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
重评白劳德的《德黑兰》
丁金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9期
【原文出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新乡)2001年04期第15~19页
【英文标题】Reappraise Browder's《Teheran》
   DING Jin-guang
   (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 266071,China)

【作者简介】丁金光 (1960-),山西河津人,青岛大学国际关系系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共运。青岛大学 国际关系系,山东 青岛 266071
【内容提要】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白劳德在其代表作《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中论述了德黑兰协议的意义及其后果。长期以来,此书作为修正主义、投降主义之作而被长期否定。其实,白劳德充分肯定德黑兰会议的意义以及德黑兰宣言的重要作用是无可厚非的。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和人民同法西斯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德黑兰会议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一资助重大行动,所以,任何对这次会议积极意义的评价都是无可厚非的。白劳德从当时美共的主要任务——支持政府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出发,依据美国资本主义的特点以及战后的发展前景,为美共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美国实际的行动策略。白劳德在《德黑兰》中仍然关注着中国革命,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并没有成为美帝国主义反动的对华政策的支持者。白劳德的《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应当给予基本肯定。
《Teheran:Our path in war and peace》(abbr.《Teheran》)was Ear Browder's magnum opus.Browder discussed the significance and aftermath of the Teheran Agreement in that book.We denied it as revisionism and capitulationism for a long time past.As a matter of fact,it was inculpable that Browder affirm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eheran Conference;It accorded with the f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e put forward the policies for 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in the war time and the postwar;His viewpoint about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as also correct.Therefore,I think that we should affirm Browder's《Teheran》.
【关 键 词】厄尔·白劳德/《德黑兰》/美国共产党/苏联Earl Browder/《Teheran》/The Communist Party of America/The Soviet Union


    中图分类号:D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1)04-0015-05
    白劳德(Earl Browder,1891-1973),曾担任美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长达15年之久(1930-1945),是国际共运中具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二战结束后,他被作为修正主义分子免去了党的领导职务,并被开除出党。《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简称《德黑兰》)一书是白劳德的代表作,长期以来被当作修正主义之作遭到批判。时隔半个世纪之后,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评价白劳德的《德黑兰》,白劳德在该书中提出的许多主张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一、《德黑兰》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什么
    白劳德于1994年3月底写完《德黑兰》一书。全书由四编、十七章组成。白劳德在《德黑兰》中充分肯定了德黑兰会议的重大意义;为了确保德黑兰协议的实现,白劳德认为在国际上必须处理好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苏、美、英应该抛弃意识形态分歧,各自做出某些妥协,以巩固大国联盟。第二,为了使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力量成为美国在战争中的积极盟友,为了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消灭殖民制度。关于国内政策,白劳德提出,在战后时期以及以后的长时期中,美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还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美国仍然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前景,即在现存制度的体制内,生产和就业的扩大,民主的加强。关于美国资本主义的特点。白劳德认为,美国资本主义是先进的、年轻的资本主义。基于对战后美国发展前景的认识,以及对美国资本主义特点的分析,为了实现全国团结,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白劳德提出以下主张:德黑兰计划的命运决定于1944年的选举,人民必须支持罗斯福连任总统,美共不应提出自己的独立候选人;在战争紧急期间,劳工不使用罢工的武器,只有取得战争的胜利,劳工才能在美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不受奴役;要实现全国团结,美国政府必须废除歧视黑人的制度,废除人头税,取消所有旨在反对共产党人的例外立法,反对种族优越理论;工会要在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标准,提高居民的购买力方面发挥作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白劳德主张改变美国共产党的名称。白劳德认为,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和工作方法的改变是为了“使共产主义者成为美国工人阶级和全国团结的更积极更有效的参加者,为了进步和启迪,为了战争的胜利和为了繁荣与自由的持久和平而斗争。[1](P286)
    白劳德在《德黑兰》一书中写道,许多别有用心的评论家把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正要采取的政策解释为放弃马克思主义,而他本人认为“在本书中为美国提出的计划,是马克思主义训练和思想的产物;这个计划从头到尾是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的。”[1](P288)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套教条,而所有想要把它变成教条的人都在试图摧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看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是首先承认并正确地估计一种新的形势的人。
    白劳德在《德黑兰》一书中指出,“本书从头至尾是对德黑兰协议以及从而产生的后果的一种评价”。[1](P173)因此,我们在评价白劳德的《德黑兰》一书时,主要涉及到两大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德黑兰会议及德黑兰宣言的历史意义,二是如何评价白劳德提出的美共的国际国内政策。它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产物,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之作。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力求对白劳德的《德黑兰》一书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二、白劳德充分肯定德黑兰会议的意义以及德黑兰宣言的重要作用是无可非议的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召开的德黑兰会议是苏、美、英“三巨头”的首次会晤。这次会晤决定“霸王战役”将于1944年5月发动,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是加速打败德国法西斯,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这次会晤的主要成果。这次会晤所发表的《德黑兰宣言》表明,苏、美、英三国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都要加强合作,为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努力。德黑兰会议是最后攻击法西斯德国的联合动员会,也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联合对敌的范例,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
    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和人民同法西斯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因此,任何有利于这一矛盾解决的言行都是值得肯定的。德黑兰会议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一次重大行动,所以任何对这次会议积极意义的评价都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在《德黑兰宣言》刚一发表,人们就怀疑它,指出它的虚伪性,认为它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这对于团结反法西斯力量,尽快打败德国法西斯是没有任何益处的。所以,白劳德认为,德黑兰宣言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转折点之一,必须把德黑兰宣言看做是表里一致的。在这里,白劳德看到了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希望,支持战后美苏英等大国的合作,期望战后世界的持久和平。
    给予德黑兰会议高度评价的也不只白劳德一人。斯大林指出:“德黑兰会议关于对德共同行动的决议以及这个决议的光辉实现,是反希特勒联盟战线巩固的鲜明标志之一。历史上关于对共同敌人采取共同行动的大战役计划,很少有像德黑兰会议所拟定的共同打击德国的计划那样,实现得这样完美,这样准确。”[2](P397)毛泽东也说:“中国共产党同意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克里米亚各次国际会议的决议,因为这些国际会议的决议都是有利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和维持世界和平的。”[3]
    在充分肯定德黑兰会议的前提下,也为了使德黑兰宣言变为现实,白劳德主张美、英、苏等大国应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在战后继续合作,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从当时实际出发,既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也不能战胜谁,唯一的出路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此后,白劳德一直坚持美苏和平共处,因为两国具有许多共同利益。1947年他还出版了《与俄国是战还是和平》一书,详细地阐释了这一观点。
    关于实现战后持久和平与美苏合作的观点,斯大林也多次强调过。斯大林说:“苏英美联盟的基础不是一些偶然的和暂时的动机,而是非常重大的和长远的利益。”[2](P389)“我相信,我们两国在战时形成的友好关系,在战后时期将进一步顺利地、有效地发展。”[2](P425)“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政体的不同并没有阻碍我们两国(指苏美——引者注)联合起来,并战胜我们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2](P484)“赢得对德战争的胜利就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事业。可是,赢得战争的胜利,还不是说保证了各国人民将来的持久和平和可靠的安全。任务不仅是要在战争中赢得胜利,而且是要使新的侵略和新的战争不可能发生,如果不是永久不发生,至少也要在一个长时期内不发生。”[2](P399)不论是斯大林,还是白劳德,他们的上述观点都具有积极意义。
    二战结束后,由于十分复杂的原因,美苏由战时盟国关系变为敌对关系,两国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导致世界政局动荡不安,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经验证明,搞对抗、搞军备竞赛是没有出路的。白劳德主张战后美苏和平共处具有先见之明。
    三、白劳德为美共提出的战时和战后策略基本上是符合美国实际的
    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从本国实际出发,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白劳德正是从当时党的主要任务——支持政府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出发,依据美国资本主义的特点以及战后的发展前景,为美共提出了一系列的行动策略。
    白劳德认为,美国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不是最成熟的,它还保持着一种年轻的资本主义的某些特点。也就是说,美国资本主义还有发展的潜力。而福斯特等人却提出“午夜前五分钟”理论,认为美国经济即将崩溃,工人阶级要做好革命的准备。显然,福斯特等人的观点是脱离实际的。
    二战期间,美国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由于战争的刺激,美国经济获得迅速发展。战争期间,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是唯一的本土未受战火摧残,生产未遭破坏的国家。战后初期,美国的工业产值、军事实力、科技水平都居世界第一。其后虽然出现过多次经济危机,但美国经济的发展势头是十分强劲的,总之,二战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仍处于发展之中,并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和新特点。
    出于对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前景的分析,白劳德提出,首先,在战时美国要实现全国团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对付法西斯敌人。为此,要支持罗斯福连任总统成功,工人要许诺不罢工,不能实行“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策略,这并不违背列宁主义的原则,因为二战与一战的性质根本不同。其次,战后的美国仍然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前景,而不可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前景。因此,美国共产党人不应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美共应从客观实际出发,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而斗争,如要求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废除歧视黑人的制度,反对种族歧视,废除人头税等。
    至于解散美国共产党的问题,一方面与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照白劳德的说法,此举是为了胜利、为了和平,即为了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了实现战后的和平,不使共产党的存在影响全国的团结。虽然美共变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之后,会员人数没有减少,还有组织活动,有目标,有任务,有纲领,有行动,但把一个由影响力的共产党组织变为一个从事教育的协会组织,势必要削弱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只顾党的当前任务,而忽略其长远目标,是不可取的。共产党是一面旗帜,共产国际解散了,并不要求各国共产党随之解散。
    四、白劳德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应当肯定
    白劳德在20世纪20-40年代对中国革命作过许多不可否认的帮助和支持。正如毛泽东1945年7月29日在《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中所说:“白劳德同志在其过去的工作中对于中国人民的斗争曾经有过许多可感谢的帮助。”[4]遗憾的是,这句话在《毛泽东选集》中被删掉了。福斯特认为,1942年底以后,白劳德就成为美帝国主义反动的对华政策的支持者了。[5]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即使在《德黑兰》一书中,白劳德也多次涉及到中国革命问题,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观点。
    第一,白劳德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美国在中国的真正朋友、最可靠的朋友。在中国究竟谁是美国的真正的朋友呢?白劳德提出:“这个问题的最后标准,可以从考察下面这个问题来得到:如果防止内战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迫在眉睫的战争终于爆发,情形将是怎样?日本能从哪一派补充新的中国同盟者,使之参加自己在南京的汪精卫傀儡政府呢?除了指出在重庆的最有势力的统治集团以外,没有人能提出其他的答复。能依靠什么力量去维持中国对日抗战到底,不问情况如何变化呢?没有人不能首先指出是八路军和西北自治区。”“这些人,美国在中国最可靠的朋友,数年来一直担负对日作战的一半责任。”[1](P188-189)
    第二,美国应该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物资援助。白劳德认为,虽然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担负着对日作战的一半责任,“但他们从重庆中央政府那里实际上没有得到金钱、武器、弹药或是医疗供应。相反他们一直被封锁着……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授助中国的物资中,没有一支枪、一粒子弹送到了西北自治区的部队手里,而美国的许多物资却被用来打他们!”[1](P189)送到中国去的美国物资是为了所有愿意打日本的中国人所利用,不是由某些中国人用来打其他的中国人。“我们要把美国租借法案援助物资的一部分按照这些部队担负的作战任务的比例送到他们手中。”[1](P189)
    第三,促使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以避免内战。白劳德提出,中华民族的抗日力量还只是在形式上联合在蒋介石之下。事实上,他们是两个不同的阵营,从1927年到1937年他们之间进行了十年内战,只是在1937年面临日本的大举侵略,他们才达成了一个不稳定的联合。即使这个形式上的联合也常有陷于破裂、重新发生内战的危险,自从1943年年中以来,这种危险已经特别严重。白劳德认为,“如果中国真的发生内战,这对于美国和英国在太平洋无疑是一场重大的灾难。这将是日本在战略上一次重大的胜利,它的势力在中国会得到巨大的扩张。如果美国和英国力所能及,它们必须避免这种威胁。”“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得不以促进和保证中国的安全团结、来进行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为其目的。”[1](P186)白劳德写道,蒋介石经过十年的努力,有德国人和日本人的积极帮助,有英国和美国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尚且不能用武力统一中国,而说他现在却能够做到,那真是荒谬绝伦。
    可以看出,白劳德在《德黑兰》一书中仍然关注中国革命,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并没有成为美帝国主义反动的对华政策的支持者。
    五、对白劳德“德黑兰观点”的批判与苏联、斯大林有关
    白劳德关于“德黑兰观点”提出后,美共党内大多数人是支持的,在1944年2月的政治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只有福斯特和达西两人持不同意见。在1944年5月美共十大上,与会者又几乎一致同意成立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但是,到了1945年6月,在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全国局会议上,委员们却又一致反对白劳德的观点。为什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美共领导层成员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呢?我认为,这主要是外来因素造成的,其标志就是1945年4月杜克洛《论美国共产党的解散》一文的发表。
    据有的学者分析,《论美国共产党的解散》一文并非杜克洛撰写,而是由苏联领导人授意在莫斯科写好的,然后由俄文翻译成法文,署以杜克洛之名。[6](P71-78)我认为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杜克洛与白劳德的观点相近。他当时也主张“我们必须遵循有信心无一例外地同其他的党派合作的政策;我们必须遵循友好的政策,我重申,任何事情都不能扰乱我们国家与所有联盟国家的关系。”[6](P76)因两人的观点相同或相近,所以杜克洛不可能写出那篇批判白劳德的文章。更何况,1944年11月,法共总书记多列士从莫斯科回国后,主张法共接受戴高乐的要求,解散所有武装力量和交出武器,走合法斗争的道路。因此,法共当时不可能指责美共的所作所为。尤金·丹尼斯的夫人所说的话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心中明白,杜克洛对美国党的这一猛烈攻击,绝不是他的个人看法。”[7]那么,苏联、斯大林为什么要批判白劳德的“德黑兰观点”呢?据笔者分析,这是因为白劳德的观点在二战行将结束时已不适应苏联的需要了,与斯大林关于战后形势的分析产生了矛盾。随着法西斯德国失败已成定局,苏联与美英在战后东欧的安排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波兰问题成为它斗争的焦点,主要涉及到未来波兰疆界如何划定以及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
    应该说,战后苏联考虑的主要是其西部的安全问题。苏联从自身安全出发,要求在它的西部邻国建立同苏联友好的政府,目的是使德国不再成为对苏联安全的威胁。历史的教训摆在苏联人的面前,在拿破仑战争、一战和二战中,侵略者都是首先席卷东欧而后侵入俄国或苏联的。二战中,苏联在军事上已遭重大损失,经济上满目疮痍,不可能立即再进行一场不能支撑的战争。此外,苏联只是东欧的地区性强国,未能构成全球性威胁,不可能也无力去统治世界。斯大林从本国利益出发,劝阻法国、意大利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不支持希腊革命,要求毛泽东与蒋介石妥协等等,都说明战后苏联所采取的对外政策是防御性的,向西方作了让步。
    据此,在苏联、斯大林看来,白劳德的观点起码有两点是不能容忍的:一是白劳德主张,“一支胜利的红军不会在它的刺刀上把苏维埃制度和社会主义带到英国海峡东面的欧洲其余各处。”[1](P195)正如杜克洛文章所说,德黑兰协议对白劳德意味着,“苏联以西的绝大部分欧洲大概将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法西斯资本主义或苏维埃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1](P28)而苏联是把东欧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斯大林通过杜克洛的文章向美国暗示,如果美国要损害它的东欧计划,他将在西欧寻找麻烦。二是白劳德对美国战后经济发展过于乐观的看法。斯大林寄希望于战后美国会发生严重经济危机,使美国无暇东顾,苏联可以放手实施它的欧洲计划。
    斯大林劝阻法共夺权同反对白劳德的“德黑兰观点”同出一辙,即为了苏联一国的安全利益,为了苏联的欧洲战略。
    之所以选择在4月发表“杜克洛的文章”,是同4月1日罗斯福给斯大林的一封信有关。在这封信中,罗斯福说:“我必须向您明白地指出,凡是使目前的华沙政府不加掩饰地继续下去的解决办法都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这种解决办法将使美国人民认为雅尔塔协议失效了。”[8](P203-204)4月7日,斯大林在复信中则强调造成僵局的“原因是美国和英国驻莫斯科的大使……离开了克里米亚会议的方针”,“他们认为改组临时政府,应当理解为消灭临时政府而成立全新的政府”。[9](P213)正是在波兰问题上罗斯福对斯大林进行威胁之后,苏联才做出了谴责白劳德“德黑兰观点”的决定,借此向美国传递苏联强硬政策的信息。白劳德认为,冷战的开始是以苏联对他的批判作为标志的。[9]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白劳德撰写的《德黑兰》一书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以及提出的美共的国际国内策略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我们应当给予基本肯定。
    收稿日期:2001-02-06


【参考文献】
    [1]福斯特.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M].北京:三联书店,1962.
    [2]斯大林.斯大林文选(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毛泽东.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43.
    [4]毛泽东.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N].解放日报,1945-07-31.
    [5]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450.
    [6]Philip Jaffe.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Communism[M].Horizon Press,1975.
    [7]佩吉·丹尼斯.尤金·丹尼斯的一生[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119.
    [8]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2卷)[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
    [9]Earl Browder.How stalin Ruined the American CommunistParty[J].哈泼斯杂志,19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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