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三八线与十七度线
——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
李丹慧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11期
【原文出处】《《中共党史研究》》(京)2001年03期第32～39页
【英文标题】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Korean War and the Vietnamese War
Li Danhui
【作者简介】李丹慧 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 100009
【关 键 词】中美信息沟通/朝鲜战争/越南战争
〔中图分类号〕D232;D651.3;D82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15(2001)-03-0032-0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场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发生在亚洲，发生在中国的周边国家，而且从本质上讲，都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对抗。但是，对抗的表现形式及其结果却有很大差别。在朝鲜战争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导致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进行了面对面的军事较量；而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一直将战争升级的界限控制在十七度线以南，中国也即只是以派出支援部队的形式援越抗美，中美双方始终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两种不同的结果，事实上同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对战争底线，即三八线和十七度线的把握及其信息沟通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的冲突反应和危机处理过程中，信息的沟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考察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爆发、升级的历史进程即可发现，中美双方在信息沟通渠道、信息传递方式，以及对信息的解读和判断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差异决定了中美之间爆发危机和冲突升级的形式和程度的不同。本文试由此角度入手，对比中美两国在这两次战争中信息沟通的状况，并对其影响做一点粗浅的分析。
一、朝鲜初期中美之间的信息沟通
朝鲜半岛统一国家的建立，本来是朝鲜民族内部的事务。然而，由于战后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和世界冷战格局的出现，朝鲜民族的独立和统一便具有了浓厚的国际背景。特别是由于南北朝鲜分属两个不同且对立的营垒，使三八线这条美、苏两军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和接受日军投降的临时军事分界线，最终变成了划分两大阵营在东亚势力范围的长期政治分界线。1948年夏秋在朝鲜半岛分别建立起来的两个对立的政府都认为只有自己能够代表朝鲜民族，此后，双方都主张以武力完成朝鲜民族的统一大业。不过，在冷战的背景下，朝鲜南北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独自实现其政治目的。当时美苏两国对抗的焦点在欧洲，华盛顿和莫斯科都无意于远东地区引发一场可能导致双方直接冲突的战争，因此对南北朝鲜的军事统一计划分别采取了不予支持的政策。进入1950年后，苏联的远东政策首先发生变化，莫斯科对金日成军事统一南朝鲜的行动开放绿灯，朝鲜战争爆发了。
中苏同盟的建立使华盛顿感觉到美苏在亚洲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继苏联之后，美国也改变了其远东政策。更由于美国错误地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总体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作出了全面干预朝鲜战争和遏制中国的决策。然而，正是白宫采取的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率先将中国摆到了美国的对立面，从而迫使中国开始考虑介入这场对美国的战争。
从毛泽东一贯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思想出发，如果中国与美国的对抗必须在台湾海战和朝鲜陆战这两个战场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显然，对中国有利的选择只能是在朝鲜半岛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到1950年9月初，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军事部署，在中国东北地区集中了五个军的兵力，随时准备出国作战。不过，就建国初期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而言，新中国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作战，的确是一种万不得已的选择。因此，毛泽东心中是有一条底线的，这就是美国军队是否越过三八线，是否真正构成了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这个问题最早是周恩来于7月2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时提到的（注：1950年7月2日罗申给莫斯科的电报，转引自Evgueni Bajanov,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1949-51,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1995/96,No 6-7.）。毛泽东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也说：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在毛泽东看来，三八线到鸭绿江只有400公里。如果美国人就在鸭绿江那边，鞍山、旅大、沈阳、抚顺、哈尔滨就都在美国军队的威胁之下了。我们真的是睡不着觉啊！当战争在洛东江一线陷入僵局时，毛泽东又在8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这个“时机”，指的还是上述的战争底线问题。
实际上，美国在战争初期非常担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会出兵援助朝鲜。出于这种担心，当麦克阿瑟于8月初与蒋介石在台湾会晤后，杜鲁门十分惊慌，急忙于8月6日派哈里曼作为特使去东京见麦克阿瑟。行前杜鲁门交待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告诉麦克阿瑟不要和蒋介石搞到一起，从而把美国拖进与大陆中国的战争。（注：Frances Heller ed.,The Korean War:A 25-Year Perspective,Lawrence 1977,p.26.）同时，美国还采取措施向中国传递这种信息。在8月27日中国对美国飞机侵犯领空提出抗议后，美国政府立即同意联合国对此进行实地调查，并通过印度大使潘尼迦把这一建议转达给中国政府。美国还表示：中国就美机轰炸其领土一事所提出的任何正当要求，美国都愿意尽力给予满足。（注：爱德华·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205页。）为了进一步表示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对中国没有恶意，杜鲁门在8月3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甚至公开声称，美国海军将于朝鲜战争结束后撤离台湾（注：《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42页。）。美国总统在麦克阿瑟发出有关仁川登陆的“烙铁行动”计划的第二天，便公开谈论从台湾撤出第七舰队问题，这显然是给中国政府传递信息，预防中国对美国越过三八线问题作出强烈反应。美国人的确是想告诉中国人，他们采取的一切军事行动都不是针对中国的。然而，华盛顿不知道，中国出兵的底线根本就不在鸭绿江，而是在三八线。事实上，美国最初决定越过三八线时是有条件的。杜鲁门政府在9月27日授权麦克阿瑟可以在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境内采取军事行动时，其先决条件是“没有大规模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军队进入北朝鲜，没有准备进入的声明，也没有在北朝鲜对抗我们行动的威胁”（注：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07～308页。）。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考虑，一旦中国出兵朝鲜，美军便撤出战斗。布雷德利还向英国参谋长简要述说了这一政策。（注：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31页；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页。）这就意味着只要中国公开宣布出兵，就很可能避免战争的升级。
当然，中国当时并不知道美国的这个条件，而且为了制敌先机，也不可能公开宣布自己的出兵计划，而宁愿采取私下暗示或公开警告的方式，让美国人知道中国出兵的这条底线。8月末，毛泽东接见了香港民生工业公司的经理陆少夫。他谈到，在抗日战争时期，朝鲜人民在满洲给予中国共产党以军事上的帮助，中共不会忘记并应有所报答。同时特别强调说：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了三八线，那么他本人“将处于派遣中国军队去营救北朝鲜的极大压力之下”。因此，毛泽东请陆少夫提供帮助，使美国人注意到这一点。这件事当时被报告给了加拿大驻联合国的官员。加拿大人提出，毛泽东可能会利用印度驻北京的大使，或者荷兰、英国驻京代办作为同华盛顿联系的渠道。（注：William Stueck,The Korean War as International History,Diplomatic History,1986,V.10,No4.）此信息加方是否传达给美国，目前尚无材料证实，不过，中国确实在利用上述渠道设法进一步与美国沟通。
当9月15日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成功，特别是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的趋势日益明显之时，现实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急剧变化，迫使毛泽东迅速作出参与战争的最后决策。与此同时，为了争取中国最终不必介入战争的前景，中国领导人反复向美国发出警告性信息。9月21日，华盛顿便已收到美国驻印度大使哈德逊的绝密电报，称潘尼迦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后认为，如果美军侵犯三八线以北地区，中国可能会介入（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50,Vol.7,Korea,GPO.,Washington D.C.,1976,p.742.）。22日，中国政府在公开声明中承认“居留中国的朝鲜人民有权力回去保卫祖国”，表明了中国坚决支持朝鲜与美国斗争的决心，也暗示性地对美国进犯朝鲜北方的企图提出了警告。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潘尼迦明确指出：“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尽管战争会对中国造成严重破坏，中国也“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注：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战争》第1卷，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约瑟夫·格登前引书，第331页。）周恩来则于30日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国庆大会时，更为严正地告诫美国政府：“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注：《周恩来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文中所引周恩来的谈话、讲话、声明等均出自《周恩来年谱》，因篇幅所限，不再注明出处。）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公开发表的正式声明，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军事胜利冲昏了头脑，趾高气扬的麦克阿瑟正在安排联合国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中国的警告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这样，在中国的安全利益已经受到实际威胁，以及苏联和朝鲜也明确请求中国出兵的情况下，毛泽东最终下定了出兵的决心。鉴于多数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在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是否能够取胜没有把握，对出兵持有异议，毛泽东一方面决定再次召开高层会议商讨，一方面向美国发出了最后的信号。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潘尼迦，再次郑重表明中国的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就是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在谈话中，周恩来特别强调的是美国军队而不是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要管”。换言之，只是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采取行动。潘尼迦表示，他将把中国的这一立场立刻报告尼赫鲁（注：《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7页。）。当日，美国国务院收到了从新德里、莫斯科和斯德哥尔摩等许多地方发来的报告周恩来召见潘尼迦的电报。但是，杜鲁门却认为潘尼迦不过是共产党的一只传声筒。在美国人看来，潘尼迦是一个过于同情共产党的人，而且在1950年7至9月的短短几个月中，他不是预言共产党很快将进攻台湾，就是忽而认为中国人不太可能介入朝鲜事务，忽而报告说中国方面有可能出兵干涉。（注：William Stueck,The Korean War as International History,Diplomatic History,1986,V.10,No4.）因此，其人绝非可靠的信息报告者。至于周恩来的话，美国方面则把它当做是为了阻止联合国通过即将表决的八国提案而发出的恫吓。国务卿艾奇逊虽然认为这是一次重要的警告，却又说它“不是一个官方政策的表明”（注：《杜鲁门回忆录》，第431～432页；麦克阿瑟：《麦帅回忆录》，台湾王家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307页。）。尽管当时荷兰方面已有情报通知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深入北方，中国可能会在“情急时”采取行动（注：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0年10月3日、10月4日。转引自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中央情报局也向联合国军发出了有关共产党军队即将跨过鸭绿江的明确警告（注：约瑟夫·格登前引书，第326页。），但此时北进的联合国军已如脱缰之马、离弦之箭，这些意见和信息，都无法再改变白宫的决定了。
10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派兵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最后决定。10月7日，美国开始了越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直到这时，美国仍然希望传递口信以制止中国作出激烈反应。美驻印度大使曾请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向中国方面传话，表示希望与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举行非正式晤面，以解释美国的行动并无对中国的敌意。而此时中国已经作出了决策，毛泽东不再需要美国人的任何信息了。11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呈送的报告上批示：不要见美大使。毕竟，美国政府已突破了中国的底线，从反击北方进攻、重新恢复三八线分界，到进击北方、抹掉三八线分界，彻底改变了它以前确定的军事和政治目标。至此，中国只能背水一战。美国的军事行动将朝鲜战争又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越战升级时中美之间的信息沟通
1959年至1960年，越南劳动党在经济恢复的任务完成以后，开始大力支持和领导南方的武装斗争，确定了解放南方的战略任务（注：参见越南国防部军史研究院编著：《越南人民军历史》第2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第67～68页。）。此时，中国也开始热情关注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美国担心中国和越南的共产主义威胁将会导致南越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故而反复强调，如果北京和河内继续支持南越的武装斗争，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并在1961年末，为阻止越南民族解放战争的发展，派出“特种部队”进入南越，启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1964年8月初，东京湾事件爆发后，美国参众两院各自通过了对越南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东京湾决议案，国务院并经加拿大驻印度支那国际监督委员会首席代表布莱尔·西博恩转告范文同，美国将仔细观察北越对此事的反应（注：《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版，第289～291页。转引自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但是，华盛顿方面观察到的是中国对北越的支持和中越协同作战的决心。这就使得有朝鲜战争前车之鉴的美国，不得不考虑如何避免中国实施军事介入的问题。
在1961年至1964年美国进行的所谓“特种战争”期间，中国一方面积极支持北越在南越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与北越签署中越两军协同作战的有关文件和中国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协议，一方面也在思考避免战争进一步升级、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底线。此时中国党和政府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是，美国强化侵略越南的行动，第一步可能是扩大“特种战争”的范围；第二步可能是出兵南越，轰炸北越；第三步则是进攻北越，打朝鲜战争式的局部战争（注：曲爱国：《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战场的军事行动》，见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84页。）。1964年6至7月，毛泽东明确了中国方面的战争底线，即：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我们采用志愿军的形式好。用不着怕美国干涉，无非就是再来一次朝鲜战争。如果他们轰炸或登陆，我们就要打，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中国人去越南，跨一步就到了。周恩来则在7月召开的中国、越南、老挝三国党的领导人会议上正式提出，当美国在南越和老挝直接出兵，轰炸或进攻北越时，中国的方针是：“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注：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2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221页。）这样，中国领导人以十七度线（注：1954年日内瓦会议确定以北纬17度线为越南南北两方的临时军事分界线。）为雷池，给美国划定了升级战争的范围。8月，中国政府针对东京湾事件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注：1964年8月14日《人民日报》。）从而公开亮出了中国方面控制危机升级的底线。对此，美国人的反应是，“重新想起了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反对美国军队靠近鸭绿江时所发出的警告”（注：Allen S.Whiting.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India and Indochina,Ann Arbor 1975,p.175.）。
由此，中美双方开始围绕十七度线上的进退问题进行信息沟通，为实现双方之间的克制寻求某种默契。尤其是中国方面，当毛泽东已经决定要发动一场反修防修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更要避免直接卷入越南战争的危机之中。所以，在发出信号、沟通信息方面，中国表现得也更为主动和积极。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谈道：“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这点历史作证。我国忙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打出去是犯罪的，为什么要打出去？南越根本不需要我们去，他们自己可以对付。”（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57页。）2月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袭击美军基地，取得波莱古大捷后，约翰逊下令实施“火箭行动”计划，对越南北方再次进行报复性的猛烈轰炸，战争进一步升级。这时，中国政府一面发表声明提出警告：“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绝对不会置之不理，而且是做了准备的。”（注：郭明等编：《现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中册，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357～358页。）一面通过第三者示意华盛顿：中国军队并没有在南部中越边界地区集结（注：CIA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Study,"The Sino-Vietnamese Effort to Limit American Actions in the Vietnam War(POLO XX)",9 June 1965,RSS No.0008/65,National Security Files-Country Files(NSF-CO),box19,folder Vietnam Memos(D)Vol.XXXV 6/16-30/65,Lyndon B.Johnson Library(LBJL),Austin,TX.转引自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Informing the Enemy:Sino-American‘Signaling’and the Vietnam War,1965"，提交2000年1月香港“关于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关于“第三者”，该文作者注释说：中情局报告中未予指明，但它使人联想到了是年2月北京当局组织外国记者赴中国东南地区参观考察，以示中越边境附近并无任何中国军队集结一事。）。而且由周恩来借2月27日接受菲律宾《塔里巴》日报记者法杜尔、《中吕宋邮讯》周刊社长德古斯曼采访之机提出：不必担心台湾问题会引起世界大战。我们决不侵犯别人，决不会挑起战争。向美国方面传递信息。
3月初，美国实施“滚雷行动”，对北越进行持续轰炸，同时派遣海军陆战队两个营（3500人）在岘港登陆。此后，美国地面部队开始大规模进入越南南方作战。越南战争由“特种战争”扩大为“局部战争”。由于美国方面一直对有关中国军队，或中国军队与北越军队共同干涉越南战争的情报持怀疑态度，认为尽管中国向北越提供援助，但是它“尚未准备进入战斗”（注：The Senator Gravel Edition,The Pentagon Papers:The Defense Department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Decisionmaking on Vietnam,Volume 3(Boston:Beacon Press,1971),McCone comments at White House meeting on February 10,1965,and at NSC meeting,March 26,1965,in FRUS,1964-1968,vol.2,pp.223,482.转引自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Informing the Enemy:Sino-American‘Signaling’ and the Vietnam War,1965"，提交2000年1月香港“关于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故而，美国此时与中国沟通信息的方式，可以说一是进行军事试探：加紧对中国云南、广西和沿海地区实施海空骚扰；一是舆论试探：宣称在越南战争中不再有朝鲜战争中那样的庇护所，美军将对支持越南人民斗争的人实行穷追等等。以此切实摸清中国方面的底线，及其捍卫这条底线的决心究竟有多大。
对于美国的行为，中国政府3月12日严正声明：“告诉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不怕这一套，我们从来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美国不来侵略的善心上。我们是有准备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支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把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注：郭明等编前引书，第561页。）其后，周恩来又于20日在接见叙利亚外长哈桑·穆拉维德和文化部长苏莱曼·赫什时表示：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协商。就是要按照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和要求办事。这种强硬态度给美国提供了中国要坚决维护战争底线的明确信息，由此，美方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特意就派遣飞机入侵中国领空、轰炸中越边境等地区的事情声明说，美国决无意同中国作战。英国也得到美国的确认：决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注：转引自《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39页。）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于4月2日请即将访美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约翰逊转达中国方面的几点意见：“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注：转引自《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40～444页。）。4月8日美国军用飞机几次入侵中国海南岛上空之后，一方面，毛泽东指示“应该打，坚决打”，周恩来批准“对侵入我大陆和海南岛上空的敌机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注：《毛泽东军事文选》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页。）；一方面，周恩来于4月27日在同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谈到支持越南的问题时说：我们是后发制人，我们不主动挑起战争。如果美国挑起战争，我们才回击。关于我们志愿援越人员问题，当越南方面有需要向我们提出时，我们才派，我们不主动出动。周恩来还在4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时，主张晚一点提“援越抗美”的口号，指出：我们现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
为了使给美国的信息切实传递过去，中国方面又在阿尤布·汗访美之行推迟之后，另寻途径与美方沟通。1965年5月31日，陈毅约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请其向约翰逊转达中国关于越南问题的四点意见，并说明周恩来的这个口信原本托阿尤布·汗代为传递，但其未能送达；倘若英国政府能将之转告美方，中国方面表示感谢。另据后来霍普森的报告，陈毅同日还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拉宾，告知：“不仅美国政府知道中国不会挑起对美战争，而且中国人也知道美国人将不会进攻他们。”（注：关于四点意见，其内容除上述周恩来归纳的三句话外，第四点为他所说的：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是没有界限的。另，1965年6月2日当英国外交官将霍普森给英外交部的电报交给约翰逊政府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时，得知华盛顿已从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内容基本相同的口信，只是没有英国方面转达的清楚和详细。参见Peking(Mr.Hopson)to FO（英国外交部），No.720,Priority/Confidential,31 May 1965;Washington(Sir P.Dean)to FO,No.1466,4 June 1965;Peking(Mr.Hopson)to FO,No 750,Confidential,8 June 1965,FO371/180996,PRO（英国伦敦档案局），转引自前引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文。）
霍普森于当日即将与陈毅会谈的内容电告英国外交部，次日，英外交部便把该电文及其复印件分别发送给美驻伦敦大使馆和英驻华盛顿大使馆。6月2日，英外交官及时将霍普森的电报递交美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翌日，英方又进一步由其驻美大使帕特里克·迪安将中国的口信传达给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美方分析家认为，周恩来传递过来的几句话：“出奇的温和”，它是要表明“中共不想直接介入战争”，为此“告诫美国应避免进行反对中国的行动”。6月4日，美方告诉英方，他们将通知北京，华盛顿已确切无误地收到了中方的口信；并通报说，约翰逊阅电后可能会于次日举行会议，讨论如何答复中国人。三天以后（6月7日），霍普森告诉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官员，英方已将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了腊斯克。（注：Peking(Mr.Hopson)to FO,No.720,priority/Confidential,31 May 1965;FO to Washington,No.4546,priority/confidential,1 June 1965(d.0240,2 June 1965);Washington(Sir P.Dean)to FO,No.1466,4 June 1965,FO371/180996,PRO.ACA-Lindsey Grant to FE-Mr.(William P.)Bundy,"Subject:The Chen Yi-Hopson Interview of May 31-INFORMATION MEMORANDUM",3 June 1965,NSF-CO,Box238,LBJL.Peking(Mr.Hopson)to FO,No.750,Confidential,8 June 1965,FO371/180996,PRO.参见前引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文。）与此同时，周恩来为确保中国方面的信息通达美国，于6月8日结束访问坦桑尼亚时再托尼雷尔向美国转达上述四句话。中美双方频繁地互发信号，反映了两国都在谨慎克制地行事，竭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在出兵援越的策略上，中国以派出防空、铁道、国防工程、筑路等支援部队形式介入战争，而且不公开宣布，并将支援部队的军事行动限制在越南北方。6月9日，中国第一支支援部队入越，此后至1968年3月止，中国先后入越的部队共23个支队32万余人，其中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注：曲爱国等编：《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而美国明知中国在大规模援越，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北方执行军事任务，也不予公开点破。这表明，约翰逊政府通过信息沟通摸清了中国的真实意图后，在决定扩大战争时，也形成了一条明确的底线，即不越雷池一步，将美国的战争行动限定在中国划出的界限之内。当然，由于中美两国长期处于对立、隔绝之中，彼此之间不可能有充分的信任，但是毕竟双方此时都在寻求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防止再次发生一场中美之间的战争。在这里，克制是首要的，因此，中美双方都继续互发信号，避免相互之间的猜疑造成决策上的失误，导致危机的发生。
1965年7月，当五角大楼的领导人强烈要求约翰逊向南越增兵时，约翰逊担忧此项举措可能引致中国和苏联参战。军方文职首领对此持乐观态度，约翰逊却指出：麦克阿瑟当年也认为他们不会。尽管军界人士说这同朝鲜不一样，约翰逊还是表示：我必须考虑到他们会参战。但是，约翰逊最终还是作出了大规模增兵的决定。7月26日，约翰逊向南越增派5万美军，使那里的美军总数达到125000人；并提出将进一步增兵等等。这些决定是一个分水岭，它表明美国要再次在亚洲打一场地面战争。（注：Kahin George McT.,Intervention: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New York 1986,pp.379-386,390-391，转引自时殷弘前引书，第210～211页。）美国要扩大战争的新动向引起中国的密切关注，8月20日，周恩来就在与赞比亚政府代表团会谈时强调指出：如果美国要与中国打，中国这一关它过不去。同时重申了上述中国的四点立场。9月29日，陈毅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今天美国是否要同中国进行大战，这要由美国总统和五角大楼来决定。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在任何幻想。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那些反动派们跟他们一起来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大陆，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打败它。那时战争就没有界线了。（注：柴成文等著：《三大突破》，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232页。）中国以此更加明确地向外界传递了中国方面准备抵抗美国侵略的信息。事后，毛泽东对陈毅说，这篇讲话很重要，把问题摆到中国人民、世界人民、苏联人民和美国人民面前，使他们有所准备（注：陈小鲁：《陈毅与中国外交》，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版，第153页。）。在新的战争形势面前，中国的态度没有退缩，仍然如周恩来于12月20日所指出的：中国人民早已做好准备，如果美国一定要在扩大战争的道路上走下去，同中国人民再较量一次，中国人民将坚决应战，奉陪到底。
1966年初，针对中国报刊和中国领导人关于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打算进攻中国大陆的宣传报道和言论，美国方面在3月16日华沙第129次中美会谈中，突出强调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声明说，最近中国报刊和领导人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约翰逊早已讲过，战争不会由美国引起，如果北京还有理智，战争也不会爆发。美方还要求王国权大使把美国“真诚的保证”转达给北京政府领导人，表示希望改善中美关系，增加双边接触等等。美大使还主动与王国权握手寒暄，邀请王吃饭。（注：1966年4月6日外交部抄发第129次中美会谈情况的通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2，卷号1，第129～132页。）对于美国方面作出的姿态，中国方面的反应是，周恩来于4月10日对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伊查兹·侯赛因再次详细地复述有关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四段话，而陈毅则向西方记者指出，“美国侵略者多次重复讲，它‘无意进攻中国’和要避免造成进攻中国大陆的印象”，是积极准备进攻中国的烟幕（注：外交部编：《有关当前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谈话参考资料》，福建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宗56，第15～16页；1966年5月17日陈毅副总理答北欧四国访华记者提出的问题，外交部编：《有关当前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谈话参考资料》，福建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宗56，第17页。）。不过，此时中国报刊杂志上关于美国施放烟幕一类的宣传，应该说已不仅是针对华盛顿，而更多的是对中国人发出的，以维持支援越南抗美斗争的政治声势，同时渲染紧张气氛，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从事“文化大革命”运动。事实上，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于美国方面的底线，已是心中有数。
翌年2至4月，美军在越南南方战场发动了第二次战略反攻。其间，美国飞机曾多次侵入中国的领空和领海。美国方面担心中国会因此而中断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为此，国务卿腊斯克特指示美驻波大使：在预定于6月7日举行的第133次会谈中，一方面要强调美国政府非常重视这种会议，认为它使美中之间能够有机会就双方关系和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说明美国政府曾明确指示并警告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尊重中国的领空和领海，否认美国飞机的侵犯行为是有意的；再次保证美国在越军事行动不是针对中国的，美国无意对华采取敌对行动，无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一方面要告诫中国，如果冲突扩大到越南之外，将导致美中两国都不希望看到的严重危险发生。（注：参见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Volume XXX China,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 1998,pp.575-577.）第133次会议结束后，中国方面没有终止以后的会谈，保留了这条沟通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时，又在6月17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周恩来并在6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特别提到：帝国主义就是拿原子弹、导弹、氢弹吓人的，并且想垄断它们。我们要揭穿它。借以回应美方的告诫。
总之，在越南战争开始升级的几个阶段中，中美双方通过信息沟通，确定了避免相互之间发生战争的界限，并且理智地将各自的行动局限在这个范围之内。由此，在整个越战期间，美国的地面部队始终没有越过十七度线，中国也没有像在朝鲜战争中那样派出志愿军直接赴越参战。
三、几点思考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爆发的大背景是，二战后美苏两大集团、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进入到冷战形式的对抗状态。朝鲜战争发生在冷战格局形成之初，两大阵营的对峙和斗争十分尖锐，敌对的意识形态极大地影响着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和变化。越南战争则发源与50年代末60年代初，此期世界局势动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矛盾加深，社会主义阵营在中苏关系恶化后呈分裂、瓦解之势，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新的政治力量——不结盟运动形成，国际战略格局出现重大变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作用逐步上升，意识形态的作用有所下降。与此同时，随着美国核垄断的被打破，以及核武器的发展，使美苏双方开始谋求势力均衡，既争夺又妥协，争取将对抗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更多的国家卷入冲突和危机之中，避免将有限战争扩大成世界大战。两大集团对峙的冷战机制逐渐成熟。
就中美之间的关系而言，一方面，中美之间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接触。尽管到60年代初，这个会谈没有在关键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但毕竟使中美两国于互不承认和对立的情况下，保持了一条沟通的渠道。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在1958年和1962年的台海危机中，为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也已进行过比较有效的沟通。
由此，中美两国在这两场战争中进行信息沟通的过程，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但是，就更深层的意义考虑，即从冲突反应和危机处理的角度，从在消弭危机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信息沟通的要素方面，比较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把握冲突、控制危机的变化过程，总结冷战中这方面的教训，还有一些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第一，公开宣言不是惟一的，更不是有效的信息沟通方式。
在冷战的敌对状态下，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环境中，冲突双方通过发表警告性或威慑性的社论、声明或宣言，公开传递信息，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双方缺乏基本的信任，又处在严重对立和隔绝的状态下，这种单一的沟通方式虽被认可，但是其内容却往往遭到冷落。本来是有意要转达的信息，结果却被对方看做是一种恐吓或要挟的手段，不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方面多次通过公开方式暗示或表明中国介入战争的界限，就是没有引起美国方面的认真对待。而美国在报刊上不断表示没有进攻中国的意图，这在中国人看来，也无非是欺骗性的宣传。
第二，建立长期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是及时互通信息、缓解危机的必要手段。
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敌对或对方的双方只有平时在政府间或领导人间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并经常保持这一渠道的畅通，才能在危机来临的时候，起到及时互通信息，从而缓解或消除危机的作用。越南战争期间中美之间联络的过程说明，对于解决危机来说，这种方式事实上比任何公开声明都更为重要和有效。而在朝鲜战争时，由于中美之间缺乏这样一条渠道，又不能保证临时寻找的渠道畅通无阻，结果中国既未能阻止美军越过三八线，美国也未能阻止中国跨过鸭绿江。如果中国方面能够把出兵底线的信息及时地、明确无误地传递给对方，美国方面或许能够把握住这次避免重大冲突的机会。相反，当对方的决策已经作出，迟到的信息即使得到正确理解也已经为时晚矣。
第三，选择信息的传递者，也是保证双方沟通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敌对双方之间，要开辟私下或秘密沟通的渠道，对信息传递者的选择也是十分重要的。毫无疑问，其人必须是冲突双方都可以接受或信任的人。朝鲜战争时期，中国在转达最具威慑性的意图时，却选择了一个遭到美国排斥的人——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策，其结果自然令中国方面信息传递的效果大打折扣。与此相对照，在越南战争时期，中美之间一方面通过正式的官方渠道——华沙大使级会谈进行接触，一方面在启用非正式渠道发送消息时，选择的信息传递者是得到美国人支持的巴基斯坦总统和美国的盟友英国人。事实证明，这种选择不仅保证了口信的迅速送达，而且还增强了它的可接受度，由此提高了信息沟通的有效率。
第四，信息的表述必须明确，以免对方在解读信息时产生误解和迷惘。
在冲突的双方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甚至是起码的了解的情况下，信息的表达必须是明确和清楚的，否则便难免由于对方的误解和迷惘而失去其效应。比较周恩来在越南战争中所反复表述的中国的四点立场，那么，他在朝鲜战争期间向美国人传递信息时使用的北京“要管”的说法，的确还不够明确和强硬，再加上美方对信息传递者的不信任，这一信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是必然的。
第五，对于信息的解读应该从实际出发，避免过多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思考。
对于信息的理解及其真实性的判断，其实比信息的传递更为困难。在冷战年代初期的冲突双方，本来就缺乏相互信任和了解，双方的决策机制和游戏规则也不相同，特别是在审视对方时，又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状况使得对立双方往往无法客观地判断对方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意图，于是，盲目的认识造成对信息的误读误判，进而导致决策的失误。即如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先是把朝鲜战争爆发看做是共产党国家在全球发起总攻的开始，既而作出全面干预战争的决策；后是把中国关于越过三八线的警告视为恫吓性宣传，因而无所顾忌地大举进兵北朝鲜。而到越南战争时，这种情况已大为改观。美国经历了朝鲜战争中与中国的军事较量，已知道中国人确实是说话算数的。约翰逊记取了杜鲁门的教训，在解读中国方面的信息后，严格控制美国的军事行动，小心地避开中国划出的战争底线；而中国也始终同美帝国主义者这个多年来被视为战争贩子的头号敌人保持了某种程度的默契。这样，中美之间最终避免了一场新的战争。
总之，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中美信息沟通的历史表明，在现代社会，有效的信息沟通有可能削弱冲突，消除危机；而信息沟通的阻断，则会导致危机的升级，乃至陷入战争的泥淖。特别是在敌对或冲突的国家之间，寻求和保持较高层次的、有效的接触是完全必要的。这样才能在关系恶化或出现危机时，为双方沟通信息、缓解危机、消弭战争提供机会。
当然，过分强调信息沟通对解决冲突和危机的作用，不免有失偏颇。毕竟在冷战年代的国际关系中，充满国家安全、民族利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左右局势发展和变化的各种复杂的因素，而战争动机的多样性和战争目标的专一性，也不是完全凭借信息沟通就能理解，就能将纠纷化解的。不过，这已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了。^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11期
【原文出处】《《中共党史研究》》(京)2001年03期第32～39页
【英文标题】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Korean War and the Vietnamese War
Li Danhui
【作者简介】李丹慧 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 100009
| 【内容提要】 | 在朝鲜战争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导致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进行了面对面的军事较量；而在越南战争爆发、升级的进程中，美国一直将战争的界限控制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中国也只是以派出支援部队的形式援越抗美，中美双方始终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两种不同的结果，事实上同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之间对战争底线，即三八线和十七度线的把握，及其信息沟通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着重考察、比较了中美在这两场战争中进行信息沟通的情况，并对其影响进行了分析。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in depth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Korean War and the Vietnamese War.It offers a detailed contrast of the two countries' controls over the boundary lines and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d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two wars.It also analyses the influences of the different judges and reactions to the exchanged information.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场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发生在亚洲，发生在中国的周边国家，而且从本质上讲，都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对抗。但是，对抗的表现形式及其结果却有很大差别。在朝鲜战争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导致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进行了面对面的军事较量；而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一直将战争升级的界限控制在十七度线以南，中国也即只是以派出支援部队的形式援越抗美，中美双方始终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两种不同的结果，事实上同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对战争底线，即三八线和十七度线的把握及其信息沟通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的冲突反应和危机处理过程中，信息的沟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考察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爆发、升级的历史进程即可发现，中美双方在信息沟通渠道、信息传递方式，以及对信息的解读和判断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差异决定了中美之间爆发危机和冲突升级的形式和程度的不同。本文试由此角度入手，对比中美两国在这两次战争中信息沟通的状况，并对其影响做一点粗浅的分析。
一、朝鲜初期中美之间的信息沟通
朝鲜半岛统一国家的建立，本来是朝鲜民族内部的事务。然而，由于战后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和世界冷战格局的出现，朝鲜民族的独立和统一便具有了浓厚的国际背景。特别是由于南北朝鲜分属两个不同且对立的营垒，使三八线这条美、苏两军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和接受日军投降的临时军事分界线，最终变成了划分两大阵营在东亚势力范围的长期政治分界线。1948年夏秋在朝鲜半岛分别建立起来的两个对立的政府都认为只有自己能够代表朝鲜民族，此后，双方都主张以武力完成朝鲜民族的统一大业。不过，在冷战的背景下，朝鲜南北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独自实现其政治目的。当时美苏两国对抗的焦点在欧洲，华盛顿和莫斯科都无意于远东地区引发一场可能导致双方直接冲突的战争，因此对南北朝鲜的军事统一计划分别采取了不予支持的政策。进入1950年后，苏联的远东政策首先发生变化，莫斯科对金日成军事统一南朝鲜的行动开放绿灯，朝鲜战争爆发了。
中苏同盟的建立使华盛顿感觉到美苏在亚洲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继苏联之后，美国也改变了其远东政策。更由于美国错误地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总体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作出了全面干预朝鲜战争和遏制中国的决策。然而，正是白宫采取的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率先将中国摆到了美国的对立面，从而迫使中国开始考虑介入这场对美国的战争。
从毛泽东一贯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思想出发，如果中国与美国的对抗必须在台湾海战和朝鲜陆战这两个战场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显然，对中国有利的选择只能是在朝鲜半岛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到1950年9月初，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军事部署，在中国东北地区集中了五个军的兵力，随时准备出国作战。不过，就建国初期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而言，新中国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作战，的确是一种万不得已的选择。因此，毛泽东心中是有一条底线的，这就是美国军队是否越过三八线，是否真正构成了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这个问题最早是周恩来于7月2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时提到的（注：1950年7月2日罗申给莫斯科的电报，转引自Evgueni Bajanov,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1949-51,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1995/96,No 6-7.）。毛泽东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也说：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在毛泽东看来，三八线到鸭绿江只有400公里。如果美国人就在鸭绿江那边，鞍山、旅大、沈阳、抚顺、哈尔滨就都在美国军队的威胁之下了。我们真的是睡不着觉啊！当战争在洛东江一线陷入僵局时，毛泽东又在8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这个“时机”，指的还是上述的战争底线问题。
实际上，美国在战争初期非常担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会出兵援助朝鲜。出于这种担心，当麦克阿瑟于8月初与蒋介石在台湾会晤后，杜鲁门十分惊慌，急忙于8月6日派哈里曼作为特使去东京见麦克阿瑟。行前杜鲁门交待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告诉麦克阿瑟不要和蒋介石搞到一起，从而把美国拖进与大陆中国的战争。（注：Frances Heller ed.,The Korean War:A 25-Year Perspective,Lawrence 1977,p.26.）同时，美国还采取措施向中国传递这种信息。在8月27日中国对美国飞机侵犯领空提出抗议后，美国政府立即同意联合国对此进行实地调查，并通过印度大使潘尼迦把这一建议转达给中国政府。美国还表示：中国就美机轰炸其领土一事所提出的任何正当要求，美国都愿意尽力给予满足。（注：爱德华·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205页。）为了进一步表示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对中国没有恶意，杜鲁门在8月3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甚至公开声称，美国海军将于朝鲜战争结束后撤离台湾（注：《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42页。）。美国总统在麦克阿瑟发出有关仁川登陆的“烙铁行动”计划的第二天，便公开谈论从台湾撤出第七舰队问题，这显然是给中国政府传递信息，预防中国对美国越过三八线问题作出强烈反应。美国人的确是想告诉中国人，他们采取的一切军事行动都不是针对中国的。然而，华盛顿不知道，中国出兵的底线根本就不在鸭绿江，而是在三八线。事实上，美国最初决定越过三八线时是有条件的。杜鲁门政府在9月27日授权麦克阿瑟可以在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境内采取军事行动时，其先决条件是“没有大规模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军队进入北朝鲜，没有准备进入的声明，也没有在北朝鲜对抗我们行动的威胁”（注：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07～308页。）。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考虑，一旦中国出兵朝鲜，美军便撤出战斗。布雷德利还向英国参谋长简要述说了这一政策。（注：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31页；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页。）这就意味着只要中国公开宣布出兵，就很可能避免战争的升级。
当然，中国当时并不知道美国的这个条件，而且为了制敌先机，也不可能公开宣布自己的出兵计划，而宁愿采取私下暗示或公开警告的方式，让美国人知道中国出兵的这条底线。8月末，毛泽东接见了香港民生工业公司的经理陆少夫。他谈到，在抗日战争时期，朝鲜人民在满洲给予中国共产党以军事上的帮助，中共不会忘记并应有所报答。同时特别强调说：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了三八线，那么他本人“将处于派遣中国军队去营救北朝鲜的极大压力之下”。因此，毛泽东请陆少夫提供帮助，使美国人注意到这一点。这件事当时被报告给了加拿大驻联合国的官员。加拿大人提出，毛泽东可能会利用印度驻北京的大使，或者荷兰、英国驻京代办作为同华盛顿联系的渠道。（注：William Stueck,The Korean War as International History,Diplomatic History,1986,V.10,No4.）此信息加方是否传达给美国，目前尚无材料证实，不过，中国确实在利用上述渠道设法进一步与美国沟通。
当9月15日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成功，特别是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的趋势日益明显之时，现实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急剧变化，迫使毛泽东迅速作出参与战争的最后决策。与此同时，为了争取中国最终不必介入战争的前景，中国领导人反复向美国发出警告性信息。9月21日，华盛顿便已收到美国驻印度大使哈德逊的绝密电报，称潘尼迦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后认为，如果美军侵犯三八线以北地区，中国可能会介入（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50,Vol.7,Korea,GPO.,Washington D.C.,1976,p.742.）。22日，中国政府在公开声明中承认“居留中国的朝鲜人民有权力回去保卫祖国”，表明了中国坚决支持朝鲜与美国斗争的决心，也暗示性地对美国进犯朝鲜北方的企图提出了警告。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潘尼迦明确指出：“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尽管战争会对中国造成严重破坏，中国也“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注：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战争》第1卷，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约瑟夫·格登前引书，第331页。）周恩来则于30日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国庆大会时，更为严正地告诫美国政府：“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注：《周恩来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文中所引周恩来的谈话、讲话、声明等均出自《周恩来年谱》，因篇幅所限，不再注明出处。）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公开发表的正式声明，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军事胜利冲昏了头脑，趾高气扬的麦克阿瑟正在安排联合国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中国的警告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这样，在中国的安全利益已经受到实际威胁，以及苏联和朝鲜也明确请求中国出兵的情况下，毛泽东最终下定了出兵的决心。鉴于多数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在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是否能够取胜没有把握，对出兵持有异议，毛泽东一方面决定再次召开高层会议商讨，一方面向美国发出了最后的信号。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潘尼迦，再次郑重表明中国的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就是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在谈话中，周恩来特别强调的是美国军队而不是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要管”。换言之，只是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采取行动。潘尼迦表示，他将把中国的这一立场立刻报告尼赫鲁（注：《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7页。）。当日，美国国务院收到了从新德里、莫斯科和斯德哥尔摩等许多地方发来的报告周恩来召见潘尼迦的电报。但是，杜鲁门却认为潘尼迦不过是共产党的一只传声筒。在美国人看来，潘尼迦是一个过于同情共产党的人，而且在1950年7至9月的短短几个月中，他不是预言共产党很快将进攻台湾，就是忽而认为中国人不太可能介入朝鲜事务，忽而报告说中国方面有可能出兵干涉。（注：William Stueck,The Korean War as International History,Diplomatic History,1986,V.10,No4.）因此，其人绝非可靠的信息报告者。至于周恩来的话，美国方面则把它当做是为了阻止联合国通过即将表决的八国提案而发出的恫吓。国务卿艾奇逊虽然认为这是一次重要的警告，却又说它“不是一个官方政策的表明”（注：《杜鲁门回忆录》，第431～432页；麦克阿瑟：《麦帅回忆录》，台湾王家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307页。）。尽管当时荷兰方面已有情报通知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深入北方，中国可能会在“情急时”采取行动（注：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0年10月3日、10月4日。转引自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中央情报局也向联合国军发出了有关共产党军队即将跨过鸭绿江的明确警告（注：约瑟夫·格登前引书，第326页。），但此时北进的联合国军已如脱缰之马、离弦之箭，这些意见和信息，都无法再改变白宫的决定了。
10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派兵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最后决定。10月7日，美国开始了越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直到这时，美国仍然希望传递口信以制止中国作出激烈反应。美驻印度大使曾请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向中国方面传话，表示希望与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举行非正式晤面，以解释美国的行动并无对中国的敌意。而此时中国已经作出了决策，毛泽东不再需要美国人的任何信息了。11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呈送的报告上批示：不要见美大使。毕竟，美国政府已突破了中国的底线，从反击北方进攻、重新恢复三八线分界，到进击北方、抹掉三八线分界，彻底改变了它以前确定的军事和政治目标。至此，中国只能背水一战。美国的军事行动将朝鲜战争又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越战升级时中美之间的信息沟通
1959年至1960年，越南劳动党在经济恢复的任务完成以后，开始大力支持和领导南方的武装斗争，确定了解放南方的战略任务（注：参见越南国防部军史研究院编著：《越南人民军历史》第2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第67～68页。）。此时，中国也开始热情关注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美国担心中国和越南的共产主义威胁将会导致南越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故而反复强调，如果北京和河内继续支持南越的武装斗争，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并在1961年末，为阻止越南民族解放战争的发展，派出“特种部队”进入南越，启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1964年8月初，东京湾事件爆发后，美国参众两院各自通过了对越南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东京湾决议案，国务院并经加拿大驻印度支那国际监督委员会首席代表布莱尔·西博恩转告范文同，美国将仔细观察北越对此事的反应（注：《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版，第289～291页。转引自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但是，华盛顿方面观察到的是中国对北越的支持和中越协同作战的决心。这就使得有朝鲜战争前车之鉴的美国，不得不考虑如何避免中国实施军事介入的问题。
在1961年至1964年美国进行的所谓“特种战争”期间，中国一方面积极支持北越在南越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与北越签署中越两军协同作战的有关文件和中国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协议，一方面也在思考避免战争进一步升级、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底线。此时中国党和政府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是，美国强化侵略越南的行动，第一步可能是扩大“特种战争”的范围；第二步可能是出兵南越，轰炸北越；第三步则是进攻北越，打朝鲜战争式的局部战争（注：曲爱国：《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战场的军事行动》，见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84页。）。1964年6至7月，毛泽东明确了中国方面的战争底线，即：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我们采用志愿军的形式好。用不着怕美国干涉，无非就是再来一次朝鲜战争。如果他们轰炸或登陆，我们就要打，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中国人去越南，跨一步就到了。周恩来则在7月召开的中国、越南、老挝三国党的领导人会议上正式提出，当美国在南越和老挝直接出兵，轰炸或进攻北越时，中国的方针是：“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注：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2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221页。）这样，中国领导人以十七度线（注：1954年日内瓦会议确定以北纬17度线为越南南北两方的临时军事分界线。）为雷池，给美国划定了升级战争的范围。8月，中国政府针对东京湾事件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注：1964年8月14日《人民日报》。）从而公开亮出了中国方面控制危机升级的底线。对此，美国人的反应是，“重新想起了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反对美国军队靠近鸭绿江时所发出的警告”（注：Allen S.Whiting.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India and Indochina,Ann Arbor 1975,p.175.）。
由此，中美双方开始围绕十七度线上的进退问题进行信息沟通，为实现双方之间的克制寻求某种默契。尤其是中国方面，当毛泽东已经决定要发动一场反修防修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更要避免直接卷入越南战争的危机之中。所以，在发出信号、沟通信息方面，中国表现得也更为主动和积极。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谈道：“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这点历史作证。我国忙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打出去是犯罪的，为什么要打出去？南越根本不需要我们去，他们自己可以对付。”（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57页。）2月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袭击美军基地，取得波莱古大捷后，约翰逊下令实施“火箭行动”计划，对越南北方再次进行报复性的猛烈轰炸，战争进一步升级。这时，中国政府一面发表声明提出警告：“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绝对不会置之不理，而且是做了准备的。”（注：郭明等编：《现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中册，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357～358页。）一面通过第三者示意华盛顿：中国军队并没有在南部中越边界地区集结（注：CIA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Study,"The Sino-Vietnamese Effort to Limit American Actions in the Vietnam War(POLO XX)",9 June 1965,RSS No.0008/65,National Security Files-Country Files(NSF-CO),box19,folder Vietnam Memos(D)Vol.XXXV 6/16-30/65,Lyndon B.Johnson Library(LBJL),Austin,TX.转引自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Informing the Enemy:Sino-American‘Signaling’and the Vietnam War,1965"，提交2000年1月香港“关于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关于“第三者”，该文作者注释说：中情局报告中未予指明，但它使人联想到了是年2月北京当局组织外国记者赴中国东南地区参观考察，以示中越边境附近并无任何中国军队集结一事。）。而且由周恩来借2月27日接受菲律宾《塔里巴》日报记者法杜尔、《中吕宋邮讯》周刊社长德古斯曼采访之机提出：不必担心台湾问题会引起世界大战。我们决不侵犯别人，决不会挑起战争。向美国方面传递信息。
3月初，美国实施“滚雷行动”，对北越进行持续轰炸，同时派遣海军陆战队两个营（3500人）在岘港登陆。此后，美国地面部队开始大规模进入越南南方作战。越南战争由“特种战争”扩大为“局部战争”。由于美国方面一直对有关中国军队，或中国军队与北越军队共同干涉越南战争的情报持怀疑态度，认为尽管中国向北越提供援助，但是它“尚未准备进入战斗”（注：The Senator Gravel Edition,The Pentagon Papers:The Defense Department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Decisionmaking on Vietnam,Volume 3(Boston:Beacon Press,1971),McCone comments at White House meeting on February 10,1965,and at NSC meeting,March 26,1965,in FRUS,1964-1968,vol.2,pp.223,482.转引自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Informing the Enemy:Sino-American‘Signaling’ and the Vietnam War,1965"，提交2000年1月香港“关于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故而，美国此时与中国沟通信息的方式，可以说一是进行军事试探：加紧对中国云南、广西和沿海地区实施海空骚扰；一是舆论试探：宣称在越南战争中不再有朝鲜战争中那样的庇护所，美军将对支持越南人民斗争的人实行穷追等等。以此切实摸清中国方面的底线，及其捍卫这条底线的决心究竟有多大。
对于美国的行为，中国政府3月12日严正声明：“告诉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不怕这一套，我们从来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美国不来侵略的善心上。我们是有准备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支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把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注：郭明等编前引书，第561页。）其后，周恩来又于20日在接见叙利亚外长哈桑·穆拉维德和文化部长苏莱曼·赫什时表示：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协商。就是要按照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和要求办事。这种强硬态度给美国提供了中国要坚决维护战争底线的明确信息，由此，美方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特意就派遣飞机入侵中国领空、轰炸中越边境等地区的事情声明说，美国决无意同中国作战。英国也得到美国的确认：决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注：转引自《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39页。）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于4月2日请即将访美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约翰逊转达中国方面的几点意见：“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注：转引自《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40～444页。）。4月8日美国军用飞机几次入侵中国海南岛上空之后，一方面，毛泽东指示“应该打，坚决打”，周恩来批准“对侵入我大陆和海南岛上空的敌机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注：《毛泽东军事文选》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页。）；一方面，周恩来于4月27日在同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谈到支持越南的问题时说：我们是后发制人，我们不主动挑起战争。如果美国挑起战争，我们才回击。关于我们志愿援越人员问题，当越南方面有需要向我们提出时，我们才派，我们不主动出动。周恩来还在4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时，主张晚一点提“援越抗美”的口号，指出：我们现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
为了使给美国的信息切实传递过去，中国方面又在阿尤布·汗访美之行推迟之后，另寻途径与美方沟通。1965年5月31日，陈毅约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请其向约翰逊转达中国关于越南问题的四点意见，并说明周恩来的这个口信原本托阿尤布·汗代为传递，但其未能送达；倘若英国政府能将之转告美方，中国方面表示感谢。另据后来霍普森的报告，陈毅同日还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拉宾，告知：“不仅美国政府知道中国不会挑起对美战争，而且中国人也知道美国人将不会进攻他们。”（注：关于四点意见，其内容除上述周恩来归纳的三句话外，第四点为他所说的：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是没有界限的。另，1965年6月2日当英国外交官将霍普森给英外交部的电报交给约翰逊政府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时，得知华盛顿已从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内容基本相同的口信，只是没有英国方面转达的清楚和详细。参见Peking(Mr.Hopson)to FO（英国外交部），No.720,Priority/Confidential,31 May 1965;Washington(Sir P.Dean)to FO,No.1466,4 June 1965;Peking(Mr.Hopson)to FO,No 750,Confidential,8 June 1965,FO371/180996,PRO（英国伦敦档案局），转引自前引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文。）
霍普森于当日即将与陈毅会谈的内容电告英国外交部，次日，英外交部便把该电文及其复印件分别发送给美驻伦敦大使馆和英驻华盛顿大使馆。6月2日，英外交官及时将霍普森的电报递交美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翌日，英方又进一步由其驻美大使帕特里克·迪安将中国的口信传达给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美方分析家认为，周恩来传递过来的几句话：“出奇的温和”，它是要表明“中共不想直接介入战争”，为此“告诫美国应避免进行反对中国的行动”。6月4日，美方告诉英方，他们将通知北京，华盛顿已确切无误地收到了中方的口信；并通报说，约翰逊阅电后可能会于次日举行会议，讨论如何答复中国人。三天以后（6月7日），霍普森告诉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官员，英方已将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了腊斯克。（注：Peking(Mr.Hopson)to FO,No.720,priority/Confidential,31 May 1965;FO to Washington,No.4546,priority/confidential,1 June 1965(d.0240,2 June 1965);Washington(Sir P.Dean)to FO,No.1466,4 June 1965,FO371/180996,PRO.ACA-Lindsey Grant to FE-Mr.(William P.)Bundy,"Subject:The Chen Yi-Hopson Interview of May 31-INFORMATION MEMORANDUM",3 June 1965,NSF-CO,Box238,LBJL.Peking(Mr.Hopson)to FO,No.750,Confidential,8 June 1965,FO371/180996,PRO.参见前引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文。）与此同时，周恩来为确保中国方面的信息通达美国，于6月8日结束访问坦桑尼亚时再托尼雷尔向美国转达上述四句话。中美双方频繁地互发信号，反映了两国都在谨慎克制地行事，竭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在出兵援越的策略上，中国以派出防空、铁道、国防工程、筑路等支援部队形式介入战争，而且不公开宣布，并将支援部队的军事行动限制在越南北方。6月9日，中国第一支支援部队入越，此后至1968年3月止，中国先后入越的部队共23个支队32万余人，其中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注：曲爱国等编：《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而美国明知中国在大规模援越，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北方执行军事任务，也不予公开点破。这表明，约翰逊政府通过信息沟通摸清了中国的真实意图后，在决定扩大战争时，也形成了一条明确的底线，即不越雷池一步，将美国的战争行动限定在中国划出的界限之内。当然，由于中美两国长期处于对立、隔绝之中，彼此之间不可能有充分的信任，但是毕竟双方此时都在寻求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防止再次发生一场中美之间的战争。在这里，克制是首要的，因此，中美双方都继续互发信号，避免相互之间的猜疑造成决策上的失误，导致危机的发生。
1965年7月，当五角大楼的领导人强烈要求约翰逊向南越增兵时，约翰逊担忧此项举措可能引致中国和苏联参战。军方文职首领对此持乐观态度，约翰逊却指出：麦克阿瑟当年也认为他们不会。尽管军界人士说这同朝鲜不一样，约翰逊还是表示：我必须考虑到他们会参战。但是，约翰逊最终还是作出了大规模增兵的决定。7月26日，约翰逊向南越增派5万美军，使那里的美军总数达到125000人；并提出将进一步增兵等等。这些决定是一个分水岭，它表明美国要再次在亚洲打一场地面战争。（注：Kahin George McT.,Intervention: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New York 1986,pp.379-386,390-391，转引自时殷弘前引书，第210～211页。）美国要扩大战争的新动向引起中国的密切关注，8月20日，周恩来就在与赞比亚政府代表团会谈时强调指出：如果美国要与中国打，中国这一关它过不去。同时重申了上述中国的四点立场。9月29日，陈毅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今天美国是否要同中国进行大战，这要由美国总统和五角大楼来决定。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在任何幻想。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那些反动派们跟他们一起来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大陆，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打败它。那时战争就没有界线了。（注：柴成文等著：《三大突破》，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232页。）中国以此更加明确地向外界传递了中国方面准备抵抗美国侵略的信息。事后，毛泽东对陈毅说，这篇讲话很重要，把问题摆到中国人民、世界人民、苏联人民和美国人民面前，使他们有所准备（注：陈小鲁：《陈毅与中国外交》，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版，第153页。）。在新的战争形势面前，中国的态度没有退缩，仍然如周恩来于12月20日所指出的：中国人民早已做好准备，如果美国一定要在扩大战争的道路上走下去，同中国人民再较量一次，中国人民将坚决应战，奉陪到底。
1966年初，针对中国报刊和中国领导人关于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打算进攻中国大陆的宣传报道和言论，美国方面在3月16日华沙第129次中美会谈中，突出强调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声明说，最近中国报刊和领导人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约翰逊早已讲过，战争不会由美国引起，如果北京还有理智，战争也不会爆发。美方还要求王国权大使把美国“真诚的保证”转达给北京政府领导人，表示希望改善中美关系，增加双边接触等等。美大使还主动与王国权握手寒暄，邀请王吃饭。（注：1966年4月6日外交部抄发第129次中美会谈情况的通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2，卷号1，第129～132页。）对于美国方面作出的姿态，中国方面的反应是，周恩来于4月10日对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伊查兹·侯赛因再次详细地复述有关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四段话，而陈毅则向西方记者指出，“美国侵略者多次重复讲，它‘无意进攻中国’和要避免造成进攻中国大陆的印象”，是积极准备进攻中国的烟幕（注：外交部编：《有关当前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谈话参考资料》，福建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宗56，第15～16页；1966年5月17日陈毅副总理答北欧四国访华记者提出的问题，外交部编：《有关当前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谈话参考资料》，福建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宗56，第17页。）。不过，此时中国报刊杂志上关于美国施放烟幕一类的宣传，应该说已不仅是针对华盛顿，而更多的是对中国人发出的，以维持支援越南抗美斗争的政治声势，同时渲染紧张气氛，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从事“文化大革命”运动。事实上，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于美国方面的底线，已是心中有数。
翌年2至4月，美军在越南南方战场发动了第二次战略反攻。其间，美国飞机曾多次侵入中国的领空和领海。美国方面担心中国会因此而中断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为此，国务卿腊斯克特指示美驻波大使：在预定于6月7日举行的第133次会谈中，一方面要强调美国政府非常重视这种会议，认为它使美中之间能够有机会就双方关系和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说明美国政府曾明确指示并警告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尊重中国的领空和领海，否认美国飞机的侵犯行为是有意的；再次保证美国在越军事行动不是针对中国的，美国无意对华采取敌对行动，无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一方面要告诫中国，如果冲突扩大到越南之外，将导致美中两国都不希望看到的严重危险发生。（注：参见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Volume XXX China,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 1998,pp.575-577.）第133次会议结束后，中国方面没有终止以后的会谈，保留了这条沟通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时，又在6月17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周恩来并在6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特别提到：帝国主义就是拿原子弹、导弹、氢弹吓人的，并且想垄断它们。我们要揭穿它。借以回应美方的告诫。
总之，在越南战争开始升级的几个阶段中，中美双方通过信息沟通，确定了避免相互之间发生战争的界限，并且理智地将各自的行动局限在这个范围之内。由此，在整个越战期间，美国的地面部队始终没有越过十七度线，中国也没有像在朝鲜战争中那样派出志愿军直接赴越参战。
三、几点思考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爆发的大背景是，二战后美苏两大集团、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进入到冷战形式的对抗状态。朝鲜战争发生在冷战格局形成之初，两大阵营的对峙和斗争十分尖锐，敌对的意识形态极大地影响着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和变化。越南战争则发源与50年代末60年代初，此期世界局势动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矛盾加深，社会主义阵营在中苏关系恶化后呈分裂、瓦解之势，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新的政治力量——不结盟运动形成，国际战略格局出现重大变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作用逐步上升，意识形态的作用有所下降。与此同时，随着美国核垄断的被打破，以及核武器的发展，使美苏双方开始谋求势力均衡，既争夺又妥协，争取将对抗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更多的国家卷入冲突和危机之中，避免将有限战争扩大成世界大战。两大集团对峙的冷战机制逐渐成熟。
就中美之间的关系而言，一方面，中美之间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接触。尽管到60年代初，这个会谈没有在关键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但毕竟使中美两国于互不承认和对立的情况下，保持了一条沟通的渠道。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在1958年和1962年的台海危机中，为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也已进行过比较有效的沟通。
由此，中美两国在这两场战争中进行信息沟通的过程，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但是，就更深层的意义考虑，即从冲突反应和危机处理的角度，从在消弭危机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信息沟通的要素方面，比较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把握冲突、控制危机的变化过程，总结冷战中这方面的教训，还有一些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第一，公开宣言不是惟一的，更不是有效的信息沟通方式。
在冷战的敌对状态下，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环境中，冲突双方通过发表警告性或威慑性的社论、声明或宣言，公开传递信息，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双方缺乏基本的信任，又处在严重对立和隔绝的状态下，这种单一的沟通方式虽被认可，但是其内容却往往遭到冷落。本来是有意要转达的信息，结果却被对方看做是一种恐吓或要挟的手段，不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方面多次通过公开方式暗示或表明中国介入战争的界限，就是没有引起美国方面的认真对待。而美国在报刊上不断表示没有进攻中国的意图，这在中国人看来，也无非是欺骗性的宣传。
第二，建立长期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是及时互通信息、缓解危机的必要手段。
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敌对或对方的双方只有平时在政府间或领导人间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并经常保持这一渠道的畅通，才能在危机来临的时候，起到及时互通信息，从而缓解或消除危机的作用。越南战争期间中美之间联络的过程说明，对于解决危机来说，这种方式事实上比任何公开声明都更为重要和有效。而在朝鲜战争时，由于中美之间缺乏这样一条渠道，又不能保证临时寻找的渠道畅通无阻，结果中国既未能阻止美军越过三八线，美国也未能阻止中国跨过鸭绿江。如果中国方面能够把出兵底线的信息及时地、明确无误地传递给对方，美国方面或许能够把握住这次避免重大冲突的机会。相反，当对方的决策已经作出，迟到的信息即使得到正确理解也已经为时晚矣。
第三，选择信息的传递者，也是保证双方沟通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敌对双方之间，要开辟私下或秘密沟通的渠道，对信息传递者的选择也是十分重要的。毫无疑问，其人必须是冲突双方都可以接受或信任的人。朝鲜战争时期，中国在转达最具威慑性的意图时，却选择了一个遭到美国排斥的人——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策，其结果自然令中国方面信息传递的效果大打折扣。与此相对照，在越南战争时期，中美之间一方面通过正式的官方渠道——华沙大使级会谈进行接触，一方面在启用非正式渠道发送消息时，选择的信息传递者是得到美国人支持的巴基斯坦总统和美国的盟友英国人。事实证明，这种选择不仅保证了口信的迅速送达，而且还增强了它的可接受度，由此提高了信息沟通的有效率。
第四，信息的表述必须明确，以免对方在解读信息时产生误解和迷惘。
在冲突的双方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甚至是起码的了解的情况下，信息的表达必须是明确和清楚的，否则便难免由于对方的误解和迷惘而失去其效应。比较周恩来在越南战争中所反复表述的中国的四点立场，那么，他在朝鲜战争期间向美国人传递信息时使用的北京“要管”的说法，的确还不够明确和强硬，再加上美方对信息传递者的不信任，这一信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是必然的。
第五，对于信息的解读应该从实际出发，避免过多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思考。
对于信息的理解及其真实性的判断，其实比信息的传递更为困难。在冷战年代初期的冲突双方，本来就缺乏相互信任和了解，双方的决策机制和游戏规则也不相同，特别是在审视对方时，又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状况使得对立双方往往无法客观地判断对方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意图，于是，盲目的认识造成对信息的误读误判，进而导致决策的失误。即如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先是把朝鲜战争爆发看做是共产党国家在全球发起总攻的开始，既而作出全面干预战争的决策；后是把中国关于越过三八线的警告视为恫吓性宣传，因而无所顾忌地大举进兵北朝鲜。而到越南战争时，这种情况已大为改观。美国经历了朝鲜战争中与中国的军事较量，已知道中国人确实是说话算数的。约翰逊记取了杜鲁门的教训，在解读中国方面的信息后，严格控制美国的军事行动，小心地避开中国划出的战争底线；而中国也始终同美帝国主义者这个多年来被视为战争贩子的头号敌人保持了某种程度的默契。这样，中美之间最终避免了一场新的战争。
总之，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中美信息沟通的历史表明，在现代社会，有效的信息沟通有可能削弱冲突，消除危机；而信息沟通的阻断，则会导致危机的升级，乃至陷入战争的泥淖。特别是在敌对或冲突的国家之间，寻求和保持较高层次的、有效的接触是完全必要的。这样才能在关系恶化或出现危机时，为双方沟通信息、缓解危机、消弭战争提供机会。
当然，过分强调信息沟通对解决冲突和危机的作用，不免有失偏颇。毕竟在冷战年代的国际关系中，充满国家安全、民族利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左右局势发展和变化的各种复杂的因素，而战争动机的多样性和战争目标的专一性，也不是完全凭借信息沟通就能理解，就能将纠纷化解的。不过，这已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