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文化与外交：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透视
刘永涛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10期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科版》(沪)2001年03期第62～67页
【英文标题】culture and Diplomacy:Post-war US Cultural Strategy
Liu Yong-tao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作者简介】刘永涛(1957- )，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从事美国政治、美国对外政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关 键 词】文化/外交/美国对外文化战略culture/diplomacy/US cultural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D801 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1)03-0062-006
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人们对文化的重要性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占主导地位的范式认为，文化之类因素是被包含在权力政治和国际无政府状态之中的，决定国家行为的因素主要是国际政治体系和物质实力（注：西方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持这种观点。参阅：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6[th]edn.(New York:Knopf,1985);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Random House,1979).）。因此，在传统的对外政策分析里，军事及经济力量被认为是实现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目标的主要工具。在探讨美国对外战略时，人们一般也侧重这个国家的“军事战略”、“安全战略”、“大战略”、“核战略”等。近年来，文化的概念开始进入国际关系领域。它涉及到文化如何在个人、国家以及全球层面上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发挥作用以及造成后果等问题。
从理想、信念、愿望和其它表现人类思想意识的角度去考察和解释国际关系，乃是一种文化的取向。它为人们观察和认识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感知和认知上的视角。人们在看待世界政治时，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她）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条件。美国国务卿“看待周围世界的眼光，会在性质上不同于伊朗国王看待世界的眼光”，其差异“部分地来自于他们不同的个人偏好和意识形态，部分地来自于他们各自扎根于几千年来不同的文明世界里”[8-p.7]。
国家之间彼此相区别，形成一种“自我”（本国）同“其它者”（其它国家）的关系。造成这种认同（或身份）上“与众不同”的基础，除了本国所处的地缘位置、自然资源等物质因素之外，还有本国的历史经历、语言、宗教、信仰、种族、价值等社会文化因素。正是这种国家之间的不同认同（或身份）决定着它们各自的国家利益并对它们各自的物质实力和资源赋予含义。因此，国家如同个人一样，一方面凭借武力或实力保护自己的生存，有时甚至利用它们谋求扩大自身的财富和利益；另一方面，对自身和周围世界也抱有“理想、梦幻、追求、嫉妒甚至偏见”[7-p.217]。一个国家的人民往往共同分享和维持着体现他们国家文化特质的理想、信仰、梦幻、价值、观念、思想记忆等，正是这些表现他们文化核心的集体意识指导和规范着这个国家和人民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言行及态度。
一般而言，国家对外文化关系具有“两种性质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属性”：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历史进程”，通过文化交流，国家之间可以增进彼此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文化交流也往往“成为国际政治中一国政府为达到其外交目的而运用的一种特殊政策工具”[3-p.57]
国家间文化交流和渗透的形式是多样的，可以通过国民在海外从事商业、宗教、教育和其它活动的方式，可以通过国家双边开展文化交流项目的形式，也可以通过向海外输出本国文化产品的办法。国家政府机构会从政策上对这类活动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管理和指导，甚至制订明确的对外文化战略，使这些文化交流和渗透活动最终为本国政治、经济、安全及其它内容服务。所谓文化战略，是指为了实现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而策划和运用文化力量的指导方针。
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文化外交、强调对外施加文化影响和从事文化渗透活动的国家。从历史上看，美国往往有目的、有计划地把文化权力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并通过制定和实施文化战略去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注：参阅Frand A.Ninkovich:The Dipplomacy of ldeas:U.S.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Michael J.Mazarr:"Culture and Internaitonal Relations:A Review Essay",The Washington Quarterly,19:2(Spring 1996);Dominique Jacquin-Berdal,Andrew Oros,and Marco Verweij:Cuture in World Politics(London:Millennium Press,Ltd.,1998）；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尽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文化呈多样性，但是，影响美国对外决策的文化主要还是美国的主流文化，它的基础包括：个人主义、乐观主义、甘冒风险、有明确的个人身份感、自信、以赢者自居或追求赢者地位等。这种文化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影响。
（一）
早在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提出战后世界政治中美国在对外文化关系方面应该发挥何种作用和采取何种政策的问题，并开始组织力量研究、设计一项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
1941年9月，在美国国务院对外文化关系司总顾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司长本·彻林顿提出：国务院已经组织人员开始为战后的政治、经济工作制订计划，因此，对战后美国的对外文化工作也应该开始给予考虑。会议决定请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拉尔夫·特纳教授负责为战后美国对外文化关系提出一个规划纲要[4-p.56]。 1942年秋，特纳向国务院对外文化关系司提出了一份关于战后美国对外文化工作的政策纲要备忘录。该备忘录强调指出：“任何同外交事务有关的工作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因此，对外文化工作必须根据国家的需要，同政府的政策、经济、外交政策保持一致，配合进行。”[4-p.56]特纳认为，战后美国对外文化工作的政策目标，必须能够引导未来的政治斗争朝“民主”的方向发展；实施这种政策的关键是运用美国的力量，“向赞同民主的社会集团提供更多、更好的经济手段和知识援助，使有关国家的政府和政策掌握在最同情和最能实行民主的集团手中。”[4-p.56]美国“既要运用自己的权势，也要运用文化交流这个工具”。[9]这个政策纲要备忘录虽然是粗线条的，但是它也没有忽略中国。为了“用民主的观点重新阐述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为中国培养具有现代文化素质的‘运货人’”[4-p.56]。
美国国务院对外文化关系司总顾问委员会对特纳的规划大纲进行了讨论，对它的主要论点给予“广泛的赞同”，认为“世界文化中心已从欧洲移到了美国”，“战后世界将要求美国在文化上，如同在政治和经济上一样，在全世界担负起领导责任”。[4-p.56]美国教育理事会也毫不含糊地宣称：“美国的文化思想和文化概念，包括它的所有弱点和缺陷，都必须成为战后秩序的基础。”[4-pp.56-57]用美国外交史学家的话讲，特纳备忘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不仅从美国对外文化关系的历史经验中提出了“文化外交”这一崭新概念，而且为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从“自由主义”传统转变成“强权政治的工具”，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
随着冷战序幕的拉开，更加明确地为美国外交“遏制”政策服务，成为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重要特点。美国政府意识到，“若要在这场冷战中赢得胜利，除了武器和金钱外，还需要思想输出”，需要“美国的文化外交”[13-p.546]。前国务卿杜勒斯曾明确提出实力不仅包括军事力量，而且也包括经济力量，还包括一些无形的、能够决定人们去做什么以及做到什么程度的道义力量和舆论力量。因此，他提出西方国家要重视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一场思想战”。在布法罗的一个学术团体发表演说时，他主张美国之音和其它机构应该努力“挑起铁幕后面各国人民的抵抗情绪”，促使共产主义从内部解体。这个讲话得到美国参议员、后来出任总统的约翰·肯尼迪的赞赏。肯尼迪在1957年2月21日的一个讲话中说，正是杜勒斯提出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解放政策”。1959年杜勒斯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我们希望鼓励苏联帝国内部的演变，从而使它不再对世界上的自由构成威胁。”[1-p.13]美国的媒体也发表言论，认为“美国的根本目标从一开始就是要在铁幕上打洞——使苏联向来自西方的影响开放。”[1-p.17]
把传播文化产品、发展文化教育交流等手段结合起来进行文化输出，也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重要特点。在美国国务院看来，“交换留学生的计划，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执行工具之一。”[4-p.59]早在1956年9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提出美苏之间要进行“大规模人民对人民的交流”，努力鼓励美国公民越洋过海去社会主义国家访问他们各自领域的同行，以加强交流。他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写道：“到了1958年，我曾研究并草拟了一个建议，要求美苏大批交换留学生——其人数远远超过我们每年通常派出或接受的少数人，其总数可达一万之多。”[2-p.52]
1946年，美国外国留学生奖金管理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决定同意国会参议员富布赖特提出的关于“奖学金的重点应放在青年人身上、主要用于人文学科方面”的方针；还同意美国教育基金会提出的“外国留学生在美国机构学习时，应以加深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为目的”的建议，指出“这种学习应从属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总目的。”[4-p.60]
1945年9月出任助理国务卿的威廉·本顿明确地指出，以人员、图书、教育、艺术等手段进行文化交流是一种“慢媒介”，其主要作用是“影响精英人物”，着眼点是“长期的文化调整”；无线电广播和电影的宣传手段则是一种“快媒介”，在影响其听众和观众方面，可以立竿见影地“改变人们的见解和政治态度”。[4-p.58]他说，“无论是文化交流还是新闻宣传，其任务是向全世界推销美国思想”。[4-p.58]美国国务院非常同意本顿的这一观点[4-p.58]。1961年 2月，美国总统国外宣传活动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思想战”必须调动国内甚至国际上一切可被利用的“兵种”，诸如新闻、广播、图书、出版、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美术、教育、体育、卫生与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1-p.16]。1961年6月，美国一家著名的电影公司副董事长、制片人兼导演达利尔·柴纳尔在英国《电影及电影制作》6月号发表文章，称好莱坞电影是“铁盒里的大使”。他写道：“这些圆盘子里装有卷得很紧的一卷卷印着美国电影制片者思想、想象和创作才能的走遍世界的影片。我相信，美国影片是对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摧毁力量。”[1-p.16]同年10月，肯尼迪政府送给好莱坞一分备忘录，明确要求美国电影进一步配合政府的“全球战略”[1-p.16]。1963年5月12日，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在国会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中散发一份非正式备忘录。该备忘录写道，匈牙利“所发生的演变是令人鼓舞的”，例如“更活跃地进行宗教活动”、上演美国和西方影片“超过任何其它苏联集团国家”，以及“与西方之间的往来旅行大增”等[1-p.29]。1980年5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真正的战争》一书中写道：“我们应当重视加强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工作，并且在苏联侵略矛头所指的第三世界的那些地区建立能同苏联宣传直接竞争的类似电台。”[1-p.29]
以某种文化产品的形式出现并进入流通市场，成为社会贸易活动的一部分，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又一特点。战后马歇尔计划是美国推行遏制战略的最重要政策之一，是因为该计划不仅有助于西欧复兴经济，利用经济援助来达到影响西欧的目的，而且有助于“以经济为诱饵来引诱东欧国家脱离社会主义道路”[2-p.29]。1958年，美国和波兰签订协议，美国向波兰出口小麦、棉花等农产品，提供2500万美元的贷款，条件是，波兰必须向美国购买价值100万美元的书刊、影片、唱片和版权[1-p.12]。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提出要扩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增加美国人去那里旅游的人数，利用资本和技术、扩大学生和教师的交换、外交和新闻方面的经常性交流计划等[1-p.13]。1963年8月，美国农业部长访问苏联、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尼亚、南斯拉夫后说，美国对波兰和南斯拉夫的贸易出口，“支持了（那里的）私有制和私人企业的活动”[1-p.21]。
1989年东欧政治巨变和随后的苏联解体，使美国统治者更加认识和体会到运用文化战略去配合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有美国人甚至认为，美国“赢得冷战胜利不是因为军事强大或是因为外交官的技艺，而是凭借美国制度赖以为基础的民主思想力量。”[9-p.1]
（二）
后冷战时期，影响国际关系行为的因素和力量比以前更为复杂广泛、更为直接化和个人化。当今许多国家的政治不仅受到所谓国家精英的影响，而且受到公民社会诸力量的左右。美国人更加注重文化影响的作用，试图用美国的价值标准把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统一起来，“实现冷战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更自觉地把文化视为软权力并以更加全面的文化输出对外国施加影响，就成为冷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重要特点。
1995年3月14日，美国新闻署署长约瑟夫·杜菲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尽管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要变化，但是，美国新闻署的核心目标没有发生变化，即“用外国文化所能够信赖和接受的语言解释和宣扬美国的诸政策”，它的使命是“了解、告知和影响外国公众，以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1993年春，美国人曾就冷战后美国政府海外广播生存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同年6月，在克林顿总统宣布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美国之音以及针对古巴进行广播的马蒂电台继续它们对海外的“服务”。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国际广播条例》，《对古巴进行电台广播条例》以及《对古巴的电视广播条例》，从法律上确定了冷战后美国海外广播的延续性。目前，作为美国政府海外电台的“美国之音”，每周对华广播为84小时，每周的藏语广播为28小时，每周的粤语广播为14小时。“美国之音”每周还有固定时间对中国播放电视节目。1991年和1992年，美国有三个特别委员会建议考虑成立一个主要针对中国的、类似于“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广播系统。在1994年年度预算中，克林顿政府要求国会拨款3000万美元用于创立一个叫做“自由亚洲电台”的广播系统。1996年3月11日，“自由亚洲电台”正式开始运作，其广播主要针对中国大陆、中国的西藏、缅甸、柬埔寨、老挝、北朝鲜以及越南的听众。1995年财政年度美国政府为“自由亚洲广播电台”拨款1亿美元。在2000年和2001年财政年度，美国国会给“自由亚洲电台”的拨款分别为3,000万美元。（注：参阅美国第106届国会众议院第1211号议案及参议院第886号议案，即《2000年度和2001年度美国对外关系授权条例》。）
冷战结束后，美国加强了对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教育及文化交流项目，并配合其它手段如外援项目、投资项目等以巩固那里的民主自由化进程。根据《美国国会2000年和2001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条例》，美国政府在这两年里对富布赖特学术交流项目的拨款分别为1.12亿美元，并专门拨款用于对越南的富布赖特学术交流项目；拨款资助对俄罗斯的交流项目（埃德蒙·马斯基奖学金）等。美国还开展“和平自愿者项目”等对外文化援助活动。这种把本国教师、传教士、医生派遣到海外从事志愿工作，向海外赠送图书、杂志、画册、录像带或幻灯片等，既含有西方文明中的“慈善”成分，也带有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一个现实的效果是，美国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由此被传播到海外。
1993年，克林顿总统执政不久，便确立了冷战后美国外交的“三大支柱”，其中之一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资本主义民主思想，旨在使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及其政治制度在全世界扩散。1994年初，美国政府推出“全面扩展和接触”战略，其目的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民主及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虽然“全面扩展和接触”战略是针对俄罗斯、中国、越南乃至北朝鲜等国家提出的，但根据这种新的扩展理论，美国大大加强了向世界“传播民主和自由市场”的力度，明显地反映出克林顿政府在制订和推行外交政策时所采取的文化取向，与二战结束后不久杜勒斯所推行的所谓“解放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处。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利用自己在“国际商业和信息网络”中的优势地位，深化和巩固冷战后美国的文化权力，并谋求由此“影响和引导”世界未来方向，成为冷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又一特点。1989年以后，美国总统布什坚持与中国保持贸易接触政策，因为他相信“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发现一种办法，既进口世界的产品和技术，又能够把国外的思想阻止在边界”[6-p.567]。 1995年7月25日，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魏德曼，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上也说，“贸易不只是创造财富的手段，它还是美国思想和理想借以渗透到所有中国人意识中的渠道；从长期来看，它为美国的意识形态产业（诸如电影、激光唱盘、软件、电视）和使国际交流更为便利的产品（诸如传真机和互联网络计算机）开辟市场，这些有可能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改善，从而发挥我们所有直接的和政府之间的努力加起来一样大的促进作用。”（注：参见Testimony by Kent Wiedemann,U.S.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Befor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July 25,1995.）
（三）
在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美国对外文化战略中，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它的根基来自17世纪英国的洛克自由主义和历史上的美国“例外经历”。美国独立宣言吸收了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提出一系列体现美国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的内容：合法的政府权力来自人民的认可；政府应该保护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提倡有限制的政府、个人自由、自决权、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天赋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通过联邦主义在国家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权力分配等。这些都主导着美国的政治文化。
在一些美国人看来，美国从根本上讲有别于世界上的其它国家，而且在道德方面比其它国家“更高尚”；美国不同于邪恶的欧洲和其它国家，是值得其它国家效仿的榜样。这就是美国的所谓“例外论”。早期到达北美洲的欧洲定居者认为自己是新的以色列人，生活在这块“上帝新选择的土地上”，其经历是独特的，是与上帝有特殊关系的。这种特殊关系是通过他们有能力抵御无数险峻并且在经济生活方面取得成就而体现出来的。早期的定居者约翰·温斯罗普说：“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应该是山上的一座城市；众目仰望我们。”[5-p.17]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说：“我一直相信，这个被祝福的土地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与众不同，某种神圣的计划把这个大陆放在两个大洋之间，使地球各个角落的人们可以发现它——那些对自由具有特殊的爱戴并鼓足勇气的人们，离开自己的家园和朋友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12-p.152]美国人一直认为自己肩负着一种“历史使命”，要把美国“民主的资本主义”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正是因为如此，1996年，当时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奈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威廉·欧文斯联名撰文指出：能够领导信息革命的国家将会比任何国家更强有力，“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国家就是美国”；美国不仅在“军事力量和经济生产方面具有明显的实力”，而且在“收集、取舍、制作和传播信息能力方面”占居优势[10-p.20]。
于是，在对外关系中，美国主要谋求输出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前者体现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及市场力量，后者体现为竞选政治及政治多元化。其它的输出还包括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对外决策者无不希望美国成为全世界的“新耶路撒冷”。从华盛顿的“神圣之火”和杰佛逊的“民主理想”，到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等，美国人一直在追求给“世界树立一个自由与民主的榜样”，并谋求把自由和民主的“福祉”传播到世界各地。
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后冷战期间，美国一直存在并实施着它的对外文化战略，这种战略构成美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最终是为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服务。这种战略的哲学基础来自美国历史文化中的“例外论”和“天定命运”。它的确立和实施是在美国政府的直接指导下、以美国文化在全球处于优势地位来保证的。
如果说冷战时期由于美苏对抗这个外部环境的限制，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实施空间还显得相对有限，那么冷战后，美国所处的独特地位以及现代技术的飞跃发展，就使得美国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行它的文化战略。当代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些目标，与其说是通过军事力量实现的，还不如说是通过它的对外文化力量去达到的。对于美国的外交决策者来说，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不仅有“国外的”核军事力量，而且还有“国外的”政治认同和意识形态。对于后者，只有通过周密的对外文化战略，才能确保美国政治认同免遭威胁；才能影响“国外的”政治认同。
在当今以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繁荣的贸易活动，自然刺激着文化产品的不断流通，从而引起不同文化间相互激烈的渗透和影响。文化领域成为国家行为体之间为维护本国主权而开辟的一个新的较量场所，其激烈程度正在与日俱增。今天的国际关系当然不能单从文化的角度去看，但是，如果缺乏这个角度，许多国际问题就看不清楚、看不透彻。
[收稿日期]2001-3-15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10期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科版》(沪)2001年03期第62～67页
【英文标题】culture and Diplomacy:Post-war US Cultural Strategy
Liu Yong-tao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作者简介】刘永涛(1957- )，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从事美国政治、美国对外政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 【内容提要】 | 近年来，从文化视角研究国际关系和国家对外政策，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这大大有利于人们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和说明。从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形成、发展及实施的情形，以及这一战略在不同时期的基本特点，可以看出战后美国一直存在着一种有计划、有目标、有具体实施手段的对外文化战略，它扎根于美国的历史经历、信念和国家神话之中。 In recent years,greater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culturaland ideationa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because these aspects help disclose and explain complication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behaviors.A survey of formation,evolution,and implementation of post-war U.S.cultural relations with other nations illustrates that there has bee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arefully planned cultural strategy with clear purposes and specific means that protect U.S.common political identity and interests.This strategy is seen profoundly rooted in American historical experiences,beliefs,and national myths. |
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人们对文化的重要性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占主导地位的范式认为，文化之类因素是被包含在权力政治和国际无政府状态之中的，决定国家行为的因素主要是国际政治体系和物质实力（注：西方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持这种观点。参阅：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6[th]edn.(New York:Knopf,1985);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Random House,1979).）。因此，在传统的对外政策分析里，军事及经济力量被认为是实现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目标的主要工具。在探讨美国对外战略时，人们一般也侧重这个国家的“军事战略”、“安全战略”、“大战略”、“核战略”等。近年来，文化的概念开始进入国际关系领域。它涉及到文化如何在个人、国家以及全球层面上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发挥作用以及造成后果等问题。
从理想、信念、愿望和其它表现人类思想意识的角度去考察和解释国际关系，乃是一种文化的取向。它为人们观察和认识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感知和认知上的视角。人们在看待世界政治时，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她）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条件。美国国务卿“看待周围世界的眼光，会在性质上不同于伊朗国王看待世界的眼光”，其差异“部分地来自于他们不同的个人偏好和意识形态，部分地来自于他们各自扎根于几千年来不同的文明世界里”[8-p.7]。
国家之间彼此相区别，形成一种“自我”（本国）同“其它者”（其它国家）的关系。造成这种认同（或身份）上“与众不同”的基础，除了本国所处的地缘位置、自然资源等物质因素之外，还有本国的历史经历、语言、宗教、信仰、种族、价值等社会文化因素。正是这种国家之间的不同认同（或身份）决定着它们各自的国家利益并对它们各自的物质实力和资源赋予含义。因此，国家如同个人一样，一方面凭借武力或实力保护自己的生存，有时甚至利用它们谋求扩大自身的财富和利益；另一方面，对自身和周围世界也抱有“理想、梦幻、追求、嫉妒甚至偏见”[7-p.217]。一个国家的人民往往共同分享和维持着体现他们国家文化特质的理想、信仰、梦幻、价值、观念、思想记忆等，正是这些表现他们文化核心的集体意识指导和规范着这个国家和人民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言行及态度。
一般而言，国家对外文化关系具有“两种性质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属性”：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历史进程”，通过文化交流，国家之间可以增进彼此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文化交流也往往“成为国际政治中一国政府为达到其外交目的而运用的一种特殊政策工具”[3-p.57]
国家间文化交流和渗透的形式是多样的，可以通过国民在海外从事商业、宗教、教育和其它活动的方式，可以通过国家双边开展文化交流项目的形式，也可以通过向海外输出本国文化产品的办法。国家政府机构会从政策上对这类活动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管理和指导，甚至制订明确的对外文化战略，使这些文化交流和渗透活动最终为本国政治、经济、安全及其它内容服务。所谓文化战略，是指为了实现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而策划和运用文化力量的指导方针。
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文化外交、强调对外施加文化影响和从事文化渗透活动的国家。从历史上看，美国往往有目的、有计划地把文化权力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并通过制定和实施文化战略去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注：参阅Frand A.Ninkovich:The Dipplomacy of ldeas:U.S.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Michael J.Mazarr:"Culture and Internaitonal Relations:A Review Essay",The Washington Quarterly,19:2(Spring 1996);Dominique Jacquin-Berdal,Andrew Oros,and Marco Verweij:Cuture in World Politics(London:Millennium Press,Ltd.,1998）；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尽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文化呈多样性，但是，影响美国对外决策的文化主要还是美国的主流文化，它的基础包括：个人主义、乐观主义、甘冒风险、有明确的个人身份感、自信、以赢者自居或追求赢者地位等。这种文化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影响。
（一）
早在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提出战后世界政治中美国在对外文化关系方面应该发挥何种作用和采取何种政策的问题，并开始组织力量研究、设计一项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
1941年9月，在美国国务院对外文化关系司总顾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司长本·彻林顿提出：国务院已经组织人员开始为战后的政治、经济工作制订计划，因此，对战后美国的对外文化工作也应该开始给予考虑。会议决定请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拉尔夫·特纳教授负责为战后美国对外文化关系提出一个规划纲要[4-p.56]。 1942年秋，特纳向国务院对外文化关系司提出了一份关于战后美国对外文化工作的政策纲要备忘录。该备忘录强调指出：“任何同外交事务有关的工作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因此，对外文化工作必须根据国家的需要，同政府的政策、经济、外交政策保持一致，配合进行。”[4-p.56]特纳认为，战后美国对外文化工作的政策目标，必须能够引导未来的政治斗争朝“民主”的方向发展；实施这种政策的关键是运用美国的力量，“向赞同民主的社会集团提供更多、更好的经济手段和知识援助，使有关国家的政府和政策掌握在最同情和最能实行民主的集团手中。”[4-p.56]美国“既要运用自己的权势，也要运用文化交流这个工具”。[9]这个政策纲要备忘录虽然是粗线条的，但是它也没有忽略中国。为了“用民主的观点重新阐述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为中国培养具有现代文化素质的‘运货人’”[4-p.56]。
美国国务院对外文化关系司总顾问委员会对特纳的规划大纲进行了讨论，对它的主要论点给予“广泛的赞同”，认为“世界文化中心已从欧洲移到了美国”，“战后世界将要求美国在文化上，如同在政治和经济上一样，在全世界担负起领导责任”。[4-p.56]美国教育理事会也毫不含糊地宣称：“美国的文化思想和文化概念，包括它的所有弱点和缺陷，都必须成为战后秩序的基础。”[4-pp.56-57]用美国外交史学家的话讲，特纳备忘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不仅从美国对外文化关系的历史经验中提出了“文化外交”这一崭新概念，而且为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从“自由主义”传统转变成“强权政治的工具”，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
随着冷战序幕的拉开，更加明确地为美国外交“遏制”政策服务，成为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重要特点。美国政府意识到，“若要在这场冷战中赢得胜利，除了武器和金钱外，还需要思想输出”，需要“美国的文化外交”[13-p.546]。前国务卿杜勒斯曾明确提出实力不仅包括军事力量，而且也包括经济力量，还包括一些无形的、能够决定人们去做什么以及做到什么程度的道义力量和舆论力量。因此，他提出西方国家要重视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一场思想战”。在布法罗的一个学术团体发表演说时，他主张美国之音和其它机构应该努力“挑起铁幕后面各国人民的抵抗情绪”，促使共产主义从内部解体。这个讲话得到美国参议员、后来出任总统的约翰·肯尼迪的赞赏。肯尼迪在1957年2月21日的一个讲话中说，正是杜勒斯提出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解放政策”。1959年杜勒斯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我们希望鼓励苏联帝国内部的演变，从而使它不再对世界上的自由构成威胁。”[1-p.13]美国的媒体也发表言论，认为“美国的根本目标从一开始就是要在铁幕上打洞——使苏联向来自西方的影响开放。”[1-p.17]
把传播文化产品、发展文化教育交流等手段结合起来进行文化输出，也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重要特点。在美国国务院看来，“交换留学生的计划，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执行工具之一。”[4-p.59]早在1956年9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提出美苏之间要进行“大规模人民对人民的交流”，努力鼓励美国公民越洋过海去社会主义国家访问他们各自领域的同行，以加强交流。他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写道：“到了1958年，我曾研究并草拟了一个建议，要求美苏大批交换留学生——其人数远远超过我们每年通常派出或接受的少数人，其总数可达一万之多。”[2-p.52]
1946年，美国外国留学生奖金管理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决定同意国会参议员富布赖特提出的关于“奖学金的重点应放在青年人身上、主要用于人文学科方面”的方针；还同意美国教育基金会提出的“外国留学生在美国机构学习时，应以加深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为目的”的建议，指出“这种学习应从属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总目的。”[4-p.60]
1945年9月出任助理国务卿的威廉·本顿明确地指出，以人员、图书、教育、艺术等手段进行文化交流是一种“慢媒介”，其主要作用是“影响精英人物”，着眼点是“长期的文化调整”；无线电广播和电影的宣传手段则是一种“快媒介”，在影响其听众和观众方面，可以立竿见影地“改变人们的见解和政治态度”。[4-p.58]他说，“无论是文化交流还是新闻宣传，其任务是向全世界推销美国思想”。[4-p.58]美国国务院非常同意本顿的这一观点[4-p.58]。1961年 2月，美国总统国外宣传活动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思想战”必须调动国内甚至国际上一切可被利用的“兵种”，诸如新闻、广播、图书、出版、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美术、教育、体育、卫生与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1-p.16]。1961年6月，美国一家著名的电影公司副董事长、制片人兼导演达利尔·柴纳尔在英国《电影及电影制作》6月号发表文章，称好莱坞电影是“铁盒里的大使”。他写道：“这些圆盘子里装有卷得很紧的一卷卷印着美国电影制片者思想、想象和创作才能的走遍世界的影片。我相信，美国影片是对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摧毁力量。”[1-p.16]同年10月，肯尼迪政府送给好莱坞一分备忘录，明确要求美国电影进一步配合政府的“全球战略”[1-p.16]。1963年5月12日，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在国会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中散发一份非正式备忘录。该备忘录写道，匈牙利“所发生的演变是令人鼓舞的”，例如“更活跃地进行宗教活动”、上演美国和西方影片“超过任何其它苏联集团国家”，以及“与西方之间的往来旅行大增”等[1-p.29]。1980年5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真正的战争》一书中写道：“我们应当重视加强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工作，并且在苏联侵略矛头所指的第三世界的那些地区建立能同苏联宣传直接竞争的类似电台。”[1-p.29]
以某种文化产品的形式出现并进入流通市场，成为社会贸易活动的一部分，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又一特点。战后马歇尔计划是美国推行遏制战略的最重要政策之一，是因为该计划不仅有助于西欧复兴经济，利用经济援助来达到影响西欧的目的，而且有助于“以经济为诱饵来引诱东欧国家脱离社会主义道路”[2-p.29]。1958年，美国和波兰签订协议，美国向波兰出口小麦、棉花等农产品，提供2500万美元的贷款，条件是，波兰必须向美国购买价值100万美元的书刊、影片、唱片和版权[1-p.12]。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提出要扩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增加美国人去那里旅游的人数，利用资本和技术、扩大学生和教师的交换、外交和新闻方面的经常性交流计划等[1-p.13]。1963年8月，美国农业部长访问苏联、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尼亚、南斯拉夫后说，美国对波兰和南斯拉夫的贸易出口，“支持了（那里的）私有制和私人企业的活动”[1-p.21]。
1989年东欧政治巨变和随后的苏联解体，使美国统治者更加认识和体会到运用文化战略去配合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有美国人甚至认为，美国“赢得冷战胜利不是因为军事强大或是因为外交官的技艺，而是凭借美国制度赖以为基础的民主思想力量。”[9-p.1]
（二）
后冷战时期，影响国际关系行为的因素和力量比以前更为复杂广泛、更为直接化和个人化。当今许多国家的政治不仅受到所谓国家精英的影响，而且受到公民社会诸力量的左右。美国人更加注重文化影响的作用，试图用美国的价值标准把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统一起来，“实现冷战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更自觉地把文化视为软权力并以更加全面的文化输出对外国施加影响，就成为冷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重要特点。
1995年3月14日，美国新闻署署长约瑟夫·杜菲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尽管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要变化，但是，美国新闻署的核心目标没有发生变化，即“用外国文化所能够信赖和接受的语言解释和宣扬美国的诸政策”，它的使命是“了解、告知和影响外国公众，以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1993年春，美国人曾就冷战后美国政府海外广播生存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同年6月，在克林顿总统宣布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美国之音以及针对古巴进行广播的马蒂电台继续它们对海外的“服务”。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国际广播条例》，《对古巴进行电台广播条例》以及《对古巴的电视广播条例》，从法律上确定了冷战后美国海外广播的延续性。目前，作为美国政府海外电台的“美国之音”，每周对华广播为84小时，每周的藏语广播为28小时，每周的粤语广播为14小时。“美国之音”每周还有固定时间对中国播放电视节目。1991年和1992年，美国有三个特别委员会建议考虑成立一个主要针对中国的、类似于“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广播系统。在1994年年度预算中，克林顿政府要求国会拨款3000万美元用于创立一个叫做“自由亚洲电台”的广播系统。1996年3月11日，“自由亚洲电台”正式开始运作，其广播主要针对中国大陆、中国的西藏、缅甸、柬埔寨、老挝、北朝鲜以及越南的听众。1995年财政年度美国政府为“自由亚洲广播电台”拨款1亿美元。在2000年和2001年财政年度，美国国会给“自由亚洲电台”的拨款分别为3,000万美元。（注：参阅美国第106届国会众议院第1211号议案及参议院第886号议案，即《2000年度和2001年度美国对外关系授权条例》。）
冷战结束后，美国加强了对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教育及文化交流项目，并配合其它手段如外援项目、投资项目等以巩固那里的民主自由化进程。根据《美国国会2000年和2001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条例》，美国政府在这两年里对富布赖特学术交流项目的拨款分别为1.12亿美元，并专门拨款用于对越南的富布赖特学术交流项目；拨款资助对俄罗斯的交流项目（埃德蒙·马斯基奖学金）等。美国还开展“和平自愿者项目”等对外文化援助活动。这种把本国教师、传教士、医生派遣到海外从事志愿工作，向海外赠送图书、杂志、画册、录像带或幻灯片等，既含有西方文明中的“慈善”成分，也带有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一个现实的效果是，美国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由此被传播到海外。
1993年，克林顿总统执政不久，便确立了冷战后美国外交的“三大支柱”，其中之一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资本主义民主思想，旨在使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及其政治制度在全世界扩散。1994年初，美国政府推出“全面扩展和接触”战略，其目的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民主及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虽然“全面扩展和接触”战略是针对俄罗斯、中国、越南乃至北朝鲜等国家提出的，但根据这种新的扩展理论，美国大大加强了向世界“传播民主和自由市场”的力度，明显地反映出克林顿政府在制订和推行外交政策时所采取的文化取向，与二战结束后不久杜勒斯所推行的所谓“解放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处。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利用自己在“国际商业和信息网络”中的优势地位，深化和巩固冷战后美国的文化权力，并谋求由此“影响和引导”世界未来方向，成为冷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又一特点。1989年以后，美国总统布什坚持与中国保持贸易接触政策，因为他相信“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发现一种办法，既进口世界的产品和技术，又能够把国外的思想阻止在边界”[6-p.567]。 1995年7月25日，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魏德曼，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上也说，“贸易不只是创造财富的手段，它还是美国思想和理想借以渗透到所有中国人意识中的渠道；从长期来看，它为美国的意识形态产业（诸如电影、激光唱盘、软件、电视）和使国际交流更为便利的产品（诸如传真机和互联网络计算机）开辟市场，这些有可能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改善，从而发挥我们所有直接的和政府之间的努力加起来一样大的促进作用。”（注：参见Testimony by Kent Wiedemann,U.S.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Befor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July 25,1995.）
（三）
在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美国对外文化战略中，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它的根基来自17世纪英国的洛克自由主义和历史上的美国“例外经历”。美国独立宣言吸收了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提出一系列体现美国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的内容：合法的政府权力来自人民的认可；政府应该保护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提倡有限制的政府、个人自由、自决权、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天赋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通过联邦主义在国家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权力分配等。这些都主导着美国的政治文化。
在一些美国人看来，美国从根本上讲有别于世界上的其它国家，而且在道德方面比其它国家“更高尚”；美国不同于邪恶的欧洲和其它国家，是值得其它国家效仿的榜样。这就是美国的所谓“例外论”。早期到达北美洲的欧洲定居者认为自己是新的以色列人，生活在这块“上帝新选择的土地上”，其经历是独特的，是与上帝有特殊关系的。这种特殊关系是通过他们有能力抵御无数险峻并且在经济生活方面取得成就而体现出来的。早期的定居者约翰·温斯罗普说：“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应该是山上的一座城市；众目仰望我们。”[5-p.17]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说：“我一直相信，这个被祝福的土地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与众不同，某种神圣的计划把这个大陆放在两个大洋之间，使地球各个角落的人们可以发现它——那些对自由具有特殊的爱戴并鼓足勇气的人们，离开自己的家园和朋友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12-p.152]美国人一直认为自己肩负着一种“历史使命”，要把美国“民主的资本主义”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正是因为如此，1996年，当时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奈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威廉·欧文斯联名撰文指出：能够领导信息革命的国家将会比任何国家更强有力，“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国家就是美国”；美国不仅在“军事力量和经济生产方面具有明显的实力”，而且在“收集、取舍、制作和传播信息能力方面”占居优势[10-p.20]。
于是，在对外关系中，美国主要谋求输出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前者体现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及市场力量，后者体现为竞选政治及政治多元化。其它的输出还包括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对外决策者无不希望美国成为全世界的“新耶路撒冷”。从华盛顿的“神圣之火”和杰佛逊的“民主理想”，到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等，美国人一直在追求给“世界树立一个自由与民主的榜样”，并谋求把自由和民主的“福祉”传播到世界各地。
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后冷战期间，美国一直存在并实施着它的对外文化战略，这种战略构成美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最终是为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服务。这种战略的哲学基础来自美国历史文化中的“例外论”和“天定命运”。它的确立和实施是在美国政府的直接指导下、以美国文化在全球处于优势地位来保证的。
如果说冷战时期由于美苏对抗这个外部环境的限制，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实施空间还显得相对有限，那么冷战后，美国所处的独特地位以及现代技术的飞跃发展，就使得美国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行它的文化战略。当代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些目标，与其说是通过军事力量实现的，还不如说是通过它的对外文化力量去达到的。对于美国的外交决策者来说，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不仅有“国外的”核军事力量，而且还有“国外的”政治认同和意识形态。对于后者，只有通过周密的对外文化战略，才能确保美国政治认同免遭威胁；才能影响“国外的”政治认同。
在当今以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繁荣的贸易活动，自然刺激着文化产品的不断流通，从而引起不同文化间相互激烈的渗透和影响。文化领域成为国家行为体之间为维护本国主权而开辟的一个新的较量场所，其激烈程度正在与日俱增。今天的国际关系当然不能单从文化的角度去看，但是，如果缺乏这个角度，许多国际问题就看不清楚、看不透彻。
[收稿日期]2001-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