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美国“先德后日”战略的制定与中国抗日战场
韩永利/胡德坤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11期
【原文出处】《《世界现代史新论》》(京)2001年04期第64～89页
关于二战时期美国“先德后日”战略，国内外学术界都作了肯定的评价。但是，将这一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的地位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文章尚不多见。本文试就美国大战略的制定及中国战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一阐述。
一
二战中，美国“先德后日”战略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渊源。就其直接原因来说，促使美国订立战争战略的因素有两个：第一，1940年春夏之交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局面的结束，法西斯德国对美洲大陆战争威胁的加剧。德国在欧洲大陆迅疾的胜利不仅在短期内改变了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力量的战略对比，使国际关系格局严重失衡，同时也显示了希特勒德国极大的侵略野心和巨大的战争能力。第二，1940年9月德意日订立三国军事同盟条约，日本准备南进。这两点使美国认识到，美国面对的是“东西两方的敌人”，必须确立应对的战略。
1940年4月9日，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罗斯福意识到战争离美国不远，在4月15日的演讲中呼吁：“我们不能再抱任何幻想。又有人在重温世界大帝国的旧梦……。在欧洲发生的一切都直接地、有力地影响着本大陆的和平和幸福。”（注：Blum: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1938-1941,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1967,pp.419-26.）4月底挪威陷落，罗斯福认为：欧洲地区“冲突的扩大，…不仅在欧洲，而且必然在近东和远东、非洲以及北美、中美和南美洲造成深远和难以逆料的后果。”欧洲战局的发展，使罗斯福开始感到英法在欧洲大陆将可能失败，依靠欧洲大陆对峙保全美洲安全将不可能。因此，美国应有“迎战”的准备。5月的第一周，罗斯福政府安排海军官员讨论“基本作战计划”，并要求陆军部估计陆军需求。5月22日，陆军部建议，在一年之中，美国陆军的计划应严格限制在国家防御之上，伴之以“在南美进行防卫西半球的进攻—防御作战。”陆军部报告的主题就是确定“什么是我们不要去做的，什么是我们必须准备去做的。”（注：Watson: Prewar Plans and Preparation, Washington D.C.,1950,pp.105,156-68;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to Isolation, 1937-1940, New York, 1952,pp.469-76.）
促使美国拟就大战略的另一因素是来自远东的威胁。在德国发动对西北欧闪击战胜利之初，日本就开始积极准备南进，并于1940年7-9月间筹划和侵入印度支那北部，进而于9月27日与德国、意大利订立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这样，美国、英国、荷兰等在太平洋有重大利益和殖民地势力范围的西方国家又直接面临东方的战争威胁。12月29日，罗斯福发表广播演说，明确提到德意日签署的三国条约，指出：“三大国，两个在欧洲，一个在亚洲，共同构成对美国的威胁，因为这三国的扩张纲领和目标是对世界的控制。如果美国干扰他们实现这种纲领的话，他们最后的行动就将是联合起来对付美国。”（注：Hans-Adolf Jacobsen and Arther L.Smith,Jr: World War Ⅱ, Policy and Strategy: 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 England,1979,pp.132-133.）所以，美国要拟订的战略计划，就不单纯是防卫美国本土，而将是扩及欧亚非的世界大战略。加入外部战争与防卫美洲是相互关联的整体。
1940年春夏之交德国西线闪击战的迅速胜利，对美国形成完整的战争战略起到了催化和推进作用。5月30日陆军部完成了在英法盟军失败之后以保卫西半球为主体的计划。（注：马歇尔说：罗斯福和斯塔克“感到，我们不能兼顾子午线180度以外我们的属地，我们必须集中注意力于南美洲的局势”。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U.S.Army in World War Ⅱ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13.）但是，罗斯福很快就估计到英国政府和英伦三岛可以坚持，认为美国的战略计划不能建筑在最坏的准备之上。也就是说，不能完全以美洲防卫为基础。（注：1941年6月13日，罗斯福将他的估计交于军事首脑考虑并要求研究：“如认为这一估计是客观的，应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心理上作何准备。”6月26日，罗斯福又在声明中较详细地阐发对未来六个月形势的乐观估计。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U.S.Army in World War Ⅱ,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14.）6月27日，马歇尔在战略计划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先德后日”的战略构想：美国“应在太平洋采取完全的防卫行动，而在大西洋方面作主要努力。”但是，军方关于“在太平洋取守势态势”意见的基本点是消极的。如陆军计划署主任乔治·斯特朗将军所解释的：所谓太平洋防御态势就是“不干涉日本在东方的行动；放弃我们在中国的不稳定存在”。（注：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p.17-20.）9月，陆军计划署主任乔治·斯特朗将军又提出备忘录，强调美国面临的战略危险，即：法国崩溃后，轴心国可能占领法属北非，占据进军西半球的要地。其扩展方式为西向非洲，东向南美。只要英国守住，危险就不会迅疾到来。但是英国能坚持多久是未知数。鉴于美国实力不足的状况，需要获取相对安全和防卫准备的时间。但这一剩余时间维持的最大威胁来自与日本可能的战争，这将迫使美国舰队在太平洋战斗，而轴心国在大西洋的进攻就有直接的可能性。（注：William L.Langer and S.Everett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1940-1941,N-ew York, 1953,pp.176-78.）美国军事专家们最为反对的就是在远东采取强硬政策，认为这样“可能促使日本站在德国和意大利一边成为交战国，进一步限制我们为盟国所做的努力。”这些军事人员也强烈反对太平洋舰队留在珍珠港。（注：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15.）他们的意见显然对美国这一时期的远东政策产生了影响。
到1940年底，英国看来能顶住德国，利用英国抗德战斗而使美国防御推展跨越大西洋就成为现实的可能。11月4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上将建议与英国、加拿大、荷兰进行军事商议，并提出计划备忘录。在此基础之上，12月联合计划署拟订名为“美国的国防政策”的研究计划，准备参加美英参谋会谈。斯塔克认为美国应与英国合作，集中主要力量于大西洋；美国在太平洋与日本维持和平状态。即便发生战争，美国的行动也应是辅助性的，只能是对日实行经济封锁，配合英、荷防卫马来防线和荷属东印度（注：Langer and Gleason: Undeclared war, New York,1953,pp.118-21.）。陆军和海军参谋长联合备忘录阐明：美国无意于卷入针对日本的任何战争。”（注：Forrest C. Pogue, Cor-ge C, Marshall: Ordeal and Hope 1939-1942,New York,1966,p.127.Mark Skinner Watson, United 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Chief: Prewar Plan and Preparations, Washington D.C.,1950,pp.121-123.）对于西线，美国此时是积极的，如斯塔克所说：“我们将派遣强大的海军机动部队和空军部队到英国和地中海，……最终目的是占领葡萄牙和西班牙在非洲的岛屿和陆、海军基地，然后参与大规模的登陆进攻。”斯塔克、马歇尔认为在这样的战略原则之下，美国的远东政策就应重新定位。（注：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27.）
1941年1月中旬，罗斯福召集马歇尔和斯塔克参加三部长联席会议，会上，两位参谋总长和海军部长都认为：“美英都应阻止日本进入战争，……如果日本进入战争，美国在中太平洋和远东的作战应是有助于在大西洋或地中海的首要军事努力。”（注：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31.）1月29日至3月27日，美国陆海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与英国参谋长代表团在华盛顿举行参谋长会谈，确定最后报告"ABC-1"。（注：这次会议称为“ABC会议”(American-British Con-versation)，即美英会议。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参谋长代表辅助英国代表团进行讨论，但未被邀请正式参加会议。关于会议具体情况，见：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p.31-42.）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美英军事首脑在打败德国极其盟国的总目标和“先德后日”战略原则上完全一致，没有分歧。报告第13条(a)项规定：“鉴于德国是轴心国家的头号成员，大西洋和欧洲地区被考虑为决定性战场，美国首要的军事努力将被置于这一战场，美国军队在其他战场的战斗应是有助于这种努力。”(b)项规定：“鉴于英国海上交通受到威胁，美国在大西洋海军的首要任务将是保卫联合国家的船舶。美国的这种努力将集中于大西洋临近英国的西北部。在此概念之下，美国海军在地中海的努力应被视为次要。”(c)项规定：“维持现实英国及其盟国军队在，或者邻近地中海盆地的军事地位，阻止轴心国在北非的控制进一步扩展是极其重要的。”(d)项规定：“即便日本最初未加入轴心国一边的战争，联合国家配置军力以防备日本最终卷入战争也仍然是必须的。如果日本进入战争，在远东的军事战略将是防御性的。美国不准备补充在远东的现实军事力量，但是将利用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周密计划的情况下，以进攻方式削弱日本经济实力，通过从马来西亚转移开日本军队的方式支持马来要塞的防御作战。美国准备增援自己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军事力量以缓解英国在该地的压力，并使英国能抽调军队去远东。”(f)项规定：“联合国家陆军首要的防卫作用是保卫英国岛屿不受侵犯；保卫西半球；同时也保卫外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军事基地和岛屿不受敌方陆、空、或者海军的进攻。”（注：Hans-Adolf Jacobsen and A-rther L. Smith, Jr: World War Ⅱ,Policy and Strategy; 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 England, 1979,pp.141-44.）报告从原则到具体实施都对“先德后日”战略做了界定。1941年5月14日，美国陆海军联合署批准“彩虹-5”和"ABC-1"，6月2日，陆、海军部批准。（注：根据"ABC-1"，美国首先全力援助英伦三岛，"ABC-2"对空军援英作了具体规定。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p:40-42.）关于太平洋区域防御问题，美国军方的具体承诺是：在未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时，为保卫美国本土和西半球海岸，美国将舰队驻屯夏威夷。在未来与日本的战争之中，辅助英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御作战。（注：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38.）总的说来，美国此时已基本确定了准备与轴心国抗争的政策和正确的战略原则，但同时也反映了美方不愿介入远东战争的意图。按美国军方观点，美国在太平洋方面的主要思路是“避战”而不是积极“备战”，这就必然影响到美国对华、对日政策的实施。（注：美国军方认为只要不在太平洋方面刺激日本，就可以避免与日本的战争，寄希望于美日谈判达成暂时妥协。很多材料证明这种对日本抱有企望的观点是单方面的。最近据《美国先驱论坛报》1999年12月10日载文“珍珠港事件是有预谋的”说：本周在东京发表了一些最近发现的外交档案文件和日本战时司令日记。这些文件推翻了人们对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的传统认识。从文件中可以看出，东京是有意不给当时的罗斯福政府任何暗示，刻意掩盖日本对美国的敌意。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法律和国际关系教授并口武夫（音）由此认为，日本对美国的不宣而战是日本政府和军方的预谋。见《参考消息》1999年12月20日。）
美国和英国确定的“先德后日”的战略原则准确地根据敌我状况确定了打击的主次、先后目标。恰巧也是在美国确定战略原则期间，1941年3月5日，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凯特尔签署并拟定与日本军事战略配合的草案，其中明确指出：“三国同盟条约所创立的合作目的是：必须尽早使日本在远东积极作战，这样将吸引住强大的英国部队，也能将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太平洋。”（注：Hans-Adolf Jacobsen and Arther L. Smith, Jr: World War Ⅱ,Policy and Strategy; 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 England, 1979,p.162.）也如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正确阐明的：“把严重注意力放在太平洋方面正是希特勒希望我们做的。”（注：Forrest C. Pogue, Gorge C. Marshall: Ordeal and H-ope, 1939-1942, New York,1966,p.178.）但是，美国的基本倾向是在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时，希望太平洋无战事，远东战火最好不烧到中国之外。
二
美国军政首脑清楚，即便与日本维持一种无战争状态的局面，也需要中国战场进行战略牵制。就是说，中国战场的坚持不垮是美国首先打击德国战略思想的前提条件之一。
1941年3月，美英确定“先德后日”战略期间，美国政府开始考虑更可观的援华项目。3月15日，罗斯福在赞扬英国的抗战的同时，再次指出：“中国也同样表现出千百万普通老百姓抵御肢解他们国家的非凡意志力。……美国已经说过，中国将得到我们的帮助。”（注：Hans-Adolf Jacobsen and Arther L. Smith, Jr: World War Ⅱ,Policy and Strategy; 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 England, 1979,p.148.）3月底，中国政府代表宋子文访美，正式谈判美国军事援华问题。4月，美陆军部审议军事援华事宜。5月6日，罗斯福总统宣布：“保卫中国是保卫美国的关键”，正式将援华纳入租借法案的范围之内。5月中旬，首批运载租借物资的船舶离纽约港赴华。为了利用中国配合美英太平洋守势，美国联合计划委员会提出“援华飞机短期计划”，并提醒美国陆海军联合署：“利用中国能力是重要的，这可支持美英对日施加经济压力的计划，切断日本在中国内地与沿海的交通线，还可威胁日本在中国沿海至东南亚的船运。”作为一般政策，委员会建议：1,在美国和英国需要的条件下，通过给中国提供歼击机、轰炸机……等援助，使之在数量上足以对付日本陆海军在中国和中国近邻的水域作战。2,美国提供飞机教练员到中国训练驾驶员和地勤人员。派遣军事使团到中国，帮助中国使用美国提供的物资。7月12日，美国陆海军联合署批准了委员会的全部建议，陆、海军部与总统也分别批准。8月底美国陆军准将马格鲁德率团使华。其任务有五个方面，1,在军事物资、装备和军火的采购、运输和利用方面，为中国政府提供咨询和支持，以适应其军事努力的需求。2,在训练和维护物资，设备和军火方面为中国提供咨询和支持；3,支持中国政府迅速协调与美国行政当局的行动，这一行动需要确保物资和军火有序地从租借机构调拨给中国军队。4,调查关键港口，道路和铁路设施，以建立和维持一个完整的军事交通线。（日本此时已经占领全部中国海岸，中国只剩下与缅甸和苏联两条交通线。——作者）4,支持其他美国政府部门实施推进与中国有关的租借法目标的职责。（注：Grace Person Hayes: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 Ⅱ,The War Against Japan, Maryland, 1982,pp.20-22.）马格鲁德的使命全部与租借问题相连。9月2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与英国参谋长会议正式确认英国的“普遍战略观点”，即以新加坡为核心的太平洋防御：“当认识到新加坡基地的重要之时，远东地区的战略也应通盘考虑。新加坡的坚守，似乎并非是荷属东印度和菲律宾不陷于日本之手的重要因素。进而言之，中国国民党陆军和空军的进攻作战可给予日本进攻马来防线以重要影响。鉴于这个理由，联合署考虑，英国军事当局在分配军事物资之时，……应深入考虑分配适量的物资给荷兰和中国军队之用。”（注：Grace Person Hayes: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 Ⅱ,The War Against Ja-pan, Maryland, 1982,pp.15.）
美国军事战略的确定标志美国从总体上确立了反法西斯的立场，其远东政策也向积极方面转化。根据美国面临的主要危险来源和战略重心的要求，在太平洋方面就是遏制日本的南进。因此，对于日本，美国从1940年7月起开始采取逐渐强硬的遏制政策。但是，由于美国的战略基点是在太平洋取守势，这样，就导致美国在对付日本侵略战争问题上仍不能下最后决心。（注：1940年7月，罗斯福就担心与日本的冲突会牵制英美战胜德国，反对摩根索对日本彻底禁运的主张。Blum: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1938-1941, Boston,1965,pp.348-351,361-362.William L. Langer and S.Everett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1940-1941,New York, 1953,pp.4-13,21-26;Francis. Loewenheim: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Secret Wartime Correspondence, New Yo-rk,1975.pp.115-116. Elliott Roosevelt, Franklin D.Roosevelt: His Personal Letters, Vol.Ⅱ,1928-1945,New York,1950,pp.1046-1048.）仍想从外交上采取措施稳住日本，经济制裁也是根据日本南进趋向的不断加强而被动的实施，不冒与日本的战争风险。（注：甚至在1940年9，10月间，罗斯福仍同意让美国国务院满足日本石油要求的60%。Irvine H.Anderson.Jr.,The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and Uni-ted States East Asian Policy, 1933-1941,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p.129-35,135-55.）这样，美国不可避免地在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上有明显保留。在援华问题上，美国并未下最后的决心，“分配援华物资给中国极其缓慢、不稳定，只是表示了美国的一个意图，而未能为提高中国军事能力作出大的贡献。”（注：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74.）同时，美国也没有完全克服“避免战争”的主要思路。9月，美国陆军部拟订“胜利纲领”。最初，计划人员建议的(d)项载有：“远东政策：强烈反对日本侵略，向日本通报美国采取积极行动的决心，避免此时在远东承担主要陆海军义务。”本来这一建议在如何对付日本南进扩张上就不是太明确，而后来联合署修改后报请白宫的总结报告“打败潜在之敌战略概念概要”，就更是模棱两可：“防止日本进一步扩张其领地。”在“胜利纲领”的正式文本中的第五条则明确记载：“对于打败远东的潜在之敌——日本，没有考虑特别措施。”（注：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p.60-61.）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美国远东政策向积极方面转化的步伐，也限制了美国援华制日政策的力度。
为了使中国拖住日本的南进步伐，美国对国民党可能发动的损害中国抗日战场的内战图谋表示明确的反对。皖南事变爆发时，是美国战略正在形成的时期，也是准备走向与轴心国全面对抗的时期。其战略和政策无论从哪方面，都希望中国维持抗战，拖住日本。罗斯福政府从斯诺、卡尔逊等人的报告和著作中知道，中国抗日战场不止是蒋介石政府的军队，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而且生机勃勃。因此，极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罗斯福的特使居里和派给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在华访问时都对蒋介石申明，美国不赞成中国内战。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并批评了国民党的对内政策。居里和拉铁摩尔还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了接触。（注：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页；（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五章；（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0-55页。）
美国对中国逐渐加大援助的力度自然应该充分肯定，这是自中国抗战以来美国对中国最为积极的举动，有利于中国战场的坚持。但是，美国支持中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有助于制止日本在南面攻击法国、荷兰、英国的领地。”（注：Langer and Gleason: Undeclared war, New York, 1953,pp.298-304.）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战场的存在是美国首先对付德国战略构想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美国目的是明确的，就是利用中国拖住日本的后腿，并非美国下最后决心与日本军事抗衡。也就是说，为美国避免与日本冲突，陷日本于中国战场的战略服务。比如，1941年5月，罗斯福准许居里为筹集援华物资而努力，但又叮嘱他不得擅自对蒋介石的要求作承诺。原因是：中国的要求只有在研究美国自己和英国的需要之后才能决定。（注：Langer and Gleason: Undeclared war, New York,1953,pp.488-93.）到1941年7月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期间，罗斯福并未下定对日本实施全面石油禁运的决心。（注：据内务部长伊克斯记载：“总统指示我们将继续海运石油和汽油。”7月24日，罗斯福还对下属解释，向日本出口石油是为了使日本不入侵荷属东印度，防止南太平洋发生战争。见：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Ⅳ,Washington D.C.,1956,pp.289-90;298-303.）
罗斯福并向日本大使野村提出印度支那中立化，如同瑞士；日本从印度支那撤出军队的主张。作为“避免日本扩张到南太平洋”的进一步努力。（注：1941年7月26日罗斯福致丘吉尔信，Warren F.Kimbal,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Ⅱ,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p.225.）8月对日石油禁运成为事实后，罗斯福也仍然希望不关闭与日本的谈判大门。为了避免太平洋战争，集中力量对付德国，罗斯福至少是希望通过与日本的谈判来减缓来自太平洋方面的战争压力。罗斯福也对丘吉尔说：“应尽一切努力来防止爆发同日本的战争。”罗斯福维持与日本的谈判的想法是，“会谈的现实目标不是根本改变日美关系，而是争取时间。……如果情况允许，就一直延长到把希特勒打败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甚至可能使日本改变政策，而不必进行战争。”由于美国国内和政府内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制约拿中国利益作为对日交易的力量，使美国对日妥协不可能走得太远。居里就曾对罗斯福说，中国人的心情“是同捷克人当年被张伯伦和希特勒决定他们命运的心情是一样的。”（注：Paul W.Schroeder: The Axis Allian-ce and Japanese: American Relations, 1941, New York, 1958,chap.,9.）
1941年10月，东条的上台意味着日本即将对美国与英国开战。中国与英国非常明确这一点，要求美国采取强硬行动。蒋介石要求罗斯福告诉日本，美国将不会对这一行动“无动于衷”，敦促美英用新加坡和菲律宾的空军反击这种进攻。但是，在11月5日的会议中，马歇尔和斯塔克强烈反对向东京发出“最后通牒”，反对以任何威逼性行动来阻止日本切断滇缅公路。“…中国人处于有利地形，极有可能击退进攻。不管怎样，不应对日本展开一场无限制的威逼战。因为这样将大大削弱我们在大西洋共同反击最危险的敌人——德国人的力量”。11月16日，罗斯福在与史汀生谈话中表示了与日本“休战六个月”的想法。史汀生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这将捆住美国的手脚，同时对中国也是一个打击。他们会因为这种协议而感到被抛弃了。史汀生还认为，菲律宾防务的重要性并不比在中国问题上坚持原则大，原则的重要性甚至比延缓日本进攻的重要性还要大。（注：Henry L.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1948,p.389.）11月7日，罗斯福回电向丘吉尔表示采取谨慎政策，认为，美国加强对华租借援助和加强在中国的美国空军志愿军，再加上美国继续增强在菲律宾的防务，英国在新加坡地区的“并行努力”，将可能使日本三思而后行。（注：Francis L. Loewenheim: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Secret Wartime Correspondence, New York,1975,pp.163-64.）17日，罗斯福授意赫尔拟就为期6个月的“临时协议草案”：美国恢复同日本的经济关系，并开始中日谈判。作为交换，日本不再向印度支那、“满洲国”边界或任何南部地区（荷属、英属或暹罗）增派军队，日本同意在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时，不援用“三国条约”的规定。美国国务院也拟就了自己的“临时妥协”条文。24日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电文中叙述了临时妥协方案。（注：Warren F.KimbalI: 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Vol.1,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pp.275-276.）可见在实利方面，美国是为了阻止日本南进欲做局部让步，如成功，远东的压力就全部在中国身上。中国政府自然要坚决反对。蒋介石认为此举对中国的危险性在于“瓦解抗战”。丘吉尔也正确而直率地点出妥协的要害将是牺牲中国抗战：“我们为中国担忧。如果他们垮了，我们共同的危险就会大大增加。”（注：Francis L.Loewenheim: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Secret Wartime Correspondence, New York,1975,pp.166-167.）罗斯福政府最后在中、英、美国政府内的人士反对下，并得知日本已经开始南进的消息，放弃了与日暂时妥协的念头。这样，美国最后全力准备迎战，如丘吉尔所说的“拼死一战”。（注：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New York, 1950,p.431.）
可以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大战略制定中中国战场就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但是由于美国“先德后日”的战略中的消极面，即对日避战的思路，美国对中国战场的支持力度是不够的。美国以自身利益为取舍的战略尽管根据敌手的实力准确的反映了战略方向和重心，但并没有彻底消除美国政策中仍存的妥协负面因素。如史汀生在批评本国政府对日没有实行禁运，表现软弱政策时所认为的：“在美国没有准备好和纳粹问题占据首位的时候，”总统和国务院的“目的仅仅是阻止战争危机在太平洋的发展。”（注：Henry L.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1948,p.384.）这种消极实施大战略的意图，使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国为自身安全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超过西线，其损失之大也远非援华数目所能比拟。这些正是美国“先德后日”战略原则所极力避免的。
三
中国抗日战场在美国“先德后日”战略制定时期以民族牺牲和奋斗精神及智慧，极大地支持了美国重心放置在援英援苏抗德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延缓和削减了盟国在远东方面的战略危机，弥补了“先德后日”战略形成阶段的某些不足。
美国“先德后日”战略原则的确立，对于中国来说，首先就是要以民族牺牲来付出战略代价，支持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美国以巨大的物资力量支持英国顶住德国的攻击，同时倾全力保卫大西洋航运。苏德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使苏联对付德国陆军主力，也尽力援助苏联战场。美国为加强太平洋的守势防御，在太平洋地区（包括阿拉斯加）也有相当数量的战略物资投入。（注：1941年11月间，美国陆军船舶运往太平洋的载量为529,164，运往大西洋（包括加勒比地区）的运载量为249,350。见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396.）对中国战场除非正式的“志愿航空队”之外，几乎没有战略投入。加上美国远东对日对华政策的不稳定因素，中国战场承受的重负是可想而知的。美国大战略制定后，为避免刺激日本，对中国战场的支持极为谨慎，避免直接卷入与日本的冲突。最明显的例子是，1941年10月底，鉴于日军威压云南占取昆明的形势，蒋介石对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要求美国空军支援。但是美国陆海军部的结论是：“牵制大量的日本军队于中国是合适的。无论如何，从更广阔的视野出发，中国可能的失败不能成为美国卷入对日本战争的依据。”（注：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75.）11月3日至12日，日本南进不可避免，美国陆海军联合署仍然不愿大规模援华，认为“物资援华的扩大应与俄国、英国和我们自身军队的需要相吻合。”“美国全部能做的就是加速提供租借物资给中国，增加美国在华航空队的装备。”美国也还拒绝批准中国急需的24门3英寸防空炮给中国。理由是菲律宾防卫的需要。（注：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75.）上述说明，美国的援华物资受到“先德后日”战略的严重制约。因此，可以说，中国是在外援极为不足的状况下，依靠自身努力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战略贡献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最为杰出的战略贡献表现在：制约了日本北进，延缓了日本南进，为美国大战略实施准备赢得了难得的时间。
日本的南进最佳时间应该说是在1940年底和1941年春。对于日本来说，此时英国和美国的注意力主要在大西洋和英伦三岛方面。而对于轴心国完成相互战略配合来说，这也是一绝佳时期。1941年2月15日丘吉尔在致罗斯福信中说：“如果日本将矛头指向我国，而我们又是孤军作战，那么后果的严重性就恐非言语所能形容了。”丘吉尔认为，中国如崩溃，将是“世界悲剧”。（注：温斯顿·丘吉尔著，韦凡译：《伟大的同盟》，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584页。）3月5日，正是美英形成“先德后日”战略之时，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在第24号命令中关于“与日本合作”部分中就载明：“三国同盟条约订立的首要合作目的，就是促使日本尽快在远东方面积极作战。这将牵制大批的英国军队和将美国的关注点转向太平洋。”（注：A.Russell Buchan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War Ⅱ,Military and Diplomatic Documents,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72,p.30.）但是，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日本没有抓住，美国由此有了宝贵的近一年的战争准备时间。可以说，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日本必须花近一年的时间来完成南进战略准备。
1941年4月，日本认识到“美国军备还没有做好同时在两洋作战的准备”，“美国这时似乎迫切需要加强对英国的援助。”日本也就想“借此机会一举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中国事变”。（注：（日）服部卓四朗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5-116页。）也就是说，日本的南进被中国束缚住了手脚，希望通过美日谈判，使美国作出妥协，促使中国与日本媾和。可见，中国战场是日本南进最为实际的一大障碍。日本其后发动太平洋战争，应该说是在这一障碍仍然存在，对日本并不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不是美英在太平洋联合作战和对中国战场支持上的优柔寡断，日本很难取得初期的重大胜利。中国战场对日本的牵制，与英国保卫战、苏联反德战争一样，为美国准备战争，将经济纳入战争准备轨道，赢得了宝贵时间。也支持了美国这一时期对英、苏全力的物资支援。12月9日，罗斯福说：“由于我们的大量作战物资运送给仍然能够抵抗轴心国家侵略的世界各国，我们赢得了许多个月的宝贵时间。我们的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现实上的：保卫任何抵抗希特勒或日本的国家。以长远看来，就是保卫我们本国。这个政策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它为我们赢得了时间，宝贵的时间，用来建设起我们美国的生产装配线。”（注：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28页。）更为重要的是，在德国全力试图迫使英国屈服之时，日本未能南进。这样，就使美国能支持英国顶住德国的攻击，迫使德国将进攻锋芒转向苏联而陷入两线作战。这种格局的形成，为后来美国稳住太平洋防线之后，适时地转入实施“先德后日”战略步骤奠定了基础。
苏德战争爆发后，使美国“先德后日”战略构想增添了新的有生力量，美国明智地对苏联实施大宗租借援助。问题仍然在于日本如果配合德国夹击苏联，“先德后日”战略将会失去有效基础。但是，日本参谋本部认为，“陆军大部分兵力正在进行对华作战，已经没有余力。并且绝对不能允许中途放弃对华战争，……对北方只作必要的准备，等到德苏战争出现有利于日本的进展，譬如斯大林政权崩溃或苏联远东地区陷入混乱的时候，再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注：（日）服部卓四朗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4页。）因此，轴心国又丧失了战略配合的良机，而盟国则赢得了实施“先德后日”战略在欧洲方面的主要基础。中国战场的杰出战略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抗日战场对日本陆军主力的牵制，还弥补了“先德后日”战略制定中的某些缺憾，“先德后日”战略原则在远东方面的要求，应该是为美英等国在与日本战争时取得最有利的守势地位而做好准备。但是美国参战时并未取得这样的地位。美英之间在太平洋方面没有完整的防御体系，美国自身也未作好应战准备。1940年丘吉尔致信罗斯福，担心日本对英宣战，要求美方派舰队对新加坡进行“友好访问”，“愈大愈好”，以“阻止战争的扩大”。（注：Warren F.KimbalI:,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Vol.1,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p.74.）美国并没有派舰队到新加坡。1941年2月15日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认为：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将在几个早期或几个月内与英美开战，因为日本迫近暹罗湾和印度支那。日本将先占战略要地和石油产地——荷属东印度，然后才是新加坡。也将袭击澳大利亚、新西兰入侵的威胁都将使英国从地中海撤退军队去救援，而这样做中东就有灾难，土耳其将重新为德国贸易和石油开放黑海通道。（注：Warren F.KimbalI: 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Vol.1,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pp.135-136.）在1941年3月5日的德日军事合作的草案中，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凯特尔也就形势做了分析：“鉴于敌人（指美英——作者注）处于低发展水平的军事准备阶段，日本愈快发动作战，成功的前景就愈好。‘巴巴罗萨计划’将为日本行动创造一个特别恰当的政治和军事条件。”关于德日合作具体事宜，草案提出：“1.尽快打败以英国为首从事战争的共同目标，因此应使美国处在战争之外；……3.三国同盟对原料的需求要求日本占领那些使其能继续进行战争的领土，特别是在美国干预的情况之下。……4.占领新加坡这一英国在远东的关键地域。”（注：Hans-Adolf Ja-cobsen and Arthur L. Smith: World War Ⅱ,Policy and Strategy; 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 England, 1979,pp.162-63.）作为轴心国元凶德国的战略考虑是明确的：第一，希望日本利用美英在太平洋方面的不利态势，早日南进进攻，牵制美英、减轻德国进攻苏联时的后顾之忧；其次，避免美国卷入战争。可以说，这两项战略目标在轴心国极为有利的时机情况下最终未实现，完全是中国战场的制约。特别在苏联没有参战之时，英美战略构架的中枢地带很容易出问题。英国最危急的时期，也是轴心国极易建立起战略联系，取得全球战略优势的时期。日本如果趁机南进，中东可能不保，美英战略构架就会坍塌，中东北非就会完全落入德国手中。但结果是日本没能南进，苏联、美英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日本大举南进时德国主力已经被牢牢拖在苏德战场而无力向中东这一东西方枢纽之地作战略投入。（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牵制日本陆军总兵力94%，胡德坤：《中日战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8页。）中国战场的存在也迫使日本不得不作战争冒险，首先与美国开战，而不能从容南进，在稳定美国的情况下达到称雄西南太平洋的目的。总之，中国几乎是“赤手空拳”（丘吉尔语）（注：天津编译中心编：《顾维钧回忆录》（缩编）上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67页。）地抵抗日本，完成了美国参战前盟国在远东的战略要求。
关于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盟国战时首脑都根据战争实际状况作了评论。丘吉尔曾多次向罗斯福表示，中国抗战的失败，是“世界悲剧”。丘吉尔在1941年11月5日为反对美国谈判中可能出现的妥协致电罗斯福，明确无误地指出：“……如果他的（中国——作者注）抵抗一旦崩溃，不但就其本身来说是一场世界悲剧，而旦也会让日本人腾出手来向北或向南进攻。”（注：Edited with Commentary by Warren F.Kimba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1,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p.266.）罗斯福在1941年5月6日宣布：“保卫中国是保卫美国的关键”。5月27日，罗斯福更明确指出：“……希特勒征服世界的计划本来今天已接近完成，如果不是由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英国，……进行着英勇的抵抗，另一个是中国壮丽防御战，而我有理由相信它还会加强。”（注：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93页。）
应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大盟国的领袖对中国战场战略贡献的评价是客观和公正的。中国战场不仅是盟国制定“先德后日”战略的前提条件之一，同时，也在极困难条件下制约了日本的北进和南进，使反法西斯战争形成了制约德国和日本两大陆军主力的战略战场的格局。
四
中国战场能在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坚持不倒，并能为“先德后日”战略做出贡献，并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应该说主要是中国人民自身艰苦努力的结果。（注：关于中国抗日战场对日作战的情况，国内史学界有不少著述有详尽的阐述，较近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中、下三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这里主要分析中国战场得以保持和发展的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保持住完整的战场格局。而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在于根据中国特点处理好抗日阵线内部的矛盾，维护抗日战争的大局。中国抗战的坚持和发展并成为具有世界战略意义的战场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政策与战略。
正确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是中国抗日战场保持和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处理好这一关系，又是以正确应对国民党限制共产党抗日和反共的意图为前提的。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基于“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作战的主攻方向转到敌后战场。对国民党则由军事打击为主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国民党政府不愿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加剧了反共摩擦活动。这对于中国团结抗战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既要以主要力量继续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为了自卫，又不能不对付国民党制造的摩擦内斗。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以高超的智慧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1940年底，蒋介石政府向华中、山东的共产党军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对于这种违背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中国共产党给以了坚决回击。对于国民党进攻的结局，毛泽东有着准确的预见：“估计到国际国内各种条件，国民党的反共进攻及高压政策是要失败的，必无前途的。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提高胜利信心，不要为国民党的进攻与高压所吓倒，必须克服可能的悲观情绪。”（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324页。）“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对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路线。毛泽东解释说：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们的一切做法是吓我们让步，“缓和可以争取群众，抵抗可以保存自己，软可以给他面子，硬可以给他恐惧”。（注：1940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等电。转引自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共产党的正确对策，对中国战场的保持起了关键的作用。
在论及这个问题时我们应充分提及的是，即使是在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也以民族大业为重，以不损害抗日大局为准则，一旦国民党反共潮水退却，与日本作战，中国共产党马上给以支持。1941年5月，蒋介石对河南战役非常恐慌，要求共产党援助与配合。（注：1941年5月10日、11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蒋介石要求华北中共军队配合作战问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109页。）毛泽东在5月15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3页。）1941年9月9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等人去电：“敌攻湘北，又犯郑、洛，国民党正集中力量抗敌，我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应向各主要交通线予以可能的袭击，配合国民党作战。同时对国民党敌后各部应停止任何攻击性行动，仅在彼方举行攻击时取防卫手段。同时并向国民党各部发出通知，要求配合对敌。”（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5页。）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着反对日本法西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目标。这在当时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中国抗战得以坚持，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开展之前挺立不倒的基础。
中国战场坚持还得益于中共的独立自主的抗战路线。中国抗日战争一直牵制了日本的北进苏联，坚持于日本后方的解放区战场更是举足轻重。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从本国利益出发对中共提出要求，让中共倾全力出兵援助苏联。毛泽东反复思考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军队配合苏军作战的问题，确定了主要原则和基本方针。在7月2日给彭德怀的急电中提出：“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作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0页。）在7月15日给周恩来的信中，毛泽东更详细地谈了战略想法：“关于军事行动，自苏德战争起，我们即刻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由于日寇在华北已占据了四年，对大城市、铁路、矿山等已建筑坚固工事，且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假如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如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塌，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那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1页。）10月20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文中更是表明了战略上的远见：“无论日本北进南进，其对华侵略决不放松，此点我们应加强调。”（注：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实践证明，中共的方针是有利于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大局的，也有利于苏联的全力抗德斗争。中国战场尤其敌后战场的坚持和稳定，使日本不敢贸然北进苏联。1941年8月，日本大本营决定放弃“北进”企图，专心向南扩展，加紧了对英美作战的准备。（注：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进行了长期的有关“北进”和“南进”的讨论，终因不能动用大部陆军进攻苏联而作罢。详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参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38-669页。）这样，中共的战略决策，既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又稳固了中国战场，而这两者，都是其后“先德后日”战略原则能顺利实施的关键。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将抗战的基点放在自己力量之上，因此，就能以坦然的心态和正确的方针分析对待、处理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对待他国战略和政策。顺应反法西斯大势的支持和赞成，违背的反对，不切实际的抵制。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策，中共领袖也有明确的看法和预见。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全面阐述“抗战与外援的关系”：“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在英、美诸民主国家尚存在有孤立观点，不知道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这种错误观点十分不合时宜；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才是当前具体的真理。……世界各大国间的战争火焰已日益迫近，任何国家欲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我们同意罗斯福总统保卫民主的宣言，但坚决反对张伯伦对于西方法西斯国家的退让政策。张伯伦对于日本至今还保存着怯懦心理。我希望英美民众积极起来，督责其政府采取反对侵略战争的新的政策，为了中国也为了英美自己。”（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8-449页。）这样，毛泽东就率先全面阐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理念和行动，即：“和平不可分割”的时代理念，“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建立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国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正确方式。这是相互联系的几个方面，是对革命民族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政策与行动及客观规律与发展趋势的精辟论述。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观念和政策实践与当时甚行的和平主义、绥靖主义针锋相对。在中国战场，正是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中的惟一幸存者，对反法西斯世界战略的制定与实施的影响和作用不可低估。
中国抗日战场得以坚持，还在于中国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相互战略支撑。尽管国共双方到“皖南事变”之后大致上没有了战役和战术上的配合，但是，总的战略配合和呼应的构架与局面是始终存在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更是自觉地积极主动以游击战作战牵制和不断消耗敌人，挺住日本的残酷进攻，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由此，中国抗日战场就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牢牢拴住日本陆军主力，并成为“先德后日”战略实施中的重要一环。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正面战场除了维持基本防线之外，（注：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战中的作用，国内已有不少著述作了较为详实的评说，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述评”，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国民党政府对中国抗战和抗日战场的坚持的积极作用突出表现在外交方面。国民党抗战外交形成的基础是中国抗战的局面。也就是说，无中国战场的存在，就无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外交。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战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国民党政府总体上形成较为积极的外交政策。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向苏、美英等国寻求援助，这一结果的积极意义在于加强了中国与未来反法西斯盟国之间的联系。第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政府坚决顶住了美日间可能的妥协。这两点对于中国战场的坚持是有大的积极作用的。（注：关于国民党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寻求外援的外交，可详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第五章，第一、二、三节；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第三章第二节，第四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从战略思想上讲，蒋介石及其幕僚也预测，中国抗战的“苦撑”会迎来美国进入战争的结果。特别是1939年2月10日，日本占领海南岛，蒋介石就认为：这是自中日战争以来“对英法美最大之威胁”，日本政策已由“大陆扩张政策”转向了“海洋政策”，“由北进政策推进到南进政策”，其真实目的是要“推翻国际秩序独霸东亚，驱逐欧美势力。”（注：古屋奎二编著：《蒋总统秘录》第12册，台北，1978年版，第5页。）这种估计也就成为蒋介石积极寻求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对美外交的重要因素。这样，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正面战场尽管主动进攻不多，但也还是维持了基本防线，几百万国民党军队对日本侵略者也是重大牵制。如前所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政府主要外援来自美英，但是，真正接受的援助并不多。而在这种状况下能坚持抗战立场，也是蒋介石政府顺应时势的某种体现。
总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远东率先以正确方式实践了反法西斯盟国战略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先德后日”战略订立之初的不足。由于有中国战场在极其艰难条件下的坚持，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和迟滞了日本军队的战略走向与日德间在有利时机下的战略配合，并支持盟国形成了实施“先德后日”战略原则的有利战略格局：即一个使日本无法脱身的中国战场；一个在中国支持下可以全力抗德、吸引德国陆军主力的苏联战场。格局中的薄弱环节恰好是确定“先德后日”战略的美国及英国自己。可以说，如果美国能明智地将正确的战略原则与实际计划操作有机结合起来的话，太平洋战争初期的重大失利是可以避免或减缓的，而战略中的缺憾无需到付出惨痛代价之后再去修补。^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11期
【原文出处】《《世界现代史新论》》(京)2001年04期第64～89页
一
二战中，美国“先德后日”战略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渊源。就其直接原因来说，促使美国订立战争战略的因素有两个：第一，1940年春夏之交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局面的结束，法西斯德国对美洲大陆战争威胁的加剧。德国在欧洲大陆迅疾的胜利不仅在短期内改变了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力量的战略对比，使国际关系格局严重失衡，同时也显示了希特勒德国极大的侵略野心和巨大的战争能力。第二，1940年9月德意日订立三国军事同盟条约，日本准备南进。这两点使美国认识到，美国面对的是“东西两方的敌人”，必须确立应对的战略。
1940年4月9日，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罗斯福意识到战争离美国不远，在4月15日的演讲中呼吁：“我们不能再抱任何幻想。又有人在重温世界大帝国的旧梦……。在欧洲发生的一切都直接地、有力地影响着本大陆的和平和幸福。”（注：Blum: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1938-1941,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1967,pp.419-26.）4月底挪威陷落，罗斯福认为：欧洲地区“冲突的扩大，…不仅在欧洲，而且必然在近东和远东、非洲以及北美、中美和南美洲造成深远和难以逆料的后果。”欧洲战局的发展，使罗斯福开始感到英法在欧洲大陆将可能失败，依靠欧洲大陆对峙保全美洲安全将不可能。因此，美国应有“迎战”的准备。5月的第一周，罗斯福政府安排海军官员讨论“基本作战计划”，并要求陆军部估计陆军需求。5月22日，陆军部建议，在一年之中，美国陆军的计划应严格限制在国家防御之上，伴之以“在南美进行防卫西半球的进攻—防御作战。”陆军部报告的主题就是确定“什么是我们不要去做的，什么是我们必须准备去做的。”（注：Watson: Prewar Plans and Preparation, Washington D.C.,1950,pp.105,156-68;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to Isolation, 1937-1940, New York, 1952,pp.469-76.）
促使美国拟就大战略的另一因素是来自远东的威胁。在德国发动对西北欧闪击战胜利之初，日本就开始积极准备南进，并于1940年7-9月间筹划和侵入印度支那北部，进而于9月27日与德国、意大利订立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这样，美国、英国、荷兰等在太平洋有重大利益和殖民地势力范围的西方国家又直接面临东方的战争威胁。12月29日，罗斯福发表广播演说，明确提到德意日签署的三国条约，指出：“三大国，两个在欧洲，一个在亚洲，共同构成对美国的威胁，因为这三国的扩张纲领和目标是对世界的控制。如果美国干扰他们实现这种纲领的话，他们最后的行动就将是联合起来对付美国。”（注：Hans-Adolf Jacobsen and Arther L.Smith,Jr: World War Ⅱ, Policy and Strategy: 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 England,1979,pp.132-133.）所以，美国要拟订的战略计划，就不单纯是防卫美国本土，而将是扩及欧亚非的世界大战略。加入外部战争与防卫美洲是相互关联的整体。
1940年春夏之交德国西线闪击战的迅速胜利，对美国形成完整的战争战略起到了催化和推进作用。5月30日陆军部完成了在英法盟军失败之后以保卫西半球为主体的计划。（注：马歇尔说：罗斯福和斯塔克“感到，我们不能兼顾子午线180度以外我们的属地，我们必须集中注意力于南美洲的局势”。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U.S.Army in World War Ⅱ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13.）但是，罗斯福很快就估计到英国政府和英伦三岛可以坚持，认为美国的战略计划不能建筑在最坏的准备之上。也就是说，不能完全以美洲防卫为基础。（注：1941年6月13日，罗斯福将他的估计交于军事首脑考虑并要求研究：“如认为这一估计是客观的，应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心理上作何准备。”6月26日，罗斯福又在声明中较详细地阐发对未来六个月形势的乐观估计。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U.S.Army in World War Ⅱ,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14.）6月27日，马歇尔在战略计划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先德后日”的战略构想：美国“应在太平洋采取完全的防卫行动，而在大西洋方面作主要努力。”但是，军方关于“在太平洋取守势态势”意见的基本点是消极的。如陆军计划署主任乔治·斯特朗将军所解释的：所谓太平洋防御态势就是“不干涉日本在东方的行动；放弃我们在中国的不稳定存在”。（注：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p.17-20.）9月，陆军计划署主任乔治·斯特朗将军又提出备忘录，强调美国面临的战略危险，即：法国崩溃后，轴心国可能占领法属北非，占据进军西半球的要地。其扩展方式为西向非洲，东向南美。只要英国守住，危险就不会迅疾到来。但是英国能坚持多久是未知数。鉴于美国实力不足的状况，需要获取相对安全和防卫准备的时间。但这一剩余时间维持的最大威胁来自与日本可能的战争，这将迫使美国舰队在太平洋战斗，而轴心国在大西洋的进攻就有直接的可能性。（注：William L.Langer and S.Everett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1940-1941,N-ew York, 1953,pp.176-78.）美国军事专家们最为反对的就是在远东采取强硬政策，认为这样“可能促使日本站在德国和意大利一边成为交战国，进一步限制我们为盟国所做的努力。”这些军事人员也强烈反对太平洋舰队留在珍珠港。（注：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15.）他们的意见显然对美国这一时期的远东政策产生了影响。
到1940年底，英国看来能顶住德国，利用英国抗德战斗而使美国防御推展跨越大西洋就成为现实的可能。11月4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上将建议与英国、加拿大、荷兰进行军事商议，并提出计划备忘录。在此基础之上，12月联合计划署拟订名为“美国的国防政策”的研究计划，准备参加美英参谋会谈。斯塔克认为美国应与英国合作，集中主要力量于大西洋；美国在太平洋与日本维持和平状态。即便发生战争，美国的行动也应是辅助性的，只能是对日实行经济封锁，配合英、荷防卫马来防线和荷属东印度（注：Langer and Gleason: Undeclared war, New York,1953,pp.118-21.）。陆军和海军参谋长联合备忘录阐明：美国无意于卷入针对日本的任何战争。”（注：Forrest C. Pogue, Cor-ge C, Marshall: Ordeal and Hope 1939-1942,New York,1966,p.127.Mark Skinner Watson, United 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Chief: Prewar Plan and Preparations, Washington D.C.,1950,pp.121-123.）对于西线，美国此时是积极的，如斯塔克所说：“我们将派遣强大的海军机动部队和空军部队到英国和地中海，……最终目的是占领葡萄牙和西班牙在非洲的岛屿和陆、海军基地，然后参与大规模的登陆进攻。”斯塔克、马歇尔认为在这样的战略原则之下，美国的远东政策就应重新定位。（注：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27.）
1941年1月中旬，罗斯福召集马歇尔和斯塔克参加三部长联席会议，会上，两位参谋总长和海军部长都认为：“美英都应阻止日本进入战争，……如果日本进入战争，美国在中太平洋和远东的作战应是有助于在大西洋或地中海的首要军事努力。”（注：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31.）1月29日至3月27日，美国陆海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与英国参谋长代表团在华盛顿举行参谋长会谈，确定最后报告"ABC-1"。（注：这次会议称为“ABC会议”(American-British Con-versation)，即美英会议。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参谋长代表辅助英国代表团进行讨论，但未被邀请正式参加会议。关于会议具体情况，见：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p.31-42.）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美英军事首脑在打败德国极其盟国的总目标和“先德后日”战略原则上完全一致，没有分歧。报告第13条(a)项规定：“鉴于德国是轴心国家的头号成员，大西洋和欧洲地区被考虑为决定性战场，美国首要的军事努力将被置于这一战场，美国军队在其他战场的战斗应是有助于这种努力。”(b)项规定：“鉴于英国海上交通受到威胁，美国在大西洋海军的首要任务将是保卫联合国家的船舶。美国的这种努力将集中于大西洋临近英国的西北部。在此概念之下，美国海军在地中海的努力应被视为次要。”(c)项规定：“维持现实英国及其盟国军队在，或者邻近地中海盆地的军事地位，阻止轴心国在北非的控制进一步扩展是极其重要的。”(d)项规定：“即便日本最初未加入轴心国一边的战争，联合国家配置军力以防备日本最终卷入战争也仍然是必须的。如果日本进入战争，在远东的军事战略将是防御性的。美国不准备补充在远东的现实军事力量，但是将利用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周密计划的情况下，以进攻方式削弱日本经济实力，通过从马来西亚转移开日本军队的方式支持马来要塞的防御作战。美国准备增援自己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军事力量以缓解英国在该地的压力，并使英国能抽调军队去远东。”(f)项规定：“联合国家陆军首要的防卫作用是保卫英国岛屿不受侵犯；保卫西半球；同时也保卫外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军事基地和岛屿不受敌方陆、空、或者海军的进攻。”（注：Hans-Adolf Jacobsen and A-rther L. Smith, Jr: World War Ⅱ,Policy and Strategy; 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 England, 1979,pp.141-44.）报告从原则到具体实施都对“先德后日”战略做了界定。1941年5月14日，美国陆海军联合署批准“彩虹-5”和"ABC-1"，6月2日，陆、海军部批准。（注：根据"ABC-1"，美国首先全力援助英伦三岛，"ABC-2"对空军援英作了具体规定。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p:40-42.）关于太平洋区域防御问题，美国军方的具体承诺是：在未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时，为保卫美国本土和西半球海岸，美国将舰队驻屯夏威夷。在未来与日本的战争之中，辅助英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御作战。（注：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38.）总的说来，美国此时已基本确定了准备与轴心国抗争的政策和正确的战略原则，但同时也反映了美方不愿介入远东战争的意图。按美国军方观点，美国在太平洋方面的主要思路是“避战”而不是积极“备战”，这就必然影响到美国对华、对日政策的实施。（注：美国军方认为只要不在太平洋方面刺激日本，就可以避免与日本的战争，寄希望于美日谈判达成暂时妥协。很多材料证明这种对日本抱有企望的观点是单方面的。最近据《美国先驱论坛报》1999年12月10日载文“珍珠港事件是有预谋的”说：本周在东京发表了一些最近发现的外交档案文件和日本战时司令日记。这些文件推翻了人们对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的传统认识。从文件中可以看出，东京是有意不给当时的罗斯福政府任何暗示，刻意掩盖日本对美国的敌意。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法律和国际关系教授并口武夫（音）由此认为，日本对美国的不宣而战是日本政府和军方的预谋。见《参考消息》1999年12月20日。）
美国和英国确定的“先德后日”的战略原则准确地根据敌我状况确定了打击的主次、先后目标。恰巧也是在美国确定战略原则期间，1941年3月5日，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凯特尔签署并拟定与日本军事战略配合的草案，其中明确指出：“三国同盟条约所创立的合作目的是：必须尽早使日本在远东积极作战，这样将吸引住强大的英国部队，也能将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太平洋。”（注：Hans-Adolf Jacobsen and Arther L. Smith, Jr: World War Ⅱ,Policy and Strategy; 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 England, 1979,p.162.）也如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正确阐明的：“把严重注意力放在太平洋方面正是希特勒希望我们做的。”（注：Forrest C. Pogue, Gorge C. Marshall: Ordeal and H-ope, 1939-1942, New York,1966,p.178.）但是，美国的基本倾向是在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时，希望太平洋无战事，远东战火最好不烧到中国之外。
二
美国军政首脑清楚，即便与日本维持一种无战争状态的局面，也需要中国战场进行战略牵制。就是说，中国战场的坚持不垮是美国首先打击德国战略思想的前提条件之一。
1941年3月，美英确定“先德后日”战略期间，美国政府开始考虑更可观的援华项目。3月15日，罗斯福在赞扬英国的抗战的同时，再次指出：“中国也同样表现出千百万普通老百姓抵御肢解他们国家的非凡意志力。……美国已经说过，中国将得到我们的帮助。”（注：Hans-Adolf Jacobsen and Arther L. Smith, Jr: World War Ⅱ,Policy and Strategy; 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 England, 1979,p.148.）3月底，中国政府代表宋子文访美，正式谈判美国军事援华问题。4月，美陆军部审议军事援华事宜。5月6日，罗斯福总统宣布：“保卫中国是保卫美国的关键”，正式将援华纳入租借法案的范围之内。5月中旬，首批运载租借物资的船舶离纽约港赴华。为了利用中国配合美英太平洋守势，美国联合计划委员会提出“援华飞机短期计划”，并提醒美国陆海军联合署：“利用中国能力是重要的，这可支持美英对日施加经济压力的计划，切断日本在中国内地与沿海的交通线，还可威胁日本在中国沿海至东南亚的船运。”作为一般政策，委员会建议：1,在美国和英国需要的条件下，通过给中国提供歼击机、轰炸机……等援助，使之在数量上足以对付日本陆海军在中国和中国近邻的水域作战。2,美国提供飞机教练员到中国训练驾驶员和地勤人员。派遣军事使团到中国，帮助中国使用美国提供的物资。7月12日，美国陆海军联合署批准了委员会的全部建议，陆、海军部与总统也分别批准。8月底美国陆军准将马格鲁德率团使华。其任务有五个方面，1,在军事物资、装备和军火的采购、运输和利用方面，为中国政府提供咨询和支持，以适应其军事努力的需求。2,在训练和维护物资，设备和军火方面为中国提供咨询和支持；3,支持中国政府迅速协调与美国行政当局的行动，这一行动需要确保物资和军火有序地从租借机构调拨给中国军队。4,调查关键港口，道路和铁路设施，以建立和维持一个完整的军事交通线。（日本此时已经占领全部中国海岸，中国只剩下与缅甸和苏联两条交通线。——作者）4,支持其他美国政府部门实施推进与中国有关的租借法目标的职责。（注：Grace Person Hayes: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 Ⅱ,The War Against Japan, Maryland, 1982,pp.20-22.）马格鲁德的使命全部与租借问题相连。9月2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与英国参谋长会议正式确认英国的“普遍战略观点”，即以新加坡为核心的太平洋防御：“当认识到新加坡基地的重要之时，远东地区的战略也应通盘考虑。新加坡的坚守，似乎并非是荷属东印度和菲律宾不陷于日本之手的重要因素。进而言之，中国国民党陆军和空军的进攻作战可给予日本进攻马来防线以重要影响。鉴于这个理由，联合署考虑，英国军事当局在分配军事物资之时，……应深入考虑分配适量的物资给荷兰和中国军队之用。”（注：Grace Person Hayes: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 Ⅱ,The War Against Ja-pan, Maryland, 1982,pp.15.）
美国军事战略的确定标志美国从总体上确立了反法西斯的立场，其远东政策也向积极方面转化。根据美国面临的主要危险来源和战略重心的要求，在太平洋方面就是遏制日本的南进。因此，对于日本，美国从1940年7月起开始采取逐渐强硬的遏制政策。但是，由于美国的战略基点是在太平洋取守势，这样，就导致美国在对付日本侵略战争问题上仍不能下最后决心。（注：1940年7月，罗斯福就担心与日本的冲突会牵制英美战胜德国，反对摩根索对日本彻底禁运的主张。Blum: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1938-1941, Boston,1965,pp.348-351,361-362.William L. Langer and S.Everett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1940-1941,New York, 1953,pp.4-13,21-26;Francis. Loewenheim: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Secret Wartime Correspondence, New Yo-rk,1975.pp.115-116. Elliott Roosevelt, Franklin D.Roosevelt: His Personal Letters, Vol.Ⅱ,1928-1945,New York,1950,pp.1046-1048.）仍想从外交上采取措施稳住日本，经济制裁也是根据日本南进趋向的不断加强而被动的实施，不冒与日本的战争风险。（注：甚至在1940年9，10月间，罗斯福仍同意让美国国务院满足日本石油要求的60%。Irvine H.Anderson.Jr.,The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and Uni-ted States East Asian Policy, 1933-1941,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p.129-35,135-55.）这样，美国不可避免地在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上有明显保留。在援华问题上，美国并未下最后的决心，“分配援华物资给中国极其缓慢、不稳定，只是表示了美国的一个意图，而未能为提高中国军事能力作出大的贡献。”（注：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74.）同时，美国也没有完全克服“避免战争”的主要思路。9月，美国陆军部拟订“胜利纲领”。最初，计划人员建议的(d)项载有：“远东政策：强烈反对日本侵略，向日本通报美国采取积极行动的决心，避免此时在远东承担主要陆海军义务。”本来这一建议在如何对付日本南进扩张上就不是太明确，而后来联合署修改后报请白宫的总结报告“打败潜在之敌战略概念概要”，就更是模棱两可：“防止日本进一步扩张其领地。”在“胜利纲领”的正式文本中的第五条则明确记载：“对于打败远东的潜在之敌——日本，没有考虑特别措施。”（注：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p.60-61.）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美国远东政策向积极方面转化的步伐，也限制了美国援华制日政策的力度。
为了使中国拖住日本的南进步伐，美国对国民党可能发动的损害中国抗日战场的内战图谋表示明确的反对。皖南事变爆发时，是美国战略正在形成的时期，也是准备走向与轴心国全面对抗的时期。其战略和政策无论从哪方面，都希望中国维持抗战，拖住日本。罗斯福政府从斯诺、卡尔逊等人的报告和著作中知道，中国抗日战场不止是蒋介石政府的军队，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而且生机勃勃。因此，极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罗斯福的特使居里和派给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在华访问时都对蒋介石申明，美国不赞成中国内战。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并批评了国民党的对内政策。居里和拉铁摩尔还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了接触。（注：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页；（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五章；（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0-55页。）
美国对中国逐渐加大援助的力度自然应该充分肯定，这是自中国抗战以来美国对中国最为积极的举动，有利于中国战场的坚持。但是，美国支持中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有助于制止日本在南面攻击法国、荷兰、英国的领地。”（注：Langer and Gleason: Undeclared war, New York, 1953,pp.298-304.）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战场的存在是美国首先对付德国战略构想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美国目的是明确的，就是利用中国拖住日本的后腿，并非美国下最后决心与日本军事抗衡。也就是说，为美国避免与日本冲突，陷日本于中国战场的战略服务。比如，1941年5月，罗斯福准许居里为筹集援华物资而努力，但又叮嘱他不得擅自对蒋介石的要求作承诺。原因是：中国的要求只有在研究美国自己和英国的需要之后才能决定。（注：Langer and Gleason: Undeclared war, New York,1953,pp.488-93.）到1941年7月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期间，罗斯福并未下定对日本实施全面石油禁运的决心。（注：据内务部长伊克斯记载：“总统指示我们将继续海运石油和汽油。”7月24日，罗斯福还对下属解释，向日本出口石油是为了使日本不入侵荷属东印度，防止南太平洋发生战争。见：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Ⅳ,Washington D.C.,1956,pp.289-90;298-303.）
罗斯福并向日本大使野村提出印度支那中立化，如同瑞士；日本从印度支那撤出军队的主张。作为“避免日本扩张到南太平洋”的进一步努力。（注：1941年7月26日罗斯福致丘吉尔信，Warren F.Kimbal,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Ⅱ,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p.225.）8月对日石油禁运成为事实后，罗斯福也仍然希望不关闭与日本的谈判大门。为了避免太平洋战争，集中力量对付德国，罗斯福至少是希望通过与日本的谈判来减缓来自太平洋方面的战争压力。罗斯福也对丘吉尔说：“应尽一切努力来防止爆发同日本的战争。”罗斯福维持与日本的谈判的想法是，“会谈的现实目标不是根本改变日美关系，而是争取时间。……如果情况允许，就一直延长到把希特勒打败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甚至可能使日本改变政策，而不必进行战争。”由于美国国内和政府内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制约拿中国利益作为对日交易的力量，使美国对日妥协不可能走得太远。居里就曾对罗斯福说，中国人的心情“是同捷克人当年被张伯伦和希特勒决定他们命运的心情是一样的。”（注：Paul W.Schroeder: The Axis Allian-ce and Japanese: American Relations, 1941, New York, 1958,chap.,9.）
1941年10月，东条的上台意味着日本即将对美国与英国开战。中国与英国非常明确这一点，要求美国采取强硬行动。蒋介石要求罗斯福告诉日本，美国将不会对这一行动“无动于衷”，敦促美英用新加坡和菲律宾的空军反击这种进攻。但是，在11月5日的会议中，马歇尔和斯塔克强烈反对向东京发出“最后通牒”，反对以任何威逼性行动来阻止日本切断滇缅公路。“…中国人处于有利地形，极有可能击退进攻。不管怎样，不应对日本展开一场无限制的威逼战。因为这样将大大削弱我们在大西洋共同反击最危险的敌人——德国人的力量”。11月16日，罗斯福在与史汀生谈话中表示了与日本“休战六个月”的想法。史汀生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这将捆住美国的手脚，同时对中国也是一个打击。他们会因为这种协议而感到被抛弃了。史汀生还认为，菲律宾防务的重要性并不比在中国问题上坚持原则大，原则的重要性甚至比延缓日本进攻的重要性还要大。（注：Henry L.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1948,p.389.）11月7日，罗斯福回电向丘吉尔表示采取谨慎政策，认为，美国加强对华租借援助和加强在中国的美国空军志愿军，再加上美国继续增强在菲律宾的防务，英国在新加坡地区的“并行努力”，将可能使日本三思而后行。（注：Francis L. Loewenheim: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Secret Wartime Correspondence, New York,1975,pp.163-64.）17日，罗斯福授意赫尔拟就为期6个月的“临时协议草案”：美国恢复同日本的经济关系，并开始中日谈判。作为交换，日本不再向印度支那、“满洲国”边界或任何南部地区（荷属、英属或暹罗）增派军队，日本同意在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时，不援用“三国条约”的规定。美国国务院也拟就了自己的“临时妥协”条文。24日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电文中叙述了临时妥协方案。（注：Warren F.KimbalI: 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Vol.1,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pp.275-276.）可见在实利方面，美国是为了阻止日本南进欲做局部让步，如成功，远东的压力就全部在中国身上。中国政府自然要坚决反对。蒋介石认为此举对中国的危险性在于“瓦解抗战”。丘吉尔也正确而直率地点出妥协的要害将是牺牲中国抗战：“我们为中国担忧。如果他们垮了，我们共同的危险就会大大增加。”（注：Francis L.Loewenheim: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Secret Wartime Correspondence, New York,1975,pp.166-167.）罗斯福政府最后在中、英、美国政府内的人士反对下，并得知日本已经开始南进的消息，放弃了与日暂时妥协的念头。这样，美国最后全力准备迎战，如丘吉尔所说的“拼死一战”。（注：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New York, 1950,p.431.）
可以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大战略制定中中国战场就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但是由于美国“先德后日”的战略中的消极面，即对日避战的思路，美国对中国战场的支持力度是不够的。美国以自身利益为取舍的战略尽管根据敌手的实力准确的反映了战略方向和重心，但并没有彻底消除美国政策中仍存的妥协负面因素。如史汀生在批评本国政府对日没有实行禁运，表现软弱政策时所认为的：“在美国没有准备好和纳粹问题占据首位的时候，”总统和国务院的“目的仅仅是阻止战争危机在太平洋的发展。”（注：Henry L.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1948,p.384.）这种消极实施大战略的意图，使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国为自身安全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超过西线，其损失之大也远非援华数目所能比拟。这些正是美国“先德后日”战略原则所极力避免的。
三
中国抗日战场在美国“先德后日”战略制定时期以民族牺牲和奋斗精神及智慧，极大地支持了美国重心放置在援英援苏抗德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延缓和削减了盟国在远东方面的战略危机，弥补了“先德后日”战略形成阶段的某些不足。
美国“先德后日”战略原则的确立，对于中国来说，首先就是要以民族牺牲来付出战略代价，支持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美国以巨大的物资力量支持英国顶住德国的攻击，同时倾全力保卫大西洋航运。苏德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使苏联对付德国陆军主力，也尽力援助苏联战场。美国为加强太平洋的守势防御，在太平洋地区（包括阿拉斯加）也有相当数量的战略物资投入。（注：1941年11月间，美国陆军船舶运往太平洋的载量为529,164，运往大西洋（包括加勒比地区）的运载量为249,350。见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396.）对中国战场除非正式的“志愿航空队”之外，几乎没有战略投入。加上美国远东对日对华政策的不稳定因素，中国战场承受的重负是可想而知的。美国大战略制定后，为避免刺激日本，对中国战场的支持极为谨慎，避免直接卷入与日本的冲突。最明显的例子是，1941年10月底，鉴于日军威压云南占取昆明的形势，蒋介石对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要求美国空军支援。但是美国陆海军部的结论是：“牵制大量的日本军队于中国是合适的。无论如何，从更广阔的视野出发，中国可能的失败不能成为美国卷入对日本战争的依据。”（注：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75.）11月3日至12日，日本南进不可避免，美国陆海军联合署仍然不愿大规模援华，认为“物资援华的扩大应与俄国、英国和我们自身军队的需要相吻合。”“美国全部能做的就是加速提供租借物资给中国，增加美国在华航空队的装备。”美国也还拒绝批准中国急需的24门3英寸防空炮给中国。理由是菲律宾防卫的需要。（注：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C.,1953,p.75.）上述说明，美国的援华物资受到“先德后日”战略的严重制约。因此，可以说，中国是在外援极为不足的状况下，依靠自身努力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战略贡献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最为杰出的战略贡献表现在：制约了日本北进，延缓了日本南进，为美国大战略实施准备赢得了难得的时间。
日本的南进最佳时间应该说是在1940年底和1941年春。对于日本来说，此时英国和美国的注意力主要在大西洋和英伦三岛方面。而对于轴心国完成相互战略配合来说，这也是一绝佳时期。1941年2月15日丘吉尔在致罗斯福信中说：“如果日本将矛头指向我国，而我们又是孤军作战，那么后果的严重性就恐非言语所能形容了。”丘吉尔认为，中国如崩溃，将是“世界悲剧”。（注：温斯顿·丘吉尔著，韦凡译：《伟大的同盟》，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584页。）3月5日，正是美英形成“先德后日”战略之时，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在第24号命令中关于“与日本合作”部分中就载明：“三国同盟条约订立的首要合作目的，就是促使日本尽快在远东方面积极作战。这将牵制大批的英国军队和将美国的关注点转向太平洋。”（注：A.Russell Buchan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War Ⅱ,Military and Diplomatic Documents,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72,p.30.）但是，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日本没有抓住，美国由此有了宝贵的近一年的战争准备时间。可以说，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日本必须花近一年的时间来完成南进战略准备。
1941年4月，日本认识到“美国军备还没有做好同时在两洋作战的准备”，“美国这时似乎迫切需要加强对英国的援助。”日本也就想“借此机会一举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中国事变”。（注：（日）服部卓四朗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5-116页。）也就是说，日本的南进被中国束缚住了手脚，希望通过美日谈判，使美国作出妥协，促使中国与日本媾和。可见，中国战场是日本南进最为实际的一大障碍。日本其后发动太平洋战争，应该说是在这一障碍仍然存在，对日本并不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不是美英在太平洋联合作战和对中国战场支持上的优柔寡断，日本很难取得初期的重大胜利。中国战场对日本的牵制，与英国保卫战、苏联反德战争一样，为美国准备战争，将经济纳入战争准备轨道，赢得了宝贵时间。也支持了美国这一时期对英、苏全力的物资支援。12月9日，罗斯福说：“由于我们的大量作战物资运送给仍然能够抵抗轴心国家侵略的世界各国，我们赢得了许多个月的宝贵时间。我们的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现实上的：保卫任何抵抗希特勒或日本的国家。以长远看来，就是保卫我们本国。这个政策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它为我们赢得了时间，宝贵的时间，用来建设起我们美国的生产装配线。”（注：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28页。）更为重要的是，在德国全力试图迫使英国屈服之时，日本未能南进。这样，就使美国能支持英国顶住德国的攻击，迫使德国将进攻锋芒转向苏联而陷入两线作战。这种格局的形成，为后来美国稳住太平洋防线之后，适时地转入实施“先德后日”战略步骤奠定了基础。
苏德战争爆发后，使美国“先德后日”战略构想增添了新的有生力量，美国明智地对苏联实施大宗租借援助。问题仍然在于日本如果配合德国夹击苏联，“先德后日”战略将会失去有效基础。但是，日本参谋本部认为，“陆军大部分兵力正在进行对华作战，已经没有余力。并且绝对不能允许中途放弃对华战争，……对北方只作必要的准备，等到德苏战争出现有利于日本的进展，譬如斯大林政权崩溃或苏联远东地区陷入混乱的时候，再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注：（日）服部卓四朗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4页。）因此，轴心国又丧失了战略配合的良机，而盟国则赢得了实施“先德后日”战略在欧洲方面的主要基础。中国战场的杰出战略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抗日战场对日本陆军主力的牵制，还弥补了“先德后日”战略制定中的某些缺憾，“先德后日”战略原则在远东方面的要求，应该是为美英等国在与日本战争时取得最有利的守势地位而做好准备。但是美国参战时并未取得这样的地位。美英之间在太平洋方面没有完整的防御体系，美国自身也未作好应战准备。1940年丘吉尔致信罗斯福，担心日本对英宣战，要求美方派舰队对新加坡进行“友好访问”，“愈大愈好”，以“阻止战争的扩大”。（注：Warren F.KimbalI:,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Vol.1,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p.74.）美国并没有派舰队到新加坡。1941年2月15日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认为：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将在几个早期或几个月内与英美开战，因为日本迫近暹罗湾和印度支那。日本将先占战略要地和石油产地——荷属东印度，然后才是新加坡。也将袭击澳大利亚、新西兰入侵的威胁都将使英国从地中海撤退军队去救援，而这样做中东就有灾难，土耳其将重新为德国贸易和石油开放黑海通道。（注：Warren F.KimbalI: 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Vol.1,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pp.135-136.）在1941年3月5日的德日军事合作的草案中，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凯特尔也就形势做了分析：“鉴于敌人（指美英——作者注）处于低发展水平的军事准备阶段，日本愈快发动作战，成功的前景就愈好。‘巴巴罗萨计划’将为日本行动创造一个特别恰当的政治和军事条件。”关于德日合作具体事宜，草案提出：“1.尽快打败以英国为首从事战争的共同目标，因此应使美国处在战争之外；……3.三国同盟对原料的需求要求日本占领那些使其能继续进行战争的领土，特别是在美国干预的情况之下。……4.占领新加坡这一英国在远东的关键地域。”（注：Hans-Adolf Ja-cobsen and Arthur L. Smith: World War Ⅱ,Policy and Strategy; 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 England, 1979,pp.162-63.）作为轴心国元凶德国的战略考虑是明确的：第一，希望日本利用美英在太平洋方面的不利态势，早日南进进攻，牵制美英、减轻德国进攻苏联时的后顾之忧；其次，避免美国卷入战争。可以说，这两项战略目标在轴心国极为有利的时机情况下最终未实现，完全是中国战场的制约。特别在苏联没有参战之时，英美战略构架的中枢地带很容易出问题。英国最危急的时期，也是轴心国极易建立起战略联系，取得全球战略优势的时期。日本如果趁机南进，中东可能不保，美英战略构架就会坍塌，中东北非就会完全落入德国手中。但结果是日本没能南进，苏联、美英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日本大举南进时德国主力已经被牢牢拖在苏德战场而无力向中东这一东西方枢纽之地作战略投入。（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牵制日本陆军总兵力94%，胡德坤：《中日战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8页。）中国战场的存在也迫使日本不得不作战争冒险，首先与美国开战，而不能从容南进，在稳定美国的情况下达到称雄西南太平洋的目的。总之，中国几乎是“赤手空拳”（丘吉尔语）（注：天津编译中心编：《顾维钧回忆录》（缩编）上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67页。）地抵抗日本，完成了美国参战前盟国在远东的战略要求。
关于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盟国战时首脑都根据战争实际状况作了评论。丘吉尔曾多次向罗斯福表示，中国抗战的失败，是“世界悲剧”。丘吉尔在1941年11月5日为反对美国谈判中可能出现的妥协致电罗斯福，明确无误地指出：“……如果他的（中国——作者注）抵抗一旦崩溃，不但就其本身来说是一场世界悲剧，而旦也会让日本人腾出手来向北或向南进攻。”（注：Edited with Commentary by Warren F.Kimba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1,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p.266.）罗斯福在1941年5月6日宣布：“保卫中国是保卫美国的关键”。5月27日，罗斯福更明确指出：“……希特勒征服世界的计划本来今天已接近完成，如果不是由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英国，……进行着英勇的抵抗，另一个是中国壮丽防御战，而我有理由相信它还会加强。”（注：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93页。）
应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大盟国的领袖对中国战场战略贡献的评价是客观和公正的。中国战场不仅是盟国制定“先德后日”战略的前提条件之一，同时，也在极困难条件下制约了日本的北进和南进，使反法西斯战争形成了制约德国和日本两大陆军主力的战略战场的格局。
四
中国战场能在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坚持不倒，并能为“先德后日”战略做出贡献，并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应该说主要是中国人民自身艰苦努力的结果。（注：关于中国抗日战场对日作战的情况，国内史学界有不少著述有详尽的阐述，较近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中、下三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这里主要分析中国战场得以保持和发展的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保持住完整的战场格局。而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在于根据中国特点处理好抗日阵线内部的矛盾，维护抗日战争的大局。中国抗战的坚持和发展并成为具有世界战略意义的战场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政策与战略。
正确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是中国抗日战场保持和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处理好这一关系，又是以正确应对国民党限制共产党抗日和反共的意图为前提的。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基于“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作战的主攻方向转到敌后战场。对国民党则由军事打击为主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国民党政府不愿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加剧了反共摩擦活动。这对于中国团结抗战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既要以主要力量继续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为了自卫，又不能不对付国民党制造的摩擦内斗。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以高超的智慧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1940年底，蒋介石政府向华中、山东的共产党军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对于这种违背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中国共产党给以了坚决回击。对于国民党进攻的结局，毛泽东有着准确的预见：“估计到国际国内各种条件，国民党的反共进攻及高压政策是要失败的，必无前途的。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提高胜利信心，不要为国民党的进攻与高压所吓倒，必须克服可能的悲观情绪。”（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324页。）“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对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路线。毛泽东解释说：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们的一切做法是吓我们让步，“缓和可以争取群众，抵抗可以保存自己，软可以给他面子，硬可以给他恐惧”。（注：1940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等电。转引自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共产党的正确对策，对中国战场的保持起了关键的作用。
在论及这个问题时我们应充分提及的是，即使是在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也以民族大业为重，以不损害抗日大局为准则，一旦国民党反共潮水退却，与日本作战，中国共产党马上给以支持。1941年5月，蒋介石对河南战役非常恐慌，要求共产党援助与配合。（注：1941年5月10日、11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蒋介石要求华北中共军队配合作战问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109页。）毛泽东在5月15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3页。）1941年9月9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等人去电：“敌攻湘北，又犯郑、洛，国民党正集中力量抗敌，我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应向各主要交通线予以可能的袭击，配合国民党作战。同时对国民党敌后各部应停止任何攻击性行动，仅在彼方举行攻击时取防卫手段。同时并向国民党各部发出通知，要求配合对敌。”（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5页。）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着反对日本法西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目标。这在当时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中国抗战得以坚持，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开展之前挺立不倒的基础。
中国战场坚持还得益于中共的独立自主的抗战路线。中国抗日战争一直牵制了日本的北进苏联，坚持于日本后方的解放区战场更是举足轻重。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从本国利益出发对中共提出要求，让中共倾全力出兵援助苏联。毛泽东反复思考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军队配合苏军作战的问题，确定了主要原则和基本方针。在7月2日给彭德怀的急电中提出：“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作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0页。）在7月15日给周恩来的信中，毛泽东更详细地谈了战略想法：“关于军事行动，自苏德战争起，我们即刻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由于日寇在华北已占据了四年，对大城市、铁路、矿山等已建筑坚固工事，且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假如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如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塌，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那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1页。）10月20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文中更是表明了战略上的远见：“无论日本北进南进，其对华侵略决不放松，此点我们应加强调。”（注：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实践证明，中共的方针是有利于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大局的，也有利于苏联的全力抗德斗争。中国战场尤其敌后战场的坚持和稳定，使日本不敢贸然北进苏联。1941年8月，日本大本营决定放弃“北进”企图，专心向南扩展，加紧了对英美作战的准备。（注：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进行了长期的有关“北进”和“南进”的讨论，终因不能动用大部陆军进攻苏联而作罢。详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参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38-669页。）这样，中共的战略决策，既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又稳固了中国战场，而这两者，都是其后“先德后日”战略原则能顺利实施的关键。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将抗战的基点放在自己力量之上，因此，就能以坦然的心态和正确的方针分析对待、处理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对待他国战略和政策。顺应反法西斯大势的支持和赞成，违背的反对，不切实际的抵制。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策，中共领袖也有明确的看法和预见。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全面阐述“抗战与外援的关系”：“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在英、美诸民主国家尚存在有孤立观点，不知道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这种错误观点十分不合时宜；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才是当前具体的真理。……世界各大国间的战争火焰已日益迫近，任何国家欲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我们同意罗斯福总统保卫民主的宣言，但坚决反对张伯伦对于西方法西斯国家的退让政策。张伯伦对于日本至今还保存着怯懦心理。我希望英美民众积极起来，督责其政府采取反对侵略战争的新的政策，为了中国也为了英美自己。”（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8-449页。）这样，毛泽东就率先全面阐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理念和行动，即：“和平不可分割”的时代理念，“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建立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国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正确方式。这是相互联系的几个方面，是对革命民族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政策与行动及客观规律与发展趋势的精辟论述。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观念和政策实践与当时甚行的和平主义、绥靖主义针锋相对。在中国战场，正是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中的惟一幸存者，对反法西斯世界战略的制定与实施的影响和作用不可低估。
中国抗日战场得以坚持，还在于中国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相互战略支撑。尽管国共双方到“皖南事变”之后大致上没有了战役和战术上的配合，但是，总的战略配合和呼应的构架与局面是始终存在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更是自觉地积极主动以游击战作战牵制和不断消耗敌人，挺住日本的残酷进攻，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由此，中国抗日战场就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牢牢拴住日本陆军主力，并成为“先德后日”战略实施中的重要一环。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正面战场除了维持基本防线之外，（注：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战中的作用，国内已有不少著述作了较为详实的评说，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述评”，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国民党政府对中国抗战和抗日战场的坚持的积极作用突出表现在外交方面。国民党抗战外交形成的基础是中国抗战的局面。也就是说，无中国战场的存在，就无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外交。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战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国民党政府总体上形成较为积极的外交政策。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向苏、美英等国寻求援助，这一结果的积极意义在于加强了中国与未来反法西斯盟国之间的联系。第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政府坚决顶住了美日间可能的妥协。这两点对于中国战场的坚持是有大的积极作用的。（注：关于国民党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寻求外援的外交，可详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第五章，第一、二、三节；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第三章第二节，第四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从战略思想上讲，蒋介石及其幕僚也预测，中国抗战的“苦撑”会迎来美国进入战争的结果。特别是1939年2月10日，日本占领海南岛，蒋介石就认为：这是自中日战争以来“对英法美最大之威胁”，日本政策已由“大陆扩张政策”转向了“海洋政策”，“由北进政策推进到南进政策”，其真实目的是要“推翻国际秩序独霸东亚，驱逐欧美势力。”（注：古屋奎二编著：《蒋总统秘录》第12册，台北，1978年版，第5页。）这种估计也就成为蒋介石积极寻求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对美外交的重要因素。这样，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正面战场尽管主动进攻不多，但也还是维持了基本防线，几百万国民党军队对日本侵略者也是重大牵制。如前所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政府主要外援来自美英，但是，真正接受的援助并不多。而在这种状况下能坚持抗战立场，也是蒋介石政府顺应时势的某种体现。
总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远东率先以正确方式实践了反法西斯盟国战略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先德后日”战略订立之初的不足。由于有中国战场在极其艰难条件下的坚持，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和迟滞了日本军队的战略走向与日德间在有利时机下的战略配合，并支持盟国形成了实施“先德后日”战略原则的有利战略格局：即一个使日本无法脱身的中国战场；一个在中国支持下可以全力抗德、吸引德国陆军主力的苏联战场。格局中的薄弱环节恰好是确定“先德后日”战略的美国及英国自己。可以说，如果美国能明智地将正确的战略原则与实际计划操作有机结合起来的话，太平洋战争初期的重大失利是可以避免或减缓的，而战略中的缺憾无需到付出惨痛代价之后再去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