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俄国公社历史大跨越的条件、主体和任务
——兼谈苏联解体的历史原因与教训
邵腾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9期
【原文出处】《《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杭州)2001年03期第86～89页
【作者简介】邵腾 上海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俄国农村公社正处于剧烈的变化过程中，同时它的世界环境也处于剧烈的变化过程中，在这种复杂的内外变化过程中，它的前途会出现怎样复杂的可能性，特别是这种变化又是怎样形成一种特殊的东方革命的条件和方式，这种特殊性对于我们深化认识当前中国初级的社会主义有什么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这种特殊性与苏联最终的解体有什么内在联系。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俄国农村公社的几种前途
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经历着不同的历史环境。每一种不同的历史环境决定着它不同的历史发展内容、形式与前途。俄国农村公社最初的历史环境是自然形式的历史环境。它尚未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建立具有经济和社会意义的深刻的世界性交往关系。当地人的发展尚处于狭窄的范围内。俄国农村公社的第二个历史环境是，越来越广泛和深刻的世界交往的形式。资本主义开始了世界交往，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114页。）。从此至后，世界历史的发展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各民族独立的、自然的发展形式再也不可能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理论上探讨了农村公社的第三种历史环境，即西方胜利的无产阶级的样板作用和直接支持。马克思指出：“一切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765页。），由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俄国农村公社实际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前途：
第一种前途：前资本主义形式。
如果没有世界上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影响，那么，俄国的农村公社将会进入西欧式的发展进程，进入它“自然的”发展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农村公社没有实现任何跨越。“但这是不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农村公社’的发展都要遵循这条道路呢？绝对不是的。……一切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114页。）这句话的另一面的意思就是，如果没有特定的世界历史环境，那么，任何农村公社的发展都要遵循这条道路。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是“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形式。”“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2页。）（顺便说一下，马克思这段话应当是我们理解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地位的一把钥匙。）
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是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一种劳动的原始形式，西欧后来的形式就是从这种原始形式中发展而来的。俄国和整个亚细亚社会如果没有因为世界性的交往而被发达国家的影响所打乱，那么它们的自然的发展前景就是进入前资本主义的形式。这种前资本主义形式以前认为是奴隶社会形式，现在学界有人认为封建社会形式更有一般意义，而奴隶社会形式则是西欧后来发展的特例。（注：参见朱晞《为马克思辩护》，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我认为此说能够成立。因为奴隶社会本质上是人的野蛮性的返祖现象，它是不可能从经济和劳动的内在发展逻辑中推断出来的。从内在逻辑上推论，原始劳动直接的社会化形式发展最自然的形式就是它的分化，即劳动的社会性和劳动的个性从原始的统一性中分裂，劳动的个性或特殊性通过交换的中间环节实现它的社会化。变换成为后来发展的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劳动实现社会性和个性或特殊性相分离后的分化劳动形式之后，劳动的特殊性便成为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劳动形式。至于奴隶制，正如恩格斯所认为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0页。）实际上在私有制社会，始终伴随着奴隶现象。是否形成奴隶社会仅仅在于这种现象是否大到形成一种社会形态的规模。在整个私有制过程中，西欧在原始社会之后出现过奴隶制，美洲却在资本主义开始时出现了奴隶制，而东方尽管没有形成可以构成社会形态的奴隶制，但却长期存在着奴隶现象。这些极不合逻辑的历史现象只能说明，奴隶社会的逻辑是尚未全面生成的人性向动物性和兽性的返祖的结果。因此整个所谓的文明史是人性尚未在历史中生成，甚至是人性严重分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拥有社会物质力量的人，随时都可以用对待奴隶的方式对待可以由他们支配的劳动者来创造供他们生活和享受的条件。
所以，俄国农村公社的第一个前途就是发展成为前资本主义的形式。但是，这种前资本主义的形式是否是东方式的长期的、超稳定的封建体制形式，还是不断变化的西欧体制形式——从奴隶制开始，并在适当时候重新恢复奴隶制的形式，并借助奴隶制所创造的财富而迅速发展的形式，这完全要看俄国社会内部发展的具体情况。
第二种前途：资本主义的形式。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俄国农村公社在资本主义创造出的世界历史环境中，产生了一种不同于西欧自然进程的历史发展形式，它跨越前资本主义的所有进程而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指出：“资产阶段，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276页。）这是世界进入资本主义之后的一个规律，即各民族从此失去了自身独立和自然的发展过程，而被资本主义纳入世界体系中。由于自身的民族素质和力量的增长，再加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变化带来的影响，各民族可以改变自身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甚至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世界体系的性质，但历史从此以世界历史的方式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第三种前途：共产主义的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还认为：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除了前资本主义形式和资本主义形式之外，历史还给予了它的第三种前途，即共产主义形式。这一形式也是历史给予亚细亚社会两种历史大跨越形式的第二种形式。俄罗斯“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3卷，第769页。）一旦实现共产主义形式的前途，那么，俄国便实现了历史给予亚细亚社会的两种历史大跨越的第二种形式。这将是更大跨度的历史性跨越，即既实现了对前资本主义发展形式的跨越，也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发展形式的跨越。这第三种前途正是我们要进一步详加思考的。
二、实现第三种前途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主体
1、实现第三种前途特有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愿意看到俄国农村公社这一“下金蛋的母鸡”能够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获得新生。但是，正如恩格斯十分强调过的一个历史哲学的原则：“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443页。）而俄国的农村公社之所以可能让它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发挥作用，有内外两个历史条件。
就内部而言，那是因为“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3卷，第765页。）这里第一个条件就是俄国本身存在着农村公社这一种历史条件。
就外部而言，那是因为“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771页。）我国农村公社所处的世界历史环境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具备了发展成为新的社会公有制所需要的大工业生产力，而且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相抗争的境地。”“这时，在西欧不仅一般的商品生产，甚至连它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都同它本身所创造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它不能再继续支配这种生产力，它正在由于这些内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阶级冲突而走向灭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441页。）“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3卷，第763页。）如果没有这种历史环境，如果资本主义尚处于生机勃勃的发展时期，那么，俄国跨超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也是不可能的。
2、西方无产阶段是俄国公社实现第三种前途的历史主体。
俄国农村公社有了内外这两个历史条件还不能直接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马克思指出：就它的内部而言，公社不可能自己成为进入共产主义的历史主体。因为：“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的社会形式一样，是完全适用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442-443页。）进一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俄国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在俄国公社已经不再按照公有原则耕种自己的土地之后，它又怎么能向世界指明如何按照公社原则管理大工业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442页。）恩格斯的明确结论是：“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450-451页。）
这样，如果“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国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3卷，第773页。）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久（1882年1月）给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里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段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3卷，第445页。）俄国公社要想成功地实现它的历史性的大跨越，实际上需要一场世界意义的革命。只有这种东西互动的世界性革命，才可能为俄国公社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创造条件。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俄国革命要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相补充的这一具体的历史条件。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俄国，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态，也象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更高的形态已经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并且起着样板作用。这种更高的形态——凡是在历史上它可能存在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及其所造成的社会二元对抗的必然结果，它不可能从农业公社直接发展出来，只能是仿效某处已存在的样板。”（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560页。）“对俄国公社的这样的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本阶级的胜利以及与这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441页。）
三、西方无产阶段提供的历史条件与俄国公社特有的历史任务
恩格斯指出：“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设想，历史的多种积极因素的作用都遂人意愿地得到适当发挥，使俄国公社实现了第三种前途，那么，俄国公社在真正进入共产主义之前就必须完成一个历史任务，即“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俄国的公社与共产主义只有一个共同点，而社会发展中其他众多的相异点则构成两者之间巨大的历史鸿沟。俄国公社从原始共产主义实现向未来共产主义的跨越，必须填补由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留下的这一巨大历史鸿沟。这就是说，俄国公社进入第三种历史前途的前提就是同时引发西方革命，并且这种世界性的革命取得胜利。于是西方胜利的无产阶级“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442页。），并把它们传给东方，以此填补这一鸿沟。
然而，俄国公社要“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这首先要看资本主义究竟能创造出多少优秀成果，这就又要弄清楚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容量，因为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容量中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容量有过历史哲学的深刻分析和科学预言。马克思说：资本“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转换自然力量、精神力量的限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3页。）马克思在著名的人的发展新阶段论述中提出：“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这第二大形态的历史容量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容量，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全部优秀成果。
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胜利的西方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担当俄国农村公社实现第三种历史前途的历史主体，关键在于它本身是资本主义优秀成果的创造者和体现者。西方无产阶级 上物化了全部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根据这一理据，西方无产阶级在把俄国农村公社改造为共产主义的历史起点之前，首先需要在俄国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要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使俄国也“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这是俄国公社特有的历史任务，即在没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占有资本主义的全部优秀成果。
四、对苏联巨变的历史原因的一种分析
历史的现实进程是，俄国公社并没有实现它的第三个前途，它只是实现了第二个前途，很快地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因为历史“把公社发展成这样的一种生产形式，这种生产形式和公社相隔许多中间历史阶段，而且实现这种生产形式的条件当然在西方也还没有成熟—这显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俄国农村公社最终只能向资本主义发展。这第二个历史前提彻底破坏了俄国土地公有制存在的基础。但是，落后的俄国随后却实现了另一种历史意义的大跨越，即它在没有完全走完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的条件下，成功地利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矛盾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成为最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其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俄国无产阶段最终利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历史机遇，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于是，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在另一种意义上完成俄国农村公社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即落后的俄国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仍然需要完成占有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成果，填补上进入共产主义的历史鸿沟的历史任务。这一历史任务实质上就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权来完成占有资本主义一切优秀成果的历史任务。
现在看来，这一历史任务对于俄国和东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仅非常宏大，同时也非常艰巨。首先，我们应当看到，从历史的进程看，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任务，不仅东方落后国家（象俄国）没有完成，甚至西方发达国家至今也没有完成。不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也不仅在列宁之后，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在“全面的社会物质变换”方面，在人的“全面关系、全面的需要和全面的能力”发展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新发展。而且，这一发展的容量不可限量。当前的世界依然是资本在不可遏制地追求它的普遍性的时代。
其次，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提出的俄国公社的第三种前途的实现是以西方的无产阶段的胜利为前提的。而对于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始终没有出现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支持，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尽管因为世界大战的影响而十倍地增长，致使俄国革命获得了胜利，但是，它的经济和文化的力量并不可能相应地获得增长。在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身上，并没有全面地成为资本主义优秀成果的进一步创造者，也没有物化全部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并没有完结。所以，它造成俄国以及其他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更为艰巨的局面。
于是，历史难以避免地形成这样的结果，即俄国或者后来的苏联也包括其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没有真正认清自己的历史任务。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总结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性质和任务并没有真正搞清楚。这种认识上的错误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过多地强调所谓纯粹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难以看到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
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历史基础，即没有占有资本主义的全部优秀成果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只能是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历史的教训是，俄国或苏联的社会主义，保留了许多封建主义的东西，并且用这些东西来冒充社会主义以反对资本主义。这种受封建主义严重影响的社会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特征（这一特征其他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也相当普遍地存在），就是它们只能抽象地认识吸取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它们片面地理解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能够认识到建立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体系的重要性；却总是看不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而发达的资本主义不仅创造了比较发达的“社会物质变换体系”，同时也创造了发达的“人的关系和能力体系”。马克思认为，实现人的发展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2页。）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不仅是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同时还是“形成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资本主义“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2页。）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不仅需要发达的“社会物质变换体系”，而且需要发达的“人的关系和能力体系”。“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历史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6页。）所以，对于俄国或苏联也包括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来说，不仅要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发达的“物质生产条件”，也要吸取发达的“人的交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为发达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人的交往形式”。只有这样全面的继承和创造才可能使社会主义的“一切炸毁的尝试”，不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俄国或苏联的社会主义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它的社会物质变换体系建设与人的发展的建设极不平衡，而人的发展的不平衡这一“真空”总是用人的依赖关系来填补，用抽象的国家主义和整体主义来代替现实的人的关系及其发展，实际上是复活并在一定程序上强化了人对国家和整体的人身依附关系。它看不到人的交往关系的发展、人的能力的发展和人的需求的发展都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这种不足和不平衡，实际上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普遍性。例如，在否定对人的需要的发展和满足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也经历过极端的形式。在“左”倾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年代里，我们一方面有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和原子弹、氢弹的爆炸，另一方面，我们却不仅没有创造出发达的人的需要能力和需要满足的条件，甚至把那些资本主义创造的满足和发展人的需要的那些历史性成果，斥之为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而加以排斥。其结果就是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扭曲为没有个性空间和个性发展的“虚幻的集体”（马克思语）。没有人的发展而只有物的发展，没有个人的发展只有“社会”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是无法战胜资本主义的。这些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
俄国或苏联解体的最重要教训之一，同时也应该说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教训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必须重视对全部资本主义优秀成果的占有，不仅要重视对“全面的社会物质变换体系”占有，同时要重视对人的“全面的关系、全面的需求和全面的能力体系”的占有。这样才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对资本主义优秀成果的“全部占有”，最后，也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实现全面的社会主义的创造和发展。^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9期
【原文出处】《《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杭州)2001年03期第86～89页
【作者简介】邵腾 上海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一、俄国农村公社的几种前途
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经历着不同的历史环境。每一种不同的历史环境决定着它不同的历史发展内容、形式与前途。俄国农村公社最初的历史环境是自然形式的历史环境。它尚未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建立具有经济和社会意义的深刻的世界性交往关系。当地人的发展尚处于狭窄的范围内。俄国农村公社的第二个历史环境是，越来越广泛和深刻的世界交往的形式。资本主义开始了世界交往，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114页。）。从此至后，世界历史的发展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各民族独立的、自然的发展形式再也不可能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理论上探讨了农村公社的第三种历史环境，即西方胜利的无产阶级的样板作用和直接支持。马克思指出：“一切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765页。），由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俄国农村公社实际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前途：
第一种前途：前资本主义形式。
如果没有世界上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影响，那么，俄国的农村公社将会进入西欧式的发展进程，进入它“自然的”发展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农村公社没有实现任何跨越。“但这是不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农村公社’的发展都要遵循这条道路呢？绝对不是的。……一切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114页。）这句话的另一面的意思就是，如果没有特定的世界历史环境，那么，任何农村公社的发展都要遵循这条道路。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是“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形式。”“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2页。）（顺便说一下，马克思这段话应当是我们理解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地位的一把钥匙。）
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是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一种劳动的原始形式，西欧后来的形式就是从这种原始形式中发展而来的。俄国和整个亚细亚社会如果没有因为世界性的交往而被发达国家的影响所打乱，那么它们的自然的发展前景就是进入前资本主义的形式。这种前资本主义形式以前认为是奴隶社会形式，现在学界有人认为封建社会形式更有一般意义，而奴隶社会形式则是西欧后来发展的特例。（注：参见朱晞《为马克思辩护》，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我认为此说能够成立。因为奴隶社会本质上是人的野蛮性的返祖现象，它是不可能从经济和劳动的内在发展逻辑中推断出来的。从内在逻辑上推论，原始劳动直接的社会化形式发展最自然的形式就是它的分化，即劳动的社会性和劳动的个性从原始的统一性中分裂，劳动的个性或特殊性通过交换的中间环节实现它的社会化。变换成为后来发展的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劳动实现社会性和个性或特殊性相分离后的分化劳动形式之后，劳动的特殊性便成为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劳动形式。至于奴隶制，正如恩格斯所认为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0页。）实际上在私有制社会，始终伴随着奴隶现象。是否形成奴隶社会仅仅在于这种现象是否大到形成一种社会形态的规模。在整个私有制过程中，西欧在原始社会之后出现过奴隶制，美洲却在资本主义开始时出现了奴隶制，而东方尽管没有形成可以构成社会形态的奴隶制，但却长期存在着奴隶现象。这些极不合逻辑的历史现象只能说明，奴隶社会的逻辑是尚未全面生成的人性向动物性和兽性的返祖的结果。因此整个所谓的文明史是人性尚未在历史中生成，甚至是人性严重分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拥有社会物质力量的人，随时都可以用对待奴隶的方式对待可以由他们支配的劳动者来创造供他们生活和享受的条件。
所以，俄国农村公社的第一个前途就是发展成为前资本主义的形式。但是，这种前资本主义的形式是否是东方式的长期的、超稳定的封建体制形式，还是不断变化的西欧体制形式——从奴隶制开始，并在适当时候重新恢复奴隶制的形式，并借助奴隶制所创造的财富而迅速发展的形式，这完全要看俄国社会内部发展的具体情况。
第二种前途：资本主义的形式。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俄国农村公社在资本主义创造出的世界历史环境中，产生了一种不同于西欧自然进程的历史发展形式，它跨越前资本主义的所有进程而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指出：“资产阶段，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276页。）这是世界进入资本主义之后的一个规律，即各民族从此失去了自身独立和自然的发展过程，而被资本主义纳入世界体系中。由于自身的民族素质和力量的增长，再加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变化带来的影响，各民族可以改变自身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甚至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世界体系的性质，但历史从此以世界历史的方式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第三种前途：共产主义的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还认为：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除了前资本主义形式和资本主义形式之外，历史还给予了它的第三种前途，即共产主义形式。这一形式也是历史给予亚细亚社会两种历史大跨越形式的第二种形式。俄罗斯“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3卷，第769页。）一旦实现共产主义形式的前途，那么，俄国便实现了历史给予亚细亚社会的两种历史大跨越的第二种形式。这将是更大跨度的历史性跨越，即既实现了对前资本主义发展形式的跨越，也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发展形式的跨越。这第三种前途正是我们要进一步详加思考的。
二、实现第三种前途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主体
1、实现第三种前途特有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愿意看到俄国农村公社这一“下金蛋的母鸡”能够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获得新生。但是，正如恩格斯十分强调过的一个历史哲学的原则：“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443页。）而俄国的农村公社之所以可能让它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发挥作用，有内外两个历史条件。
就内部而言，那是因为“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3卷，第765页。）这里第一个条件就是俄国本身存在着农村公社这一种历史条件。
就外部而言，那是因为“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771页。）我国农村公社所处的世界历史环境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具备了发展成为新的社会公有制所需要的大工业生产力，而且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相抗争的境地。”“这时，在西欧不仅一般的商品生产，甚至连它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都同它本身所创造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它不能再继续支配这种生产力，它正在由于这些内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阶级冲突而走向灭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441页。）“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3卷，第763页。）如果没有这种历史环境，如果资本主义尚处于生机勃勃的发展时期，那么，俄国跨超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也是不可能的。
2、西方无产阶段是俄国公社实现第三种前途的历史主体。
俄国农村公社有了内外这两个历史条件还不能直接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马克思指出：就它的内部而言，公社不可能自己成为进入共产主义的历史主体。因为：“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的社会形式一样，是完全适用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442-443页。）进一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俄国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在俄国公社已经不再按照公有原则耕种自己的土地之后，它又怎么能向世界指明如何按照公社原则管理大工业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442页。）恩格斯的明确结论是：“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450-451页。）
这样，如果“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国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3卷，第773页。）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久（1882年1月）给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里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段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3卷，第445页。）俄国公社要想成功地实现它的历史性的大跨越，实际上需要一场世界意义的革命。只有这种东西互动的世界性革命，才可能为俄国公社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创造条件。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俄国革命要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相补充的这一具体的历史条件。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俄国，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态，也象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更高的形态已经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并且起着样板作用。这种更高的形态——凡是在历史上它可能存在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及其所造成的社会二元对抗的必然结果，它不可能从农业公社直接发展出来，只能是仿效某处已存在的样板。”（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560页。）“对俄国公社的这样的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本阶级的胜利以及与这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441页。）
三、西方无产阶段提供的历史条件与俄国公社特有的历史任务
恩格斯指出：“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设想，历史的多种积极因素的作用都遂人意愿地得到适当发挥，使俄国公社实现了第三种前途，那么，俄国公社在真正进入共产主义之前就必须完成一个历史任务，即“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俄国的公社与共产主义只有一个共同点，而社会发展中其他众多的相异点则构成两者之间巨大的历史鸿沟。俄国公社从原始共产主义实现向未来共产主义的跨越，必须填补由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留下的这一巨大历史鸿沟。这就是说，俄国公社进入第三种历史前途的前提就是同时引发西方革命，并且这种世界性的革命取得胜利。于是西方胜利的无产阶级“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442页。），并把它们传给东方，以此填补这一鸿沟。
然而，俄国公社要“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这首先要看资本主义究竟能创造出多少优秀成果，这就又要弄清楚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容量，因为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容量中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容量有过历史哲学的深刻分析和科学预言。马克思说：资本“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转换自然力量、精神力量的限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3页。）马克思在著名的人的发展新阶段论述中提出：“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这第二大形态的历史容量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容量，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全部优秀成果。
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胜利的西方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担当俄国农村公社实现第三种历史前途的历史主体，关键在于它本身是资本主义优秀成果的创造者和体现者。西方无产阶级 上物化了全部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根据这一理据，西方无产阶级在把俄国农村公社改造为共产主义的历史起点之前，首先需要在俄国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要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使俄国也“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这是俄国公社特有的历史任务，即在没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占有资本主义的全部优秀成果。
四、对苏联巨变的历史原因的一种分析
历史的现实进程是，俄国公社并没有实现它的第三个前途，它只是实现了第二个前途，很快地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因为历史“把公社发展成这样的一种生产形式，这种生产形式和公社相隔许多中间历史阶段，而且实现这种生产形式的条件当然在西方也还没有成熟—这显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俄国农村公社最终只能向资本主义发展。这第二个历史前提彻底破坏了俄国土地公有制存在的基础。但是，落后的俄国随后却实现了另一种历史意义的大跨越，即它在没有完全走完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的条件下，成功地利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矛盾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成为最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其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俄国无产阶段最终利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历史机遇，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于是，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在另一种意义上完成俄国农村公社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即落后的俄国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仍然需要完成占有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成果，填补上进入共产主义的历史鸿沟的历史任务。这一历史任务实质上就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权来完成占有资本主义一切优秀成果的历史任务。
现在看来，这一历史任务对于俄国和东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仅非常宏大，同时也非常艰巨。首先，我们应当看到，从历史的进程看，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任务，不仅东方落后国家（象俄国）没有完成，甚至西方发达国家至今也没有完成。不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也不仅在列宁之后，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在“全面的社会物质变换”方面，在人的“全面关系、全面的需要和全面的能力”发展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新发展。而且，这一发展的容量不可限量。当前的世界依然是资本在不可遏制地追求它的普遍性的时代。
其次，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提出的俄国公社的第三种前途的实现是以西方的无产阶段的胜利为前提的。而对于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始终没有出现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支持，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尽管因为世界大战的影响而十倍地增长，致使俄国革命获得了胜利，但是，它的经济和文化的力量并不可能相应地获得增长。在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身上，并没有全面地成为资本主义优秀成果的进一步创造者，也没有物化全部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并没有完结。所以，它造成俄国以及其他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更为艰巨的局面。
于是，历史难以避免地形成这样的结果，即俄国或者后来的苏联也包括其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没有真正认清自己的历史任务。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总结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性质和任务并没有真正搞清楚。这种认识上的错误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过多地强调所谓纯粹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难以看到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
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历史基础，即没有占有资本主义的全部优秀成果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只能是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历史的教训是，俄国或苏联的社会主义，保留了许多封建主义的东西，并且用这些东西来冒充社会主义以反对资本主义。这种受封建主义严重影响的社会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特征（这一特征其他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也相当普遍地存在），就是它们只能抽象地认识吸取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它们片面地理解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能够认识到建立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体系的重要性；却总是看不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而发达的资本主义不仅创造了比较发达的“社会物质变换体系”，同时也创造了发达的“人的关系和能力体系”。马克思认为，实现人的发展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2页。）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不仅是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同时还是“形成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资本主义“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2页。）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不仅需要发达的“社会物质变换体系”，而且需要发达的“人的关系和能力体系”。“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历史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6页。）所以，对于俄国或苏联也包括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来说，不仅要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发达的“物质生产条件”，也要吸取发达的“人的交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为发达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人的交往形式”。只有这样全面的继承和创造才可能使社会主义的“一切炸毁的尝试”，不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俄国或苏联的社会主义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它的社会物质变换体系建设与人的发展的建设极不平衡，而人的发展的不平衡这一“真空”总是用人的依赖关系来填补，用抽象的国家主义和整体主义来代替现实的人的关系及其发展，实际上是复活并在一定程序上强化了人对国家和整体的人身依附关系。它看不到人的交往关系的发展、人的能力的发展和人的需求的发展都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这种不足和不平衡，实际上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普遍性。例如，在否定对人的需要的发展和满足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也经历过极端的形式。在“左”倾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年代里，我们一方面有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和原子弹、氢弹的爆炸，另一方面，我们却不仅没有创造出发达的人的需要能力和需要满足的条件，甚至把那些资本主义创造的满足和发展人的需要的那些历史性成果，斥之为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而加以排斥。其结果就是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扭曲为没有个性空间和个性发展的“虚幻的集体”（马克思语）。没有人的发展而只有物的发展，没有个人的发展只有“社会”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是无法战胜资本主义的。这些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
俄国或苏联解体的最重要教训之一，同时也应该说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教训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必须重视对全部资本主义优秀成果的占有，不仅要重视对“全面的社会物质变换体系”占有，同时要重视对人的“全面的关系、全面的需求和全面的能力体系”的占有。这样才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对资本主义优秀成果的“全部占有”，最后，也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实现全面的社会主义的创造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