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伊朗史中的文明交往与文明对话问题
——《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编后记
彭树智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11期
【原文出处】《《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安)2001年03期第169～172页
【作者简介】彭树智(1931- )，男，陕西泾阳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关 键 词】伊朗/文明/交往/对话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1)03-0169-04
伊朗通史是一部写不完的文明交往史。仅仅从伊朗同中华文明之间的广泛、悠远和互动的交往而论，就是经久不衰、开发不尽的历史研究资源。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中国学者撰著的伊朗通史出版。我们见到的中译本《伊朗史纲》（伊凡诺夫著、三联书店1958年版），是一本简要的伊朗通史，下限只到1951年。另一中译本《伊朗通史》（阿宝斯·艾克巴尔·奥希梯扬尼著、经济日报社1997年版），是从伊斯兰时期开始、下限只到20世纪初的立宪运动，从头到尾都不能算作完整意义上的伊朗通史。
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孙培良教授的课题组，曾筹划编十卷本的《伊朗通史》。然而遗憾的是该计划中公开出版的惟一的《萨珊朝伊朗》卷，也是在孙培良教授1987年去世后，在他的弟子杨群章教授多方努力之下，才于1995年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编完《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之后，深深感到编写一部多卷本的伊朗通史，自然是非朝夕之事，而且困难重重；即使编写一本简要的伊朗通史，也决非易事。写书繁长固然特别费力，写书简要亦须功夫。以综合概括而论，消化英国八卷本《剑桥伊朗史》就需要很多时间。伊朗是一个世界文明古国。伊朗是一个产生过多种文明、吸纳过多种文明和经历过诸多文明交往的大国。要用25万字的篇幅，即使理清一个独立的发展脉络，也要付出几番心血。首先我认为撰写由古及今的国家通史，对认识伊朗的全貌，至关重要。这就是我编纂这部《中东国家通史》的主旨所在。当代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说：“根据过去来了解现在，就意味着也要根据现在去了解过去。”这是理解古今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它同史圣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同属沟通古今联系的至理名言。历史学的任务就在于考察过去与现在、古与今的联系，更深刻理解人类社会上下内外相互联系与变化的规律。因此，中国史学家理应克服困难，编写力所能及的伊朗通史，以加深对伊朗全面、系统的了解。这本简要伊朗通史，就是初步的尝试。其次是全球史和国别史的关系。2000年8月在奥斯陆举行的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史学家们提出了“普世史可能吗”的主题。英国学者帕特里克·卡尔·奥布赖恩在主题报告中认为，自希罗多德起，历史学家就开始尝试撰写全球史。但欧洲学者遇到了对世界其他部分缺乏了解的问题，而且显露出与帝国时代的罗马相联系的“文化傲慢”和“欧洲不可战胜主义”的传统。二战后，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尝试资助多卷本世界史的撰写，但也未能提供能被欧洲和北美大学所采纳的世界范围内重构世界史的任何范式。全球化趋势促进了全球史的发展，知识界要求对国别史和欧洲史进行重新定相和定位，将其纳入能更好应对21世纪将出现问题的框架中。这些认识在中国世界史撰写中也得到了证实。世界史当然不是国别史的简单相加，但没有国别史的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特别是诸如对文明交往的环节与链条上比较和连接的研究，很难形成全球史的主导风格。最后是20世纪广泛讨论的文明冲突问题。从斯宾格勒、汤因此直到亨廷顿，对此问题都各有独特的研究。至于文明史和文明问题的著作，在国外和国内都已有诸多成果。在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英国学者帕特里克·卡尔·奥布赖恩说，西方的现代商业主义者担心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因而依旧从赢家和输家或文明冲突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大会主题的第二个副主题就是“若干世纪以来大陆之间的文明冲突”。美国学者迈克尔·P·阿达斯和本特利都主张考察文明之间的互动进程，而对美国的例外论者的价值和体制的普世有效性，表示异议。一些发言人通过历史个案的具体分析，来考察文明冲突和全球史的关系，这和我近些年来对文明交往论的研究方法不谋而合。其实，伊朗通史也就是人类文明交往问题（包括冲突与融合）的具体而典型史例。我在《论人类的文明交往》（《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中曾谈到文明冲突与融合问题，以下几点与伊朗通史有直接关系：
1.宗教和文化的密切联系，构成了伊朗文明交往的基本要素 从古到今，宗教都是伊朗文化的价值核心和内在精神。伊朗各民族文化的各个门类，都体现了各自文化的宗教精神。同时，伊朗各时期各宗教的具体表现形式，又与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并列，从而成为文化的一个部分。伊朗的文明可以说是宗教文明。伊朗在历史交往过程中，不仅离不开宗教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文化政治归属性，而且宗教因素也深深渗入社会生活底层之中，凝结为群众社会心理。
2.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实际上是一个外化与内化过程 伊朗像一切古文明国家那样，这种“化”的过程表现得特别复杂。一般而论，总是先进文明对后进文明的融化，即使后进文明的民族征服了先进民族，也逐渐被先进文明所融化。此外，有些古文明消失了，很少影响后来的文明。在伊朗则有不同表现。伊朗经历了同异并存、求同存异、异中求同、同中化异和互斥、互动、互容、互相渗透的各种文明的交往；其内化基线是一条民族涵化的基线。法籍伊朗裔学者阿里·玛扎海里在《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就伊朗伊斯兰化问题写道：“伊朗人采纳了伊斯兰教并把它改造成一种定居人民的宗教……正是由波斯人修正过的这种伊斯兰教形式从11世纪起逐渐向印度、土耳其和中国扩展。非常古老的农业国埃及同样也选择了这种伊斯兰教形式，以摆脱阿拉伯人所应有的伊斯兰教和贝都因教。”现在，伊朗正处于一个伊朗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内化与外化过程。
3.传统与现代这一条文明交往之链上的重要环节，在伊朗有着典型的表现 调节好传统与现代这对环节的积极运行，成为伊朗的老、大、难问题。伊朗从巴列维王朝的两次“西化”改革，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伊斯兰共和国也在艰苦地寻找调节这对环节的结合点和平衡度。教训和经验都集中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相互契合线和选择的适合度上。所谓契合线和适合度，是指谨慎寻觅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深层联系，使之适合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阶段。所谓适度具体表现有三：渐进性的改革速度；传统性中精华与现代性相通或相似度；传统中保守内容的群体性思维行为定势与现代性的沟通转化程度。传统性是活在伊朗现代民众中过去的文化，通过这些活着的文化来发现现代人生活，成为与现代性接轨的宝贵财富。
4.冲突和整合，这是伊朗文明交往中始终相互伴随的矛盾统一的环节 伊朗历史说明，冲突和整合不是绝对的枘凿不相合、水火不相容，而是有拒有纳、有交有往。作为伊斯兰国家，自然与其他文明，尤其是与基督教文明之间存在着冲突，有时甚至很尖锐，但也经常处在整合状态。我这里用“整合”这个现代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既含有融合内容，也表示整体综合集成的主旨。这对伊朗伊斯兰文明的现代演进，对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当代互动过程，特别重要。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可以解决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及以后的进程说明，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基本途径，是在本土文化基线之上的整合，即取长补短、转化集成、宏观继承、综合创新。文明归根结底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人类创造物。人类各种文明从来就是相异与相通、本土性与世界性并在。这就是整合的依据。
总而言之，人类文明的相通相知之处甚多，智者常会越过时空限制而打开各种文化壁垒。13世纪伊朗伊斯兰教苏菲派的伟大诗人贾拉里丁·鲁米（1207年～1273年）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心灵诗人”，便是许多事例中最有说服力之一。一本收录了他代表作的英译本在美国销量达到50万册，让所有当代的诗坛明星都望尘莫及。他的影响力远超出文学领域，激动的美国读者们组织书友会和沙龙朗诵他的诗歌，组织诗歌节或者在互联网上建立网站纪念他。收录他的爱情诗歌的CD，打上了Billbord前20名单榜，其中朗诵他的诗歌有麦当娜和黛米摩这样的流行文化明星。还有人为他拍摄了影片。对于鲁米这位生活在700多年前的异域不同文明的诗人，引起当代美国人关注的现象，按照一位鲁米诗歌译者的说法，是和诗人本人经历一样神秘。其实，深究起来，其秘密就在于：由于鲁米诗化了的伊斯兰教苏菲派神秘教义，从而表现了人类文明相通相知的哲理。他的两行诗体的《玛斯纳维》（《训言集》）共6卷，25700多组对句，反映了13世纪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者的各个不同方面，被称为“波斯语的古兰经”。它不仅以精密构思的寓言形式与历史故事，以丰富的哲学与思想而获得“知识海洋”美号，而且以尘世的爱与激情表现了人与神的关系，将苏菲派玄学思想升华为灵性诗意。这位“心灵诗人”以他强烈的诗情，吸引了越来越多陷入信仰空虚的美国普通人。鲁米的诗歌主题是人类文明的主题。在他看来，人的身上重合着两个世界：第一，只能用心灵慧眼观照的，如同无尽海洋的无限内在世界；第二，随着海浪起伏而随生即灭的泡沫般的外在世界。他所强调的对无限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索，正是对人生的探索。自然创造了生命，生命演化出了智慧，人类是地球上将智慧发展到最高境界的动物。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和追寻生命的意义，可以用“探索”一词来概括。探索越深的思想，越有人类的共性，也更具交往性；对探索人生的深刻思想加以诗化，这种以诗意美就会促使人们心灵触动，去发掘内在的灵性空间。这就是当代美国人从鲁米诗歌中为自己灵魂寻找归宿，从而超越外在物欲、超越时空与文化差异的缘由所在。鲁米在诗中写道：“你是至福的鸟儿／生存在奇迹之中／如果你深陷牢笼／这多么悲惨／但你能重获自由／打破肉身的牢狱／马上你就会看到／你自己就是生命的圣哲与源泉！”这是探索和追寻人生之歌！它能打动另一个文明圈的大众，是因为它艺术地表现了人类文明的共性。不仅是美国人民，黑格尔、歌德、柯勒律支，都曾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对鲁米的赞颂。这种文明对话的交往，导致了鲁米圣歌在美国的复活。
这种现象使我想起了伊朗文学家昂苏尔·玛阿里的《卡布斯教诲录》在英国读者所造成的影响。这本写于1082年、被称为“伊斯兰百科全书”式的散文作品，在20世纪早期与西方文明的对话，由沟通而理解的交往，其道理和鲁米作品之于20世纪末期的美国是相同的。如果要再举实例，萨迪（1208年～1292年）和他的《果园》、《蔷薇园》历经七百多年，超越时间、空间和语言限制，成为人类文化宝库珍品，也说明了文学交往在沟通人们的心灵和加深理解的重要作用。文学交往属精神文明方面的文化交流，它是赋有提高世界人民精神境界、并使民族文学汇流成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世界文学。文化交流在人类文明交往的长河中，有如涓涓细流，滋润着人们的心田，成为推动社会走向文明化的重要动力。关于对话与交往问题，我还要提到两本书。一本是霍尔斯特著、章国锋译的《哈贝马斯传》（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这是一本对哈贝马斯对话哲学的简要介绍。哈贝马斯是位重要的思想家。他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涉及到“对话”与“交往”这个哲学问题。从我接触他的这个理论以来，总感到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一，他过分强调了语言交往的分量，忽视了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在塑造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上的决定性作用。第二，他只注意某个社会内部的主体间的对话和交往问题，而没有重视在全球背景下的文明间的对话和交往问题。尤其是后一个问题，已经涉及到任何一个社会内部和外部的对话。不同文明之间的逻辑或句法，必须有不同的知识论句法来表达。任何用单一的主体间对话模式来表达不同文明类型的对话，都于事无益。哈贝马斯声称他的交往理论“同样适用于处理国际关系和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矛盾”。这里可以用福柯批评他的话：“交往的乌托邦！”还有一本是孔金、孔金娜著，张杰、万海松翻译的《巴赫金传》（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这本对巴赫金思想概括的著作，与谈到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一种理想的人类交往模式，远远超出了语言学范畴。巴赫金在流放生活中对学术问题的探讨，小心翼翼地寻找对话的可能性，最后达到了他理想中的综合。他在解释别林斯基对普希金的《叶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生活百科全书”的结论时说：“俄国生活在此用自己所有的一切声音说话，用时代所有的各种语言和风格说话。”这是巴赫金的机智抗议对话形式。因为下面有哈塔米的“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提出，有必要对哈贝马斯和巴赫金的对话交往，作一个回顾。
我在《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的编后记中，曾提到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的关于交往哲学的“对话主义”社会本体论。从漫长的阿拉伯和以色列两个民族的冲突过程中，布伯的“对话主义”交往理论的出现，说明了中东和平进程中人类智慧的成长、理性因素的增多和文明交往水平的提高。现在，我们在《中东国家史·伊朗卷》中，看到了伊朗总统哈塔米关于“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倡议。这是继犹太哲学家布伯之后，作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治领导人所表现的明智之举和开放气魄。伊朗要谋求发展，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仅是发展和扩大对外的国际交往，而且要吸取国际的经验、消化人类不同文明成果。“对话”是消除对抗的文明交往方式，是解决文明冲突、破除文化壁垒的首要途径，是国内和解和国际和平的必由之路。联合国曾对“文明对话”作了积极反应。尽管鲁埃尔·马克·格雷希特在美国《华盛顿邮报》2000年10月29日的《伊朗和核弹》一文中，以恐惧心态预言伊朗对美国将进行“挑衅性文明对话”，但对话浪潮是大势所趋。21世纪文明化交往的新时代曙光已经出现了。
收稿日期：2001-03-03^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11期
【原文出处】《《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安)2001年03期第169～172页
【作者简介】彭树智(1931- )，男，陕西泾阳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 【内容提要】 | 从文明交往与文明对话的角度出发，对撰写《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一书的重要性和意义进行了评价。认为撰写由古及今的国家通史，对认识伊朗的全貌至关重要，加深了人们对伊朗全面、系统的了解，弥补了我国在此研究领域中的空白。 |
伊朗通史是一部写不完的文明交往史。仅仅从伊朗同中华文明之间的广泛、悠远和互动的交往而论，就是经久不衰、开发不尽的历史研究资源。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中国学者撰著的伊朗通史出版。我们见到的中译本《伊朗史纲》（伊凡诺夫著、三联书店1958年版），是一本简要的伊朗通史，下限只到1951年。另一中译本《伊朗通史》（阿宝斯·艾克巴尔·奥希梯扬尼著、经济日报社1997年版），是从伊斯兰时期开始、下限只到20世纪初的立宪运动，从头到尾都不能算作完整意义上的伊朗通史。
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孙培良教授的课题组，曾筹划编十卷本的《伊朗通史》。然而遗憾的是该计划中公开出版的惟一的《萨珊朝伊朗》卷，也是在孙培良教授1987年去世后，在他的弟子杨群章教授多方努力之下，才于1995年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编完《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之后，深深感到编写一部多卷本的伊朗通史，自然是非朝夕之事，而且困难重重；即使编写一本简要的伊朗通史，也决非易事。写书繁长固然特别费力，写书简要亦须功夫。以综合概括而论，消化英国八卷本《剑桥伊朗史》就需要很多时间。伊朗是一个世界文明古国。伊朗是一个产生过多种文明、吸纳过多种文明和经历过诸多文明交往的大国。要用25万字的篇幅，即使理清一个独立的发展脉络，也要付出几番心血。首先我认为撰写由古及今的国家通史，对认识伊朗的全貌，至关重要。这就是我编纂这部《中东国家通史》的主旨所在。当代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说：“根据过去来了解现在，就意味着也要根据现在去了解过去。”这是理解古今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它同史圣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同属沟通古今联系的至理名言。历史学的任务就在于考察过去与现在、古与今的联系，更深刻理解人类社会上下内外相互联系与变化的规律。因此，中国史学家理应克服困难，编写力所能及的伊朗通史，以加深对伊朗全面、系统的了解。这本简要伊朗通史，就是初步的尝试。其次是全球史和国别史的关系。2000年8月在奥斯陆举行的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史学家们提出了“普世史可能吗”的主题。英国学者帕特里克·卡尔·奥布赖恩在主题报告中认为，自希罗多德起，历史学家就开始尝试撰写全球史。但欧洲学者遇到了对世界其他部分缺乏了解的问题，而且显露出与帝国时代的罗马相联系的“文化傲慢”和“欧洲不可战胜主义”的传统。二战后，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尝试资助多卷本世界史的撰写，但也未能提供能被欧洲和北美大学所采纳的世界范围内重构世界史的任何范式。全球化趋势促进了全球史的发展，知识界要求对国别史和欧洲史进行重新定相和定位，将其纳入能更好应对21世纪将出现问题的框架中。这些认识在中国世界史撰写中也得到了证实。世界史当然不是国别史的简单相加，但没有国别史的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特别是诸如对文明交往的环节与链条上比较和连接的研究，很难形成全球史的主导风格。最后是20世纪广泛讨论的文明冲突问题。从斯宾格勒、汤因此直到亨廷顿，对此问题都各有独特的研究。至于文明史和文明问题的著作，在国外和国内都已有诸多成果。在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英国学者帕特里克·卡尔·奥布赖恩说，西方的现代商业主义者担心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因而依旧从赢家和输家或文明冲突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大会主题的第二个副主题就是“若干世纪以来大陆之间的文明冲突”。美国学者迈克尔·P·阿达斯和本特利都主张考察文明之间的互动进程，而对美国的例外论者的价值和体制的普世有效性，表示异议。一些发言人通过历史个案的具体分析，来考察文明冲突和全球史的关系，这和我近些年来对文明交往论的研究方法不谋而合。其实，伊朗通史也就是人类文明交往问题（包括冲突与融合）的具体而典型史例。我在《论人类的文明交往》（《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中曾谈到文明冲突与融合问题，以下几点与伊朗通史有直接关系：
1.宗教和文化的密切联系，构成了伊朗文明交往的基本要素 从古到今，宗教都是伊朗文化的价值核心和内在精神。伊朗各民族文化的各个门类，都体现了各自文化的宗教精神。同时，伊朗各时期各宗教的具体表现形式，又与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并列，从而成为文化的一个部分。伊朗的文明可以说是宗教文明。伊朗在历史交往过程中，不仅离不开宗教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文化政治归属性，而且宗教因素也深深渗入社会生活底层之中，凝结为群众社会心理。
2.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实际上是一个外化与内化过程 伊朗像一切古文明国家那样，这种“化”的过程表现得特别复杂。一般而论，总是先进文明对后进文明的融化，即使后进文明的民族征服了先进民族，也逐渐被先进文明所融化。此外，有些古文明消失了，很少影响后来的文明。在伊朗则有不同表现。伊朗经历了同异并存、求同存异、异中求同、同中化异和互斥、互动、互容、互相渗透的各种文明的交往；其内化基线是一条民族涵化的基线。法籍伊朗裔学者阿里·玛扎海里在《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就伊朗伊斯兰化问题写道：“伊朗人采纳了伊斯兰教并把它改造成一种定居人民的宗教……正是由波斯人修正过的这种伊斯兰教形式从11世纪起逐渐向印度、土耳其和中国扩展。非常古老的农业国埃及同样也选择了这种伊斯兰教形式，以摆脱阿拉伯人所应有的伊斯兰教和贝都因教。”现在，伊朗正处于一个伊朗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内化与外化过程。
3.传统与现代这一条文明交往之链上的重要环节，在伊朗有着典型的表现 调节好传统与现代这对环节的积极运行，成为伊朗的老、大、难问题。伊朗从巴列维王朝的两次“西化”改革，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伊斯兰共和国也在艰苦地寻找调节这对环节的结合点和平衡度。教训和经验都集中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相互契合线和选择的适合度上。所谓契合线和适合度，是指谨慎寻觅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深层联系，使之适合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阶段。所谓适度具体表现有三：渐进性的改革速度；传统性中精华与现代性相通或相似度；传统中保守内容的群体性思维行为定势与现代性的沟通转化程度。传统性是活在伊朗现代民众中过去的文化，通过这些活着的文化来发现现代人生活，成为与现代性接轨的宝贵财富。
4.冲突和整合，这是伊朗文明交往中始终相互伴随的矛盾统一的环节 伊朗历史说明，冲突和整合不是绝对的枘凿不相合、水火不相容，而是有拒有纳、有交有往。作为伊斯兰国家，自然与其他文明，尤其是与基督教文明之间存在着冲突，有时甚至很尖锐，但也经常处在整合状态。我这里用“整合”这个现代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既含有融合内容，也表示整体综合集成的主旨。这对伊朗伊斯兰文明的现代演进，对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当代互动过程，特别重要。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可以解决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及以后的进程说明，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基本途径，是在本土文化基线之上的整合，即取长补短、转化集成、宏观继承、综合创新。文明归根结底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人类创造物。人类各种文明从来就是相异与相通、本土性与世界性并在。这就是整合的依据。
总而言之，人类文明的相通相知之处甚多，智者常会越过时空限制而打开各种文化壁垒。13世纪伊朗伊斯兰教苏菲派的伟大诗人贾拉里丁·鲁米（1207年～1273年）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心灵诗人”，便是许多事例中最有说服力之一。一本收录了他代表作的英译本在美国销量达到50万册，让所有当代的诗坛明星都望尘莫及。他的影响力远超出文学领域，激动的美国读者们组织书友会和沙龙朗诵他的诗歌，组织诗歌节或者在互联网上建立网站纪念他。收录他的爱情诗歌的CD，打上了Billbord前20名单榜，其中朗诵他的诗歌有麦当娜和黛米摩这样的流行文化明星。还有人为他拍摄了影片。对于鲁米这位生活在700多年前的异域不同文明的诗人，引起当代美国人关注的现象，按照一位鲁米诗歌译者的说法，是和诗人本人经历一样神秘。其实，深究起来，其秘密就在于：由于鲁米诗化了的伊斯兰教苏菲派神秘教义，从而表现了人类文明相通相知的哲理。他的两行诗体的《玛斯纳维》（《训言集》）共6卷，25700多组对句，反映了13世纪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者的各个不同方面，被称为“波斯语的古兰经”。它不仅以精密构思的寓言形式与历史故事，以丰富的哲学与思想而获得“知识海洋”美号，而且以尘世的爱与激情表现了人与神的关系，将苏菲派玄学思想升华为灵性诗意。这位“心灵诗人”以他强烈的诗情，吸引了越来越多陷入信仰空虚的美国普通人。鲁米的诗歌主题是人类文明的主题。在他看来，人的身上重合着两个世界：第一，只能用心灵慧眼观照的，如同无尽海洋的无限内在世界；第二，随着海浪起伏而随生即灭的泡沫般的外在世界。他所强调的对无限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索，正是对人生的探索。自然创造了生命，生命演化出了智慧，人类是地球上将智慧发展到最高境界的动物。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和追寻生命的意义，可以用“探索”一词来概括。探索越深的思想，越有人类的共性，也更具交往性；对探索人生的深刻思想加以诗化，这种以诗意美就会促使人们心灵触动，去发掘内在的灵性空间。这就是当代美国人从鲁米诗歌中为自己灵魂寻找归宿，从而超越外在物欲、超越时空与文化差异的缘由所在。鲁米在诗中写道：“你是至福的鸟儿／生存在奇迹之中／如果你深陷牢笼／这多么悲惨／但你能重获自由／打破肉身的牢狱／马上你就会看到／你自己就是生命的圣哲与源泉！”这是探索和追寻人生之歌！它能打动另一个文明圈的大众，是因为它艺术地表现了人类文明的共性。不仅是美国人民，黑格尔、歌德、柯勒律支，都曾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对鲁米的赞颂。这种文明对话的交往，导致了鲁米圣歌在美国的复活。
这种现象使我想起了伊朗文学家昂苏尔·玛阿里的《卡布斯教诲录》在英国读者所造成的影响。这本写于1082年、被称为“伊斯兰百科全书”式的散文作品，在20世纪早期与西方文明的对话，由沟通而理解的交往，其道理和鲁米作品之于20世纪末期的美国是相同的。如果要再举实例，萨迪（1208年～1292年）和他的《果园》、《蔷薇园》历经七百多年，超越时间、空间和语言限制，成为人类文化宝库珍品，也说明了文学交往在沟通人们的心灵和加深理解的重要作用。文学交往属精神文明方面的文化交流，它是赋有提高世界人民精神境界、并使民族文学汇流成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世界文学。文化交流在人类文明交往的长河中，有如涓涓细流，滋润着人们的心田，成为推动社会走向文明化的重要动力。关于对话与交往问题，我还要提到两本书。一本是霍尔斯特著、章国锋译的《哈贝马斯传》（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这是一本对哈贝马斯对话哲学的简要介绍。哈贝马斯是位重要的思想家。他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涉及到“对话”与“交往”这个哲学问题。从我接触他的这个理论以来，总感到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一，他过分强调了语言交往的分量，忽视了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在塑造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上的决定性作用。第二，他只注意某个社会内部的主体间的对话和交往问题，而没有重视在全球背景下的文明间的对话和交往问题。尤其是后一个问题，已经涉及到任何一个社会内部和外部的对话。不同文明之间的逻辑或句法，必须有不同的知识论句法来表达。任何用单一的主体间对话模式来表达不同文明类型的对话，都于事无益。哈贝马斯声称他的交往理论“同样适用于处理国际关系和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矛盾”。这里可以用福柯批评他的话：“交往的乌托邦！”还有一本是孔金、孔金娜著，张杰、万海松翻译的《巴赫金传》（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这本对巴赫金思想概括的著作，与谈到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一种理想的人类交往模式，远远超出了语言学范畴。巴赫金在流放生活中对学术问题的探讨，小心翼翼地寻找对话的可能性，最后达到了他理想中的综合。他在解释别林斯基对普希金的《叶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生活百科全书”的结论时说：“俄国生活在此用自己所有的一切声音说话，用时代所有的各种语言和风格说话。”这是巴赫金的机智抗议对话形式。因为下面有哈塔米的“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提出，有必要对哈贝马斯和巴赫金的对话交往，作一个回顾。
我在《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的编后记中，曾提到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的关于交往哲学的“对话主义”社会本体论。从漫长的阿拉伯和以色列两个民族的冲突过程中，布伯的“对话主义”交往理论的出现，说明了中东和平进程中人类智慧的成长、理性因素的增多和文明交往水平的提高。现在，我们在《中东国家史·伊朗卷》中，看到了伊朗总统哈塔米关于“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倡议。这是继犹太哲学家布伯之后，作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治领导人所表现的明智之举和开放气魄。伊朗要谋求发展，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仅是发展和扩大对外的国际交往，而且要吸取国际的经验、消化人类不同文明成果。“对话”是消除对抗的文明交往方式，是解决文明冲突、破除文化壁垒的首要途径，是国内和解和国际和平的必由之路。联合国曾对“文明对话”作了积极反应。尽管鲁埃尔·马克·格雷希特在美国《华盛顿邮报》2000年10月29日的《伊朗和核弹》一文中，以恐惧心态预言伊朗对美国将进行“挑衅性文明对话”，但对话浪潮是大势所趋。21世纪文明化交往的新时代曙光已经出现了。
收稿日期：2001-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