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武士道善恶观与军国主义战争观
娄贵书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1期
【原文出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贵阳)2001年04期第39～43页
【英文标题】The Bushido Good and Evil Views and Militarism
【作者简介】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贵州 贵阳 550001/Dept.of History Guizhou Normal Un 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01,China
【日 期】收稿日期：2001-06-28
【关 键 词】善恶观/利己原则/战争观good and evil view/egoism/approved war
明治以来日本人的善恶观，直接来自武士为军国主义战争服务的武士道善恶观。最突出的 特 征就是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以本民族的利益得失作为衡量善与恶、衡量自身行为正确与否 的标准。为了满足“日本的利益”，他们“见佛杀佛、见祖杀祖”，完全不考虑行动本身 是否危害其它民族的利益，是否违背人类天理正义的伟大法则——不为害。19世纪70年代至 20 世纪40年代，日本人发动和参与了10多次对外侵略战争，将血与火的灾难强加给其他民族； 军国主义战争中举世无双的民族疯狂，与德国人迥然不同的二战史观等等，都与武士道善恶 观密不可分。
本文拟从只属于日本人的武士道善恶观，阐析日本人的军国主义战争观。
一、封建武士的善恶观
道德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与规范的总和，既是一种善恶评价，又是一种行为标 准，人们的言行举止、价值取向、思维定势、行为方式都与道德息息相关。现代日本人的道 德直接来自于封建武士的道德。1899年，日本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新渡户稻造明确指出：“ 知识的以及道德的日本，直接间接的都是武士道的产物。”[1](P91)美国学者贝拉也说：“ 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及近代已成了国家伦理，至少占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2 ](P111)
道德的基础是利益，核心内容是调整人我己群的利益关系，武士道就是武士的切身利益和 生存条件的反映。
武士的利益与生存条件最鲜明的特征：一是切身利益和生存条件自始就与战争有着不解之 缘，武士适应武力夺取或保障政治经济权益之需要而产生，以刀枪为谋生工具，以攻城掠地 为职业，战争之事越多，武士的权力越大、地位越高、利益越丰。因此，“武士缺乏尊重人 的生命的心情，满不在乎的残害生灵，具有强烈的非人性的一面。”[3](P89)二是不直接掌 握自己的切身利益与生存条件，特别是在德川时代，经济收入由源于土地转变为源于俸禄， “除俸禄外，没有其它一文一粒收入来源”，[4](P308)离开主君的俸禄便不能生存。
10世纪以降，武士都生活在自己的利益共同体——武士团之中，只有依附于武士团，武士 的权益才有保障，加入武士团，便意味着自己的命运与武士团之兴衰融为一体。切身利益与 生存条件要求他们以群体利益为依归，通过群体实现人生理想，为群体负责与献身是他们的 首要伦理与义务。“个体的短暂的生命经由对整体的奉献而得到延伸甚至于永生；一己私欲 的卑小通过对公的转化而得到光大乃至永恒。”[5](PP13-14)
作为战争之道而产生与不断完善起来的武士道，典型地体现了封建道德崇尚暴力、崇尚战 争、视掠夺为荣的基本特征，其善恶观主要表现为：
第一、忠诚至上，绝对服从，以“忠”为核心和灵魂，以“忠”为最大的善。“忠”在武 士的名誉信条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武家社会的核心价值。“它是把各种封建道德联结 成一个匀称的拱门的拱心石。”[1](P50)表现为“仆人必须为主君牺牲自己的一切”，鞠躬 尽瘁、死后方休；表现为无条件的、不问是非的绝对服从。只有甘为主君献出生命、绝对克 制自我、无条件服从主君命令的人，才是忠臣。可见，武士道最大的善行——忠诚与服从， 是超越政治是非的愚忠与盲从。
其次、利己原则，相对主义，以所属群体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以所属群体的利益得失为善 与恶的唯一标准。为了本集团的利益“见佛杀佛、见祖杀祖”，将实现本集团利益的残暴手 段视为正义行为。标榜“内和外争”，群体内部以和为贵，讲求“忠”、“诚”、“信”、 “义”等道德；群体之外以争为先，强调“武勇”，不惜以一切手段削弱甚至消灭与自己处 于对立状态的群体，完全不考虑自己的行动本身是否与正义相悖。
其三、强权政治，弱肉强食，以武为本。武家军人政治战胜天皇朝廷的贵族政治，所依赖 的是武力；武家政治和权力结构的基础是武力；武士个人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经济收益 ，也主要取决于现实的武力。崇尚武力的社会，必然奉行弱肉强食的法则。
其四、崇尚战争，掠夺光荣，以战争体现人生价值。武士是中世纪军国主义的力行者，其 权力、地位、荣誉和财富统统源于战争。武士道是主君役使武士全身心投入战争的道德，将 通过战争获取财富视为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武士杀伐征战的 真正目的，绝不是什么“天理”或抽象的社会理想，而是自己现实的物质利益。
其五、赞美献身，超越是非，以为“公”、为群体、为武士精神为善行，以为一己私利而 丧失武士精神为恶行。楠木正成支持天皇中兴，1336年兵败后自杀，死前说将永远效忠天皇 ，“七生报国”，被推崇为武士道的典范和楷模，还掀起了建立祭祀正成的神社运动。“赤 穗四十七武士”为了洗刷先主蒙受的耻辱，置幕府的有关法令于不顾，杀死令先主受辱的幕 府重臣，事后虽被幕府法律处以“腹刑”，但是武家社会还是将其行为视为正义之举，将他 们视为英雄和忠臣。
其六、集团行为，一致对外，采取整齐划一的集团行为。武家时代，武士都依附于某一武 士团；战争是武士团之间的战争，战事是团队行为。数百年团队行为的频繁战事，使武士很 早就接受了团体行为模式的训练，养成了合作与协调的群体精神、群体行为方式。每一个武 士集团都是“同生共死”的利益共同体；每一位武士的身家性命、兴衰荣辱都完全寄托在集 团身上。武士之所以视藩为家，对群体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对集团 负责，根源在于只有依靠群体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
道德以群体监督、舆论褒贬和内心自省劝人弃恶从善；宗教宣扬因果报应，借助鬼、神、 上帝等神秘的力量劝人弃恶从善。武士道虽属伦理道德，但它所依靠的既不是神秘的威胁力 量，也不完全是道德力量，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名誉、地位、权力和财富。武家主从关系的基 础是主君的“恩惠”和家臣的“忠诚”。家臣的利害掌握在主君手中，只有切实“为主尽忠 ”，主君才会施以恩惠——经济利益。违反武士道，就会丧失武士的身份和全家赖以为生的 经济来源，并在精神上永世不得翻身。这种以利益为基础的治理手段，现实生活中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统治体制，赋予了武士道超契约、超法律的约束力。正如美国学者威尔·杜兰 的研究：武士道对武士的拘束力远在一般法律之上。[6](P977)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也说： “武士道在道德史上所占的地位，恐怕和英国宪法在政治史上所占有的地位一样。”[1](P1 5)
简而言之，武士道的善恶观是以本群体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以本群体的利益得失为标准的 善恶观，“武士崇尚的献身与武勇精神的真谛在于换取主君的恩赏与扬名天下”，[7](P298 )在于为子孙后代争取武士的权利与地位。
二、现代日本人的善恶观
明治以来日本人的善恶观，源自封建武士的善恶观。赖肖尔也说：“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 强烈的效忠、尽职、自我约束和自我牺牲精神，仍是形成现代日本人性格的因素。”[8](P5 7) 5世纪，日本形成初步统一的国家，8～9世纪武士产生，10世纪迅速崛起，12世纪建立武家 军人统治。武士兴起和武士治国期间，正是日本精神文化、民族性格形成和积淀的时期。12 ～19世纪，武士长期把持国家政权，决定社会的核心价值和道德取向。武士精神必然会内化 在日本文化和国民性中，并形成稳定的社会心态，从而使当今日本人精神文化和民族性格无 不打上武士道的烙印。
现代日本人与封建武士一脉相承的善恶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忠诚至上，“以国为家”，天皇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天皇，忠于天皇就是善与正义 ，由此形成了日本人忠于天皇、忠于集团、忠于职守的社会意识和内部凝聚力。“在明治时 代以后，通过义务教育人民已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忠于天皇和孝顺父母是最大的美德。如果 一个人不能表示忠于天皇，就会给父母招致不快，因此也就是不孝。”[9](P130)赖肖尔也 指出：“就理论上讲，所有日本人活着只是为了报答天皇的‘仁慈’；成千上万的士兵情愿 为天皇而战死国外疆场。在其他现代国家中，人们见过对国旗的崇拜，但战前的日本人对作 为民族统一象征的天皇的崇拜，大概要算是这种现代民族主义现象的最极端的例子”。[8]( P240)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的70多年间，特别是在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中，所谓“忠 于天皇”曾令整个大和民族为之疯狂。为了忠诚，他们践踏人类公理正义、危害人类和平， 在别国土地上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森岛通夫也承认：“确实，日本在战争中制造的暴行已 经达到了极限。个人疯狂这是事实，更严重的是民族的疯狂，非常遗憾，日本从30年代至40 年代的前半期，一直处于这种疯狂的状态。”[10](P313)
其次，相对原则，内外有别，封建武士的道德只属于集团内部，现代日本人的道德和价值 标准只属于大和民族。在民族内部以严守道德著称的日本人，在国际舞台上却不受道德约束 ，为了达到目的，他们肆无忌惮地用尽一切欺诈手段。大和民族在骨子里就不接受其它民族 ，总是将其他国家视为敌国或潜在的敌国，充满戒备心理，随时准备刀枪相见。民族内部奉 行“和”与“协商”高于一切的原则，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法律解决矛盾；对其他民族，他 们却动辄便施以暴力。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始终未能取信于人，与他们内外不一的道德标准密 切相关。
其三，利己原则，以我为本，以大和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认为“日本是万国之本的国 家”，应该建立“八纮一宇”的世界秩序，由日本天皇统治全世界。以大和民族的利益得 失作为衡量自身行为的善恶标准，根本不考虑行为本身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共有的善恶标准。 近代以来发动过对外侵略战争的国家也不少，但日本国民的高度疯狂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国 民，而国民的反战运动却远不能与其它国家相比，根源就在于国民也认为战争是为了大和民 族的利益。在日本二战军人的回忆录中，不乏谴责战争的言论，然而，他们之所以谴责战争 ，往往是出于战争也让日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不是因为战争给其它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 难。
其四，崇尚武力，弱肉强食，奉行武士消灭他人、壮大自己的法则，承袭武士以战争扩大 财富的天性。为了满足日本人对土地根深蒂固的强烈欲望，明治维新以来，他们发动了一次 次扩张战争，除二战外，这些战争都使日本人获得了极大的利益。战争满足了日本对土地与 财富的欲望，日本人又更加疯狂地投身于下一轮掠夺战争。明治以来，日本人发动战争的目 的，都是为了掠夺。森岛通夫也承认，“明治以后，日本人侵犯大陆所贪图的就是土地：夸 张一点说，这种对土地的渴望并非出于将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需求，而纯粹是一种对空间的 占有欲。……所谓‘大东亚战争’，归根到底，日本人梦寐以求的还是在于获得领地。”[1 0] (P254)
其五，超越恩仇，超越是非，只要对大和民族有利、只要是为了群体和民族利益，都能得 到国民的宽容、同情与崇敬。伯理以坚船快炮打开日本国门，其行径无疑具有殖民主义者的 性质，然而，日本人却在当年伯理登陆的地方，为其建起高大的石碑，伊藤博文亲自手书： “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东京市中心也有伯理的半身铜像。日本人不是将 伯理视为侵略者，而是视之为恩人和文明传播者，因为他教给了日本人如何进行殖民侵略。 福泽谕吉说：“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彷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 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11]现代日本当权者将不仅给世界人民造成过灾难，也令日本 付出巨大代价的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作为“英灵”供奉于靖国神社。每年8月，政界要人 置世界人民的正义呼声于不顾，纷纷前去参拜战犯亡灵，国民前往参拜者更是络绎不绝。
现代日本人的善恶观，直接源于封建武士的善恶观，以“日本的利益”得失作为衡量善与 恶的惟一标准，基本特征是强烈的利己性、排他性和极端性。
三、现代日本人的战争观
明治以后，武士道“以我为本”的善恶观被近现代日本人发挥得淋漓尽致，以“忠于天皇 ”和“日本的利益”为至高无上的善行，根本不考虑谋求本民族利益的行为本身是否会损害 其它民族的利益，是否符合人类共有的正义法则。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和参与了10多次对外侵略战争，不仅国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战运动， 而且国民还狂热地献身于军国主义战争。溯本探源，就在于武士道善恶观支配下的大和民族 ，继承了武士的战争观，在感情上和利益上认为扩张战争是“忠君爱国”的需要，是关系到 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圣战”，赞同以战争满足大和民族的利益。
武士道善恶观使现代日本人秉承封建武士以掠夺为荣的道德观念，明治以来的10多次对外 战争，除大东亚战争外，都给日本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战争暴发户”使日本在明治维新 后短短50年间，就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1928年，戴季陶就明确指出：“日本民族之 有今天，完全是几次战争的结果。”[12](P92)森岛通夫也说：“确实，打赢战争意味着获 得大量赔款，新的领土，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市场。这一切也使日本人民误认为战争是一种有 利可图的事。”[9](P129)
武士道善恶观支配的日本军人，跨越了生命之界，要么以军刀杀人，要么以军刀自杀。这 支人性尽失、充满兽性的军队，在别国土地上以虐杀为乐事，以奸淫为快事。杀人魔王希特 勒知道日军在中国制造的暴行后也自叹不如，大骂日军不是人。然而，日军《陆战》课讲义 却宣称：“打了胜仗之后和在追击敌人时，掠夺、抢劫和强奸妇女，反而可以鼓舞士气…… ”。[13](P16)日本原玉川大学教授若槻泰雄先生，在中国生活了17年并亲自参加过侵华战 争，耳闻目睹了日军的种种非人道暴行。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践踏战时 国 际法，干了大量虐待俘虏、屠杀民众、使用暴力、抢劫掠夺、肆意放火、强迫劳动、奸淫妇 女等残暴行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据估计，仅杀害手无寸铁的一般群众一项恐怕就 要超过上千万人。”“上至上将军官，下到一般士兵，在他们的《战争回忆录》中不乏‘烧 、杀、抢、掠’的证明材料。我本人也直接有过一些见闻。”[13](P103)日本军人在制造惨 绝人寰的暴行时，没有丝毫罪恶感，武士道善恶观起了极坏的作用。武士道军队丧心病狂的 非人性和极端性，还表现为只知道杀人和自杀。弹尽粮绝之际，集体向对方发动自杀式冲锋 ，败局已定之时，仍然坚持“以进攻为原则”，日军中出现了数百支各式各样的“神风特攻 队”，以肉体作武器进行自杀性进攻。
德国和日本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都有着一段血与火的黑暗历史，但两国的二 战史观却迥然不同。
德国毫不隐讳侵略历史，勇于承担战争责任。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历届领导人 都坦率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和罪行，并利用一切机会主动向受害国和受害民族频频道歉、真 诚 谢罪。1970年和1995年，勃兰特和科尔总理甚至在受害者纪念碑前下跪，代表国家和人民向 被害国家和民族公开道歉、谢罪。1994年，法院宣布：凡否认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言行均 属犯罪。1995年，建立命名为“恐怖之地”的纪念馆，让一代代青年人了解德国历史上最不 光彩的一页。1977年，西德总统谢尔严肃批评学校在历史教学中不讲希特勒罪恶的倾向。19 78年，西德各州教育部长联席会议专门通过决议，要求在学校教育中坚决抵制对“第三帝国 ”及其代表人物所犯罪行的掩饰和美化。西德政府还主动与法国、波兰、以色列等受害国建 立教科书双边委员会，充分听取受害国的意见。
自阿登纳总理表示要对纳粹罪行进行赔偿起，西德政府就开始有计划地向受害国支付了巨 额 赔偿，据统计，到1993年1月，联邦德国和统一后的德国已支付战争赔款904.93亿马克，计 划到2030年再支付317.72亿马克，总数约合866亿美元。对那些在纳粹统治下受过迫害但未 提出个人赔偿要求的人，也主动进行赔偿。
日本却是另一番景象。战后20多位首相中，只有前者相细川护熙承认当年的战争是侵略战 争，然而，这一态度也因朝野强烈反对而不得不改口为侵略行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奥野 诚亮、桥本龙太郎等10余位内阁大臣公开否认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
1978年，日本公然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2000余名乙、丙级战犯的牌位以“昭和殉 难者”的名义“请进”靖国神社，供人参拜。1983年和1985年，首相中曾根康弘两次以公职 身份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首相桥本龙太郎再次以公职身份率阁僚参拜靖国神社。2001年 ，小泉首相更是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参拜靖国神社。1980年，经官方批准在巢鸭监 狱刑场遗址建起一座高2米的石碑，纪念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1982年，福冈中央 区国有土地上又树起一座高7.3米、重130余吨的纪念碑，全面肯定“圣战”。1995年，又在 靖国神社旁修建纪念馆，展出战争期间军人使用过的物品，悼念侵略者的亡灵。
日本的历史教育更是极力否认和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教科书风波绵绵不绝。2001年，日 本文部省竟不顾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通过了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历史教科书。
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日本奉行将赔偿减低到最小的原则。据统计，战后以来日本仅向受害 国支付了60亿美元。对近年来亚太地区一浪高过一浪的民间索赔要求，采取拒不认账、拒不 赔 偿的态度。
武士道与生俱来的军国主义善恶观，既是日本军国主义最主要的思想驱动力，也是日本人 战争观与二战史观的根源。主要表现为：首先，武士道作为战争之道，认为弱肉强食是天经 地义的，认为以战争获取财富是光荣的，认为战争不存在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而且还刺激人 们认同和积极参与战争。千余年间的武士道群体监督、舆论褒贬和内心自省，都将战争视为 善的、正义的，激励人们献身于战争。
其次，武士道善恶观的利益主导原则不承认战争罪行。明治以后，武士道的利益主导原则 成了大和民族的共同理念。19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人发动对外战争的目的或主导原则，都 是基于日本人的民族利益。二战虽以失败告终，但日本并未向德国那样为侵略战争付出应有 的代价，未吃过作为侵略者的苦果。
其三，武士道善恶观的名誉意识不承认战争罪行。名誉是武士的立足之本，为了忠诚、武 勇、服从和群体的名誉，武士不问是非曲直，不惜杀人放火、不惜触犯法律、不惜掉脑袋。 明治以后，国民为了忠于天皇和“日本的利益”的名誉，可以无所不为。
其四，武士道善恶观的愚忠意识不承认战争罪行。明治以后，武士道和神道教一样演变成 了“天皇教”。天皇既是教主，又是现人神——化为人形的神，效忠天皇是国民的最高道德 和善行。战争机器的主要操纵者和战争的最高责任人天皇不承认侵略、不认罪，充满愚忠意 识的国民不可能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而且认为二战后国际社会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正 表明“天皇无罪，没有责任”，效忠天皇、为天皇捐躯的国民自然也没有罪。
日本人的战争观和二战史观乃是武士道善恶观的痼疾所致，长期积淀下来的善恶观和思维 方式，不可能通过强制手段彻底清除，不会因为一次战败而迅速消失。战后几十年来的历史 事实表明，日本人的善恶观依然未变。
人类社会的种种伦理道德中，惟有武士道视战争为本能需求，以为战争服务为己任，认同 一切对外战争。也只有武士道的善恶观认为对外战争都是善的、正义的，并将战争提升到与 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互动关系的高度。现代日本人认同战争，以大和民族的利益 为最高利益的善恶观，导致大和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心态、行为方式都与其它民族不同， 善与恶标准也相距甚远。因此，有美国学者说：“日本人对事物及思想的理解和反映与欧美 人不同，对善与恶的感觉也未必一致”。[14](P116)使日本人比较容易把残暴说成是达到光 荣的手段，从而煽起日本人进行冒险。[15](P310)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1期
【原文出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贵阳)2001年04期第39～43页
【英文标题】The Bushido Good and Evil Views and Militarism
【作者简介】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贵州 贵阳 550001/Dept.of History Guizhou Normal Un 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01,China
| 【内容提要】 | The Bushido good and evil views were set up on the Iapanese feudal warriors in terest and existence.After 1868s Reform the modern japanese good and evil views w ere formed.It put the japanese interests on other national interests.The japanes e interests gain and loss had became an only stantart which judged good or evil,c orrect or wrong.This egoism good and evil views approved all the japanese aggres siveness.In the japanese views,japanese aggressiveness became the holy war for t he japanese interests,the wars outrages became the just acts for the japanese in terests.ln the modern japanese militarisms war,The japanese militarists commited many atrocity of unparalled savagery,they not only never plead guilty,but also distort history and pretlify japanese aggressiveness.All of these orignates in t he unique Bushido good and evil views. |
【关 键 词】善恶观/利己原则/战争观good and evil view/egoism/approved war
本文拟从只属于日本人的武士道善恶观，阐析日本人的军国主义战争观。
一、封建武士的善恶观
道德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与规范的总和，既是一种善恶评价，又是一种行为标 准，人们的言行举止、价值取向、思维定势、行为方式都与道德息息相关。现代日本人的道 德直接来自于封建武士的道德。1899年，日本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新渡户稻造明确指出：“ 知识的以及道德的日本，直接间接的都是武士道的产物。”[1](P91)美国学者贝拉也说：“ 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及近代已成了国家伦理，至少占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2 ](P111)
道德的基础是利益，核心内容是调整人我己群的利益关系，武士道就是武士的切身利益和 生存条件的反映。
武士的利益与生存条件最鲜明的特征：一是切身利益和生存条件自始就与战争有着不解之 缘，武士适应武力夺取或保障政治经济权益之需要而产生，以刀枪为谋生工具，以攻城掠地 为职业，战争之事越多，武士的权力越大、地位越高、利益越丰。因此，“武士缺乏尊重人 的生命的心情，满不在乎的残害生灵，具有强烈的非人性的一面。”[3](P89)二是不直接掌 握自己的切身利益与生存条件，特别是在德川时代，经济收入由源于土地转变为源于俸禄， “除俸禄外，没有其它一文一粒收入来源”，[4](P308)离开主君的俸禄便不能生存。
10世纪以降，武士都生活在自己的利益共同体——武士团之中，只有依附于武士团，武士 的权益才有保障，加入武士团，便意味着自己的命运与武士团之兴衰融为一体。切身利益与 生存条件要求他们以群体利益为依归，通过群体实现人生理想，为群体负责与献身是他们的 首要伦理与义务。“个体的短暂的生命经由对整体的奉献而得到延伸甚至于永生；一己私欲 的卑小通过对公的转化而得到光大乃至永恒。”[5](PP13-14)
作为战争之道而产生与不断完善起来的武士道，典型地体现了封建道德崇尚暴力、崇尚战 争、视掠夺为荣的基本特征，其善恶观主要表现为：
第一、忠诚至上，绝对服从，以“忠”为核心和灵魂，以“忠”为最大的善。“忠”在武 士的名誉信条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武家社会的核心价值。“它是把各种封建道德联结 成一个匀称的拱门的拱心石。”[1](P50)表现为“仆人必须为主君牺牲自己的一切”，鞠躬 尽瘁、死后方休；表现为无条件的、不问是非的绝对服从。只有甘为主君献出生命、绝对克 制自我、无条件服从主君命令的人，才是忠臣。可见，武士道最大的善行——忠诚与服从， 是超越政治是非的愚忠与盲从。
其次、利己原则，相对主义，以所属群体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以所属群体的利益得失为善 与恶的唯一标准。为了本集团的利益“见佛杀佛、见祖杀祖”，将实现本集团利益的残暴手 段视为正义行为。标榜“内和外争”，群体内部以和为贵，讲求“忠”、“诚”、“信”、 “义”等道德；群体之外以争为先，强调“武勇”，不惜以一切手段削弱甚至消灭与自己处 于对立状态的群体，完全不考虑自己的行动本身是否与正义相悖。
其三、强权政治，弱肉强食，以武为本。武家军人政治战胜天皇朝廷的贵族政治，所依赖 的是武力；武家政治和权力结构的基础是武力；武士个人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经济收益 ，也主要取决于现实的武力。崇尚武力的社会，必然奉行弱肉强食的法则。
其四、崇尚战争，掠夺光荣，以战争体现人生价值。武士是中世纪军国主义的力行者，其 权力、地位、荣誉和财富统统源于战争。武士道是主君役使武士全身心投入战争的道德，将 通过战争获取财富视为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武士杀伐征战的 真正目的，绝不是什么“天理”或抽象的社会理想，而是自己现实的物质利益。
其五、赞美献身，超越是非，以为“公”、为群体、为武士精神为善行，以为一己私利而 丧失武士精神为恶行。楠木正成支持天皇中兴，1336年兵败后自杀，死前说将永远效忠天皇 ，“七生报国”，被推崇为武士道的典范和楷模，还掀起了建立祭祀正成的神社运动。“赤 穗四十七武士”为了洗刷先主蒙受的耻辱，置幕府的有关法令于不顾，杀死令先主受辱的幕 府重臣，事后虽被幕府法律处以“腹刑”，但是武家社会还是将其行为视为正义之举，将他 们视为英雄和忠臣。
其六、集团行为，一致对外，采取整齐划一的集团行为。武家时代，武士都依附于某一武 士团；战争是武士团之间的战争，战事是团队行为。数百年团队行为的频繁战事，使武士很 早就接受了团体行为模式的训练，养成了合作与协调的群体精神、群体行为方式。每一个武 士集团都是“同生共死”的利益共同体；每一位武士的身家性命、兴衰荣辱都完全寄托在集 团身上。武士之所以视藩为家，对群体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对集团 负责，根源在于只有依靠群体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
道德以群体监督、舆论褒贬和内心自省劝人弃恶从善；宗教宣扬因果报应，借助鬼、神、 上帝等神秘的力量劝人弃恶从善。武士道虽属伦理道德，但它所依靠的既不是神秘的威胁力 量，也不完全是道德力量，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名誉、地位、权力和财富。武家主从关系的基 础是主君的“恩惠”和家臣的“忠诚”。家臣的利害掌握在主君手中，只有切实“为主尽忠 ”，主君才会施以恩惠——经济利益。违反武士道，就会丧失武士的身份和全家赖以为生的 经济来源，并在精神上永世不得翻身。这种以利益为基础的治理手段，现实生活中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统治体制，赋予了武士道超契约、超法律的约束力。正如美国学者威尔·杜兰 的研究：武士道对武士的拘束力远在一般法律之上。[6](P977)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也说： “武士道在道德史上所占的地位，恐怕和英国宪法在政治史上所占有的地位一样。”[1](P1 5)
简而言之，武士道的善恶观是以本群体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以本群体的利益得失为标准的 善恶观，“武士崇尚的献身与武勇精神的真谛在于换取主君的恩赏与扬名天下”，[7](P298 )在于为子孙后代争取武士的权利与地位。
二、现代日本人的善恶观
明治以来日本人的善恶观，源自封建武士的善恶观。赖肖尔也说：“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 强烈的效忠、尽职、自我约束和自我牺牲精神，仍是形成现代日本人性格的因素。”[8](P5 7) 5世纪，日本形成初步统一的国家，8～9世纪武士产生，10世纪迅速崛起，12世纪建立武家 军人统治。武士兴起和武士治国期间，正是日本精神文化、民族性格形成和积淀的时期。12 ～19世纪，武士长期把持国家政权，决定社会的核心价值和道德取向。武士精神必然会内化 在日本文化和国民性中，并形成稳定的社会心态，从而使当今日本人精神文化和民族性格无 不打上武士道的烙印。
现代日本人与封建武士一脉相承的善恶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忠诚至上，“以国为家”，天皇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天皇，忠于天皇就是善与正义 ，由此形成了日本人忠于天皇、忠于集团、忠于职守的社会意识和内部凝聚力。“在明治时 代以后，通过义务教育人民已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忠于天皇和孝顺父母是最大的美德。如果 一个人不能表示忠于天皇，就会给父母招致不快，因此也就是不孝。”[9](P130)赖肖尔也 指出：“就理论上讲，所有日本人活着只是为了报答天皇的‘仁慈’；成千上万的士兵情愿 为天皇而战死国外疆场。在其他现代国家中，人们见过对国旗的崇拜，但战前的日本人对作 为民族统一象征的天皇的崇拜，大概要算是这种现代民族主义现象的最极端的例子”。[8]( P240)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的70多年间，特别是在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中，所谓“忠 于天皇”曾令整个大和民族为之疯狂。为了忠诚，他们践踏人类公理正义、危害人类和平， 在别国土地上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森岛通夫也承认：“确实，日本在战争中制造的暴行已 经达到了极限。个人疯狂这是事实，更严重的是民族的疯狂，非常遗憾，日本从30年代至40 年代的前半期，一直处于这种疯狂的状态。”[10](P313)
其次，相对原则，内外有别，封建武士的道德只属于集团内部，现代日本人的道德和价值 标准只属于大和民族。在民族内部以严守道德著称的日本人，在国际舞台上却不受道德约束 ，为了达到目的，他们肆无忌惮地用尽一切欺诈手段。大和民族在骨子里就不接受其它民族 ，总是将其他国家视为敌国或潜在的敌国，充满戒备心理，随时准备刀枪相见。民族内部奉 行“和”与“协商”高于一切的原则，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法律解决矛盾；对其他民族，他 们却动辄便施以暴力。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始终未能取信于人，与他们内外不一的道德标准密 切相关。
其三，利己原则，以我为本，以大和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认为“日本是万国之本的国 家”，应该建立“八纮一宇”的世界秩序，由日本天皇统治全世界。以大和民族的利益得 失作为衡量自身行为的善恶标准，根本不考虑行为本身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共有的善恶标准。 近代以来发动过对外侵略战争的国家也不少，但日本国民的高度疯狂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国 民，而国民的反战运动却远不能与其它国家相比，根源就在于国民也认为战争是为了大和民 族的利益。在日本二战军人的回忆录中，不乏谴责战争的言论，然而，他们之所以谴责战争 ，往往是出于战争也让日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不是因为战争给其它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 难。
其四，崇尚武力，弱肉强食，奉行武士消灭他人、壮大自己的法则，承袭武士以战争扩大 财富的天性。为了满足日本人对土地根深蒂固的强烈欲望，明治维新以来，他们发动了一次 次扩张战争，除二战外，这些战争都使日本人获得了极大的利益。战争满足了日本对土地与 财富的欲望，日本人又更加疯狂地投身于下一轮掠夺战争。明治以来，日本人发动战争的目 的，都是为了掠夺。森岛通夫也承认，“明治以后，日本人侵犯大陆所贪图的就是土地：夸 张一点说，这种对土地的渴望并非出于将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需求，而纯粹是一种对空间的 占有欲。……所谓‘大东亚战争’，归根到底，日本人梦寐以求的还是在于获得领地。”[1 0] (P254)
其五，超越恩仇，超越是非，只要对大和民族有利、只要是为了群体和民族利益，都能得 到国民的宽容、同情与崇敬。伯理以坚船快炮打开日本国门，其行径无疑具有殖民主义者的 性质，然而，日本人却在当年伯理登陆的地方，为其建起高大的石碑，伊藤博文亲自手书： “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东京市中心也有伯理的半身铜像。日本人不是将 伯理视为侵略者，而是视之为恩人和文明传播者，因为他教给了日本人如何进行殖民侵略。 福泽谕吉说：“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彷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 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11]现代日本当权者将不仅给世界人民造成过灾难，也令日本 付出巨大代价的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作为“英灵”供奉于靖国神社。每年8月，政界要人 置世界人民的正义呼声于不顾，纷纷前去参拜战犯亡灵，国民前往参拜者更是络绎不绝。
现代日本人的善恶观，直接源于封建武士的善恶观，以“日本的利益”得失作为衡量善与 恶的惟一标准，基本特征是强烈的利己性、排他性和极端性。
三、现代日本人的战争观
明治以后，武士道“以我为本”的善恶观被近现代日本人发挥得淋漓尽致，以“忠于天皇 ”和“日本的利益”为至高无上的善行，根本不考虑谋求本民族利益的行为本身是否会损害 其它民族的利益，是否符合人类共有的正义法则。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和参与了10多次对外侵略战争，不仅国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战运动， 而且国民还狂热地献身于军国主义战争。溯本探源，就在于武士道善恶观支配下的大和民族 ，继承了武士的战争观，在感情上和利益上认为扩张战争是“忠君爱国”的需要，是关系到 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圣战”，赞同以战争满足大和民族的利益。
武士道善恶观使现代日本人秉承封建武士以掠夺为荣的道德观念，明治以来的10多次对外 战争，除大东亚战争外，都给日本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战争暴发户”使日本在明治维新 后短短50年间，就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1928年，戴季陶就明确指出：“日本民族之 有今天，完全是几次战争的结果。”[12](P92)森岛通夫也说：“确实，打赢战争意味着获 得大量赔款，新的领土，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市场。这一切也使日本人民误认为战争是一种有 利可图的事。”[9](P129)
武士道善恶观支配的日本军人，跨越了生命之界，要么以军刀杀人，要么以军刀自杀。这 支人性尽失、充满兽性的军队，在别国土地上以虐杀为乐事，以奸淫为快事。杀人魔王希特 勒知道日军在中国制造的暴行后也自叹不如，大骂日军不是人。然而，日军《陆战》课讲义 却宣称：“打了胜仗之后和在追击敌人时，掠夺、抢劫和强奸妇女，反而可以鼓舞士气…… ”。[13](P16)日本原玉川大学教授若槻泰雄先生，在中国生活了17年并亲自参加过侵华战 争，耳闻目睹了日军的种种非人道暴行。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践踏战时 国 际法，干了大量虐待俘虏、屠杀民众、使用暴力、抢劫掠夺、肆意放火、强迫劳动、奸淫妇 女等残暴行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据估计，仅杀害手无寸铁的一般群众一项恐怕就 要超过上千万人。”“上至上将军官，下到一般士兵，在他们的《战争回忆录》中不乏‘烧 、杀、抢、掠’的证明材料。我本人也直接有过一些见闻。”[13](P103)日本军人在制造惨 绝人寰的暴行时，没有丝毫罪恶感，武士道善恶观起了极坏的作用。武士道军队丧心病狂的 非人性和极端性，还表现为只知道杀人和自杀。弹尽粮绝之际，集体向对方发动自杀式冲锋 ，败局已定之时，仍然坚持“以进攻为原则”，日军中出现了数百支各式各样的“神风特攻 队”，以肉体作武器进行自杀性进攻。
德国和日本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都有着一段血与火的黑暗历史，但两国的二 战史观却迥然不同。
德国毫不隐讳侵略历史，勇于承担战争责任。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历届领导人 都坦率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和罪行，并利用一切机会主动向受害国和受害民族频频道歉、真 诚 谢罪。1970年和1995年，勃兰特和科尔总理甚至在受害者纪念碑前下跪，代表国家和人民向 被害国家和民族公开道歉、谢罪。1994年，法院宣布：凡否认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言行均 属犯罪。1995年，建立命名为“恐怖之地”的纪念馆，让一代代青年人了解德国历史上最不 光彩的一页。1977年，西德总统谢尔严肃批评学校在历史教学中不讲希特勒罪恶的倾向。19 78年，西德各州教育部长联席会议专门通过决议，要求在学校教育中坚决抵制对“第三帝国 ”及其代表人物所犯罪行的掩饰和美化。西德政府还主动与法国、波兰、以色列等受害国建 立教科书双边委员会，充分听取受害国的意见。
自阿登纳总理表示要对纳粹罪行进行赔偿起，西德政府就开始有计划地向受害国支付了巨 额 赔偿，据统计，到1993年1月，联邦德国和统一后的德国已支付战争赔款904.93亿马克，计 划到2030年再支付317.72亿马克，总数约合866亿美元。对那些在纳粹统治下受过迫害但未 提出个人赔偿要求的人，也主动进行赔偿。
日本却是另一番景象。战后20多位首相中，只有前者相细川护熙承认当年的战争是侵略战 争，然而，这一态度也因朝野强烈反对而不得不改口为侵略行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奥野 诚亮、桥本龙太郎等10余位内阁大臣公开否认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
1978年，日本公然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2000余名乙、丙级战犯的牌位以“昭和殉 难者”的名义“请进”靖国神社，供人参拜。1983年和1985年，首相中曾根康弘两次以公职 身份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首相桥本龙太郎再次以公职身份率阁僚参拜靖国神社。2001年 ，小泉首相更是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参拜靖国神社。1980年，经官方批准在巢鸭监 狱刑场遗址建起一座高2米的石碑，纪念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1982年，福冈中央 区国有土地上又树起一座高7.3米、重130余吨的纪念碑，全面肯定“圣战”。1995年，又在 靖国神社旁修建纪念馆，展出战争期间军人使用过的物品，悼念侵略者的亡灵。
日本的历史教育更是极力否认和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教科书风波绵绵不绝。2001年，日 本文部省竟不顾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通过了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历史教科书。
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日本奉行将赔偿减低到最小的原则。据统计，战后以来日本仅向受害 国支付了60亿美元。对近年来亚太地区一浪高过一浪的民间索赔要求，采取拒不认账、拒不 赔 偿的态度。
武士道与生俱来的军国主义善恶观，既是日本军国主义最主要的思想驱动力，也是日本人 战争观与二战史观的根源。主要表现为：首先，武士道作为战争之道，认为弱肉强食是天经 地义的，认为以战争获取财富是光荣的，认为战争不存在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而且还刺激人 们认同和积极参与战争。千余年间的武士道群体监督、舆论褒贬和内心自省，都将战争视为 善的、正义的，激励人们献身于战争。
其次，武士道善恶观的利益主导原则不承认战争罪行。明治以后，武士道的利益主导原则 成了大和民族的共同理念。19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人发动对外战争的目的或主导原则，都 是基于日本人的民族利益。二战虽以失败告终，但日本并未向德国那样为侵略战争付出应有 的代价，未吃过作为侵略者的苦果。
其三，武士道善恶观的名誉意识不承认战争罪行。名誉是武士的立足之本，为了忠诚、武 勇、服从和群体的名誉，武士不问是非曲直，不惜杀人放火、不惜触犯法律、不惜掉脑袋。 明治以后，国民为了忠于天皇和“日本的利益”的名誉，可以无所不为。
其四，武士道善恶观的愚忠意识不承认战争罪行。明治以后，武士道和神道教一样演变成 了“天皇教”。天皇既是教主，又是现人神——化为人形的神，效忠天皇是国民的最高道德 和善行。战争机器的主要操纵者和战争的最高责任人天皇不承认侵略、不认罪，充满愚忠意 识的国民不可能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而且认为二战后国际社会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正 表明“天皇无罪，没有责任”，效忠天皇、为天皇捐躯的国民自然也没有罪。
日本人的战争观和二战史观乃是武士道善恶观的痼疾所致，长期积淀下来的善恶观和思维 方式，不可能通过强制手段彻底清除，不会因为一次战败而迅速消失。战后几十年来的历史 事实表明，日本人的善恶观依然未变。
人类社会的种种伦理道德中，惟有武士道视战争为本能需求，以为战争服务为己任，认同 一切对外战争。也只有武士道的善恶观认为对外战争都是善的、正义的，并将战争提升到与 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互动关系的高度。现代日本人认同战争，以大和民族的利益 为最高利益的善恶观，导致大和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心态、行为方式都与其它民族不同， 善与恶标准也相距甚远。因此，有美国学者说：“日本人对事物及思想的理解和反映与欧美 人不同，对善与恶的感觉也未必一致”。[14](P116)使日本人比较容易把残暴说成是达到光 荣的手段，从而煽起日本人进行冒险。[15](P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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