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史华兹小传
田浩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10期
【原文出处】《《开放时代》》(广州)2001年05期第5～7页
【作者简介】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美国亚里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杰明·史华兹生于1916年12月12日，双亲为海曼和杰尼·温伯格·史华兹。萧条时期之后，这个生活艰辛的家庭由东波士顿移民聚居区迁往Dorchester，城市中的工薪阶层聚集区。史华兹小时就聪明好学，从而能够就读于波士顿拉丁学校，这是波士顿最好的为天才青年设立的中学。1934年，他考取了哈佛大学并获奖学金。由于哈佛大学所设立的住宿制度，史华兹无钱住宿，他每天往返于学校与自家之间，中午则与其他“本城人”(townies)一样，只能在哈佛校园大楼外的台阶上吃袋装午餐。身为穷人和犹太人，这种边缘化的生活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对各种文化内部张力的高度敏感性、对精英人物及他们的思想意识反思批判的犀利性。而且，他个人的经历使他对那些在经济、文化上落后的学生总是予以同情关注，在从1950年至1987年执教于哈佛的漫长生涯中，他总是尽全力给予那些学生以慷慨的帮助。的确，他办公室的门总是向学生们敞开着的，任何同他探讨问题的人都无需预约。而且，作为一个勤恳的知识分子，即便是从正式的教师岗位退休以后，他对当代社会、政治趋势的关注、批评仍然是生活的中心所在。
1938年，史华兹以优异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拉丁语系(Romance)语言文学学士学位，继而于1940年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取得硕士学位。由于很难找到正式的教师职位，他成了一名替补教师。他具有持久而深厚的精神信仰，希冀成为犹太教教士。然而二战的来临，打乱了他的生活。1942年到1946年，他在美国信号部队服役，任密码员，翻译日军军事密码。1946-1947年，在美军占领的初期，他成了日本期刊的新闻检查员。他还升职为上尉。由于退伍老兵享有受教育优惠，史华兹重返哈佛。最初，他试图专攻佛教，但并未得到导师的支持，因为这个领域需要掌握很多种亚洲语言，这对于已过三十的他而言，重新起步并不容易。导师婉转地劝告他研究近现代中国，这个方面只需要他补充在服役期间已掌握的日语知识，以及增加阅读中文的能力即可。随即，他便以十足的热情投入于阅读中国当代文献和他称为“捆缚着手脚”的古典文献中，他极其喜欢通过阅读原文来探索文化、与文中的人物对话。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不仅获得了东亚研究的硕士学位、历史与远东语言的博士学位，而且在1950年，成为哈佛历史、政治学教师。他提职很快，1951年为助理教授，1956年是副教授，1960年成为教授。而且，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他被人们广泛地称之为“学者的学者”。
史华兹的第一本著述《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升起》(Chinese Communismand the Rise of Mao)（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是他博士论文的修订本。后来的研究近代中国的学者为这本书的出世而欢呼，因为在这部先驱之作中，他驳斥了美国人中流行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苏联所控制这一假设，他阐述了毛泽东拒绝苏联人的命令，偏离苏联人的指导，以斗争而获得中国自己权力的观点；更进一步，他还指出共产主义通过扩大而分散了力量。在这本书中，他建立了一种学术取向（这在他以后的工作中也显示出来），即运用运动中的文本材料，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运动领袖的精神生涯、他们的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问题。为了给他人提供翻译文本以便共同探讨思想意识与行动实践之间的关联，他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编纂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哈佛，1952）。他还将他有关共产主义的论文汇集成册，这就是《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思想意识》(Communism and China:Ideology in Flux)（哈佛，1968）。
史华兹的第二部专著《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1964）更为直接地提出了关于观念的问题(Problematique)。通过分析严复所译几部欧洲主要哲学著作，史华兹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探索、寻求欧洲内部社会—政治保持内聚力、文化—经济保持活力的秘密的。在严复看来，欧洲的富强导源于欧洲各国赋予个人私利以自由，以及在社会内部实行自由竟争和奋争之时的能量释放。比较而论，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日趋贫困衰落，究其原因，在于它的贤哲和统治者以保持社会和谐的名义，有意将文化引导到偏离斗争和竞争的路途上来。在使20世纪中国人的注意力转向反偶像、奋争、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方面，严复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史华兹在对严复的解读中，指出斯宾塞有时对自己思想内部逻辑的理解并不如他的中译者那样严格。严复觉察到斯宾塞的生物进化哲学赋予国家以超越于他著名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之上的优先权。在进一步地概述了西方人如何想当然地认为自由的社会政治理念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力量共同地促成了自由主义的因素之后，史华兹指出只是在19世纪早期，两者融合的发展脉络才显明起来。同时，他还阐述了阅读中国的文本如何显示了这个自由主义前提内部的根本张力。在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手上，严复所宣传的自由之价值更明显地成为服务于中国富强这一目标的工具。因此，自由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理念只有在成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国家富强的目标时才有价值。史华兹通过对中国人寻求西方富强之秘密的研究，对那些秘密提出了批评，对自由主义以及那种“苍白的现代化信仰”(246)内部根本前提的虚弱性提出了警告。
为了继续探讨东西方观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组织了研讨会，将讨论结果编辑成《五四运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哈佛，1972）。1976年，史华兹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在哈佛组织了为期两周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学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45位学者参加了研讨。随后，两卷本的研讨论文由学者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中国古代思想研究》(Studies in ClassicalChinese Thought)由他们合编而成(1979)，第二卷《早期中国宇宙观探索》(Explorations in Early Chinese Cosmology)由罗思文编成(1984)。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1985）是史华兹的顶峰之作，它是史华兹几十年来教授、思考中国思想以及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科之间关系的结晶。这本书的写作，史华兹不仅想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跨学科问题的关联，而且意欲彰显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它的张力。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公式化、整体化范式相脱离，他与一些优秀的专家进行论辩，在他看来，这些专家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建立起的范式，要么是掩饰了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要么是简化了中西对比研究中的复杂性。然而，他从不将自己的评论当作对中国文化内部具有持续、共同的趋向的观点的全盘否认。的确，他的小部头著作《中国文化的价值》(China's Cultural Values)（亚里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5），包括两篇有关这些持久文化取向的公开演讲。尽管他经常在著作中谈到他的思想假设，但他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揭示了更多他个人与课题之间、他的反省与课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他十分努力、严肃地对待语言，以便准确、细致地将叙述和翻译传达给读者。对于这本书，他所设想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受教育者，而不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专家。而且，尽管他的读者在努力阅读他的著作时要受到智力、道德方面的挑战，但他们仍然反响很热烈。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获得了Phi Beta Kappa的爱默生奖(Ralph WaldoEmerson Award)，美国历史学会的James Henry Breasted奖。史华兹早期所获奖项中，有1953-1954年度的Guggenheim Fellowship，1974-1975年度牛津大学的EastmanProfessorship。1975年，哈佛大学任命他为Leroy B Williams历史与政治学教授。他还曾当选为亚洲研究学会主席，1980年3月22日，在华盛顿特区的就职演说中，他作了题为《作为一门重要学科的亚洲研究》(Asian Studies as a CriticalDiscipline)的演讲。他从前的学生为了庆祝老师的执教生涯，编辑了《跨越文化的观念：献给史华兹先生的中国思想论文集》(Ideas Across Cultures: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in Honor of Benjamin I.Schwartz)（由Paul A Cohen and Merle Goldman编纂，哈佛，1990）。1997年，他荣获美国历史学会的杰出学术贡献(Scholarly Distinction)奖。
史华兹的最后一本著述是《中国和其他事务》(China and Other Matters)（哈佛，1996），这本书包括一个序言，在序言中，他就自身思考中国、理解中国的思想路途做了反省。他在书中反复申说的一个关怀就是“整体上未解决的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复杂性”(14)。这个序言为他临终前所写的收于本期中的文章提供某种较为广阔的背景（这篇文章的英文在《东西方哲学》上刊出）。如果有人想通过阅读一篇论文来大概了解或体察本的思想取向，我认为应首选这篇导言，通过这篇导言，读者可以体味到史华兹所留给我们的理解中国以及美国的中国学的遗产。这本书还包括一些重印的论文，这些论文反映了史华兹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所具有的超越于中国研究之上的普遍关怀。例如，他在1978年的Daedalus上发表的《当代世界中的卢梭性》(The Rousseau Strai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即建立在如下主张的基础之上：“大师的思想观念在后代的发展也引导人们思考大师自身的有限性和盲点”(223)。他探索了卢梭现代化的道德观念如何影响了“新左派”对艺术、政治更为激进的论调，以及城邦的爱国观念如何转化为民族主义的信仰；然而，“主权在民”思想却很难被继承下来。遗憾地是，虽然他为1975年那期讨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Daedalus所写的序言被收入该文集，但他自己关于早期中国超越时代的论文却没有收入。史华兹的一些深思熟虑的论文时而出现在Daedalus和其它期刊，以及一些会议文集中，在那里，他有机会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就一些提供给他的直接话题，做超越中国研究之外的有关世界宗教、道德、文化等问题的专门研究。当然，没有任何论文可以替代对他本人的了解，因为在高超的水平和典范的方式上，他的为学与德性合二而一。史华兹的直系家庭成员有：他的妻子Bernice，他们是在1948年7月6日结婚的，他们的儿子和女儿是Jonsthan、Sara-Ann。史华兹还享受到祖孙的天伦之乐，他有四个孙子。史华兹与妻子的爱体现于他们平日在思想上的相互戏谑，以及妻子以相当的效率和爱心来协助他完成计划上。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1999年11月14日，他是在位于Sedgwick路的自己家中辞世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10期
【原文出处】《《开放时代》》(广州)2001年05期第5～7页
【作者简介】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美国亚里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1938年，史华兹以优异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拉丁语系(Romance)语言文学学士学位，继而于1940年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取得硕士学位。由于很难找到正式的教师职位，他成了一名替补教师。他具有持久而深厚的精神信仰，希冀成为犹太教教士。然而二战的来临，打乱了他的生活。1942年到1946年，他在美国信号部队服役，任密码员，翻译日军军事密码。1946-1947年，在美军占领的初期，他成了日本期刊的新闻检查员。他还升职为上尉。由于退伍老兵享有受教育优惠，史华兹重返哈佛。最初，他试图专攻佛教，但并未得到导师的支持，因为这个领域需要掌握很多种亚洲语言，这对于已过三十的他而言，重新起步并不容易。导师婉转地劝告他研究近现代中国，这个方面只需要他补充在服役期间已掌握的日语知识，以及增加阅读中文的能力即可。随即，他便以十足的热情投入于阅读中国当代文献和他称为“捆缚着手脚”的古典文献中，他极其喜欢通过阅读原文来探索文化、与文中的人物对话。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不仅获得了东亚研究的硕士学位、历史与远东语言的博士学位，而且在1950年，成为哈佛历史、政治学教师。他提职很快，1951年为助理教授，1956年是副教授，1960年成为教授。而且，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他被人们广泛地称之为“学者的学者”。
史华兹的第一本著述《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升起》(Chinese Communismand the Rise of Mao)（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是他博士论文的修订本。后来的研究近代中国的学者为这本书的出世而欢呼，因为在这部先驱之作中，他驳斥了美国人中流行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苏联所控制这一假设，他阐述了毛泽东拒绝苏联人的命令，偏离苏联人的指导，以斗争而获得中国自己权力的观点；更进一步，他还指出共产主义通过扩大而分散了力量。在这本书中，他建立了一种学术取向（这在他以后的工作中也显示出来），即运用运动中的文本材料，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运动领袖的精神生涯、他们的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问题。为了给他人提供翻译文本以便共同探讨思想意识与行动实践之间的关联，他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编纂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哈佛，1952）。他还将他有关共产主义的论文汇集成册，这就是《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思想意识》(Communism and China:Ideology in Flux)（哈佛，1968）。
史华兹的第二部专著《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1964）更为直接地提出了关于观念的问题(Problematique)。通过分析严复所译几部欧洲主要哲学著作，史华兹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探索、寻求欧洲内部社会—政治保持内聚力、文化—经济保持活力的秘密的。在严复看来，欧洲的富强导源于欧洲各国赋予个人私利以自由，以及在社会内部实行自由竟争和奋争之时的能量释放。比较而论，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日趋贫困衰落，究其原因，在于它的贤哲和统治者以保持社会和谐的名义，有意将文化引导到偏离斗争和竞争的路途上来。在使20世纪中国人的注意力转向反偶像、奋争、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方面，严复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史华兹在对严复的解读中，指出斯宾塞有时对自己思想内部逻辑的理解并不如他的中译者那样严格。严复觉察到斯宾塞的生物进化哲学赋予国家以超越于他著名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之上的优先权。在进一步地概述了西方人如何想当然地认为自由的社会政治理念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力量共同地促成了自由主义的因素之后，史华兹指出只是在19世纪早期，两者融合的发展脉络才显明起来。同时，他还阐述了阅读中国的文本如何显示了这个自由主义前提内部的根本张力。在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手上，严复所宣传的自由之价值更明显地成为服务于中国富强这一目标的工具。因此，自由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理念只有在成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国家富强的目标时才有价值。史华兹通过对中国人寻求西方富强之秘密的研究，对那些秘密提出了批评，对自由主义以及那种“苍白的现代化信仰”(246)内部根本前提的虚弱性提出了警告。
为了继续探讨东西方观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组织了研讨会，将讨论结果编辑成《五四运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哈佛，1972）。1976年，史华兹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在哈佛组织了为期两周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学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45位学者参加了研讨。随后，两卷本的研讨论文由学者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中国古代思想研究》(Studies in ClassicalChinese Thought)由他们合编而成(1979)，第二卷《早期中国宇宙观探索》(Explorations in Early Chinese Cosmology)由罗思文编成(1984)。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1985）是史华兹的顶峰之作，它是史华兹几十年来教授、思考中国思想以及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科之间关系的结晶。这本书的写作，史华兹不仅想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跨学科问题的关联，而且意欲彰显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它的张力。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公式化、整体化范式相脱离，他与一些优秀的专家进行论辩，在他看来，这些专家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建立起的范式，要么是掩饰了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要么是简化了中西对比研究中的复杂性。然而，他从不将自己的评论当作对中国文化内部具有持续、共同的趋向的观点的全盘否认。的确，他的小部头著作《中国文化的价值》(China's Cultural Values)（亚里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5），包括两篇有关这些持久文化取向的公开演讲。尽管他经常在著作中谈到他的思想假设，但他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揭示了更多他个人与课题之间、他的反省与课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他十分努力、严肃地对待语言，以便准确、细致地将叙述和翻译传达给读者。对于这本书，他所设想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受教育者，而不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专家。而且，尽管他的读者在努力阅读他的著作时要受到智力、道德方面的挑战，但他们仍然反响很热烈。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获得了Phi Beta Kappa的爱默生奖(Ralph WaldoEmerson Award)，美国历史学会的James Henry Breasted奖。史华兹早期所获奖项中，有1953-1954年度的Guggenheim Fellowship，1974-1975年度牛津大学的EastmanProfessorship。1975年，哈佛大学任命他为Leroy B Williams历史与政治学教授。他还曾当选为亚洲研究学会主席，1980年3月22日，在华盛顿特区的就职演说中，他作了题为《作为一门重要学科的亚洲研究》(Asian Studies as a CriticalDiscipline)的演讲。他从前的学生为了庆祝老师的执教生涯，编辑了《跨越文化的观念：献给史华兹先生的中国思想论文集》(Ideas Across Cultures: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in Honor of Benjamin I.Schwartz)（由Paul A Cohen and Merle Goldman编纂，哈佛，1990）。1997年，他荣获美国历史学会的杰出学术贡献(Scholarly Distinction)奖。
史华兹的最后一本著述是《中国和其他事务》(China and Other Matters)（哈佛，1996），这本书包括一个序言，在序言中，他就自身思考中国、理解中国的思想路途做了反省。他在书中反复申说的一个关怀就是“整体上未解决的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复杂性”(14)。这个序言为他临终前所写的收于本期中的文章提供某种较为广阔的背景（这篇文章的英文在《东西方哲学》上刊出）。如果有人想通过阅读一篇论文来大概了解或体察本的思想取向，我认为应首选这篇导言，通过这篇导言，读者可以体味到史华兹所留给我们的理解中国以及美国的中国学的遗产。这本书还包括一些重印的论文，这些论文反映了史华兹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所具有的超越于中国研究之上的普遍关怀。例如，他在1978年的Daedalus上发表的《当代世界中的卢梭性》(The Rousseau Strai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即建立在如下主张的基础之上：“大师的思想观念在后代的发展也引导人们思考大师自身的有限性和盲点”(223)。他探索了卢梭现代化的道德观念如何影响了“新左派”对艺术、政治更为激进的论调，以及城邦的爱国观念如何转化为民族主义的信仰；然而，“主权在民”思想却很难被继承下来。遗憾地是，虽然他为1975年那期讨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Daedalus所写的序言被收入该文集，但他自己关于早期中国超越时代的论文却没有收入。史华兹的一些深思熟虑的论文时而出现在Daedalus和其它期刊，以及一些会议文集中，在那里，他有机会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就一些提供给他的直接话题，做超越中国研究之外的有关世界宗教、道德、文化等问题的专门研究。当然，没有任何论文可以替代对他本人的了解，因为在高超的水平和典范的方式上，他的为学与德性合二而一。史华兹的直系家庭成员有：他的妻子Bernice，他们是在1948年7月6日结婚的，他们的儿子和女儿是Jonsthan、Sara-Ann。史华兹还享受到祖孙的天伦之乐，他有四个孙子。史华兹与妻子的爱体现于他们平日在思想上的相互戏谑，以及妻子以相当的效率和爱心来协助他完成计划上。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1999年11月14日，他是在位于Sedgwick路的自己家中辞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