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西欧中世纪后期的知识氛围
程德林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10期
【原文出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2001年03期第93～97页
【作者简介】程德林(1958-)，男，江西万年县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9
【关 键 词】西欧/中世纪/知识氛围/城市/文化教育/知识价值
中图分类号：K56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1)03-0093-05
所谓知识氛围，是指围绕知识这一特定事物营造出来的、具有某种文化特色的气氛和环境。在中世纪前期，基督教会和经院哲学控制知识领域，但到11～15世纪，由于城市兴起、文化教育复兴、统治者尊重知识以及人们认同知识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西欧社会出现一种良好的知识氛围。这种知识氛围滋养了以知识作底蕴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孕育了以知识作基础的近代自然科学。
一、城市的兴起
中世纪后期的西欧城市已成为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多种功能的发挥，为知识活动提供了比以前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
首先，随着城市兴起和发展，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诞生了。勒戈夫说：“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而诞生。在城市同商业和工业（说得谦逊一点是手工业）共同走向繁荣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他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他还认为：“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简言之，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只能在城市里出现。”[1](P4)
其次，城市兴起和知识分子诞生，使西欧社会出现知识复苏，知识领域开始有了生气和活力，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解释：
第一，从城市学角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密集是城市最本质的特征。城市的密集性除体现为人、物质和资本的密集之外，还体现为文化知识的密集。文教设施和知识阶层大多集中在城市，无论中世纪还是现代都如是，这就使得城市中知识活动十分活跃，外部知识不断流入城市，城市内部知识也在不断流动和传播，形成一种被当代学者称为“知识流”(flow of knowledge)的现象。
第二，从社会学角度。城市居民所享受的文化教育优于农村，精神文化生活比农村丰富，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也比农村居民强烈。城市居民追求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知识的强烈追求。11世纪以后，由于西欧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新兴市民阶级迫切需要文化知识，希望以此增强对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提高社会地位；同时希望将已获得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以便创造更多的财富，过上更好的生活。
英国学者西奥多·帕克曾说过，城市向来就是文明的壁炉，光和热从那里向寒冷、黑暗的世界辐射。笔者认为，城市也向来就是知识的集散地，大量的知识在这里汇集，又从这里传播开来。在西欧中世纪后期的城市中，一方面知识活动频繁，另一方面人们渴望获得知识，知识氛围因此而形成。
二、文化教育的复兴
11世纪后，随着西欧社会对知识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各类学校和图书馆应运而生。教会垄断文化教育的状况有较大改变，各国都出现教会教育机构与世俗教育机构并存、僧侣与世俗人士均可接受教育的新格局。
当然，属于教会的教育机构有三种：一是修道院学校(MonasticSchool)，二是座堂学校(Cathedral School)，三是教区学校(ParishSchool)。这三种学校主要培养神职人员，只有教区学校招收一些世俗人士。
世俗教育机构分三类：第一类是初、中等教育机构，即城市学校(Urban School)和宫廷学校(Palace School)。前者为适应新兴市民阶层的需要而建立，又分拉丁文法学校(Latin Grammar School)、读写学校(Writing and Reading School)和私立学校(Private School)三种。14世纪西欧各国的大城市都建立了城市学校，15世纪末德意志几乎所有城市均有1所城市学校[2]（第2卷，P151）。宫廷学校以提高王公贵族子弟的文化知识水平为宗旨，英、法、德、意等西欧国家均设有宫廷学校，以意大利孟都亚学校最为著名。第二类是高等教育机构，即大学(University)。大学是中世纪后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大学与教会学校不同，尽管它仍具宗教性，甚至像巴黎大学还是教会活动的重要阵地，但就整体而言，大学的世俗色彩比较浓郁。同时大学也与城市学校不同，它比城市学校规模更大，专业性更强，培养人才的层次更高。中世纪后期创办最早、最著名的大学有五所，即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和萨勒诺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建于1088年的博洛尼亚大学是西方最古老的大学，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15世纪末西欧已有近80所大学，其中意大利20所，法国18所，英格兰2所，苏格兰3所，西班牙14所，葡萄牙1所，神圣罗马帝国境内16所[3]（见目录后附表）。第三类是职业教育机构，即行会学校(Guild School)，由各个行会设立，专门传授职业技术。中世纪后期西欧各国都有不少行会学校，著名的如英国伦敦出版学校和泰勒学校(Merchant Taylor's School)，后者后来演变为公学，并成为英国九大公学之一；再如德国慕尼黑工匠联合会和柏林商人联合会等兴办的行业职业技术学校；意大利一些行会学校还开设专门课程，向学生传授意大利人发明的复式簿记业务知识。
中世纪后期，由于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以及政治环境相对安定，西欧各国的图书馆事业逐渐兴盛。当时有四种类型的图书馆：
一是教会图书馆，主要建在修道院和大教堂。中世纪后期，西欧几乎每座修道院都有图书馆。大教堂图书馆一般规模较大，14世纪初英国坎特伯雷大教堂图书馆的藏书约5000卷以上，法国巴黎圣母院和德国科隆大教堂图书馆的藏书也很丰富。
二是大学图书馆，它随着大学的发展而发展。最早的大学图书馆起源于学生团体的藏书，学生团体发展为“学院”以后，每个学院都有各自的图书馆，以后各大学又建起总图书馆（或称“中心图书馆”）。
三是皇家图书馆。西欧最早的皇家图书馆是法国皇家图书馆，始建于路易九世时期(Saint Louis Ⅸ,1226～1270)。另一著名的皇家图书馆是那不勒斯王国图书馆，始建于查尔斯一世时期(Charles Ⅰ,1220～1285)。
四是私人图书馆。中世纪后期西欧盛行私人藏书，各国都有不少藏书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英国的理查德·戴·布利(Richard deBury,1287～1345)，藏书1500卷之多，二是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柯西莫·美第奇(Cosimo Medicl,1389～1464)除自己收藏外，还购买了佛罗伦萨人尼科利那座藏书800卷的图书馆[4](P113)。
学校从来就是知识活动的中心，因为学校既具备各种知识活动的设施，又是知识分子与求知学生聚集、切磋和研讨学术、知识更新与传播频繁之地。以搜集、整理、收藏和使用各类文献资料作为主要功能的图书馆也是知识活动的中心，担负着知识汇集与传承的使命。中世纪后期以兴办学校和图书馆为标志的文化教育复兴是西欧社会形成浓郁知识氛围的重要前提。
三、统治者对知识的尊重
中世纪后期，西欧各国统治者开始采取措施发展文化教育，表现出对知识的尊重。
法国统治者对发展文化教育的重视可从巴黎大学创办史中得到印证。巴黎大学创办于1200年，法王菲力浦·奥古斯特（Philippe Ⅱ,1180～1223年在位）曾颁发特许证书，允许大学师生协会享有免税权，师生免受民事和刑事裁判，大学所在的拉丁区享有治安特权，这使大学有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巴黎大学最有名的索邦学院是在法王路易九世的热情支持下兴办的。索邦是路易九世的忏悔教士，1245年他在国王资助下买下一栋房屋作为索邦学院最初的校舍，1257年国王又将古朴格勒街（今索邦街）的两栋楼房赠给索邦学院，当年国王赠送房屋的诏书现仍完好保存在法国国家档案馆。此后巴黎大学围绕索邦学院不断扩大。颇有影响的巴黎大学纳瓦尔学院则是菲力浦四世（Philippe,Ⅳ,1285～1314年在位）支持建立的，其王后、纳瓦尔的让娜(Jeanne de Navarre)是兴建学院的实际操作者，所以该学院被称为“纳瓦尔学院”。在当时，巴黎大学俨然欧洲的“精神圣地”，来自欧洲各地的学者与学生云集于此，曾有过5万师生同校的盛况，以致13世纪的巴黎有“中世纪欧洲的雅典”之称。
路易九世不仅兴学助学，还热情扶助图书事业。他请大学者樊尚(Vincent)做他的常年教师，同时管理王宫图书，前述法国皇家图书馆就是樊尚帮助建立的。路易九世还下令重编《圣经》和旧约诗篇，并请画家和插绘师为之插图。在他的支持下，樊尚与助手于1244年编出《大宝镜》一书，书名意为“反映世界知识的镜子”。全书共80卷，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自然之镜”，内容为上帝和人、创世、自然史；二是“学说之镜”，内容为语言、伦理、工艺、医学等；三是“历史之镜”，内容为世界历史。该书卷帙浩繁，囊括了那个时代人们具有的各科知识，其编排体例反映了中世纪百科全书的基本模式。该书初为拉丁文，后被译为法、西、荷、德多种文字，迟至1863～1879年仍有重印本问世，影响深远。
11世纪后期博洛尼亚大学成立时，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已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之下。1158年德皇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Ⅰ,1152～1190)授予博洛尼亚大学特许状，准许大学拥有自治的法律地位，同时还规定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各学院成立学生协会，帝国对前来求学的外地学子给予保护，地方当局不准阻挠。这一法律的颁布给博洛尼亚大学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此后博洛尼亚大学名声大振，来此求学的国外学生多达2000多人。这一法律的颁布在欧洲大学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因为它确认大学的地位相对独立，不受地方当局干预。事实上，后来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也都拥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
德皇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Ⅱ,1194～1250)在尊重知识、发展文化教育方面堪与法王路易九世媲美。他博学多才，能说9种语言，写7种文字。他采取措施保护古典建筑，赞助艺术作品创作出版。他喜欢与知识分子交朋友，“在他身边有一批在那个时代十分活跃的哲学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他与他们相处得很好”[5](P11)。他鼓励西欧学者翻译阿拉伯学者的学术著作，使阿拉伯人的哲学思想与科学知识在西欧传播。著名的那不勒斯(Napoli)大学就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224年创立的。
14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一些诸侯继续兴办大学，推动知识进步。1348年查理四世（Charles Ⅳ,1347～1378年在位）创办布拉格大学，这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第一所大学。1356年“黄金诏书”颁布使诸侯取得合法的独立地位，作为一方统治者，他们也开始大力兴学。当今德国境内两所最古老的大学都是那时创办的：海得堡大学是普法尔兹选侯于1386年建立的，科隆大学是科隆的绅士和市民们于1388年建立的。
英国统治者对牛津与剑桥两所大学也倾注了很大热情。牛津大学的创办与英王亨利二世(Henry Ⅱ,1154～1189)有直接关系。1167年亨利二世将英国学者从巴黎召回，让他们在伦敦西北、泰晤士河上游的牛津城进行学术活动，牛津很快发展成为“师生大学”(Universitas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剑桥大学创办于1209年，它最早的教师团体由来自牛津大学的学者组成，所以它实际上是由牛津大学派生出来的。当时牛津与剑桥两校都存在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英王基本上是站在大学立场上维护学校利益的。起初大学没有校舍，租用市民房屋上课和食宿，房屋租金和食宿费较高。1231年亨利三世（Henry Ⅲ,1216～1272年在位）下令，不许领主剥削当地的学者。针对大学与所在城市之间经常为地权发生冲突的情况，“1261年，亨利三世正式批准大学在其所在地拥有合法的活动区域”[6](P3)。爱德华一世（Edward Ⅰ,1272～1307年在位）当年给予大学特权的特许状至今尚存。
14世纪的英国统治者继续给予大学各种特权，每次当地居民与大学发生冲突的结果都是大学特权进一步扩大。1317年国王规定：在一年一度的市镇长及行政长官就职仪式上，市镇长及行政长官必须宣誓维护大学特权。以后那些对大学拥有特权心怀不满的市民便把这一仪式称为“黑色集会”。
事实说明，在中世纪后期，法、德、英等西欧国家统治者都在尊重知识、发展文化教育方面表现积极。统治者尊重知识以及给予知识分子宽松的环境，为当时的知识活动提供了优越条件，有利于知识氛围形成。
四、对知识价值的认同
中世纪后期是包括教会人士、人文主义者和市民在内的西欧社会各阶层确立知识价值观的时代。尽管各阶层的价值观有所不同，但在认同知识价值方面却存在共识。
在教会人士中，被勒戈夫称为“第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阿伯拉尔(Pierre Abelard,1079～1142)首先倡导反基督教传统的知识价值观，主张理性在先，信仰在后，信仰必须以知识为基础[7](P523)。13世纪经院哲学的主要代表阿尔伯特(Albert von Lauingen,1193～1280)则认为，基督教教义与希腊哲学、与科学可以并行不悖，哲学与科学可以纳入神学轨道，为神学服务，知识可以用来解释教义；他把亚里士多德关于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物理、天文、地理、动植物的著作都拿来进行注释，还告诫教会人士：既要保持基督教会的尊严，也要吸取科学知识的成就，“他确信，一个人除非也拥有关于世界的专业知识，否则他不可能充分地懂得神学”[8](P251)。被誉为“天使博士”(Doctor Angelius)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也很看重知识的价值，与其师阿尔伯特一样，他也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论证神学的合理性；他那部被认为是基督教神学百科全书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论述了知识与神学的关系，认为知识的价值就在于能够证明上帝存在。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罗吉尔·培根(Rogier Bacon,1214～1294)进一步肯定知识的价值，他反对经院哲学，强调真知应该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神学理论必须要有科学的根据才有说服力，研究《圣经》必须依据原文，并结合历史、地理、天文、历法等科学知识；这件牛津大学的教授提倡科学实验，主张通过实验获得和积累知识。
人文主义者大力提倡科学，反对宗教愚昧，充分肯定世俗知识的价值，热情追求知识。西班牙学者皮得罗·阿丰索(Pedro Alfonso)医术高明，1110年左右成为英王亨利一世的宫廷医生，边行医边著书立说。他曾写道：“科学知识是很重要的，应该进行广泛的研究”[9](P50)；他认为知识是不断发展的，为适应社会进步，传统医学以及延续几个世纪的“七艺”都应该进行革命性更新。被称为“人文主义者之父”的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ch,1304～1374)崇尚理性，反对神学，热爱古典文化，以毕生精力学习知识、研究学问。他首先提出“人学”的概念，并说“人学”就是与“神学”相对立的学问；但他也反对盲目崇拜古典文化，反对照搬古代知识，更反对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将古代学者神化；他认为，人不仅要学习和掌握知识，而且还应懂得如何为公众利益而传播和运用这些知识。人文主义者维多里诺(Vittorino da Feltre,1378～1446)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包含知识价值观：第一，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完全公民”，首要标准就是知识渊博（另外两个标准是道德高尚和身体健康）。他将这种知识价值观充分体现在办学中，他领导的孟都亚宫廷学校开设20多门课程，目的在于让学生学到广博的知识；第二，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知识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都是“完全公民”应该掌握的，因为在处理各种公务和社会生活事务时二者都是必需的。这一思想也贯穿在他的办学实践中，他在帕多瓦大学最早开设数学课，后来又在孟都亚宫廷学校设置大量自然科学课程，如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自然史等，亲自教授数学和天文学。
城市兴起后，手工业和商业不断发展，既给市民带来很多发展机会，也带来很多新问题。市民们深感自己缺乏知识，迫切希望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识。他们认识到，“只有学识渊博的人才能走遍天下，即使他被剥夺了财产，没有朋友，但他仍是每个国家的公民，并且能够无所畏惧地蔑视命运的变化”[10](P129)。市民们不满教会垄断文化教育，尽管中世纪后期教会学校也招收世俗子弟，但它毕竟以培养神职人员为主，传授知识的目的是为宗教服务，例如学习文法是为阅读《圣经》，学习几何则是为了设计和绘制教堂建筑图样。这种宗教化教育根本满足不了市民参与政治、发展经济、丰富文化生活的需要，他们要求学习世俗文化，掌握那些有助于他们处理商务和公务、能够解决社会生活实际问题的知识。同时市民也希望子女能有更多的学习世俗文化知识的机会，以便为将来工作和生活作好知识储备。当时商人们非常积极地把孩子送到学校学习与计算有关的知识，以便长大后继承家业，成为更精明的商人。
由此可见，在中世纪后期的西欧，无论教会人士、人文主义者还是市民都认同知识的重要价值，整个社会有一种崇尚知识、重视知识、迫切需要知识的氛围。
总之，随着城市兴起，西欧知识领域开始复苏，专门从事知识活动的专业人员——知识分子出现了，他们对知识的创新与传播使得城市知识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与此同时，各国统治者和社会各阶层人士都表现出对知识的尊重和肯定（尽管肯定的程度有所不同），新兴市民阶层更是迫切希望获得知识，正如勒戈夫所说：“渴求知识蔚然成风”[1](P4)。于是西欧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复兴开始了，各国纷纷创建各类学校与图书馆。文化教育复兴使西欧知识领域充满生机和活力。中世纪后期西欧知识氛围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而这种良好的知识氛围又为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开展和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创造了前提条件。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10期
【原文出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2001年03期第93～97页
【作者简介】程德林(1958-)，男，江西万年县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9
| 【内容提要】 | 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西欧中世纪后期的知识氛围问题：其一，城市兴起后出现知识分子阶层，知识活动逐渐频繁；其二，兴办各类学校和图书馆，文化教育得以复兴；其三，统治者开始尊重知识，采取措施发展文化教育；其四，教会人士、人文主义者和市民都认同知识的价值，热情追求知识。事实说明，中世纪后期西欧的确有一种良好的知识氛围，这为文艺复兴运动和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创造了前提条件。 |
所谓知识氛围，是指围绕知识这一特定事物营造出来的、具有某种文化特色的气氛和环境。在中世纪前期，基督教会和经院哲学控制知识领域，但到11～15世纪，由于城市兴起、文化教育复兴、统治者尊重知识以及人们认同知识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西欧社会出现一种良好的知识氛围。这种知识氛围滋养了以知识作底蕴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孕育了以知识作基础的近代自然科学。
一、城市的兴起
中世纪后期的西欧城市已成为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多种功能的发挥，为知识活动提供了比以前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
首先，随着城市兴起和发展，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诞生了。勒戈夫说：“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而诞生。在城市同商业和工业（说得谦逊一点是手工业）共同走向繁荣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他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他还认为：“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简言之，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只能在城市里出现。”[1](P4)
其次，城市兴起和知识分子诞生，使西欧社会出现知识复苏，知识领域开始有了生气和活力，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解释：
第一，从城市学角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密集是城市最本质的特征。城市的密集性除体现为人、物质和资本的密集之外，还体现为文化知识的密集。文教设施和知识阶层大多集中在城市，无论中世纪还是现代都如是，这就使得城市中知识活动十分活跃，外部知识不断流入城市，城市内部知识也在不断流动和传播，形成一种被当代学者称为“知识流”(flow of knowledge)的现象。
第二，从社会学角度。城市居民所享受的文化教育优于农村，精神文化生活比农村丰富，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也比农村居民强烈。城市居民追求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知识的强烈追求。11世纪以后，由于西欧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新兴市民阶级迫切需要文化知识，希望以此增强对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提高社会地位；同时希望将已获得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以便创造更多的财富，过上更好的生活。
英国学者西奥多·帕克曾说过，城市向来就是文明的壁炉，光和热从那里向寒冷、黑暗的世界辐射。笔者认为，城市也向来就是知识的集散地，大量的知识在这里汇集，又从这里传播开来。在西欧中世纪后期的城市中，一方面知识活动频繁，另一方面人们渴望获得知识，知识氛围因此而形成。
二、文化教育的复兴
11世纪后，随着西欧社会对知识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各类学校和图书馆应运而生。教会垄断文化教育的状况有较大改变，各国都出现教会教育机构与世俗教育机构并存、僧侣与世俗人士均可接受教育的新格局。
当然，属于教会的教育机构有三种：一是修道院学校(MonasticSchool)，二是座堂学校(Cathedral School)，三是教区学校(ParishSchool)。这三种学校主要培养神职人员，只有教区学校招收一些世俗人士。
世俗教育机构分三类：第一类是初、中等教育机构，即城市学校(Urban School)和宫廷学校(Palace School)。前者为适应新兴市民阶层的需要而建立，又分拉丁文法学校(Latin Grammar School)、读写学校(Writing and Reading School)和私立学校(Private School)三种。14世纪西欧各国的大城市都建立了城市学校，15世纪末德意志几乎所有城市均有1所城市学校[2]（第2卷，P151）。宫廷学校以提高王公贵族子弟的文化知识水平为宗旨，英、法、德、意等西欧国家均设有宫廷学校，以意大利孟都亚学校最为著名。第二类是高等教育机构，即大学(University)。大学是中世纪后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大学与教会学校不同，尽管它仍具宗教性，甚至像巴黎大学还是教会活动的重要阵地，但就整体而言，大学的世俗色彩比较浓郁。同时大学也与城市学校不同，它比城市学校规模更大，专业性更强，培养人才的层次更高。中世纪后期创办最早、最著名的大学有五所，即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和萨勒诺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建于1088年的博洛尼亚大学是西方最古老的大学，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15世纪末西欧已有近80所大学，其中意大利20所，法国18所，英格兰2所，苏格兰3所，西班牙14所，葡萄牙1所，神圣罗马帝国境内16所[3]（见目录后附表）。第三类是职业教育机构，即行会学校(Guild School)，由各个行会设立，专门传授职业技术。中世纪后期西欧各国都有不少行会学校，著名的如英国伦敦出版学校和泰勒学校(Merchant Taylor's School)，后者后来演变为公学，并成为英国九大公学之一；再如德国慕尼黑工匠联合会和柏林商人联合会等兴办的行业职业技术学校；意大利一些行会学校还开设专门课程，向学生传授意大利人发明的复式簿记业务知识。
中世纪后期，由于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以及政治环境相对安定，西欧各国的图书馆事业逐渐兴盛。当时有四种类型的图书馆：
一是教会图书馆，主要建在修道院和大教堂。中世纪后期，西欧几乎每座修道院都有图书馆。大教堂图书馆一般规模较大，14世纪初英国坎特伯雷大教堂图书馆的藏书约5000卷以上，法国巴黎圣母院和德国科隆大教堂图书馆的藏书也很丰富。
二是大学图书馆，它随着大学的发展而发展。最早的大学图书馆起源于学生团体的藏书，学生团体发展为“学院”以后，每个学院都有各自的图书馆，以后各大学又建起总图书馆（或称“中心图书馆”）。
三是皇家图书馆。西欧最早的皇家图书馆是法国皇家图书馆，始建于路易九世时期(Saint Louis Ⅸ,1226～1270)。另一著名的皇家图书馆是那不勒斯王国图书馆，始建于查尔斯一世时期(Charles Ⅰ,1220～1285)。
四是私人图书馆。中世纪后期西欧盛行私人藏书，各国都有不少藏书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英国的理查德·戴·布利(Richard deBury,1287～1345)，藏书1500卷之多，二是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柯西莫·美第奇(Cosimo Medicl,1389～1464)除自己收藏外，还购买了佛罗伦萨人尼科利那座藏书800卷的图书馆[4](P113)。
学校从来就是知识活动的中心，因为学校既具备各种知识活动的设施，又是知识分子与求知学生聚集、切磋和研讨学术、知识更新与传播频繁之地。以搜集、整理、收藏和使用各类文献资料作为主要功能的图书馆也是知识活动的中心，担负着知识汇集与传承的使命。中世纪后期以兴办学校和图书馆为标志的文化教育复兴是西欧社会形成浓郁知识氛围的重要前提。
三、统治者对知识的尊重
中世纪后期，西欧各国统治者开始采取措施发展文化教育，表现出对知识的尊重。
法国统治者对发展文化教育的重视可从巴黎大学创办史中得到印证。巴黎大学创办于1200年，法王菲力浦·奥古斯特（Philippe Ⅱ,1180～1223年在位）曾颁发特许证书，允许大学师生协会享有免税权，师生免受民事和刑事裁判，大学所在的拉丁区享有治安特权，这使大学有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巴黎大学最有名的索邦学院是在法王路易九世的热情支持下兴办的。索邦是路易九世的忏悔教士，1245年他在国王资助下买下一栋房屋作为索邦学院最初的校舍，1257年国王又将古朴格勒街（今索邦街）的两栋楼房赠给索邦学院，当年国王赠送房屋的诏书现仍完好保存在法国国家档案馆。此后巴黎大学围绕索邦学院不断扩大。颇有影响的巴黎大学纳瓦尔学院则是菲力浦四世（Philippe,Ⅳ,1285～1314年在位）支持建立的，其王后、纳瓦尔的让娜(Jeanne de Navarre)是兴建学院的实际操作者，所以该学院被称为“纳瓦尔学院”。在当时，巴黎大学俨然欧洲的“精神圣地”，来自欧洲各地的学者与学生云集于此，曾有过5万师生同校的盛况，以致13世纪的巴黎有“中世纪欧洲的雅典”之称。
路易九世不仅兴学助学，还热情扶助图书事业。他请大学者樊尚(Vincent)做他的常年教师，同时管理王宫图书，前述法国皇家图书馆就是樊尚帮助建立的。路易九世还下令重编《圣经》和旧约诗篇，并请画家和插绘师为之插图。在他的支持下，樊尚与助手于1244年编出《大宝镜》一书，书名意为“反映世界知识的镜子”。全书共80卷，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自然之镜”，内容为上帝和人、创世、自然史；二是“学说之镜”，内容为语言、伦理、工艺、医学等；三是“历史之镜”，内容为世界历史。该书卷帙浩繁，囊括了那个时代人们具有的各科知识，其编排体例反映了中世纪百科全书的基本模式。该书初为拉丁文，后被译为法、西、荷、德多种文字，迟至1863～1879年仍有重印本问世，影响深远。
11世纪后期博洛尼亚大学成立时，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已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之下。1158年德皇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Ⅰ,1152～1190)授予博洛尼亚大学特许状，准许大学拥有自治的法律地位，同时还规定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各学院成立学生协会，帝国对前来求学的外地学子给予保护，地方当局不准阻挠。这一法律的颁布给博洛尼亚大学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此后博洛尼亚大学名声大振，来此求学的国外学生多达2000多人。这一法律的颁布在欧洲大学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因为它确认大学的地位相对独立，不受地方当局干预。事实上，后来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也都拥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
德皇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Ⅱ,1194～1250)在尊重知识、发展文化教育方面堪与法王路易九世媲美。他博学多才，能说9种语言，写7种文字。他采取措施保护古典建筑，赞助艺术作品创作出版。他喜欢与知识分子交朋友，“在他身边有一批在那个时代十分活跃的哲学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他与他们相处得很好”[5](P11)。他鼓励西欧学者翻译阿拉伯学者的学术著作，使阿拉伯人的哲学思想与科学知识在西欧传播。著名的那不勒斯(Napoli)大学就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224年创立的。
14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一些诸侯继续兴办大学，推动知识进步。1348年查理四世（Charles Ⅳ,1347～1378年在位）创办布拉格大学，这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第一所大学。1356年“黄金诏书”颁布使诸侯取得合法的独立地位，作为一方统治者，他们也开始大力兴学。当今德国境内两所最古老的大学都是那时创办的：海得堡大学是普法尔兹选侯于1386年建立的，科隆大学是科隆的绅士和市民们于1388年建立的。
英国统治者对牛津与剑桥两所大学也倾注了很大热情。牛津大学的创办与英王亨利二世(Henry Ⅱ,1154～1189)有直接关系。1167年亨利二世将英国学者从巴黎召回，让他们在伦敦西北、泰晤士河上游的牛津城进行学术活动，牛津很快发展成为“师生大学”(Universitas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剑桥大学创办于1209年，它最早的教师团体由来自牛津大学的学者组成，所以它实际上是由牛津大学派生出来的。当时牛津与剑桥两校都存在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英王基本上是站在大学立场上维护学校利益的。起初大学没有校舍，租用市民房屋上课和食宿，房屋租金和食宿费较高。1231年亨利三世（Henry Ⅲ,1216～1272年在位）下令，不许领主剥削当地的学者。针对大学与所在城市之间经常为地权发生冲突的情况，“1261年，亨利三世正式批准大学在其所在地拥有合法的活动区域”[6](P3)。爱德华一世（Edward Ⅰ,1272～1307年在位）当年给予大学特权的特许状至今尚存。
14世纪的英国统治者继续给予大学各种特权，每次当地居民与大学发生冲突的结果都是大学特权进一步扩大。1317年国王规定：在一年一度的市镇长及行政长官就职仪式上，市镇长及行政长官必须宣誓维护大学特权。以后那些对大学拥有特权心怀不满的市民便把这一仪式称为“黑色集会”。
事实说明，在中世纪后期，法、德、英等西欧国家统治者都在尊重知识、发展文化教育方面表现积极。统治者尊重知识以及给予知识分子宽松的环境，为当时的知识活动提供了优越条件，有利于知识氛围形成。
四、对知识价值的认同
中世纪后期是包括教会人士、人文主义者和市民在内的西欧社会各阶层确立知识价值观的时代。尽管各阶层的价值观有所不同，但在认同知识价值方面却存在共识。
在教会人士中，被勒戈夫称为“第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阿伯拉尔(Pierre Abelard,1079～1142)首先倡导反基督教传统的知识价值观，主张理性在先，信仰在后，信仰必须以知识为基础[7](P523)。13世纪经院哲学的主要代表阿尔伯特(Albert von Lauingen,1193～1280)则认为，基督教教义与希腊哲学、与科学可以并行不悖，哲学与科学可以纳入神学轨道，为神学服务，知识可以用来解释教义；他把亚里士多德关于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物理、天文、地理、动植物的著作都拿来进行注释，还告诫教会人士：既要保持基督教会的尊严，也要吸取科学知识的成就，“他确信，一个人除非也拥有关于世界的专业知识，否则他不可能充分地懂得神学”[8](P251)。被誉为“天使博士”(Doctor Angelius)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也很看重知识的价值，与其师阿尔伯特一样，他也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论证神学的合理性；他那部被认为是基督教神学百科全书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论述了知识与神学的关系，认为知识的价值就在于能够证明上帝存在。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罗吉尔·培根(Rogier Bacon,1214～1294)进一步肯定知识的价值，他反对经院哲学，强调真知应该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神学理论必须要有科学的根据才有说服力，研究《圣经》必须依据原文，并结合历史、地理、天文、历法等科学知识；这件牛津大学的教授提倡科学实验，主张通过实验获得和积累知识。
人文主义者大力提倡科学，反对宗教愚昧，充分肯定世俗知识的价值，热情追求知识。西班牙学者皮得罗·阿丰索(Pedro Alfonso)医术高明，1110年左右成为英王亨利一世的宫廷医生，边行医边著书立说。他曾写道：“科学知识是很重要的，应该进行广泛的研究”[9](P50)；他认为知识是不断发展的，为适应社会进步，传统医学以及延续几个世纪的“七艺”都应该进行革命性更新。被称为“人文主义者之父”的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ch,1304～1374)崇尚理性，反对神学，热爱古典文化，以毕生精力学习知识、研究学问。他首先提出“人学”的概念，并说“人学”就是与“神学”相对立的学问；但他也反对盲目崇拜古典文化，反对照搬古代知识，更反对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将古代学者神化；他认为，人不仅要学习和掌握知识，而且还应懂得如何为公众利益而传播和运用这些知识。人文主义者维多里诺(Vittorino da Feltre,1378～1446)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包含知识价值观：第一，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完全公民”，首要标准就是知识渊博（另外两个标准是道德高尚和身体健康）。他将这种知识价值观充分体现在办学中，他领导的孟都亚宫廷学校开设20多门课程，目的在于让学生学到广博的知识；第二，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知识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都是“完全公民”应该掌握的，因为在处理各种公务和社会生活事务时二者都是必需的。这一思想也贯穿在他的办学实践中，他在帕多瓦大学最早开设数学课，后来又在孟都亚宫廷学校设置大量自然科学课程，如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自然史等，亲自教授数学和天文学。
城市兴起后，手工业和商业不断发展，既给市民带来很多发展机会，也带来很多新问题。市民们深感自己缺乏知识，迫切希望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识。他们认识到，“只有学识渊博的人才能走遍天下，即使他被剥夺了财产，没有朋友，但他仍是每个国家的公民，并且能够无所畏惧地蔑视命运的变化”[10](P129)。市民们不满教会垄断文化教育，尽管中世纪后期教会学校也招收世俗子弟，但它毕竟以培养神职人员为主，传授知识的目的是为宗教服务，例如学习文法是为阅读《圣经》，学习几何则是为了设计和绘制教堂建筑图样。这种宗教化教育根本满足不了市民参与政治、发展经济、丰富文化生活的需要，他们要求学习世俗文化，掌握那些有助于他们处理商务和公务、能够解决社会生活实际问题的知识。同时市民也希望子女能有更多的学习世俗文化知识的机会，以便为将来工作和生活作好知识储备。当时商人们非常积极地把孩子送到学校学习与计算有关的知识，以便长大后继承家业，成为更精明的商人。
由此可见，在中世纪后期的西欧，无论教会人士、人文主义者还是市民都认同知识的重要价值，整个社会有一种崇尚知识、重视知识、迫切需要知识的氛围。
总之，随着城市兴起，西欧知识领域开始复苏，专门从事知识活动的专业人员——知识分子出现了，他们对知识的创新与传播使得城市知识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与此同时，各国统治者和社会各阶层人士都表现出对知识的尊重和肯定（尽管肯定的程度有所不同），新兴市民阶层更是迫切希望获得知识，正如勒戈夫所说：“渴求知识蔚然成风”[1](P4)。于是西欧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复兴开始了，各国纷纷创建各类学校与图书馆。文化教育复兴使西欧知识领域充满生机和活力。中世纪后期西欧知识氛围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而这种良好的知识氛围又为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开展和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创造了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