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美国20世纪60年代“奇卡诺运动”探微
钱皓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10期
【原文出处】《《世界民族》》(京)2001年03期第19～26页
【作者简介】钱皓 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0083
【关 键 词】“奇卡诺运动”/墨西哥裔美国人/平等权利
“奇卡诺”(Chicano)一词为美国学术界和大众媒介所认知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该词的社会化是当时美国社会运动和族裔运动的伴生物。对该词的最初起源仍未达成共识，但词源学认为这是“墨西哥”(Mexican)一词的截头和转换。（注：参见罗纳德·冯·巴德勒本等编：《冲突中的使命——美墨关系及奇卡诺文化论文集》(Renate Von Bardeleben & Dretrich Briesemeister etc.eds,Missions in Conflict-Essays on US-American Relations and Chicano Culture)，德国，1986年，第11页。）另一种解释认为“奇卡诺”是美国墨西哥人中产阶级对“草根”的称呼或对美国墨西哥穷人的称呼。（注：参见罗纳德·冯·巴德勒本等编：《冲突中的使命——美墨关系及奇卡诺文化论文集》(Renate Von Bardeleben & Dretrich Briesemeister etc.eds,Missions inConflict-Essays on US-American Relations and Chicano Culture)，德国，1986年，第12页。）在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上个世纪60年代，1968年的“奇卡诺运动”是美国墨西哥人反种族歧视，争取墨西哥民族自由、平等权利的社会运动。运动初期的主力军是年轻的一代美籍墨西哥学生，他们称自己是“奇卡诺”一族，与贫穷的墨西哥人是一体。这些年轻学生的热情获得了挣扎在美国社会底层的墨西哥人的认同。随着“奇卡诺运动”的全国化，“奇卡诺”一词以其强调族裔新意识和强调其在社会、政治、文化运动中对本民族的热爱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流行。作为阐述一种新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奇卡诺”一词代替了传统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一词。随后，美国学术界也对该词表示认可，并将之用来指代所有墨西哥裔的美国人，无论他们从事何等职业，受过何等教育和具有何种政治身份。
一、运动的起源
关于“奇卡诺运动”的近期起因应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那次战争中，墨西哥裔美国人与美国其他已经同化了的移民并肩作战，出生入死，浴血疆场。同时，这些墨西哥裔美国人相信，当战争结束后，他们为国捐躯的爱国热情必将为他们赢得社会的尊敬、得到中产阶级的地位和实现“美国梦”。战争结束后，他们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随军队返回国内。此间，美国经济进入腾飞时期。1945-1960年，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霸主地位使大多数美国白人移民的美国梦得以实现。他们拥有了自己的汽车、大型冰箱、存款、政府对子女教育的贷款等，但美国的黑人、亚洲人、墨西哥人却无权享受这些，他们被关在社会发展的外围。这样的不公平待遇使那些曾与美国白人共同浴血沙场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极度失望和无比愤怒。在长期无望的等待中，这些解甲归田的美籍墨西哥军人开始为农场工人的工资提高、工作条件改善进行了和平请愿活动，并赢得了各界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共鸣和支持。在加利福尼亚州，塞扎·查维斯领导的农场工人联合会成功地提高了农业季节工人的工资，改善了他们的工作环境；在新墨西哥州，雷斯·洛佩斯·蒂赫里纳和一些墨西哥民族主义活动家为争取夺回1848年美墨战争后失去的国土四处游说；在得克萨斯州，墨西哥活动家鲁道夫·考基·冈萨雷斯和该州南部墨西哥民族主义活动家何塞·安赫尔·古铁雷斯则在墨西哥人聚居的西南地区建立了以族裔认同为基点的政党——“种族联盟党”(El Partido de la Raza Unida,or la Raza Unida Party)，为墨西哥移民争取民族自由和平等权利。这样的各类争取墨西哥移民民族权利的活动为“奇卡诺运动”的兴起作了思想上的先期准备。
“奇卡诺运动”的直接起因源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社会运动。“奇卡诺运动”前夕，美国社会运动此起彼伏。从对社会不满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到厌恶越南战争的反战运动，从黑人争取权利运动到妇女解放运动，整个美国处在一个动荡和变革的时代。美国黑人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和黑人对种族主义的痛斥激起美籍墨西哥人的共鸣。特别是目睹了大学校园内的反叛行为和大学生的“自由之夏”之类的民权活动及大学生的反战宣传，美籍墨西哥学生切身感受了社会运动的活力和斗争的力量。置身于这样的如火如荼的校园反叛激情之中，他们年轻的心受到感染，民族热情受到激发。作为美国的一个“边缘民族”，在美国社会中他们遭受着和美国黑人同样的歧视，但黑人通过自己的“民权运动”最终获得了原本就属于自己的权利。黑人的成功向这些美籍墨西哥学生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也坚定了他们争取墨西哥人平等权利的决心。从1965年开始，这些美籍墨西哥学生着手在校园里开展各类有关奇卡诺的活动，宣传奇卡诺思想。
除这些社会运动对美籍墨西哥学生形成撞击外，另一鲜为人知的原因是一些第二代墨西哥移民奉行“实利主义”(Materialism)价值观，把向上流动作为他们的人生重大目标。因此，他们强制其子女墨守社会陈规，游离于社会运动之外，“不问窗外事，只读赚钱书”。然而，在如此社会运动背景下的墨西哥裔青年怎能等闲视之。父母的压制激发了他们的反抗意识，而社会的歧视更促使他们寻根并认同它。情感归属的需求、年轻人的激情和争强好胜的性格把他们推向运动的前列，成为“奇卡诺运动”的先期主力军。此间，1966年6月由墨西哥裔农场工人倡导的“斯塔尔县大罢工”因地方政府和农场主的联手遏制而失败，但这一失败却唤醒了墨西哥人的民族主义情结。1968年，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科罗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的美籍墨西哥学生同时走出校园，上街游行，争取民族权利。这一行动标志着“奇卡诺学生运动”的正式诞生。至此，“奇卡诺运动”走出校园，走上社会大舞台。“奇卡诺运动”不仅改变了美国人对墨西哥民族的态度，同时也改变了墨西哥裔美国人对墨西哥非法移民的态度，并在年轻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中间还兴起了一股奇卡诺认同热。如同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选用"Black"代替"Negro"一词一样，“奇卡诺”一词成为墨西哥裔美国人对自己的族裔一个重新界定的术语。该术语包含着对美国西南地区墨西哥传统文化的骄傲和对在盎格鲁－美国人统治下墨西哥民族所遭受的压迫和歧视的愤怒与反抗。而"Chicanismo"，即“奇卡诺认同”，则是年轻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为他们自己设定的一个象征“强健的民族”的认同目标。（注：参见拉蒙·A·古铁雷斯：《社区、教区、个性：奇卡诺政治和渴望平等历史》(Ramon A.Gutierrez,Community,Patriarchy and Individualism:The Politics of Chicano History and the Dream of Equality)，载《美国季刊》，1993年3月刊。）虽然该术语主要在年轻的墨西哥裔中学生和大学生之间流传，但至20世纪70年代后，“奇卡诺学生运动”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重视，该术语也随着运动的发展和影响成为墨西哥裔美国人家喻户晓的名词。
二、运动的宗旨
1968年由墨西哥裔学生倡导的“奇卡诺学生运动”很快便在美国全国范围内蔓延并得到了来自美国社会各阶层的墨西哥人的支持和加入。“墨西哥裔美国人运动”是当时支持“奇卡诺学生运动”的一个最有影响的组织，而“墨西哥青年组织”在支持、推动“奇卡诺运动”的发展及80年代奇卡诺复苏运动中的作用更为重要。（注：参见阿曼多·纳瓦罗：《墨西哥裔美国人青年组织》(Armando Navarro,Mexican American Youth Organization-Avant-Garde of the Chicano Movement in Texas)，奥斯汀，1995年，第45-79页。）1969年，为统一“奇卡诺运动”的宗旨，“第一届全国奇卡诺青年自由大会”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召开。会议吸引了2000多名代表参加，他们分别来自全国各地的奇卡诺学生组织、社区组织和政治组织。大会规模空前，也是奇卡诺活动家第一次聚集一堂，共同讨论全国性“奇卡诺运动”的宗旨和策略。在界定他们的新族裔认同的过程中，与会者提出了此次大会的著名宣言，即“阿兹特兰”(Aztlan)概念，全称为“阿兹特兰精神计划”(El Plan Espiritual de Aztlan)。“阿兹特兰精神计划”是从墨西哥的“阿兹特兰”神话和奇卡诺活动家冈萨雷斯、奇卡诺诗人阿留雷斯塔的作品中对奇卡诺文化引以骄傲所用的生动表达法中得到灵感的。“阿兹特兰”指的是“阿兹特克人”(the Aztecs)的假想中的祖先的故乡并由此推理是墨西哥人的故乡，但1848年美墨战争使墨西哥失去了这片土地。“阿兹特兰宣言”宣称“阿兹特兰”“位于美国西南地区，从东部的墨西哥湾，穿越整个得克萨斯州，再到科罗拉多山地和平原，进入新墨西哥，再从西部穿越亚利桑那进入内华达州低地，经过沙漠地带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直至太平洋的北部海岸线，这就是‘阿兹特兰’的国度范围，是我们的国家。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曾为之战斗，为之献身。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土地，我们后代的土地”。（注：乔恩·吉德：《美国移民和族裔史上的主要问题——文献与论文》(Jon Gjerde,ed.,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Immigration and Ethnic History-Documents and Essays)，纽约，1998年，第417页。）宣言还宣布：“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曾飘扬过西班牙、法国、墨西哥、得克萨斯共和国、加利福尼亚共和国、邦联和美国的旗帜，但这一切即将过去。我们已有自己的旗帜，它将在它应该飘扬的地方高高飘扬。”（注：乔恩·吉德：《美国移民和族裔史上的主要问题——文献与论文》(Jon Gjerde,ed.,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Immigration and Ethnic History-Documents and Essays)，纽约，1998年，第417页。）宣言最后写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为我们所有的在一小部分人制定的腐朽制度下受压迫的人民赢得自由。”（注：乔恩·吉德：《美国移民和族裔史上的主要问题——文献与论文》(Jon Gjerde,ed.,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Immigration and Ethnic History-Documents and Essays)，纽约，1998年，第417页。）
对奇卡诺活动家而言，“阿兹特兰”代表着“奇卡诺人”的象征性的王国，而该精神计划则代表着一种“太平盛世”，昭示奇卡诺文化将被世人接受的美好前景。与会者还发出“我们是古铜色的民族，拥有古铜色的文化。在世界面前，在所有北美国家面前，在众多生活在古铜色大陆上的兄弟姐妹面前，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是所有操西班牙语的自由人的共同体，我们是‘阿兹特兰’”。（注：乔恩·吉德：《美国移民和族裔史上的主要问题——文献与论文》，第431-432页。）“阿兹特兰”思想反映在年轻的“奇卡诺人”身上是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潮，即赞美祖先，不承认美国文化和社会与他们之间的关联，否定美国化运动和同化运动，并认为这是对他们民族文化的一种摧毁。在丹佛会议上，奇卡诺活动家还提出打破盎格鲁－美国人的霸权，在“奇卡诺人”高度密集的地区建立“奇卡诺人”社区和“奇卡诺人”地方自治机构来管理学校、选举官员、经营商务和金融。虽然这些提议并未实现，但大会的召开和宣言的发布使学生代表激动不已，并迅速在美国的西南地区激发了一场新的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和社区组织的建立。一份以"AZTLAN"命名的杂志也随后创办。该大会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年轻的“奇卡诺人”开始重新界定奇卡诺认同的概念，并在这种新的“阿兹特兰认同”下进行政治活动。
“奇卡诺运动”的另一主要目的表现在教育方面。“运动”强调了降低中学辍学率的必要性；扩大双语和双文化教育项目；提高墨西哥裔美国人在高校获取奖学金的比例；支持在美国教育系统的各个层面增加西裔（注：西裔(Hispanics)是一支在人数上仅次于美国黑人的第二大族裔集团，也是美国社会中最大的有色人种之一。按照美国普查局对西裔的定义，西裔是指“居住在美国，但在西班牙出生，或在讲西班牙语的或其文化渊源于西班牙的拉美国家出生的人”。（见涂光楠：《Hispanic译谈》，载《世界民族》，1999年第3期）美国学术界中对西裔的主流界定在部分上与普查局的界定吻合，即：西裔是指那些讲西班牙语的或其文化渊源于西班牙的拉美国家出生的人，并通常将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古巴人、多米尼加人和哥伦比亚人视作西裔群体中的五个主要成员。（见罗纳德· L·泰勒编：《美国的少数人家庭：一个多元化的视角》，Ronald L. Taylor ed.,Minority Families in the Uunited States: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普雷提斯出版社，1998年，第75页。））指导老师和行政人员的百分比；开设多样化的奇卡诺研究课程。在“奇卡诺运动”中，一些学生组织还组织了一些论坛，针对如何提高墨西哥裔美国学生受教育的机会展开讨论和宣传。这些论坛和讨论激发了学术界对奇卡诺研究的热情。1969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召开了一次大会，大会的目的是希望各奇卡诺组织在“奇卡诺学生运动”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大会上形成了“圣巴巴拉计划”，以加快奇卡诺研究的进程。大会之后，有关奇卡诺研究的学术会议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召开，参会人员从局限于墨西哥裔美国学者扩展至整个学术界的各个领域的专家。1972年，由大学生和教师组成的“全国奇卡诺研究协会”成立，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年会的主题涉及墨西哥裔美国人的社会、文化、经济等领域。1982年年会的一次特别会议对墨西哥裔美国籍妇女参加该协会的必要性进行了讨论。会后，妇女的参与大大增加。（注：参见朱迪·盖伦斯、安娜·席兹等编：《GALE多元化美国百科全书》(Judy Galens & Anna Sheets,etc.eds.,GALE Encyclopedia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第Ⅱ卷，底特律，第921页。）这是墨西哥裔女性第一次在以男性为统治地位的“奇卡诺活动”中赢得承认和尊重。
“奇卡诺运动”还致力于反对种族隔离，要求社会承认他们的差异，反对强迫他们放弃“奇卡诺理念”而接受盎格鲁－撒克逊思维方式。一些“奇卡诺运动”活动家试图改变美国社会机制或建立自己独立的机制；另一些激进的“奇卡诺运动”活动家赞同“孤立主义”或“棕色分离主义”。在反对种族歧视的政治纲领的基础上，他们还提出了重建得克萨斯州政治新格局的口号，（注：参见《得克萨斯州手册》(The Handbook of Texas)。资料来源：http//www.tsha.utexa.edu/handbook/online/articles/view/MM/pqmue.html。）但如同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的“返回非洲运动”一样，最终不了了之。尽管如此，“奇卡诺运动”对民主、平等的公开追求使更多的美籍墨西哥人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自由。1970年7月，一些美籍墨西哥人组织向尼克松总统提出在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中安置5.5万名美籍墨西哥人的要求。（注：参见乔治·W·约翰逊：《尼克松总统记者招待会》(George W.Johnson,The Nixon President Press Conference)，纽约，1978年，第127页。）在7月30日的总统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总统对记者在该问题上的发问回答道：“我们将向美籍墨西哥人提供美国行政部门历史上最多的机会……你也知道，来自洛杉矶的马丁·卡斯蒂罗先生已在此请求下进入白宫。我们欢迎一切高质量的、对政府工作有兴趣的人。我们欢迎他们进入政府工作。我们期待着他们的加入……”（注：参见乔治·W·约翰逊：《尼克松总统记者招待会》(George W.Johnson,The Nixon President Press Conference)，纽约，1978年，第127页。）总统的立场也影响了美国公众对墨西哥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关注。此后，美籍墨西哥人开始步出一贯的不问政治的旧传统，逐渐在美国政界崭露头角，成为美国西裔族裔力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运动的作用
“奇卡诺运动”是墨西哥裔美国人为争取民族自由、平等权利的一个社会运动，它是继黑人民权运动后的又一个美国少数族裔集团的民权运动。“奇卡诺运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不仅是在墨西哥族群内部，在其他西裔团体内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运动的主要作用反映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强化了墨西哥族群内部和西裔团体内的认同。长期以来，由“奇卡诺运动”活动家所提出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族裔和文化认同对墨西哥裔美国人在墨西哥移民问题上的态度有很大影响，但用否定美国传统同化模式的方法来重新界定奇卡诺社区，强调墨西哥文化、历史、语言的重要性，是奇卡诺活动家的一个主要手段。“奇卡诺运动”改变了美国社会中以往对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全盘否定的态度。一些原先对墨西哥非法移民持强硬态度的组织，如创建于1923年的西裔最早、最大的政治组织——“全拉美公民联盟”和1948年创立的“美国CI论坛”在1971年国会关于非法移民听政会上也一改传统的强硬态度，转向较为模棱两可的态度。在此之前，两个组织的发言人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支持政府的。这两个组织态度的转变也影响了其他一些组织在墨西哥非法移民问题上的态度。“墨西哥裔美国人政治协会”曾对美墨两国的“季节工人”项目表示极大的反对并曾极力游说国会废除该项目，并主张对非法移民采取严厉的法律制裁。但在经历了奇卡诺文化运动的冲击后，其态度也大有改观。1971年该协会主席阿曼多·罗德瑞格兹在国会就“阿内特”(Arnett)立法举行的小组听证会作证时解释他的协会将计划对“阿内特”立法表示反对，因为这将开启“歧视之门”，使那些看上去像拉美人的人受到歧视。（注：参见《美国移民和族裔史上的主要问题——文献与论文》，第445页。）他的发言改变了该组织传统的反对非法移民的惯例，表明墨西哥裔美国人在族裔认同问题上有新的突破。
1975年之前，许多墨西哥裔美国人将他们作为美国公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将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利益放在第二位，但1975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墨西哥美国学生联盟”、“墨西哥裔美国人青年组织”、“棕色贝雷帽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墨西哥集体认同的观念得到强化。这些墨西哥裔美国人开始逐步意识到墨西哥非法移民问题与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平等权利之间的关系，意识到一个由墨西哥移民和墨西哥裔美国人组成的联合阵线将有利于“平等权利”的保障。1977年夏天，卡特政府宣布移民改革方案时指责非法移民违反了国家移民法，抢夺了美国公民的饭碗，给当地政府和州政府带来了财政上的重担。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奇卡诺民权发言人闻讯后立即联合起来，对卡特政府的“反非法移民”计划表示抗议。（注：参见亚历杭德罗·波特斯、鲁本·G·鲁鲍特：《移民的美国——大特写》(Alejandro,Portes & Ruben G.Rumbaut,Immigrant America-A Portrait)，加利福尼亚，1996年，第124-129页。）
1977年10月，第一届全国奇卡诺－拉美国家关于移民和公共政策大会在圣安东尼召开。大会吸引了近2000人，代表来自许多著名的族裔组织，如：“美国GI论坛”、“正义十字军”、“社会工人党”和拉美裔选举人选出的政府官员等。在3天的会议中和会后的几星期里，与会者清楚地表明他们反对卡特计划并宣称该计划将遭到全体拉美裔人的反对。大会呼吁采取行动并严厉指出“事情的真相是拉美裔人作了政府试图摆脱国内经济膨胀、失业、收入下降、消费下降等困难的替罪羊”。（注：《美国移民和族裔史上的主要问题——文献与论文》，第438页。）他们强烈地表达了他们对卡特政府的失望之情。大会组织者还提出抗议，指责曾得到大量西裔选票的卡特竟在新移民政策中将“驱逐”矛头直指他们。大会随即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要求对已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实行无条件大赦，并将宪法权利授予在美国居住的异邦人。大会还要求政府确保外邦人组织工会的权利、接受失业金的权利和其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在近6年的斗争中，奇卡诺活动家和美籍墨西哥活动家在移民问题上达成一致性意见并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辛普森－罗迪诺移民提案”中得到体现。大会在许多方面标志着半个世纪以来关于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认同辩论达到顶点。虽然代表们在许多问题上观点不一致，但大会所做的决议表明，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奇卡诺活动家在墨西哥裔美国人和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之间许多较为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关系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大会召开这件事的本身表明移民问题已成为墨西哥裔美国人政治中的中心议题，也表明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族裔认同感开始复苏并得到了呼应。在“奇卡诺运动”不断高涨时期，年轻的“奇卡诺人”开始从关注奇卡诺认同走向关注墨西哥非法移民并将他们视作正在形成的“奇卡诺人”。至1975年，许多奇卡诺组织者已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即：“学会如何保护无证件工人的权利就是学会如何保护我们自己。”（注：《美国移民和族裔史上的主要问题——文献与论文》，第439页。）
第二，“奇卡诺运动”对墨西哥文化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导作用。虽然运动并未促使美籍墨西哥学生成为激进的社会运动者，（注：因为大部分学生来自工人阶层，他们的父母急切希望自己的子女在大学中获得更多有关建筑、医学、电脑的知识，最终改善他们现有的社会地位。父母的反对和阻挠决定了“奇卡诺运动”的局限性。）但学生对奇卡诺文化的热衷和对奇卡诺文化所举行的各类宣传活动使奇卡诺文化从“边缘文化”走向美国社会，加入美国多元文化的行列。“奇卡诺文学”、“奇卡诺诗歌”成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族裔文学、诗歌的主旋律。1980年“奇卡诺运动”再次复苏，这一复苏主要表现在学术研究领域，特别是一些著名学者著书论述奇卡诺文化，这对奇卡诺文化进入“学术殿堂”起了决定性作用，如著名学者阿尔波特·卡马里欧、雷·伊斯特拉德、琼·恭麦兹·奎朗斯等。“奇卡诺运动”复苏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数以百计的研究或介绍奇卡诺文化的书籍和杂志竞相问世。这些奇卡诺作品主要为诗歌、民歌、小说、剧本。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是：对西裔人的社会现状表示不满，对西裔的族裔性持认同态度。
第三，“根”意识的强化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与美国其他所有的族裔团体不同，“奇卡诺人”从未将自己视作是一个“移植”民族。他们认为他们在北美最早的墨西哥印第安祖先的历史早于西班牙北美殖民历史。作为“阿兹特兰”的臣民，“奇卡诺人”声称他们属于“阿兹特克”文明，是太阳神的第五个儿子的后裔。美国现今的西南地区，即从加利福尼亚州、新墨西哥州、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到得克萨斯州为他们的祖先曾生活了几世纪的领土。自1951年西班牙将墨西哥的这块领土变为其殖民地到1821年墨西哥获得独立的300年间，墨西哥人一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1846-1848年美墨战争标志着墨西哥裔美国人作为美国的一个新少数群体的开始，而战后所签订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将墨西哥西北地区割让给美国，正式成为美国的西南地区。这一历史事实为“奇卡诺人”坚持美国西南地区自古为墨西哥领土提供了坚实可信的证据，而奇卡诺活动家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告诉生活在当今美国的墨西哥人，他们的祖先是西南地区的真正主人，总有一天西南地区将回归墨西哥。这样的历史回顾和对墨西哥民族文明源头的追溯使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人特别是年轻的墨西哥人触动很大。一位墨西哥裔学生说：“当一位身材高挑、非常漂亮的四年级老师对我们说：‘同学们，请拿出加利福尼亚历史书。’我感到非常兴奋和快乐。作为该班的唯一一位拥有西班牙血统的棕色人种学生，我常常感到丢脸。但加州历史的学习使我为我的西班牙祖先对人类的贡献而骄傲。是他们把加州的印第安人教化为天主教徒，教会了他们西班牙语、耕作技艺和手工艺……”（注：吉恩·莫莱斯基－伯兹：《重建个人与文化认同》(Jean Molesky-Poz,Reconstructing Person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载《美国季刊》，1993年12月刊。）年轻学生对自己的祖先文明的骄傲使他们的“根”意识更加强烈，而不平等条约和土地的失去更使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继承祖业，夺回被割让的土地，做西南地区名副其实的主人，成为他们的梦想。
第四，“奇卡诺运动”唤醒了墨西哥女性反对性别歧视、追求性别平等的意识。在墨西哥的传统文化中，女性在社会中是无地位可言的。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是一个墨西哥妇女一生的全部生活内容。女人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中，她们没有发言权和决定权，她们只是作为男人的附属生存着。墨西哥妇女的这种生活模式无论是在墨西哥国内还是在美国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打破男人一统天下的格局，妇女争取性别平等、反对性别歧视的观念也触发了墨西哥女性对她们所承受的三重压迫——种族压迫、性别压迫、阶级压迫——的反抗意识和追求权利、平等的愿望，但这一反抗和愿望在“奇卡诺运动”初期并未得到支持和鼓励。在“奇卡诺运动”中，女学生的职责只是协助男同学的工作，或煮煮咖啡，或承担清洁工作，或听从男同学的调派，不能担当领导工作。如果一个女性获得了一个领导职务并还有一个男助手，那么这个女性便常常被人辱骂为“女同性恋者”，而那个男助手则被嘲笑没本事。墨西哥知识女性在“奇卡诺运动”的冲击下开始清醒。她们深深地意识到女性的真正解放不能等待别人的施舍，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获得。这些觉醒的知识女性启用了"Chicana"（奇卡那）一词来对应"Chicano"，代表觉醒的墨西哥女性。此后，争取墨西哥女性权利运动也在全美如火如荼地展开。“奇卡那”一词和“奇卡诺”一词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成为热点话题。如今，奇卡那文学、诗歌以其独特的女性细腻的文笔、犀利的笔锋、不落巢臼的视域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和尊敬，成为美国文学的“新边疆”，（注：参见玛丽亚·埃雷拉－索贝克、玛丽亚·海伦娜·维拉蒙特编：《奇卡那的创造力和评论力》(Maria Herrera-Sobek,& Helena Maria.Viramontes,ed.,Chicana Creativity and Criticism)，新墨西哥，1996年。）并为在美国的墨西哥女性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的热爱起了导航和护航的作用。
第五，“奇卡诺运动”不仅激起美籍墨西哥人对母国的“根情结”，也激起了美国学术界对奇卡诺文化、历史、文学等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奇卡诺文学的发展，这个与西班牙人在新世界登陆的历史一样古老的文学，正是在“奇卡诺运动”的推动下才成为美国文学领域中的一支奇葩，成为“奇卡诺人”在现代美国社会中的地位逐年上升的艺术表现形式。（注：参见费朗西斯科·A·洛梅利、卡尔·B·雪利编：《文学传记手册》(Francisco A.Lomeli & Carl R.Shirley ed.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第122卷，底特律，1992年，第ix页。）在奇卡诺文学的带动下，自20世纪70年代后，对奇卡诺研究的机构在各大学内建立，并主要以西南地区的大学为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1980年创建的“奇卡诺研究中心”(CSRC)在全美最早开展奇卡诺研究，也是《AZTLAN》杂志的主办者。它是美国奇卡诺研究领域跨度最大的中心之一。该中心在1980年从政府“第二阶段教育改进基金会”中得到资助，用以购置奇卡诺研究所需的教学及研究资料。该研究中心对美墨关系、奇卡诺妇女史和奇卡诺政治研究论题投资最多。（注：参见L·H·甘、彼特·J·杜伊格南：《美国的西裔人》((L.H.Gann,&Peter J.Duignan,The Hispanics in the United States)，加利福尼亚，1986年，第189页。）这样的研究势态一方面展示了奇卡诺研究的价值性，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奇卡诺人”的认同进程。墨西哥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夹缝和社会边缘地带保守着对母国的认同。尽管这份认同饱含着不尽的辛酸和无奈，但它给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墨西哥游子带来了“精神家园”。这样的“精神家园”是每一个社会人的最终归属，墨西哥人也不例外。
第六，“奇卡诺运动”的真正收获在于墨西哥裔美国人终于找到了自我：既不是墨西哥人，也不是西班牙人；一个既说不好英语，也说不好西班牙语的那个“我”；一个融合了西班牙－墨西哥－印第安人血统但又融合了盎格鲁－撒克逊－美国人文化的那个“他”。这样的“自我”发现所能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任何一种文化，当它与其他文化交汇时都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但改变的方向和改变的程度常常受制于社会环境和人为因素。当接受国的主流社会对异文化持宽容态度时，异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汇时的改变方向和改变程度是在“优胜劣汰”的自然竞争中进行，即：异文化调整其不适应接受国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那一部分文化属性，同时接受国的主流文化也不断调整和丢弃其落后的那一部分文化属性，让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异文化补充进来。但当接受国主流社会对异文化持歧视和排斥态度时，异文化将被迫或被强制性地单向性地同化于接受国的主流文化。这种强制性的单向性文化同化在美国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曾经“成功”实现，但这种人为压制下的文化同化模式违背了文化互补和自然进化的属性。因此，这种同化模式的生命周期注定是短暂的，它被双向性文化同化模式的取代是必然的，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墨西哥移民的“我”与“他”的融合正是这种双向同化模式的一个具体例证。^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10期
【原文出处】《《世界民族》》(京)2001年03期第19～26页
【作者简介】钱皓 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0083
| 【内容提要】 | “奇卡诺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墨西哥人争取民族自由、平等权利的一个社会运动，它是继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后的又一个美国少数族裔集团的民权运动。“奇卡诺运动”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唤醒了美籍墨西哥人的民族意识，并将处于“边缘地带”的墨西哥文化推向美国文化的中心。因此，研究“奇卡诺运动”不仅填补了我国美国学在这块领域的空白，有助于我们对生活在美国社会“边缘地带”的墨西哥人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美国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Chicano Movement in the late 1960s was a social movement after the Black Movement.It started with the purpose for both equal rights and freedom for Mexican Americans.The movement not only has wakened up Mexicans'identity to their mother country,but also has pushed their"marginal culture"into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America.This article presents to a survey on the origin,aim and effects of the movement, which is served as a help to get readers to know more about the "marginalized"nation of Mexican Americans and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mainstream culture and the sub-culture as well. |
一、运动的起源
关于“奇卡诺运动”的近期起因应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那次战争中，墨西哥裔美国人与美国其他已经同化了的移民并肩作战，出生入死，浴血疆场。同时，这些墨西哥裔美国人相信，当战争结束后，他们为国捐躯的爱国热情必将为他们赢得社会的尊敬、得到中产阶级的地位和实现“美国梦”。战争结束后，他们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随军队返回国内。此间，美国经济进入腾飞时期。1945-1960年，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霸主地位使大多数美国白人移民的美国梦得以实现。他们拥有了自己的汽车、大型冰箱、存款、政府对子女教育的贷款等，但美国的黑人、亚洲人、墨西哥人却无权享受这些，他们被关在社会发展的外围。这样的不公平待遇使那些曾与美国白人共同浴血沙场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极度失望和无比愤怒。在长期无望的等待中，这些解甲归田的美籍墨西哥军人开始为农场工人的工资提高、工作条件改善进行了和平请愿活动，并赢得了各界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共鸣和支持。在加利福尼亚州，塞扎·查维斯领导的农场工人联合会成功地提高了农业季节工人的工资，改善了他们的工作环境；在新墨西哥州，雷斯·洛佩斯·蒂赫里纳和一些墨西哥民族主义活动家为争取夺回1848年美墨战争后失去的国土四处游说；在得克萨斯州，墨西哥活动家鲁道夫·考基·冈萨雷斯和该州南部墨西哥民族主义活动家何塞·安赫尔·古铁雷斯则在墨西哥人聚居的西南地区建立了以族裔认同为基点的政党——“种族联盟党”(El Partido de la Raza Unida,or la Raza Unida Party)，为墨西哥移民争取民族自由和平等权利。这样的各类争取墨西哥移民民族权利的活动为“奇卡诺运动”的兴起作了思想上的先期准备。
“奇卡诺运动”的直接起因源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社会运动。“奇卡诺运动”前夕，美国社会运动此起彼伏。从对社会不满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到厌恶越南战争的反战运动，从黑人争取权利运动到妇女解放运动，整个美国处在一个动荡和变革的时代。美国黑人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和黑人对种族主义的痛斥激起美籍墨西哥人的共鸣。特别是目睹了大学校园内的反叛行为和大学生的“自由之夏”之类的民权活动及大学生的反战宣传，美籍墨西哥学生切身感受了社会运动的活力和斗争的力量。置身于这样的如火如荼的校园反叛激情之中，他们年轻的心受到感染，民族热情受到激发。作为美国的一个“边缘民族”，在美国社会中他们遭受着和美国黑人同样的歧视，但黑人通过自己的“民权运动”最终获得了原本就属于自己的权利。黑人的成功向这些美籍墨西哥学生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也坚定了他们争取墨西哥人平等权利的决心。从1965年开始，这些美籍墨西哥学生着手在校园里开展各类有关奇卡诺的活动，宣传奇卡诺思想。
除这些社会运动对美籍墨西哥学生形成撞击外，另一鲜为人知的原因是一些第二代墨西哥移民奉行“实利主义”(Materialism)价值观，把向上流动作为他们的人生重大目标。因此，他们强制其子女墨守社会陈规，游离于社会运动之外，“不问窗外事，只读赚钱书”。然而，在如此社会运动背景下的墨西哥裔青年怎能等闲视之。父母的压制激发了他们的反抗意识，而社会的歧视更促使他们寻根并认同它。情感归属的需求、年轻人的激情和争强好胜的性格把他们推向运动的前列，成为“奇卡诺运动”的先期主力军。此间，1966年6月由墨西哥裔农场工人倡导的“斯塔尔县大罢工”因地方政府和农场主的联手遏制而失败，但这一失败却唤醒了墨西哥人的民族主义情结。1968年，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科罗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的美籍墨西哥学生同时走出校园，上街游行，争取民族权利。这一行动标志着“奇卡诺学生运动”的正式诞生。至此，“奇卡诺运动”走出校园，走上社会大舞台。“奇卡诺运动”不仅改变了美国人对墨西哥民族的态度，同时也改变了墨西哥裔美国人对墨西哥非法移民的态度，并在年轻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中间还兴起了一股奇卡诺认同热。如同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选用"Black"代替"Negro"一词一样，“奇卡诺”一词成为墨西哥裔美国人对自己的族裔一个重新界定的术语。该术语包含着对美国西南地区墨西哥传统文化的骄傲和对在盎格鲁－美国人统治下墨西哥民族所遭受的压迫和歧视的愤怒与反抗。而"Chicanismo"，即“奇卡诺认同”，则是年轻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为他们自己设定的一个象征“强健的民族”的认同目标。（注：参见拉蒙·A·古铁雷斯：《社区、教区、个性：奇卡诺政治和渴望平等历史》(Ramon A.Gutierrez,Community,Patriarchy and Individualism:The Politics of Chicano History and the Dream of Equality)，载《美国季刊》，1993年3月刊。）虽然该术语主要在年轻的墨西哥裔中学生和大学生之间流传，但至20世纪70年代后，“奇卡诺学生运动”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重视，该术语也随着运动的发展和影响成为墨西哥裔美国人家喻户晓的名词。
二、运动的宗旨
1968年由墨西哥裔学生倡导的“奇卡诺学生运动”很快便在美国全国范围内蔓延并得到了来自美国社会各阶层的墨西哥人的支持和加入。“墨西哥裔美国人运动”是当时支持“奇卡诺学生运动”的一个最有影响的组织，而“墨西哥青年组织”在支持、推动“奇卡诺运动”的发展及80年代奇卡诺复苏运动中的作用更为重要。（注：参见阿曼多·纳瓦罗：《墨西哥裔美国人青年组织》(Armando Navarro,Mexican American Youth Organization-Avant-Garde of the Chicano Movement in Texas)，奥斯汀，1995年，第45-79页。）1969年，为统一“奇卡诺运动”的宗旨，“第一届全国奇卡诺青年自由大会”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召开。会议吸引了2000多名代表参加，他们分别来自全国各地的奇卡诺学生组织、社区组织和政治组织。大会规模空前，也是奇卡诺活动家第一次聚集一堂，共同讨论全国性“奇卡诺运动”的宗旨和策略。在界定他们的新族裔认同的过程中，与会者提出了此次大会的著名宣言，即“阿兹特兰”(Aztlan)概念，全称为“阿兹特兰精神计划”(El Plan Espiritual de Aztlan)。“阿兹特兰精神计划”是从墨西哥的“阿兹特兰”神话和奇卡诺活动家冈萨雷斯、奇卡诺诗人阿留雷斯塔的作品中对奇卡诺文化引以骄傲所用的生动表达法中得到灵感的。“阿兹特兰”指的是“阿兹特克人”(the Aztecs)的假想中的祖先的故乡并由此推理是墨西哥人的故乡，但1848年美墨战争使墨西哥失去了这片土地。“阿兹特兰宣言”宣称“阿兹特兰”“位于美国西南地区，从东部的墨西哥湾，穿越整个得克萨斯州，再到科罗拉多山地和平原，进入新墨西哥，再从西部穿越亚利桑那进入内华达州低地，经过沙漠地带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直至太平洋的北部海岸线，这就是‘阿兹特兰’的国度范围，是我们的国家。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曾为之战斗，为之献身。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土地，我们后代的土地”。（注：乔恩·吉德：《美国移民和族裔史上的主要问题——文献与论文》(Jon Gjerde,ed.,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Immigration and Ethnic History-Documents and Essays)，纽约，1998年，第417页。）宣言还宣布：“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曾飘扬过西班牙、法国、墨西哥、得克萨斯共和国、加利福尼亚共和国、邦联和美国的旗帜，但这一切即将过去。我们已有自己的旗帜，它将在它应该飘扬的地方高高飘扬。”（注：乔恩·吉德：《美国移民和族裔史上的主要问题——文献与论文》(Jon Gjerde,ed.,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Immigration and Ethnic History-Documents and Essays)，纽约，1998年，第417页。）宣言最后写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为我们所有的在一小部分人制定的腐朽制度下受压迫的人民赢得自由。”（注：乔恩·吉德：《美国移民和族裔史上的主要问题——文献与论文》(Jon Gjerde,ed.,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Immigration and Ethnic History-Documents and Essays)，纽约，1998年，第417页。）
对奇卡诺活动家而言，“阿兹特兰”代表着“奇卡诺人”的象征性的王国，而该精神计划则代表着一种“太平盛世”，昭示奇卡诺文化将被世人接受的美好前景。与会者还发出“我们是古铜色的民族，拥有古铜色的文化。在世界面前，在所有北美国家面前，在众多生活在古铜色大陆上的兄弟姐妹面前，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是所有操西班牙语的自由人的共同体，我们是‘阿兹特兰’”。（注：乔恩·吉德：《美国移民和族裔史上的主要问题——文献与论文》，第431-432页。）“阿兹特兰”思想反映在年轻的“奇卡诺人”身上是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潮，即赞美祖先，不承认美国文化和社会与他们之间的关联，否定美国化运动和同化运动，并认为这是对他们民族文化的一种摧毁。在丹佛会议上，奇卡诺活动家还提出打破盎格鲁－美国人的霸权，在“奇卡诺人”高度密集的地区建立“奇卡诺人”社区和“奇卡诺人”地方自治机构来管理学校、选举官员、经营商务和金融。虽然这些提议并未实现，但大会的召开和宣言的发布使学生代表激动不已，并迅速在美国的西南地区激发了一场新的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和社区组织的建立。一份以"AZTLAN"命名的杂志也随后创办。该大会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年轻的“奇卡诺人”开始重新界定奇卡诺认同的概念，并在这种新的“阿兹特兰认同”下进行政治活动。
“奇卡诺运动”的另一主要目的表现在教育方面。“运动”强调了降低中学辍学率的必要性；扩大双语和双文化教育项目；提高墨西哥裔美国人在高校获取奖学金的比例；支持在美国教育系统的各个层面增加西裔（注：西裔(Hispanics)是一支在人数上仅次于美国黑人的第二大族裔集团，也是美国社会中最大的有色人种之一。按照美国普查局对西裔的定义，西裔是指“居住在美国，但在西班牙出生，或在讲西班牙语的或其文化渊源于西班牙的拉美国家出生的人”。（见涂光楠：《Hispanic译谈》，载《世界民族》，1999年第3期）美国学术界中对西裔的主流界定在部分上与普查局的界定吻合，即：西裔是指那些讲西班牙语的或其文化渊源于西班牙的拉美国家出生的人，并通常将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古巴人、多米尼加人和哥伦比亚人视作西裔群体中的五个主要成员。（见罗纳德· L·泰勒编：《美国的少数人家庭：一个多元化的视角》，Ronald L. Taylor ed.,Minority Families in the Uunited States: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普雷提斯出版社，1998年，第75页。））指导老师和行政人员的百分比；开设多样化的奇卡诺研究课程。在“奇卡诺运动”中，一些学生组织还组织了一些论坛，针对如何提高墨西哥裔美国学生受教育的机会展开讨论和宣传。这些论坛和讨论激发了学术界对奇卡诺研究的热情。1969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召开了一次大会，大会的目的是希望各奇卡诺组织在“奇卡诺学生运动”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大会上形成了“圣巴巴拉计划”，以加快奇卡诺研究的进程。大会之后，有关奇卡诺研究的学术会议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召开，参会人员从局限于墨西哥裔美国学者扩展至整个学术界的各个领域的专家。1972年，由大学生和教师组成的“全国奇卡诺研究协会”成立，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年会的主题涉及墨西哥裔美国人的社会、文化、经济等领域。1982年年会的一次特别会议对墨西哥裔美国籍妇女参加该协会的必要性进行了讨论。会后，妇女的参与大大增加。（注：参见朱迪·盖伦斯、安娜·席兹等编：《GALE多元化美国百科全书》(Judy Galens & Anna Sheets,etc.eds.,GALE Encyclopedia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第Ⅱ卷，底特律，第921页。）这是墨西哥裔女性第一次在以男性为统治地位的“奇卡诺活动”中赢得承认和尊重。
“奇卡诺运动”还致力于反对种族隔离，要求社会承认他们的差异，反对强迫他们放弃“奇卡诺理念”而接受盎格鲁－撒克逊思维方式。一些“奇卡诺运动”活动家试图改变美国社会机制或建立自己独立的机制；另一些激进的“奇卡诺运动”活动家赞同“孤立主义”或“棕色分离主义”。在反对种族歧视的政治纲领的基础上，他们还提出了重建得克萨斯州政治新格局的口号，（注：参见《得克萨斯州手册》(The Handbook of Texas)。资料来源：http//www.tsha.utexa.edu/handbook/online/articles/view/MM/pqmue.html。）但如同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的“返回非洲运动”一样，最终不了了之。尽管如此，“奇卡诺运动”对民主、平等的公开追求使更多的美籍墨西哥人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自由。1970年7月，一些美籍墨西哥人组织向尼克松总统提出在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中安置5.5万名美籍墨西哥人的要求。（注：参见乔治·W·约翰逊：《尼克松总统记者招待会》(George W.Johnson,The Nixon President Press Conference)，纽约，1978年，第127页。）在7月30日的总统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总统对记者在该问题上的发问回答道：“我们将向美籍墨西哥人提供美国行政部门历史上最多的机会……你也知道，来自洛杉矶的马丁·卡斯蒂罗先生已在此请求下进入白宫。我们欢迎一切高质量的、对政府工作有兴趣的人。我们欢迎他们进入政府工作。我们期待着他们的加入……”（注：参见乔治·W·约翰逊：《尼克松总统记者招待会》(George W.Johnson,The Nixon President Press Conference)，纽约，1978年，第127页。）总统的立场也影响了美国公众对墨西哥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关注。此后，美籍墨西哥人开始步出一贯的不问政治的旧传统，逐渐在美国政界崭露头角，成为美国西裔族裔力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运动的作用
“奇卡诺运动”是墨西哥裔美国人为争取民族自由、平等权利的一个社会运动，它是继黑人民权运动后的又一个美国少数族裔集团的民权运动。“奇卡诺运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不仅是在墨西哥族群内部，在其他西裔团体内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运动的主要作用反映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强化了墨西哥族群内部和西裔团体内的认同。长期以来，由“奇卡诺运动”活动家所提出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族裔和文化认同对墨西哥裔美国人在墨西哥移民问题上的态度有很大影响，但用否定美国传统同化模式的方法来重新界定奇卡诺社区，强调墨西哥文化、历史、语言的重要性，是奇卡诺活动家的一个主要手段。“奇卡诺运动”改变了美国社会中以往对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全盘否定的态度。一些原先对墨西哥非法移民持强硬态度的组织，如创建于1923年的西裔最早、最大的政治组织——“全拉美公民联盟”和1948年创立的“美国CI论坛”在1971年国会关于非法移民听政会上也一改传统的强硬态度，转向较为模棱两可的态度。在此之前，两个组织的发言人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支持政府的。这两个组织态度的转变也影响了其他一些组织在墨西哥非法移民问题上的态度。“墨西哥裔美国人政治协会”曾对美墨两国的“季节工人”项目表示极大的反对并曾极力游说国会废除该项目，并主张对非法移民采取严厉的法律制裁。但在经历了奇卡诺文化运动的冲击后，其态度也大有改观。1971年该协会主席阿曼多·罗德瑞格兹在国会就“阿内特”(Arnett)立法举行的小组听证会作证时解释他的协会将计划对“阿内特”立法表示反对，因为这将开启“歧视之门”，使那些看上去像拉美人的人受到歧视。（注：参见《美国移民和族裔史上的主要问题——文献与论文》，第445页。）他的发言改变了该组织传统的反对非法移民的惯例，表明墨西哥裔美国人在族裔认同问题上有新的突破。
1975年之前，许多墨西哥裔美国人将他们作为美国公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将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利益放在第二位，但1975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墨西哥美国学生联盟”、“墨西哥裔美国人青年组织”、“棕色贝雷帽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墨西哥集体认同的观念得到强化。这些墨西哥裔美国人开始逐步意识到墨西哥非法移民问题与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平等权利之间的关系，意识到一个由墨西哥移民和墨西哥裔美国人组成的联合阵线将有利于“平等权利”的保障。1977年夏天，卡特政府宣布移民改革方案时指责非法移民违反了国家移民法，抢夺了美国公民的饭碗，给当地政府和州政府带来了财政上的重担。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奇卡诺民权发言人闻讯后立即联合起来，对卡特政府的“反非法移民”计划表示抗议。（注：参见亚历杭德罗·波特斯、鲁本·G·鲁鲍特：《移民的美国——大特写》(Alejandro,Portes & Ruben G.Rumbaut,Immigrant America-A Portrait)，加利福尼亚，1996年，第124-129页。）
1977年10月，第一届全国奇卡诺－拉美国家关于移民和公共政策大会在圣安东尼召开。大会吸引了近2000人，代表来自许多著名的族裔组织，如：“美国GI论坛”、“正义十字军”、“社会工人党”和拉美裔选举人选出的政府官员等。在3天的会议中和会后的几星期里，与会者清楚地表明他们反对卡特计划并宣称该计划将遭到全体拉美裔人的反对。大会呼吁采取行动并严厉指出“事情的真相是拉美裔人作了政府试图摆脱国内经济膨胀、失业、收入下降、消费下降等困难的替罪羊”。（注：《美国移民和族裔史上的主要问题——文献与论文》，第438页。）他们强烈地表达了他们对卡特政府的失望之情。大会组织者还提出抗议，指责曾得到大量西裔选票的卡特竟在新移民政策中将“驱逐”矛头直指他们。大会随即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要求对已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实行无条件大赦，并将宪法权利授予在美国居住的异邦人。大会还要求政府确保外邦人组织工会的权利、接受失业金的权利和其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在近6年的斗争中，奇卡诺活动家和美籍墨西哥活动家在移民问题上达成一致性意见并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辛普森－罗迪诺移民提案”中得到体现。大会在许多方面标志着半个世纪以来关于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认同辩论达到顶点。虽然代表们在许多问题上观点不一致，但大会所做的决议表明，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奇卡诺活动家在墨西哥裔美国人和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之间许多较为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关系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大会召开这件事的本身表明移民问题已成为墨西哥裔美国人政治中的中心议题，也表明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族裔认同感开始复苏并得到了呼应。在“奇卡诺运动”不断高涨时期，年轻的“奇卡诺人”开始从关注奇卡诺认同走向关注墨西哥非法移民并将他们视作正在形成的“奇卡诺人”。至1975年，许多奇卡诺组织者已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即：“学会如何保护无证件工人的权利就是学会如何保护我们自己。”（注：《美国移民和族裔史上的主要问题——文献与论文》，第439页。）
第二，“奇卡诺运动”对墨西哥文化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导作用。虽然运动并未促使美籍墨西哥学生成为激进的社会运动者，（注：因为大部分学生来自工人阶层，他们的父母急切希望自己的子女在大学中获得更多有关建筑、医学、电脑的知识，最终改善他们现有的社会地位。父母的反对和阻挠决定了“奇卡诺运动”的局限性。）但学生对奇卡诺文化的热衷和对奇卡诺文化所举行的各类宣传活动使奇卡诺文化从“边缘文化”走向美国社会，加入美国多元文化的行列。“奇卡诺文学”、“奇卡诺诗歌”成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族裔文学、诗歌的主旋律。1980年“奇卡诺运动”再次复苏，这一复苏主要表现在学术研究领域，特别是一些著名学者著书论述奇卡诺文化，这对奇卡诺文化进入“学术殿堂”起了决定性作用，如著名学者阿尔波特·卡马里欧、雷·伊斯特拉德、琼·恭麦兹·奎朗斯等。“奇卡诺运动”复苏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数以百计的研究或介绍奇卡诺文化的书籍和杂志竞相问世。这些奇卡诺作品主要为诗歌、民歌、小说、剧本。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是：对西裔人的社会现状表示不满，对西裔的族裔性持认同态度。
第三，“根”意识的强化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与美国其他所有的族裔团体不同，“奇卡诺人”从未将自己视作是一个“移植”民族。他们认为他们在北美最早的墨西哥印第安祖先的历史早于西班牙北美殖民历史。作为“阿兹特兰”的臣民，“奇卡诺人”声称他们属于“阿兹特克”文明，是太阳神的第五个儿子的后裔。美国现今的西南地区，即从加利福尼亚州、新墨西哥州、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到得克萨斯州为他们的祖先曾生活了几世纪的领土。自1951年西班牙将墨西哥的这块领土变为其殖民地到1821年墨西哥获得独立的300年间，墨西哥人一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1846-1848年美墨战争标志着墨西哥裔美国人作为美国的一个新少数群体的开始，而战后所签订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将墨西哥西北地区割让给美国，正式成为美国的西南地区。这一历史事实为“奇卡诺人”坚持美国西南地区自古为墨西哥领土提供了坚实可信的证据，而奇卡诺活动家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告诉生活在当今美国的墨西哥人，他们的祖先是西南地区的真正主人，总有一天西南地区将回归墨西哥。这样的历史回顾和对墨西哥民族文明源头的追溯使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人特别是年轻的墨西哥人触动很大。一位墨西哥裔学生说：“当一位身材高挑、非常漂亮的四年级老师对我们说：‘同学们，请拿出加利福尼亚历史书。’我感到非常兴奋和快乐。作为该班的唯一一位拥有西班牙血统的棕色人种学生，我常常感到丢脸。但加州历史的学习使我为我的西班牙祖先对人类的贡献而骄傲。是他们把加州的印第安人教化为天主教徒，教会了他们西班牙语、耕作技艺和手工艺……”（注：吉恩·莫莱斯基－伯兹：《重建个人与文化认同》(Jean Molesky-Poz,Reconstructing Person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载《美国季刊》，1993年12月刊。）年轻学生对自己的祖先文明的骄傲使他们的“根”意识更加强烈，而不平等条约和土地的失去更使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继承祖业，夺回被割让的土地，做西南地区名副其实的主人，成为他们的梦想。
第四，“奇卡诺运动”唤醒了墨西哥女性反对性别歧视、追求性别平等的意识。在墨西哥的传统文化中，女性在社会中是无地位可言的。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是一个墨西哥妇女一生的全部生活内容。女人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中，她们没有发言权和决定权，她们只是作为男人的附属生存着。墨西哥妇女的这种生活模式无论是在墨西哥国内还是在美国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打破男人一统天下的格局，妇女争取性别平等、反对性别歧视的观念也触发了墨西哥女性对她们所承受的三重压迫——种族压迫、性别压迫、阶级压迫——的反抗意识和追求权利、平等的愿望，但这一反抗和愿望在“奇卡诺运动”初期并未得到支持和鼓励。在“奇卡诺运动”中，女学生的职责只是协助男同学的工作，或煮煮咖啡，或承担清洁工作，或听从男同学的调派，不能担当领导工作。如果一个女性获得了一个领导职务并还有一个男助手，那么这个女性便常常被人辱骂为“女同性恋者”，而那个男助手则被嘲笑没本事。墨西哥知识女性在“奇卡诺运动”的冲击下开始清醒。她们深深地意识到女性的真正解放不能等待别人的施舍，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获得。这些觉醒的知识女性启用了"Chicana"（奇卡那）一词来对应"Chicano"，代表觉醒的墨西哥女性。此后，争取墨西哥女性权利运动也在全美如火如荼地展开。“奇卡那”一词和“奇卡诺”一词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成为热点话题。如今，奇卡那文学、诗歌以其独特的女性细腻的文笔、犀利的笔锋、不落巢臼的视域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和尊敬，成为美国文学的“新边疆”，（注：参见玛丽亚·埃雷拉－索贝克、玛丽亚·海伦娜·维拉蒙特编：《奇卡那的创造力和评论力》(Maria Herrera-Sobek,& Helena Maria.Viramontes,ed.,Chicana Creativity and Criticism)，新墨西哥，1996年。）并为在美国的墨西哥女性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的热爱起了导航和护航的作用。
第五，“奇卡诺运动”不仅激起美籍墨西哥人对母国的“根情结”，也激起了美国学术界对奇卡诺文化、历史、文学等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奇卡诺文学的发展，这个与西班牙人在新世界登陆的历史一样古老的文学，正是在“奇卡诺运动”的推动下才成为美国文学领域中的一支奇葩，成为“奇卡诺人”在现代美国社会中的地位逐年上升的艺术表现形式。（注：参见费朗西斯科·A·洛梅利、卡尔·B·雪利编：《文学传记手册》(Francisco A.Lomeli & Carl R.Shirley ed.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第122卷，底特律，1992年，第ix页。）在奇卡诺文学的带动下，自20世纪70年代后，对奇卡诺研究的机构在各大学内建立，并主要以西南地区的大学为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1980年创建的“奇卡诺研究中心”(CSRC)在全美最早开展奇卡诺研究，也是《AZTLAN》杂志的主办者。它是美国奇卡诺研究领域跨度最大的中心之一。该中心在1980年从政府“第二阶段教育改进基金会”中得到资助，用以购置奇卡诺研究所需的教学及研究资料。该研究中心对美墨关系、奇卡诺妇女史和奇卡诺政治研究论题投资最多。（注：参见L·H·甘、彼特·J·杜伊格南：《美国的西裔人》((L.H.Gann,&Peter J.Duignan,The Hispanics in the United States)，加利福尼亚，1986年，第189页。）这样的研究势态一方面展示了奇卡诺研究的价值性，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奇卡诺人”的认同进程。墨西哥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夹缝和社会边缘地带保守着对母国的认同。尽管这份认同饱含着不尽的辛酸和无奈，但它给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墨西哥游子带来了“精神家园”。这样的“精神家园”是每一个社会人的最终归属，墨西哥人也不例外。
第六，“奇卡诺运动”的真正收获在于墨西哥裔美国人终于找到了自我：既不是墨西哥人，也不是西班牙人；一个既说不好英语，也说不好西班牙语的那个“我”；一个融合了西班牙－墨西哥－印第安人血统但又融合了盎格鲁－撒克逊－美国人文化的那个“他”。这样的“自我”发现所能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任何一种文化，当它与其他文化交汇时都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但改变的方向和改变的程度常常受制于社会环境和人为因素。当接受国的主流社会对异文化持宽容态度时，异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汇时的改变方向和改变程度是在“优胜劣汰”的自然竞争中进行，即：异文化调整其不适应接受国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那一部分文化属性，同时接受国的主流文化也不断调整和丢弃其落后的那一部分文化属性，让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异文化补充进来。但当接受国主流社会对异文化持歧视和排斥态度时，异文化将被迫或被强制性地单向性地同化于接受国的主流文化。这种强制性的单向性文化同化在美国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曾经“成功”实现，但这种人为压制下的文化同化模式违背了文化互补和自然进化的属性。因此，这种同化模式的生命周期注定是短暂的，它被双向性文化同化模式的取代是必然的，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墨西哥移民的“我”与“他”的融合正是这种双向同化模式的一个具体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