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海地革命
富兰克林W.内特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11期
【原文出处】《《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通辽)2001年02期第17～20页
〔中图分类号〕K752.4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671-0215(2001)02-0017-04
一
海地革命是世界近现代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性变革之一，它推翻了法国的殖民地统治及其经济体制，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政治国家。作为美洲第二个宣布独立的国家，海地没有任何可行的管理模式可供借鉴（美国独立时，保留了奴隶制）。海地革命的起因与18世纪后期大西洋世界的更为广泛的伴之而来的纷繁芜杂的事件是分不开的。的确，在圣多明各（即海地），1750-1850年代表了一个自发而又相互关联的各种革命事件的年代，尽管这一点经常被忽视，但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更大范围的历史的一部分。这些方面的革命改变了他们个人及其群体认识自身以及在世界的地位的方式。而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的转变逐渐地增强了一些政治领导者的自信（不是在18世纪刚刚出现的，而是比以往更加普遍），创造和创造力不单单具有神圣或偶然的属性，而且还可以用来合理地指导大众社会和个体的社会状况。
二
尽管在18世纪经历了一场普遍的革命局势，但他们并不都是以成熟的、具有震撼性的革命为结局。然而在各地，旧的秩序正在经受挑战。新思想、新情况和新人联合起来创造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波诡去谲的时代”。布赖恩·爱德华兹(Bryan Edwards)，一位精明的牙买加（英国籍）种植园主和善辩的英国议会成员，他在1798年一次针对牙买加社会的演讲中悲叹道：“已经形成的造反精神将我们祖先的智慧和经验击得粉碎。”但如果爱德华兹的悲叹是因为他熟悉的、残酷专横且有特权的种植园主和饱受压迫的奴隶所构成的世界消失的话，那么，一定不是他一人有此认识。
对大多数在美洲种植园里辛苦劳作的奴隶来说，革命形势给他们提供了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良机，但这对另一些人可能是不幸的。相比之下，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1789年－1804年这一时期内富饶而珍贵的法属加勒比海的圣多明各殖民地的变化更激烈了。成百上千的非洲奴隶和合法的自由有色种人意识到，布赖恩·爱德华兹神圣的智慧和经验性的“教训”成为他们追求个人和集体自由的可鄙的障碍。他们的热情被激发，不但是由于地理和文化的不同，还因为存在着种族和地位的差异。
在风云激荡的十五年里，殖民地（海地）人民成功地解放了自己，进行了激进而持久的革命。这在美洲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是一次使殖民地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经济生活发生质变的彻底革命。在社会方面，社会最低的等级——奴隶——成为平等、自由和独立的公民。政治上，新的公民们在美洲创立了第二个独立的国家，第一个独立的不是由欧洲人建立的国家。海地国家形成的模式使恐惧意识渗入到从波士顿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所有白人的心中，它粉碎了他们对自己政治模式毫无疑问的优越感。谈到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其人部分是非洲血统，他认为，1810年以后西属美洲的国家争取他们独立的最好方式是解放所有奴隶，而避免采用欧美革命的模式。思想上，原殖民主义者给自己一个新名字——海地人，并且限定所有海地人为“黑人”，因此，它从心理上打击了欧洲和北美种族主义者的思维定势：他们所看到的以其自身形象出现的永久统治的等级世界。在海地，不论肤色、种族或社会地位，所有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同时海地的事例有力地驳斥了在20世纪末的一些社会科学家依然接受的荒谬的观念：在奴隶和非洲血统的人中，奴隶制导致了“集体死亡”。而在经济领域海地人戏剧般地将他们传统的热带种植园农业，尤其是在北部的，由大地产者(latifundia)控制的结构，改造成小生产者(minifundist)的社会，或为小规模、自给自足的生产者，他们重新调整了国内市场体制，由主要依赖出口改为以少量出口为补充。但这些变化如果没有对社会和国家造成极其痛苦的错位和长期严峻的影响，是不可能完成的。
圣多明各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起因于17、18世纪一个新的统一的大西洋共同体的建设。法国建设大西洋世界的更为广泛的运动给变革提供了动力催化剂，激起了1776-1783年间的美国政治独立运动。甚至在这以前，启蒙运动的思想已经搅动了大西洋两边的政治结构，公开地挑战传统的重商主义的帝国行政管理的观念，使以前限定为无营业执照者和走私者的非正统的自由贸易合法化。启蒙运动提出了重组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合理根据。许多重要的思想家推动并普及个人和集体的自由、政治权利和阶级平等的新思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民主——最终推理出一些不合传统的关于奴隶制思想的结论。
对于奴隶制在道德、宗教和经济方面的合法性的质疑表现在这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中，最终这些质疑导致了法理学上的变化。例如，1772年英联邦首席大法官威廉姆·曼斯菲尔德(William Mansfield)在英格兰极不情愿地宣判：奴隶詹姆斯·萨默塞特(James Somerset)的主人不能把他重新送回西印度群岛，这表明由于被带到英格兰，萨默塞特成为了自由人。1778年，苏格兰诸法院宣布奴隶制在部分地区为非法，连同曼斯菲尔德的英格兰判决，这意味着奴隶制度在不列颠群岛是不合法的。这些法令鼓舞了旨在推动和改善奴隶社会地位，甚至导致了最终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社团的形成。
作为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一部分，在未宣布政治独立之前，奴隶制度就已遭受到许多宗教和政治领导人的攻击。例如，作为教友派教徒和福音派信徒的威廉姆·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berforce 1759-1833)、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 1760-1846)和格兰维尔·夏普(Granville Sharp 1735-1813)等。反对奴隶制度的运动在宗主国的首都和各殖民地蓬勃兴起。1787年，格雷古瓦神父(Abbé Grégoire 1750-1831)、雷纳尔神父(Abbé Raynal 1713-1796)、德·拉法夷特侯爵(de Lafayette 1757-1834)和其他一些人组成一个称做“黑人之友协会”(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的反对奴隶制度委员会。
遍及该地区的思想变化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在18世纪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奴隶社会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英国和法国（大部分）的在外蔗糖制造商们（指不住在产权所在地的人）在各自帝国的首都成为新闻热点人物，这也引起了政治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的注意。在后者中最有名的应属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他在1776年写出了《国富论》，通过对生产成本的比较论证，他坚信：“基于历史与民族的经验，我认为，雇用自由人来工作要比使用奴隶来完成廉价得多。”他进一步论述道：“奴隶制既不经济也不合理，因为种植园体制是一种浪费，而且奴隶所花费的成本要比自由劳动者花费得多。”
人口的结构类似一个热带美洲的典型的奴隶种植园剥削社会。约有25,000白人殖民者处在这个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中间为一个与白人殖民者数量相当的中间附属阶层，是遍及加勒比海诸殖民地的自由的白人与非白种人通婚的后裔，被称为混血种人(gens de couleur)；下层是占大多数的，约有500,000人，受压迫、污辱、奴役和剥削的来自非洲或非洲血统的奴隶。这些人口统计比例可能与牙买加、巴巴多斯岛或古巴的奴隶种植园政权达到巅峰时的数目相似。蔗糖、咖啡、棉花、靛青和与之相伴的附属活动依然保持着凝聚力。因此，这些当地的种植园社会与经济通过延伸至非洲的跨岸贸易这根弦被紧密地联系起来。经济运行的可行性依赖于通过输入非洲奴隶来不断补充劳力。然而，这个体制，由于其商业市场运作延伸至几个大陆，既精密又复杂。
在法属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白人、自由的非白色种人、奴隶形成了三个明显的社会等级，但这种阶级划分掩盖了遍及社会各部门的阶级和相应的阶级内部冲突的复杂体制。在白人中间，阶级冲突存在于那些成功的所谓“大资产者”(grands blancs)连同他们的佣工——种植园监工、技工、管理者与所谓的“小资产者”(petits blancs)——小商人的代表、小经营者及各种类型的依附者之间。冲突是明显的。同时，所有白人对中间阶层的混血种人(gens de couleur)都怀有不同程度的恐惧和疑虑，而且尤其是对那些拥有财富、受过教育、举止文雅、勤俭节约、积极进取、且极具流动性的代表们。对于他们这一部分人来说，自由的非白色种人，在革命发生前的二十多年间，注意到了其政治及社会才能日益受到限制。他们的财富和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小资产者”的社会地位。然而，他们也是一个内部分裂的团体，大体上是基于血统和肤色的划分。至于奴隶，他们都是有区别的——如果这是一个确切的术语——其法定地位是他们主人的终身财产，并且时常受到高度的压制。在奴隶这一部分内，地位的划分源自许多令人费解的因素，技能、性别、职业、场所（城市或乡村、家里或田间）、生产关系或主人一时随意的怪念头。
尽管紧张状态确实在各阶层内部和阶层之间小心而持久地维系着，但奴隶社会仍是一个极富爆炸力的社会。尽管有奴隶这个普遍的事实可能产生跨阶层的共同利益，但其发生并不经常或强大到足以达到明显的阶级一致。白人和自由有色种人经常漠视奴隶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但无论如何他们仍不得不持续地与奴隶谈判，以免使其世界崩溃。同样相似的种族和肤色不利于自由的非白色种人和奴隶之间的亲和力。奴隶从不承认对其法定的宣判，但对种植园奴隶制的永久的军事反抗，无论是在个别的圣多明各还是整体上的加勒比海，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在何地何时该体制发生崩溃的原因，与其说是内在的个体人为的商业建设的革命性安排，不如说是各种情况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圣多明各这套体制1789年本来不会崩溃。客观地说，海地突然局部地导致体制崩溃，似乎是因为加勒比海奴隶制度这一系统本身孕育了毁灭的种子，因此而不能无限地持续下去。
骚乱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各殖民地不满情绪的报告主要代表的不是人们的普遍的评论，而仅仅是那些富有的种植园主和商人，尤其是在法国的在外地主的意见。正如法国人最终将发现的那样，在地理上，殖民地是相当复杂的。富有的北部种植园主(Plain du Nord)在数量上明显属于少数派。在西部省(West Province)和南部省(South Province)中间的许多利益和占有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方面，各地的自由人为了赢得法国的认可接受了革命的口号，但他们将其特殊化且只强调有利于他们个人前途的那部分内容。大资产者看到了《人权宣言》中资产阶级拥有与1776年在费城北美独立的农场主们相当的权利和特权。而且大资产者注意到自由不是作为一件私事，而是更大的殖民地自治权，尤其是有关经济的重大情况。他们也希望首都能授予他们更多的自由贸易的权利，因而逐步弱化国内重商主义者“商业排斥主义”的影响。小资产者渴望平等，即针对所有白人的积极的公民权，而且更少官僚机构对殖民地的控制。但他们强调基于同样纯洁的白人肤色的一种博爱。混血种人也要求平等和博爱，但他们的要求是基于一种不考虑肤色的所有自由人的平等，因为他们符合所有积极的公民权的其他条件。奴隶没有参与最初的辩论和大量地使用口号，但他们随之而来的行动清楚地表明他们支持自由。然而，这不是白人的自由。他们的自由是一种削弱其主人与种植园关系的基础并危及那些具有相当数量的、已获得自由的人们的财富和个人自由。
在法国和它的加勒比海的殖民地，革命的发展莫名其妙地走上了平行道。1789年，革命无疑是伴随着法国议会对凡尔赛的召唤展开的。尽管它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首都和各殖民地，但冲突的形式和抗议迅速地形成了。在首都，法国议会，尽管已经有175年没有召开而差不多被遗忘了，但它仍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来自各地的海外殖民者们以为他们将能成为法国人并且参与讨论，随着事情的进展，事实上他们并不具有那些历史和传统。在许多方面，他们是创造新型社会——一种种植园社会的新人。他们的经历与那些英属加勒比海的种植园主和奴隶主是截然不同的。
起初，在1789年法国议会宣称其本身为国民会议，继而国民会议在1792年8月宣布法国成为共和政体之时，事情的进展似乎并不利于这些法国殖民地的代表们。在法国，正如詹姆斯·比林顿(James Billington)所述：“继之而来的武装起义的历史显示了一种对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不可抗拒的推力。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的十二人公共安全委员会（1793-1794年）让位于督政府（1795-1799年）之后为三人执政，再后1799年指定拿破仑(Napoleon)为第一执政，并且最终拿破仑在1804年加冕称帝。”在各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中，至少是在圣多明各，其最大的特色是：在武装起义期间，力量的联合吸引了非白色种人，并且以权力控制在奴隶和前奴隶或他们的后裔的手中而告终。
随着殖民地局势的混乱，以致对首都的立法者来说很难加以解决，各殖民地的武装起义自北部大资产者憎恨小资产者的一次未遂的政变开始，由于在1790年被小资产者控制的圣马克（St.Marc，在西部省）殖民地会议正在起草一部宪法。两个白人集团武装起他们的奴隶并准备以革命的名义进行一场战争。然而，当国民会议颁布《五月法令》给予持有财产的黑人、混血种人公民权时，他们暂时忘记了他们的阶级差别，并且铸造了一个不稳定的联盟以制止种族平等的革命威胁。自由的非白色种人要求他们权利的坚定信念——同时也武装了正在准备战争的奴隶——使迫在眉睫的内战演变为一场不可避免的种族战争。
判决并没有使上等自由人集团失去奴隶，但如果奴隶们能够为敌对的自由人的事业而战，那么他们也能为自己而战，而且事实确实是这样。暴力，首先是白人使用，然后变成了通用的手段。最后，在1791年8月，在一方或另一方宣称为自由而战的自由人的战斗持续了近两年，北部奴隶主的奴隶们也开始为他们自己的事业而战。而且他们一旦开始，就拒绝满足于任何不能达到他们完全自由的事情。当殖民政治体制不能承受他们解放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显时，为了获取自由，他们就在1804年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始于1791年的奴隶集体起义的合乎逻辑的延伸。
但在它发生前，1792-1802年，圣多明各经历了一段混乱时期。在那时，有六个战斗的派系同时存在：奴隶、自由的有色种人、小资产者、大资产者和正在进行侵略的西班牙与英国的军队，加上徒劳地试图恢复秩序与控制的法国军队。彼此间的联盟不断形成并瓦解。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形势慢慢地有利于拥有绝对多数人口的一方——原来的不再甘于隶属地位的奴隶们。1793年以后，在皮埃尔—多米尼克·图桑·卢维杜尔(Pierre-Dominique Toussaint Louverture)（原是奴隶）的控制下，战争的形势无情地发生逆转，由确信自由观念必胜的奴隶掌握着。尽管时间短暂，它（即奴隶自由）却适时地由国民议会批准了，但这既不是战斗的结束，也不是奴隶制的消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793年奴隶的胜利，是殖民主义和法国革命的胜利。激进的革命形势及其殖民地管理者无法压抑的热情，尤其是雅各宾派委员里格·费利西特·桑托纳克斯(Léger Félidité Sonthonax)清除了所有反革命及保皇主义的迹象。这在圣多明各便利了黑人对白人的最终胜利。然而桑托纳克斯的作用并没有贬低具有杰出的军事领导力和政治敏锐力的图桑·卢维杜尔的作用。1797年，他成为该殖民地的总督，并且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赶走了所有侵略军（包括法军），而且制定了一部现代化的民主宪法。他也镇压了（但没有根除）在南部由安德·雷格德(André Rigaud)和亚历山大·佩蒂翁(Alexander Pétion)领导的自由有色种人起义。圣多明各的军队占领了毗邻的西班牙属圣多明各殖民地，解放了少量奴隶，成为具有新型结构的新式社会。作为对他的报答，图桑·卢维杜尔成为终身总督，这引起了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Bonaparte)更多的不快。
圣多明各革命为什么遵循这样一个独特的进程并最终以废除奴隶制而告终呢？凯洛林·菲克(Carolyn Fick)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正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圣多明各奴隶制的废除是恰如其分地汇集在特定的历史交接点上的彼此间日益加强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的因素或者甚至是几个因素的组合——包括具有催化作用的法国大革命，种植园主和自由有色种人的殖民地起义，帝国战争的大环境及身为市政官员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的突出作用——都不能为圣多明各奴隶制的终止提供充分的理由，如果没有在军事上独立的有组织的奴隶起义的话……
从赞同法国革命的立场上看，奴隶制的废除似乎基本上是革命的副产品，而且对于国家来说很难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紧迫问题。事实上，是桑托纳克斯启动了圣多明各奴隶制的废除进程，而不是法国的国民大会，其实，当时法国仅仅知道在圣多明各奴隶制将要被废除。因而，首都革命与圣多明各的黑人革命之间的至关重要的链接似乎在于联系性和补充性这两方面因素，即一方面是一次自决的、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另一方面是桑托纳克斯这样一位务实的废权主义者出现在殖民地。”
这种“联系性与补充性的因素”没有在美洲其他地方出现——甚至没有在毗邻地的法属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及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出现。
由政治上准自由的黑人构成的圣多明各的现实与拿破仑重建横跨法国与美洲帝国的光荣梦想是格格不入的。它在美洲其他地方的奴隶主中间也产生了一种安东尼·美恩戈特(Anthony Maingot)称之为的“恐怖意识”。在其欲望的驱使下，拿破仑于1802年派他的姻兄查尔斯·维克多·伊曼纽尔·勒克莱多(Charles Victor Emmanuel Leclerc)将军率领约10,000人的精锐的法国部队去实现其目标。这是一次破坏性极大却枉费心机的努力。其姻兄及44,000人的军队的大多数后来被派遣进行野蛮而残酷的重新征服的战斗，但拿破仑最终失去了这块殖民地。尽管图桑被法国以卑鄙的手段劫走，流放乃至死亡（过早地死于法国），但海地仍由原先的中尉，现在的新总督让·雅克·德萨林(Jean-jacques Dessalines)在1804年1月1日宣布独立。海地、加勒比海以及美洲将与1791年奴隶起义前，不再相同。
三
海地革命的冲击是直接而深远的。反对奴隶制的战争直接引发了整个地区的动荡，尤其是在牙买加的马伦人(Maroon)社区和圣基茨(St.Kitts)的奴隶中间。它引发了向邻近岛屿、美国及欧洲的移民潮，重新激活了古巴和波多黎各的农产品的发展。正如阿尔弗雷德·亨特(Alfred Hunt)所说，海地的移民也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语言、宗教、政治、文化、烹调、建筑、医学及奴隶制的冲突，尤其是在路易斯安娜(Louisiana)。更重要的是，革命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大西洋世界的白人心理。海地革命无疑加强了遍及加勒比海的对种族、肤色及社会地位的敏感。
在邻近的加勒比海诸国的政治和经济上层人士中间，作为针对马伦人的可行性的方法，以替代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是使其国家内部关系复杂化。这个下等白人占绝大多数的社会可能羡慕海地取得的成就，但他们知道，这不能简单地进行复制。“海地活生生的事实表明其结果不仅仅是黑人的自由”，美恩戈特写到，“而且，的确，还有黑人的统治。”这正是后者所恐惧的，因此，前者如果不完全被禁止，就不得不去限制。有利的时间、地点和环境的偶合导致没能产生又一个海地。对其他的白种美洲人来说，“勿忘海地”的呼喊被证明是遏制当地富裕的居民渴望政治自由，尤其是在奴隶社会的一剂良方。古巴争取政治独立的进程长期被拖延，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狡猾的西班牙人利用古巴克里奥人(Creoles)的“恐怖意识”，如对1789-1804年间圣多明各戏剧般的描述。然而，在1804年，当地政治及经济方面的上层人士已经很难继续满足于18世纪中期其自身的地位。海地不可避免地给所有的奴隶社会投下了阴影。反奴运动变得越来越强大、激进，尤其是在大不列颠，而且殖民地的奴隶们亦变得愈来愈不安宁，更重要的是在加勒比海白人失去了自信：在1789年以前他们确信能永久地维持奴隶制。在1808年，英国人废除了他们的跨洋奴隶贸易，并且在1834-1838年间废除了奴隶制。在这一期间，自由的非白色种人（和犹太人）连同白人在许多殖民地被给予政治上的平等。尽管他们的奴隶制于1803年在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重新构筑并苟延残喘至1848年，但法国人早在1818年就终止了他们的奴隶贸易。英法帝国的奴隶体制——加上荷兰及丹麦的奴隶体制——在行政管理上亦被拆除了。在西属美洲国家和大陆及巴西也可以说是同样的情形。在美国，奴隶制以一次破坏性的内战而猝然寿终正寝。1873年西班牙废除了波多黎各（该地区已不重要）的奴隶制。古巴的事例，该地区奴隶制极其重要，则证明了奴隶制废除的艰辛，但也是以一场长年的、毁灭性的内战而于1886年最终取得了自由。当时，它不是海地革命，而是海地本身在其近邻间激起的副作用。
译自《美国历史评论》(Th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2000年第1期，第103-115页，作者：Franklin.W.Knight，题目：The HaitianRevolution.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11期
【原文出处】《《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通辽)2001年02期第17～20页
一
海地革命是世界近现代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性变革之一，它推翻了法国的殖民地统治及其经济体制，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政治国家。作为美洲第二个宣布独立的国家，海地没有任何可行的管理模式可供借鉴（美国独立时，保留了奴隶制）。海地革命的起因与18世纪后期大西洋世界的更为广泛的伴之而来的纷繁芜杂的事件是分不开的。的确，在圣多明各（即海地），1750-1850年代表了一个自发而又相互关联的各种革命事件的年代，尽管这一点经常被忽视，但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更大范围的历史的一部分。这些方面的革命改变了他们个人及其群体认识自身以及在世界的地位的方式。而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的转变逐渐地增强了一些政治领导者的自信（不是在18世纪刚刚出现的，而是比以往更加普遍），创造和创造力不单单具有神圣或偶然的属性，而且还可以用来合理地指导大众社会和个体的社会状况。
二
尽管在18世纪经历了一场普遍的革命局势，但他们并不都是以成熟的、具有震撼性的革命为结局。然而在各地，旧的秩序正在经受挑战。新思想、新情况和新人联合起来创造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波诡去谲的时代”。布赖恩·爱德华兹(Bryan Edwards)，一位精明的牙买加（英国籍）种植园主和善辩的英国议会成员，他在1798年一次针对牙买加社会的演讲中悲叹道：“已经形成的造反精神将我们祖先的智慧和经验击得粉碎。”但如果爱德华兹的悲叹是因为他熟悉的、残酷专横且有特权的种植园主和饱受压迫的奴隶所构成的世界消失的话，那么，一定不是他一人有此认识。
对大多数在美洲种植园里辛苦劳作的奴隶来说，革命形势给他们提供了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良机，但这对另一些人可能是不幸的。相比之下，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1789年－1804年这一时期内富饶而珍贵的法属加勒比海的圣多明各殖民地的变化更激烈了。成百上千的非洲奴隶和合法的自由有色种人意识到，布赖恩·爱德华兹神圣的智慧和经验性的“教训”成为他们追求个人和集体自由的可鄙的障碍。他们的热情被激发，不但是由于地理和文化的不同，还因为存在着种族和地位的差异。
在风云激荡的十五年里，殖民地（海地）人民成功地解放了自己，进行了激进而持久的革命。这在美洲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是一次使殖民地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经济生活发生质变的彻底革命。在社会方面，社会最低的等级——奴隶——成为平等、自由和独立的公民。政治上，新的公民们在美洲创立了第二个独立的国家，第一个独立的不是由欧洲人建立的国家。海地国家形成的模式使恐惧意识渗入到从波士顿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所有白人的心中，它粉碎了他们对自己政治模式毫无疑问的优越感。谈到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其人部分是非洲血统，他认为，1810年以后西属美洲的国家争取他们独立的最好方式是解放所有奴隶，而避免采用欧美革命的模式。思想上，原殖民主义者给自己一个新名字——海地人，并且限定所有海地人为“黑人”，因此，它从心理上打击了欧洲和北美种族主义者的思维定势：他们所看到的以其自身形象出现的永久统治的等级世界。在海地，不论肤色、种族或社会地位，所有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同时海地的事例有力地驳斥了在20世纪末的一些社会科学家依然接受的荒谬的观念：在奴隶和非洲血统的人中，奴隶制导致了“集体死亡”。而在经济领域海地人戏剧般地将他们传统的热带种植园农业，尤其是在北部的，由大地产者(latifundia)控制的结构，改造成小生产者(minifundist)的社会，或为小规模、自给自足的生产者，他们重新调整了国内市场体制，由主要依赖出口改为以少量出口为补充。但这些变化如果没有对社会和国家造成极其痛苦的错位和长期严峻的影响，是不可能完成的。
圣多明各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起因于17、18世纪一个新的统一的大西洋共同体的建设。法国建设大西洋世界的更为广泛的运动给变革提供了动力催化剂，激起了1776-1783年间的美国政治独立运动。甚至在这以前，启蒙运动的思想已经搅动了大西洋两边的政治结构，公开地挑战传统的重商主义的帝国行政管理的观念，使以前限定为无营业执照者和走私者的非正统的自由贸易合法化。启蒙运动提出了重组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合理根据。许多重要的思想家推动并普及个人和集体的自由、政治权利和阶级平等的新思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民主——最终推理出一些不合传统的关于奴隶制思想的结论。
对于奴隶制在道德、宗教和经济方面的合法性的质疑表现在这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中，最终这些质疑导致了法理学上的变化。例如，1772年英联邦首席大法官威廉姆·曼斯菲尔德(William Mansfield)在英格兰极不情愿地宣判：奴隶詹姆斯·萨默塞特(James Somerset)的主人不能把他重新送回西印度群岛，这表明由于被带到英格兰，萨默塞特成为了自由人。1778年，苏格兰诸法院宣布奴隶制在部分地区为非法，连同曼斯菲尔德的英格兰判决，这意味着奴隶制度在不列颠群岛是不合法的。这些法令鼓舞了旨在推动和改善奴隶社会地位，甚至导致了最终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社团的形成。
作为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一部分，在未宣布政治独立之前，奴隶制度就已遭受到许多宗教和政治领导人的攻击。例如，作为教友派教徒和福音派信徒的威廉姆·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berforce 1759-1833)、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 1760-1846)和格兰维尔·夏普(Granville Sharp 1735-1813)等。反对奴隶制度的运动在宗主国的首都和各殖民地蓬勃兴起。1787年，格雷古瓦神父(Abbé Grégoire 1750-1831)、雷纳尔神父(Abbé Raynal 1713-1796)、德·拉法夷特侯爵(de Lafayette 1757-1834)和其他一些人组成一个称做“黑人之友协会”(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的反对奴隶制度委员会。
遍及该地区的思想变化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在18世纪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奴隶社会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英国和法国（大部分）的在外蔗糖制造商们（指不住在产权所在地的人）在各自帝国的首都成为新闻热点人物，这也引起了政治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的注意。在后者中最有名的应属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他在1776年写出了《国富论》，通过对生产成本的比较论证，他坚信：“基于历史与民族的经验，我认为，雇用自由人来工作要比使用奴隶来完成廉价得多。”他进一步论述道：“奴隶制既不经济也不合理，因为种植园体制是一种浪费，而且奴隶所花费的成本要比自由劳动者花费得多。”
人口的结构类似一个热带美洲的典型的奴隶种植园剥削社会。约有25,000白人殖民者处在这个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中间为一个与白人殖民者数量相当的中间附属阶层，是遍及加勒比海诸殖民地的自由的白人与非白种人通婚的后裔，被称为混血种人(gens de couleur)；下层是占大多数的，约有500,000人，受压迫、污辱、奴役和剥削的来自非洲或非洲血统的奴隶。这些人口统计比例可能与牙买加、巴巴多斯岛或古巴的奴隶种植园政权达到巅峰时的数目相似。蔗糖、咖啡、棉花、靛青和与之相伴的附属活动依然保持着凝聚力。因此，这些当地的种植园社会与经济通过延伸至非洲的跨岸贸易这根弦被紧密地联系起来。经济运行的可行性依赖于通过输入非洲奴隶来不断补充劳力。然而，这个体制，由于其商业市场运作延伸至几个大陆，既精密又复杂。
在法属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白人、自由的非白色种人、奴隶形成了三个明显的社会等级，但这种阶级划分掩盖了遍及社会各部门的阶级和相应的阶级内部冲突的复杂体制。在白人中间，阶级冲突存在于那些成功的所谓“大资产者”(grands blancs)连同他们的佣工——种植园监工、技工、管理者与所谓的“小资产者”(petits blancs)——小商人的代表、小经营者及各种类型的依附者之间。冲突是明显的。同时，所有白人对中间阶层的混血种人(gens de couleur)都怀有不同程度的恐惧和疑虑，而且尤其是对那些拥有财富、受过教育、举止文雅、勤俭节约、积极进取、且极具流动性的代表们。对于他们这一部分人来说，自由的非白色种人，在革命发生前的二十多年间，注意到了其政治及社会才能日益受到限制。他们的财富和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小资产者”的社会地位。然而，他们也是一个内部分裂的团体，大体上是基于血统和肤色的划分。至于奴隶，他们都是有区别的——如果这是一个确切的术语——其法定地位是他们主人的终身财产，并且时常受到高度的压制。在奴隶这一部分内，地位的划分源自许多令人费解的因素，技能、性别、职业、场所（城市或乡村、家里或田间）、生产关系或主人一时随意的怪念头。
尽管紧张状态确实在各阶层内部和阶层之间小心而持久地维系着，但奴隶社会仍是一个极富爆炸力的社会。尽管有奴隶这个普遍的事实可能产生跨阶层的共同利益，但其发生并不经常或强大到足以达到明显的阶级一致。白人和自由有色种人经常漠视奴隶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但无论如何他们仍不得不持续地与奴隶谈判，以免使其世界崩溃。同样相似的种族和肤色不利于自由的非白色种人和奴隶之间的亲和力。奴隶从不承认对其法定的宣判，但对种植园奴隶制的永久的军事反抗，无论是在个别的圣多明各还是整体上的加勒比海，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在何地何时该体制发生崩溃的原因，与其说是内在的个体人为的商业建设的革命性安排，不如说是各种情况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圣多明各这套体制1789年本来不会崩溃。客观地说，海地突然局部地导致体制崩溃，似乎是因为加勒比海奴隶制度这一系统本身孕育了毁灭的种子，因此而不能无限地持续下去。
骚乱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各殖民地不满情绪的报告主要代表的不是人们的普遍的评论，而仅仅是那些富有的种植园主和商人，尤其是在法国的在外地主的意见。正如法国人最终将发现的那样，在地理上，殖民地是相当复杂的。富有的北部种植园主(Plain du Nord)在数量上明显属于少数派。在西部省(West Province)和南部省(South Province)中间的许多利益和占有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方面，各地的自由人为了赢得法国的认可接受了革命的口号，但他们将其特殊化且只强调有利于他们个人前途的那部分内容。大资产者看到了《人权宣言》中资产阶级拥有与1776年在费城北美独立的农场主们相当的权利和特权。而且大资产者注意到自由不是作为一件私事，而是更大的殖民地自治权，尤其是有关经济的重大情况。他们也希望首都能授予他们更多的自由贸易的权利，因而逐步弱化国内重商主义者“商业排斥主义”的影响。小资产者渴望平等，即针对所有白人的积极的公民权，而且更少官僚机构对殖民地的控制。但他们强调基于同样纯洁的白人肤色的一种博爱。混血种人也要求平等和博爱，但他们的要求是基于一种不考虑肤色的所有自由人的平等，因为他们符合所有积极的公民权的其他条件。奴隶没有参与最初的辩论和大量地使用口号，但他们随之而来的行动清楚地表明他们支持自由。然而，这不是白人的自由。他们的自由是一种削弱其主人与种植园关系的基础并危及那些具有相当数量的、已获得自由的人们的财富和个人自由。
在法国和它的加勒比海的殖民地，革命的发展莫名其妙地走上了平行道。1789年，革命无疑是伴随着法国议会对凡尔赛的召唤展开的。尽管它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首都和各殖民地，但冲突的形式和抗议迅速地形成了。在首都，法国议会，尽管已经有175年没有召开而差不多被遗忘了，但它仍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来自各地的海外殖民者们以为他们将能成为法国人并且参与讨论，随着事情的进展，事实上他们并不具有那些历史和传统。在许多方面，他们是创造新型社会——一种种植园社会的新人。他们的经历与那些英属加勒比海的种植园主和奴隶主是截然不同的。
起初，在1789年法国议会宣称其本身为国民会议，继而国民会议在1792年8月宣布法国成为共和政体之时，事情的进展似乎并不利于这些法国殖民地的代表们。在法国，正如詹姆斯·比林顿(James Billington)所述：“继之而来的武装起义的历史显示了一种对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不可抗拒的推力。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的十二人公共安全委员会（1793-1794年）让位于督政府（1795-1799年）之后为三人执政，再后1799年指定拿破仑(Napoleon)为第一执政，并且最终拿破仑在1804年加冕称帝。”在各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中，至少是在圣多明各，其最大的特色是：在武装起义期间，力量的联合吸引了非白色种人，并且以权力控制在奴隶和前奴隶或他们的后裔的手中而告终。
随着殖民地局势的混乱，以致对首都的立法者来说很难加以解决，各殖民地的武装起义自北部大资产者憎恨小资产者的一次未遂的政变开始，由于在1790年被小资产者控制的圣马克（St.Marc，在西部省）殖民地会议正在起草一部宪法。两个白人集团武装起他们的奴隶并准备以革命的名义进行一场战争。然而，当国民会议颁布《五月法令》给予持有财产的黑人、混血种人公民权时，他们暂时忘记了他们的阶级差别，并且铸造了一个不稳定的联盟以制止种族平等的革命威胁。自由的非白色种人要求他们权利的坚定信念——同时也武装了正在准备战争的奴隶——使迫在眉睫的内战演变为一场不可避免的种族战争。
判决并没有使上等自由人集团失去奴隶，但如果奴隶们能够为敌对的自由人的事业而战，那么他们也能为自己而战，而且事实确实是这样。暴力，首先是白人使用，然后变成了通用的手段。最后，在1791年8月，在一方或另一方宣称为自由而战的自由人的战斗持续了近两年，北部奴隶主的奴隶们也开始为他们自己的事业而战。而且他们一旦开始，就拒绝满足于任何不能达到他们完全自由的事情。当殖民政治体制不能承受他们解放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显时，为了获取自由，他们就在1804年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始于1791年的奴隶集体起义的合乎逻辑的延伸。
但在它发生前，1792-1802年，圣多明各经历了一段混乱时期。在那时，有六个战斗的派系同时存在：奴隶、自由的有色种人、小资产者、大资产者和正在进行侵略的西班牙与英国的军队，加上徒劳地试图恢复秩序与控制的法国军队。彼此间的联盟不断形成并瓦解。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形势慢慢地有利于拥有绝对多数人口的一方——原来的不再甘于隶属地位的奴隶们。1793年以后，在皮埃尔—多米尼克·图桑·卢维杜尔(Pierre-Dominique Toussaint Louverture)（原是奴隶）的控制下，战争的形势无情地发生逆转，由确信自由观念必胜的奴隶掌握着。尽管时间短暂，它（即奴隶自由）却适时地由国民议会批准了，但这既不是战斗的结束，也不是奴隶制的消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793年奴隶的胜利，是殖民主义和法国革命的胜利。激进的革命形势及其殖民地管理者无法压抑的热情，尤其是雅各宾派委员里格·费利西特·桑托纳克斯(Léger Félidité Sonthonax)清除了所有反革命及保皇主义的迹象。这在圣多明各便利了黑人对白人的最终胜利。然而桑托纳克斯的作用并没有贬低具有杰出的军事领导力和政治敏锐力的图桑·卢维杜尔的作用。1797年，他成为该殖民地的总督，并且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赶走了所有侵略军（包括法军），而且制定了一部现代化的民主宪法。他也镇压了（但没有根除）在南部由安德·雷格德(André Rigaud)和亚历山大·佩蒂翁(Alexander Pétion)领导的自由有色种人起义。圣多明各的军队占领了毗邻的西班牙属圣多明各殖民地，解放了少量奴隶，成为具有新型结构的新式社会。作为对他的报答，图桑·卢维杜尔成为终身总督，这引起了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Bonaparte)更多的不快。
圣多明各革命为什么遵循这样一个独特的进程并最终以废除奴隶制而告终呢？凯洛林·菲克(Carolyn Fick)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正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圣多明各奴隶制的废除是恰如其分地汇集在特定的历史交接点上的彼此间日益加强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的因素或者甚至是几个因素的组合——包括具有催化作用的法国大革命，种植园主和自由有色种人的殖民地起义，帝国战争的大环境及身为市政官员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的突出作用——都不能为圣多明各奴隶制的终止提供充分的理由，如果没有在军事上独立的有组织的奴隶起义的话……
从赞同法国革命的立场上看，奴隶制的废除似乎基本上是革命的副产品，而且对于国家来说很难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紧迫问题。事实上，是桑托纳克斯启动了圣多明各奴隶制的废除进程，而不是法国的国民大会，其实，当时法国仅仅知道在圣多明各奴隶制将要被废除。因而，首都革命与圣多明各的黑人革命之间的至关重要的链接似乎在于联系性和补充性这两方面因素，即一方面是一次自决的、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另一方面是桑托纳克斯这样一位务实的废权主义者出现在殖民地。”
这种“联系性与补充性的因素”没有在美洲其他地方出现——甚至没有在毗邻地的法属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及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出现。
由政治上准自由的黑人构成的圣多明各的现实与拿破仑重建横跨法国与美洲帝国的光荣梦想是格格不入的。它在美洲其他地方的奴隶主中间也产生了一种安东尼·美恩戈特(Anthony Maingot)称之为的“恐怖意识”。在其欲望的驱使下，拿破仑于1802年派他的姻兄查尔斯·维克多·伊曼纽尔·勒克莱多(Charles Victor Emmanuel Leclerc)将军率领约10,000人的精锐的法国部队去实现其目标。这是一次破坏性极大却枉费心机的努力。其姻兄及44,000人的军队的大多数后来被派遣进行野蛮而残酷的重新征服的战斗，但拿破仑最终失去了这块殖民地。尽管图桑被法国以卑鄙的手段劫走，流放乃至死亡（过早地死于法国），但海地仍由原先的中尉，现在的新总督让·雅克·德萨林(Jean-jacques Dessalines)在1804年1月1日宣布独立。海地、加勒比海以及美洲将与1791年奴隶起义前，不再相同。
三
海地革命的冲击是直接而深远的。反对奴隶制的战争直接引发了整个地区的动荡，尤其是在牙买加的马伦人(Maroon)社区和圣基茨(St.Kitts)的奴隶中间。它引发了向邻近岛屿、美国及欧洲的移民潮，重新激活了古巴和波多黎各的农产品的发展。正如阿尔弗雷德·亨特(Alfred Hunt)所说，海地的移民也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语言、宗教、政治、文化、烹调、建筑、医学及奴隶制的冲突，尤其是在路易斯安娜(Louisiana)。更重要的是，革命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大西洋世界的白人心理。海地革命无疑加强了遍及加勒比海的对种族、肤色及社会地位的敏感。
在邻近的加勒比海诸国的政治和经济上层人士中间，作为针对马伦人的可行性的方法，以替代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是使其国家内部关系复杂化。这个下等白人占绝大多数的社会可能羡慕海地取得的成就，但他们知道，这不能简单地进行复制。“海地活生生的事实表明其结果不仅仅是黑人的自由”，美恩戈特写到，“而且，的确，还有黑人的统治。”这正是后者所恐惧的，因此，前者如果不完全被禁止，就不得不去限制。有利的时间、地点和环境的偶合导致没能产生又一个海地。对其他的白种美洲人来说，“勿忘海地”的呼喊被证明是遏制当地富裕的居民渴望政治自由，尤其是在奴隶社会的一剂良方。古巴争取政治独立的进程长期被拖延，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狡猾的西班牙人利用古巴克里奥人(Creoles)的“恐怖意识”，如对1789-1804年间圣多明各戏剧般的描述。然而，在1804年，当地政治及经济方面的上层人士已经很难继续满足于18世纪中期其自身的地位。海地不可避免地给所有的奴隶社会投下了阴影。反奴运动变得越来越强大、激进，尤其是在大不列颠，而且殖民地的奴隶们亦变得愈来愈不安宁，更重要的是在加勒比海白人失去了自信：在1789年以前他们确信能永久地维持奴隶制。在1808年，英国人废除了他们的跨洋奴隶贸易，并且在1834-1838年间废除了奴隶制。在这一期间，自由的非白色种人（和犹太人）连同白人在许多殖民地被给予政治上的平等。尽管他们的奴隶制于1803年在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重新构筑并苟延残喘至1848年，但法国人早在1818年就终止了他们的奴隶贸易。英法帝国的奴隶体制——加上荷兰及丹麦的奴隶体制——在行政管理上亦被拆除了。在西属美洲国家和大陆及巴西也可以说是同样的情形。在美国，奴隶制以一次破坏性的内战而猝然寿终正寝。1873年西班牙废除了波多黎各（该地区已不重要）的奴隶制。古巴的事例，该地区奴隶制极其重要，则证明了奴隶制废除的艰辛，但也是以一场长年的、毁灭性的内战而于1886年最终取得了自由。当时，它不是海地革命，而是海地本身在其近邻间激起的副作用。
译自《美国历史评论》(Th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2000年第1期，第103-115页，作者：Franklin.W.Knight，题目：The Haitian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