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从法团主义到撒切尔主义
——战后英国保守党在国家干预问题上的转变
王皖强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8期
【原文出处】《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02期第36～41页
【英文标题】From Corporatism to Thatcherism
WANG Wan-qiang
( Department of History,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Beijing 100872, China)
【作者简介】王皖强（1964— ），男，湖南长沙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2
【关 键 词】英国政治/法团主义/凯恩斯主义/撒切尔主义U.K.Politics/Corporatism/keynesism/Thatcherism
中图分类号：K5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1）02—0036—06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新形势的压力，英国两大政党在一系列政策取向上出现了趋同，在运用国家力量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这一点上达成了基本共识，凯恩斯主义则成为两党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在1979年撒切尔政府上台前，英国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艾德礼政府中期到麦克米伦政府中期。一项权威的研究表明，凯恩斯主义在英国直到1979年的长期统治并非像以往认为的那样是从盖茨克尔或巴特勒开始的，而是从1947年至1950年任财政大臣的斯塔福德·克里浦斯开始的。克里浦斯依靠的不是其前任休·道尔顿的“有计划发展战略”，而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注：K. O. Morgan, Labour is Power 1954-1951, Oxrord, 1986,P364.）。此后，历届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几乎都是完全借助需求管理手段。当生产增长过快、通货膨胀抬头、收支出现赤字以及信贷膨胀时，政府通过增税和提高利率等财政、货币政策来使经济降温；反之，当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政府则采取相反的举措来刺激经济复苏，政府就这样松紧交替地从宏观上调节经济的运行，达到稳定发展经济的目的。
然而，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四重目标，即适度的经济增长、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平衡之间存在程度不同的矛盾（注：参见罗志如、厉以宁：《20世纪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章。）。其中， 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政府很难同时兼顾。每当经济步入繁荣，就业增加，即所谓“走”的时期，国际收支便很快出现赤字，英镑受到压力，通货膨胀也抬头了。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就只能采取紧缩措施使经济“停”下来，待国际收支状况好转后再“走”，这就是所谓的“走走停停”的怪圈。早在艾登政府时期，英国经济就出现了首次“走走停停”（stop-go）。此后，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 且两次之间的间隔时间一次比一次短，“停”的阶段也越来越长，越来越恶化。1955年发生第一次走走停停时，英国国际收支出现1.55亿英镑赤字，5年后的1960 年，国际收支赤字达2.55亿英镑，1964年发生了第三次走走停停，英国国际收支赤字达到最高点，为3.89亿英镑（注：J.Tomlinson, PobkicPolicy and the Economy since 1900, Oxford, 1990, Table.9.2.）。当时的政府与经济学家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英国企业工资成本的增长太快，既超过本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也远高于其他国家企业工资成本的增长。因此，要使经济保持较为理想的增长，一种限制工人工资增长的收入政策就在所难免了。
在这种背景下，麦克米伦政府于1962年成立了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NEDC），并以之作为英国“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重要而有用的组成部分”（注：S.Beer, Britain Against Itself, Londin, 1982, pp64-65.）。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战后英国国家干预进入到更深入的第二阶段，有论者形象地称之为国家“直接插手”（hand-on ）的阶段（注：D.Marquand, The Unprincipled Society, London, 1988, p.45.）。
经济发展委员会是由政府、企业界和工会三方代表组成，由财政大臣担任委员会主席，并下设“国家经济发展署”（NEDO）为秘书处，负责全国的计划化工作和协调三方的行动。从1963年起，政府又在各个行业成立了行业性的经济发展委员会，负责协调本行业的经济活动和劳资关系，以促进竞争提高效率，使本行业的生产和销售尽可能地与全国的计划制订和执行保持一致。然而，最初的经济计划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1961年到1966年间，经济发展委员会设定的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4 %，实际只有2.9%，制造业投资的年增长率目标是3.3%，实际仅完成0.2%（注：A.Seldon (ed.), The New Right Enlightenment, Kent, 1985,P92.）。此后，1964—1970年及1974—1977年的两届威尔逊政府在强化国家干预方面走得更远，先后成立了经济事务部（NEA）、 国家价格与收入管理局（NBPI）、工业改组委员会（IRC ）以及人力资源委员会（MSC）等机构。上述这些机构均由政府、 工会和企业界三方组成，负责全国性的计划与协调、劳动力配置及物价、工资管制等事宜。这种国家力量重组的新形式在英国一般称作“三伙伴关系”（tripartism），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法团主义”（corporatism）。
一般认为，法团主义是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结构，数量有限的代表着各种职能利益集团的垄断组织和国家机构之间就公共政策进行讨价还价，并对大众阶层进行整合和社会控制，把有组织的社会经济生产者集团结为一个整体。从理论上说，在法团主义体制下，个人不管是否属于某一集团，都不再有选择的权利。当一项协议在主要垄断集团的代表之间达成时，各集团保证把这种协议贯彻到每一个成员。国家的力量被用来加强压力集团的权威，利益集团则负责执行与政府谈判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团主义完全摈弃了以个人主义为基本特征的自由主义。一般说来，法团主义至少涉及八个基本要素：一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作为生产手段的私人占有制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二是国家对经济实行大规模的计划和控制；三是国家、工会和大企业在最高层达成协议；四是有一种长期的收入政策；五是工会和国家能够对工会会员实施有效的控制；六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社会中占据了优势；七是国家提供具有重大意义的普遍社会福利；八是社会中存在建立在民族团结和经济增长前景基础上的社会共识（注：G.Hogson, Labour at hte Crossroad, Oxford, 1981, P185-186.）。由此可见，法团主义意味着国家干预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仅发挥支持和促进的作用，还扮演了直接指导者的角色。这不只是国家功能在量上的变化，而是国家职能在性质上的改变。正如一位政治评论家所说，这种国家主义的意义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是非资本主义的，完全取决于市场力量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中央计划，以及国家的力量是否比任何一个特定阶级的力量更为强大（注：J.Krieger,Reagan,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 Decline, Cambridge,1986,P56.）。
二
从1940年到1975年，保守党左翼一直把持了党的领导权，以麦克米伦为代表的中间道路保守主义者迫于战后新形势的压力，放弃了自由放任原则，把国家作为仲裁和指导性的力量，推行以国家干预为核心内容的新保守主义。不过，党内右翼反对法团主义，要求转向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呼声也始终清晰可闻。在整个60年代，伊诺克·鲍威尔有力地挑战了法团主义和保守党左翼势力。
鲍威尔是战后英国政治生活中一位十分独特的人物（注：PCosgrave, The Lives of Enlch Powell, London, 1989.）。1958 年，因为反麦克米伦的通货膨胀政策，时任财政部低级大臣的鲍威尔与财政大臣桑尼克罗夫特和另一位低级大臣伯奇同时辞职。此后，鲍威尔到处发表演说，宣扬经济自由主义，成为保守党干预主义政策最激烈的批评家（注：H.Young, One of Us, London, 1989,P67.）。 但他很快转向民族主义，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以及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1968年的一次不慎重的演说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但鲍威尔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并在70年代初达到顶峰，以至于在英国政治词汇中出现了“鲍威尔主义”一词。
鲍威尔主义的核心是经济自由主义。早在50年代，鲍威尔作为保守党“一个民族”小组的成员，就与中间道路保守主义唱起了反调。在鲍威尔看来，资本主义能够带来自由、正义和民主。只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才能自由地作出自己的选择，不管是对是错，是明智还是愚蠢， 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服从自己的初衷”（注：J.Wood(ed.), A Nation Not Afraid: The Thinking of Enoch Powell, London, 1965, P27-28.）。鲍威尔坚决主张限制国家在社会福利和经济领域中的作用。他认为，由国家提供普遍的社会福利完全扭曲了市场机制，这不仅因为人们不再依据价格的浮动来决定福利需求的取舍，而且各项服务的提供也从自由转为强制，国家承担了满足公民普遍需求的义务，这就使它特别容易受到攻击，原因很简单，国家所承担的义务是无限的，随之而来的不满也是无限的。因此，在那些市场力量能够满足人们福利需要的领域，国家应该撤出，并促进个人对市场力量作出反应，满足自身的需求（注：E.Powell, Still To Decide, London, 1972, P18, 4.）。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也应限制，在一篇名为《自由放任的局限》的文章中，鲍威尔宣称：“保守党人从原则上反对、在实践中致力于减少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注：N.Nugent and R. King, The British Right: Conservative and Right Wing Politics in Britain, London, 1977,P107.）。
鲍威尔将政府干预与调节之间作了明确的区分，并且认为只有后者才是政府在经济领域应起的作用，因为调节的性质是笼统而有限的，干预则是直接而广泛的，是国家权力对社会成员经济活动的直接干涉。这种广泛深入的干预必定会失败，因为市场本身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企业和个人总是使自身的计划和意图服从于市场的无休止的变化。因此，英国政府对煤炭、钢铁、建筑业和对外贸易的全国性计划都是错误的，而且将因其全国性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注：E. powell, Freedom and Reality, London, 1969,P13.）。
鲍威尔把他所坚持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和混合经济作了比较。对国家社会主义他是坚决反对的，他对混合经济的态度却有些模棱两可。有时他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可以与混合经济共存，有时又认为两者互相排斥，不可能并存。不过，对于经济决策中的法团主义，鲍威尔始终是不遗余力地攻击的。在他看来，政府与企业界和工会三方的协商既否定了法治原则，也抹杀了企业家组织和工会的真正功能。企业家组织和工会本应当为各自的成员的利益服务，根本不应该让其参与涉及国家利益的决策。鲍威尔认为，法团主义者并非“值得尊敬的商人”，因为法团组织为他们提供了乱花纳税人钱的权力，而不去考虑所作出的决策可能带来的后果。毫无疑问，这种决策是没有责任感可言的。此外，工会具备的对其个人成员的权力是与法治原则相违背的，这种权力本应由法律监督下的公共权力机关按照法律程序来行使，现在工会享有的权力已经使之成为英国的国中之国（注：J.Wood, op.cit, P126.）。 鲍威尔还危言耸听地说：“我们现在正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我们正在不知不觉中滑向国家社会主义，即人们所称的法西斯主义。”在这样的国家中，经济生活和个人的决定将由雇主和工会团体来控制，雇主和雇员的私人组合被赋予了国家机器的权威（注：E. Powell. Freedomand Reality, P139.）。鲍威尔断言，自由经济自由社会是密不可分的，只有自由市场是民主的真正对应物。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鲍威尔以简洁的语言道出了货币主义关于通货膨胀起源的理论核心：“生活费用增加的真相既不在于英国的工会，也不在于英国的工业，更不在于英国的经济问题，惟一的纯粹的原因在于英国政府。当政府开支比国民收入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时，过量的货币就输入到经济之中。即使没有工会，或者人们都是本尼迪克修道院的僧侣，结果仍将是不可避免地、机械地出现我们所经历的价格（包括工资）的上升。”（注：N.Nugent and R.King, op.cit, P109.）从这一立场出发，鲍威尔抨击试图通过集体谈判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的观点。他把这种政策说成是“一种无知，一种愚蠢的无知。更糟糕的是，它还是一种危险的无知”。说它是愚蠢的，是因为这一观点没有触及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政府开支和货币超量流通；它之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它破坏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政党功能。在鲍威尔看来，自由市场机制是惟一能够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机制，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大最奇妙的计算机”（注：E.Powell, Freedom and Reality, P75-102.）。
鲍威尔在60年代对保守党主流的反叛具有重要的意义，鲍威尔主义实际上成为80年代以减少国家干预为核心的撒切尔主义的先声。鲍威尔的许多政策主张在撒切尔政府中得到广泛的接受和认同。1983年大选后，一位保守党评论家写道：“是伊诺克·鲍威尔最先播下了种子，他的劳动成果被玛格丽特·撒切尔收获了。他的大声疾呼应该受到颂扬，因为它动摇了巴茨克尔主义的缓冲物，而后者的瓦解引发了彻底的崩溃。”（注：Sunday Times, 13 June 1983.）不过，在整个60年代， 鲍威尔的大声疾呼并没有对法团主义造成太大的危害，只是不时激起一些涟漪罢了。
三
进入70年代后，保守党领导层在国家干预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开始有所松动。1970年年初，保守党影子内阁在伦敦郊外的塞尔斯登公园饭店召开了一个会议，提出了降低税率、适当削减公共开支以及加强法治等政策主张。在当年6月的大选中，保守党大获全胜， 爱德华·希思上台伊始便雄心勃勃地要把塞尔斯登会议的精神付诸实施，宣布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变革，“一场静悄悄的全面革命”。10月，财政大臣制定了一个“小预算”，削减所得税和公司税率，减税额达6.8亿英镑。 政府还宣称将不再资助和补贴被称作“跛脚鸭”的亏损国有企业。在社会福利方面，希思政府也推行了雷厉风行的紧缩政策。在劳资关系方面，希思政府于1971年8月颁布了新的《劳资关系法》， 包括限制工会的法律豁免权、限制罢工纠察队的活动等八项主要内容，并赋予新成立的劳资关系法庭以直接干预某些劳资纠纷的权力。
凡此种种，似乎都表明希思要改弦更张，与法团主义分道扬镳，保守党右翼对此欢欣鼓舞（注：N.Tebbit, Upwardly Mobile, London, 1987,P120.）。然而，希思本人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奉者，而是战后中间道路保守主义者中的一员。希思内阁的核心成员普赖尔说明了他与希思的相同立场：“我们极为赞同战后的经济与社会共识，即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充分就业，但我们认识到需要对福利国家作出改进。”（注：J.Prior, A Balance of Power, London, 1986,P71.）因此，虽然希思强调放松对企业的控制，增强竞争，但他的指导思想仍是国家主义的，希思政府的新政策仅仅是专家治国论的产物。根据最新的一部希思传记的作者的看法，希思在执政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认同了那些并不属于自己的思想和态度，从而使自己显得比实际的立场更为激进。由此， 我们不难理解希思政府政策的前后矛盾了（注：J. Campbell, Edward Heath, London, 1993,P179-246.）。不久，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希思开始对前一阶段的基本方针发生动摇，并转而采取了一系列原先已经放弃的干预主义政策。政府对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给予大量贷款，再次实行冻结工资的收入政策，还恢复了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到1972年年底，希思政府就完全违背了大选时的诺言，回到了干预主义的政治轨道。
希思在政策上的180 度大转弯不仅是战后保守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还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保守党上层领袖。1974年，希思领导的保守党在大选中失利，这直接引发了右翼的反思浪潮，以基思·约瑟夫为代表的右翼货币主义者向希思所代表的中间道路保守主义者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这股浪潮不仅直接导致撒切尔夫人在1975年取代希思成为保守党领袖，而且形成了撒切尔主义的基本轮廓。
基思·约瑟夫曾任希思内阁的社会事务大臣，1974年的大选失利使他大受震动，认识到赤字财政和借贷是造成英国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从此成为货币主义的忠实信徒。1974年9月， 约瑟夫在普雷斯登发表了著名的题为《通货膨胀咎在政府》的著名演说，猛烈抨击巴茨克尔主义的充分就业原则，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这次演说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当时的宏观经济财政大臣称约瑟夫的货币主义主张是“将导致国家出现空前规模的社会崩溃的灾难性处方”，而在保守党右翼看来，它可以与罗伯特·皮尔奠定了保守主义原则的《塔姆沃斯宣言》相媲美（注：PJenkins Mrs. Thatcher's Revolution, London,1987,P54.）。
1974年10月大选前夕，约瑟夫又重蹈鲍威尔的覆辙，他在伯明翰发表了一次关于贫困妇女节育问题的演说，引起各方面强烈抗议。结果，他竞选党魁的希望就此落空，于是他转而全力支持撒切尔夫人出马与希思竞争。撒切尔夫人当选保守党领袖后，约瑟夫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巡回演说，不过演说的目的不再是谴责党的前任领袖，而是为新领袖探索道路。总的看来，约瑟夫在1974—1976年间的大量演说可以归纳为两个主题，一是鼓吹货币主义，二是“仅有货币主义是不够的”。
约瑟夫是战后英国第一位公开宣扬货币主义的高层政治家。在以普雷斯登为代表的多次演说中，他反复强调，战后以来的历届政府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夸大了失业的程度和危害，却认为不太高的通货膨胀是可以控制的，因此试图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来换取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结果造成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这样一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通货膨胀反过来严重威胁了就业的增加和社会福利”（注：K. Joseph, Stramded on the Middle Ground? London,1979, P17.）。
约瑟夫警告说，通货膨胀正威胁着英国社会，“它不仅威胁我们现在的相对繁荣，还威胁着每一个家庭的存款、计划以及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工商企业和其他组织的资金。除非遏止这种发展趋势，否则随之而来的贫困和失业将带来灭顶之灾”。约瑟夫认为，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政府靠大量发行货币，而不是通过真正的积累来支撑赤字财政，这显然是一种过分注重暂时效应的做法。约瑟夫猛烈抨击战后历届政府，认为它们因为害怕再次出现30年代那样大规模失业而误解了凯恩斯本人的理论，抹杀了凯恩斯对失业的几种区分。约瑟夫特别强调一种暂时性的失业，即凯恩斯所称的“摩擦性失业”的重要性，认为不应该把这种失业当作政府政策的目标。战后以来的决策者无视凯恩斯理论的这一核心内容，根本算不上凯恩斯主义者，而只是“伪凯恩斯主义者”。可以预见，他们的需求管理必将导致“走走停停、滞胀以及我们目前经历的恶性通货膨胀和衰退。如果我们不改变政策方向，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注：K.Joseph, Reversing the Trend, London, 1975,P19-21,26, 22-23.）。
约瑟夫提出的新方针就是货币主义。约瑟夫指出，货币主义政策即意味着货币开支的增长率必须逐步下降，与生产的发展水平相接近。“控制货币是我们想要做和必须做的其他一切事情的前提，是解决诸如有的地方劳动力缺乏，有的地方却劳动力过剩等这类实际问题的前提”。约瑟夫与鲍威尔一样，是通过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而接受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的。他也像鲍威尔一样坚决反对用收入政策作为缓和通货膨胀的手段。约瑟夫形象地说：“单单用收入政策来抑制由过量供应货币引发的通货膨胀，就像试图堵住一根漏水的水管却不关上水龙头一样。就算你能堵住一个漏洞，水还会从其他的漏洞中流出。”惟有堵住水源，对货币的注入量进行严格的控制，才能真正消灭通货膨胀（注：K.joseph, Stranded on the Middle Ground? P21.）。后来， 《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约瑟夫的货币主义主张，称赞他“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发展了伊诺克·鲍威尔的雄辩”（注：Times, 23May 1984.）。
在1976年的斯托克顿演说中，约瑟夫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仅有货币主义是不够的”，从更广泛的层面对战后的法团主义进行抨击。他指出，所谓“中间立场”只不过是一个幻象，为了争取选民，保守党一次又一次地接受了它早先坚决反对的工党政策，被工党左翼牵着鼻子走，从而日益左倾形成了一种“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结果，“集体主义的橡皮图章支配了我们的生活”，英国战后以来的30年一直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英国在很多方面，如公共领域规模、政府控制的范围以及收入政策，比共产主义集团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更像社会主义国家（注：K.Joseph, Reversing the Trend, P61-62;Stranded onthe Middle Ground? P21,56.）。有鉴于此，约瑟夫认为， 保守党应当寻求一个能够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共同立场”，并提出了相应的一系列主张，简言之就是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经济领域，增强市场的自由竞争，重视企业文化，从而使英国从“社会主义者反对企业精神的氛围”中摆脱出来，消除对财富创造的冷漠、忽视和厌恶。在工业领域，应当压缩国有经济的规模，发挥私营经济部分的作用。在社会福利领域，反对平均主义的高额累进税，因为对平等的追求不仅破坏了繁荣，也损害了自由和文化，因此，应当采取“选择性”策略，缩小各项社会福利的范围（注：K.Joseph, Reversing the Trend, P2;Stranded on the Middle Ground? P60-62,20,75-79.）。
在70年代中期保守党的所谓意识形态“拨乱反正”的过程中，约瑟夫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有评论家形象地指出，约瑟夫是撒切尔主义降临人世的“施洗者约翰”，撒切尔夫人完全是在约瑟夫的影响下接受经济自由主义的（注：K.Harris, Thatcher, London, 1988,P23.）。 撒切尔夫人的谋士谢尔曼也评价说：“通过对战后保守党经济哲学和政策的彻底批判，约瑟夫在1974年时闪耀出撒切尔革命之光，他的思想是撒切尔主义的源泉。”撒切尔夫人后来也承认，“如果没有希思和知识分子所做的一切，我们后来的事业可能永远无法成功……是希思开始真正推动思想大潮朝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转变”（注： J. Ranelagh,Thatcher's People, London, 1992,P152.）。
随着凯恩斯主义、法团主义日益暴露出无法克服的弊端，到70年代中后期，中间道路已经成了“泥泞之路”， 人们不愿意再走下去了。 1976年夏，工党卡拉汉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被迫采取了一些带有货币主义色彩的政策。在当年9月的工党年会上， 卡拉汉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公开宣布与凯恩斯主义和充分就业原则决裂（注： J.Callaghan, Time and Chance, London, 1987,P571-572.）。 几乎与此同时，撒切夫人在成为保守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领袖之后，逐步把一批党内左翼赶出影子内阁，转而起用一些年轻的右翼议员，并对党的行政管理机关进行了清洗（注：M.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London,1993, Chapter 8-9.）。1978年年底到1979年初， 英国通货膨胀直线上升，劳资冲突进一步加剧，罢工浪潮席卷英伦三岛。撒切尔夫人抓住“不满的冬天”这一有利因素，在是年夏的大选中获胜。按照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观点，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的胜利与1945年以来的任何一次政府变动不同，它被视为英国国家政治、经济和思想历程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卡拉汉的失败则标志着以法团主义、凯恩斯主义、社会福利以及工会权力为主要内容的旧体制的终结（注：K. Morgan,The People's Peace: British History 1945-1990, Oxford, 1992,P437.）。1979年5月，撒切尔夫人入主唐宁街10号， 由此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撒切尔主义时代。
收稿日期：2000—10—18^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8期
【原文出处】《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02期第36～41页
【英文标题】From Corporatism to Thatcherism
WANG Wan-qiang
( Department of History,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Beijing 100872, China)
【作者简介】王皖强（1964— ），男，湖南长沙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2
| 【内容提要】 | 战后英国出现了法团主义这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法团主义的产生无疑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发展到高峰。但凯恩斯主义和法团主义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随着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弊端逐步暴露，英国保守党右翼要求转向自由资本主义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经过60年代的鲍威尔主义和70年代的意识形态反思，保守党最终选择了以减少国家干预为核心内容的撒切尔主义。 Corporatism, the special poli-econ structure of capitalism, appeared in U.K.post-war, which undoubtedly was the symbol ofcapitalism countries' intervening summit. But the flaws ofKeynesism and corporatism themselves decided that they couldnot bring toward essential solution to the basic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society. As the defects ofkeynesism policies gradually exposed, the liberal capitalismvoice from U.K.conservative Party's Right League grew higherand higher. The Conservative Party selected Thatcherism afterPowellism in the sixty's and ideological introspection in thesenventy's, which was regarded the lestcountries'intervention as its core. |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新形势的压力，英国两大政党在一系列政策取向上出现了趋同，在运用国家力量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这一点上达成了基本共识，凯恩斯主义则成为两党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在1979年撒切尔政府上台前，英国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艾德礼政府中期到麦克米伦政府中期。一项权威的研究表明，凯恩斯主义在英国直到1979年的长期统治并非像以往认为的那样是从盖茨克尔或巴特勒开始的，而是从1947年至1950年任财政大臣的斯塔福德·克里浦斯开始的。克里浦斯依靠的不是其前任休·道尔顿的“有计划发展战略”，而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注：K. O. Morgan, Labour is Power 1954-1951, Oxrord, 1986,P364.）。此后，历届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几乎都是完全借助需求管理手段。当生产增长过快、通货膨胀抬头、收支出现赤字以及信贷膨胀时，政府通过增税和提高利率等财政、货币政策来使经济降温；反之，当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政府则采取相反的举措来刺激经济复苏，政府就这样松紧交替地从宏观上调节经济的运行，达到稳定发展经济的目的。
然而，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四重目标，即适度的经济增长、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平衡之间存在程度不同的矛盾（注：参见罗志如、厉以宁：《20世纪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章。）。其中， 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政府很难同时兼顾。每当经济步入繁荣，就业增加，即所谓“走”的时期，国际收支便很快出现赤字，英镑受到压力，通货膨胀也抬头了。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就只能采取紧缩措施使经济“停”下来，待国际收支状况好转后再“走”，这就是所谓的“走走停停”的怪圈。早在艾登政府时期，英国经济就出现了首次“走走停停”（stop-go）。此后，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 且两次之间的间隔时间一次比一次短，“停”的阶段也越来越长，越来越恶化。1955年发生第一次走走停停时，英国国际收支出现1.55亿英镑赤字，5年后的1960 年，国际收支赤字达2.55亿英镑，1964年发生了第三次走走停停，英国国际收支赤字达到最高点，为3.89亿英镑（注：J.Tomlinson, PobkicPolicy and the Economy since 1900, Oxford, 1990, Table.9.2.）。当时的政府与经济学家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英国企业工资成本的增长太快，既超过本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也远高于其他国家企业工资成本的增长。因此，要使经济保持较为理想的增长，一种限制工人工资增长的收入政策就在所难免了。
在这种背景下，麦克米伦政府于1962年成立了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NEDC），并以之作为英国“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重要而有用的组成部分”（注：S.Beer, Britain Against Itself, Londin, 1982, pp64-65.）。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战后英国国家干预进入到更深入的第二阶段，有论者形象地称之为国家“直接插手”（hand-on ）的阶段（注：D.Marquand, The Unprincipled Society, London, 1988, p.45.）。
经济发展委员会是由政府、企业界和工会三方代表组成，由财政大臣担任委员会主席，并下设“国家经济发展署”（NEDO）为秘书处，负责全国的计划化工作和协调三方的行动。从1963年起，政府又在各个行业成立了行业性的经济发展委员会，负责协调本行业的经济活动和劳资关系，以促进竞争提高效率，使本行业的生产和销售尽可能地与全国的计划制订和执行保持一致。然而，最初的经济计划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1961年到1966年间，经济发展委员会设定的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4 %，实际只有2.9%，制造业投资的年增长率目标是3.3%，实际仅完成0.2%（注：A.Seldon (ed.), The New Right Enlightenment, Kent, 1985,P92.）。此后，1964—1970年及1974—1977年的两届威尔逊政府在强化国家干预方面走得更远，先后成立了经济事务部（NEA）、 国家价格与收入管理局（NBPI）、工业改组委员会（IRC ）以及人力资源委员会（MSC）等机构。上述这些机构均由政府、 工会和企业界三方组成，负责全国性的计划与协调、劳动力配置及物价、工资管制等事宜。这种国家力量重组的新形式在英国一般称作“三伙伴关系”（tripartism），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法团主义”（corporatism）。
一般认为，法团主义是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结构，数量有限的代表着各种职能利益集团的垄断组织和国家机构之间就公共政策进行讨价还价，并对大众阶层进行整合和社会控制，把有组织的社会经济生产者集团结为一个整体。从理论上说，在法团主义体制下，个人不管是否属于某一集团，都不再有选择的权利。当一项协议在主要垄断集团的代表之间达成时，各集团保证把这种协议贯彻到每一个成员。国家的力量被用来加强压力集团的权威，利益集团则负责执行与政府谈判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团主义完全摈弃了以个人主义为基本特征的自由主义。一般说来，法团主义至少涉及八个基本要素：一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作为生产手段的私人占有制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二是国家对经济实行大规模的计划和控制；三是国家、工会和大企业在最高层达成协议；四是有一种长期的收入政策；五是工会和国家能够对工会会员实施有效的控制；六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社会中占据了优势；七是国家提供具有重大意义的普遍社会福利；八是社会中存在建立在民族团结和经济增长前景基础上的社会共识（注：G.Hogson, Labour at hte Crossroad, Oxford, 1981, P185-186.）。由此可见，法团主义意味着国家干预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仅发挥支持和促进的作用，还扮演了直接指导者的角色。这不只是国家功能在量上的变化，而是国家职能在性质上的改变。正如一位政治评论家所说，这种国家主义的意义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是非资本主义的，完全取决于市场力量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中央计划，以及国家的力量是否比任何一个特定阶级的力量更为强大（注：J.Krieger,Reagan,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 Decline, Cambridge,1986,P56.）。
二
从1940年到1975年，保守党左翼一直把持了党的领导权，以麦克米伦为代表的中间道路保守主义者迫于战后新形势的压力，放弃了自由放任原则，把国家作为仲裁和指导性的力量，推行以国家干预为核心内容的新保守主义。不过，党内右翼反对法团主义，要求转向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呼声也始终清晰可闻。在整个60年代，伊诺克·鲍威尔有力地挑战了法团主义和保守党左翼势力。
鲍威尔是战后英国政治生活中一位十分独特的人物（注：PCosgrave, The Lives of Enlch Powell, London, 1989.）。1958 年，因为反麦克米伦的通货膨胀政策，时任财政部低级大臣的鲍威尔与财政大臣桑尼克罗夫特和另一位低级大臣伯奇同时辞职。此后，鲍威尔到处发表演说，宣扬经济自由主义，成为保守党干预主义政策最激烈的批评家（注：H.Young, One of Us, London, 1989,P67.）。 但他很快转向民族主义，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以及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1968年的一次不慎重的演说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但鲍威尔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并在70年代初达到顶峰，以至于在英国政治词汇中出现了“鲍威尔主义”一词。
鲍威尔主义的核心是经济自由主义。早在50年代，鲍威尔作为保守党“一个民族”小组的成员，就与中间道路保守主义唱起了反调。在鲍威尔看来，资本主义能够带来自由、正义和民主。只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才能自由地作出自己的选择，不管是对是错，是明智还是愚蠢， 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服从自己的初衷”（注：J.Wood(ed.), A Nation Not Afraid: The Thinking of Enoch Powell, London, 1965, P27-28.）。鲍威尔坚决主张限制国家在社会福利和经济领域中的作用。他认为，由国家提供普遍的社会福利完全扭曲了市场机制，这不仅因为人们不再依据价格的浮动来决定福利需求的取舍，而且各项服务的提供也从自由转为强制，国家承担了满足公民普遍需求的义务，这就使它特别容易受到攻击，原因很简单，国家所承担的义务是无限的，随之而来的不满也是无限的。因此，在那些市场力量能够满足人们福利需要的领域，国家应该撤出，并促进个人对市场力量作出反应，满足自身的需求（注：E.Powell, Still To Decide, London, 1972, P18, 4.）。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也应限制，在一篇名为《自由放任的局限》的文章中，鲍威尔宣称：“保守党人从原则上反对、在实践中致力于减少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注：N.Nugent and R. King, The British Right: Conservative and Right Wing Politics in Britain, London, 1977,P107.）。
鲍威尔将政府干预与调节之间作了明确的区分，并且认为只有后者才是政府在经济领域应起的作用，因为调节的性质是笼统而有限的，干预则是直接而广泛的，是国家权力对社会成员经济活动的直接干涉。这种广泛深入的干预必定会失败，因为市场本身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企业和个人总是使自身的计划和意图服从于市场的无休止的变化。因此，英国政府对煤炭、钢铁、建筑业和对外贸易的全国性计划都是错误的，而且将因其全国性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注：E. powell, Freedom and Reality, London, 1969,P13.）。
鲍威尔把他所坚持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和混合经济作了比较。对国家社会主义他是坚决反对的，他对混合经济的态度却有些模棱两可。有时他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可以与混合经济共存，有时又认为两者互相排斥，不可能并存。不过，对于经济决策中的法团主义，鲍威尔始终是不遗余力地攻击的。在他看来，政府与企业界和工会三方的协商既否定了法治原则，也抹杀了企业家组织和工会的真正功能。企业家组织和工会本应当为各自的成员的利益服务，根本不应该让其参与涉及国家利益的决策。鲍威尔认为，法团主义者并非“值得尊敬的商人”，因为法团组织为他们提供了乱花纳税人钱的权力，而不去考虑所作出的决策可能带来的后果。毫无疑问，这种决策是没有责任感可言的。此外，工会具备的对其个人成员的权力是与法治原则相违背的，这种权力本应由法律监督下的公共权力机关按照法律程序来行使，现在工会享有的权力已经使之成为英国的国中之国（注：J.Wood, op.cit, P126.）。 鲍威尔还危言耸听地说：“我们现在正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我们正在不知不觉中滑向国家社会主义，即人们所称的法西斯主义。”在这样的国家中，经济生活和个人的决定将由雇主和工会团体来控制，雇主和雇员的私人组合被赋予了国家机器的权威（注：E. Powell. Freedomand Reality, P139.）。鲍威尔断言，自由经济自由社会是密不可分的，只有自由市场是民主的真正对应物。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鲍威尔以简洁的语言道出了货币主义关于通货膨胀起源的理论核心：“生活费用增加的真相既不在于英国的工会，也不在于英国的工业，更不在于英国的经济问题，惟一的纯粹的原因在于英国政府。当政府开支比国民收入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时，过量的货币就输入到经济之中。即使没有工会，或者人们都是本尼迪克修道院的僧侣，结果仍将是不可避免地、机械地出现我们所经历的价格（包括工资）的上升。”（注：N.Nugent and R.King, op.cit, P109.）从这一立场出发，鲍威尔抨击试图通过集体谈判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的观点。他把这种政策说成是“一种无知，一种愚蠢的无知。更糟糕的是，它还是一种危险的无知”。说它是愚蠢的，是因为这一观点没有触及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政府开支和货币超量流通；它之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它破坏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政党功能。在鲍威尔看来，自由市场机制是惟一能够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机制，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大最奇妙的计算机”（注：E.Powell, Freedom and Reality, P75-102.）。
鲍威尔在60年代对保守党主流的反叛具有重要的意义，鲍威尔主义实际上成为80年代以减少国家干预为核心的撒切尔主义的先声。鲍威尔的许多政策主张在撒切尔政府中得到广泛的接受和认同。1983年大选后，一位保守党评论家写道：“是伊诺克·鲍威尔最先播下了种子，他的劳动成果被玛格丽特·撒切尔收获了。他的大声疾呼应该受到颂扬，因为它动摇了巴茨克尔主义的缓冲物，而后者的瓦解引发了彻底的崩溃。”（注：Sunday Times, 13 June 1983.）不过，在整个60年代， 鲍威尔的大声疾呼并没有对法团主义造成太大的危害，只是不时激起一些涟漪罢了。
三
进入70年代后，保守党领导层在国家干预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开始有所松动。1970年年初，保守党影子内阁在伦敦郊外的塞尔斯登公园饭店召开了一个会议，提出了降低税率、适当削减公共开支以及加强法治等政策主张。在当年6月的大选中，保守党大获全胜， 爱德华·希思上台伊始便雄心勃勃地要把塞尔斯登会议的精神付诸实施，宣布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变革，“一场静悄悄的全面革命”。10月，财政大臣制定了一个“小预算”，削减所得税和公司税率，减税额达6.8亿英镑。 政府还宣称将不再资助和补贴被称作“跛脚鸭”的亏损国有企业。在社会福利方面，希思政府也推行了雷厉风行的紧缩政策。在劳资关系方面，希思政府于1971年8月颁布了新的《劳资关系法》， 包括限制工会的法律豁免权、限制罢工纠察队的活动等八项主要内容，并赋予新成立的劳资关系法庭以直接干预某些劳资纠纷的权力。
凡此种种，似乎都表明希思要改弦更张，与法团主义分道扬镳，保守党右翼对此欢欣鼓舞（注：N.Tebbit, Upwardly Mobile, London, 1987,P120.）。然而，希思本人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奉者，而是战后中间道路保守主义者中的一员。希思内阁的核心成员普赖尔说明了他与希思的相同立场：“我们极为赞同战后的经济与社会共识，即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充分就业，但我们认识到需要对福利国家作出改进。”（注：J.Prior, A Balance of Power, London, 1986,P71.）因此，虽然希思强调放松对企业的控制，增强竞争，但他的指导思想仍是国家主义的，希思政府的新政策仅仅是专家治国论的产物。根据最新的一部希思传记的作者的看法，希思在执政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认同了那些并不属于自己的思想和态度，从而使自己显得比实际的立场更为激进。由此， 我们不难理解希思政府政策的前后矛盾了（注：J. Campbell, Edward Heath, London, 1993,P179-246.）。不久，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希思开始对前一阶段的基本方针发生动摇，并转而采取了一系列原先已经放弃的干预主义政策。政府对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给予大量贷款，再次实行冻结工资的收入政策，还恢复了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到1972年年底，希思政府就完全违背了大选时的诺言，回到了干预主义的政治轨道。
希思在政策上的180 度大转弯不仅是战后保守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还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保守党上层领袖。1974年，希思领导的保守党在大选中失利，这直接引发了右翼的反思浪潮，以基思·约瑟夫为代表的右翼货币主义者向希思所代表的中间道路保守主义者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这股浪潮不仅直接导致撒切尔夫人在1975年取代希思成为保守党领袖，而且形成了撒切尔主义的基本轮廓。
基思·约瑟夫曾任希思内阁的社会事务大臣，1974年的大选失利使他大受震动，认识到赤字财政和借贷是造成英国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从此成为货币主义的忠实信徒。1974年9月， 约瑟夫在普雷斯登发表了著名的题为《通货膨胀咎在政府》的著名演说，猛烈抨击巴茨克尔主义的充分就业原则，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这次演说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当时的宏观经济财政大臣称约瑟夫的货币主义主张是“将导致国家出现空前规模的社会崩溃的灾难性处方”，而在保守党右翼看来，它可以与罗伯特·皮尔奠定了保守主义原则的《塔姆沃斯宣言》相媲美（注：PJenkins Mrs. Thatcher's Revolution, London,1987,P54.）。
1974年10月大选前夕，约瑟夫又重蹈鲍威尔的覆辙，他在伯明翰发表了一次关于贫困妇女节育问题的演说，引起各方面强烈抗议。结果，他竞选党魁的希望就此落空，于是他转而全力支持撒切尔夫人出马与希思竞争。撒切尔夫人当选保守党领袖后，约瑟夫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巡回演说，不过演说的目的不再是谴责党的前任领袖，而是为新领袖探索道路。总的看来，约瑟夫在1974—1976年间的大量演说可以归纳为两个主题，一是鼓吹货币主义，二是“仅有货币主义是不够的”。
约瑟夫是战后英国第一位公开宣扬货币主义的高层政治家。在以普雷斯登为代表的多次演说中，他反复强调，战后以来的历届政府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夸大了失业的程度和危害，却认为不太高的通货膨胀是可以控制的，因此试图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来换取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结果造成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这样一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通货膨胀反过来严重威胁了就业的增加和社会福利”（注：K. Joseph, Stramded on the Middle Ground? London,1979, P17.）。
约瑟夫警告说，通货膨胀正威胁着英国社会，“它不仅威胁我们现在的相对繁荣，还威胁着每一个家庭的存款、计划以及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工商企业和其他组织的资金。除非遏止这种发展趋势，否则随之而来的贫困和失业将带来灭顶之灾”。约瑟夫认为，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政府靠大量发行货币，而不是通过真正的积累来支撑赤字财政，这显然是一种过分注重暂时效应的做法。约瑟夫猛烈抨击战后历届政府，认为它们因为害怕再次出现30年代那样大规模失业而误解了凯恩斯本人的理论，抹杀了凯恩斯对失业的几种区分。约瑟夫特别强调一种暂时性的失业，即凯恩斯所称的“摩擦性失业”的重要性，认为不应该把这种失业当作政府政策的目标。战后以来的决策者无视凯恩斯理论的这一核心内容，根本算不上凯恩斯主义者，而只是“伪凯恩斯主义者”。可以预见，他们的需求管理必将导致“走走停停、滞胀以及我们目前经历的恶性通货膨胀和衰退。如果我们不改变政策方向，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注：K.Joseph, Reversing the Trend, London, 1975,P19-21,26, 22-23.）。
约瑟夫提出的新方针就是货币主义。约瑟夫指出，货币主义政策即意味着货币开支的增长率必须逐步下降，与生产的发展水平相接近。“控制货币是我们想要做和必须做的其他一切事情的前提，是解决诸如有的地方劳动力缺乏，有的地方却劳动力过剩等这类实际问题的前提”。约瑟夫与鲍威尔一样，是通过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而接受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的。他也像鲍威尔一样坚决反对用收入政策作为缓和通货膨胀的手段。约瑟夫形象地说：“单单用收入政策来抑制由过量供应货币引发的通货膨胀，就像试图堵住一根漏水的水管却不关上水龙头一样。就算你能堵住一个漏洞，水还会从其他的漏洞中流出。”惟有堵住水源，对货币的注入量进行严格的控制，才能真正消灭通货膨胀（注：K.joseph, Stranded on the Middle Ground? P21.）。后来， 《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约瑟夫的货币主义主张，称赞他“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发展了伊诺克·鲍威尔的雄辩”（注：Times, 23May 1984.）。
在1976年的斯托克顿演说中，约瑟夫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仅有货币主义是不够的”，从更广泛的层面对战后的法团主义进行抨击。他指出，所谓“中间立场”只不过是一个幻象，为了争取选民，保守党一次又一次地接受了它早先坚决反对的工党政策，被工党左翼牵着鼻子走，从而日益左倾形成了一种“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结果，“集体主义的橡皮图章支配了我们的生活”，英国战后以来的30年一直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英国在很多方面，如公共领域规模、政府控制的范围以及收入政策，比共产主义集团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更像社会主义国家（注：K.Joseph, Reversing the Trend, P61-62;Stranded onthe Middle Ground? P21,56.）。有鉴于此，约瑟夫认为， 保守党应当寻求一个能够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共同立场”，并提出了相应的一系列主张，简言之就是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经济领域，增强市场的自由竞争，重视企业文化，从而使英国从“社会主义者反对企业精神的氛围”中摆脱出来，消除对财富创造的冷漠、忽视和厌恶。在工业领域，应当压缩国有经济的规模，发挥私营经济部分的作用。在社会福利领域，反对平均主义的高额累进税，因为对平等的追求不仅破坏了繁荣，也损害了自由和文化，因此，应当采取“选择性”策略，缩小各项社会福利的范围（注：K.Joseph, Reversing the Trend, P2;Stranded on the Middle Ground? P60-62,20,75-79.）。
在70年代中期保守党的所谓意识形态“拨乱反正”的过程中，约瑟夫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有评论家形象地指出，约瑟夫是撒切尔主义降临人世的“施洗者约翰”，撒切尔夫人完全是在约瑟夫的影响下接受经济自由主义的（注：K.Harris, Thatcher, London, 1988,P23.）。 撒切尔夫人的谋士谢尔曼也评价说：“通过对战后保守党经济哲学和政策的彻底批判，约瑟夫在1974年时闪耀出撒切尔革命之光，他的思想是撒切尔主义的源泉。”撒切尔夫人后来也承认，“如果没有希思和知识分子所做的一切，我们后来的事业可能永远无法成功……是希思开始真正推动思想大潮朝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转变”（注： J. Ranelagh,Thatcher's People, London, 1992,P152.）。
随着凯恩斯主义、法团主义日益暴露出无法克服的弊端，到70年代中后期，中间道路已经成了“泥泞之路”， 人们不愿意再走下去了。 1976年夏，工党卡拉汉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被迫采取了一些带有货币主义色彩的政策。在当年9月的工党年会上， 卡拉汉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公开宣布与凯恩斯主义和充分就业原则决裂（注： J.Callaghan, Time and Chance, London, 1987,P571-572.）。 几乎与此同时，撒切夫人在成为保守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领袖之后，逐步把一批党内左翼赶出影子内阁，转而起用一些年轻的右翼议员，并对党的行政管理机关进行了清洗（注：M.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London,1993, Chapter 8-9.）。1978年年底到1979年初， 英国通货膨胀直线上升，劳资冲突进一步加剧，罢工浪潮席卷英伦三岛。撒切尔夫人抓住“不满的冬天”这一有利因素，在是年夏的大选中获胜。按照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观点，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的胜利与1945年以来的任何一次政府变动不同，它被视为英国国家政治、经济和思想历程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卡拉汉的失败则标志着以法团主义、凯恩斯主义、社会福利以及工会权力为主要内容的旧体制的终结（注：K. Morgan,The People's Peace: British History 1945-1990, Oxford, 1992,P437.）。1979年5月，撒切尔夫人入主唐宁街10号， 由此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撒切尔主义时代。
收稿日期：2000—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