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阿拉伯史研究及学科建设的新思路
——《阿拉伯国家简史》（修订版）读后
张倩红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8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1年03期第24～29页
【英文标题】An New Idea of Arabic Historical Studies and SubjectStructuring
ZHANG Qian-h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210093,China)
【作者简介】张倩红（1963年—），女，河南灵宝人，河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以色列巴伊兰大学博士后，研究领域为中东史、世界史。南京大学 历史系，南京 210093
【关 键 词】阿拉伯国家简史/文明交往/彭树智A Concise History of Arabic Countries/civilizationintercourse/Peng Shuzhi
[中图分类号]K02；K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03—0024—06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中国学者不仅创办了自己的世界史专业杂志，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沿袭于苏联的世界史理论体系，试图从新的角度探索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及研究方法论。在此过程中，一大批有关世界通史、国别史尤其是专题史的研究成果纷纷问世，并就个别热点问题初步兴起了学术论争及学术批评之风。然而，就世界史学科的整体水平、规范程度及研究深度而言，仍存在着很多缺憾，与中国史学科相比，其研究领域的空白点及薄弱点更多。早已被欧美学术界高度重视并直接为国际政治提供服务的世界地区史研究，正是中国学术研究的弱点之一。直到近10年来，才有极少量的地区史著作陆续出版。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化、区域因素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力日益上升的今天，我国世界地区史研究的严重滞后已经到了不能不引起关注的程度，这种现状与我国放眼于全球、致力于改革的跨世纪战略严重脱节。最近，读到了由著名中东史专家彭树智教授主编的《阿拉伯国家简史》（修订版）（注：《阿拉伯国家简史》（以下称《简史》）1991年9 月作为国家教委主持编纂的《大学历史丛书》之一由福建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此后一直被作为世界史研究生及外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学生的教材，引起了广泛好评。为进一步满足需求，福建人民出版社又于1999年10月推出修订版。修订之后的《简史》概述了上自公元前8世纪的早期阿拉伯国家，下至20世纪90 年代末的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发展历史，全书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部分，共44万字。）一书，威慨颇多，受益匪浅。谨以此文谈几点体会，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突出展示了阿拉伯史发展的总特征、总趋势
《简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现状，力图用全局观点阐释阿拉伯地区的社会演进过程及发展规律，又以各国的特殊风貌来丰富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内容。该书不像一般性教材那样仅以普及知识为使命，而是利用主编及参编人员在阿拉伯史研究方面颇有积累这一优势，在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上，充分突出其学术性及前沿性。贯穿全书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在有限的篇幅中尽力展现阿拉伯史兴衰演变的总风貌、总特征、总趋势。
（一） 关于伊斯兰教问题
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的精神支柱，也是阿拉伯地区历史传统的积淀与浓缩。作为一种融社会和文化于一身的价值体系，伊斯兰教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参与性传统（即入世性传统）是任何其他宗教都无法比拟的。也就是说，政教合一是伊斯兰教的本质特征之一，正是这一特征决定了伊斯兰教成为影响阿拉伯地区政治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纵观阿拉伯国家的历史，不难看出，无论是实行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不管是崇尚神权化还是世俗化，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无不围绕伊斯兰教而显露分野，在经济改革及文化演进中也都不能不受伊斯兰教所厘定的价值规范的制约。基于这一认识，《简史》在古代篇中，把伊斯兰教的产生与阿拉伯帝国的形成作为一条主线，首先论述了穆罕默德早期的传教活动，充分肯定了穆罕默德宗教革命的成功及建立麦地那伊斯兰国家的意义。作者指出，伊斯兰教的胜利，结束了半岛上拜物教盛行、多种宗教并存的信仰混乱时期，开创了独尊真主、信仰统一的新时代。由于伊斯兰教提倡天下穆民皆兄弟，从而打破了狭隘的氏族关系，消除了部落间的内战和彼此之间连绵不断的血亲复仇战争，结束了动乱局面，实现了民族团结，达到了社会统一。伊斯兰教主张限制高利贷，赈济贫民，提倡善待和释放奴隶，缓和了阶级矛盾，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作为伊斯兰教的创始者，穆罕默德对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接着，《简史》又分析了四大哈里发及伍麦叶王朝时期声势浩大的征服运动以及西起大西洋沿岸、东到印度河及中国边境的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的阿拉伯帝国的形成，并重点关注了征服过程中，哈里发对《古兰经》的编纂及伊斯兰教的传播和伊斯兰化进程的推进，从而突出了这一时期阿拉伯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
伊斯兰教在经历了阿拉伯帝国的盛衰之后，又与奥斯曼帝国同命运。在奥斯曼帝国和中东地区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之际，伊斯兰教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是来自西方的殖民主义势力和以基督教伦理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在反殖、反帝的斗争中，伊斯兰教表现出了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简史》在“近代篇”中以苏丹、摩洛哥、利比亚、也门、阿曼以及沙特阿拉伯等国为例，论述了伊斯兰教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巨大作用。伴随着异质文明的渗透，伊斯兰教的独特属性与西方价值观念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明显，一些受过西方教育或西方现代思想影响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及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试图在不危及伊斯兰教教义及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对伊斯兰教进行某些改革，主张重新开启“创制”大门，弘扬伊斯兰教的奋发进取精神。《简史》以阿富汗尼及阿布杜为例，分析了伊斯兰教改革思潮的形成及改革运动的兴起。并指出，伊斯兰改革者们的主要观点是“反对封建主义及保守的伊斯兰宗教界的政治与思想统治；主张通过革新伊斯兰教，返回原来的真正的伊斯兰教；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伊斯兰国家中普及教育和技术知识；号召在伊斯兰教原则基础上承认最起码的资产阶级权利和自由，使伊斯兰教成为民主的宗教”（第220页）。 《简史》还充分肯定了伊斯兰改革派对穆斯林的日常思维方式及阿拉伯世界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上述观点的提出为进一步研究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政治文化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伊斯兰教的发展历程中，曾多次出现过宗教复兴现象，如18世纪的瓦哈比运动，19世纪的马赫迪运动、伊朗巴布教徒运动，20世纪的“泛伊斯兰运动”等。但都没有像当代的伊斯兰潮这样在广大的范围内掀起轩然大波。70年代末以来，以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为标志，在中东地区出现了一股强劲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浪潮。这股浪潮以中东为中心，迅速扩展到亚、非两大洲的广阔地带。作为一种思潮和政治运动，它主张重新确立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同，不断强化宗教与政治的联合，推崇神权政体和宗教意识形态，从而对中东局势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并成为导致穆斯林各国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活动动荡不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问题，学术界的评价也颇有歧义。《简史》在深入分析这一运动兴起的内外根源的基础上，提出了鞭辟入里的观点与看法。作者认为，“伊斯兰复兴”不管采取何种形式，一般都包容双重的内涵。就宗教领域内的复兴思潮而言，它仍然是一种“复古”，表现在要求一切应遵循伊斯兰教的原旨教义，严守穆罕默德的遗训。但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复古，而不顾及历史的前进与时代的变迁。“在伊斯兰世界，复古的召唤从来就是作为一种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惯用手段，其真实目的则在于托古改制，自我更新，通过复古的主张和要求，达到自我调节、自我完善，以适应发展了的社会生活的需要”（第515页）。 作为社会运动的宗教复兴而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立足点“不是要破坏或改变现有的伊斯兰社会结构和生活模式，而是在现有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模式下，强调伊斯兰原旨教义及其精神，使伊斯兰教与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的日益现代化相协调，抵制外来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渗透。即使是针对各国现政权的那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或暴力活动，也依然是在复兴伊斯兰教的总精神之下进行的，其目的是要牢固维护并高度强化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第515—516页）。
《简史》强调，伊斯兰复兴运动对阿拉伯国家和中东政治、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从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角度看，它具有一定的积极因素。但从另一方面看，伊斯兰复兴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及所采用的手段往往与其他宗教、教派及民族利益相冲突，因而破坏了原有的政治平衡和社会结构，诱发和加剧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影响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和生产力的有效发展。此外，《简史》还探讨了冷战结束后，伊斯兰潮的新特征、新表现。
（二） 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问题
20世纪是亚洲觉醒的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及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是这一时期阿拉伯史演变的总趋势。《简史》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不是简单地罗列一系列事件的历史过程，而是重点分析殖民政治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表现形式，注意考察殖民统治对阿拉伯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及国民心理的影响。正如《序言》中所说的：“尤其是殖民主义问题，只有从阿拉伯社会生活中复杂的、多层次的探究中，才可能进一步作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第5页）。
《简史》以点面结合的方式，梳理了阿拉伯国家的民族独立斗争，注意其特殊性及连锁反应性，并且特别重视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历史条件时，《简史》有理有据，深刻精辟。作者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这四大帝国的王冠纷纷落地，直接或间接地为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战争期间和战后，英法等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入侵和占领，加深了阿拉伯人民的苦难。同时，“战争也促进了阿拉伯各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动。由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经济上的控制，特别是它们不断增加对殖民地国家的军事订货，使商品和资本输出相对缩减，这就促使阿拉伯各国的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一些国家已登上政治舞台；工人阶级也有所壮大，其他阶级和阶层的觉悟也在提高。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利亚人’、突尼斯的‘自由宪政党’、苏丹的‘白旗联盟’、埃及的‘华夫脱党’等民族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这就为民族解放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准备了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和组织基础”（第333页）。
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阿拉伯统一的思想随之出现，并最终成立了阿拉伯联盟。关于阿盟的历史活动，西方学者与阿拉伯学者历来有不同的评价。《简史》则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提出了客观的看法。指出：在外交和政治事务中，阿盟把维护阿拉伯各国的合法利益始终放在首位。它坚决支持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大力支持埃及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对英斗争；援助也门和沙特阿拉伯在亚丁及布赖米绿洲问题上与英国的争议，等等，因而在阿拉伯世界及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上升。同时也应看到，“阿盟虽然有一个较好的开端，但后来遇到了不少挫折，其内部矛盾重重，它没能实现各阿拉伯国家间发扬和平友谊的精神，也没法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与分歧。围绕着争夺阿拉伯世界盟主权力的斗争经常反映在理事会的讨论中，而埃及自一开始就占上风。纳赛尔时期，阿盟几乎被埃及所控制，一些国家对此甚为不满，因此，在处理内部政治事务方面缺乏统一意志，难以作出任何有力的结论”（第487页）。 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于，多年来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所强调的阿拉伯统一，严重脱离了阿拉伯社会的现实，超越了阿拉伯各国所具备的内外条件。
《简史》还围绕着阿拉伯统一运动的发展，透视了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关系，并分析了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势力的介入对阿拉伯世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三） 关于现代化进程问题
自19世纪初叶以来，贯穿于阿拉伯历史之中的另一条主线是现代化进程问题。《简史》花费较大的篇幅论述了奥斯曼帝国的“旦马齐特”时代，指出这长达百年的改革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制度的基础，也未能最终挽救帝国的解体，但它毕竟使古老而沉闷的奥斯曼国土上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新事物，如现代法令的颁布，新型教育的开展，新闻媒介的出现，铁路的引进以及自由思想的传播等。这一切则标志着中东地区开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即现代化进程的酝酿和启动。
正当奥斯曼帝国的改革面临挫折之际，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埃及却异军突起。新任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改革，掀开了埃及现代化的第一页。《简史》认为，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消灭了落后的中世纪残余，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增强了国力，推动了埃及社会的进步。但阿里的改革极不彻底，导致了埃及在摆脱土耳其控制的同时，又依附于欧洲列强，使西方资本大规模渗入，殖民化浪潮最终淹没了现代化浪潮。
由于阿拉伯各国实施现代化的初始条件不同，因此，现代化实践的途径与方式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都程度不同地坚持了阿拉伯社会主义模式。《简史》以埃及为典型，总结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及在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三个不同时期的现代化实践。《简史》写道，纳赛尔是埃及现代化道路的设计师，他正式宣布推行“自由、公正和富裕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为此，在基本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工业，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并推行了以土改及合作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策略。纳赛尔的改革给埃及带来了多方面的效益，也深刻地影响了阿拉伯世界，但也存在着严重失误，如在国有化过程中挫伤了中小资本家的积极性（因打击面过宽所导致）；工农业发展失调；官僚主义盛行；企业经营不善等。萨达特继任后，大胆调整了纳赛尔时代的政策，开展纠偏运动，推行由国家垄断向自由经济的过渡，并于1974年正式宣布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并大力引进外资，发展私营企业等。这些措施使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与发展，但却带来了通货膨胀和贸易赤字，又因盲目引进外资，忽略了国内吸收能力，造成效率低、消费大、债台高筑，更加依赖外援和进口的局面。贫富悬殊的扩大引起了下层群众的不满及反对派的出现。穆巴拉克执政后，则采取了综合治理、循序渐进的方针。他吸取了30年来埃及现代化的经验教训，针对纳赛尔时代中央集权下的“封闭型经济”和萨达特时代“大开大放型经济”的利弊，调整了经济政策，如扩大国营企业经济管理权；鼓励私人资本投入生产部门；促进出口合理化；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紧缩机关开支；反对营私舞弊；打击投机商等。经过调整，到90年代中期，埃及基本上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外汇储备增加，使国民经济保持了增长的态势。
生活在阿拉伯世界的广大穆斯林群众，除少数力主改革的“先觉者”之外，大都习惯于伊斯兰教所固守的价值观念，因而对现代化运动缺乏内心承受力，这就决定了阿拉伯国家必须更好地把握现代化与传统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方面，沙特王国积累了较为成功的经验。《简史》认为，在推行现代化的进程中，沙特始终注意维护自身的伊斯兰形象和特征。建国之初的瓦哈比运动，就是试图在现代潮流与伊斯兰观念之间寻找调合之处。此后，沙特王国为了保证现代化的平稳进行，力图使政治、经济变革在伊斯兰精神的框架之中实施。作者还充分肯定了石油美元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指出：“沙特石油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其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它冲破了沙特游牧社会的封闭状态，把西方社会的现代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带入沙特。沙特本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与价值观念发生了潜移默化，在阶级构成方面出现了新生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从而推动了社会和政治向现代化国家发展的进程”（第451 页）。
二 从文明交往的新视角考察多维的阿拉伯世界
近十年来，彭树智先生从古代宗教与丝绸之路、新航路的开辟及工业革命、科学技术与战争、世纪之交的世界格局、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三世界的历史演进等方面，对历史交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通过对贯通古今、承前启后的重大事件进行比较研究，重新评估了历史交往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作用，揭示了社会进步与历史交往的内在互动关系，并逐步归纳、厘定出“历史交往论”的具体内涵与本质特性。《简史》以阿拉伯地区的发展历程为例，对“历史交往论”进行了新的思考与运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把阿拉伯世界置于文明交往的宏观视野之中
《简史》在序言中明确指出，“贯穿本书的一条理论线索是文明交往论”（第6页），因为“在我们看来， 阿拉伯世界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阿拉伯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明交往的历史”（第7页）。 彭树智教授认为，过去研究人类文明史不是没有注意到交往，而是在理论层面上思考不够，仅局限于各方面交流的白描和考证。事实上，交往是一个理论问题，是人类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社会交往的驱动力是利益因素；各种利益因素推动着人们进行着各种内部和外部的交往活动；社会交往的总类型是日常交往和非日常交往；社会交往的形式分为暴力的和和平的形式；社会交往的内容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各个层面；社会交往的理想是追求平等与合作，但面临的现实经常与欺凌、压迫相伴随；而其内涵为文明的交往，总的趋势表现为社会的进步。因而，交往是历史学的范畴，又是哲学范畴，自然应列入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与民族学范畴之中。但从主要方面讲，交往是历史学的范畴，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一个贯穿人类历史各领域、全过程，并产生各种各样后果的进程。正是交往的这种历史性，所以我把交往称之为历史交往。许多历史事件的个案研究，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包括阿拉伯世界和阿拉伯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交往范畴的具体说明”（第7—8页）。
彭树智教授还认为，历史交往的特征之一在于它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演变。人类社会的交往活动，人类文明的兴衰存亡，始终受多样性统一规律的制约。“只有在历史交往中保持开放状态的文明，才能长久不衰，才能在已经形成的多元文明的世界里确定自己的民族性位置。在历史交往中保持开放状态，这是一种文明自觉的表现。此外，在历史交往中对自己的文明要有‘自知之明’，对其他国家的文明要有‘知人之明’，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复旧或他化，才能对文明转型有自主能力，才能主动适应新时代的变动。这也是一种文明交往的自觉表现”（《序言》第8页）。 上述观点对研究伊斯兰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地位问题，诠释其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自在走向自为、从自发走向自觉、从地区走向全球的全过程，探讨伊斯兰文明与现代化浪潮的复杂关系，寻找从情绪化交往上升为理性化交往的最佳途径等一系列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简史》也论述了文明冲突的问题。在文明交往中，碰撞与摩擦总是难免的，“要是超越冲突看文明之间的交往，就会步入一个历史交往的新境界”（《序言》，第13页）。《简史》以中、阿交往史上的“恒逻斯之战”（发生于天宝十年，即751年）为例， 来说明“这次战役的后果在文明交往上超越了战争本身”（第14页）。
（二） 以文明交往论分析阿拉伯世界的具体问题
思想文化交往是人类独有的深层次的交往实践活动，属于精神文明的交往，其意义十分重大。基于这一认识，《简史》努力从文学、历史学、哲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医学、化学等方面，叙述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如何在历史交往中形成与发展，并在历史交往中显露其地位与作用。
《简史》指出，阿拉伯人作为闪米特人的一支，其古代文化与同属闪米特人的埃及人、巴比伦人、迦南人、希伯来人的文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伊斯兰教的产生及统一的阿拉伯语言的出现，都是历史交往的结晶。当时的阿拉伯民族是开拓的民族，是奋发向上的民族，它面对波斯人及拜占廷人的威力毫不怯懦。在中世纪的中东地区，历史选择了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也选择了历史。他们向西亚北非地区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征服运动，在占领辽阔土地的同时，把他们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连同血液一并注入被征服地区的民族之中。伴随着征服运动的开展，阿拉伯文化也得到了异域文化的普遍滋养，“阿拉伯学者从印度文化中吸收了文学、哲学、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营养；从古波斯文化中吸收了文学和艺术方面的营养。同时，在中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的医学、绘画艺术和制瓷技术也对阿拉伯文化产生过影响，尤其是中国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的传入，对阿拉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不言而喻，阿拉伯文化的活力与阿拉伯帝国对外交往的程度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是分不开的”（第131页）。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不仅在历史交往中形成与发展，而且也在历史交往中影响整个世界。阿拔斯王朝时期兴起的历时近两个世纪的“翻译运动”正是一场典型的文化交往活动。在翻译运动中，阿拉伯人继承了人类的文化遗产，经过吸收、消化、发明、创造之后，又贡献给了人类。在8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这一时期，说阿拉伯语的人民， 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之源泉的主要承担者之一，阿拉伯文化成为承前启后、沟通东西的世界性文化。
在分析阿拉伯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简史》在《序言》中特别提到了中世纪阿拉伯经济思想的西传。阿拉伯经济思想西传的主要渠道是商旅、教旅、政旅的传播，翻译运动及十字军东征等。西传的典型表现，是对欧洲经院派代表人物圣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的影响。法国经济史学家亨利·皮雷诺（1862—1935）认为，古代欧洲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过渡，主要是由于欧洲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接触而引起的，这一观点被称为“皮雷诺观点”。关于阿拉伯经济思想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简史》引用了经济史上的一桩争论的公案来说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1950）提出了一个影响极大的论点：经济分析只是从希腊人开始，此后，直到欧洲经院学派和圣托马斯·阿奎那，世界上才有经济思想的重现，这中间没有经济思想。这个被称为“中世纪经济思想大空白”的论点，在学术界引起强烈争议，对此，《简史》指出：“断言欧洲‘大空白’，即断言世界‘大空白’，肯定是武断的结论。经过研究，阿拉伯经济思想终于被寻觅出来。至少可以说，在阿拉伯世界，并不象熊彼特所说的经济思想处于‘大空白’状态。因此，这个补充，不只是对阿拉伯国家史，而且对世界经济史也是有启发意义的”（《序言》第11—12页）。
《简史》对阿拉伯帝国与中国唐朝的交往论述较多。指出研究这一交往首先要考虑的是国际关系中的秩序问题，即“穆斯林秩序”和“华夷秩序”。这两种秩序既是政治体系，又是文明体系，都是各自文化理念和原则的表现。这种交往关系即表现为文明共处，又表现为复杂的冲突。《简史》认为“穆斯林秩序”的三大基本要素即阿拉伯性、伊斯兰性和世界性，决定了它与“华夷秩序”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矛盾性。
《简史》还从历史交往的角度，对中东和平进程给予了新的解说，它认为，中东和平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正如大规模的战争不会立刻爆发一样。“根据历史的经验，中东和平是一个逐步追求的目标，进程本身比最终目标更为现实。阿以和平进程可以说是当代历史交往中最为漫长和复杂的典型案例之一。它既涉及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又涉及到巴、以、美各方的利益、意愿、信任以及内部各方和外部干预的力度。因而，在各方和解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协议和备忘录的签署并不能说明和平可以短期实现。中东和平进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应从历史交往的长河中估量它发展的阶段性”（第522—523页）。
（三）以文明交往论为基础探索学科建设的新思路
作为一部地区国家专史，《简史》的可贵之处，还表现于尽力关注学科建设问题。《简史》认为，阿拉伯史研究，应当树立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风格。在治学上应该从现实出发追溯历史，从历史高度审视现实和未来，用更多的历史感和科学理性观照现实和未来。历史交往的广泛性，决定了阿拉伯史研究要体现出“综合性”特性，具体说来，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民族、文化、思想、军事、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需要综合；在综合中又需要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学、军事学和国际关系等多种理论与方法的分析”（《序言》第4页）。 综合性研究的重要之处，在于唯物而辩证地掌握一与多、分与合、纵与横、冲突与融汇之间的内外联系，在于从具体到整体、又从整体到具体的视角上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具体到阿拉伯史的研究，《简史》提出了以下论点：
第一，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者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研究阿拉伯地区的内外联系，即外究它同全球和中东的联系，内通阿拉伯国家由古及今的变化，才能找出其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第二，用伊斯兰教、阿拉伯地区、阿拉伯国家这三个大、中、小同心圆的演变来理解阿拉伯世界的发展线索；第三，综合地理解阿拉伯地区，至少需要理解三个综合性的要素——结构、历史、比较。着重从内部来认识阿拉伯社会和历史，这是当前阿拉伯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总而言之，只有在上述思路下，进行多方位、多层面、多手段的研究，才能从历史交往的新视角观看阿拉伯世界，又从阿拉伯世界这一典型个案中来透视、丰富文明交往论的新内容。
《简史》还以阿拉伯地区为例，从理论层面上总结了世界地区国家史研究应该理顺的三种主要关系：第一，国别、地区和世界史研究的关系，这是个别与整体、分工与合作的相辅相成的三个研究领域。第二，地区国家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第三，大课题研究与综合性理论的关系，即理论与史例的关系。
三 20世纪中阿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中阿之间的历史交往由来已久，2000多年前所开拓的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是最好的见证。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 阿拉伯第三任正统哈里发，正式遣使长安，标志着中阿直接交往的开始。从此，阿拉伯使节、商人纷纷从海陆两路来到中国，伊斯兰教也随之传入。进入中国的阿拉伯人，分居各地，与当地居民通婚，逐渐形成了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民族。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大食法”、“大食法度”、“天方教”、“清真教”等，指的都是伊斯兰教。截至目前，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回、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乌兹别克等10多个民族，共约1700余万人。古代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与影响，早已为学者们所认同，《简史》中对古代的中阿关系也有较详细的论述，但对近代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历史交往谈之甚少。总体而言，中阿交往最辉煌的时期是隋唐宋元时代。明清之后，由于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再加上西方殖民扩张垄断了海上贸易，中阿交往被人为切断。直到20世纪才逐渐恢复。在此，本文想对20世纪的中阿关系作一简单回顾，一方面求教于彭树智先生，另一方面也作为对《简史》内容的一点补充。
自从西方殖民主义兴起之后，阿拉伯国家和中国人民面临着同样的政治命运，相继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20世纪前半叶，双方虽然都经历了自身的民族觉醒时期，但都处在内忧外患、时局动荡的非稳定时期，外交目标的重点也多集中在与西方列强及周边国家的关系上。这一时期，中阿之间的交往仅局限于文化领域，一些中国穆斯林学者曾到中东朝觐或学习。例如，1905—1907年王宽等人曾前往麦加等地考察，回国后创办了北平回教师范学校。30年代，中国伊斯兰宗教界曾派遣了四批留学生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阿拉伯语言和文化，并向阿拉伯世界介绍、传播中国文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再加上国际形势的紧张与复杂，中阿关系未被列入双方的议事日程中来。1955年4 月的万隆会议标志着中阿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会上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和出席会议的埃及、也门、叙利亚、沙特等国代表正式接触，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一年之后即1956年5月， 在阿拉伯世界居于大国地位的埃及首先与中国建交。这一事件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很大，此后，叙利亚（1956年8 月）、也门（1956年8月）、伊拉克（1958年1月）分别与中国建交。
1963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埃及，提出了中国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条原则：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从政治独立到经济独立，直到取得完全的民族独立；第二，中国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采取中立和不结盟政策；第三，中国政府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团结和统一的愿望；第四，中国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采取和平方式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第五，中国主张阿拉伯以外的国家尊重阿拉伯各国的主权，不得进行任何干涉，不管这种干涉是来自西方或其他国家，都要反对。
60年代后半期，因受“左”倾路线及“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趋于冷淡，但70年代初，再度回升。仅在1971年，就有科威特、黎巴嫩两个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建交。此后，约旦（1977年4月）、阿曼（1978年5月）、阿联酋（1984年11月）、卡塔尔（1988年7月）、巴林（1989年4月）、沙特阿拉伯（1990年7 月）等阿拉伯国家相继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发展政治关系的同时，双方的经贸往来也迅速发展。特别是八九十年代，双方经济合作取得了较大的成效。1988年，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超过亿美元的阿拉伯国家有 6个，即约旦、叙利亚、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和埃及。6国同中国的贸易总额为22.85亿美元。1990年，双边贸易额超过亿元的阿拉伯国家增至9国，贸易总额达32.07亿美元。1997年前10个月，中国同西亚北非地区的进出口总额达72.1亿美元，其中沙特占13.1亿美元、阿联酋占11亿美元、阿曼占10.8亿美元、也门占5.96亿美元、埃及占4.14亿美元。1998年前8个月，中国同沙特的贸易额达 10.69亿美元，同阿联酋的贸易额为10.08亿美元，同阿曼的贸易额为6.26亿美元。
中阿关系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坚持平等互利、灵活务实的策略，才能开辟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半个世纪的中阿交往史从其主流来看，是基于理解与互融的交往，是带来发展与进步的交往，但也出现过不少波折，尤其是60年代中后期，双方关系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表现在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与中国明显疏远。究其原因或者是在外交事务中过高地估价了意识形态因素而忽视了永恒的利益原则；或者是看重政治因素而轻视了经济因素；或者是片面导向大国势力而失去了外交主动性。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多极化时代，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可以预见在21世纪，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会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这一预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双方国际地位的提高。近几十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已得到广泛承认。与此同时，由22个阿拉伯国家所组成的阿拉伯世界（总面积约142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25750 万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也迅速提高。有人预言，阿拉伯语将会取代法语成为国际互联网上的第五大世界语言。
第二，经济条件及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同属第三世界，实现经济现代化早已成为各自的首要目标。阿拉伯市场所具备的外汇比较充裕、关税较低、限制较少等特点与中国有着很大的合作潜力。 不仅如此， 阿拉伯国家还有一张经济王牌， 即石油资源。 中国自1993年开始由石油出口国变为石油进口国，石油贸易的伙伴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也出现了资源衰竭的势头。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只能把进口石油的主要目标转向阿拉伯产油国。目前，中国已向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国签订了直接进口石油的协议。另一方面，中国市场也对阿拉伯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急需出口的轻纺产品、食品、五金矿产、土畜产品及机械设备等正是阿拉伯国家所缺乏的。近年来，一些阿拉伯国家很注意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如埃及邀请中国公司参与苏伊士经济特区的建设与管理，阿尔及利亚政府也广泛学习中国在开办特区及保税区方面的一些做法。
第三，双方都已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战略。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要加大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力度，并已确立了切实可行的阶段性目标。阿拉伯国家也已采取了相应的对策。1998年9月17日， 在开罗举行的第110 届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加强对华关系的决议。“这是阿盟历史上首次就加强同一国关系作出单独决议。”
总之，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中阿关系必将会进入一个层次更高、成效更大的新时期。
【收稿日期】2000—10—25^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8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1年03期第24～29页
【英文标题】An New Idea of Arabic Historical Studies and SubjectStructuring
ZHANG Qian-h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210093,China)
【作者简介】张倩红（1963年—），女，河南灵宝人，河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以色列巴伊兰大学博士后，研究领域为中东史、世界史。南京大学 历史系，南京 210093
| 【内容提要】 | 彭树智教授主编的《阿拉伯国家简史》突出了阿拉伯史发展的总特征、总趋势，并从历史交往的角度为世界地区史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但美中不足的是对20世纪的中阿关系关注不够。 The influential book A Concise History of Arabic Countriesedited by Professor Peng Shuzhi puts emphasis upon the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nd main trend of Arabic history. Italso provides new ideas for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nregions in the world from the angle of civilizationintercourse.However the author has more or less ignored therelation between the Arabic world and China in the 20thcentury. |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中国学者不仅创办了自己的世界史专业杂志，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沿袭于苏联的世界史理论体系，试图从新的角度探索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及研究方法论。在此过程中，一大批有关世界通史、国别史尤其是专题史的研究成果纷纷问世，并就个别热点问题初步兴起了学术论争及学术批评之风。然而，就世界史学科的整体水平、规范程度及研究深度而言，仍存在着很多缺憾，与中国史学科相比，其研究领域的空白点及薄弱点更多。早已被欧美学术界高度重视并直接为国际政治提供服务的世界地区史研究，正是中国学术研究的弱点之一。直到近10年来，才有极少量的地区史著作陆续出版。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化、区域因素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力日益上升的今天，我国世界地区史研究的严重滞后已经到了不能不引起关注的程度，这种现状与我国放眼于全球、致力于改革的跨世纪战略严重脱节。最近，读到了由著名中东史专家彭树智教授主编的《阿拉伯国家简史》（修订版）（注：《阿拉伯国家简史》（以下称《简史》）1991年9 月作为国家教委主持编纂的《大学历史丛书》之一由福建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此后一直被作为世界史研究生及外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学生的教材，引起了广泛好评。为进一步满足需求，福建人民出版社又于1999年10月推出修订版。修订之后的《简史》概述了上自公元前8世纪的早期阿拉伯国家，下至20世纪90 年代末的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发展历史，全书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部分，共44万字。）一书，威慨颇多，受益匪浅。谨以此文谈几点体会，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突出展示了阿拉伯史发展的总特征、总趋势
《简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现状，力图用全局观点阐释阿拉伯地区的社会演进过程及发展规律，又以各国的特殊风貌来丰富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内容。该书不像一般性教材那样仅以普及知识为使命，而是利用主编及参编人员在阿拉伯史研究方面颇有积累这一优势，在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上，充分突出其学术性及前沿性。贯穿全书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在有限的篇幅中尽力展现阿拉伯史兴衰演变的总风貌、总特征、总趋势。
（一） 关于伊斯兰教问题
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的精神支柱，也是阿拉伯地区历史传统的积淀与浓缩。作为一种融社会和文化于一身的价值体系，伊斯兰教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参与性传统（即入世性传统）是任何其他宗教都无法比拟的。也就是说，政教合一是伊斯兰教的本质特征之一，正是这一特征决定了伊斯兰教成为影响阿拉伯地区政治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纵观阿拉伯国家的历史，不难看出，无论是实行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不管是崇尚神权化还是世俗化，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无不围绕伊斯兰教而显露分野，在经济改革及文化演进中也都不能不受伊斯兰教所厘定的价值规范的制约。基于这一认识，《简史》在古代篇中，把伊斯兰教的产生与阿拉伯帝国的形成作为一条主线，首先论述了穆罕默德早期的传教活动，充分肯定了穆罕默德宗教革命的成功及建立麦地那伊斯兰国家的意义。作者指出，伊斯兰教的胜利，结束了半岛上拜物教盛行、多种宗教并存的信仰混乱时期，开创了独尊真主、信仰统一的新时代。由于伊斯兰教提倡天下穆民皆兄弟，从而打破了狭隘的氏族关系，消除了部落间的内战和彼此之间连绵不断的血亲复仇战争，结束了动乱局面，实现了民族团结，达到了社会统一。伊斯兰教主张限制高利贷，赈济贫民，提倡善待和释放奴隶，缓和了阶级矛盾，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作为伊斯兰教的创始者，穆罕默德对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接着，《简史》又分析了四大哈里发及伍麦叶王朝时期声势浩大的征服运动以及西起大西洋沿岸、东到印度河及中国边境的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的阿拉伯帝国的形成，并重点关注了征服过程中，哈里发对《古兰经》的编纂及伊斯兰教的传播和伊斯兰化进程的推进，从而突出了这一时期阿拉伯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
伊斯兰教在经历了阿拉伯帝国的盛衰之后，又与奥斯曼帝国同命运。在奥斯曼帝国和中东地区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之际，伊斯兰教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是来自西方的殖民主义势力和以基督教伦理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在反殖、反帝的斗争中，伊斯兰教表现出了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简史》在“近代篇”中以苏丹、摩洛哥、利比亚、也门、阿曼以及沙特阿拉伯等国为例，论述了伊斯兰教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巨大作用。伴随着异质文明的渗透，伊斯兰教的独特属性与西方价值观念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明显，一些受过西方教育或西方现代思想影响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及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试图在不危及伊斯兰教教义及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对伊斯兰教进行某些改革，主张重新开启“创制”大门，弘扬伊斯兰教的奋发进取精神。《简史》以阿富汗尼及阿布杜为例，分析了伊斯兰教改革思潮的形成及改革运动的兴起。并指出，伊斯兰改革者们的主要观点是“反对封建主义及保守的伊斯兰宗教界的政治与思想统治；主张通过革新伊斯兰教，返回原来的真正的伊斯兰教；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伊斯兰国家中普及教育和技术知识；号召在伊斯兰教原则基础上承认最起码的资产阶级权利和自由，使伊斯兰教成为民主的宗教”（第220页）。 《简史》还充分肯定了伊斯兰改革派对穆斯林的日常思维方式及阿拉伯世界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上述观点的提出为进一步研究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政治文化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伊斯兰教的发展历程中，曾多次出现过宗教复兴现象，如18世纪的瓦哈比运动，19世纪的马赫迪运动、伊朗巴布教徒运动，20世纪的“泛伊斯兰运动”等。但都没有像当代的伊斯兰潮这样在广大的范围内掀起轩然大波。70年代末以来，以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为标志，在中东地区出现了一股强劲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浪潮。这股浪潮以中东为中心，迅速扩展到亚、非两大洲的广阔地带。作为一种思潮和政治运动，它主张重新确立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同，不断强化宗教与政治的联合，推崇神权政体和宗教意识形态，从而对中东局势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并成为导致穆斯林各国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活动动荡不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问题，学术界的评价也颇有歧义。《简史》在深入分析这一运动兴起的内外根源的基础上，提出了鞭辟入里的观点与看法。作者认为，“伊斯兰复兴”不管采取何种形式，一般都包容双重的内涵。就宗教领域内的复兴思潮而言，它仍然是一种“复古”，表现在要求一切应遵循伊斯兰教的原旨教义，严守穆罕默德的遗训。但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复古，而不顾及历史的前进与时代的变迁。“在伊斯兰世界，复古的召唤从来就是作为一种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惯用手段，其真实目的则在于托古改制，自我更新，通过复古的主张和要求，达到自我调节、自我完善，以适应发展了的社会生活的需要”（第515页）。 作为社会运动的宗教复兴而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立足点“不是要破坏或改变现有的伊斯兰社会结构和生活模式，而是在现有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模式下，强调伊斯兰原旨教义及其精神，使伊斯兰教与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的日益现代化相协调，抵制外来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渗透。即使是针对各国现政权的那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或暴力活动，也依然是在复兴伊斯兰教的总精神之下进行的，其目的是要牢固维护并高度强化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第515—516页）。
《简史》强调，伊斯兰复兴运动对阿拉伯国家和中东政治、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从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角度看，它具有一定的积极因素。但从另一方面看，伊斯兰复兴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及所采用的手段往往与其他宗教、教派及民族利益相冲突，因而破坏了原有的政治平衡和社会结构，诱发和加剧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影响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和生产力的有效发展。此外，《简史》还探讨了冷战结束后，伊斯兰潮的新特征、新表现。
（二） 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问题
20世纪是亚洲觉醒的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及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是这一时期阿拉伯史演变的总趋势。《简史》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不是简单地罗列一系列事件的历史过程，而是重点分析殖民政治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表现形式，注意考察殖民统治对阿拉伯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及国民心理的影响。正如《序言》中所说的：“尤其是殖民主义问题，只有从阿拉伯社会生活中复杂的、多层次的探究中，才可能进一步作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第5页）。
《简史》以点面结合的方式，梳理了阿拉伯国家的民族独立斗争，注意其特殊性及连锁反应性，并且特别重视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历史条件时，《简史》有理有据，深刻精辟。作者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这四大帝国的王冠纷纷落地，直接或间接地为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战争期间和战后，英法等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入侵和占领，加深了阿拉伯人民的苦难。同时，“战争也促进了阿拉伯各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动。由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经济上的控制，特别是它们不断增加对殖民地国家的军事订货，使商品和资本输出相对缩减，这就促使阿拉伯各国的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一些国家已登上政治舞台；工人阶级也有所壮大，其他阶级和阶层的觉悟也在提高。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利亚人’、突尼斯的‘自由宪政党’、苏丹的‘白旗联盟’、埃及的‘华夫脱党’等民族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这就为民族解放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准备了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和组织基础”（第333页）。
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阿拉伯统一的思想随之出现，并最终成立了阿拉伯联盟。关于阿盟的历史活动，西方学者与阿拉伯学者历来有不同的评价。《简史》则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提出了客观的看法。指出：在外交和政治事务中，阿盟把维护阿拉伯各国的合法利益始终放在首位。它坚决支持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大力支持埃及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对英斗争；援助也门和沙特阿拉伯在亚丁及布赖米绿洲问题上与英国的争议，等等，因而在阿拉伯世界及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上升。同时也应看到，“阿盟虽然有一个较好的开端，但后来遇到了不少挫折，其内部矛盾重重，它没能实现各阿拉伯国家间发扬和平友谊的精神，也没法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与分歧。围绕着争夺阿拉伯世界盟主权力的斗争经常反映在理事会的讨论中，而埃及自一开始就占上风。纳赛尔时期，阿盟几乎被埃及所控制，一些国家对此甚为不满，因此，在处理内部政治事务方面缺乏统一意志，难以作出任何有力的结论”（第487页）。 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于，多年来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所强调的阿拉伯统一，严重脱离了阿拉伯社会的现实，超越了阿拉伯各国所具备的内外条件。
《简史》还围绕着阿拉伯统一运动的发展，透视了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关系，并分析了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势力的介入对阿拉伯世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三） 关于现代化进程问题
自19世纪初叶以来，贯穿于阿拉伯历史之中的另一条主线是现代化进程问题。《简史》花费较大的篇幅论述了奥斯曼帝国的“旦马齐特”时代，指出这长达百年的改革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制度的基础，也未能最终挽救帝国的解体，但它毕竟使古老而沉闷的奥斯曼国土上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新事物，如现代法令的颁布，新型教育的开展，新闻媒介的出现，铁路的引进以及自由思想的传播等。这一切则标志着中东地区开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即现代化进程的酝酿和启动。
正当奥斯曼帝国的改革面临挫折之际，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埃及却异军突起。新任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改革，掀开了埃及现代化的第一页。《简史》认为，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消灭了落后的中世纪残余，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增强了国力，推动了埃及社会的进步。但阿里的改革极不彻底，导致了埃及在摆脱土耳其控制的同时，又依附于欧洲列强，使西方资本大规模渗入，殖民化浪潮最终淹没了现代化浪潮。
由于阿拉伯各国实施现代化的初始条件不同，因此，现代化实践的途径与方式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都程度不同地坚持了阿拉伯社会主义模式。《简史》以埃及为典型，总结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及在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三个不同时期的现代化实践。《简史》写道，纳赛尔是埃及现代化道路的设计师，他正式宣布推行“自由、公正和富裕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为此，在基本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工业，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并推行了以土改及合作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策略。纳赛尔的改革给埃及带来了多方面的效益，也深刻地影响了阿拉伯世界，但也存在着严重失误，如在国有化过程中挫伤了中小资本家的积极性（因打击面过宽所导致）；工农业发展失调；官僚主义盛行；企业经营不善等。萨达特继任后，大胆调整了纳赛尔时代的政策，开展纠偏运动，推行由国家垄断向自由经济的过渡，并于1974年正式宣布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并大力引进外资，发展私营企业等。这些措施使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与发展，但却带来了通货膨胀和贸易赤字，又因盲目引进外资，忽略了国内吸收能力，造成效率低、消费大、债台高筑，更加依赖外援和进口的局面。贫富悬殊的扩大引起了下层群众的不满及反对派的出现。穆巴拉克执政后，则采取了综合治理、循序渐进的方针。他吸取了30年来埃及现代化的经验教训，针对纳赛尔时代中央集权下的“封闭型经济”和萨达特时代“大开大放型经济”的利弊，调整了经济政策，如扩大国营企业经济管理权；鼓励私人资本投入生产部门；促进出口合理化；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紧缩机关开支；反对营私舞弊；打击投机商等。经过调整，到90年代中期，埃及基本上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外汇储备增加，使国民经济保持了增长的态势。
生活在阿拉伯世界的广大穆斯林群众，除少数力主改革的“先觉者”之外，大都习惯于伊斯兰教所固守的价值观念，因而对现代化运动缺乏内心承受力，这就决定了阿拉伯国家必须更好地把握现代化与传统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方面，沙特王国积累了较为成功的经验。《简史》认为，在推行现代化的进程中，沙特始终注意维护自身的伊斯兰形象和特征。建国之初的瓦哈比运动，就是试图在现代潮流与伊斯兰观念之间寻找调合之处。此后，沙特王国为了保证现代化的平稳进行，力图使政治、经济变革在伊斯兰精神的框架之中实施。作者还充分肯定了石油美元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指出：“沙特石油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其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它冲破了沙特游牧社会的封闭状态，把西方社会的现代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带入沙特。沙特本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与价值观念发生了潜移默化，在阶级构成方面出现了新生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从而推动了社会和政治向现代化国家发展的进程”（第451 页）。
二 从文明交往的新视角考察多维的阿拉伯世界
近十年来，彭树智先生从古代宗教与丝绸之路、新航路的开辟及工业革命、科学技术与战争、世纪之交的世界格局、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三世界的历史演进等方面，对历史交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通过对贯通古今、承前启后的重大事件进行比较研究，重新评估了历史交往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作用，揭示了社会进步与历史交往的内在互动关系，并逐步归纳、厘定出“历史交往论”的具体内涵与本质特性。《简史》以阿拉伯地区的发展历程为例，对“历史交往论”进行了新的思考与运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把阿拉伯世界置于文明交往的宏观视野之中
《简史》在序言中明确指出，“贯穿本书的一条理论线索是文明交往论”（第6页），因为“在我们看来， 阿拉伯世界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阿拉伯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明交往的历史”（第7页）。 彭树智教授认为，过去研究人类文明史不是没有注意到交往，而是在理论层面上思考不够，仅局限于各方面交流的白描和考证。事实上，交往是一个理论问题，是人类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社会交往的驱动力是利益因素；各种利益因素推动着人们进行着各种内部和外部的交往活动；社会交往的总类型是日常交往和非日常交往；社会交往的形式分为暴力的和和平的形式；社会交往的内容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各个层面；社会交往的理想是追求平等与合作，但面临的现实经常与欺凌、压迫相伴随；而其内涵为文明的交往，总的趋势表现为社会的进步。因而，交往是历史学的范畴，又是哲学范畴，自然应列入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与民族学范畴之中。但从主要方面讲，交往是历史学的范畴，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一个贯穿人类历史各领域、全过程，并产生各种各样后果的进程。正是交往的这种历史性，所以我把交往称之为历史交往。许多历史事件的个案研究，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包括阿拉伯世界和阿拉伯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交往范畴的具体说明”（第7—8页）。
彭树智教授还认为，历史交往的特征之一在于它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演变。人类社会的交往活动，人类文明的兴衰存亡，始终受多样性统一规律的制约。“只有在历史交往中保持开放状态的文明，才能长久不衰，才能在已经形成的多元文明的世界里确定自己的民族性位置。在历史交往中保持开放状态，这是一种文明自觉的表现。此外，在历史交往中对自己的文明要有‘自知之明’，对其他国家的文明要有‘知人之明’，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复旧或他化，才能对文明转型有自主能力，才能主动适应新时代的变动。这也是一种文明交往的自觉表现”（《序言》第8页）。 上述观点对研究伊斯兰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地位问题，诠释其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自在走向自为、从自发走向自觉、从地区走向全球的全过程，探讨伊斯兰文明与现代化浪潮的复杂关系，寻找从情绪化交往上升为理性化交往的最佳途径等一系列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简史》也论述了文明冲突的问题。在文明交往中，碰撞与摩擦总是难免的，“要是超越冲突看文明之间的交往，就会步入一个历史交往的新境界”（《序言》，第13页）。《简史》以中、阿交往史上的“恒逻斯之战”（发生于天宝十年，即751年）为例， 来说明“这次战役的后果在文明交往上超越了战争本身”（第14页）。
（二） 以文明交往论分析阿拉伯世界的具体问题
思想文化交往是人类独有的深层次的交往实践活动，属于精神文明的交往，其意义十分重大。基于这一认识，《简史》努力从文学、历史学、哲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医学、化学等方面，叙述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如何在历史交往中形成与发展，并在历史交往中显露其地位与作用。
《简史》指出，阿拉伯人作为闪米特人的一支，其古代文化与同属闪米特人的埃及人、巴比伦人、迦南人、希伯来人的文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伊斯兰教的产生及统一的阿拉伯语言的出现，都是历史交往的结晶。当时的阿拉伯民族是开拓的民族，是奋发向上的民族，它面对波斯人及拜占廷人的威力毫不怯懦。在中世纪的中东地区，历史选择了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也选择了历史。他们向西亚北非地区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征服运动，在占领辽阔土地的同时，把他们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连同血液一并注入被征服地区的民族之中。伴随着征服运动的开展，阿拉伯文化也得到了异域文化的普遍滋养，“阿拉伯学者从印度文化中吸收了文学、哲学、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营养；从古波斯文化中吸收了文学和艺术方面的营养。同时，在中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的医学、绘画艺术和制瓷技术也对阿拉伯文化产生过影响，尤其是中国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的传入，对阿拉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不言而喻，阿拉伯文化的活力与阿拉伯帝国对外交往的程度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是分不开的”（第131页）。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不仅在历史交往中形成与发展，而且也在历史交往中影响整个世界。阿拔斯王朝时期兴起的历时近两个世纪的“翻译运动”正是一场典型的文化交往活动。在翻译运动中，阿拉伯人继承了人类的文化遗产，经过吸收、消化、发明、创造之后，又贡献给了人类。在8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这一时期，说阿拉伯语的人民， 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之源泉的主要承担者之一，阿拉伯文化成为承前启后、沟通东西的世界性文化。
在分析阿拉伯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简史》在《序言》中特别提到了中世纪阿拉伯经济思想的西传。阿拉伯经济思想西传的主要渠道是商旅、教旅、政旅的传播，翻译运动及十字军东征等。西传的典型表现，是对欧洲经院派代表人物圣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的影响。法国经济史学家亨利·皮雷诺（1862—1935）认为，古代欧洲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过渡，主要是由于欧洲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接触而引起的，这一观点被称为“皮雷诺观点”。关于阿拉伯经济思想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简史》引用了经济史上的一桩争论的公案来说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1950）提出了一个影响极大的论点：经济分析只是从希腊人开始，此后，直到欧洲经院学派和圣托马斯·阿奎那，世界上才有经济思想的重现，这中间没有经济思想。这个被称为“中世纪经济思想大空白”的论点，在学术界引起强烈争议，对此，《简史》指出：“断言欧洲‘大空白’，即断言世界‘大空白’，肯定是武断的结论。经过研究，阿拉伯经济思想终于被寻觅出来。至少可以说，在阿拉伯世界，并不象熊彼特所说的经济思想处于‘大空白’状态。因此，这个补充，不只是对阿拉伯国家史，而且对世界经济史也是有启发意义的”（《序言》第11—12页）。
《简史》对阿拉伯帝国与中国唐朝的交往论述较多。指出研究这一交往首先要考虑的是国际关系中的秩序问题，即“穆斯林秩序”和“华夷秩序”。这两种秩序既是政治体系，又是文明体系，都是各自文化理念和原则的表现。这种交往关系即表现为文明共处，又表现为复杂的冲突。《简史》认为“穆斯林秩序”的三大基本要素即阿拉伯性、伊斯兰性和世界性，决定了它与“华夷秩序”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矛盾性。
《简史》还从历史交往的角度，对中东和平进程给予了新的解说，它认为，中东和平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正如大规模的战争不会立刻爆发一样。“根据历史的经验，中东和平是一个逐步追求的目标，进程本身比最终目标更为现实。阿以和平进程可以说是当代历史交往中最为漫长和复杂的典型案例之一。它既涉及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又涉及到巴、以、美各方的利益、意愿、信任以及内部各方和外部干预的力度。因而，在各方和解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协议和备忘录的签署并不能说明和平可以短期实现。中东和平进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应从历史交往的长河中估量它发展的阶段性”（第522—523页）。
（三）以文明交往论为基础探索学科建设的新思路
作为一部地区国家专史，《简史》的可贵之处，还表现于尽力关注学科建设问题。《简史》认为，阿拉伯史研究，应当树立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风格。在治学上应该从现实出发追溯历史，从历史高度审视现实和未来，用更多的历史感和科学理性观照现实和未来。历史交往的广泛性，决定了阿拉伯史研究要体现出“综合性”特性，具体说来，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民族、文化、思想、军事、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需要综合；在综合中又需要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学、军事学和国际关系等多种理论与方法的分析”（《序言》第4页）。 综合性研究的重要之处，在于唯物而辩证地掌握一与多、分与合、纵与横、冲突与融汇之间的内外联系，在于从具体到整体、又从整体到具体的视角上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具体到阿拉伯史的研究，《简史》提出了以下论点：
第一，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者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研究阿拉伯地区的内外联系，即外究它同全球和中东的联系，内通阿拉伯国家由古及今的变化，才能找出其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第二，用伊斯兰教、阿拉伯地区、阿拉伯国家这三个大、中、小同心圆的演变来理解阿拉伯世界的发展线索；第三，综合地理解阿拉伯地区，至少需要理解三个综合性的要素——结构、历史、比较。着重从内部来认识阿拉伯社会和历史，这是当前阿拉伯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总而言之，只有在上述思路下，进行多方位、多层面、多手段的研究，才能从历史交往的新视角观看阿拉伯世界，又从阿拉伯世界这一典型个案中来透视、丰富文明交往论的新内容。
《简史》还以阿拉伯地区为例，从理论层面上总结了世界地区国家史研究应该理顺的三种主要关系：第一，国别、地区和世界史研究的关系，这是个别与整体、分工与合作的相辅相成的三个研究领域。第二，地区国家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第三，大课题研究与综合性理论的关系，即理论与史例的关系。
三 20世纪中阿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中阿之间的历史交往由来已久，2000多年前所开拓的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是最好的见证。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 阿拉伯第三任正统哈里发，正式遣使长安，标志着中阿直接交往的开始。从此，阿拉伯使节、商人纷纷从海陆两路来到中国，伊斯兰教也随之传入。进入中国的阿拉伯人，分居各地，与当地居民通婚，逐渐形成了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民族。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大食法”、“大食法度”、“天方教”、“清真教”等，指的都是伊斯兰教。截至目前，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回、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乌兹别克等10多个民族，共约1700余万人。古代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与影响，早已为学者们所认同，《简史》中对古代的中阿关系也有较详细的论述，但对近代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历史交往谈之甚少。总体而言，中阿交往最辉煌的时期是隋唐宋元时代。明清之后，由于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再加上西方殖民扩张垄断了海上贸易，中阿交往被人为切断。直到20世纪才逐渐恢复。在此，本文想对20世纪的中阿关系作一简单回顾，一方面求教于彭树智先生，另一方面也作为对《简史》内容的一点补充。
自从西方殖民主义兴起之后，阿拉伯国家和中国人民面临着同样的政治命运，相继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20世纪前半叶，双方虽然都经历了自身的民族觉醒时期，但都处在内忧外患、时局动荡的非稳定时期，外交目标的重点也多集中在与西方列强及周边国家的关系上。这一时期，中阿之间的交往仅局限于文化领域，一些中国穆斯林学者曾到中东朝觐或学习。例如，1905—1907年王宽等人曾前往麦加等地考察，回国后创办了北平回教师范学校。30年代，中国伊斯兰宗教界曾派遣了四批留学生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阿拉伯语言和文化，并向阿拉伯世界介绍、传播中国文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再加上国际形势的紧张与复杂，中阿关系未被列入双方的议事日程中来。1955年4 月的万隆会议标志着中阿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会上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和出席会议的埃及、也门、叙利亚、沙特等国代表正式接触，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一年之后即1956年5月， 在阿拉伯世界居于大国地位的埃及首先与中国建交。这一事件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很大，此后，叙利亚（1956年8 月）、也门（1956年8月）、伊拉克（1958年1月）分别与中国建交。
1963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埃及，提出了中国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条原则：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从政治独立到经济独立，直到取得完全的民族独立；第二，中国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采取中立和不结盟政策；第三，中国政府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团结和统一的愿望；第四，中国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采取和平方式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第五，中国主张阿拉伯以外的国家尊重阿拉伯各国的主权，不得进行任何干涉，不管这种干涉是来自西方或其他国家，都要反对。
60年代后半期，因受“左”倾路线及“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趋于冷淡，但70年代初，再度回升。仅在1971年，就有科威特、黎巴嫩两个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建交。此后，约旦（1977年4月）、阿曼（1978年5月）、阿联酋（1984年11月）、卡塔尔（1988年7月）、巴林（1989年4月）、沙特阿拉伯（1990年7 月）等阿拉伯国家相继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发展政治关系的同时，双方的经贸往来也迅速发展。特别是八九十年代，双方经济合作取得了较大的成效。1988年，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超过亿美元的阿拉伯国家有 6个，即约旦、叙利亚、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和埃及。6国同中国的贸易总额为22.85亿美元。1990年，双边贸易额超过亿元的阿拉伯国家增至9国，贸易总额达32.07亿美元。1997年前10个月，中国同西亚北非地区的进出口总额达72.1亿美元，其中沙特占13.1亿美元、阿联酋占11亿美元、阿曼占10.8亿美元、也门占5.96亿美元、埃及占4.14亿美元。1998年前8个月，中国同沙特的贸易额达 10.69亿美元，同阿联酋的贸易额为10.08亿美元，同阿曼的贸易额为6.26亿美元。
中阿关系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坚持平等互利、灵活务实的策略，才能开辟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半个世纪的中阿交往史从其主流来看，是基于理解与互融的交往，是带来发展与进步的交往，但也出现过不少波折，尤其是60年代中后期，双方关系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表现在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与中国明显疏远。究其原因或者是在外交事务中过高地估价了意识形态因素而忽视了永恒的利益原则；或者是看重政治因素而轻视了经济因素；或者是片面导向大国势力而失去了外交主动性。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多极化时代，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可以预见在21世纪，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会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这一预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双方国际地位的提高。近几十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已得到广泛承认。与此同时，由22个阿拉伯国家所组成的阿拉伯世界（总面积约142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25750 万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也迅速提高。有人预言，阿拉伯语将会取代法语成为国际互联网上的第五大世界语言。
第二，经济条件及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同属第三世界，实现经济现代化早已成为各自的首要目标。阿拉伯市场所具备的外汇比较充裕、关税较低、限制较少等特点与中国有着很大的合作潜力。 不仅如此， 阿拉伯国家还有一张经济王牌， 即石油资源。 中国自1993年开始由石油出口国变为石油进口国，石油贸易的伙伴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也出现了资源衰竭的势头。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只能把进口石油的主要目标转向阿拉伯产油国。目前，中国已向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国签订了直接进口石油的协议。另一方面，中国市场也对阿拉伯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急需出口的轻纺产品、食品、五金矿产、土畜产品及机械设备等正是阿拉伯国家所缺乏的。近年来，一些阿拉伯国家很注意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如埃及邀请中国公司参与苏伊士经济特区的建设与管理，阿尔及利亚政府也广泛学习中国在开办特区及保税区方面的一些做法。
第三，双方都已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战略。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要加大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力度，并已确立了切实可行的阶段性目标。阿拉伯国家也已采取了相应的对策。1998年9月17日， 在开罗举行的第110 届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加强对华关系的决议。“这是阿盟历史上首次就加强同一国关系作出单独决议。”
总之，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中阿关系必将会进入一个层次更高、成效更大的新时期。
【收稿日期】2000—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