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古代印度哈拉巴文明的特点
易宁/徐耀耀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9期
【原文出处】《《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02期第3～10页
【英文标题】On the Features of Harabaian Culture in Ancient India
Yi Nin Xu Yao Yao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Studies,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100875;Politics & History Dept.,Nanchang Vocational & TechnicalTeachers' College,330013)
【作者简介】易宁(1955-)，男，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外思想史比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100875；
徐耀耀(1952-)，男，江西南昌人，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区域经济，世界与中国近现代史。 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政史系，330013
【关 键 词】印度/哈拉巴/特点India/Haraba/features
中图分类号：K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558(2001)02-0003-08
哈拉巴文明不仅是印度次大陆最早的文明，也是人类社会的早期文明之一。它产生于公元前2300年。但是，哈拉巴文明长期尘没于世，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发现。在此之前，印度文明起始的确切时间定在公元前7-6世纪，即恒河流域国家的兴起。哈拉巴文明的发现，把印度文明产生的时间提前了1500余年。因此，探讨哈拉巴文明不仅是印度文明史，而且也是世界文明史研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本文主要对哈拉巴文明的特点作一些讨论。
一
哈拉巴文明发现于1922年。此年，英国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旁遮普地区的哈拉巴发掘出一座古代城市遗址，出土了许多古物和印章。1923年，在离哈拉巴西南约590公里信德地区的摩亨佐·达罗，发现了另一座城市遗址。随后，约200余处属于同一类型文化的城市和村落遗址，陆续被发掘出来。这一新发现的古代文明被称为“印度河流域文明”。按考古学界以首次发现的地名命名的习惯，它又被称为“哈拉巴文明”。
哈拉巴文明的范围很广，东起阿拉姆吉尔普尔（德里附近），西达苏特卡根·杜尔（距伊朗东境约40公里），北抵曼达，南达马尔范、佐克和戴马巴德等地。其起止时间，据碳14测年法的测定，中心地区（哈拉巴、摩亨佐、达罗等）约为公元前2300-2000年，周边地区约为公元前2200-1700年。（注：关于哈拉巴文明起讫的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此据贾因(K.G.Jain)的说法，见其所著《印度的史前史和原始史》(Prehistory and Protohistory)，新德里，1979版，第122页。）
哈拉巴文明发现后，关于其起源问题曾在学术界引起激烈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哈拉巴文明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的。苏美尔人于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扩张到印度河流域，建立了一些城市国家。有的学者则认为，哈拉巴文明的创造者是来自伊朗地区的雅利安人。（注：关于哈拉巴文明起源问题的争议，参见贾因；《印度的史前史和原始史》，第122-129页。）随着对哈拉巴文明研究的不断深入，现在一般认为该文明是在印度本土发展而来的，而不是外来的文明。学者们指出，公元前四千年代印度俾路支斯坦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较快，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出现了农业村落。约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这一地区的农民开始向印度河流域的平原地区迁徙。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促使了印度河平原地区向农业村落经济过渡。这一时期，印度河流域存在多种铜石并用的农业文化。如阿姆利文化、科特底基文化和前哈巴文化。这三类文化都源于俾路支斯坦的农业文化，但各具特征。例如，作为文化特征重要代表物的陶器，科特底基的陶器用陶轮制作，器壁为红色或浅红色，口缘描绘了黑色或红色的宽带纹。陶器造形简练，器壁较薄。前哈拉巴式的陶器稍为粗糙一些，外形厚重，可能烧制的火候较低。
哈拉巴文明源于前哈拉巴农业文化。前哈拉巴文化在哈拉巴、摩亨佐·达罗等地都有发现。在摩亨佐·达罗，考古学家对城市地面以下的层位进行钻探，发现文化层深达12米。由于至4-5米时见水，还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工作。但据出土的一些遗物，表明此地的城市文明形成之前存在前哈拉巴文化。考古学家把在摩亨佐·达罗挖掘的陶器分为A——D四组。其中的C组大体为城市文明形成时的陶器。早于C组的A、B组陶器，“绝大多数是前哈拉巴文化型的”。（注：徐朝龙：《关于印度河文明的新认识》，载《考古》，1989年，第11期。）这两组有少量科特底基型的陶器，大概是摩亨佐·达罗的居民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从科特底基带来的。据考古资料，哈拉巴、摩亨佐·达罗等地的前哈拉巴文化都经历了由农业村社向城市文明的过渡阶段。
公元前三千年代下半叶，是哈拉巴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哈拉巴文明的居民曾向外进行较大规模的移民。印度河流域出现许多新的居民点。一些原属科特底基、阿姆利等文化的地方，开始流行哈拉巴文化。如印度河中下游东岸科特底基文化的村落就出现这种情况。不过，印度河流域还有不少村落当地文化与哈拉巴文化并存，有的甚至仍流行原来的文化。这说明，哈拉巴文明向外扩展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哈拉巴文明的移民活动，是以和平或暴力的方式进行的。在印度河下游的阿姆利遗址，发现厚厚的烟灰，表明这里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屠杀。而旁遮普苏特累季河附近的卡利班甘，则未出现这种情况，大概经历了和平过渡的阶段。哈拉巴文明居民向外扩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人口增加，原住地范围过于狭小，迫使一些居民不得不向外迁移。例如，摩亨佐·达罗位于印度河中下游西岸。它的西面是丘陵地带，向东越过印度河则是广阔的平原地区。摩佐亨·达罗的居民向西发展有困难，所以他们选择了往东面科特底基人活动的地区进行扩张。哈拉巴文明居民向外迁移，虽然在一些地区造成了破坏，但使文明的范围大大地扩展了，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在研究哈拉巴文明的起源时，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什么人创造了这一文明？学者们对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等地出土的几百具人体遗骸作了分析，发现原始澳大利亚人种、蒙古利亚高山人种，地中海人种和欧洲高山人种等多种成份。这说明，哈拉巴文明的创造者不能归于单一的人种。哈拉巴文明居民的宗教，也有多样化的特点。考古学家在摩亨佐·达罗、卡利班甘等城发现大型的“浴池”。这种“浴池”与举行沐浴和洁身的宗教仪式有联系。而洛达尔、卡利班甘等地则流行与“火祭”有关的仪式，有火祭坛。这些不同的祭仪，无疑是从前哈拉巴文化时期沿袭下来的。居民对神的崇拜也多有不同。例如，有的崇拜树神，有的崇拜虎神，还有对蛇神、牛神的崇拜等等。宗教信仰上的不同，反映了居民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可见，前哈拉文化向文明过渡之时，融合了其他文化的成份。
总之，在印度本土产生的哈拉巴文明经历了农业村社的发展阶段，并融合了其他文化的成份。哈拉巴文明居民向外移民，扩大了文明的范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
人类文明社会的形成有四个重要标志，即文字、城市、阶级和国家的出现。在哈拉巴文明的早期，已出现了文字。这些文字刻在石头、陶土或象牙印章上，大体属于字母文字，有419个符号，其中基本符号62个。至文明后期，文字基本符号只有22个，符号上出现标明重音的短划，反映了字母文字向表音文字的过渡。但是，这些文字迄今尚未译读成功。因此研究哈拉巴文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点，只能依据考古资料。
据考古发掘，哈拉巴文明有不少城市。这一时期的国家是以一个或几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的村社而形成的。城市国家的规模不大。其中最大的城市哈拉巴、摩亨佐·达罗和甘瓦里瓦拉，占地面积也仅1平方公里左右，居民估计约各有35000人。其他的城市则更小，如卡利班甘只有0.22平方公里。
城市的建筑布局相似，分卫城和下城两大部分，甚至盖房和彻城墙用的砖，其比例都大体一致，为4:2:1。这些城市，以摩亨佐·达罗存留的遗迹较多，也最能反映这一时期城市的特征。摩亨佐·达罗的卫城建在较高的山岗上，四周围以砖墙。其中心地区有一个砖彻的大浴池，长12米，宽7米，深2.4米，池壁有防水的沥青层。两端的阶梯通向池底。这个浴池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卫城东面是一组建筑物，其中的一个大厅，面积约170平方米；南面有一排建筑物，包括一个25平方米的厅。这些建筑物无疑是城市国家的办公地点和公众聚会的地方。卫城的西面是堆放粮食的仓库，共27排建筑物，带有通风的孔道。仓库的周围有一些供劳动者居住的小房舍。从卫城的建筑看来，这里是城市国家的统治中心。
城市的下城是商业、手工业和住宅区，设计布局相当合理。街道呈东西向或南北向垂直相交，把下城分割成一些街区，其中一条主要的街道，长约0.8公里，宽约11米，可以并排行走9辆大车。每个街区中又分布着小巷，也呈东西向或南北向，与大街的道路相交叉，构成了一套有序的交通网络。街道和小巷下面有砖彻的排水沟，沟上用砖或石板作顶盖。街道两旁建筑物的窗户朝院内开，临街仅见房屋的墙壁，显得十分整齐。为了便于交通，街道十字路口的房屋墙壁均呈半圆形。街道上，每隔一段路设有一个路灯杆。
城市住宅的大小不一。大的住宅是二、三层的楼房，有开阔的庭院和水井。房间分卧室、起居室、储藏室、厨房、浴室和厕所等等。浴室的地面不漏水，有坡度使水流向一个角落，并通过管道流入室外的水道中。小的住宅仅有一、两间房间，有的甚至是简陋的茅草房。
摩亨佐·达罗的城市建筑，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卫城的城墙和办公用房，表明统治权力的存在和凌驾于普通劳动者之上的国家机构已经形成。住宅的差别，反映了居民贫富的分化和阶级对立的存在。这一时期的城市国家，无疑是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之上的。但是，城市国家的社会制度是奴隶制还是其他类型的制度，由于资料的缺乏，还难以作出判断。
关于城市国家的政治体制，也只能作一些有限的分析。考古学家在旁遮普邦阿姆利则市不远的地方发现属于公元前三千年代的神像。神像头戴王冠，右手持荷花。在一些遗址，出土了有三张面孔的神像，头戴王冠，裸体，束腰带。它的周围有一只象、一只犀牛、一只虎、一只野牛和八只羚羊，表现为百兽之主的形象。神的形像往往是人们根据人间社会的现实情况而幻想出来的。此外，一些印章上也描绘了头戴王冠者的图案。根据这些事实，有的学者认为，城市国家的政体“是君主制”（注：方广锠：《论印度河文明衰亡的原因》，载《南亚研究》，1991年，第3期。）。这一见解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即使当时实行了君主制，王权也并不强大。因为在哈拉巴文明的遗址中，未见大型的王室墓地，也没有王室铭文和寺庙建筑。而这些在其他文明古国的遗址中是经常能见到的。城市国家的政体，还带有氏族制度的残余。在印度河流域，考古学家发现大量印章。这些印章上描绘了动植物的图形。其中以独角兽最多，约占60%；其次是公牛。这两类印章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地区广为分布。在印章上的描绘图形，是沿袭氏族部落时期图腾崇拜的习惯。据此，可以认为，出自崇拜独角兽和公牛氏族的人在统治阶级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城市国家的政治制度保留了一些“原始社会组织的特点”。（注：刘欣如：《印度古代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城市国家组建了军队。在许多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作为兵器的三角形和球形的石块或陶块。印度河流域边缘地带有一些孤立的哈拉巴文化遗址，出土物多为这一类的石块和陶块，还有烧制陶块的窑。这些遗址可能是城市国家派出的军队的营地。但在遗址中未发现制作精良的武器。摩亨佐·达罗出土的长矛很简陋、矛头单薄、易弯。弓箭的箭头也很小。武器的简陋，说明兵器的制作水平较低。在出土的印章、雕刻艺术品和其他遗物上，没有见到关于战争场面的描绘。而这类描绘在其他同时期文明的遗物上是常见到的。可见，城市国家的暴力机构还是“非常薄弱”的。（注：高善必：《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王树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2页。）
至于城市国家之间的关系，哈拉巴、摩亨佐·达罗和甘瓦里瓦拉是地位最为重要的三大城市。甘瓦里瓦拉靠近印度河五条支流的汇合处，周围的居民点密集，农业较发达，并与拉贾斯坦的铜矿产地及其铜器制造地相邻。在农产品交易、铜产品加工和贸易方面，甘瓦里瓦拉可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哈拉巴位于印度河上游，北部的小喜马拉雅山脉、西部的苏来曼山脉和西南的北拉贾斯坦蕴藏了丰富的矿产，旁遮普则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哈拉巴控制了大量的矿产和森林资源。摩亨佐·达罗位于印度河中下游，距哈拉巴约600公里，周围分布着许多大小不一的城镇和村落遗址。古代印度与西方交流的三条重要通道，即波兰出口、俾路支斯坦南部平原和阿拉伯海的沿海港口都由它控制。摩亨佐·达罗所处的位置，表明它的作用更多的是往其他城镇输送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以及与西方的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地区进行贸易。这三座城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但与其政治力量也不无关系。若无较强大的政治势力为基础，是难以维持在经济方面控制权的。不过，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存在以这三座城市为中心的三大城市国家联盟。哈拉巴文明的国家大体上还是处在小邦分立的阶段。
总之，哈拉巴文明的城市国家具有早期国家的特点，即国家的规模比较小，人口较少，暴力机构不强大，政治制度还保留了氏族社会的残余。
三
哈拉巴文明的社会经济情况，从考古遗物则能得出较为清楚的了解。这一时期已进入青铜时代，社会生产力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城市、农村和文明的边远地区有广泛的经济联系。
城市作为文明的中心，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城市经济主要为商业和手工业。城市内有各类手工业作坊，如青铜器作坊、装饰品作坊、棉花纺织作坊、砖窑、陶窑等等。在城区之外，还分布了一些手工业区。例如，加格尔河地区的遗址，有45%是手工业生产地。摩亨佐·达罗城东北的苏卡尔有较大规模的石刀制作作坊。这里生产的石刀在许多地方都有发现。这些作坊的出现，反映手工业生产具有专业化的特点。青铜冶练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工匠掌握了溶解矿石、锻冶、铸造焊接金属器具的技术。用青铜制作的生产和生活用具有斧头、鱼钩、盘子、镜片等。陶器生产也大为发展。陶器分彩陶和素陶两大类。彩陶是在红色滑泥上描绘黑色彩饰，并绘上人物、动植物或几何图形，甚至还有色彩鲜明的彩釉。工艺品则更能反映手工业生产的水平。工匠用金银或宝石、矿石制成项链、头饰、鼻饰、耳环等装饰品。有些宝石装饰品上有很光滑的小钻孔，以及用硝酸铜或苏打液蚀出的图案。一些遗址还出土了制作精巧的铜牛车和马车模型。石雕艺术也很有特色。摩亨佐·达罗出土了一座祭司石雕象。他的眼睛细长，鼻子高耸，嘴唇宽厚，额头向后倾斜，面部神态庄严，身穿缀满三叶纹图案的长袍，表现出祭司高贵的地位和道貌岸然的形象。哈拉巴的一座裸体男雕象，胸部和背部的肌肉隆起，外形线条清晰，显得十分强壮有力。摩亨佐·达罗的青铜雕象“裸体舞女”，更是艺术品的佳作。雕象高约11.4厘米。舞女的身段苗条，肢体修长，左腿微抬，左手伸向膝盖，右手叉腰，舞姿轻盈飘逸，身上的一条项链仿佛随舞步而轻轻地晃动，形象栩栩如生。这类雕塑品不仅反映创作者的艺术思维能力，而且也表现了相当高的工艺制作水平。
城市的商业活动活跃。商人组织商品的出售，运送手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在巴纳瓦利城的商人住宅遗址，发现印章、砝码和形状不一储藏罐。罐内装有各种货物，包括粮食、珠宝等等。印度河流域的度量衡制度较为统一。计量用具是青铜或贝壳制作的杆尺，单位长度为0.67厘米或0.9厘米，均为十进位；重量器具是立方体石砝码，单位重量为0.875克。度量衡制度的统一，说明各地之间有广泛的经济往来。为获取充足的物资资源，城市国家还在偏远的地区建立城镇或居民点。今之阿富汗的巴达赫尚是当时的天青石重要产地。这种矿石是古代印度人制造装饰品的重要原料之一。此地有不少采矿点和作坊。居民把矿石和加工了的装饰品运往各地出售。哈拉巴文明区域东南角的洛塔尔，离红玛瑙产地纳尔巴达河谷不远，是生产和加工红玛瑙的重要城市。此城周围没有农业村落，几乎是一座孤城。显然，这里的居民要靠当地非哈拉巴文明的部落的人去采集矿石，并通过贸易交换的方式来获取。这类远离文明中心区域的城镇和居民点，在沟通边远地区与文明中心城市的联系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印度的对外贸易也很活跃。贸易的对象主要为两河流域国家。在两河流域的阿卡德、埃什努那等城发现哈拉巴文明的印章。乌尔、尼普尔等遗址中出土了红玛瑙珠等装饰品和工艺品。盖有印度河商人印章的货物储藏泥罐，在许多地区都有发现。马里城一位名叫埃毕克·伊尔的官员的雕象旁边，“出土了印度河流域陶器的碎片”。（注：《剑桥古代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1卷，第2分册，第116、295页。）一些城市，如摩亨佐·达罗、洛塔尔是对外贸易的重镇。在洛塔尔城的东面，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船坞遗址，面积约7992平方米，有一条7米宽的水道直通波加沃河。船坞的西南面有一座建筑物，面积约658平方米，“可能是存放货物的仓库”。（注：勒尔：《印度河文明》，载巴沙姆编：《印度文化史》，闵光沛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这座船坞的作用主要是在贸易方面的。当时印度与两河流域的贸易，主要采用“贸易港”方式，（注：刘欣如：《印度河文明的对外贸易》，载《南亚研究》，1987年，第2期。）即商人在两地之间的一些地方进行交易。两河流域形的楔形文字文献经常提到的第尔蒙（今之波斯湾的巴哈兰岛）、马干（俾路支斯坦南部平原）和抹露哈（印度西海岸和古贾拉特邦沿海地区）等，就是重要的交易地。大宗的商业贸易，大概是由国家组织商人进行的。这从摩亨佐·达罗、哈拉巴和甘瓦里瓦拉的位置及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可以看出（见上文）。但民间的商业活动也肯定是很活跃的。在沟通城市与农村地区的物质交流方面，商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哈拉巴文明的社会经济中，城市虽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文明的经济基础还是农业。在已发现的遗址中，村社占绝大多数。村社是国家的基层组织。村社的分布，有的位于城市附近；有的则离城市较远。村社的规模一般都不大。如加格尔河地区的村社遗址，60%占地不到5公顷；25%占地约5-10顷。农民的农牧业活动范围大致在5-10公里之内。村社的耕地，大多为河边肥沃的洪泛地。在这类土地上种植农作物，农民不用费大的力气就能获得较好的收成。所以，尽管哈拉巴文明的手工业生产技术较高，但农具却较为简陋，多为石制农具。农产品种类很多，有大麦、小麦、栗、豌豆、油菜、芝麻、蔬菜和棉花等等。在今古贾拉特邦的遗址，发现稻壳和埋在粘土中的麦穗状花，表明在水源丰富的低洼地方已开始种植水稻。从农作物品种看来，“当时已实行两收作物制”。（注：伊尔凡·哈比布：《印度史上的农民》，姜述贤译，载《南亚研究》，1987年，第2期。）据对哈拉巴文明遗址出土的人体骨骼分析，没有见到牙齿因日常的食物不同而出现不同磨损的情况。这说明，居民的食物以农产品为主。农村地区与城市有广泛的联系。在城市中，一般都建了粮仓。摩亨佐·达罗的粮仓在城市内。哈拉巴的粮仓则建在城外，面积约2365平方米。粮仓分割成若干库房，每个库房的面积达90平方米。这座粮仓建在城外，是因为此地靠近拉维河。农村地区的粮食可经水路直接运到粮仓。这类粮仓，大概用来贮存国家征收或购买来的农产品。城乡居民之间则通过商人或自行进行贸易往来。在农村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器器皿和工艺品，大多数是城市专业手工业者制造的。
在哈拉巴文明的边远地区，还有众多土著的村社和畜牧业部落。它们与城市国家也有经济方面的往来。例如，俾路支斯坦和喜马拉雅山区有一些畜牧业部落。牧民们夏季时在山区牧场放牧，冬季时把牧群赶下山来。他们在山下的营地，有的就在哈拉巴文明的城镇附近。他们向城镇提供牧产品，而城镇则供给他们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拉贾斯坦铜矿产地的一些土著部落，有冶铜和制造铜器的技术。他们通过水道向城镇输送铜矿石和铜器。在长期的经济往来中，一些土著居民逐渐受到文明的影响，在苏特累季河畔的村落遗址，发现当地“巴拉文化”与哈拉巴文化的器物，表明两种文化是并存的。今之卡拉奇附近有一个名为“阿那第诺”村落遗址，出土了刻有独角兽、公牛等图案的印章，是典型的哈拉巴式的。此地大概已纳入哈拉巴文明城市国家之中，或至少臣服于城市国家。
据以上分析，哈拉巴文明的社会经济分为城市经济、农业经济以及边远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经济三大部分。城市经济居中心地位，农业经济是基础，边远地区的村社和部落与城镇有经济方面的往来。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内部有较密切联系的体系。
四
哈拉巴文明存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约公元前二千年代末期，它迅速走向衰落。关于哈拉巴文明衰落的原因，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
在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一种文明的衰落，往往与外族的入侵联系在一起。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哈拉巴文明也是被外族所灭亡的。（注：参见贾因：《印度的史前史和原始史》，第152-154页。）他们指出，哈拉巴文明的一些城市有遭到破坏的痕迹。如摩亨佐·达罗下城南部的一所房屋里，发现十三具骨骼，横躺竖卧，杂乱无序，有的手骨上还有手镯、戒指和串珠环。这些人可能是突然遭到杀害的。城市的街头、水井旁也发现一些遗骨，有的上面有明显的刀痕。在哈拉巴卫城的上层发现具有外族风格的陶器。这类陶器在强胡·达罗和阿姆利城也发现了。但在谁是入侵者的问题上，看法又有分歧。一种看法认为，古代文献《梨俱吠陀》）提到，雅利安人的战神因陀罗和火神阿耆尼摧毁了敌人的城市。哈拉巴文明大概是被雅利安人毁灭的。另一种看法认为，入侵者可能是居住在印度河流域周边地区的部落，或邻近伊朗地区的部落。但是，这种外族入侵说缺乏充分、确凿的证据。摩亨佐·达罗等城的死者，未必就一定是被外族人杀害的。哈拉巴文明衰落前，雅利安人已进入印度次大陆。但他们大规模地进入则较晚。考古学家在恒河上游发现青铜时代特异的绘画灰陶文化，从东旁遮普一直到恒河流域的朱木拿河口，年代约公元前12-11世纪。这是雅利安人大规模入侵的重要证据。而此时，哈拉巴文明已经衰落几百年了。在哈拉巴文明的区域内，虽发现了一些印度河周边部落人居住的遗址，但分布并不广泛。人数这样少的外族人灭亡了哈拉巴文明，显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在外族入侵说提出之时，也有的学者力图从地质和生态环境的变化方面寻找原因。他们指出，摩亨佐·达罗城附近是一个地震中心。约公元前1750年左右曾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地震引起洪水泛滥淹没了该城。（注：参见雷克斯(R.L.Raikes)：《印度河古代城市的衰亡》(The Endof Ancient Cities of Indus)，载《美国人类学杂志》，第66卷（1964年）第284页以下。）海港城市罗答尔的衰亡，与海水的后退有一定的关系。加格尔河地区原有很多居民点。后来由于河水干涸，人们被迫迁移他处，使这一地区荒凉了。后来的文献提到洪水泛滥之事。如《百道梵书》说，洪水曾毁灭世界，人类始祖摩奴得到神鱼的启示造船逃脱了这场灾难。（注：参见崔连仲：《从佛陀到阿育王》，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不过，地质和生态变化可能导致某些城市的破坏，但把这种变化作为范围十分广阔的哈拉巴文明衰亡的原因，还嫌证据不足。至于《百道梵书》所谓洪水泛滥之事，是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都有的传说。即使确有此事，也无法断定发生在哈拉巴文明时期。
据现有的资料，我们认为，哈拉巴文明的衰亡与其自身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上文提到，哈拉巴文明的社会经济比较发达，初步形成了一个体系。但城市国家规模一般不大，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也就是说，这种自然形成的经济体系没有一个强有力、统一的政治制度与其相配合，因此又是比较脆弱的。一旦某些方面受到破坏，这个经济体系很可能失去平衡。摩亨佐·达罗等城市遭到破坏，丧失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无疑是导致文明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作为文明基础的农业所存在的局限性，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哈拉巴文明时期，农民的耕地主要为河边易于耕种的洪泛地，农民的活动范围不大。当城市文明达到盛期，人口大量增加时，农业经济必须进一步发展。由于印度河流域的气候干燥，要提高农作物产品需要一定规模的灌溉工程。当时农民并没有铁器，青铜工具也不多，修建灌溉工程是很困难的。因此他们采用了向外迁徙的方法。雅木拿河、恒河和古贾拉特等地区有许多新的居住遗址，说明农民已向东北和东南方向扩展。但在新的居住地，农民又碰到了生产技术上的问题。印度河流域处于亚热带干旱或半干旱地带，适合种植小麦、大麦，畜养黄牛、山羊等动物。而恒河流域和德干高原则属于潮湿的热带气候，适于水稻等植物的种植和水牛等动物的生长。农民没有铁器和热带地区的耕作经验，在新的定居地发展生产是很困难的。因此，作为文明基础的农业发展就停滞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外族的入侵或自然灾害又带来了一些程度不同的破坏，最终导致了文明的衰亡。
哈拉巴文明衰亡后，印度文明的进程一度中断。城市消失了，社会退而转向小型的村落生活。生产力水平也大大地落后了。但是这种历史的倒退只是暂时的。约至公元前7-6世纪，恒河流域兴起了许多以雅利安文化为主导的城市国家，历史又迈进了新的文明时期。而这一时期城市文明的兴起，受到哈拉巴文化多方面的影响。哈拉巴文化的农业传统对雅利安人从游牧转向农业定居生活起了促进作用。雅利安人的陶器、度量衡制度等都与哈拉巴文化的类似等等。因此，作为早期的文明，哈拉巴文明不仅在古代印度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古代印度文明的发展也是有重要影响的。
收稿日期：2001-02-04^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9期
【原文出处】《《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02期第3～10页
【英文标题】On the Features of Harabaian Culture in Ancient India
Yi Nin Xu Yao Yao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Studies,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100875;Politics & History Dept.,Nanchang Vocational & TechnicalTeachers' College,330013)
【作者简介】易宁(1955-)，男，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外思想史比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100875；
徐耀耀(1952-)，男，江西南昌人，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区域经济，世界与中国近现代史。 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政史系，330013
| 【内容提要】 | 哈拉巴文明是印度次大陆最早的文明（注：在古代，印度并非一个国家的名称，而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的是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等国在内的整个印度次大陆（或南亚次大陆）。），也是从前哈拉巴文化发展而来的，经历了农业村社阶段，并融合了其他文化的成份。城市国家表现出早期国家的特征，国家规模较小，政治制度还带有氏族社会的残余。社会经济由城市经济、农业经济和边远地区的农业畜牧业经济三大部份组成，初步形成了一个体系。哈拉巴文明衰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的局限性。 Harabaian culture,the earliest civilization in Indian sub-continent,originated from the Ex-Harabaian Culture.It startedfrom the period of clan communes and advanced to the period ofnation urbanization which reflected some primitive features ofa nation:small-scaled with survivals of the clan society.Urbaneconomic system,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agricultural & animalhusbandry economy in remote areas composed its primitive economy.The decline of Harabaian Culture owes to its own limitations. |
哈拉巴文明不仅是印度次大陆最早的文明，也是人类社会的早期文明之一。它产生于公元前2300年。但是，哈拉巴文明长期尘没于世，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发现。在此之前，印度文明起始的确切时间定在公元前7-6世纪，即恒河流域国家的兴起。哈拉巴文明的发现，把印度文明产生的时间提前了1500余年。因此，探讨哈拉巴文明不仅是印度文明史，而且也是世界文明史研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本文主要对哈拉巴文明的特点作一些讨论。
一
哈拉巴文明发现于1922年。此年，英国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旁遮普地区的哈拉巴发掘出一座古代城市遗址，出土了许多古物和印章。1923年，在离哈拉巴西南约590公里信德地区的摩亨佐·达罗，发现了另一座城市遗址。随后，约200余处属于同一类型文化的城市和村落遗址，陆续被发掘出来。这一新发现的古代文明被称为“印度河流域文明”。按考古学界以首次发现的地名命名的习惯，它又被称为“哈拉巴文明”。
哈拉巴文明的范围很广，东起阿拉姆吉尔普尔（德里附近），西达苏特卡根·杜尔（距伊朗东境约40公里），北抵曼达，南达马尔范、佐克和戴马巴德等地。其起止时间，据碳14测年法的测定，中心地区（哈拉巴、摩亨佐、达罗等）约为公元前2300-2000年，周边地区约为公元前2200-1700年。（注：关于哈拉巴文明起讫的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此据贾因(K.G.Jain)的说法，见其所著《印度的史前史和原始史》(Prehistory and Protohistory)，新德里，1979版，第122页。）
哈拉巴文明发现后，关于其起源问题曾在学术界引起激烈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哈拉巴文明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的。苏美尔人于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扩张到印度河流域，建立了一些城市国家。有的学者则认为，哈拉巴文明的创造者是来自伊朗地区的雅利安人。（注：关于哈拉巴文明起源问题的争议，参见贾因；《印度的史前史和原始史》，第122-129页。）随着对哈拉巴文明研究的不断深入，现在一般认为该文明是在印度本土发展而来的，而不是外来的文明。学者们指出，公元前四千年代印度俾路支斯坦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较快，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出现了农业村落。约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这一地区的农民开始向印度河流域的平原地区迁徙。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促使了印度河平原地区向农业村落经济过渡。这一时期，印度河流域存在多种铜石并用的农业文化。如阿姆利文化、科特底基文化和前哈巴文化。这三类文化都源于俾路支斯坦的农业文化，但各具特征。例如，作为文化特征重要代表物的陶器，科特底基的陶器用陶轮制作，器壁为红色或浅红色，口缘描绘了黑色或红色的宽带纹。陶器造形简练，器壁较薄。前哈拉巴式的陶器稍为粗糙一些，外形厚重，可能烧制的火候较低。
哈拉巴文明源于前哈拉巴农业文化。前哈拉巴文化在哈拉巴、摩亨佐·达罗等地都有发现。在摩亨佐·达罗，考古学家对城市地面以下的层位进行钻探，发现文化层深达12米。由于至4-5米时见水，还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工作。但据出土的一些遗物，表明此地的城市文明形成之前存在前哈拉巴文化。考古学家把在摩亨佐·达罗挖掘的陶器分为A——D四组。其中的C组大体为城市文明形成时的陶器。早于C组的A、B组陶器，“绝大多数是前哈拉巴文化型的”。（注：徐朝龙：《关于印度河文明的新认识》，载《考古》，1989年，第11期。）这两组有少量科特底基型的陶器，大概是摩亨佐·达罗的居民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从科特底基带来的。据考古资料，哈拉巴、摩亨佐·达罗等地的前哈拉巴文化都经历了由农业村社向城市文明的过渡阶段。
公元前三千年代下半叶，是哈拉巴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哈拉巴文明的居民曾向外进行较大规模的移民。印度河流域出现许多新的居民点。一些原属科特底基、阿姆利等文化的地方，开始流行哈拉巴文化。如印度河中下游东岸科特底基文化的村落就出现这种情况。不过，印度河流域还有不少村落当地文化与哈拉巴文化并存，有的甚至仍流行原来的文化。这说明，哈拉巴文明向外扩展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哈拉巴文明的移民活动，是以和平或暴力的方式进行的。在印度河下游的阿姆利遗址，发现厚厚的烟灰，表明这里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屠杀。而旁遮普苏特累季河附近的卡利班甘，则未出现这种情况，大概经历了和平过渡的阶段。哈拉巴文明居民向外扩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人口增加，原住地范围过于狭小，迫使一些居民不得不向外迁移。例如，摩亨佐·达罗位于印度河中下游西岸。它的西面是丘陵地带，向东越过印度河则是广阔的平原地区。摩佐亨·达罗的居民向西发展有困难，所以他们选择了往东面科特底基人活动的地区进行扩张。哈拉巴文明居民向外迁移，虽然在一些地区造成了破坏，但使文明的范围大大地扩展了，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在研究哈拉巴文明的起源时，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什么人创造了这一文明？学者们对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等地出土的几百具人体遗骸作了分析，发现原始澳大利亚人种、蒙古利亚高山人种，地中海人种和欧洲高山人种等多种成份。这说明，哈拉巴文明的创造者不能归于单一的人种。哈拉巴文明居民的宗教，也有多样化的特点。考古学家在摩亨佐·达罗、卡利班甘等城发现大型的“浴池”。这种“浴池”与举行沐浴和洁身的宗教仪式有联系。而洛达尔、卡利班甘等地则流行与“火祭”有关的仪式，有火祭坛。这些不同的祭仪，无疑是从前哈拉巴文化时期沿袭下来的。居民对神的崇拜也多有不同。例如，有的崇拜树神，有的崇拜虎神，还有对蛇神、牛神的崇拜等等。宗教信仰上的不同，反映了居民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可见，前哈拉文化向文明过渡之时，融合了其他文化的成份。
总之，在印度本土产生的哈拉巴文明经历了农业村社的发展阶段，并融合了其他文化的成份。哈拉巴文明居民向外移民，扩大了文明的范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
人类文明社会的形成有四个重要标志，即文字、城市、阶级和国家的出现。在哈拉巴文明的早期，已出现了文字。这些文字刻在石头、陶土或象牙印章上，大体属于字母文字，有419个符号，其中基本符号62个。至文明后期，文字基本符号只有22个，符号上出现标明重音的短划，反映了字母文字向表音文字的过渡。但是，这些文字迄今尚未译读成功。因此研究哈拉巴文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点，只能依据考古资料。
据考古发掘，哈拉巴文明有不少城市。这一时期的国家是以一个或几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的村社而形成的。城市国家的规模不大。其中最大的城市哈拉巴、摩亨佐·达罗和甘瓦里瓦拉，占地面积也仅1平方公里左右，居民估计约各有35000人。其他的城市则更小，如卡利班甘只有0.22平方公里。
城市的建筑布局相似，分卫城和下城两大部分，甚至盖房和彻城墙用的砖，其比例都大体一致，为4:2:1。这些城市，以摩亨佐·达罗存留的遗迹较多，也最能反映这一时期城市的特征。摩亨佐·达罗的卫城建在较高的山岗上，四周围以砖墙。其中心地区有一个砖彻的大浴池，长12米，宽7米，深2.4米，池壁有防水的沥青层。两端的阶梯通向池底。这个浴池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卫城东面是一组建筑物，其中的一个大厅，面积约170平方米；南面有一排建筑物，包括一个25平方米的厅。这些建筑物无疑是城市国家的办公地点和公众聚会的地方。卫城的西面是堆放粮食的仓库，共27排建筑物，带有通风的孔道。仓库的周围有一些供劳动者居住的小房舍。从卫城的建筑看来，这里是城市国家的统治中心。
城市的下城是商业、手工业和住宅区，设计布局相当合理。街道呈东西向或南北向垂直相交，把下城分割成一些街区，其中一条主要的街道，长约0.8公里，宽约11米，可以并排行走9辆大车。每个街区中又分布着小巷，也呈东西向或南北向，与大街的道路相交叉，构成了一套有序的交通网络。街道和小巷下面有砖彻的排水沟，沟上用砖或石板作顶盖。街道两旁建筑物的窗户朝院内开，临街仅见房屋的墙壁，显得十分整齐。为了便于交通，街道十字路口的房屋墙壁均呈半圆形。街道上，每隔一段路设有一个路灯杆。
城市住宅的大小不一。大的住宅是二、三层的楼房，有开阔的庭院和水井。房间分卧室、起居室、储藏室、厨房、浴室和厕所等等。浴室的地面不漏水，有坡度使水流向一个角落，并通过管道流入室外的水道中。小的住宅仅有一、两间房间，有的甚至是简陋的茅草房。
摩亨佐·达罗的城市建筑，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卫城的城墙和办公用房，表明统治权力的存在和凌驾于普通劳动者之上的国家机构已经形成。住宅的差别，反映了居民贫富的分化和阶级对立的存在。这一时期的城市国家，无疑是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之上的。但是，城市国家的社会制度是奴隶制还是其他类型的制度，由于资料的缺乏，还难以作出判断。
关于城市国家的政治体制，也只能作一些有限的分析。考古学家在旁遮普邦阿姆利则市不远的地方发现属于公元前三千年代的神像。神像头戴王冠，右手持荷花。在一些遗址，出土了有三张面孔的神像，头戴王冠，裸体，束腰带。它的周围有一只象、一只犀牛、一只虎、一只野牛和八只羚羊，表现为百兽之主的形象。神的形像往往是人们根据人间社会的现实情况而幻想出来的。此外，一些印章上也描绘了头戴王冠者的图案。根据这些事实，有的学者认为，城市国家的政体“是君主制”（注：方广锠：《论印度河文明衰亡的原因》，载《南亚研究》，1991年，第3期。）。这一见解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即使当时实行了君主制，王权也并不强大。因为在哈拉巴文明的遗址中，未见大型的王室墓地，也没有王室铭文和寺庙建筑。而这些在其他文明古国的遗址中是经常能见到的。城市国家的政体，还带有氏族制度的残余。在印度河流域，考古学家发现大量印章。这些印章上描绘了动植物的图形。其中以独角兽最多，约占60%；其次是公牛。这两类印章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地区广为分布。在印章上的描绘图形，是沿袭氏族部落时期图腾崇拜的习惯。据此，可以认为，出自崇拜独角兽和公牛氏族的人在统治阶级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城市国家的政治制度保留了一些“原始社会组织的特点”。（注：刘欣如：《印度古代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城市国家组建了军队。在许多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作为兵器的三角形和球形的石块或陶块。印度河流域边缘地带有一些孤立的哈拉巴文化遗址，出土物多为这一类的石块和陶块，还有烧制陶块的窑。这些遗址可能是城市国家派出的军队的营地。但在遗址中未发现制作精良的武器。摩亨佐·达罗出土的长矛很简陋、矛头单薄、易弯。弓箭的箭头也很小。武器的简陋，说明兵器的制作水平较低。在出土的印章、雕刻艺术品和其他遗物上，没有见到关于战争场面的描绘。而这类描绘在其他同时期文明的遗物上是常见到的。可见，城市国家的暴力机构还是“非常薄弱”的。（注：高善必：《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王树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2页。）
至于城市国家之间的关系，哈拉巴、摩亨佐·达罗和甘瓦里瓦拉是地位最为重要的三大城市。甘瓦里瓦拉靠近印度河五条支流的汇合处，周围的居民点密集，农业较发达，并与拉贾斯坦的铜矿产地及其铜器制造地相邻。在农产品交易、铜产品加工和贸易方面，甘瓦里瓦拉可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哈拉巴位于印度河上游，北部的小喜马拉雅山脉、西部的苏来曼山脉和西南的北拉贾斯坦蕴藏了丰富的矿产，旁遮普则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哈拉巴控制了大量的矿产和森林资源。摩亨佐·达罗位于印度河中下游，距哈拉巴约600公里，周围分布着许多大小不一的城镇和村落遗址。古代印度与西方交流的三条重要通道，即波兰出口、俾路支斯坦南部平原和阿拉伯海的沿海港口都由它控制。摩亨佐·达罗所处的位置，表明它的作用更多的是往其他城镇输送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以及与西方的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地区进行贸易。这三座城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但与其政治力量也不无关系。若无较强大的政治势力为基础，是难以维持在经济方面控制权的。不过，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存在以这三座城市为中心的三大城市国家联盟。哈拉巴文明的国家大体上还是处在小邦分立的阶段。
总之，哈拉巴文明的城市国家具有早期国家的特点，即国家的规模比较小，人口较少，暴力机构不强大，政治制度还保留了氏族社会的残余。
三
哈拉巴文明的社会经济情况，从考古遗物则能得出较为清楚的了解。这一时期已进入青铜时代，社会生产力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城市、农村和文明的边远地区有广泛的经济联系。
城市作为文明的中心，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城市经济主要为商业和手工业。城市内有各类手工业作坊，如青铜器作坊、装饰品作坊、棉花纺织作坊、砖窑、陶窑等等。在城区之外，还分布了一些手工业区。例如，加格尔河地区的遗址，有45%是手工业生产地。摩亨佐·达罗城东北的苏卡尔有较大规模的石刀制作作坊。这里生产的石刀在许多地方都有发现。这些作坊的出现，反映手工业生产具有专业化的特点。青铜冶练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工匠掌握了溶解矿石、锻冶、铸造焊接金属器具的技术。用青铜制作的生产和生活用具有斧头、鱼钩、盘子、镜片等。陶器生产也大为发展。陶器分彩陶和素陶两大类。彩陶是在红色滑泥上描绘黑色彩饰，并绘上人物、动植物或几何图形，甚至还有色彩鲜明的彩釉。工艺品则更能反映手工业生产的水平。工匠用金银或宝石、矿石制成项链、头饰、鼻饰、耳环等装饰品。有些宝石装饰品上有很光滑的小钻孔，以及用硝酸铜或苏打液蚀出的图案。一些遗址还出土了制作精巧的铜牛车和马车模型。石雕艺术也很有特色。摩亨佐·达罗出土了一座祭司石雕象。他的眼睛细长，鼻子高耸，嘴唇宽厚，额头向后倾斜，面部神态庄严，身穿缀满三叶纹图案的长袍，表现出祭司高贵的地位和道貌岸然的形象。哈拉巴的一座裸体男雕象，胸部和背部的肌肉隆起，外形线条清晰，显得十分强壮有力。摩亨佐·达罗的青铜雕象“裸体舞女”，更是艺术品的佳作。雕象高约11.4厘米。舞女的身段苗条，肢体修长，左腿微抬，左手伸向膝盖，右手叉腰，舞姿轻盈飘逸，身上的一条项链仿佛随舞步而轻轻地晃动，形象栩栩如生。这类雕塑品不仅反映创作者的艺术思维能力，而且也表现了相当高的工艺制作水平。
城市的商业活动活跃。商人组织商品的出售，运送手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在巴纳瓦利城的商人住宅遗址，发现印章、砝码和形状不一储藏罐。罐内装有各种货物，包括粮食、珠宝等等。印度河流域的度量衡制度较为统一。计量用具是青铜或贝壳制作的杆尺，单位长度为0.67厘米或0.9厘米，均为十进位；重量器具是立方体石砝码，单位重量为0.875克。度量衡制度的统一，说明各地之间有广泛的经济往来。为获取充足的物资资源，城市国家还在偏远的地区建立城镇或居民点。今之阿富汗的巴达赫尚是当时的天青石重要产地。这种矿石是古代印度人制造装饰品的重要原料之一。此地有不少采矿点和作坊。居民把矿石和加工了的装饰品运往各地出售。哈拉巴文明区域东南角的洛塔尔，离红玛瑙产地纳尔巴达河谷不远，是生产和加工红玛瑙的重要城市。此城周围没有农业村落，几乎是一座孤城。显然，这里的居民要靠当地非哈拉巴文明的部落的人去采集矿石，并通过贸易交换的方式来获取。这类远离文明中心区域的城镇和居民点，在沟通边远地区与文明中心城市的联系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印度的对外贸易也很活跃。贸易的对象主要为两河流域国家。在两河流域的阿卡德、埃什努那等城发现哈拉巴文明的印章。乌尔、尼普尔等遗址中出土了红玛瑙珠等装饰品和工艺品。盖有印度河商人印章的货物储藏泥罐，在许多地区都有发现。马里城一位名叫埃毕克·伊尔的官员的雕象旁边，“出土了印度河流域陶器的碎片”。（注：《剑桥古代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1卷，第2分册，第116、295页。）一些城市，如摩亨佐·达罗、洛塔尔是对外贸易的重镇。在洛塔尔城的东面，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船坞遗址，面积约7992平方米，有一条7米宽的水道直通波加沃河。船坞的西南面有一座建筑物，面积约658平方米，“可能是存放货物的仓库”。（注：勒尔：《印度河文明》，载巴沙姆编：《印度文化史》，闵光沛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这座船坞的作用主要是在贸易方面的。当时印度与两河流域的贸易，主要采用“贸易港”方式，（注：刘欣如：《印度河文明的对外贸易》，载《南亚研究》，1987年，第2期。）即商人在两地之间的一些地方进行交易。两河流域形的楔形文字文献经常提到的第尔蒙（今之波斯湾的巴哈兰岛）、马干（俾路支斯坦南部平原）和抹露哈（印度西海岸和古贾拉特邦沿海地区）等，就是重要的交易地。大宗的商业贸易，大概是由国家组织商人进行的。这从摩亨佐·达罗、哈拉巴和甘瓦里瓦拉的位置及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可以看出（见上文）。但民间的商业活动也肯定是很活跃的。在沟通城市与农村地区的物质交流方面，商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哈拉巴文明的社会经济中，城市虽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文明的经济基础还是农业。在已发现的遗址中，村社占绝大多数。村社是国家的基层组织。村社的分布，有的位于城市附近；有的则离城市较远。村社的规模一般都不大。如加格尔河地区的村社遗址，60%占地不到5公顷；25%占地约5-10顷。农民的农牧业活动范围大致在5-10公里之内。村社的耕地，大多为河边肥沃的洪泛地。在这类土地上种植农作物，农民不用费大的力气就能获得较好的收成。所以，尽管哈拉巴文明的手工业生产技术较高，但农具却较为简陋，多为石制农具。农产品种类很多，有大麦、小麦、栗、豌豆、油菜、芝麻、蔬菜和棉花等等。在今古贾拉特邦的遗址，发现稻壳和埋在粘土中的麦穗状花，表明在水源丰富的低洼地方已开始种植水稻。从农作物品种看来，“当时已实行两收作物制”。（注：伊尔凡·哈比布：《印度史上的农民》，姜述贤译，载《南亚研究》，1987年，第2期。）据对哈拉巴文明遗址出土的人体骨骼分析，没有见到牙齿因日常的食物不同而出现不同磨损的情况。这说明，居民的食物以农产品为主。农村地区与城市有广泛的联系。在城市中，一般都建了粮仓。摩亨佐·达罗的粮仓在城市内。哈拉巴的粮仓则建在城外，面积约2365平方米。粮仓分割成若干库房，每个库房的面积达90平方米。这座粮仓建在城外，是因为此地靠近拉维河。农村地区的粮食可经水路直接运到粮仓。这类粮仓，大概用来贮存国家征收或购买来的农产品。城乡居民之间则通过商人或自行进行贸易往来。在农村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器器皿和工艺品，大多数是城市专业手工业者制造的。
在哈拉巴文明的边远地区，还有众多土著的村社和畜牧业部落。它们与城市国家也有经济方面的往来。例如，俾路支斯坦和喜马拉雅山区有一些畜牧业部落。牧民们夏季时在山区牧场放牧，冬季时把牧群赶下山来。他们在山下的营地，有的就在哈拉巴文明的城镇附近。他们向城镇提供牧产品，而城镇则供给他们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拉贾斯坦铜矿产地的一些土著部落，有冶铜和制造铜器的技术。他们通过水道向城镇输送铜矿石和铜器。在长期的经济往来中，一些土著居民逐渐受到文明的影响，在苏特累季河畔的村落遗址，发现当地“巴拉文化”与哈拉巴文化的器物，表明两种文化是并存的。今之卡拉奇附近有一个名为“阿那第诺”村落遗址，出土了刻有独角兽、公牛等图案的印章，是典型的哈拉巴式的。此地大概已纳入哈拉巴文明城市国家之中，或至少臣服于城市国家。
据以上分析，哈拉巴文明的社会经济分为城市经济、农业经济以及边远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经济三大部分。城市经济居中心地位，农业经济是基础，边远地区的村社和部落与城镇有经济方面的往来。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内部有较密切联系的体系。
四
哈拉巴文明存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约公元前二千年代末期，它迅速走向衰落。关于哈拉巴文明衰落的原因，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
在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一种文明的衰落，往往与外族的入侵联系在一起。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哈拉巴文明也是被外族所灭亡的。（注：参见贾因：《印度的史前史和原始史》，第152-154页。）他们指出，哈拉巴文明的一些城市有遭到破坏的痕迹。如摩亨佐·达罗下城南部的一所房屋里，发现十三具骨骼，横躺竖卧，杂乱无序，有的手骨上还有手镯、戒指和串珠环。这些人可能是突然遭到杀害的。城市的街头、水井旁也发现一些遗骨，有的上面有明显的刀痕。在哈拉巴卫城的上层发现具有外族风格的陶器。这类陶器在强胡·达罗和阿姆利城也发现了。但在谁是入侵者的问题上，看法又有分歧。一种看法认为，古代文献《梨俱吠陀》）提到，雅利安人的战神因陀罗和火神阿耆尼摧毁了敌人的城市。哈拉巴文明大概是被雅利安人毁灭的。另一种看法认为，入侵者可能是居住在印度河流域周边地区的部落，或邻近伊朗地区的部落。但是，这种外族入侵说缺乏充分、确凿的证据。摩亨佐·达罗等城的死者，未必就一定是被外族人杀害的。哈拉巴文明衰落前，雅利安人已进入印度次大陆。但他们大规模地进入则较晚。考古学家在恒河上游发现青铜时代特异的绘画灰陶文化，从东旁遮普一直到恒河流域的朱木拿河口，年代约公元前12-11世纪。这是雅利安人大规模入侵的重要证据。而此时，哈拉巴文明已经衰落几百年了。在哈拉巴文明的区域内，虽发现了一些印度河周边部落人居住的遗址，但分布并不广泛。人数这样少的外族人灭亡了哈拉巴文明，显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在外族入侵说提出之时，也有的学者力图从地质和生态环境的变化方面寻找原因。他们指出，摩亨佐·达罗城附近是一个地震中心。约公元前1750年左右曾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地震引起洪水泛滥淹没了该城。（注：参见雷克斯(R.L.Raikes)：《印度河古代城市的衰亡》(The Endof Ancient Cities of Indus)，载《美国人类学杂志》，第66卷（1964年）第284页以下。）海港城市罗答尔的衰亡，与海水的后退有一定的关系。加格尔河地区原有很多居民点。后来由于河水干涸，人们被迫迁移他处，使这一地区荒凉了。后来的文献提到洪水泛滥之事。如《百道梵书》说，洪水曾毁灭世界，人类始祖摩奴得到神鱼的启示造船逃脱了这场灾难。（注：参见崔连仲：《从佛陀到阿育王》，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不过，地质和生态变化可能导致某些城市的破坏，但把这种变化作为范围十分广阔的哈拉巴文明衰亡的原因，还嫌证据不足。至于《百道梵书》所谓洪水泛滥之事，是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都有的传说。即使确有此事，也无法断定发生在哈拉巴文明时期。
据现有的资料，我们认为，哈拉巴文明的衰亡与其自身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上文提到，哈拉巴文明的社会经济比较发达，初步形成了一个体系。但城市国家规模一般不大，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也就是说，这种自然形成的经济体系没有一个强有力、统一的政治制度与其相配合，因此又是比较脆弱的。一旦某些方面受到破坏，这个经济体系很可能失去平衡。摩亨佐·达罗等城市遭到破坏，丧失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无疑是导致文明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作为文明基础的农业所存在的局限性，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哈拉巴文明时期，农民的耕地主要为河边易于耕种的洪泛地，农民的活动范围不大。当城市文明达到盛期，人口大量增加时，农业经济必须进一步发展。由于印度河流域的气候干燥，要提高农作物产品需要一定规模的灌溉工程。当时农民并没有铁器，青铜工具也不多，修建灌溉工程是很困难的。因此他们采用了向外迁徙的方法。雅木拿河、恒河和古贾拉特等地区有许多新的居住遗址，说明农民已向东北和东南方向扩展。但在新的居住地，农民又碰到了生产技术上的问题。印度河流域处于亚热带干旱或半干旱地带，适合种植小麦、大麦，畜养黄牛、山羊等动物。而恒河流域和德干高原则属于潮湿的热带气候，适于水稻等植物的种植和水牛等动物的生长。农民没有铁器和热带地区的耕作经验，在新的定居地发展生产是很困难的。因此，作为文明基础的农业发展就停滞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外族的入侵或自然灾害又带来了一些程度不同的破坏，最终导致了文明的衰亡。
哈拉巴文明衰亡后，印度文明的进程一度中断。城市消失了，社会退而转向小型的村落生活。生产力水平也大大地落后了。但是这种历史的倒退只是暂时的。约至公元前7-6世纪，恒河流域兴起了许多以雅利安文化为主导的城市国家，历史又迈进了新的文明时期。而这一时期城市文明的兴起，受到哈拉巴文化多方面的影响。哈拉巴文化的农业传统对雅利安人从游牧转向农业定居生活起了促进作用。雅利安人的陶器、度量衡制度等都与哈拉巴文化的类似等等。因此，作为早期的文明，哈拉巴文明不仅在古代印度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古代印度文明的发展也是有重要影响的。
收稿日期：2001-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