即使在马来西亚 和柬埔寨的外贸中，美日也紧逼英法之后。在东北亚，台湾和韩国外贸的主宰战前是日本， 战后两地为美的势力范围。可是，美不但未独霸其外贸，反而极力促成日台、日韩贸易协定 的签订，让日分享两地市场。东南亚的菲律宾情况类似。菲外贸的主宰战前战后都是美，美 也帮助日菲签订贸易协定。日在菲不断挤占美的市场份额，美也毫不在乎。这些就是美日合 谋共享东亚市场的突出表现。由于外贸被美日合伙主宰，东亚国家和地区成了美过剩农产品 、制造品的重要出口市场和战略物资、工业原料的来源地，成了日工业品的主要输出市场和 粮食、工业原料的主要供应地。
战前东南亚除菲律宾外，其余国家的外来投资分别由英荷法主宰。战后美日大大地改变了 这种局面。在印尼，美资从50年代末开始在外资中占首位直至1963年其企业被印尼国有化。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英资仍居首位，但美资、日资紧追其后，在马来西亚分居第二、三位 ，在新加坡分居第三、四位。唯独在菲律宾，情况与战前无大变化，美资几乎垄断了其投资 市场。在南越因人民的反美斗争使美投资者信心不足才让法资仍居首位。东北亚，在香港， 论公司数量，美国居首，将英国排斥到第二位，日本则居第三。在台湾和韩国，美资均占统 治地位。日资在台湾省增速很快。总之，整个东亚除了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越英法资本 居第一外，在其余国家和地区均是美日资本居第一、二位。
“蜜月”表现之四是双边关系上的互利互让。
（一）美日互为商品市场
被占领期间，日就是美商品的重要市场。上文提到的美建立的几种周转基金主要是为日进 口美国货服务的。其中，自然纤维周转基金则是专为资助进口美国棉花而设立的。这项基金 “帮助南方参议员减少了市场上的棉花过剩和为美国棉花在日本建立了永久性的市场。…… 对于农业生产商、农业部和许多国会议员来说，它是一项关键的政策”[3](P.75)。占领结 束后，日仍为美的重要市场。日安定本部1951年2月发布的第一个日美经济合作计划将原打 算实现食物自给的目标改为依靠美农产品进口来保证食物的消费[3](P.162)。加之日政府忠 实执行对华禁运政策，美就成了日食物和原料的重要供应地。如日从美进口的铁矿石、煤和 大豆三种最需要的产品占日进口同类货总额的比重，1951年分别为33.6%、70.9%和97.3%，1 956年为12.1%、80.1%和74.7%[6](P.29)。日于1954年和1956年与美签订过剩农产品购入协 定，共接受1.66亿美元的农产品[3](P.184-185)。1957年尽管澳大利亚粮价比美的低，但在 美种种信贷的吸引下，日仍购美而不买澳的粮食[3](P.185)。这样，日就成了美在东亚的最 大市场。美对日出口值从1951年的6.95亿美元增至1960年的15.54亿美元，继增到1965年的2 3.66亿美元，分别占日进口的33.9%、34.6%和29%[9](P.136)。另一方面，美也是日产品的 主要市场。随着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进入50年代后日对美出口增长甚快，输出值从1951年 的1.85亿美元增至1960年的11.02亿美元，再增至1965年的24.79亿美元，分别占日输出的13 .6%、27.2%和29.3%[9](P.136)。50年代，日向美输出产品主要为生丝、丝织品和棉织品。 进入60年代后，向美输出钢铁产品、收音机等电器产品渐渐增多。整个50、60年代，美都是 日最大的棉织品市场。
（二）美成为日资本和技术的主要来源国
占领期间，美向日提供经援共21.28亿美元[10]（第264页）。1950—1968年，日接受外国贷 款共47.752亿美元，其中直接来自美的为24.898亿美元，占52.14%，若加上美控制的世界银 行的贷款8.69亿美元，则占70%。1949—1965年美对日直接投资共为6.75亿美元。战后初期 ，日的科技水平比美落后20—30年，故日大量引进美等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1950—1964年 日与外国签订的技术专利权使用协定共3200项，其中A类协定占2/3以上，余者为B类。与美 签订的A类协定占A类总数的60%，与之签订的B类的相应比重为53%[11](P.203、204、246)。 同期日科技进口总花费8.686亿美元。若按签订的专利使用协定占协定总数的比重推算，那 么上述金额中近60%是付给美的。日因引入美科技而得到实惠。到60年代初，日与美科技水 平的差距已缩短为10—15年[12]（第130页）。日大规模输入美的资本和科技，一方面使自己 成为美的资本和技术市场，美大赚其钱。另一方面，促进了日经济的迅速发展。美日双边关 系也有不谐之处。棉织品贸易摩擦开始于1955年。同年，日在美倾销女罩衫4800多万件，占 领了美该市场的1/4[13](P.109)。对日的倾销，美在适度容忍的同时要求日实行“自动限制 ”。1955年12月日同意美的要求，对向美输出棉织品实行临时限制，1957年又实行为期5年 的“自动限制”。“自动限制”在1962年、1963年和1965年不断实施[13](P.110)。同时， 美嫌日市场开放不够，以各种手段对之施压，迫其实行贸易和汇兑自由化。日虽心怀抵触， 但仍作了让步，从1960年6月起实行贸易汇兑自由化计划，到1964年4月已有93%的进口商品 实现自由化[14]（第61页）。由于摩擦只表现在局部问题上，且未达到激烈的程度，加之双方 互相让步，故直到1965年美日“蜜月”仍得以维持。
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增强，于1965—1966年始挑战美在东亚经济中的主宰地位；196 5年美在越战中推行“逐步升级”战略，以武力扩大在东亚势力范围和市场的行径变本加利 ，日对此不予配合，只埋头发战争之财；同时，美日双边贸易摩擦在广度和深度上逐渐加剧 。因此，60年中期以后美日“蜜月”寿终正寝。
二、“蜜月”的原因
（一）城下之盟的结果
美日同盟是在日被美占领的特殊情况下，战胜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战败国的产物，并非 在平等条件下相互自愿的选择。然而，尽管日是身不由己被迫接受这种同盟，但美这种单方 面的意愿给因战争而山河破碎的日带来了新的希望，因此日也乐意接受。在被占领最初两年 中，日处于受冷落、唾弃和经济惩罚的境地。冷战降临后，美转而扶植它，作为自己在东亚 与苏联和社会主义抗争的桥头堡。这使日摆脱了山穷水尽的恐惧，找到了柳暗花明的感觉。 日统治阶级和垄断集团无不为美亚太战略的重大变化而受宠若惊和欢欣鼓舞。更重要的是， 在长达6年的占领期间，美培植了以吉田茂为代表的亲美保守势力，使日确立了完全依赖美 复兴经济的“一边倒”政策，而且这一政策为吉田茂之后的历届政府所继承。
（二）两国战略上的相互需要
战前美与日争夺东亚市场，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战后美将以苏为首的社会主义 阵营视为自己主宰亚太经济的最大威胁。为了确保它在东亚的经济利益，它首先要阻止社会 主义在该地区的扩展，然后还要巩固东亚的资本主义市场。为达到这些目的，美在隔洋的东 亚非有一个忠实得力的同盟者不可。冷战爆发后，已屈服于自己的日本首当其选。这样做， 一则在与苏争夺东亚势力范围和市场的斗争中美在东亚有一个前沿阵地和强有力的帮手；二 则可以保有日本这个东亚最重要的市场；三则还能够通过恢复日本昔日“亚洲工场”的地位 和美日东亚经济相结合等方式带动东亚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解决威胁美经济发展的 严重的世界性美元短缺问题，以及排斥对东亚经济有重要影响的英荷法。因此，美的亚太经 济战略是通过与日组成“太平洋同盟”而主宰亚太经济[3](P.10-11)。由此可见，日是美亚 太经济战略中的一枚至关重要的棋子。美要保住它在东亚的既得利益一刻也离不开日本。战 后日被剥夺了拥有武装的权利，它要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只有走和平发展经济之路。日战略 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保守的政治家吉田茂认为只有依赖美才能复兴经济，这包括借助美的 核保护伞以节省军事开支用于经济建设，利用美的资金、技术、原料和市场来发展出口贸易 和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同时，日要发展对外贸易，东亚则是其最基本的原料产地和最重 要的市场。因为美的原料价格昂贵、运途遥远，在美欧市场上日本商品的竞争力差。但要重 进东亚经济，无论是东南亚还是东北亚经济，都必须得到美的同意且需要美的斡旋。因此， 日的亚太经济战略集中到一点就是死心塌地地追随美来复兴经济。正如日本学者永野信利所 指出的：“对于接受旧金山体制的日本来说，美国是无可非议的绝对权威，如果军事上不纳 入日美安全体制，在经济上不依赖对美贸易，那么日本的独立是不可能的。吉田虽遭到国内 一部分人的指责，说他‘追随美国’，但吉田还是认为只有‘追随美国’才是复兴之路。这 从他的著书中可以窥见得出。”[15]（第181—182页）。可见两国经济战略上的相互迫切需要 使其结成了鱼与水的亲密关系。
（三）两国经济强烈的互补性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因双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两国就存在着经济上的互补性。由 于太平洋战争的作用，战后两国经济水平差距更大，因而互补性更强。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急需美资本和技术；战后急剧膨胀的美垄断资本及其掌握的高新科技早已看中了日本的工业 基础和投资环境。美资，如前所述，以经援和投资的形式浩浩荡荡地进入并占领日资本市场 。“神武景气”时期（1955—1957年）日大规模引进美欧先进技术。美一些经过“三番二次” 用过的已变成“旧技术”的技术也成为日求之不得的“新技术”[4]（第5页）。贸易方面，日 是个缺食物和原料的大户，美则是有大量过剩农产品和原料的卖主。50年代下半期，日消费 的一半以上必须仰赖输入的粮食和原料达12种。其中对美依赖程度，大麦为40.3%、小麦45. 9%、大豆71%、棉花70%、磷矿石70%、焦煤88.8%、废铁70.1%，实际这7种商品几乎绝对 依赖美国[10]（第259页）。从美方面讲，日成为美这7种商品的最重要市场。美在日输入总额 中所占比重从二战前的24.7%升至50年代的30%[10]（第259页）。另一方面，日商品也需要美 市场。在13种主要出口产品中（1956年占出口总额的75%）有5种对美市场依赖程度最高。它们 是：鱼类罐头为38.2%、缝纫机33.7%、陶瓷器49.7%、玩具61.8%、胶合板83%。另有电机、 纤维品和钢铁对美市场依赖程度分别为24.8%、21.1%和17.7%[10]（第260—261页）。从美角 度来说，它需要这些廉价日本商品。1956年美在日输出总额中占21.7%[10]（第258页）。产品 结构方面，日在“岩户景气”时期（1958—1961年）才开始发展电视、收音机等家电产品和重 化工产品如汽车等。这些产品虽已大量出口，但在1965年以前还未形成对美同类产品的威胁 性竞争，且新型家电产品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更需要美的技术和原料以及生产资料性产品如机 器等。两国都从贸易中得到了好处，日得到了所需粮食、原料和技术，美则享受巨大贸易顺 差：1955—1965年日对美逆差18463亿日元。合谋东亚市场使日获得对东南亚的顺差（同期）1 3939亿日元，日本以此弥补其对美逆差的75.5%。总之，经济的强烈互补性是美日“蜜月” 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蜜月”的特点
一是强烈的政治和军事色彩。美日“蜜月”本是冷战的产物。为了对付中苏同盟，美日组 成了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位一体的同盟，美日“蜜月”（1947—1965年则是经济同盟（1947 —1971年）的黄金时期。因此，“蜜月”打上了鲜明的冷战政治烙印。“蜜月”的形成与阻 止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展密切相关。二战结束后，尤其从1947年始，美予日以大量的物资和 资金援助，帮助日恢复和发展经济之目的就是为了使日避免因物资匮乏和经济崩溃而发生共 产主义革命或者被迫倒向苏联。美帮日恢复昔日“亚洲工场”的地位，一是为了使日富强到 足以充任美在东亚反共堡垒的角色，二是为了以日为龙头带动亚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 ，改善该地区民众恶劣的生活状况从而消除“滋生共产主义的土壤”、防止“多米诺”现象 的 发生，确保诸亲美政权的稳定。“蜜月”形成与遏止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密切相联。美呵护 日经济的前提条件是日不承认新中国，不与大陆建立官方贸易关系。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日合伙对华推行严厉的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政策。战争结束后，日对华封锁禁运有一定程 度的松动，但在关键性战略物资方面，一直坚持到70年代初。美的态度更为顽固，从禁运开 始到中美和解，两国间完全没有经贸关系。“蜜月”的军事彩色也十分浓厚。“蜜月”的一 贴重要的粘合剂是美为日提供核保护伞，使日能将本应花在国防上的大量军费开支用于发展 经济（注：日本军费开支（按1964年的市价），1937年为13860亿日元，占国家预算的69.8%，占国民 生产总值的14.1%，而1955年这三个数据依次变成1349亿日元，13.3%，1.54%，1965年依次 为3 054亿日元，8.1%，0.97%。转引自金明善：《现代日本经济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84页，资料来源：日本资料。）。“蜜月”的另一粘合剂是美以军事订货的方式为日提供变相经援。这一方式以冷战 为口实绕过美国会对对日经援的钳制，通过军需购买使日获得巨额美元。同时，由于日军需 品的价格低廉，故可大大降低美军事冒险的开支。日则通过出售军需品启动闲置的军事工业 而赚取大量外汇、克服严重的美元短缺困难，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美除因朝鲜 战争在日花费近30亿美元外，到60年代中期由于越南战争又使日赚取近10亿美元[16](P.98) 。同时，美还将对东南亚的军事援助与购买日产品挂钩等等。
“蜜月”的另一特点是不平等性，即“恋人”所处的地位不平等。这表现在几方面：（一） 美是战胜国和占领者，日是战败国和被占领者，日加入地区和国际经济组织都须得到美的点 头和支持才行。（二）美是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日则是资金短缺、技术 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后者在资金、技术、原料、市场等方面主要依赖于前者，在双边贸 易中年年赤字。（三）在东亚经济中的经援、投资和贸易上，美均占绝对优势，日只占很小的 份额，且日对东亚的经济扩张也属于美亚太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在亚太 扩张的补充。因此，在亚太经济中，美是主宰，日只不过是美的配角。这些表现决定了“蜜 月”中美的主导和日的从属地位，日的利益必须服从美的利益。在论及50年代不平等的美日 经济关系时，永野信利指出：“当时的日美关系，打个比方来说，好像贫苦人家的高材生到 有钱人家做女婿，是从生活到大学的费用均受到照顾的那样一种关系。虽然，内心即使对养 父养母那种强加于人的态度不满（例如：在强行要求对台湾问题的选择上），都不能提出异议 。”[15]（第182页）“吉田书简”是永野信利之言的最好注脚。1951年10月，首相吉田茂在 国会的答辩中表达了不想完全按美的旨意行事的想法和有可能与新中国建交的愿望。吉田之 言传到美，国务院立即对日政府施压，吉田被迫发表“吉田书简”，承诺按美的意志行事： 在对华关系上，只与台湾当局建交。日被迫违背自己的主观意愿和民族利益，追随美的对华 政策达20余年之久，拒绝与新中国建立官方政治和经济关系，宁愿购买比中国原料昂贵得多 的美原料。直到70年代初美国政府背着日与中国进行邦交正常化的努力时，日才发现上了美 的当。不过，随着日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美实力的削弱（因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种地位 不平等的程度渐渐地发生着有利于日的变化。约从60年代中期开始，亚太经济中的美日关系 逐渐呈现出全新的内容和特点：激烈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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