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近十年来的俄罗斯史学
戴桂菊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10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1年03期第134～144页
【作者简介】戴桂菊，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副教授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急剧变化，俄罗斯史学也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性发展趋势。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俄罗斯史学的转轨时期已经结束，新史学应运而生。目前，俄罗斯的新史学正处于不断完善之中。
一、传统史学的危机
众所周知，苏维埃史学诞生于米·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时期。波氏在其两卷本《俄国历史概要》（1919年）中首次按照社会经济形态来论述俄国历史，强调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进而建立起一门与旧俄史学有质的不同的无产阶级史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的出版使苏联史学的政治功能被人为地夸大。此后，史学在苏联变成一种专为联共（后为苏共）党史服务的舆论宣传工具。80年代后期，在“消除历史空白点”的过程中，苏联的传统史学才开始真正发生变化。1988年，苏联国家人民教育委员会宣布取消中学历史课考试并责成有关部门重编历史教科书。80年代末出版的新版本教材不再拘泥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框架，而是补充了一些长期为苏联官方忽视甚至有意回避的重大历史问题，如布尔什维克以外的俄国其它政党的活动。非布尔什维克历史人物的思想、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苏共20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勃列日涅夫在“停滞时期”的个人责任等，这表明苏联的史学研究有了新进展，重新评价苏联历史成为苏联史学的首要任务。史学家们不仅将研究重点转向一些与国家命运生死攸关的宏观课题，如社会形态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革命与社会进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等，而且还对苏联民族史、文化史、外交史等问题作了尝试性的探讨。在世界史研究方面，苏联史学家开始注重历史研究的时代感，有意识地关注现实问题，强调从新思维出发去揭示人类历史的内在规律。尽管如此，苏联传统史学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因为国家意识形态部门对史学研究的控制尚未解除。在苏联史研究中，史学家们所依据的第一手资料——苏联档案材料往往被政治家们看作是“潘多拉的盒子”。国家每年都将数量可观的“不需要的”以及“危险的”档案材料销毁。据统计，1945年、1950年、1955年、1957年和1959年，苏联各档案机构分别销毁档案870万件、3070万件、6810万件、8710万件和8780万件（注：Т·霍尔霍尔金娜：《祖国历史与档案（1917-80年代）》（Т.Хорхордина《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и архивы.1917-1980егг.》），莫斯科，1994年，第296-297页。）。20世纪80年代末，俄罗斯联邦各大档案馆所剩档案的总数仅为9000万件，另外，20世纪60-70年代，苏联党和国家档案馆共销毁档案2500多万件。1991年初，苏共档案馆中所存档案总数不足8000万件。直到苏共解散以前，中央秘书处还在“清理”档案材料。为了防止档案材料落入反共和反苏维埃势力的人的手中，1991年3月23日，苏共中央秘书处决定销毁拉脱维亚、立陶宛和西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部分档案。另外，国家还对现有的档案严加管理，在苏联史档案馆中，许多重要的档案室关闭，致使20%的国家文件和90%（注：上述数字见Р·彼霍亚的《论“历史编纂学危机”的几个方面或论“过去的不可预测性”》（Р.Пихоя《Онекоторых аспектах“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еского криэиса”，или о“непредскаэуемости прошлого”》）一文，《近现代史》杂志，2000年第4期，第22、24和25页。）的党的档案文件在苏联解体以前一直无法与研究者见面。
“8·19事件”以后，苏共的执政地位丧失，各类从事马列和共运研究的学术机构被撤消，研究人员大批转行甚至失业，苏联传统史学也随之陷入空前的危机状态。剧烈的社会震动使苏维埃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史学家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瞬间化为乌有。面对新的形势，史学家们一时间感到无所适从。1991年末至1994年末，俄罗斯史学领域几乎没有产生出任何权威性的力作来。作为高考应急措施，莫斯科经济、政治和法学院编写了一套三卷本的《俄罗斯历史高考参考书》（注：莫斯科经济、政治和法学院编《俄罗斯历史高考参考书》（Москов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киюполитики и права《Пособие по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для поступающих в вуэы》），三卷本，莫斯科，独立出版社，1993年。）。这是一部通史性通俗读物，作者们将写作的重点放在介绍俄罗斯历史事件和文化成果上，尽力回避历史评价。这期间，虽然也产生了一些追求时效性的历史作品，如В·胡托尔斯科依的《俄罗斯历史——苏维埃时期(1917-1993)》（莫斯科，1994年）等。但是，由于作者们把揭露和批判红色政权当作写作的唯一动机和目的（如将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全部归类为“极端主义分子”。将十月革命称作“布尔什维克的叛乱”（注：В·胡托尔斯科依：《俄罗斯历史——苏维埃时期(1917-1993)》[В.Хуторской《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Советская эпоха(1917-1993)》]，莫斯科1994年，第8页和21页。）等），这类作品的学术含量并不高。后来，俄罗斯史学家把它们称作“复辟”（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历史学家（18-20世纪初）》，（А.Сахаров《Историки России.Ⅹ Ⅷ－начало Ⅹ Ⅹ века》），莫斯科1996年，第4页。）型史学作品。
在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的断层阶段，俄罗斯史学家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历史遗产的重新研究上，他们努力从历代史学精华中汲取营养，以便为创立新型的史学积蓄力量。1991年8月24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颁布《关于党的档案》的法令，宣布停止销毁档案文件并将苏共档案转归俄罗斯档案局管理。这样，苏联时期所剩的档案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俄罗斯的民主气氛客观上为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自由的空间。苏联解体初期，解密苏联档案成为俄罗斯史学家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档案馆的开放使学者们有机会系统地组织和出版大量史料，从1991年末开始，大批涉及苏联史遗漏问题的史学丛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其中颇具影响的丛刊有《往事》、《环节》和《不为人所知的俄罗斯（20世纪）》等。丛刊《不为人所知的俄罗斯（20世纪）》以其丰富翔实的史料、实事求是的作风履行了自己的创办宗旨——“努力为研究者和细心的读者提供思考空间，让他们自己去体会俄罗斯历史的错综复杂性”（注：В·科兹洛夫等编《不为人知的俄罗斯（20世纪）》（В.Коэлов《Неиэвестная Россия.Ⅹ Ⅹ век》），莫斯科1993年，第415页。），刊物深受读者欢迎。1992年，俄罗斯史料期刊《历史档案》和《史料》问世。在俄罗斯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和外国学术组织的共同协助下，俄罗斯的档案出版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除了重新研究苏联时期的史料，俄罗斯史学家还向旧俄史学前辈请教。一些长期被打入冷宫的俄国“贵族史学家”和“资产阶级史学家”的作品重新与读者见面。1991-1994年间，俄国贵族史学大师尼·卡拉姆津(1766-1826)的12卷本《俄罗斯国家史》、“国家学派”代表人物谢·索洛维约夫(1820-1879)的29卷本《自远古以来的俄罗斯史》，莫斯科学派代表人物瓦·克柳切夫斯基(1841-1911)的8卷本《俄国史教程》，彼得堡学派代表人物谢·普拉东诺夫(1860-1933)的两卷本《俄国史讲义》以及俄国文化史学家巴·米留科夫(1859-1943)的4卷本《俄国文化史纲》等相继重版。另外，一些外国史学名家的苏联史专著，如法国当代俄裔学者尼·威尔特的《苏维埃国家史(1900-1991)》和意大利当代史学家朱泽别·鲍法的两卷本《苏联史》等，也被译成俄文，在俄罗斯各大书店发行。在苏联传统史学专著骤然消失的日子里，旧俄史学家的重版作品和境外学者的苏联史名著成为新俄罗斯史坛的畅销书。
二、新史学的形成
1994年以后，俄罗斯的主流社会思潮——自由主义思潮随着“休克疗法的失败而降温，以自由主义思潮为理论基础的“复辟”史学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经过四年的史料挖掘和史学遗产研究，俄罗斯史学家的视野大为开阔。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俄罗斯史学家的学术新著开始问世。1995-1996年间，颇具影响的俄罗斯史学新著有：В·波赫列勃金的《罗斯、俄国和苏联外交政策一千年（人名、日期和事实）》（莫斯科，1995年）、А·达尼洛夫的《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持不同政见史(1917-1991)》（乌法，1995年）、А·维林斯基的《俄罗斯——历史各阶段（日期、事件和人物）》（莫斯科，1995年）、О·普拉东诺夫的《20世纪的俄罗斯秘史（斯大林时期）》（莫斯科，1996年）、О·布德尼茨基的《19-20世纪的俄罗斯恐怖活动史（文献与研究）》（顿河罗斯托夫，1996年）和М·尼古拉耶夫的《20世纪的主要轰动事件》（圣彼得堡，1996年）等。此外，俄罗斯还出版了一些历史名著选，如А·基谢列夫和З·夏金合编的《祖国历史文选》（莫斯科，1996年。第1卷：1914-1945年，896页；第2卷：1946-1995年，600页）等。由于新作品尚无法满足广大研究者和读者的需要，旧俄史学名篇及当代外国学者的苏联史作品的重版工作仍继续进行。
需要指出，史学教材是这一时期俄罗斯史学研究中最突出的成果之一。据统计，两年间，俄罗斯共出版各类讲义教程、教学参考书、文选和教学手册160余种（注：弗·杰里钦《新教材讨论》栏目（В.Телицын《Обсуждаем новые учебники》），《祖国历史》杂志，1998年，第1期，第177页。）。其中发行量较大的有：Б·利奇曼主编的两卷本教程《俄罗斯史》（1995年，叶卡捷琳堡）、N·祖耶夫主编的高考参考书《自古及今的俄罗斯史》（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96年）、В·鲍里索夫的讲义教程《俄罗斯史》（莫斯科，1996年）、О·费多罗夫主编的教材《自古及今的俄罗斯史》（奥廖尔，1996年），П·帕夫连科主编的高校教材《自古到1861年的俄罗斯史》（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96年）、В·舒利金等编著的高校教材《9-20世纪的俄罗斯文化史》（莫斯科，1996年）、安·萨哈罗夫主编的三卷本《俄罗斯史》（莫斯科，1996年）和历史编纂学专著《俄罗斯史学家——18-20世纪初》（莫斯科，1996年）以及Ю·阿法纳西耶夫主编的《苏维埃史学史》（莫斯科，1996年）等。这类教材的共同之处在于，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摒弃了苏联传统史学中的阶级斗争分析法。不过，绝大多数教程属于“过渡”（注：弗·杰里钦《新教材讨论》栏目（В.Телицын《Обсуждаем новые учебники》），《祖国历史》杂志，1998年，第1期，第177页。）型的作品，因为作者们往往采用折中主义（即斯拉夫派、西方派、欧亚主义、新路标转换派、神秘主义等思潮的综合物）的方法论来取代马列主义理论，而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学术理论体系。有些教材虽然试图从多侧面、运用多种方法来阐述历史，但是，由于在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缺乏宏观协调性，致使得出的结论前后矛盾，从而影响了研究成果的整体学术水平。
这一时期，俄罗斯史学研究的代表作是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安·萨哈罗夫主编的三卷本教材《俄罗斯史》（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А.Сахаро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Ⅹ Ⅹ века в 3－х т.》）。第1卷：А·诺沃谢里采夫等《自远古至17世纪末的俄罗斯史》（А.Новоселъце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начала Ⅹ Ⅷ ло конца》），共544页；第3卷：А·鲍哈诺夫等《俄罗斯史20世纪》（А.Бохано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Ⅹ Ⅹ век》），共608页。）。与同时期的其它新编教材相比，三卷本《俄罗斯史》具有以下特点：1.历史分期的独特性。苏联解体以来，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史学家倾向于把17-18世纪之交看作俄罗斯历史的一个重大分界线。为了使这一新观点在新俄罗斯史学中得到明确和推广，三卷本《俄罗斯史》首次采用这一分期法安排篇章布局，将俄罗斯历史的第一个重大分期定在自远古至17世纪末，而同时期的其它新编教材则仍遵循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史分期法，将第一个重大历史阶段限定在自远古至1861年；在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分期问题上，俄罗斯的史学家们也对传统的分期法提出了置疑。他们认为，不应当再继续按照意识形态的标准来划分历史阶段，而应注重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长时段性。他们反对把苏维埃时期与旧俄和后苏联时期完全割裂开来的做法，主张把整个20世纪的俄罗斯史看作一个历史阶段来考察。有鉴于此，三卷本《俄罗斯史》首次将这一分期法用于实际研究中，专门列出一卷来阐述俄罗斯20世纪的历史。其它新编教材则仍沿用苏联史学的传统分期法，以1917年的二月革命为界来分别叙述俄国史与苏联史。2.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史学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大量新史料被挖掘出来，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禁锢被打破，国外史学研究的最新方法与最新成果能够及时地为俄罗斯学者所了解。然而，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同时代和不同学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在新俄罗斯的史学中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总结和有机的融合，三卷本《俄罗斯史》在这方面做出了首例成功的尝试。全书的每一卷都有一条统领全局的主线索，围绕这一主问题，作者们运用多元化的历史研究方法来考察俄罗斯的历史进程。这样，教材的整体结构紧凑，各种研究方法配合得相得益彰。贯穿第一卷的主线索是古代罗斯——东北罗斯——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开篇三章由俄罗斯当代著名的古代史专家、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诺А·沃谢里采夫完成。作者从文明史的新视角出发，运用严谨的学术语言对俄罗斯国家的远古文明史作了精辟的论述。在俄罗斯的各类新编历史教材中，诺沃谢里采夫首次对接受基督教在东斯拉夫文明史中的地位及其对罗斯民族、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作了详细的阐述（第1卷，第78-85页）；蒙古入侵前的基辅罗斯史由萨哈罗夫教授完成，作者强调“每个时代都应当联系世界历史来认识祖国的历史”（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第1卷（《自远古至17世纪末的俄罗斯史》），第5页。），因而选取了史学研究中的比较分析法，通过罗斯与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波兰和捷克的横向比较，对基辅罗斯在中世纪世界史中的地位做了中肯的评价（第1卷，第4-9章）。第二卷的主要脉胳是：彼得一世时期的俄国——彼得一世的继承人时期的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俄国——19世纪的俄国。该卷的前半部由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Л·米洛夫完成。作者是研究俄欧劳动组织和经营类型的经济史专家，他运用传统的实用主义方法对18世纪的俄国社会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论证18世纪俄国农民劳动负担的加重和农民经济的分化问题时，米洛夫教授考察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明显地比其它教材中的编著者都高出一筹；几乎整个19世纪的俄国历史都是由П·兹梁诺夫教授撰写的。作者是一位长期从事19世纪俄国史研究的专家，目前俄罗斯各中学都在使用他主编的祖国史教材。在本书中，兹梁诺夫对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俄国社会思潮作了成功的评价。过去的教材都习惯于割裂地看待每一种社会思潮，如将资产阶级的西方派同贵族的斯拉夫派对立起来，将革命民主派同前两者分别对立起来等。作者的标新立异之处在于：把俄国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潮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认为它们之间既有共同性，又有各自的独特性。在阐述19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精神文化时，作者对俄罗斯东正教的论述见解独到。第三卷的主线索是：大转变时期的俄罗斯——由妥协转向新的进攻——战争与和平的考验——苏维埃体制的危机与垮台。历史学博士В·德米特连科—改苏联传统史学的做法，将1917年二月革命前夕至国内战争结束这段历史称作“俄罗斯大革命”（第3卷，第3章），这在各类新编历史教材中是绝无仅有的；在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古拉格体制时，史学家М·戈里诺夫运用当代西方史学中的社会学方法来考察大规模强制性劳动的形成过程，在此基础上阐述古拉格体制对苏联经济的危害性。3.史学观点的创新性。三卷本《俄罗斯史》的编著者们对俄罗斯不同时期的史学成就与缺陷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旧俄史学过多地受到了专制思想的限制，苏联史学又长期为“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决定一切的教条”所禁锢。为了汲取历史的教训，本书坚持在学术观点上不受任何主流思想的限制，采用多元化的方法研究历史，努力使本书“有效地反映出俄罗斯革命前历史编纂学、苏维埃历史编纂学、侨民历史编纂学和不同政见历史编纂学中所包含的有关我们祖国历史的更权威的、更客观的和有价值的评价”（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第6页。）。的确，教材对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独到而有根据的见解。如萨哈罗夫教授根据近年来国内同行及自己切身研究的结果指出：“11世纪初，罗斯氏族——部落关系的瓦解和早期封建关系的出现已经具有不可逆转性。在这一点上，罗斯明显地比西欧国家落后，不过，与东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的各个国家水平相当（甚至超前）”（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第102-103页。），兹梁诺夫教授在评价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活动中，认为苏联史学用“武装起义”来定义十二月党人的行为是不恰当的。十二月党人的行为本质上是一次维护真理和道德的和平抗议活动，“只是到后来才具有了政治色彩”（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第2卷（《18世纪初至19世纪末的俄罗斯史》），第335页。）；在评价1917-1921年的革命活动时，В·德米特连科博士认为，革命并没有解决俄罗斯的所有问题，甚至没有解决20世纪初俄罗斯社会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它以巨大的道德和信仰代价解决了关系到俄罗斯最贫困阶层日常需要的最简单的问题（第3卷，第191页）。另外，关于俄罗斯历史上的历次农民战争，作者们都倾向于从多种社会因素中寻找根源，而不是象苏联史学那样，简单地将其归因于阶级矛盾。
当然，三卷本《俄罗斯史》在结构与观点上还存在着有待完善的地方，如В·布加诺夫的叙述（第一卷末）与米洛夫教授的内容（第二卷开头）多处重复，第二卷与第三卷的衔接处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在论述起伏跌宕、纷繁复杂的俄罗斯20世纪史时，个别作者的观点尚值得商榷。不过，这些都属于细节和技术性的问题。整体来看，三卷本《俄罗斯史》仍不失为一部高质量的作品。它既不同于热衷于揭秘和追求轰动效应的“复辟”型史学作品，也不同于对俄罗斯历史作诸类假设的“过渡”型史学作品，它是由俄罗斯当代史学家们在归纳、总结和扬弃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推出的一部史料可靠、理论系统、评价客观而中肯的俄罗斯史学精品，俄罗斯史学家把它誉为俄罗斯历史上的“第六代祖国史教材”（注：第一代教材指18世纪的史学家尼·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第二代指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的几十种多卷本大学历史教程；第三代指波克罗夫斯基的《简明历史教程》；第四代指1938-1940年间出版的各种《苏联史纲要》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与自治共和国史》；第五代指20世纪60-80年代的大、中学教材，如未完成的12卷本《自远古及今的苏联史》等；第六代指以萨哈罗夫主编的三卷本《俄罗斯史》为代表的俄罗斯新编史学教材。见А·科米萨连科等的《俄罗斯历史的新三卷本》（А.Комиссаренко《Новый трехтомник по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祖国历史》杂志，1998年第3期，第119页。）。该教材一经问世，便被俄罗斯联邦高等教育委员会推荐为全国高校历史专业的通用教材。
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问世的同年，新俄罗斯的权威史学家们还推出了一部与该教材齐名的姊妹篇——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专著《俄罗斯史学家——18-20世纪初》（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学家——18-20世纪初》（А.Сахаров《Историки России.Ⅹ Ⅷ－начало Ⅹ Ⅹ века》），莫斯科1996年，共688页。）。本书是针对20世纪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中的两种极端倾向而写的。20世纪初，波克罗夫斯基的集子《俄国历史文献的阶级阐释》（1927年）奠定了苏联历史编纂学的基础。此后，十月革命前的许多史学家被按照阶级观点分为“贵族史学家”和“资产阶级史学家”两大类。尤其是在苏联官方史学的多卷本历史编纂学专著《苏联历史科学史纲》（50年代中叶）发表以后，许多不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旧俄史学家的名字在历史编纂学中被一笔勾销。20世纪末，俄罗斯社会的急剧变革又使历史编纂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那些曾经被诅咒的人得到了过分的赞扬，那些曾经被歌颂的人却变得暗淡无光”（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学家——18-20世纪初》（А.Сахаров《Историки России.Ⅹ Ⅷ－начало Ⅹ Ⅹ века》），莫斯科1996年，第4页。）。于是，俄罗斯的历史科学再次成为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附庸。为了弥补苏联时期俄国历史编纂学研究的漏洞，同时纠正90年代初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中矫枉过正的做法，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们对自俄国历史学产生至旧俄末期的33位颇具代表性的史学家的学术活动与建树做了系统的阐述与客观的评价。
作者们考察事物的态度是客观公允的，正如主编萨哈罗夫在序言中所说的：“在评价我们的学术先辈时，我们尽力做到不是从眼前的需要出发，而是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出发”（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学家——18-20世纪初》（А.Сахаров《Историки России.Ⅹ Ⅷ－начало Ⅹ Ⅹ века》），莫斯科1996年，第5页。）。列入本书的史学家包括：俄国第一部概括性史学专著的作者瓦·塔吉舍夫(1686-1750)、俄国第一代学院派史学家——德裔学者格·米列尔(1705-1783)和戈·巴那尔（俄罗斯国家起源“诺曼说”的创立者，1694-1738）、“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之父”尼·卡拉姆津(1766-1826)、“怀疑学派”的创始人米·卡切诺夫斯基(1775-1842)、“国家学派”的奠基者鲍·契切林(1828-1904)、“国家学派”的著名代表康·卡维林(1818-1885)、谢·索洛维约夫(1820-1879)和巴·米留科夫(1859-1943)、莫斯科学派的代表瓦·克柳切夫斯基(1841-1911)和彼得堡学派的代表谢·普拉东诺夫(1860-1933)等。此外，本书还依据大量的新鲜史料，对那些长期被历史遗忘的史学家们（如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伊·扎别林(1820-1908/09)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阿·基泽维杰尔(1866-1933)等的学术贡献作了合理的定位。作品强调，他们的学术活动是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俄罗斯史学遗产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全书由29篇论文组成，尽管内容和风格自异，但逻辑却十分严密，它们共同将俄国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轮廓清晰地勾勒出来。本书堪称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历史编纂史领域的一部佳作。
总之，三卷本教材《俄罗斯史》与历史编纂学专著《俄国史学家——18-20世纪初》的问世对于当代俄罗斯历史科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俄罗斯史学转轨的结束和新史学的最终形成。
三、新史学的发展
自1997年起，俄罗斯的新史学步入了稳步发展的轨道。新史学著作取代各类重版作品和过渡型作品成为俄罗斯史坛的主力军。在短短的四年间，俄罗斯新史学在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等领域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首先，史料学研究更加系统化。1997年，汇集近十年来俄罗斯史料成果的历史档案集——《公开的档案》（注：И·康达科娃编：《公开的档案》（И.Кондакова《Открытый архив》），根据1985-1995年俄罗斯期刊出版的档案编写，莫斯科1997年。）一书出版。该书选取1985-1995年间俄罗斯各类期刊出版的一些典型档案，经严格的史料学加工奉献给读者。作者们对史料的考究程度比90年代中叶以前有了明显的提高。俄罗斯史料学家们还将俄罗斯各主要档案馆的史料进行了系统的分类，以便研究者查寻。1997年，他们编写出一本有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各史料文库的使用手册《俄罗斯各档案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浏览手册和图书索引》。针对复杂难辨的20世纪俄罗斯的史料文献，俄罗斯当代著名史料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尼·波克罗夫斯基撰文《论20世纪文献的出版原则》，对史料研究者进行指导。作者强调，考证苏维埃时期的历史文献需遵循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即“保持文件结构的完整性”（注：尼·波克罗夫斯基《论20世纪文献的出版原则》（Н.Покровский《О принципах иэда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Ⅹ Ⅹ века》），《历史问题》杂志，莫斯科，1999年第6期，第33页。）。这一原则要求史料研究者不仅应对同一个文件的不同版本进行严格的比较，而且还应对制造、发布和实施该文件的相关资料库做逐一调查。在对文件自产生到实施的各个步骤都进行了周密的考证后，才能建立起文件的完整结构。在出版文献时，应同时附上解释该文献产生、编辑、批准和生效等活动的各类相关文件。除了文件的原件，还要附上该文件的各种复印件、副本、草稿及各种版本。有关复印件与原件的校勘情况，在文献出版的预先说明或注释中应作明确的记录。甚至对注释中的复印件，史料学家也做出了严格规定：“注释中的各种复印件也应保持外观、表格、印戳、签字、笔迹、脚注和字型上的完整性”（注：尼·波克罗夫斯基《论20世纪文献的出版原则》（Н.Покровский《О принципах иэда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Ⅹ Ⅹ века》），《历史问题》杂志，莫斯科，1999年第6期，第35页。）。波克罗夫斯基院士严谨的史料学作风为俄罗斯的史料研究树立了典范。为了对史料研究提供理论性指导，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教授И·达尼列夫斯基等推出了一部俄罗斯史料学新编教材《史料学、理论、历史和方法——俄罗斯史料》（莫斯科，1998年）。教材对史料学理论、俄罗斯史料学的发展史以及史料研究的基本方法等作了全面的阐述。作者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观点，即认为史料的功能是为获得信息和从事史学研究服务的，而是运用当代欧美史料学的新观点，把史料看作一种文化现象来分析，通过考察人际社会中史料建立与认知的复杂过程以及史料作者与研究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来证明史料是人类文化的产物。
其次，历史问题研究的多元化格局业已形成。在俄罗斯的祖国史研究领域，猎奇秘史的年代已成为过去，学者们开始对俄罗斯历史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层面作冷静的反思。这一时期，有关俄罗斯祖国史的专题性学术成果不胜枚举，俄罗斯外交史、经济史、文化史及思想史等史学分支学科也逐步形成。具有代表意义的专著有：И·根金的《俄国银行与经济政策》（莫斯科，1997年）、Н·列彼娜的《苏联城市的日常生活（1920-1930年》（莫斯科，1999年）、И·潘根耶夫的《俄罗斯民族的习俗与传统》（莫斯科，1999年）。Б·伊金别尔格的《俄国知识分子与西方（19世纪）》（莫斯科，1999年）、Е·杜科夫的《18-19世纪的俄国消遣文化》（圣彼得堡，2000年）、К·阿依梅尔马赫尔的《苏联和后苏联时期的民族史》（莫斯科，1999年）和Τ·吉莫什娜的《俄罗斯经济史》（莫斯科，2000年）等。在俄罗斯史学的新兴领域——教会史的研究中，1997年，产生了新俄罗斯的第一部教会通史性宏著《俄罗斯教会史（988-1996，九卷本）》（莫斯科）。随后，有关俄国政教关系史和东正教断代史方面的专著相继出现。颇具影响的作品有：神甫阿·尼科林的《教会与国家（法规史）》（莫斯科，1997年）、俄罗斯当代史学家、俄国东正教史专家谢·里姆斯基的《19世纪的俄国东正教会》（顿河罗斯托夫，1997年）和《19世纪的东正教会与国家》（顿河罗斯托夫，1998年）以及И·杜布罗沃尔斯基的《古拉格：建设者、居户和主人——古拉格集中营对东正教会的剥夺与排挤》（莫斯科，1999年）等。此外，受当代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俄罗斯新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Е·谢亚尼夫斯卡娅的专著《20世纪的战争心理学：俄国的历史经验》（莫斯科，1999年）作为俄罗斯军事心理史学的开篇之作，引起了俄罗斯国内外同行的极大关注。
应当承认，在俄罗斯史学的转轨时期，由于史学家们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祖国史领域，俄罗斯的外国史研究暂时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新史学形成以后，俄罗斯的外国史研究面貌大为改观，产生了一大批学术含量较高的专著，如В·库佳温主编的《西、南斯拉夫史》（莫斯科，1998年，第1卷——中世纪和近代；第2卷——现代。）和德·布拉宁的《世界历史问题》（圣彼得堡，2000年）等。与此同时，随着同欧美当代史学思潮的接轨，当代世界史研究也成为俄罗斯新史学中的热门话题。在社会史研究领域，1998年，经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阿姆斯特丹）资助，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共同创办了史学年鉴《社会史》杂志。目前，已出版社会史年鉴3卷，内容涉及俄罗斯国内外的政治史、历史人物史、城市史、妇女史、社会民族史、工人史、人口史和家庭史等诸多方面；在新经济史领域，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经济史中心创办的《经济史》年鉴（1998年）也将近两年的国内外经济史研究成果推荐给读者。
再次，俄罗斯的史学理论研究成绩斐然。在俄罗斯历史编纂学领域，А·切尔诺巴那夫的五卷本著作《18-20世纪的俄罗斯史学家》（莫斯科，1998年）将俄罗斯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又推上一个新台阶。同萨哈罗夫的《俄罗斯史学家18-20世纪初》相比，该专著的研究范围明显扩大，历史分期也更加明确。它按照年代顺序，对俄罗斯自古及今各历史阶段80位史学家的学术建树作了中肯的评价。全书将俄罗斯历史编纂学的全部历史分成卡拉姆津以前、卡拉姆津至谢·索洛维约夫时期、1861年——20世纪初、侨民时期、20世纪20-30年代和二战至90年代六个阶段，根据每个阶段的历史编纂学特征，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史学家进行评述。此外，专著还对个别研究世界史的俄罗斯史学家作了阐述。专著的每一章后面都附有史学家作品索引及后人的研究文献，这种结构安排不仅增强了专著本身的学术性，而且为读者参考提供了方便。1998年，Г·格拉西闵科主编的高校教材《俄罗斯史学史（十月革命以前）》（莫斯科）在俄罗斯高校的人文系普及。作者从世界历史和哲学思潮的角度考察俄罗斯的史学发展史。他指出，俄罗斯史学中的文明和社会形态观点早在19世纪中叶就出现了，孔德和马克思的著作是这种观点产生的直接原因。后来，社会形态学说在普列汉诺夫、列宁和波克罗夫斯基那里得到了发展，文明的学说为俄国史学家拉巴—达尼列夫斯基所继承。
近年来，俄罗斯的史学理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为了及时把握国内外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俄罗斯许多综合大学的历史系都增设了新的部门——史学理论问题信息分析中心。该机构创办的宗旨是：吸收俄罗斯科学院和各高校的史学理论人才来共同总结国内外史学研究的经验，系统地出版反映当代世界史学思想的信息与材料，努力将跨学科的新理论推广到历史教学与研究活动中。1998年，莫斯科大学史学理论问题信息分析中心出版了学术论文集——《历史学研究的理论问题》。该文集所探讨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当代文化传统语境下的新历史科学。作者们从批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角度为新史学辩护，强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过程本质上都不是直线型的”（注：А·雅斯特烈彼茨卡娅主编：《现代文化传统具体环境下的新历史科学》（А.Ястребицкая《Нов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кулътурной традиции》），《历史研究的理论问题》，莫斯科1998年，第45页。）。另一个主题是俄罗斯现代社会史的方法论和史料学问题。学者们注意到，随着家庭史、妇女史、心智史和行为模式史在俄罗斯的兴起，社会史研究的范畴明显扩大，现代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新趋势是从社会上层史转向下层民众史，学者们将这种历史研究的新视野称作“微观历史学”（注：А·索洛维约夫：《现代俄罗斯社会史学》（А.Соловъев《Социалъ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новейшего периода》），《历史研究的理论问题》，第109页。）。他们赞同将回忆录和日记作为新型史料运用于学术研究中，但同时指出，不应当把它们当作唯一的史料；关于史学研究中的计量学方法，学者们认为，该方法因过分追求客观历史知识的极限值而变得不可取，因为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中，这一极限值是不可能达到的。
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日常生活史越来越受到俄罗斯史学家们重视。俄罗斯当代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尤·波里亚科夫把日常生活史看作人类的永恒主题，强调“历史首先是过去的日常生活史”（注：尤·波里亚科夫：《日常生活中的人》（Ю.Поляков《Человек в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祖国历史》杂志，2000年，第3期，第125页。）。他的专著《历史科学：人和问题》（莫斯科，1999年）对人在现代社会史学中的位置作了详细的阐述。社会性别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中叶在美国形成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1990年，俄罗斯第一个社会性别研究中心在莫斯科成立。1991年，彼得堡也出现了类似的研究中心。1992年以后，社会性别研究中心几乎遍布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所有综合大学。1997年，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Л·普什卡廖娃推出了俄罗斯社会性别史中的第一部高校教材《社会性别分析及其在文化史研究中的应用》。作者对社会性别研究的产生、形成、发展和前景作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指出社会性别研究是分析史学的一种有益的方法并建议将这种方法广泛地在文化史研究领域中推广。
当然，俄罗斯新史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90年代初，一些从未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数学家、侦探作家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追随者们伴随着俄罗斯社会的揭秘热闯入历史学领域。他们试图运用非历史的方法（如数学拓扑法和文学虚幻等）来证明俄国和世界史中早已被考古学家和史学家们考证过的历史现象，从而建立一门完全非传统类型的历史学科。其代表性作品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数学家А·方明科与Г·诺索夫斯基合著的《新年代学与罗斯、英国和罗马古代史的构想》（莫斯科，1995年）、А·布什科夫的《未曾有过的俄罗斯：猜测、解释、假设》（彼得堡，1997年）、Л·波恰罗夫等的《俄罗斯历史的咒文（事实、猜测、解释）》（莫斯科，1998年）、泛突厥主义者М·阿吉耶夫的《欧洲、突厥、大草原》（莫斯科，1998年）和В·甘吉巴的《禁史》（彼得堡，1998年）等。这类作品的作者们还不断向历史科学发威，鼓动人们将那些用学术语言写成的史学著作“扔到垃圾箱里”（注：А·布什科夫：《未曾有过的俄罗斯》（А.Ъушков《Россня，которой не было》），莫斯科，1997年第5页。），大胆地展开联想的翅膀，通过自己的智慧来创建新型史学。
外行人士的涉足引起了俄罗斯史学家的关注。史学家Д·沃洛季辛等对这种史学现象作了初步的考察并首次将其定义为“大众史学”（注：俄文为“Фолък—хистори”，源自德语。见Д·沃洛季辛等的《花里胡哨的俄罗斯史》（Д·Володихин《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в мелкий горошек》），莫斯科，1998年第5页。）。随后，不断有史学家撰文指出大众史学在史料研究和学术方法上的缺憾，1999年，诺索夫斯基等撰文《旧批评和新年代学》（注：Г·诺索夫斯基和А·方明科：《旧批评与新年代学》（Г.Носовский и А.Фоменко《Старая критика и новая хронология》），《涅瓦》杂志，1999年第2期。），表明自己的大众史学观，进而导致历史学家与大众史学作者之间的矛盾升级。1999年12月，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举办了题为《“新年代学”的神话》的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地质学家、俄罗斯史和世界史领域的专家、东方学者、宗教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共400人。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对方明科的新年代学进行客观的定位。会上，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莫大考古教研室主任瓦·雅宁教授从考古学的角度对方明科在历史研究中的漏洞作了分析，认为方明科的研究与历史事实相违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汉学家、历史学家В·米亚斯尼科夫指出，方明科否定17世纪以前中国文明存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最后，学者们一致呼吁全国各权威科研机构携手合作，共同抵御大众史学的侵蚀。至此，历史科学与大众史学的冲突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俄罗斯科学院核心刊物《祖国历史》（2000年，第4期）杂志以《历史学容不得一知半解》为题，将会议发言刊登出来，号召全国的史学工作者引以为戒。
综上所述，俄罗斯近十年的历史科学经历了一个颇为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苏联解体的初期，自由主义思潮盛行，俄罗斯史学中出现了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倾向，1995年以后，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异军突起，形成了与自由主义争分天下的局面，历史科学的多元化趋势也日渐明显。近四年来，社会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在诸多社会思潮中逐渐跃居上风，权威主义在俄罗斯复兴。在俄罗斯祖国史的研究中，将20世纪史看作一个整体的观点在新俄罗斯史学界已达成共识，苏联时期的成就再次得到史学家的肯定。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频繁更迭、史学研究方法变幻多端的转折时期，俄罗斯历史学的成果自然良莠不齐。可喜的是，俄罗斯的新史学已经拥有了较强的免疫能力，它将在学术争鸣中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10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1年03期第134～144页
【作者简介】戴桂菊，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副教授
一、传统史学的危机
众所周知，苏维埃史学诞生于米·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时期。波氏在其两卷本《俄国历史概要》（1919年）中首次按照社会经济形态来论述俄国历史，强调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进而建立起一门与旧俄史学有质的不同的无产阶级史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的出版使苏联史学的政治功能被人为地夸大。此后，史学在苏联变成一种专为联共（后为苏共）党史服务的舆论宣传工具。80年代后期，在“消除历史空白点”的过程中，苏联的传统史学才开始真正发生变化。1988年，苏联国家人民教育委员会宣布取消中学历史课考试并责成有关部门重编历史教科书。80年代末出版的新版本教材不再拘泥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框架，而是补充了一些长期为苏联官方忽视甚至有意回避的重大历史问题，如布尔什维克以外的俄国其它政党的活动。非布尔什维克历史人物的思想、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苏共20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勃列日涅夫在“停滞时期”的个人责任等，这表明苏联的史学研究有了新进展，重新评价苏联历史成为苏联史学的首要任务。史学家们不仅将研究重点转向一些与国家命运生死攸关的宏观课题，如社会形态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革命与社会进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等，而且还对苏联民族史、文化史、外交史等问题作了尝试性的探讨。在世界史研究方面，苏联史学家开始注重历史研究的时代感，有意识地关注现实问题，强调从新思维出发去揭示人类历史的内在规律。尽管如此，苏联传统史学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因为国家意识形态部门对史学研究的控制尚未解除。在苏联史研究中，史学家们所依据的第一手资料——苏联档案材料往往被政治家们看作是“潘多拉的盒子”。国家每年都将数量可观的“不需要的”以及“危险的”档案材料销毁。据统计，1945年、1950年、1955年、1957年和1959年，苏联各档案机构分别销毁档案870万件、3070万件、6810万件、8710万件和8780万件（注：Т·霍尔霍尔金娜：《祖国历史与档案（1917-80年代）》（Т.Хорхордина《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и архивы.1917-1980егг.》），莫斯科，1994年，第296-297页。）。20世纪80年代末，俄罗斯联邦各大档案馆所剩档案的总数仅为9000万件，另外，20世纪60-70年代，苏联党和国家档案馆共销毁档案2500多万件。1991年初，苏共档案馆中所存档案总数不足8000万件。直到苏共解散以前，中央秘书处还在“清理”档案材料。为了防止档案材料落入反共和反苏维埃势力的人的手中，1991年3月23日，苏共中央秘书处决定销毁拉脱维亚、立陶宛和西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部分档案。另外，国家还对现有的档案严加管理，在苏联史档案馆中，许多重要的档案室关闭，致使20%的国家文件和90%（注：上述数字见Р·彼霍亚的《论“历史编纂学危机”的几个方面或论“过去的不可预测性”》（Р.Пихоя《Онекоторых аспектах“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еского криэиса”，или о“непредскаэуемости прошлого”》）一文，《近现代史》杂志，2000年第4期，第22、24和25页。）的党的档案文件在苏联解体以前一直无法与研究者见面。
“8·19事件”以后，苏共的执政地位丧失，各类从事马列和共运研究的学术机构被撤消，研究人员大批转行甚至失业，苏联传统史学也随之陷入空前的危机状态。剧烈的社会震动使苏维埃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史学家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瞬间化为乌有。面对新的形势，史学家们一时间感到无所适从。1991年末至1994年末，俄罗斯史学领域几乎没有产生出任何权威性的力作来。作为高考应急措施，莫斯科经济、政治和法学院编写了一套三卷本的《俄罗斯历史高考参考书》（注：莫斯科经济、政治和法学院编《俄罗斯历史高考参考书》（Москов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киюполитики и права《Пособие по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для поступающих в вуэы》），三卷本，莫斯科，独立出版社，1993年。）。这是一部通史性通俗读物，作者们将写作的重点放在介绍俄罗斯历史事件和文化成果上，尽力回避历史评价。这期间，虽然也产生了一些追求时效性的历史作品，如В·胡托尔斯科依的《俄罗斯历史——苏维埃时期(1917-1993)》（莫斯科，1994年）等。但是，由于作者们把揭露和批判红色政权当作写作的唯一动机和目的（如将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全部归类为“极端主义分子”。将十月革命称作“布尔什维克的叛乱”（注：В·胡托尔斯科依：《俄罗斯历史——苏维埃时期(1917-1993)》[В.Хуторской《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Советская эпоха(1917-1993)》]，莫斯科1994年，第8页和21页。）等），这类作品的学术含量并不高。后来，俄罗斯史学家把它们称作“复辟”（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历史学家（18-20世纪初）》，（А.Сахаров《Историки России.Ⅹ Ⅷ－начало Ⅹ Ⅹ века》），莫斯科1996年，第4页。）型史学作品。
在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的断层阶段，俄罗斯史学家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历史遗产的重新研究上，他们努力从历代史学精华中汲取营养，以便为创立新型的史学积蓄力量。1991年8月24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颁布《关于党的档案》的法令，宣布停止销毁档案文件并将苏共档案转归俄罗斯档案局管理。这样，苏联时期所剩的档案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俄罗斯的民主气氛客观上为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自由的空间。苏联解体初期，解密苏联档案成为俄罗斯史学家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档案馆的开放使学者们有机会系统地组织和出版大量史料，从1991年末开始，大批涉及苏联史遗漏问题的史学丛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其中颇具影响的丛刊有《往事》、《环节》和《不为人所知的俄罗斯（20世纪）》等。丛刊《不为人所知的俄罗斯（20世纪）》以其丰富翔实的史料、实事求是的作风履行了自己的创办宗旨——“努力为研究者和细心的读者提供思考空间，让他们自己去体会俄罗斯历史的错综复杂性”（注：В·科兹洛夫等编《不为人知的俄罗斯（20世纪）》（В.Коэлов《Неиэвестная Россия.Ⅹ Ⅹ век》），莫斯科1993年，第415页。），刊物深受读者欢迎。1992年，俄罗斯史料期刊《历史档案》和《史料》问世。在俄罗斯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和外国学术组织的共同协助下，俄罗斯的档案出版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除了重新研究苏联时期的史料，俄罗斯史学家还向旧俄史学前辈请教。一些长期被打入冷宫的俄国“贵族史学家”和“资产阶级史学家”的作品重新与读者见面。1991-1994年间，俄国贵族史学大师尼·卡拉姆津(1766-1826)的12卷本《俄罗斯国家史》、“国家学派”代表人物谢·索洛维约夫(1820-1879)的29卷本《自远古以来的俄罗斯史》，莫斯科学派代表人物瓦·克柳切夫斯基(1841-1911)的8卷本《俄国史教程》，彼得堡学派代表人物谢·普拉东诺夫(1860-1933)的两卷本《俄国史讲义》以及俄国文化史学家巴·米留科夫(1859-1943)的4卷本《俄国文化史纲》等相继重版。另外，一些外国史学名家的苏联史专著，如法国当代俄裔学者尼·威尔特的《苏维埃国家史(1900-1991)》和意大利当代史学家朱泽别·鲍法的两卷本《苏联史》等，也被译成俄文，在俄罗斯各大书店发行。在苏联传统史学专著骤然消失的日子里，旧俄史学家的重版作品和境外学者的苏联史名著成为新俄罗斯史坛的畅销书。
二、新史学的形成
1994年以后，俄罗斯的主流社会思潮——自由主义思潮随着“休克疗法的失败而降温，以自由主义思潮为理论基础的“复辟”史学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经过四年的史料挖掘和史学遗产研究，俄罗斯史学家的视野大为开阔。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俄罗斯史学家的学术新著开始问世。1995-1996年间，颇具影响的俄罗斯史学新著有：В·波赫列勃金的《罗斯、俄国和苏联外交政策一千年（人名、日期和事实）》（莫斯科，1995年）、А·达尼洛夫的《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持不同政见史(1917-1991)》（乌法，1995年）、А·维林斯基的《俄罗斯——历史各阶段（日期、事件和人物）》（莫斯科，1995年）、О·普拉东诺夫的《20世纪的俄罗斯秘史（斯大林时期）》（莫斯科，1996年）、О·布德尼茨基的《19-20世纪的俄罗斯恐怖活动史（文献与研究）》（顿河罗斯托夫，1996年）和М·尼古拉耶夫的《20世纪的主要轰动事件》（圣彼得堡，1996年）等。此外，俄罗斯还出版了一些历史名著选，如А·基谢列夫和З·夏金合编的《祖国历史文选》（莫斯科，1996年。第1卷：1914-1945年，896页；第2卷：1946-1995年，600页）等。由于新作品尚无法满足广大研究者和读者的需要，旧俄史学名篇及当代外国学者的苏联史作品的重版工作仍继续进行。
需要指出，史学教材是这一时期俄罗斯史学研究中最突出的成果之一。据统计，两年间，俄罗斯共出版各类讲义教程、教学参考书、文选和教学手册160余种（注：弗·杰里钦《新教材讨论》栏目（В.Телицын《Обсуждаем новые учебники》），《祖国历史》杂志，1998年，第1期，第177页。）。其中发行量较大的有：Б·利奇曼主编的两卷本教程《俄罗斯史》（1995年，叶卡捷琳堡）、N·祖耶夫主编的高考参考书《自古及今的俄罗斯史》（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96年）、В·鲍里索夫的讲义教程《俄罗斯史》（莫斯科，1996年）、О·费多罗夫主编的教材《自古及今的俄罗斯史》（奥廖尔，1996年），П·帕夫连科主编的高校教材《自古到1861年的俄罗斯史》（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96年）、В·舒利金等编著的高校教材《9-20世纪的俄罗斯文化史》（莫斯科，1996年）、安·萨哈罗夫主编的三卷本《俄罗斯史》（莫斯科，1996年）和历史编纂学专著《俄罗斯史学家——18-20世纪初》（莫斯科，1996年）以及Ю·阿法纳西耶夫主编的《苏维埃史学史》（莫斯科，1996年）等。这类教材的共同之处在于，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摒弃了苏联传统史学中的阶级斗争分析法。不过，绝大多数教程属于“过渡”（注：弗·杰里钦《新教材讨论》栏目（В.Телицын《Обсуждаем новые учебники》），《祖国历史》杂志，1998年，第1期，第177页。）型的作品，因为作者们往往采用折中主义（即斯拉夫派、西方派、欧亚主义、新路标转换派、神秘主义等思潮的综合物）的方法论来取代马列主义理论，而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学术理论体系。有些教材虽然试图从多侧面、运用多种方法来阐述历史，但是，由于在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缺乏宏观协调性，致使得出的结论前后矛盾，从而影响了研究成果的整体学术水平。
这一时期，俄罗斯史学研究的代表作是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安·萨哈罗夫主编的三卷本教材《俄罗斯史》（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А.Сахаро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Ⅹ Ⅹ века в 3－х т.》）。第1卷：А·诺沃谢里采夫等《自远古至17世纪末的俄罗斯史》（А.Новоселъце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начала Ⅹ Ⅷ ло конца》），共544页；第3卷：А·鲍哈诺夫等《俄罗斯史20世纪》（А.Бохано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Ⅹ Ⅹ век》），共608页。）。与同时期的其它新编教材相比，三卷本《俄罗斯史》具有以下特点：1.历史分期的独特性。苏联解体以来，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史学家倾向于把17-18世纪之交看作俄罗斯历史的一个重大分界线。为了使这一新观点在新俄罗斯史学中得到明确和推广，三卷本《俄罗斯史》首次采用这一分期法安排篇章布局，将俄罗斯历史的第一个重大分期定在自远古至17世纪末，而同时期的其它新编教材则仍遵循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史分期法，将第一个重大历史阶段限定在自远古至1861年；在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分期问题上，俄罗斯的史学家们也对传统的分期法提出了置疑。他们认为，不应当再继续按照意识形态的标准来划分历史阶段，而应注重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长时段性。他们反对把苏维埃时期与旧俄和后苏联时期完全割裂开来的做法，主张把整个20世纪的俄罗斯史看作一个历史阶段来考察。有鉴于此，三卷本《俄罗斯史》首次将这一分期法用于实际研究中，专门列出一卷来阐述俄罗斯20世纪的历史。其它新编教材则仍沿用苏联史学的传统分期法，以1917年的二月革命为界来分别叙述俄国史与苏联史。2.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史学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大量新史料被挖掘出来，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禁锢被打破，国外史学研究的最新方法与最新成果能够及时地为俄罗斯学者所了解。然而，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同时代和不同学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在新俄罗斯的史学中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总结和有机的融合，三卷本《俄罗斯史》在这方面做出了首例成功的尝试。全书的每一卷都有一条统领全局的主线索，围绕这一主问题，作者们运用多元化的历史研究方法来考察俄罗斯的历史进程。这样，教材的整体结构紧凑，各种研究方法配合得相得益彰。贯穿第一卷的主线索是古代罗斯——东北罗斯——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开篇三章由俄罗斯当代著名的古代史专家、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诺А·沃谢里采夫完成。作者从文明史的新视角出发，运用严谨的学术语言对俄罗斯国家的远古文明史作了精辟的论述。在俄罗斯的各类新编历史教材中，诺沃谢里采夫首次对接受基督教在东斯拉夫文明史中的地位及其对罗斯民族、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作了详细的阐述（第1卷，第78-85页）；蒙古入侵前的基辅罗斯史由萨哈罗夫教授完成，作者强调“每个时代都应当联系世界历史来认识祖国的历史”（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第1卷（《自远古至17世纪末的俄罗斯史》），第5页。），因而选取了史学研究中的比较分析法，通过罗斯与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波兰和捷克的横向比较，对基辅罗斯在中世纪世界史中的地位做了中肯的评价（第1卷，第4-9章）。第二卷的主要脉胳是：彼得一世时期的俄国——彼得一世的继承人时期的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俄国——19世纪的俄国。该卷的前半部由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Л·米洛夫完成。作者是研究俄欧劳动组织和经营类型的经济史专家，他运用传统的实用主义方法对18世纪的俄国社会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论证18世纪俄国农民劳动负担的加重和农民经济的分化问题时，米洛夫教授考察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明显地比其它教材中的编著者都高出一筹；几乎整个19世纪的俄国历史都是由П·兹梁诺夫教授撰写的。作者是一位长期从事19世纪俄国史研究的专家，目前俄罗斯各中学都在使用他主编的祖国史教材。在本书中，兹梁诺夫对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俄国社会思潮作了成功的评价。过去的教材都习惯于割裂地看待每一种社会思潮，如将资产阶级的西方派同贵族的斯拉夫派对立起来，将革命民主派同前两者分别对立起来等。作者的标新立异之处在于：把俄国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潮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认为它们之间既有共同性，又有各自的独特性。在阐述19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精神文化时，作者对俄罗斯东正教的论述见解独到。第三卷的主线索是：大转变时期的俄罗斯——由妥协转向新的进攻——战争与和平的考验——苏维埃体制的危机与垮台。历史学博士В·德米特连科—改苏联传统史学的做法，将1917年二月革命前夕至国内战争结束这段历史称作“俄罗斯大革命”（第3卷，第3章），这在各类新编历史教材中是绝无仅有的；在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古拉格体制时，史学家М·戈里诺夫运用当代西方史学中的社会学方法来考察大规模强制性劳动的形成过程，在此基础上阐述古拉格体制对苏联经济的危害性。3.史学观点的创新性。三卷本《俄罗斯史》的编著者们对俄罗斯不同时期的史学成就与缺陷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旧俄史学过多地受到了专制思想的限制，苏联史学又长期为“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决定一切的教条”所禁锢。为了汲取历史的教训，本书坚持在学术观点上不受任何主流思想的限制，采用多元化的方法研究历史，努力使本书“有效地反映出俄罗斯革命前历史编纂学、苏维埃历史编纂学、侨民历史编纂学和不同政见历史编纂学中所包含的有关我们祖国历史的更权威的、更客观的和有价值的评价”（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第6页。）。的确，教材对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独到而有根据的见解。如萨哈罗夫教授根据近年来国内同行及自己切身研究的结果指出：“11世纪初，罗斯氏族——部落关系的瓦解和早期封建关系的出现已经具有不可逆转性。在这一点上，罗斯明显地比西欧国家落后，不过，与东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的各个国家水平相当（甚至超前）”（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第102-103页。），兹梁诺夫教授在评价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活动中，认为苏联史学用“武装起义”来定义十二月党人的行为是不恰当的。十二月党人的行为本质上是一次维护真理和道德的和平抗议活动，“只是到后来才具有了政治色彩”（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第2卷（《18世纪初至19世纪末的俄罗斯史》），第335页。）；在评价1917-1921年的革命活动时，В·德米特连科博士认为，革命并没有解决俄罗斯的所有问题，甚至没有解决20世纪初俄罗斯社会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它以巨大的道德和信仰代价解决了关系到俄罗斯最贫困阶层日常需要的最简单的问题（第3卷，第191页）。另外，关于俄罗斯历史上的历次农民战争，作者们都倾向于从多种社会因素中寻找根源，而不是象苏联史学那样，简单地将其归因于阶级矛盾。
当然，三卷本《俄罗斯史》在结构与观点上还存在着有待完善的地方，如В·布加诺夫的叙述（第一卷末）与米洛夫教授的内容（第二卷开头）多处重复，第二卷与第三卷的衔接处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在论述起伏跌宕、纷繁复杂的俄罗斯20世纪史时，个别作者的观点尚值得商榷。不过，这些都属于细节和技术性的问题。整体来看，三卷本《俄罗斯史》仍不失为一部高质量的作品。它既不同于热衷于揭秘和追求轰动效应的“复辟”型史学作品，也不同于对俄罗斯历史作诸类假设的“过渡”型史学作品，它是由俄罗斯当代史学家们在归纳、总结和扬弃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推出的一部史料可靠、理论系统、评价客观而中肯的俄罗斯史学精品，俄罗斯史学家把它誉为俄罗斯历史上的“第六代祖国史教材”（注：第一代教材指18世纪的史学家尼·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第二代指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的几十种多卷本大学历史教程；第三代指波克罗夫斯基的《简明历史教程》；第四代指1938-1940年间出版的各种《苏联史纲要》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与自治共和国史》；第五代指20世纪60-80年代的大、中学教材，如未完成的12卷本《自远古及今的苏联史》等；第六代指以萨哈罗夫主编的三卷本《俄罗斯史》为代表的俄罗斯新编史学教材。见А·科米萨连科等的《俄罗斯历史的新三卷本》（А.Комиссаренко《Новый трехтомник по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祖国历史》杂志，1998年第3期，第119页。）。该教材一经问世，便被俄罗斯联邦高等教育委员会推荐为全国高校历史专业的通用教材。
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问世的同年，新俄罗斯的权威史学家们还推出了一部与该教材齐名的姊妹篇——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专著《俄罗斯史学家——18-20世纪初》（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学家——18-20世纪初》（А.Сахаров《Историки России.Ⅹ Ⅷ－начало Ⅹ Ⅹ века》），莫斯科1996年，共688页。）。本书是针对20世纪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中的两种极端倾向而写的。20世纪初，波克罗夫斯基的集子《俄国历史文献的阶级阐释》（1927年）奠定了苏联历史编纂学的基础。此后，十月革命前的许多史学家被按照阶级观点分为“贵族史学家”和“资产阶级史学家”两大类。尤其是在苏联官方史学的多卷本历史编纂学专著《苏联历史科学史纲》（50年代中叶）发表以后，许多不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旧俄史学家的名字在历史编纂学中被一笔勾销。20世纪末，俄罗斯社会的急剧变革又使历史编纂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那些曾经被诅咒的人得到了过分的赞扬，那些曾经被歌颂的人却变得暗淡无光”（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学家——18-20世纪初》（А.Сахаров《Историки России.Ⅹ Ⅷ－начало Ⅹ Ⅹ века》），莫斯科1996年，第4页。）。于是，俄罗斯的历史科学再次成为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附庸。为了弥补苏联时期俄国历史编纂学研究的漏洞，同时纠正90年代初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中矫枉过正的做法，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们对自俄国历史学产生至旧俄末期的33位颇具代表性的史学家的学术活动与建树做了系统的阐述与客观的评价。
作者们考察事物的态度是客观公允的，正如主编萨哈罗夫在序言中所说的：“在评价我们的学术先辈时，我们尽力做到不是从眼前的需要出发，而是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出发”（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学家——18-20世纪初》（А.Сахаров《Историки России.Ⅹ Ⅷ－начало Ⅹ Ⅹ века》），莫斯科1996年，第5页。）。列入本书的史学家包括：俄国第一部概括性史学专著的作者瓦·塔吉舍夫(1686-1750)、俄国第一代学院派史学家——德裔学者格·米列尔(1705-1783)和戈·巴那尔（俄罗斯国家起源“诺曼说”的创立者，1694-1738）、“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之父”尼·卡拉姆津(1766-1826)、“怀疑学派”的创始人米·卡切诺夫斯基(1775-1842)、“国家学派”的奠基者鲍·契切林(1828-1904)、“国家学派”的著名代表康·卡维林(1818-1885)、谢·索洛维约夫(1820-1879)和巴·米留科夫(1859-1943)、莫斯科学派的代表瓦·克柳切夫斯基(1841-1911)和彼得堡学派的代表谢·普拉东诺夫(1860-1933)等。此外，本书还依据大量的新鲜史料，对那些长期被历史遗忘的史学家们（如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伊·扎别林(1820-1908/09)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阿·基泽维杰尔(1866-1933)等的学术贡献作了合理的定位。作品强调，他们的学术活动是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俄罗斯史学遗产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全书由29篇论文组成，尽管内容和风格自异，但逻辑却十分严密，它们共同将俄国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轮廓清晰地勾勒出来。本书堪称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历史编纂史领域的一部佳作。
总之，三卷本教材《俄罗斯史》与历史编纂学专著《俄国史学家——18-20世纪初》的问世对于当代俄罗斯历史科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俄罗斯史学转轨的结束和新史学的最终形成。
三、新史学的发展
自1997年起，俄罗斯的新史学步入了稳步发展的轨道。新史学著作取代各类重版作品和过渡型作品成为俄罗斯史坛的主力军。在短短的四年间，俄罗斯新史学在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等领域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首先，史料学研究更加系统化。1997年，汇集近十年来俄罗斯史料成果的历史档案集——《公开的档案》（注：И·康达科娃编：《公开的档案》（И.Кондакова《Открытый архив》），根据1985-1995年俄罗斯期刊出版的档案编写，莫斯科1997年。）一书出版。该书选取1985-1995年间俄罗斯各类期刊出版的一些典型档案，经严格的史料学加工奉献给读者。作者们对史料的考究程度比90年代中叶以前有了明显的提高。俄罗斯史料学家们还将俄罗斯各主要档案馆的史料进行了系统的分类，以便研究者查寻。1997年，他们编写出一本有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各史料文库的使用手册《俄罗斯各档案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浏览手册和图书索引》。针对复杂难辨的20世纪俄罗斯的史料文献，俄罗斯当代著名史料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尼·波克罗夫斯基撰文《论20世纪文献的出版原则》，对史料研究者进行指导。作者强调，考证苏维埃时期的历史文献需遵循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即“保持文件结构的完整性”（注：尼·波克罗夫斯基《论20世纪文献的出版原则》（Н.Покровский《О принципах иэда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Ⅹ Ⅹ века》），《历史问题》杂志，莫斯科，1999年第6期，第33页。）。这一原则要求史料研究者不仅应对同一个文件的不同版本进行严格的比较，而且还应对制造、发布和实施该文件的相关资料库做逐一调查。在对文件自产生到实施的各个步骤都进行了周密的考证后，才能建立起文件的完整结构。在出版文献时，应同时附上解释该文献产生、编辑、批准和生效等活动的各类相关文件。除了文件的原件，还要附上该文件的各种复印件、副本、草稿及各种版本。有关复印件与原件的校勘情况，在文献出版的预先说明或注释中应作明确的记录。甚至对注释中的复印件，史料学家也做出了严格规定：“注释中的各种复印件也应保持外观、表格、印戳、签字、笔迹、脚注和字型上的完整性”（注：尼·波克罗夫斯基《论20世纪文献的出版原则》（Н.Покровский《О принципах иэда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Ⅹ Ⅹ века》），《历史问题》杂志，莫斯科，1999年第6期，第35页。）。波克罗夫斯基院士严谨的史料学作风为俄罗斯的史料研究树立了典范。为了对史料研究提供理论性指导，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教授И·达尼列夫斯基等推出了一部俄罗斯史料学新编教材《史料学、理论、历史和方法——俄罗斯史料》（莫斯科，1998年）。教材对史料学理论、俄罗斯史料学的发展史以及史料研究的基本方法等作了全面的阐述。作者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观点，即认为史料的功能是为获得信息和从事史学研究服务的，而是运用当代欧美史料学的新观点，把史料看作一种文化现象来分析，通过考察人际社会中史料建立与认知的复杂过程以及史料作者与研究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来证明史料是人类文化的产物。
其次，历史问题研究的多元化格局业已形成。在俄罗斯的祖国史研究领域，猎奇秘史的年代已成为过去，学者们开始对俄罗斯历史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层面作冷静的反思。这一时期，有关俄罗斯祖国史的专题性学术成果不胜枚举，俄罗斯外交史、经济史、文化史及思想史等史学分支学科也逐步形成。具有代表意义的专著有：И·根金的《俄国银行与经济政策》（莫斯科，1997年）、Н·列彼娜的《苏联城市的日常生活（1920-1930年》（莫斯科，1999年）、И·潘根耶夫的《俄罗斯民族的习俗与传统》（莫斯科，1999年）。Б·伊金别尔格的《俄国知识分子与西方（19世纪）》（莫斯科，1999年）、Е·杜科夫的《18-19世纪的俄国消遣文化》（圣彼得堡，2000年）、К·阿依梅尔马赫尔的《苏联和后苏联时期的民族史》（莫斯科，1999年）和Τ·吉莫什娜的《俄罗斯经济史》（莫斯科，2000年）等。在俄罗斯史学的新兴领域——教会史的研究中，1997年，产生了新俄罗斯的第一部教会通史性宏著《俄罗斯教会史（988-1996，九卷本）》（莫斯科）。随后，有关俄国政教关系史和东正教断代史方面的专著相继出现。颇具影响的作品有：神甫阿·尼科林的《教会与国家（法规史）》（莫斯科，1997年）、俄罗斯当代史学家、俄国东正教史专家谢·里姆斯基的《19世纪的俄国东正教会》（顿河罗斯托夫，1997年）和《19世纪的东正教会与国家》（顿河罗斯托夫，1998年）以及И·杜布罗沃尔斯基的《古拉格：建设者、居户和主人——古拉格集中营对东正教会的剥夺与排挤》（莫斯科，1999年）等。此外，受当代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俄罗斯新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Е·谢亚尼夫斯卡娅的专著《20世纪的战争心理学：俄国的历史经验》（莫斯科，1999年）作为俄罗斯军事心理史学的开篇之作，引起了俄罗斯国内外同行的极大关注。
应当承认，在俄罗斯史学的转轨时期，由于史学家们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祖国史领域，俄罗斯的外国史研究暂时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新史学形成以后，俄罗斯的外国史研究面貌大为改观，产生了一大批学术含量较高的专著，如В·库佳温主编的《西、南斯拉夫史》（莫斯科，1998年，第1卷——中世纪和近代；第2卷——现代。）和德·布拉宁的《世界历史问题》（圣彼得堡，2000年）等。与此同时，随着同欧美当代史学思潮的接轨，当代世界史研究也成为俄罗斯新史学中的热门话题。在社会史研究领域，1998年，经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阿姆斯特丹）资助，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共同创办了史学年鉴《社会史》杂志。目前，已出版社会史年鉴3卷，内容涉及俄罗斯国内外的政治史、历史人物史、城市史、妇女史、社会民族史、工人史、人口史和家庭史等诸多方面；在新经济史领域，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经济史中心创办的《经济史》年鉴（1998年）也将近两年的国内外经济史研究成果推荐给读者。
再次，俄罗斯的史学理论研究成绩斐然。在俄罗斯历史编纂学领域，А·切尔诺巴那夫的五卷本著作《18-20世纪的俄罗斯史学家》（莫斯科，1998年）将俄罗斯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又推上一个新台阶。同萨哈罗夫的《俄罗斯史学家18-20世纪初》相比，该专著的研究范围明显扩大，历史分期也更加明确。它按照年代顺序，对俄罗斯自古及今各历史阶段80位史学家的学术建树作了中肯的评价。全书将俄罗斯历史编纂学的全部历史分成卡拉姆津以前、卡拉姆津至谢·索洛维约夫时期、1861年——20世纪初、侨民时期、20世纪20-30年代和二战至90年代六个阶段，根据每个阶段的历史编纂学特征，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史学家进行评述。此外，专著还对个别研究世界史的俄罗斯史学家作了阐述。专著的每一章后面都附有史学家作品索引及后人的研究文献，这种结构安排不仅增强了专著本身的学术性，而且为读者参考提供了方便。1998年，Г·格拉西闵科主编的高校教材《俄罗斯史学史（十月革命以前）》（莫斯科）在俄罗斯高校的人文系普及。作者从世界历史和哲学思潮的角度考察俄罗斯的史学发展史。他指出，俄罗斯史学中的文明和社会形态观点早在19世纪中叶就出现了，孔德和马克思的著作是这种观点产生的直接原因。后来，社会形态学说在普列汉诺夫、列宁和波克罗夫斯基那里得到了发展，文明的学说为俄国史学家拉巴—达尼列夫斯基所继承。
近年来，俄罗斯的史学理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为了及时把握国内外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俄罗斯许多综合大学的历史系都增设了新的部门——史学理论问题信息分析中心。该机构创办的宗旨是：吸收俄罗斯科学院和各高校的史学理论人才来共同总结国内外史学研究的经验，系统地出版反映当代世界史学思想的信息与材料，努力将跨学科的新理论推广到历史教学与研究活动中。1998年，莫斯科大学史学理论问题信息分析中心出版了学术论文集——《历史学研究的理论问题》。该文集所探讨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当代文化传统语境下的新历史科学。作者们从批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角度为新史学辩护，强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过程本质上都不是直线型的”（注：А·雅斯特烈彼茨卡娅主编：《现代文化传统具体环境下的新历史科学》（А.Ястребицкая《Нов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кулътурной традиции》），《历史研究的理论问题》，莫斯科1998年，第45页。）。另一个主题是俄罗斯现代社会史的方法论和史料学问题。学者们注意到，随着家庭史、妇女史、心智史和行为模式史在俄罗斯的兴起，社会史研究的范畴明显扩大，现代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新趋势是从社会上层史转向下层民众史，学者们将这种历史研究的新视野称作“微观历史学”（注：А·索洛维约夫：《现代俄罗斯社会史学》（А.Соловъев《Социалъ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новейшего периода》），《历史研究的理论问题》，第109页。）。他们赞同将回忆录和日记作为新型史料运用于学术研究中，但同时指出，不应当把它们当作唯一的史料；关于史学研究中的计量学方法，学者们认为，该方法因过分追求客观历史知识的极限值而变得不可取，因为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中，这一极限值是不可能达到的。
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日常生活史越来越受到俄罗斯史学家们重视。俄罗斯当代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尤·波里亚科夫把日常生活史看作人类的永恒主题，强调“历史首先是过去的日常生活史”（注：尤·波里亚科夫：《日常生活中的人》（Ю.Поляков《Человек в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祖国历史》杂志，2000年，第3期，第125页。）。他的专著《历史科学：人和问题》（莫斯科，1999年）对人在现代社会史学中的位置作了详细的阐述。社会性别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中叶在美国形成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1990年，俄罗斯第一个社会性别研究中心在莫斯科成立。1991年，彼得堡也出现了类似的研究中心。1992年以后，社会性别研究中心几乎遍布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所有综合大学。1997年，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Л·普什卡廖娃推出了俄罗斯社会性别史中的第一部高校教材《社会性别分析及其在文化史研究中的应用》。作者对社会性别研究的产生、形成、发展和前景作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指出社会性别研究是分析史学的一种有益的方法并建议将这种方法广泛地在文化史研究领域中推广。
当然，俄罗斯新史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90年代初，一些从未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数学家、侦探作家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追随者们伴随着俄罗斯社会的揭秘热闯入历史学领域。他们试图运用非历史的方法（如数学拓扑法和文学虚幻等）来证明俄国和世界史中早已被考古学家和史学家们考证过的历史现象，从而建立一门完全非传统类型的历史学科。其代表性作品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数学家А·方明科与Г·诺索夫斯基合著的《新年代学与罗斯、英国和罗马古代史的构想》（莫斯科，1995年）、А·布什科夫的《未曾有过的俄罗斯：猜测、解释、假设》（彼得堡，1997年）、Л·波恰罗夫等的《俄罗斯历史的咒文（事实、猜测、解释）》（莫斯科，1998年）、泛突厥主义者М·阿吉耶夫的《欧洲、突厥、大草原》（莫斯科，1998年）和В·甘吉巴的《禁史》（彼得堡，1998年）等。这类作品的作者们还不断向历史科学发威，鼓动人们将那些用学术语言写成的史学著作“扔到垃圾箱里”（注：А·布什科夫：《未曾有过的俄罗斯》（А.Ъушков《Россня，которой не было》），莫斯科，1997年第5页。），大胆地展开联想的翅膀，通过自己的智慧来创建新型史学。
外行人士的涉足引起了俄罗斯史学家的关注。史学家Д·沃洛季辛等对这种史学现象作了初步的考察并首次将其定义为“大众史学”（注：俄文为“Фолък—хистори”，源自德语。见Д·沃洛季辛等的《花里胡哨的俄罗斯史》（Д·Володихин《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в мелкий горошек》），莫斯科，1998年第5页。）。随后，不断有史学家撰文指出大众史学在史料研究和学术方法上的缺憾，1999年，诺索夫斯基等撰文《旧批评和新年代学》（注：Г·诺索夫斯基和А·方明科：《旧批评与新年代学》（Г.Носовский и А.Фоменко《Старая критика и новая хронология》），《涅瓦》杂志，1999年第2期。），表明自己的大众史学观，进而导致历史学家与大众史学作者之间的矛盾升级。1999年12月，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举办了题为《“新年代学”的神话》的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地质学家、俄罗斯史和世界史领域的专家、东方学者、宗教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共400人。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对方明科的新年代学进行客观的定位。会上，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莫大考古教研室主任瓦·雅宁教授从考古学的角度对方明科在历史研究中的漏洞作了分析，认为方明科的研究与历史事实相违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汉学家、历史学家В·米亚斯尼科夫指出，方明科否定17世纪以前中国文明存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最后，学者们一致呼吁全国各权威科研机构携手合作，共同抵御大众史学的侵蚀。至此，历史科学与大众史学的冲突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俄罗斯科学院核心刊物《祖国历史》（2000年，第4期）杂志以《历史学容不得一知半解》为题，将会议发言刊登出来，号召全国的史学工作者引以为戒。
综上所述，俄罗斯近十年的历史科学经历了一个颇为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苏联解体的初期，自由主义思潮盛行，俄罗斯史学中出现了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倾向，1995年以后，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异军突起，形成了与自由主义争分天下的局面，历史科学的多元化趋势也日渐明显。近四年来，社会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在诸多社会思潮中逐渐跃居上风，权威主义在俄罗斯复兴。在俄罗斯祖国史的研究中，将20世纪史看作一个整体的观点在新俄罗斯史学界已达成共识，苏联时期的成就再次得到史学家的肯定。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频繁更迭、史学研究方法变幻多端的转折时期，俄罗斯历史学的成果自然良莠不齐。可喜的是，俄罗斯的新史学已经拥有了较强的免疫能力，它将在学术争鸣中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