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关于冷战起源研究概述
葛兆富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9期
【原文出处】《《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02期第7～10页
【作者简介】葛兆富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青岛，266071
【关 键 词】冷战起源/美国霸权论/苏联扩张论/美苏共振论/英国主动论/综合因素论
“冷战”是指二战后形成的各自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除采取直接交战方式之外的全面对抗。它始于战后初期，终于1991年苏联解体，持续四十多年。东西方冷战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对世界各国乃至整个国际格局的演变产生了重大深远影响。冷战的影响，至今余波犹存。本文将对冷战起源的研究情况加以概述，以使史学“鉴往知来”之功能得以发挥。
关于冷战史研究，重中之重是起源问题。中外学者、政客围绕着在冷战起源中各大国应负何种责任，起了何种作用；谁是主动挑起者，谁是被动应战者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
其一、“美国霸权论”。持此观点者多为苏、中学者，也有部分西方学者。苏联学者认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建立世界霸权，积极推行反苏反共的政策，一手导演了冷战（注：参见[苏]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7章第4节。）。中国学者认为冷战是由美国酝酿和发动的，苏联只是被动的应战者。竺培芬认为，美苏之间爆发冷战是二战后期两国在波兰问题和德国问题上利害冲突的延伸。战后美国实力雄厚，处处盛气凌人，成为冷战的发起者，而苏联则是被动应战者（注：竺培芬：《冷战起源浅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张宏毅、董宝才指出，造成冷战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美国必须对冷战承担主要责任。从两大阵营形成的基本过程看，也反映出美国是冷战的责任者。并指出，雅尔塔体制的“大国安排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体制造成冷战局面的观点是“片面的，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注：张宏毅、董宝才：《也谈二战后期冷战的责任者问题》，《历史教学》，1990年第9期。）。
美国修正学派史学家认为美国应对战后美苏关系的破裂负主要责任，阿尔佩罗维茨、霍罗维茨、威廉斯和费波等为其代表。阿尔佩罗维茨认为，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并不是处于军事上的需要，而是要向苏联炫耀实力，希图以此使苏联在东欧的行动有所收敛（注：参见Gar Alperovitz,Atomic Diplomacy:Hiroshima and Potsdam, NEW YORK,1965.）。霍罗维茨认为，杜鲁门上台伊始就改变了罗斯福的对苏怀柔政策，是美国分裂了战时同盟，发动了冷战（注：参见David Horowitz,The Free World Colossus:A Critique of American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1965.）。威廉斯等人认为，二战后美国所推行的是一种对外经济扩张的政策，目的是占领海外市场，建立世界霸权，于是杜鲁门主义出台，冷战开始（注：参见Willima A. Willima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Cleveland,1959;Walter Le Feber, America,Russia,and the Cold War,NEWYORK,1967;Stephen E.Ambrose, Rise to Globalism:America Foreign Policy,1938-1970,Baltimore,1971.）。60年代末，美国新左派史学家也同样强调，“至少是美国决定了冷战的发展进程”，因为“它比苏联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选择去影响冷战的发展”（注：[美]塞缪尔·沃克：《历史学家与冷战起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
其二、“苏联扩张论”。此观点流行于西方政界与学界，特别为美英史学家与政客所乐道。西方政客的“铁幕演说”、“八千字电报”、“多米诺骨牌理论”、“烂苹果理论”、“杜鲁门主义”等等，全都渗透着对苏联扩张的忧虑和恐惧，认为必须对苏联进行遏制。西方学界则配合政客的需要，大力抨击苏联，把冷战的责任一股脑推到苏联头上。西方传统学派表现尤甚，他们指出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是追求和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企图通过世界革命使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统治整个世界，认为苏联是冷战的发动者，美国仅仅是对苏联的扩张做出必要的反应，以防止“极权主义”的蔓延，从而保障“自由世界”之安全。其中，美国传统学派围绕具体问题又分成三个流派：一派为保守主义者，他们谴责罗斯福和杜鲁门没有明确认识到并采取果敢的行动以制止苏联征服世界，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东欧和中国交给了苏联，而杜鲁门则在随后而来的共产主义威胁面前，表现调和并优柔寡断；自由主义学派则为美国冷战政策辩护、喝彩，他们否认罗斯福出卖美国的利益，歌颂杜鲁门主义是抑制苏联的扩张和最终战胜孤立主义的一个大胆的开端；现实主义学派同样把冷战的根源归因于苏联的扩张，特别把斯大林在东欧违反雅尔塔协定的行为看作是冷战的重要起因（注：[美]塞缪尔·沃克：《历史学家与冷战起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西方（主要在美国）修正学派否定传统学派的观点，认为斯大林战后的对外政策是温和、审慎和防御性的，斯大林实际上没有希特勒那样野心勃勃，试图统治世界的侵略计划。苏联领导人并没有早已拟订好的征服世界的方案，心里想的主要是防守（注：乔治·凯南：《美国外交》（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修正学派的观点遭到各方的批评，施莱辛格就指责修正学派没有看到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与极权主义的攻击性，认为美国的友好与慷慨行为并没能改变斯大林的猜疑，未能改变苏联的扩张政策（注：参见Arthur M.Schlesinger,Jr.,"Origins of the Cold War",Foreign Affairs,46(October,1967).）。
其三、“美苏共振论”。我国学者认为冷战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是双方行为的结果，并非美国单方面对苏联发动的，或仅仅是由美国的政策和措施引起的。沈志恩指出，冷战并非美国“独家制造”，而是“美苏共振互动所致”，双方在东欧、德国、黑海海峡、伊朗、东亚等问题上共振互动，“又经双方最高领导人升华”所致（注：沈志恩：《冷战起源论》，《浙江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叶江从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入手详细探讨了苏美在冷战中的责任。他认为，在斯大林世界体系观的指导下，战后苏联的外交政策注重主动出击，扩张势力范围，但由于实力所限，其主动出击行动是有限度的：斯大林的主要目标是在二战后利用苏联的实力建立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立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而不是掀起一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美国错误地将此视为向全球扩张共产主义，制订了全面遏制苏联的强硬政策，冷战因此而爆发。冷战的爆发在相当程度上源于超级大国决策者们对战后世界形势和对方行为的误判（注：叶江：《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与冷战起源的关系》，《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王玮则从美苏的传统外交政策出发考察了冷战的历史根源，认为二战后敌对状态的产生源于两种原则——门户开放原则和势力范围原则的根本性对立和冲突；从历史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两个原则的冲突不仅仅推动了冷战的到来，而且是冷战的原动力，是冷战最为本质的东西（注：王玮：《美国对外政策的悲剧——论冷战的历史根源》，山东省历史学会世界史专业委员会2000年会提交论文。）。张盛发分析了作为冷战一方的苏联在冷战形成中的举措，以此说明苏联与美国一样对冷战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注：张盛发：《论苏联在冷战形成中的举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杨铮认为，美苏在战后都打算利用时机调整和配备力量，确定势力范围，以各自为核心组建新的国际体系，因此美苏为划分势力范围而引发了冷战（注：杨铮：《试论均势原则与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国际关系史论文集》（1981年）。）。高明振则认为，冷战是由美苏对雅尔塔协定的不同解释引起的（注：高明振：《冷战起源探析》，《华中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70年代认为，无论美国或苏联，都不能单独对冷战负责，斯大林应比杜鲁门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他比杜鲁门更能摆脱反对派的束缚（注：参见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Cold War,1941-1947,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但他承认美苏应共担责任是无疑的。90年代在其新著《我们现在知道了》中，他又强调冷战起因于苏联的独裁共产主义与美国的民主理想之间的冲突（注：参见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Clarendon Press.Oxford,1997.），这又多少带上50年代正统学派的色彩。J.斯帕尼尔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冲突（由于在重新安排的新的均势中，斯大林接替了沙皇亚历山大的位子，美国代替了英国的角色）从根本上讲，不是由于领导人个人的原因，也不是由于主要竞争者的国内政治或经济体制问题，而主要是由于国家体系的性质和在力量分配上出现两极制，是每个国家都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对自己安全的主要威胁，并采取它认为是适当而必要的防御措施，而另一方则把这些措施看成是进攻性的，扩张性的和侵略性的。”因而，对美苏而言，“冷战无论从组织上还是从制度上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展开具有一种希腊悲剧的特色”（注：[美]J·斯帕尼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9-30页。）
其四、“英国主动论”。关于冷战的起源，学术界一般强调美国的作用而忽视英国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刘建飞认为，就西方国家来说，冷战的主力是美国，但是，英国等西欧国家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没有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积极响应、配合、推动和促进，美国也是孤掌难鸣的，因为毕竟冷战的主战场是在欧洲，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是被西欧国家请来打冷战的。可以说，西欧国家参加冷战的目的与美国是有很大差异的。如果说美国搞冷战，遏制苏联，主要目的是争霸世界、阻止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那么以英国工党政府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则主要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和欧洲的和平，尽管对象英国这样的国家来说，也存在着维护其大国地位和反对共产主义的因素。促使英国等西欧国家走上反苏道路的主要动因是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因为人们很容易将之与沙皇俄国时期的扩张政策联系起来，而苏联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和在东欧的所作所为又强化了人们对其扩张主义政策的恐惧和担忧。在整个冷战形成过程中，英国工党政府起了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充当美国的政治导师，鼓动美国走上冷战道路；二是在美国举起冷战帅旗前担任临时主帅；三是在冷战开始后做冷战的急先锋（注：刘建飞：《从战后初期英国工党的对苏政策看冷战的起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第1期。）。程佩璇在分析战后初期英国与苏联之间矛盾和分歧的基础上，认为英国不仅是实行对苏遏制政策的急先锋，而且是西方遏制苏联的促成者；指出战后美国对苏联实施强硬外交以及西方集团遏制苏联，英国均起了重要作用，对此不应低估（注：程佩璇，崔剑：《试论英国与“冷战”的起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1期。）。黄亚红指出，英国早在1946年上半年就形成了联美反苏的冷战政策。1946年夏季的土耳其事件就是英国这一政策的体现。英国由于自身力量不足，为抵抗苏联的扩张，确保英帝国的利益和国家安全不受苏联的威胁，必须争取美国的全面合作，于是“拉拢美国结成亲密的联盟”。美国只是由于自身的需要于1947年“加入冷战”，并由于实力雄厚而“取得了反苏阵营的领导权”（注：黄亚红：《试论英国冷战政策的形成(1944-1946)》，《世界历史》1996年第3期。）
英国学者认为，“在推动与苏联的对抗过程中，英国与美国起了同样——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作用”。在冷战形成的中心战场德国，“英国的政策显得特别重要”，“英国人不是简单地仅仅抓住美国人的衣角”；在“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推出后，贝文及其助手在使美国的新政策具体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马歇尔计划只是一个“飞碟”，因为“没有人知道它像什么，有多大，向那个方向移动，或者是否真正存在。”是贝文“将具有充分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欧洲反应魔术般地变为马歇尔建议的实质内容”。“与苏联分道扬镳在更大程度上是贝尔外交的结果”（注：洪邮生：《冷战起源研究中的英国学派》，《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通讯》，第21期。）。
其五、“综合作用论”。此说认为以美苏争夺为核心的东西方冷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时殷弘指出，“冷战的起源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导致冷战的一些重要因素是，“美苏在战时的军事合作本身就包含着冲突种子”；“冷战的一个基本原因是美国政府旨在支配世界的‘全球主义’”；美国统治阶级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形态使其把苏联的对外政策目标视为谋求世界性扩张；美国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迅速膨胀，刺激了它到处扩张的欲望及遏制苏联的自信；战时苏联在租借援助和第二战场等问题上对美国的猜疑妨碍了它争取战后同美国和平共处的积极努力；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刺激了美国政府内外的反苏情绪；在伊朗和黑海海峡问题上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做法成为美国对苏联强硬方针的一个诱因（注：参见：时殷弘：《美苏从合作到冷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白建才认为，冷战深深根植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抗争，直接产生于苏联保障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称霸全球战略的碰撞，原子武器的出现增强了美国的实力，加速了冷战的爆发，英国对冷战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注：白建才：《论冷战的起源》，《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苏格则从三个层次剖析了冷战的缘起，指出：“从国际层次上看，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战后地缘政治因素逐渐使东西方形成战略对峙，双方互感‘安全威胁’”；“从国家层面来看，美国综合国力和核武器的优势，使美国确立了‘领导世界’的国际战略，并首先采取对苏强硬政策”；与其有特殊关系的英国“对美苏冷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决策者个人层面看，‘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家的政策建议则是促成华盛顿选择‘遏制’道路的重要因素”（注：苏格：《美国与冷战的缘起》，《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张小明同样从国际因素、国家因素和个人因素三个方面分析了冷战的起因，认为战后初期的国际环境，为美苏间的冲突与对抗创造了条件；美苏意识形态信仰对立和国家利益相悖，使得两国迎头相撞，冲突和对抗不可避免；两国领导者或者决策者对对方的认识与处理外交的方式加剧了双方的对立，加速了全面对抗的爆发和冷战的到来。因而，冷战是一个多因素的产物（注：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上述五种观点，又可分为两大类：“可以避免论”和“不可避免论”。前者认为冷战是可以避免的，后者则认为冷战是不可避免的。前者一般属西方学者的观念，如美国新左派史学家认为，“如果美国能与苏联采取更随和的态度，共同享有原子能知识、为苏联的重建提供经济援助、接受俄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承认苏联要求确保安全利益的合理性，那么冷战，至少从其最坏的方面考虑，是可以避免的。”（注：[美]塞缪尔·沃克：《历史学家与冷战起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但以J.斯帕尼尔为代表的西方史学家和中苏学者都坚持后一种观点。
在21世界的今天，从情感而言，人们但愿冷战是可以避免的。希望历史不会重演！^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9期
【原文出处】《《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02期第7～10页
【作者简介】葛兆富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青岛，266071
| 【内容提要】 | 冷战作为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已载于史册。关于冷战的起源这个老话题，却引起了世人的激烈争论，至今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本文把冷战起源的研究概括为五种观点，即“美国霸权论”、“苏联扩张论”、“美苏共振论”、“英国主动论”、“综合作用论”，力图把繁杂的观点理出一个头绪。 |
关于冷战史研究，重中之重是起源问题。中外学者、政客围绕着在冷战起源中各大国应负何种责任，起了何种作用；谁是主动挑起者，谁是被动应战者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
其一、“美国霸权论”。持此观点者多为苏、中学者，也有部分西方学者。苏联学者认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建立世界霸权，积极推行反苏反共的政策，一手导演了冷战（注：参见[苏]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7章第4节。）。中国学者认为冷战是由美国酝酿和发动的，苏联只是被动的应战者。竺培芬认为，美苏之间爆发冷战是二战后期两国在波兰问题和德国问题上利害冲突的延伸。战后美国实力雄厚，处处盛气凌人，成为冷战的发起者，而苏联则是被动应战者（注：竺培芬：《冷战起源浅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张宏毅、董宝才指出，造成冷战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美国必须对冷战承担主要责任。从两大阵营形成的基本过程看，也反映出美国是冷战的责任者。并指出，雅尔塔体制的“大国安排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体制造成冷战局面的观点是“片面的，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注：张宏毅、董宝才：《也谈二战后期冷战的责任者问题》，《历史教学》，1990年第9期。）。
美国修正学派史学家认为美国应对战后美苏关系的破裂负主要责任，阿尔佩罗维茨、霍罗维茨、威廉斯和费波等为其代表。阿尔佩罗维茨认为，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并不是处于军事上的需要，而是要向苏联炫耀实力，希图以此使苏联在东欧的行动有所收敛（注：参见Gar Alperovitz,Atomic Diplomacy:Hiroshima and Potsdam, NEW YORK,1965.）。霍罗维茨认为，杜鲁门上台伊始就改变了罗斯福的对苏怀柔政策，是美国分裂了战时同盟，发动了冷战（注：参见David Horowitz,The Free World Colossus:A Critique of American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1965.）。威廉斯等人认为，二战后美国所推行的是一种对外经济扩张的政策，目的是占领海外市场，建立世界霸权，于是杜鲁门主义出台，冷战开始（注：参见Willima A. Willima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Cleveland,1959;Walter Le Feber, America,Russia,and the Cold War,NEWYORK,1967;Stephen E.Ambrose, Rise to Globalism:America Foreign Policy,1938-1970,Baltimore,1971.）。60年代末，美国新左派史学家也同样强调，“至少是美国决定了冷战的发展进程”，因为“它比苏联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选择去影响冷战的发展”（注：[美]塞缪尔·沃克：《历史学家与冷战起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
其二、“苏联扩张论”。此观点流行于西方政界与学界，特别为美英史学家与政客所乐道。西方政客的“铁幕演说”、“八千字电报”、“多米诺骨牌理论”、“烂苹果理论”、“杜鲁门主义”等等，全都渗透着对苏联扩张的忧虑和恐惧，认为必须对苏联进行遏制。西方学界则配合政客的需要，大力抨击苏联，把冷战的责任一股脑推到苏联头上。西方传统学派表现尤甚，他们指出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是追求和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企图通过世界革命使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统治整个世界，认为苏联是冷战的发动者，美国仅仅是对苏联的扩张做出必要的反应，以防止“极权主义”的蔓延，从而保障“自由世界”之安全。其中，美国传统学派围绕具体问题又分成三个流派：一派为保守主义者，他们谴责罗斯福和杜鲁门没有明确认识到并采取果敢的行动以制止苏联征服世界，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东欧和中国交给了苏联，而杜鲁门则在随后而来的共产主义威胁面前，表现调和并优柔寡断；自由主义学派则为美国冷战政策辩护、喝彩，他们否认罗斯福出卖美国的利益，歌颂杜鲁门主义是抑制苏联的扩张和最终战胜孤立主义的一个大胆的开端；现实主义学派同样把冷战的根源归因于苏联的扩张，特别把斯大林在东欧违反雅尔塔协定的行为看作是冷战的重要起因（注：[美]塞缪尔·沃克：《历史学家与冷战起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西方（主要在美国）修正学派否定传统学派的观点，认为斯大林战后的对外政策是温和、审慎和防御性的，斯大林实际上没有希特勒那样野心勃勃，试图统治世界的侵略计划。苏联领导人并没有早已拟订好的征服世界的方案，心里想的主要是防守（注：乔治·凯南：《美国外交》（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修正学派的观点遭到各方的批评，施莱辛格就指责修正学派没有看到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与极权主义的攻击性，认为美国的友好与慷慨行为并没能改变斯大林的猜疑，未能改变苏联的扩张政策（注：参见Arthur M.Schlesinger,Jr.,"Origins of the Cold War",Foreign Affairs,46(October,1967).）。
其三、“美苏共振论”。我国学者认为冷战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是双方行为的结果，并非美国单方面对苏联发动的，或仅仅是由美国的政策和措施引起的。沈志恩指出，冷战并非美国“独家制造”，而是“美苏共振互动所致”，双方在东欧、德国、黑海海峡、伊朗、东亚等问题上共振互动，“又经双方最高领导人升华”所致（注：沈志恩：《冷战起源论》，《浙江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叶江从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入手详细探讨了苏美在冷战中的责任。他认为，在斯大林世界体系观的指导下，战后苏联的外交政策注重主动出击，扩张势力范围，但由于实力所限，其主动出击行动是有限度的：斯大林的主要目标是在二战后利用苏联的实力建立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立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而不是掀起一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美国错误地将此视为向全球扩张共产主义，制订了全面遏制苏联的强硬政策，冷战因此而爆发。冷战的爆发在相当程度上源于超级大国决策者们对战后世界形势和对方行为的误判（注：叶江：《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与冷战起源的关系》，《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王玮则从美苏的传统外交政策出发考察了冷战的历史根源，认为二战后敌对状态的产生源于两种原则——门户开放原则和势力范围原则的根本性对立和冲突；从历史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两个原则的冲突不仅仅推动了冷战的到来，而且是冷战的原动力，是冷战最为本质的东西（注：王玮：《美国对外政策的悲剧——论冷战的历史根源》，山东省历史学会世界史专业委员会2000年会提交论文。）。张盛发分析了作为冷战一方的苏联在冷战形成中的举措，以此说明苏联与美国一样对冷战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注：张盛发：《论苏联在冷战形成中的举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杨铮认为，美苏在战后都打算利用时机调整和配备力量，确定势力范围，以各自为核心组建新的国际体系，因此美苏为划分势力范围而引发了冷战（注：杨铮：《试论均势原则与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国际关系史论文集》（1981年）。）。高明振则认为，冷战是由美苏对雅尔塔协定的不同解释引起的（注：高明振：《冷战起源探析》，《华中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70年代认为，无论美国或苏联，都不能单独对冷战负责，斯大林应比杜鲁门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他比杜鲁门更能摆脱反对派的束缚（注：参见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Cold War,1941-1947,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但他承认美苏应共担责任是无疑的。90年代在其新著《我们现在知道了》中，他又强调冷战起因于苏联的独裁共产主义与美国的民主理想之间的冲突（注：参见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Clarendon Press.Oxford,1997.），这又多少带上50年代正统学派的色彩。J.斯帕尼尔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冲突（由于在重新安排的新的均势中，斯大林接替了沙皇亚历山大的位子，美国代替了英国的角色）从根本上讲，不是由于领导人个人的原因，也不是由于主要竞争者的国内政治或经济体制问题，而主要是由于国家体系的性质和在力量分配上出现两极制，是每个国家都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对自己安全的主要威胁，并采取它认为是适当而必要的防御措施，而另一方则把这些措施看成是进攻性的，扩张性的和侵略性的。”因而，对美苏而言，“冷战无论从组织上还是从制度上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展开具有一种希腊悲剧的特色”（注：[美]J·斯帕尼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9-30页。）
其四、“英国主动论”。关于冷战的起源，学术界一般强调美国的作用而忽视英国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刘建飞认为，就西方国家来说，冷战的主力是美国，但是，英国等西欧国家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没有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积极响应、配合、推动和促进，美国也是孤掌难鸣的，因为毕竟冷战的主战场是在欧洲，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是被西欧国家请来打冷战的。可以说，西欧国家参加冷战的目的与美国是有很大差异的。如果说美国搞冷战，遏制苏联，主要目的是争霸世界、阻止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那么以英国工党政府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则主要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和欧洲的和平，尽管对象英国这样的国家来说，也存在着维护其大国地位和反对共产主义的因素。促使英国等西欧国家走上反苏道路的主要动因是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因为人们很容易将之与沙皇俄国时期的扩张政策联系起来，而苏联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和在东欧的所作所为又强化了人们对其扩张主义政策的恐惧和担忧。在整个冷战形成过程中，英国工党政府起了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充当美国的政治导师，鼓动美国走上冷战道路；二是在美国举起冷战帅旗前担任临时主帅；三是在冷战开始后做冷战的急先锋（注：刘建飞：《从战后初期英国工党的对苏政策看冷战的起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第1期。）。程佩璇在分析战后初期英国与苏联之间矛盾和分歧的基础上，认为英国不仅是实行对苏遏制政策的急先锋，而且是西方遏制苏联的促成者；指出战后美国对苏联实施强硬外交以及西方集团遏制苏联，英国均起了重要作用，对此不应低估（注：程佩璇，崔剑：《试论英国与“冷战”的起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1期。）。黄亚红指出，英国早在1946年上半年就形成了联美反苏的冷战政策。1946年夏季的土耳其事件就是英国这一政策的体现。英国由于自身力量不足，为抵抗苏联的扩张，确保英帝国的利益和国家安全不受苏联的威胁，必须争取美国的全面合作，于是“拉拢美国结成亲密的联盟”。美国只是由于自身的需要于1947年“加入冷战”，并由于实力雄厚而“取得了反苏阵营的领导权”（注：黄亚红：《试论英国冷战政策的形成(1944-1946)》，《世界历史》1996年第3期。）
英国学者认为，“在推动与苏联的对抗过程中，英国与美国起了同样——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作用”。在冷战形成的中心战场德国，“英国的政策显得特别重要”，“英国人不是简单地仅仅抓住美国人的衣角”；在“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推出后，贝文及其助手在使美国的新政策具体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马歇尔计划只是一个“飞碟”，因为“没有人知道它像什么，有多大，向那个方向移动，或者是否真正存在。”是贝文“将具有充分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欧洲反应魔术般地变为马歇尔建议的实质内容”。“与苏联分道扬镳在更大程度上是贝尔外交的结果”（注：洪邮生：《冷战起源研究中的英国学派》，《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通讯》，第21期。）。
其五、“综合作用论”。此说认为以美苏争夺为核心的东西方冷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时殷弘指出，“冷战的起源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导致冷战的一些重要因素是，“美苏在战时的军事合作本身就包含着冲突种子”；“冷战的一个基本原因是美国政府旨在支配世界的‘全球主义’”；美国统治阶级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形态使其把苏联的对外政策目标视为谋求世界性扩张；美国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迅速膨胀，刺激了它到处扩张的欲望及遏制苏联的自信；战时苏联在租借援助和第二战场等问题上对美国的猜疑妨碍了它争取战后同美国和平共处的积极努力；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刺激了美国政府内外的反苏情绪；在伊朗和黑海海峡问题上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做法成为美国对苏联强硬方针的一个诱因（注：参见：时殷弘：《美苏从合作到冷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白建才认为，冷战深深根植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抗争，直接产生于苏联保障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称霸全球战略的碰撞，原子武器的出现增强了美国的实力，加速了冷战的爆发，英国对冷战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注：白建才：《论冷战的起源》，《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苏格则从三个层次剖析了冷战的缘起，指出：“从国际层次上看，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战后地缘政治因素逐渐使东西方形成战略对峙，双方互感‘安全威胁’”；“从国家层面来看，美国综合国力和核武器的优势，使美国确立了‘领导世界’的国际战略，并首先采取对苏强硬政策”；与其有特殊关系的英国“对美苏冷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决策者个人层面看，‘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家的政策建议则是促成华盛顿选择‘遏制’道路的重要因素”（注：苏格：《美国与冷战的缘起》，《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张小明同样从国际因素、国家因素和个人因素三个方面分析了冷战的起因，认为战后初期的国际环境，为美苏间的冲突与对抗创造了条件；美苏意识形态信仰对立和国家利益相悖，使得两国迎头相撞，冲突和对抗不可避免；两国领导者或者决策者对对方的认识与处理外交的方式加剧了双方的对立，加速了全面对抗的爆发和冷战的到来。因而，冷战是一个多因素的产物（注：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上述五种观点，又可分为两大类：“可以避免论”和“不可避免论”。前者认为冷战是可以避免的，后者则认为冷战是不可避免的。前者一般属西方学者的观念，如美国新左派史学家认为，“如果美国能与苏联采取更随和的态度，共同享有原子能知识、为苏联的重建提供经济援助、接受俄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承认苏联要求确保安全利益的合理性，那么冷战，至少从其最坏的方面考虑，是可以避免的。”（注：[美]塞缪尔·沃克：《历史学家与冷战起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但以J.斯帕尼尔为代表的西方史学家和中苏学者都坚持后一种观点。
在21世界的今天，从情感而言，人们但愿冷战是可以避免的。希望历史不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