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巴黎公社的启示
——纪念巴黎公社一百三十周年
马蓥伯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8期
【原文出处】《中流》(京)2001年05期第2～7页
一百三十年以前，1871年3月18日， 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权——巴黎公社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诞生。它虽然只存在了七十二天，却首次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实践，反过来又以宝贵的实践经验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5月28日， 抵抗到最后的一批公社战士壮烈牺牲。5月30日， 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不朽名著《法兰西内战》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宣读通过。这部著作的结尾写道：“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1页）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巴黎公社怀有亲切的、深厚的感情，我们从来把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看作是巴黎公社所开创的伟大事业的继续。今天我们纪念巴黎公社一百三十周年，很有必要结合当前的实际，重温公社的宝贵经验，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好地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
1871年4月17日，当巴黎公社还在浴血奋战的时候， 马克思在写给路·库格曼的信中就指出：“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0—211页）如果说在这以前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和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还能起领导作用的话，那么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证明，现在这个领导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工人阶级的肩上了；如果说在这以前工人阶级能够掌握政权，社会主义能够代替资本主义还只是一种预见的话，那么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证明，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已经是一种历史的趋势。
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那个花花世界般的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法国的首都不再是外国的奴隶主、大地主、暴发户麇集的场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受到荡涤，出现了几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景象，正如马克思所赞扬的：“努力劳动、用心思索、战斗不息、流血牺牲的巴黎……正放射着它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炽烈的光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6页）
由于公社始终处于同强大的国内外敌人的激烈战斗中，本身又犯了没有立即向反革命势力盘踞的凡尔赛进军和没收法兰西银行，对敌人过于仁慈的错误，她存在的时间很短，一些社会主义的步骤，特别是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没有来得及实行，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已经虽属初步而又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马克思赞扬说：“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67页）同时，马克思也指出，工人阶级不可能一步登天，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60页）
令人遗憾的是，在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过去了一百三十年以后的今天，一些号称共产党员的人，却对资本主义顶礼膜拜，佩服得五体投地，赞美得无以复加，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自己的理想境界和终极目标，只要在一些美丽词藻的装饰下从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照搬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便可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了。这是“思想解放”吗？是“理论创新”吗？否。这是思想和行动的极大倒退，是从巴黎公社英雄们的勇敢尝试所达到的境界的极大倒退！
我们从来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谁不这样做，那就是愚蠢到了极点。但是，资本主义决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更不是臻于至善的理想社会。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提出来的华美诺言并没有兑现，取代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这种状况直到今天在本质上也没有改变。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乃至放弃由巴黎公社的革命先驱所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呢？
资产阶级标榜“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只要触犯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便会把这句格言代之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梯也尔、俾士麦之流对于巴黎公社的镇压是何等的残酷和惨无人道啊！正如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所说的：“（在1848年法国革命中，）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一旦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同它相对抗，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进行报复。然而，和资产阶级在1871年的狂暴比较起来，1848年事件还只能算是一种儿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页）当然， 同现在美国帝国主义手中挥舞的足够毁灭地球若干次的核武器和已经扔下的无数贫铀弹来比，1871年的狂暴又只能算是小巫之见大巫了。
巴黎公社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也采取了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的某些措施，但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还没有来得及改变。当巴黎公社表现出想要逐步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时，那些替以资本和雇佣奴隶为两极的社会制度辩护的喉舌便大叫大嚷，说公社想要消灭构成全部文明的基础的所有制。对此，马克思驳斥道：“是的，先生们，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 页）作为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同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相一致，否则便难以持久。马克思说得好：“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永久不变的社会奴隶地位并存。所以，公社要成为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劳动一解放，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一种阶级属性了。”（同上）这便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现在的那些“爱资病”患者十分崇拜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只有实行私有制才是回归世界文明的正道。请看，这同一百三十年前那些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的喉舌们又有什么两样！
一百三十年前，巴黎公社发现了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形式，透出了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曙光，取得了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作为巴黎公社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只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达到的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决不能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巴黎公社一开始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他们一方面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对于公社建立起来的国家的工作人员，则采取措施保证能够防范他们出于自己的特殊利益，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为了防范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毫无例外地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规定最高年薪不得超过6000法郎。
巴黎公社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确实做到了“人民作了主，公仆都姓公”。公社委员会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它制定法律，又负责执行法律；它既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权力机关，又是效率极高的工作机关。在公社委员会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一切重大决策和法令都由集体讨论决定，在充分展开讨论和争论的基础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决议。公社委员和各区工作人员以身作则，废寝忘食地为人民服务。他们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公开地、朴实地、光明正大地进行工作，不自以为是，不埋头在文牍主义的办公室里，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只有十二个人的巴黎第四区委员会在一次汇报会上向公社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给他们一天“假期”，让他们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战斗营同战士们一起战斗，分担疲劳和危险，了解供应的情况，倾听意见和建议。这是多么感人的情景啊！马克思满腔热情地赞誉道：“当巴黎公社把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他们的‘天然尊长’（即有产者）的执政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地进行他们的工作，而所得报酬最高额还不及科学界高级权威人士（赫胥黎教授）所建议的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最低薪额的五分之一的时候——旧世界一看到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便怒火中烧，捶胸顿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60页）
巴黎公社所采取的防范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两个办法至今仍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民主，或曰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一个事情的两面。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较之少数人享有的资产阶级民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权利。但是，人民主要还是要通过他们的代表来行使这些权利。这里，如何对于他们的代表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便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毋庸讳言，这个问题后来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解决得并不理想。其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正视。
拿民主选举来说，我国目前实行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有些地方是确实搞得好的，但是不少地方却怪象丛生。有的在“海选”中以绝对优势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因为以中央的政策法规对抗上面名目繁多的乱收费，反对“收款队”打人、抢东西、扒粮食，狠刹干部捞吃捞喝之风，上任不久就以“妨害公务”罪被抓了起来。有些受到大多数村民喜爱的“民选村官”无端被镇里非法宣布“停职”。近年来基层选举中的贿选现象也引人注目，人们忧心忡忡地说：民主政治的幼苗还在缓慢成长，“金权政治”的阴影已经逼近。更让人担心的是日趋严重的“跑官”、“卖官”现象，群众讽刺说：不跑不送，靠边不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这是多么危险的腐败现象啊！
再说民主监督。列宁晚年曾经深入思考过如何健全干部监督管理体制的问题。1922年5月20日， 他有一封给斯大林并转政治局的信《论“双重”领导和法制》，指出对检察机关实行同级和上级党委的双重领导弊端极大，因为检察机关既然要受同级党委的领导，便不可能对同级党委和政府实行有效的监督。这是十分明显的事情。他在这封信的末尾说：“我建议中央委员会在目前情况下否决‘双重’领导，规定地方检察机关只受中央机关领导，保留检察机关从地方政权机关的一切决定或决议是否合乎法制的观点对他们提出异议的权利和义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704—705页）1923年1月24日，他在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又提出了让工农有效地监督党的高层领导的进一步设想。我们党在这方面也是有所考虑的。1942年12月，毛泽东听说陕甘宁边区一家老百姓给一个军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异常高兴，说：“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百姓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毛泽东年谱（1893 —1949）》中卷，第419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这个问题后来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完满的解决，许多坏人坏事由此产生。前些年，原泰安市委书记、贪污犯胡建学有一句“名言”：“官当到我们这一级，就没有人监督了。”这确实说出了我们现行制度中某一方面的实情。其实，何止胡建学及其以上的干部往往可以不受监督，比他们小的干部不受任何监督的现象，不是也屡见不鲜吗？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至于巴黎公社防范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采取的另一个办法，即对所有公务员实行低薪制，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这个问题，不论在苏联和中国，也解决得不够理想。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党的工作人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实行巴黎公社原则。1918年3月， 他在领取工资时发现自己的工资突然从500卢布增加到800卢布，不仅要求立即降下来，而且尖锐地批评了擅自这样做的总务处长，给以严重警告处分。当时对于那些确有专长而又愿意同苏维埃政权合作的资产阶级专家，则给予高薪待遇，这显然带有赎买性质。列宁指出：“用非常高的薪金吸引资产阶级专家是对公社原则的背离，如果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是堕落到资产阶级政客的水平，那就是欺骗群众。公开说明我们怎样和为什么后退了一步，然后公开讨论，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疏忽了的事情，——这就是教育群众，同他们一块从实际经验中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3卷，第483页）。但是，在列宁逝世以后，高薪制逐步扩大到党政干部，后来形成了高薪特权阶层。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主持起草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中特别指出：“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近年来我国某些人却提出了“高薪养廉”的主张，这是极其荒谬的。
从已经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看，还没有哪一个腐败分子是因为生活困难而贪污受贿的。一个人一旦丧失了崇高的理想信念，追求物质享受，那真是欲壑难填，决非高薪所能遏止。正确的做法还是“俸以养廉”。1941年4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发布， 其中第八条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该条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之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91 页）在和平建设年代，要求各行各业都实行低薪制，这是不合理的。我们还是应当认真贯彻以按劳分配为主又不过分拉大距离的原则。但是，对于党政干部来说，却可以而且应当实行巴黎公社的原则，因为他们理应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是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现在，对于党政干部实行高薪，还有上百万的年薪制和股票期权制，这股风已经越刮越大。这种做法不仅不能遏止腐败，连调动干部、群众积极性的初衷恐怕也要落空。曾经在前线浴血奋战的解放军指战员说得好：“重赏之下未必就有勇夫，祖国的召唤却能催动战士前进的脚步。”信哉斯言，壮哉斯言！
最近，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反对“官本位”意识。这非常及时，极其重要。看来，破除“官本位”意识，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巴黎公社曾经实行过的两条措施。试想，如果我们的“官”都由普选产生，并且随时可以撤换；如果我们的“官”只拿普通工人的工资，没有任何特权；——那么，除了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的人甘愿奉献外，谁还去觊觎那个官位呢？
巴黎公社的原则永存
1871年5月23日，当巴黎公社的英雄儿女， 从公社委员到普通老百姓，还在同闯进巴黎的敌人展开最后的巷战的时候，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会议上说，他担心结局快要到来了；但是他又说：“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77 页）这个预言体现了革命豪情和科学态度的高度统一，犹如黄钟大吕，声震寰宇，至今仍在我们的耳畔回响。
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在巴黎公社被搞垮四十六年之后，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十月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巴黎公社被搞垮七十八年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还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尽管在二十世纪末，由于东欧、苏联的剧变，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还巍然屹立，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古巴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卧榻之旁岿然不动，欣欣向荣，一派生机，大长了世界人民的志气。东欧、苏联的人民在领略了资本主义复辟所带来的种种“幸福”之后，从比较中有了鉴别，“怀旧”情绪日益增长。未来属于社会主义。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正是在巴黎公社的斗争还在进行的时候，马克思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0 页）然而有些人却不是这样认识问题的。他们面对社会主义事业遭受的挫折，消极悲观乃至幸灾乐祸。例如，文艺界一位“重要作家”便声称：“江山依旧，风物常新，人生苦短，管他中国人外国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老了。天若有情天亦老！”“近百年的中国，近几十年的中国，近两三年的中国，变得太快了，什么都过去了，什么都‘后’了，什么都时兴过了，什么都不时兴了，什么都成功过了，什么都成功不了了，什么都练过了，什么都练不灵了，什么都闹腾过了，什么都闹腾不起来啦。”有的宵小之徒竟然嘲笑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关于“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的论述，说什么“这个路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遇到了困难——‘苏联’解体了，给中国送来‘无产阶级宇宙观’的‘俄国’再也不存在了，今天它们所走的是毛泽东在该文中所言的不通的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这些人的目光未免太短浅了。
我们说未来属于社会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各个企业中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本身的范围内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尽管国际资本主义把吸血管伸到全球，企图缓解其基本矛盾，但这只能奏效于一时，实际上却是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扩展到了全球，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达到极限，使它缓解矛盾、延长寿命的手段越来越少，使它终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成为历史的必然。
现在有些人神化资本主义社会的股份制，似乎这就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和曲解。恰恰是在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写成的《法兰西内战》里，他把股份公司称为“资本家的联合组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104页）当然，一百三十年来，正像一切事物都在发生变化一样， 股份公司也在发生变化，例如出现了股份分散化的趋势等。但决不是说这样一来就变成“生产资料公有”了。股份分散化其实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垄断资本的地位。过去，资本家要控制一家公司需要持有该公司股票的40—50%，而现在只要15%甚至更少便足够了。在股份分散化的情况下，工人当然也可以拥有股票，但正如工人并不会因为有小额存款而变成借贷资本家一样，他们也不会因为购买了小额股票而变成产业资本家。连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都说：“工人们持有几张股票所带来的变化，对于他们自己生活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说这是工人把自己的工资交给资本家变成资本，反过来剥削工人自己，恐怕更为恰当。以此来证明资本主义痼疾痊愈、万寿无疆，岂非痴人说梦！
现在有些人夸大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甚至把从事科技工作的脑力劳动者同从事直接生产的体力劳动者对立起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然而正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在谈到从事科技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时，深刻地指出：“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4页）应当看到，一百三十年以后的今天，情况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新的科技革命造就了一批新兴产业，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使世界各国普遍受益，世界发展中的不平衡更趋严重，南北发展差距和贫富悬殊愈来愈大。一边是北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财富的不断积累，一边是南方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不断加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总有一天，扩展到全球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会达到爆炸的程度。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经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7页）历史的发展终将证明马克思这个远见卓识的正确性。
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在社会主义没有在全世界代替资本主义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地表现出来。可以预料，在正确地总结和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真正的共产党人将同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一起，沿着巴黎公社所开创的道路继续奋勇前进。马克思说：“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4页）今天，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坚信这一点。^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8期
【原文出处】《中流》(京)2001年05期第2～7页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巴黎公社怀有亲切的、深厚的感情，我们从来把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看作是巴黎公社所开创的伟大事业的继续。今天我们纪念巴黎公社一百三十周年，很有必要结合当前的实际，重温公社的宝贵经验，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好地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
1871年4月17日，当巴黎公社还在浴血奋战的时候， 马克思在写给路·库格曼的信中就指出：“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0—211页）如果说在这以前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和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还能起领导作用的话，那么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证明，现在这个领导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工人阶级的肩上了；如果说在这以前工人阶级能够掌握政权，社会主义能够代替资本主义还只是一种预见的话，那么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证明，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已经是一种历史的趋势。
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那个花花世界般的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法国的首都不再是外国的奴隶主、大地主、暴发户麇集的场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受到荡涤，出现了几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景象，正如马克思所赞扬的：“努力劳动、用心思索、战斗不息、流血牺牲的巴黎……正放射着它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炽烈的光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6页）
由于公社始终处于同强大的国内外敌人的激烈战斗中，本身又犯了没有立即向反革命势力盘踞的凡尔赛进军和没收法兰西银行，对敌人过于仁慈的错误，她存在的时间很短，一些社会主义的步骤，特别是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没有来得及实行，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已经虽属初步而又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马克思赞扬说：“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67页）同时，马克思也指出，工人阶级不可能一步登天，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60页）
令人遗憾的是，在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过去了一百三十年以后的今天，一些号称共产党员的人，却对资本主义顶礼膜拜，佩服得五体投地，赞美得无以复加，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自己的理想境界和终极目标，只要在一些美丽词藻的装饰下从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照搬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便可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了。这是“思想解放”吗？是“理论创新”吗？否。这是思想和行动的极大倒退，是从巴黎公社英雄们的勇敢尝试所达到的境界的极大倒退！
我们从来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谁不这样做，那就是愚蠢到了极点。但是，资本主义决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更不是臻于至善的理想社会。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提出来的华美诺言并没有兑现，取代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这种状况直到今天在本质上也没有改变。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乃至放弃由巴黎公社的革命先驱所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呢？
资产阶级标榜“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只要触犯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便会把这句格言代之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梯也尔、俾士麦之流对于巴黎公社的镇压是何等的残酷和惨无人道啊！正如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所说的：“（在1848年法国革命中，）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一旦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同它相对抗，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进行报复。然而，和资产阶级在1871年的狂暴比较起来，1848年事件还只能算是一种儿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页）当然， 同现在美国帝国主义手中挥舞的足够毁灭地球若干次的核武器和已经扔下的无数贫铀弹来比，1871年的狂暴又只能算是小巫之见大巫了。
巴黎公社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也采取了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的某些措施，但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还没有来得及改变。当巴黎公社表现出想要逐步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时，那些替以资本和雇佣奴隶为两极的社会制度辩护的喉舌便大叫大嚷，说公社想要消灭构成全部文明的基础的所有制。对此，马克思驳斥道：“是的，先生们，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 页）作为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同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相一致，否则便难以持久。马克思说得好：“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永久不变的社会奴隶地位并存。所以，公社要成为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劳动一解放，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一种阶级属性了。”（同上）这便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现在的那些“爱资病”患者十分崇拜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只有实行私有制才是回归世界文明的正道。请看，这同一百三十年前那些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的喉舌们又有什么两样！
一百三十年前，巴黎公社发现了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形式，透出了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曙光，取得了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作为巴黎公社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只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达到的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决不能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巴黎公社一开始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他们一方面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对于公社建立起来的国家的工作人员，则采取措施保证能够防范他们出于自己的特殊利益，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为了防范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毫无例外地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规定最高年薪不得超过6000法郎。
巴黎公社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确实做到了“人民作了主，公仆都姓公”。公社委员会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它制定法律，又负责执行法律；它既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权力机关，又是效率极高的工作机关。在公社委员会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一切重大决策和法令都由集体讨论决定，在充分展开讨论和争论的基础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决议。公社委员和各区工作人员以身作则，废寝忘食地为人民服务。他们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公开地、朴实地、光明正大地进行工作，不自以为是，不埋头在文牍主义的办公室里，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只有十二个人的巴黎第四区委员会在一次汇报会上向公社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给他们一天“假期”，让他们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战斗营同战士们一起战斗，分担疲劳和危险，了解供应的情况，倾听意见和建议。这是多么感人的情景啊！马克思满腔热情地赞誉道：“当巴黎公社把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他们的‘天然尊长’（即有产者）的执政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地进行他们的工作，而所得报酬最高额还不及科学界高级权威人士（赫胥黎教授）所建议的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最低薪额的五分之一的时候——旧世界一看到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便怒火中烧，捶胸顿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60页）
巴黎公社所采取的防范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两个办法至今仍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民主，或曰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一个事情的两面。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较之少数人享有的资产阶级民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权利。但是，人民主要还是要通过他们的代表来行使这些权利。这里，如何对于他们的代表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便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毋庸讳言，这个问题后来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解决得并不理想。其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正视。
拿民主选举来说，我国目前实行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有些地方是确实搞得好的，但是不少地方却怪象丛生。有的在“海选”中以绝对优势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因为以中央的政策法规对抗上面名目繁多的乱收费，反对“收款队”打人、抢东西、扒粮食，狠刹干部捞吃捞喝之风，上任不久就以“妨害公务”罪被抓了起来。有些受到大多数村民喜爱的“民选村官”无端被镇里非法宣布“停职”。近年来基层选举中的贿选现象也引人注目，人们忧心忡忡地说：民主政治的幼苗还在缓慢成长，“金权政治”的阴影已经逼近。更让人担心的是日趋严重的“跑官”、“卖官”现象，群众讽刺说：不跑不送，靠边不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这是多么危险的腐败现象啊！
再说民主监督。列宁晚年曾经深入思考过如何健全干部监督管理体制的问题。1922年5月20日， 他有一封给斯大林并转政治局的信《论“双重”领导和法制》，指出对检察机关实行同级和上级党委的双重领导弊端极大，因为检察机关既然要受同级党委的领导，便不可能对同级党委和政府实行有效的监督。这是十分明显的事情。他在这封信的末尾说：“我建议中央委员会在目前情况下否决‘双重’领导，规定地方检察机关只受中央机关领导，保留检察机关从地方政权机关的一切决定或决议是否合乎法制的观点对他们提出异议的权利和义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704—705页）1923年1月24日，他在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又提出了让工农有效地监督党的高层领导的进一步设想。我们党在这方面也是有所考虑的。1942年12月，毛泽东听说陕甘宁边区一家老百姓给一个军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异常高兴，说：“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百姓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毛泽东年谱（1893 —1949）》中卷，第419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这个问题后来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完满的解决，许多坏人坏事由此产生。前些年，原泰安市委书记、贪污犯胡建学有一句“名言”：“官当到我们这一级，就没有人监督了。”这确实说出了我们现行制度中某一方面的实情。其实，何止胡建学及其以上的干部往往可以不受监督，比他们小的干部不受任何监督的现象，不是也屡见不鲜吗？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至于巴黎公社防范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采取的另一个办法，即对所有公务员实行低薪制，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这个问题，不论在苏联和中国，也解决得不够理想。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党的工作人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实行巴黎公社原则。1918年3月， 他在领取工资时发现自己的工资突然从500卢布增加到800卢布，不仅要求立即降下来，而且尖锐地批评了擅自这样做的总务处长，给以严重警告处分。当时对于那些确有专长而又愿意同苏维埃政权合作的资产阶级专家，则给予高薪待遇，这显然带有赎买性质。列宁指出：“用非常高的薪金吸引资产阶级专家是对公社原则的背离，如果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是堕落到资产阶级政客的水平，那就是欺骗群众。公开说明我们怎样和为什么后退了一步，然后公开讨论，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疏忽了的事情，——这就是教育群众，同他们一块从实际经验中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3卷，第483页）。但是，在列宁逝世以后，高薪制逐步扩大到党政干部，后来形成了高薪特权阶层。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主持起草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中特别指出：“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近年来我国某些人却提出了“高薪养廉”的主张，这是极其荒谬的。
从已经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看，还没有哪一个腐败分子是因为生活困难而贪污受贿的。一个人一旦丧失了崇高的理想信念，追求物质享受，那真是欲壑难填，决非高薪所能遏止。正确的做法还是“俸以养廉”。1941年4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发布， 其中第八条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该条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之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91 页）在和平建设年代，要求各行各业都实行低薪制，这是不合理的。我们还是应当认真贯彻以按劳分配为主又不过分拉大距离的原则。但是，对于党政干部来说，却可以而且应当实行巴黎公社的原则，因为他们理应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是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现在，对于党政干部实行高薪，还有上百万的年薪制和股票期权制，这股风已经越刮越大。这种做法不仅不能遏止腐败，连调动干部、群众积极性的初衷恐怕也要落空。曾经在前线浴血奋战的解放军指战员说得好：“重赏之下未必就有勇夫，祖国的召唤却能催动战士前进的脚步。”信哉斯言，壮哉斯言！
最近，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反对“官本位”意识。这非常及时，极其重要。看来，破除“官本位”意识，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巴黎公社曾经实行过的两条措施。试想，如果我们的“官”都由普选产生，并且随时可以撤换；如果我们的“官”只拿普通工人的工资，没有任何特权；——那么，除了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的人甘愿奉献外，谁还去觊觎那个官位呢？
巴黎公社的原则永存
1871年5月23日，当巴黎公社的英雄儿女， 从公社委员到普通老百姓，还在同闯进巴黎的敌人展开最后的巷战的时候，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会议上说，他担心结局快要到来了；但是他又说：“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77 页）这个预言体现了革命豪情和科学态度的高度统一，犹如黄钟大吕，声震寰宇，至今仍在我们的耳畔回响。
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在巴黎公社被搞垮四十六年之后，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十月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巴黎公社被搞垮七十八年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还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尽管在二十世纪末，由于东欧、苏联的剧变，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还巍然屹立，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古巴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卧榻之旁岿然不动，欣欣向荣，一派生机，大长了世界人民的志气。东欧、苏联的人民在领略了资本主义复辟所带来的种种“幸福”之后，从比较中有了鉴别，“怀旧”情绪日益增长。未来属于社会主义。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正是在巴黎公社的斗争还在进行的时候，马克思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0 页）然而有些人却不是这样认识问题的。他们面对社会主义事业遭受的挫折，消极悲观乃至幸灾乐祸。例如，文艺界一位“重要作家”便声称：“江山依旧，风物常新，人生苦短，管他中国人外国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老了。天若有情天亦老！”“近百年的中国，近几十年的中国，近两三年的中国，变得太快了，什么都过去了，什么都‘后’了，什么都时兴过了，什么都不时兴了，什么都成功过了，什么都成功不了了，什么都练过了，什么都练不灵了，什么都闹腾过了，什么都闹腾不起来啦。”有的宵小之徒竟然嘲笑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关于“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的论述，说什么“这个路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遇到了困难——‘苏联’解体了，给中国送来‘无产阶级宇宙观’的‘俄国’再也不存在了，今天它们所走的是毛泽东在该文中所言的不通的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这些人的目光未免太短浅了。
我们说未来属于社会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各个企业中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本身的范围内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尽管国际资本主义把吸血管伸到全球，企图缓解其基本矛盾，但这只能奏效于一时，实际上却是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扩展到了全球，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达到极限，使它缓解矛盾、延长寿命的手段越来越少，使它终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成为历史的必然。
现在有些人神化资本主义社会的股份制，似乎这就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和曲解。恰恰是在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写成的《法兰西内战》里，他把股份公司称为“资本家的联合组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104页）当然，一百三十年来，正像一切事物都在发生变化一样， 股份公司也在发生变化，例如出现了股份分散化的趋势等。但决不是说这样一来就变成“生产资料公有”了。股份分散化其实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垄断资本的地位。过去，资本家要控制一家公司需要持有该公司股票的40—50%，而现在只要15%甚至更少便足够了。在股份分散化的情况下，工人当然也可以拥有股票，但正如工人并不会因为有小额存款而变成借贷资本家一样，他们也不会因为购买了小额股票而变成产业资本家。连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都说：“工人们持有几张股票所带来的变化，对于他们自己生活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说这是工人把自己的工资交给资本家变成资本，反过来剥削工人自己，恐怕更为恰当。以此来证明资本主义痼疾痊愈、万寿无疆，岂非痴人说梦！
现在有些人夸大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甚至把从事科技工作的脑力劳动者同从事直接生产的体力劳动者对立起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然而正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在谈到从事科技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时，深刻地指出：“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4页）应当看到，一百三十年以后的今天，情况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新的科技革命造就了一批新兴产业，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使世界各国普遍受益，世界发展中的不平衡更趋严重，南北发展差距和贫富悬殊愈来愈大。一边是北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财富的不断积累，一边是南方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不断加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总有一天，扩展到全球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会达到爆炸的程度。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经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7页）历史的发展终将证明马克思这个远见卓识的正确性。
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在社会主义没有在全世界代替资本主义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地表现出来。可以预料，在正确地总结和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真正的共产党人将同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一起，沿着巴黎公社所开创的道路继续奋勇前进。马克思说：“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4页）今天，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坚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