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世界历史”范畴的哲学审视
万光侠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8期
【原文出处】《理论学刊》(济南)2001年03期第36～40页
【作者简介】万光侠（1965—），男，山东新泰人，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政法系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山东 济南 250014
【关 键 词】世界历史/唯物史观/人的社会性/哲学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B03；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3909（2001）03—0036—05
现代世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当代实践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最显著的特征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世界历史的形成。当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而在全球范围内与自然相抗衡时候，它必然以社会内部的全球性组织和整体性协调为条件。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全球问题的形成，与在人与社会关系上的世界历史的形成，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反映着人类主体性的强化，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时代性特点。面对“世界历史”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现象和趋势，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从总体上揭示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应该对“世界历史”进行学理上的科学论证。故此，本文拟就唯物史观层面上的“世界历史”范畴的含义及其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和作用诸问题作一初步探讨，抛砖引玉，以求教正。
一、哲学视野中“世界历史”范畴的基本界定
黑格尔在其所著的《历史哲学》中，第一次对“世界历史”范畴作了逻辑规定。黑格尔以思辨的历史哲学作为出发点，从“世界精神”是世界历史的本原和基础的意义上，论述了“世界精神”如何演变和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过程，黑格尔说：“世界历史在一般上说来，便是‘精神’在时间里发展”[1]， 而人类历史则是“世界精神”借以揭示自己的场所，是“世界精神”发展和实现的过程。他还说：“世界历史是专门从事于表现‘精神’怎样逐渐地达到自觉和‘真理’的欲望；它本身中的黎明来了，它开始发现要点，最后它达到了完全的意识。”[2]“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的辩证法。”[3]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是朝着一个总的进步方向推进的茫茫大川，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是作为许许多多的支流汇集到世界历史这条茫茫大川中去的。
黑格尔以“世界精神”的自我发展来说明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以精神和理性作为历史进步的动力，看不到历史与现实之间，尤其是历史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就使他的历史观同他的辩证法一样，陷入了唯心主义。同时，黑格尔将世界上的民族分为世界历史民族和非世界历史民族，并把非世界历史民族排斥在世界历史之外。譬如，他将日耳曼民族视为高一等的世界历史民族，而把东方某些民族视为低一等的非世界历史民族。黑格尔把整体的世界历史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割裂开来，这种倾向使他不可能获得科学的“世界历史”概念[4]。
但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对以往历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狭隘民族观念的超越，是对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预见。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黑格尔这一思想，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紧接着，恩格斯指出：“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5]。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世界历史”观。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想象中的精神的因素作为观察历史的前提，只能得出历史是“宇宙精神的某种抽象行为”。事实上，“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6]。
马克思从这一现实的、物质的前提出发，开创了唯物主义地解释“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先河。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在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基础上，由各民族的相互交往而形成的。“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7 ]随着近代以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8 ]建立在生产力巨大发展基础之上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对各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工业革命的开展，世界贸易的实现，世界市场的开拓，引导各民族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市场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区域走向全球。“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9 ]“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10]这就是说，人类历史一开始并不是世界历史，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从总体上说，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自给自足的孤立的经济单位构成的封闭型的社会形态。虽然这些孤立的经济单位之间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往往是偶然的、松散的、时断时续的，而绝不是内在的必然的普遍联系。人们生活在“狭隘的原始的生产范围和社会范围”[11]之中，与这种落后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社会只能是封闭的社会，而这种封闭的社会必然决定国家和民族采取封闭性的政策，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得以形成，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力图建立世界市场；大工业的建立，交通工具的发达，对东印度和中国的入侵以及美洲的殖民化等等，使世界市场得以形成。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2]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在开创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作了公正的评价，认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3]。世界历史的形成归根到底是各民族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交往的普遍发展的结果，这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考察世界历史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总之，“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学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是特指18—19世纪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生产力迅速发展基础上的各民族普遍交往的结果。从时间上看，它是指18世纪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使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从空间上看，它以交往及其扩大所造成的世界性后果为特征，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现实基础，而民族之间的普遍联系和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基本内容。
当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还有更丰富的内容。这里用以说明的只是这个理论向人们展示了人类世界历史性的发展图景，这是一个以大工业为基础的世界性交往普遍发展的历史时代，在这个全新的历史时代，一切国家、民族都无一例外地走向世界，其发展不仅要受世界历史的制约，而且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唯其如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造成了不同民族的特殊发展道路，这正是我们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世界历史”范畴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和作用
“世界历史”范畴在唯物史观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世界历史”范畴有利于阐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唯物史观认为，从纵的方面看，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就在于，社会运动总是呈现出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在人类总体历史上，这一过程表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在具体民族的历史上，这一过程表现为在没有外来影响、冲击、干涉的情况下，民族的历史也将依次经历上述五种社会形态。马克思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是社会的“自然的发展阶段”。
社会形态更替的多样性在纵的方面表现为，不同的民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越某一种或几种社会形态而跳跃式地向前发展。确认人类总体历史进程的不可超越性，并不是说，一切民族，不管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历史轨道，相反，它承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一或某些民族能够超越某种社会形态而直接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这就是说，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正如列宁所说：“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14]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作为其“器官”的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个“整体”的影响和制约。正是在世界历史的影响下，北美洲、大洋洲、非洲以至东欧的一些国家，有的从奴隶社会，有的从原始社会，直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像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15]。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了资本主义产生的三条道路：（1 ）从封建制度的“衰亡”中产生；（2 ）从奴隶制或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3）从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 其中第一条道路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的道路，也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典型道路，第二、三条道路则是在世界历史影响下形成的。没有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从奴隶制的“解体”和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绝不可能产生资本主制度。正是在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中，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冲击下，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的统一性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这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民族性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具有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世界性是指随着交往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开拓，各民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便越出民族狭隘的地域，在世界历史背景中，进行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这就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了世界性。这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发展根源于这个民族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是，任何一个民族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国际交往中，“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16]，从而对变革旧的生产关系起了促进作用。当然，我们承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并不否认它的民族性，相反，这种世界性是以民族性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民族性和世界性是统一的。
在把握社会发展的秩序和线索时，既要看到统一性，又要看到多样性，正确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往往通过各个民族不同的发展道路表现出来，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排斥不同民族在发展秩序上的独特性；另一方面，社会形态更替的多样性也并不否定人类总体历史进程。某一民族可以跨越一定的历史阶段，但它的历史运行线路不可能是同人类总体历史进程逆向的，相反，其跨越的方向同人类总体历史进程是一致的。实际存在着的社会形态及其生产力规定着跨越的限度，现实存在的较先进的社会形态对跨越具有导向作用。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及其对落后国家的影响、冲击和渗透，一些民族就不可能跨越封建制、奴隶制而直接走向资本主义社会。
（二）“世界历史”范畴有利于深刻揭示人的社会性
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本身的社会性是其活动的社会性所铸成的。所谓活动具有社会性质，也就是说活动的内容由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所决定，是个人作为社会联系的一环而活动，即不仅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活动，而且为满足他人需要而活动，通过满足他人需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人的活动的这种社会性质决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某种社会过程的精巧的结果”[17]，这也就是人逐步克服自然局限性的过程；从另一角度来说，也就是通过交往的扩大，把“由自然决定”的关系转化为“由社会决定”的关系的过程。
在最初的社会形态，个人虽然已具有某种社会的规定性，但这种规定性还是建立在对自然界（自身自然和外部自然）的依赖性基础上的。在这种条件下，“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是自然存在”，“他的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表现为自然，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他本身不但是有机体，而且还是这种作为主体的无机自然。这种条件不是他的产物，而是预先存在的；作为在他之外的自然存在，是他的前提”[18]。导致人们共同活动的共同需要，“其本身具有狭隘的、为自然所决定的性质”，即使到了封建时代，也还没能超出这种自然局限性[19]。
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则由自然依赖性变为社会的依存性。在这里，“一切关系都是由社会决定的，不是由自然决定的”[20]。由“自然决定”向“社会决定”的转变，是根本性的质的飞跃。导致这一飞跃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交往的扩大。世界历史的形成，共同体之间的交往，特别是共同体之间的产品交换，在这种变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交往关系中，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得到了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过程，它既以生产者私人利益的完全隔离和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为前提，又以生产者相互间的全面依赖为条件。一方面，私人利益的完全隔离和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促使人日益孤立化，在那里，人的目的和需求只是自身的事情，只能依靠自己，而“交换本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另一方面，交换本身又可以使毫不相干的人发生联系，在那里，使一个人确立为一个孤立的个人所需要的手段，又使个人成为普遍的和共同体的生物[20]。这一悖论标志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体与社会的矛盾的尖锐化，表现为人的自由与交往、个性与共性、私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尖锐对立。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论述了这种分裂。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在私生活中是一个现实的人，但却没有真实性；在公共生活中，人具有普遍性和真实性，却失去了现实性[22]。资本主义已经使人的生活二重化了。
个体与社会的尖锐对立，使得人们只是在满足个人需要的手段意义上看待社会联系和交往，特别是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正是使个体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人所需要的手段，才使个体成为社会交往中的一个元素。于是，人的生活便被完全外在化了，交往变成了人们之间纯粹的外在联系，变成了不以自我的个性特征为转移的无人称的“角色”之间纯粹结构性关系。角色与自我完全分离了。交往的外在化是交往物化的必要环节，而交往的物化才是资本主义交往的实质内容和根本特征。在资本主义世界，商品作为一切事物的价值折算中介成为唯一普遍的价值体现者，并由此而统治了一切领域，在那里，“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23]。由于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在商品交换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歪曲地“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4]，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以物的依赖关系取代了人的依赖关系。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构成了一切交往关系的核心内容并辐射到一切交往领域，形成了资本主义交往关系中单维度的价值取向。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批判，显然不仅仅具有一般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它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想设定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具有重要的哲学人类学意义。尽管资本主义使个体和社会的矛盾发展到尖锐程度，使人类交往变成一种外在的物化关系，但是它毕竟造就了丰富的、普遍的社会关系的能力体系，为实现人的真正自由的交往创造了条件。首先从质上看，资本主义创造了丰富的社会关系和能力体系。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分工和商品生产造成了这样一个悖论：社会关系越丰富，社会整体的能力越全面，作为社会关系系统要素的个体就越片面、越残缺不全，前者是以后者为前提的。所以马克思说：“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25]正是在这一悖论中，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人类多方面的联系和全面的能力体系，它“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26]。马克思之所以把它称之为“体系”，就是因为这种丰富性只是社会整体的丰富性表现出来的。这种丰富的社会联系和能力体系就为人类最终摆脱分工的束缚、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其次，从规模上看，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大工业生产的形成、资本主义世界性商品市场的出现，以及现代化交通和通讯手段的使用，打破了以往由自然环境所形成的地区、民族和国家间联系的自然障碍，克服了民族偏见和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实需求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社会联系和交往的空间。这就使人们超越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封闭型的交往意识，最终使交往世界化。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关系的形成，即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27]。
（三）“世界历史”范畴有利于深刻阐发共产主义的历史条件与特征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8]。那么现实的状况怎样呢？这个运动的条件又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现实是一种异化状态，应通过革命消除异化。对此，马克思指出，普遍的交往，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一个必要条件，这一方面由于普遍交往“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29]，也就是说，出于普遍交往，一切民族才能产生共同的阶级意识，共同组成阶级力量来通过革命而消除异化，而且由于普遍交往，“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 （2 ）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 ）交往的任何扩大部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30]。而共产主义不是某种地域性的存在，它只能作为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普遍交往，人们才能发展生产力，因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31]。在历史发展的初期，交往范围狭窄，因而人类每天都在重复着发明，许多偶然的因素（如自然灾害、部落冲突）都可能使人类的智慧历史中断。在马克思看来，普遍交往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2]。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明白无误地指出要在全世界实现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除了具备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之外，还必须具备“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这个前提条件。
三、初步的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人类交往所形成的世界历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获得某种认识论意义的“主体间性”和客观性，而是与人的存在、发展和最终获得解放密切相关的。换言之，马克思不是在认识论层面而是在哲学人类学层面研究世界历史的。在他看来，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是个体与社会的矛盾，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即是这一矛盾的发展过程，而最终将扬弃个体与社会的对立状态，在世界历史中获得个人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这一过程是人类由自在到自为、由必然到自由、由创造自己社会生活的条件到开始真正的社会生活的过程。世界历史是人的存在方式，具有深刻的哲学人类学意义。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把历史性作为研究人类世界历史的重要维度。世界历史是一个历史性范畴，不存在超越时间和历史的普遍的世界历史模式。而人类世界历史的历史性同生产力、生产方式和人类劳动实践的总体性结构（分工）的历史发展是同一的。强调这种同一性并在这种同一性中阐发人类世界历史关系的本质及其历史演变，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同其他一切旧哲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本区别。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8期
【原文出处】《理论学刊》(济南)2001年03期第36～40页
【作者简介】万光侠（1965—），男，山东新泰人，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政法系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山东 济南 250014
| 【内容提要】 | “世界历史”范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深入探讨哲学视野中的“世界历史”范畴，不仅对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利于推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本文着力分析唯物史观层面上的“世界历史”范畴的含义及其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和作用诸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一个初步结论：“世界历史”是人的存在方式，具有深刻的哲学人类学意义。 |
现代世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当代实践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最显著的特征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世界历史的形成。当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而在全球范围内与自然相抗衡时候，它必然以社会内部的全球性组织和整体性协调为条件。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全球问题的形成，与在人与社会关系上的世界历史的形成，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反映着人类主体性的强化，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时代性特点。面对“世界历史”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现象和趋势，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从总体上揭示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应该对“世界历史”进行学理上的科学论证。故此，本文拟就唯物史观层面上的“世界历史”范畴的含义及其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和作用诸问题作一初步探讨，抛砖引玉，以求教正。
一、哲学视野中“世界历史”范畴的基本界定
黑格尔在其所著的《历史哲学》中，第一次对“世界历史”范畴作了逻辑规定。黑格尔以思辨的历史哲学作为出发点，从“世界精神”是世界历史的本原和基础的意义上，论述了“世界精神”如何演变和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过程，黑格尔说：“世界历史在一般上说来，便是‘精神’在时间里发展”[1]， 而人类历史则是“世界精神”借以揭示自己的场所，是“世界精神”发展和实现的过程。他还说：“世界历史是专门从事于表现‘精神’怎样逐渐地达到自觉和‘真理’的欲望；它本身中的黎明来了，它开始发现要点，最后它达到了完全的意识。”[2]“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的辩证法。”[3]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是朝着一个总的进步方向推进的茫茫大川，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是作为许许多多的支流汇集到世界历史这条茫茫大川中去的。
黑格尔以“世界精神”的自我发展来说明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以精神和理性作为历史进步的动力，看不到历史与现实之间，尤其是历史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就使他的历史观同他的辩证法一样，陷入了唯心主义。同时，黑格尔将世界上的民族分为世界历史民族和非世界历史民族，并把非世界历史民族排斥在世界历史之外。譬如，他将日耳曼民族视为高一等的世界历史民族，而把东方某些民族视为低一等的非世界历史民族。黑格尔把整体的世界历史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割裂开来，这种倾向使他不可能获得科学的“世界历史”概念[4]。
但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对以往历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狭隘民族观念的超越，是对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预见。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黑格尔这一思想，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紧接着，恩格斯指出：“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5]。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世界历史”观。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想象中的精神的因素作为观察历史的前提，只能得出历史是“宇宙精神的某种抽象行为”。事实上，“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6]。
马克思从这一现实的、物质的前提出发，开创了唯物主义地解释“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先河。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在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基础上，由各民族的相互交往而形成的。“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7 ]随着近代以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8 ]建立在生产力巨大发展基础之上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对各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工业革命的开展，世界贸易的实现，世界市场的开拓，引导各民族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市场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区域走向全球。“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9 ]“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10]这就是说，人类历史一开始并不是世界历史，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从总体上说，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自给自足的孤立的经济单位构成的封闭型的社会形态。虽然这些孤立的经济单位之间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往往是偶然的、松散的、时断时续的，而绝不是内在的必然的普遍联系。人们生活在“狭隘的原始的生产范围和社会范围”[11]之中，与这种落后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社会只能是封闭的社会，而这种封闭的社会必然决定国家和民族采取封闭性的政策，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得以形成，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力图建立世界市场；大工业的建立，交通工具的发达，对东印度和中国的入侵以及美洲的殖民化等等，使世界市场得以形成。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2]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在开创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作了公正的评价，认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3]。世界历史的形成归根到底是各民族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交往的普遍发展的结果，这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考察世界历史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总之，“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学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是特指18—19世纪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生产力迅速发展基础上的各民族普遍交往的结果。从时间上看，它是指18世纪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使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从空间上看，它以交往及其扩大所造成的世界性后果为特征，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现实基础，而民族之间的普遍联系和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基本内容。
当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还有更丰富的内容。这里用以说明的只是这个理论向人们展示了人类世界历史性的发展图景，这是一个以大工业为基础的世界性交往普遍发展的历史时代，在这个全新的历史时代，一切国家、民族都无一例外地走向世界，其发展不仅要受世界历史的制约，而且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唯其如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造成了不同民族的特殊发展道路，这正是我们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世界历史”范畴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和作用
“世界历史”范畴在唯物史观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世界历史”范畴有利于阐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唯物史观认为，从纵的方面看，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就在于，社会运动总是呈现出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在人类总体历史上，这一过程表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在具体民族的历史上，这一过程表现为在没有外来影响、冲击、干涉的情况下，民族的历史也将依次经历上述五种社会形态。马克思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是社会的“自然的发展阶段”。
社会形态更替的多样性在纵的方面表现为，不同的民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越某一种或几种社会形态而跳跃式地向前发展。确认人类总体历史进程的不可超越性，并不是说，一切民族，不管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历史轨道，相反，它承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一或某些民族能够超越某种社会形态而直接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这就是说，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正如列宁所说：“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14]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作为其“器官”的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个“整体”的影响和制约。正是在世界历史的影响下，北美洲、大洋洲、非洲以至东欧的一些国家，有的从奴隶社会，有的从原始社会，直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像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15]。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了资本主义产生的三条道路：（1 ）从封建制度的“衰亡”中产生；（2 ）从奴隶制或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3）从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 其中第一条道路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的道路，也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典型道路，第二、三条道路则是在世界历史影响下形成的。没有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从奴隶制的“解体”和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绝不可能产生资本主制度。正是在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中，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冲击下，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的统一性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这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民族性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具有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世界性是指随着交往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开拓，各民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便越出民族狭隘的地域，在世界历史背景中，进行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这就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了世界性。这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发展根源于这个民族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是，任何一个民族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国际交往中，“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16]，从而对变革旧的生产关系起了促进作用。当然，我们承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并不否认它的民族性，相反，这种世界性是以民族性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民族性和世界性是统一的。
在把握社会发展的秩序和线索时，既要看到统一性，又要看到多样性，正确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往往通过各个民族不同的发展道路表现出来，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排斥不同民族在发展秩序上的独特性；另一方面，社会形态更替的多样性也并不否定人类总体历史进程。某一民族可以跨越一定的历史阶段，但它的历史运行线路不可能是同人类总体历史进程逆向的，相反，其跨越的方向同人类总体历史进程是一致的。实际存在着的社会形态及其生产力规定着跨越的限度，现实存在的较先进的社会形态对跨越具有导向作用。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及其对落后国家的影响、冲击和渗透，一些民族就不可能跨越封建制、奴隶制而直接走向资本主义社会。
（二）“世界历史”范畴有利于深刻揭示人的社会性
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本身的社会性是其活动的社会性所铸成的。所谓活动具有社会性质，也就是说活动的内容由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所决定，是个人作为社会联系的一环而活动，即不仅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活动，而且为满足他人需要而活动，通过满足他人需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人的活动的这种社会性质决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某种社会过程的精巧的结果”[17]，这也就是人逐步克服自然局限性的过程；从另一角度来说，也就是通过交往的扩大，把“由自然决定”的关系转化为“由社会决定”的关系的过程。
在最初的社会形态，个人虽然已具有某种社会的规定性，但这种规定性还是建立在对自然界（自身自然和外部自然）的依赖性基础上的。在这种条件下，“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是自然存在”，“他的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表现为自然，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他本身不但是有机体，而且还是这种作为主体的无机自然。这种条件不是他的产物，而是预先存在的；作为在他之外的自然存在，是他的前提”[18]。导致人们共同活动的共同需要，“其本身具有狭隘的、为自然所决定的性质”，即使到了封建时代，也还没能超出这种自然局限性[19]。
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则由自然依赖性变为社会的依存性。在这里，“一切关系都是由社会决定的，不是由自然决定的”[20]。由“自然决定”向“社会决定”的转变，是根本性的质的飞跃。导致这一飞跃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交往的扩大。世界历史的形成，共同体之间的交往，特别是共同体之间的产品交换，在这种变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交往关系中，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得到了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过程，它既以生产者私人利益的完全隔离和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为前提，又以生产者相互间的全面依赖为条件。一方面，私人利益的完全隔离和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促使人日益孤立化，在那里，人的目的和需求只是自身的事情，只能依靠自己，而“交换本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另一方面，交换本身又可以使毫不相干的人发生联系，在那里，使一个人确立为一个孤立的个人所需要的手段，又使个人成为普遍的和共同体的生物[20]。这一悖论标志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体与社会的矛盾的尖锐化，表现为人的自由与交往、个性与共性、私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尖锐对立。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论述了这种分裂。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在私生活中是一个现实的人，但却没有真实性；在公共生活中，人具有普遍性和真实性，却失去了现实性[22]。资本主义已经使人的生活二重化了。
个体与社会的尖锐对立，使得人们只是在满足个人需要的手段意义上看待社会联系和交往，特别是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正是使个体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人所需要的手段，才使个体成为社会交往中的一个元素。于是，人的生活便被完全外在化了，交往变成了人们之间纯粹的外在联系，变成了不以自我的个性特征为转移的无人称的“角色”之间纯粹结构性关系。角色与自我完全分离了。交往的外在化是交往物化的必要环节，而交往的物化才是资本主义交往的实质内容和根本特征。在资本主义世界，商品作为一切事物的价值折算中介成为唯一普遍的价值体现者，并由此而统治了一切领域，在那里，“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23]。由于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在商品交换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歪曲地“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4]，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以物的依赖关系取代了人的依赖关系。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构成了一切交往关系的核心内容并辐射到一切交往领域，形成了资本主义交往关系中单维度的价值取向。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批判，显然不仅仅具有一般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它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想设定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具有重要的哲学人类学意义。尽管资本主义使个体和社会的矛盾发展到尖锐程度，使人类交往变成一种外在的物化关系，但是它毕竟造就了丰富的、普遍的社会关系的能力体系，为实现人的真正自由的交往创造了条件。首先从质上看，资本主义创造了丰富的社会关系和能力体系。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分工和商品生产造成了这样一个悖论：社会关系越丰富，社会整体的能力越全面，作为社会关系系统要素的个体就越片面、越残缺不全，前者是以后者为前提的。所以马克思说：“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25]正是在这一悖论中，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人类多方面的联系和全面的能力体系，它“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26]。马克思之所以把它称之为“体系”，就是因为这种丰富性只是社会整体的丰富性表现出来的。这种丰富的社会联系和能力体系就为人类最终摆脱分工的束缚、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其次，从规模上看，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大工业生产的形成、资本主义世界性商品市场的出现，以及现代化交通和通讯手段的使用，打破了以往由自然环境所形成的地区、民族和国家间联系的自然障碍，克服了民族偏见和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实需求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社会联系和交往的空间。这就使人们超越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封闭型的交往意识，最终使交往世界化。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关系的形成，即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27]。
（三）“世界历史”范畴有利于深刻阐发共产主义的历史条件与特征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8]。那么现实的状况怎样呢？这个运动的条件又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现实是一种异化状态，应通过革命消除异化。对此，马克思指出，普遍的交往，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一个必要条件，这一方面由于普遍交往“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29]，也就是说，出于普遍交往，一切民族才能产生共同的阶级意识，共同组成阶级力量来通过革命而消除异化，而且由于普遍交往，“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 （2 ）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 ）交往的任何扩大部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30]。而共产主义不是某种地域性的存在，它只能作为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普遍交往，人们才能发展生产力，因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31]。在历史发展的初期，交往范围狭窄，因而人类每天都在重复着发明，许多偶然的因素（如自然灾害、部落冲突）都可能使人类的智慧历史中断。在马克思看来，普遍交往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2]。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明白无误地指出要在全世界实现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除了具备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之外，还必须具备“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这个前提条件。
三、初步的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人类交往所形成的世界历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获得某种认识论意义的“主体间性”和客观性，而是与人的存在、发展和最终获得解放密切相关的。换言之，马克思不是在认识论层面而是在哲学人类学层面研究世界历史的。在他看来，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是个体与社会的矛盾，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即是这一矛盾的发展过程，而最终将扬弃个体与社会的对立状态，在世界历史中获得个人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这一过程是人类由自在到自为、由必然到自由、由创造自己社会生活的条件到开始真正的社会生活的过程。世界历史是人的存在方式，具有深刻的哲学人类学意义。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把历史性作为研究人类世界历史的重要维度。世界历史是一个历史性范畴，不存在超越时间和历史的普遍的世界历史模式。而人类世界历史的历史性同生产力、生产方式和人类劳动实践的总体性结构（分工）的历史发展是同一的。强调这种同一性并在这种同一性中阐发人类世界历史关系的本质及其历史演变，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同其他一切旧哲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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