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古希腊历史认识及其理念
陈新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8期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01年04期第111～116页
【作者简介】陈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100006
【关 键 词】古希腊/历史学/历史认识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4—0111—06
古希腊是西方史学的发源地。在雅典太阳神德尔斐庙门上有一警语：“认识你自己”，它在古希腊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苏格拉底用它作为自己的格言，将自然哲学转变为以人事为核心的哲学。认识的对象由自然界的世间万物变成了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及其行为。这种转变是时代的产物，它同时预示着史学这门以人事为根本内容的学科开始具备其最初的认识论特征。本文旨在论述古希腊历史认识的特征，并阐释其认识理念与古希腊哲学思想的一致性。
一、对古希腊历史认识的研究
近代学术数百年来对古希腊史学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的研究却较为少见，因为它本身只有在近代哲学，尤其是历史哲学发生认识论转折之后才可能出现。汉译西方史学史和历史哲学名著中，涉及古希腊历史认识的著作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它们本身在西方也颇具代表性。
黑格尔称古希腊观察历史的方法是“原始的历史”观察法。如古希腊历史学家的叙述“大部分是他们亲眼看见的行动、事迹和情况，而且他们跟这些行动、事迹和情况的精神，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作家的精神和他记述的那些动作的精神，是一般无二的。”“他既然生活在他题材的精神中间，不能超出这种精神，所以他毫无反省的必要。”（注：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1999年版，第1、2页。）黑格尔认为，古希腊史学家缺少反省历史的意识是因为他们写作的是自己的时代，身处这种时代精神之中，自然会不识庐山真面目。由此可见，一种缺乏反省的历史是无法认识其时代精神的，它们只能作为这种时代精神的表征之一。因此，在黑格尔的视野中，古希腊史学显然缺少足以反省其叙述对象的能力，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其历史。
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中着重强调古希腊史学思想中的批判精神，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标志着批判性著述的开端”，（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5页。 ）“修昔底德把希腊批判哲学的原理应用到历史写作中，这就是他最杰出的地方。”（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9页。 ）汤普森注意到希腊历史学家与雄辩术之间的密切关系，“批判地评述事实，是雅典雄辩术的一项重要原则”。（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8页。 ）历史学家们注重阐明事情发生的原委，倾向对事件进行因果解释。但雄辩家装作为真理而追求真理的样子，尽量隐瞒自己的情感，掩盖自己在争论中的利害关系，这些弊端也毫不例外地表现在历史学家的著述中，以至最后，希腊史学陷入了修辞学和诡辩术的奴役中。
汤普森的分析与评论最广泛地代表了古希腊史学史研究者的一般意见。虽然论述中涉及到古希腊历史学家研究的目的与手段，但根本上不是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去考察这一时期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状况，也就难以将古希腊历史学家的思想与丰富的哲学思想进行协调，并相互印证，难以在古希腊主流思想或总体精神状况的背景下理解历史认识的理念及其成就。（注：西方史学界对古希腊史学的论述绝大部分没有超出汤普森的视野，最近的史学史新著，凯利的《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考察》（ Kelley, Faces of History: HistoricalInquiry from Herodotus to Herder，纽黑文，1998年版，第 19— 47页）中，关于古希腊历史认识方面，我们仍然看不到超出汤普森的新的思考。我国学者的论述同样如此，没有专门论及古希腊历史认识。新近张广智教授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 章《古典史学》）与吴少梅的论文《论古希腊史学的批判模式》（刊于《学术研究》1999年第9期）对古希腊史学的批判原则都有详细论述， 可惜没有结合古希腊的哲学认识论思想而进一步考察其历史认识的理念。众所周知，中外学界对古希腊哲学认识论思想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而透彻。中外史学史界对古希腊史学思想的研究难以深入，原因就在于史学界很少主动吸收哲学界的研究成果，很少从古希腊时代精神总体的背景下，去考察史学思想与哲学思想之间的相关性甚至一致性。在这个方面有所成就的前辈是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作为一本历史哲学著作，是史学与哲学结合的产物，它代表了20世纪史学思想研究的顶峰，它的成功证明了，史学史研究要想获得更大的突破，史学史家必须在他／她研究的那个时代总体的思想、精神状况下进行研究。）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将古希腊、罗马史学合为一体进行综合评述。他根据自己设定的编年史与历史的区别来分析古典史学。“编年史限于外在的事物，记录做了什么及哪一年做的，而历史则试图理解思虑何在，理由何在。”（注：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6页。 ）克罗齐指出，优秀的古典历史学家“要求历史忠实于真正的生活，因为历史是生活的工具，是有益于政治家和爱国者的知识形式，决不顺从无所事事的寻欢作乐的人所任意提出的要求。”（注：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7页。 ）克罗齐有关历史的看法明确指示出古典时期历史学本身具有的认识方式与目的，即认识历史要进行理性的因果分析，认识历史要服务于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
然而，真正从历史认识的角度，对古希腊史学进行系统研究的典范是柯林武德。（注：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编，何兆武、 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3—65页。）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古希腊史学置于当时整个思想背景之下来理解。在认识论的领域内，柯林武德强调利用古希腊思想中“真知”与“意见”的区别，来判断历史在知识论中的地位，并分析在反历史的希腊思潮下，历史学如何成为可能。柯林武德的分析得益于他对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深入了解。他解释说：“希腊人对永恒的追求是极其热烈的追求，正因为希腊人本身对于非永恒具有一种非凡的鲜明感。……希腊人使自己的第一个目的面对着，并使自己协调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永久性乃是不可能的。这种承认人类事物中的变化的必然性，给了希腊人对历史以一种特殊的敏感。”（注：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编，何兆武、张文杰译，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3—54页。）柯林武德认为，希腊人将历史过程看作是可以通过人类的自由意志进行改造的。在根本上，历史根本不是一门科学，而只是知觉的集合。这意味着，在古希腊人对生活世界的认识过程中，人们只是为了最终获得具有永恒性的知识，让历史做着经验、知觉的收集和描述工作。尽管历史具有教导的价值，但它们本身不是知识，因为其特殊性无法使它们得到证明。
柯林武德以修昔底德为例来证明上述观点。他认为修昔底德的历史学是一种心理历史学，即它不像希罗多德那样为了叙述事实而叙述事实，其目的是为了证实心理学规律。这种规律是支配各个事件之间的关系的不变法则，具有永恒不变的形式。（注：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编，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4页。 ）当心理学规律被证实后，反过来，它便作为一种普遍性，可能用来解释不同的历史事件，这就使古希腊人具有了以反历史的方式认识历史的可能。
20世纪对希腊史学研究造诣颇深的史学史家还有莫米格里亚诺。他认为希腊历史学家的叙述完全由一种“变易意识”支配着，其目的在于，通过描述过去的变化来帮助后人认识其原因、预测未来相类似的变化的结果。（注：请参见莫米格里亚诺《传统与古典历史家》（Momigliano，“Tradition and the Classical Historian”），刊于《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11卷，1972年，第279—293页。）可见，希腊史学具有一种同时面向过去与未来的认识功能。莫米格里亚诺还指出，以往人们认为古希腊人持循环论的时间观，而希伯莱人持线性时间观，事实并非如此，从希腊历史学家的著述中我们找不到循环论的踪影。真正使希腊历史编纂区别于《旧约圣经》的不是他们的时间观念，而是对事件连续性的态度、证据的种类、记忆过去的意义，以及历史与预言的关系等等。 （注：莫米格里亚诺《时间与古代历史编纂》（Momigliano，“Time in Ancient Historiography”），刊于《历史与理论》专号第6期，1966年，第1—23页。）古希腊历史认识中的种种特点，面向过去表现为寻求事实的真实性，面向未来则想预言诸事件的结果，最终使之成为一种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历史认识。
二、古希腊历史认识分析
在《荷马史诗》与赫西俄德（公元前9 世纪中叶）的《工作与时日》中，一种关注人的眼光正在悄然产生，它们通过人性化的神，表现出人类本身具有的喜、怒、哀、乐，并努力想说明事情的真相。赫西俄德写道：“宙斯啊，请你往下界看看，侧耳听听，了解真情，伸张正义，使判断公正。还有你，佩耳塞斯啊，我将对你述说真实的事情。”（注：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页。）事情的真相显然被赫西俄德及其同时代人看作了判断的前提。
毋庸置疑，古希腊历史认识的最高水平主要反映在希罗多德（约前484—430／420年）和修昔底德（约前455—399年）的著作中。 他们对事情真相的不懈追求较之赫西俄德更为强烈，目的也更为明确，效果更佳，而且有了特定的方法。下文中，我将完全以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为代表分析古希腊历史认识。
希罗多德在《历史》第1卷开篇写道：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注：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在这段话中，值得注意的有四个方面：其一，希罗多德发表的是“研究成果”，即它是经过研究或某种认识方法加工后的产物；其二，发表这种“成果”的目的是“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被“遗忘”；其三，历史应该记载下来的东西是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这说明在记载之前它们经过了选择；其四，历史所记载的内容除了事情的现象之外，更重要的是“原因”。我们通过比较修昔底德的观点逐个分析。（注：关于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可参看拙文《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与西方史学的目的论起源》，刊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1.关于获得“研究成果”的认识方法
在《历史》中，许多相同的事件被不同的表现者加以渲染，希罗多德在其中是作为一个“转述者”和“评论者”而存在。他将不同人叙述的历史表现记载下来，这些表现往往只是一种感知的回忆。事实上，尽管希罗多德将不同的历史表现并列在文本中，也无法从其内部得出某种确定性的判断，从而获取一种唯一正确的历史表现，即客观的实在。希罗多德深信，“人们总不会像相信眼睛那样地相信耳朵的。”（注：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页。 ）既然如此，他就只能根据自己所见的内容给出有限的评论与建议，而使他人所见的经验尽可能完整地保存在自己的作品中，将评判的权力留给读者。由此可见，希罗多德所说的“研究”实际上是尽可能多地了解人们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一般人很少这样去做，但这种有意识地搜集、陈列经验的行为恰恰是系统的历史认识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历史研究最基础的一步，在这个方面，希罗多德无愧于西方“历史之父”的称号。
同样是要提供研究成果，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认识历史的方法上与希罗多德有着极大的不同。他写道：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亲眼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件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7—18页。）
这种不同产生的根源在于，修昔底德在写作时已经先期相信存在着一种只有通过“仔细考核”才有可能发现的“真理”。他既不像赫西俄德那样简单地将某些个人感受信奉为真实情况，也不像希罗多德那样在文本中以存疑的态度陈列大量个人或集团的感受。如果说希罗多德是不同看法的评论者，那么，修昔底德则是一个“真理”的宣读者。后者确信，经过他的仔细考核，能够“得到合乎情理的正确结论”。（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7页。）这一点，与修昔底德对证据的理解有直接的关联。修昔底德明确指出他的所有立论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这些证据虽然以当事人亲口所说的话为基础，不过它不是原始言谈本身，而是诸多言谈在被质疑与批判后加以综合的产物。我们无法了解修昔底德对这些言谈进行批判、取舍的标准，因为他只为我们提供最后的结果。但在历史认识上，较之希罗多德，他的确将诸种由感官（主要是眼睛）摄入的经验、信息加工成了一种基于理性的证据。修昔底德这种包含着推论、判断的历史表现，促进了历史认识的发展。它更有利于将复杂的历史现象概念化，更易于显示出历史的“真实性”，自然，它得到的结论，也比希罗多德那些基于经验陈列方法而添加的个人评论更具独断论的特征。
2.关于历史写作与历史认识的目的
希罗多德发表他的成果，表面上阐述的目的是“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被“遗忘”。那么，我们询问的是，他为什么希望后人记住这些“功业”？它们对后人有怎样的价值？希罗多德在文本中宣示了这种价值吗？在《历史》中，我们很快便能看到作者写作的真正目的。他不时地告诫人们：“人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在车轮上面的，车轮的转动是绝不容许一个人永远幸福的。”（注：希罗多德《历史》，第103页。 ）世事无常，这是希罗多德最希望“凡人”们能够认识到的东西，他的著作从某种程度上，便是在证明现实生活与命运的变化莫测。万物皆变，无物常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前540—480年）的观念在希罗多德的文本中作为一种内核隐藏在诸多实例之下。虽然希罗多德愿意让读者从他的著作中了解异邦风情等内容，但他更希望读者记住文本提供的各种例证，从而为认识变化着的现在与未来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
柯林武德在评述希腊思想的反历史倾向时认为：“历史学家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人类在过去所做过的事，而这些都属于一个变化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事物不断地出现和消逝。这类事情，按照通行的希腊的形而上学观点，应该是不能认识的，所以历史学就应该是不可能的。”（注：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51页。）柯林武德的观点可以在柏拉图（前427—347年）哲学中找到立论的根据。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具体的事物变动不居，但理念则永恒不变。那么，使古希腊史学成为可能的规则是什么呢？
希罗多德的文本中暗含的理念是：世事无常、物极必反。事实上，在希罗多德看来，二者本身便是两条理解现实的恒定法则，这种恒定是他对变化的超越。尽管希罗多德只能运用表现不同的具体事例来证明这些恒定法则，而无法对它们进行逻辑上的说明，但他毕竟为自己和读者明确了历史认识的目的。在这一点上，希罗多德并不完全像柯林武德所认为的，是一个完全与古希腊的反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的“创新天才”，（注：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62页。）对变化的无条件信仰本身便是一种对永恒理念的追求。
不同的历史表现本身都被某一部分人当作真相信仰，因此，对他们而言，如此表现便是知识。然而，在古希腊思想中，这种知识只被看作是感性知识，即一种“意见”。真正的知识必须超越“意见”，从变动的表现中寻求不变的理念或法则。希罗多德在自己的著述中表现出对知识的渴望，因为知识一旦获得，即目的一旦实现，将使人们在未来事物呈现不良的变化趋势时，重新回忆起事例，以及由此归纳出的法则，最终根据这些法则积极调整自己的行为，阻止不良趋势的蔓延。
修昔底德的历史学在与古希腊理念论哲学思想协调的过程中，表现比希罗多德远为明确而直接。他谈到：“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8页。）在这段话中，修昔底德对恒定性的追求表现在：一方面，他坚信人性的恒常；另一方面，他试图在史学实践中获得一种恒定的结果，即对人性的全面揭示，从而使著作最终获得“垂诸永远”的殊荣。面对现实的混乱与突发事件的不断出现，修昔底德同样希望把握住某种确定的原则（如不变的人性）与知识，将它当作促成一切事件产生的原动力。这样，其著作中的事例便能够充当不同时代的人理解现实的例证，实践历史学的价值。
在历史叙述实践中，尽管希罗多德要证明事物的“动”，修昔底德则证明事物的“静”，但他们同样希冀的是，例证能够被用来阐明某种规则，它们是历史认识必不可少的中介，而那些不变的规则正是历史认识要获得的最终知识与理念，一种一切历史事件分有的共性，这种对恒定性的追求与以柏拉图哲学为主的思想主流所倡导的理念完全一致，它们代表了古希腊历史认识的终极目的。
3.关于被叙述的历史现象的选择
当一位历史学家试图进行历史叙述时，通过亲见（感知）、听闻（由说者的回忆而获得的想象）或阅读（由符号而获得的想象），在头脑中保留或构成大量的历史现象（历史印象或历史图景），他不可能一一详述，因而，不得不围绕着自己设定的叙述中心与认识目的，对历史现象进行有选择地描述，并将它们符号化为历史文本。
希罗多德选择的历史现象是“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而修昔底德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因为它“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页。）从这些言论中， 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西方史学从一开始，便与特殊事件紧密地结合。历史要记载那些特殊的人类事务。在社会缓慢发展的古希腊，战争带给人们的震撼远较平静的日常生活大得多，因而史诗与历史更多地以战争为主题。
从大量的历史现象中挑选出特殊的事例，首先便要进行比较，而这种比较总是建立在对一般与特殊的认识之上。什么是“丰功伟绩”和“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的事，人们并没有完全一致的定论。两位叙述者对他们记载的事件做出这种不同一般的判断，其比较的范围是他们自己或与他们同时生活过的前辈的人生经历。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特殊的事件之所以特殊，只在于它们更容易充当要说明的一般规则的证据。一般规则不但是认识的目的，事实上，它们还是认识的前提与选择事件／事例的标准。那些更容易说明世事无常或人性不变的事例，也更容易得到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的垂青。（注：莫米格里亚诺将希腊历史学家选择事件的标准认定为：一、事件的内在价值；二、可获取的信息及其可靠性。参见莫米格里亚诺《时间与古代历史编纂》，第14页。）很明显，此处会引出一个是证据还是论点于时间上在先的问题。仅仅从希、修二人所作历史文本的层面上看，似乎是由证据归纳、推论，最后得出论点或观念，实际上，从写作过程上看却恰恰相反。论点在先是使事例／证据选择成为可能的条件。这是因为两位历史学家在其日常生活的经验中，业已证明或信仰他们在文本中即将阐明的一般规则。他们通过历史叙述所要做的，不如说是想将这种日常生活中认识到的理念普遍化，用它来解释被认为是重要的历史现象，满足人们认识世界本质的要求。
4.关于因果关系与历史解释
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他们在文本中都强调要记载事件发生的原因。希罗多德写作“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修昔底德也格外强调要真正确定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因此，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毫不怀疑地说：“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注：莫米格里亚诺将希腊历史学家选择事件的标准认定为：一、事件的内在价值；二、可获取的信息及其可靠性。参见莫米格里亚诺《时间与古代历史编纂》，第19页。）
在两位作者的现实之中，他们看到的是不断出现的结果，而原因需要寻找。只有提供了原因，结果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果关系及其在史学中的利用是促使古希腊史学成就其辉煌的重要因素。它奠定了古希腊史学乃至西方史学意图进行历史解释的重心。根据希、修二人的经典文本，在认识论的领域内，注重通过发掘、利用因果关系来进行历史解释可能包括以下内涵。
首先，原因的存在是以结果为前提。一般人的意识中，先因后果代表了读者阅读、理解历史文本时遵循的逻辑顺序，以及接受事件过程的时间顺序。然而，对于文本作者而言，恰恰相反。修昔底德只是在明确写作的最终目的、直接面对战争导致的各种结果之后，才开始他的解释，并为自己已经得出的结论，到结果出现之前的事例中搜寻证据加以论证。
其次，原因的解释是以回忆或想象为基础。既然原因是在结果已经确定之后被构成的，那么作者在陈述、阐明作为原因的事件时，事件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而是以回忆或想象的方式呈现。因为在结果出现时，原因一定已经不再是当下的了，它只能通过回忆和想象到场。当然，无论是回忆还是想象，它们都是以感知为基础。希、修二人从事件的亲历者那里取得证词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即使是修昔底德这位战争参预者本人有着对战争的感知，在他写作时，存在着的也只是回忆。因而，叙述能够再现的并非能够再次客观感知的实在，而是一种基于感知的想象的实在。在对事件进行因果解释时，这种想象的实在是其确定的依据和基础。
再次，原因在它被构成的同时，简化了复杂的历史现象。由于因果解释总是人们阐明事物发展与变化的最一般方式，因而确认原因的过程往往也是做出判断的过程。人们在对同一事件进行因果解释时，可能会有多种意见。这在希、修二人的著作中不难找到例证。然而，无论是作为评论者的希罗多德，还是作为“真理”宣读者的修昔底德，都只给一个结果提供有限的原因。历史现象原生的复杂性与因果解释的简单性显得极不对称，这说明人们在确认一个特定历史结果产生的原因时，存在着选择与判断，即将多因素的历史现象加以简化，也使读者能够更为明确、直接地认识历史。当然，简化后的历史解释不可避免地会限制人们认识事物之间更广泛的联系。另一方面，因果解释是否圆满和有说服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指示出这种历史解释能力的高低。
最后，如果因果解释最终是为了说明某种规则，那么，这种规则在文本中将表现为一种被简化的抽象物。例如，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事件进行因果解释，他最终要说明的一般规则（也是他的史学观）是：人性支配着过去已经发生和将来要发生的历史事件，人性的永恒性确定了这两种时态中发生的事件的类似性。据此，它为读者阅读历史、令历史施展其作用和价值奠定了基础。如果说修昔底德说明的规则本身是一种需要进行解释的结果，那么原因的总体便是由他提供的对各种历史事件的因果解释所构成。此处存在两个层次的因果解释，即事件的因果解释与规则的因果解释。在文本中，前者是后者之因，后者被解释或表现为根据前者而获得的抽象物。然而因果解释在确定有限原因时对复杂历史现象的简化，决定了规则只能是一种被双重简化了的抽象物，这种双重简化，一是在对事件进行因果解释中的简化，二是在对规则进行因果解释中的简化。如果人们不能意识到或忘记了规则是双重简化的结果，他们不可避免地将犯以偏概全的错误，这也是某些学者对修昔底德著作中诸多武断的言论表示不满的原因所在。
尽管今天我们有理由指出古希腊历史认识中那种颇为幼稚的理念，然而，作为西方史学的起源，古希腊史学仍然指示了整个西方历史认识发展史不可回避的要求，即必须以一种有效的规则、模式或理论来接受历史、解释历史，最终指导生活。因此，我们可以说，古希腊历史学家敏捷的思索已经带领人们领略了西方历史认识最崇高的理想，差别仅在于，人们应该采用怎样的手段和措施来实现它。古希腊历史学家开了先河，而不同的时代都将进行不同的尝试。^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8期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01年04期第111～116页
【作者简介】陈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100006
| 【内容提要】 | 本文在回顾历代思想家对古希腊历史认识的研究之后，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古希腊历史认识及其理念，它们是：古希腊历史学家获得“研究成果”的认识方法、历史写作与历史认识的目的、被叙述的历史现象的选择、因果关系与历史解释。文章认为，古希腊历史认识理念与古希腊哲学思想具有一致性。即使处于西方史学的起源时期，古希腊史学很快指示了西方历史认识发展史上不可回避的要求，即必须以一种有效的规则、模式或理论来接受历史、解释历史，最终指导生活。 |
古希腊是西方史学的发源地。在雅典太阳神德尔斐庙门上有一警语：“认识你自己”，它在古希腊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苏格拉底用它作为自己的格言，将自然哲学转变为以人事为核心的哲学。认识的对象由自然界的世间万物变成了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及其行为。这种转变是时代的产物，它同时预示着史学这门以人事为根本内容的学科开始具备其最初的认识论特征。本文旨在论述古希腊历史认识的特征，并阐释其认识理念与古希腊哲学思想的一致性。
一、对古希腊历史认识的研究
近代学术数百年来对古希腊史学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的研究却较为少见，因为它本身只有在近代哲学，尤其是历史哲学发生认识论转折之后才可能出现。汉译西方史学史和历史哲学名著中，涉及古希腊历史认识的著作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它们本身在西方也颇具代表性。
黑格尔称古希腊观察历史的方法是“原始的历史”观察法。如古希腊历史学家的叙述“大部分是他们亲眼看见的行动、事迹和情况，而且他们跟这些行动、事迹和情况的精神，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作家的精神和他记述的那些动作的精神，是一般无二的。”“他既然生活在他题材的精神中间，不能超出这种精神，所以他毫无反省的必要。”（注：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1999年版，第1、2页。）黑格尔认为，古希腊史学家缺少反省历史的意识是因为他们写作的是自己的时代，身处这种时代精神之中，自然会不识庐山真面目。由此可见，一种缺乏反省的历史是无法认识其时代精神的，它们只能作为这种时代精神的表征之一。因此，在黑格尔的视野中，古希腊史学显然缺少足以反省其叙述对象的能力，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其历史。
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中着重强调古希腊史学思想中的批判精神，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标志着批判性著述的开端”，（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5页。 ）“修昔底德把希腊批判哲学的原理应用到历史写作中，这就是他最杰出的地方。”（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9页。 ）汤普森注意到希腊历史学家与雄辩术之间的密切关系，“批判地评述事实，是雅典雄辩术的一项重要原则”。（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8页。 ）历史学家们注重阐明事情发生的原委，倾向对事件进行因果解释。但雄辩家装作为真理而追求真理的样子，尽量隐瞒自己的情感，掩盖自己在争论中的利害关系，这些弊端也毫不例外地表现在历史学家的著述中，以至最后，希腊史学陷入了修辞学和诡辩术的奴役中。
汤普森的分析与评论最广泛地代表了古希腊史学史研究者的一般意见。虽然论述中涉及到古希腊历史学家研究的目的与手段，但根本上不是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去考察这一时期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状况，也就难以将古希腊历史学家的思想与丰富的哲学思想进行协调，并相互印证，难以在古希腊主流思想或总体精神状况的背景下理解历史认识的理念及其成就。（注：西方史学界对古希腊史学的论述绝大部分没有超出汤普森的视野，最近的史学史新著，凯利的《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考察》（ Kelley, Faces of History: HistoricalInquiry from Herodotus to Herder，纽黑文，1998年版，第 19— 47页）中，关于古希腊历史认识方面，我们仍然看不到超出汤普森的新的思考。我国学者的论述同样如此，没有专门论及古希腊历史认识。新近张广智教授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 章《古典史学》）与吴少梅的论文《论古希腊史学的批判模式》（刊于《学术研究》1999年第9期）对古希腊史学的批判原则都有详细论述， 可惜没有结合古希腊的哲学认识论思想而进一步考察其历史认识的理念。众所周知，中外学界对古希腊哲学认识论思想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而透彻。中外史学史界对古希腊史学思想的研究难以深入，原因就在于史学界很少主动吸收哲学界的研究成果，很少从古希腊时代精神总体的背景下，去考察史学思想与哲学思想之间的相关性甚至一致性。在这个方面有所成就的前辈是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作为一本历史哲学著作，是史学与哲学结合的产物，它代表了20世纪史学思想研究的顶峰，它的成功证明了，史学史研究要想获得更大的突破，史学史家必须在他／她研究的那个时代总体的思想、精神状况下进行研究。）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将古希腊、罗马史学合为一体进行综合评述。他根据自己设定的编年史与历史的区别来分析古典史学。“编年史限于外在的事物，记录做了什么及哪一年做的，而历史则试图理解思虑何在，理由何在。”（注：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6页。 ）克罗齐指出，优秀的古典历史学家“要求历史忠实于真正的生活，因为历史是生活的工具，是有益于政治家和爱国者的知识形式，决不顺从无所事事的寻欢作乐的人所任意提出的要求。”（注：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7页。 ）克罗齐有关历史的看法明确指示出古典时期历史学本身具有的认识方式与目的，即认识历史要进行理性的因果分析，认识历史要服务于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
然而，真正从历史认识的角度，对古希腊史学进行系统研究的典范是柯林武德。（注：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编，何兆武、 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3—65页。）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古希腊史学置于当时整个思想背景之下来理解。在认识论的领域内，柯林武德强调利用古希腊思想中“真知”与“意见”的区别，来判断历史在知识论中的地位，并分析在反历史的希腊思潮下，历史学如何成为可能。柯林武德的分析得益于他对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深入了解。他解释说：“希腊人对永恒的追求是极其热烈的追求，正因为希腊人本身对于非永恒具有一种非凡的鲜明感。……希腊人使自己的第一个目的面对着，并使自己协调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永久性乃是不可能的。这种承认人类事物中的变化的必然性，给了希腊人对历史以一种特殊的敏感。”（注：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编，何兆武、张文杰译，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3—54页。）柯林武德认为，希腊人将历史过程看作是可以通过人类的自由意志进行改造的。在根本上，历史根本不是一门科学，而只是知觉的集合。这意味着，在古希腊人对生活世界的认识过程中，人们只是为了最终获得具有永恒性的知识，让历史做着经验、知觉的收集和描述工作。尽管历史具有教导的价值，但它们本身不是知识，因为其特殊性无法使它们得到证明。
柯林武德以修昔底德为例来证明上述观点。他认为修昔底德的历史学是一种心理历史学，即它不像希罗多德那样为了叙述事实而叙述事实，其目的是为了证实心理学规律。这种规律是支配各个事件之间的关系的不变法则，具有永恒不变的形式。（注：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编，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4页。 ）当心理学规律被证实后，反过来，它便作为一种普遍性，可能用来解释不同的历史事件，这就使古希腊人具有了以反历史的方式认识历史的可能。
20世纪对希腊史学研究造诣颇深的史学史家还有莫米格里亚诺。他认为希腊历史学家的叙述完全由一种“变易意识”支配着，其目的在于，通过描述过去的变化来帮助后人认识其原因、预测未来相类似的变化的结果。（注：请参见莫米格里亚诺《传统与古典历史家》（Momigliano，“Tradition and the Classical Historian”），刊于《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11卷，1972年，第279—293页。）可见，希腊史学具有一种同时面向过去与未来的认识功能。莫米格里亚诺还指出，以往人们认为古希腊人持循环论的时间观，而希伯莱人持线性时间观，事实并非如此，从希腊历史学家的著述中我们找不到循环论的踪影。真正使希腊历史编纂区别于《旧约圣经》的不是他们的时间观念，而是对事件连续性的态度、证据的种类、记忆过去的意义，以及历史与预言的关系等等。 （注：莫米格里亚诺《时间与古代历史编纂》（Momigliano，“Time in Ancient Historiography”），刊于《历史与理论》专号第6期，1966年，第1—23页。）古希腊历史认识中的种种特点，面向过去表现为寻求事实的真实性，面向未来则想预言诸事件的结果，最终使之成为一种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历史认识。
二、古希腊历史认识分析
在《荷马史诗》与赫西俄德（公元前9 世纪中叶）的《工作与时日》中，一种关注人的眼光正在悄然产生，它们通过人性化的神，表现出人类本身具有的喜、怒、哀、乐，并努力想说明事情的真相。赫西俄德写道：“宙斯啊，请你往下界看看，侧耳听听，了解真情，伸张正义，使判断公正。还有你，佩耳塞斯啊，我将对你述说真实的事情。”（注：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页。）事情的真相显然被赫西俄德及其同时代人看作了判断的前提。
毋庸置疑，古希腊历史认识的最高水平主要反映在希罗多德（约前484—430／420年）和修昔底德（约前455—399年）的著作中。 他们对事情真相的不懈追求较之赫西俄德更为强烈，目的也更为明确，效果更佳，而且有了特定的方法。下文中，我将完全以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为代表分析古希腊历史认识。
希罗多德在《历史》第1卷开篇写道：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注：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在这段话中，值得注意的有四个方面：其一，希罗多德发表的是“研究成果”，即它是经过研究或某种认识方法加工后的产物；其二，发表这种“成果”的目的是“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被“遗忘”；其三，历史应该记载下来的东西是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这说明在记载之前它们经过了选择；其四，历史所记载的内容除了事情的现象之外，更重要的是“原因”。我们通过比较修昔底德的观点逐个分析。（注：关于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可参看拙文《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与西方史学的目的论起源》，刊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1.关于获得“研究成果”的认识方法
在《历史》中，许多相同的事件被不同的表现者加以渲染，希罗多德在其中是作为一个“转述者”和“评论者”而存在。他将不同人叙述的历史表现记载下来，这些表现往往只是一种感知的回忆。事实上，尽管希罗多德将不同的历史表现并列在文本中，也无法从其内部得出某种确定性的判断，从而获取一种唯一正确的历史表现，即客观的实在。希罗多德深信，“人们总不会像相信眼睛那样地相信耳朵的。”（注：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页。 ）既然如此，他就只能根据自己所见的内容给出有限的评论与建议，而使他人所见的经验尽可能完整地保存在自己的作品中，将评判的权力留给读者。由此可见，希罗多德所说的“研究”实际上是尽可能多地了解人们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一般人很少这样去做，但这种有意识地搜集、陈列经验的行为恰恰是系统的历史认识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历史研究最基础的一步，在这个方面，希罗多德无愧于西方“历史之父”的称号。
同样是要提供研究成果，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认识历史的方法上与希罗多德有着极大的不同。他写道：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亲眼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件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7—18页。）
这种不同产生的根源在于，修昔底德在写作时已经先期相信存在着一种只有通过“仔细考核”才有可能发现的“真理”。他既不像赫西俄德那样简单地将某些个人感受信奉为真实情况，也不像希罗多德那样在文本中以存疑的态度陈列大量个人或集团的感受。如果说希罗多德是不同看法的评论者，那么，修昔底德则是一个“真理”的宣读者。后者确信，经过他的仔细考核，能够“得到合乎情理的正确结论”。（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7页。）这一点，与修昔底德对证据的理解有直接的关联。修昔底德明确指出他的所有立论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这些证据虽然以当事人亲口所说的话为基础，不过它不是原始言谈本身，而是诸多言谈在被质疑与批判后加以综合的产物。我们无法了解修昔底德对这些言谈进行批判、取舍的标准，因为他只为我们提供最后的结果。但在历史认识上，较之希罗多德，他的确将诸种由感官（主要是眼睛）摄入的经验、信息加工成了一种基于理性的证据。修昔底德这种包含着推论、判断的历史表现，促进了历史认识的发展。它更有利于将复杂的历史现象概念化，更易于显示出历史的“真实性”，自然，它得到的结论，也比希罗多德那些基于经验陈列方法而添加的个人评论更具独断论的特征。
2.关于历史写作与历史认识的目的
希罗多德发表他的成果，表面上阐述的目的是“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被“遗忘”。那么，我们询问的是，他为什么希望后人记住这些“功业”？它们对后人有怎样的价值？希罗多德在文本中宣示了这种价值吗？在《历史》中，我们很快便能看到作者写作的真正目的。他不时地告诫人们：“人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在车轮上面的，车轮的转动是绝不容许一个人永远幸福的。”（注：希罗多德《历史》，第103页。 ）世事无常，这是希罗多德最希望“凡人”们能够认识到的东西，他的著作从某种程度上，便是在证明现实生活与命运的变化莫测。万物皆变，无物常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前540—480年）的观念在希罗多德的文本中作为一种内核隐藏在诸多实例之下。虽然希罗多德愿意让读者从他的著作中了解异邦风情等内容，但他更希望读者记住文本提供的各种例证，从而为认识变化着的现在与未来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
柯林武德在评述希腊思想的反历史倾向时认为：“历史学家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人类在过去所做过的事，而这些都属于一个变化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事物不断地出现和消逝。这类事情，按照通行的希腊的形而上学观点，应该是不能认识的，所以历史学就应该是不可能的。”（注：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51页。）柯林武德的观点可以在柏拉图（前427—347年）哲学中找到立论的根据。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具体的事物变动不居，但理念则永恒不变。那么，使古希腊史学成为可能的规则是什么呢？
希罗多德的文本中暗含的理念是：世事无常、物极必反。事实上，在希罗多德看来，二者本身便是两条理解现实的恒定法则，这种恒定是他对变化的超越。尽管希罗多德只能运用表现不同的具体事例来证明这些恒定法则，而无法对它们进行逻辑上的说明，但他毕竟为自己和读者明确了历史认识的目的。在这一点上，希罗多德并不完全像柯林武德所认为的，是一个完全与古希腊的反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的“创新天才”，（注：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62页。）对变化的无条件信仰本身便是一种对永恒理念的追求。
不同的历史表现本身都被某一部分人当作真相信仰，因此，对他们而言，如此表现便是知识。然而，在古希腊思想中，这种知识只被看作是感性知识，即一种“意见”。真正的知识必须超越“意见”，从变动的表现中寻求不变的理念或法则。希罗多德在自己的著述中表现出对知识的渴望，因为知识一旦获得，即目的一旦实现，将使人们在未来事物呈现不良的变化趋势时，重新回忆起事例，以及由此归纳出的法则，最终根据这些法则积极调整自己的行为，阻止不良趋势的蔓延。
修昔底德的历史学在与古希腊理念论哲学思想协调的过程中，表现比希罗多德远为明确而直接。他谈到：“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8页。）在这段话中，修昔底德对恒定性的追求表现在：一方面，他坚信人性的恒常；另一方面，他试图在史学实践中获得一种恒定的结果，即对人性的全面揭示，从而使著作最终获得“垂诸永远”的殊荣。面对现实的混乱与突发事件的不断出现，修昔底德同样希望把握住某种确定的原则（如不变的人性）与知识，将它当作促成一切事件产生的原动力。这样，其著作中的事例便能够充当不同时代的人理解现实的例证，实践历史学的价值。
在历史叙述实践中，尽管希罗多德要证明事物的“动”，修昔底德则证明事物的“静”，但他们同样希冀的是，例证能够被用来阐明某种规则，它们是历史认识必不可少的中介，而那些不变的规则正是历史认识要获得的最终知识与理念，一种一切历史事件分有的共性，这种对恒定性的追求与以柏拉图哲学为主的思想主流所倡导的理念完全一致，它们代表了古希腊历史认识的终极目的。
3.关于被叙述的历史现象的选择
当一位历史学家试图进行历史叙述时，通过亲见（感知）、听闻（由说者的回忆而获得的想象）或阅读（由符号而获得的想象），在头脑中保留或构成大量的历史现象（历史印象或历史图景），他不可能一一详述，因而，不得不围绕着自己设定的叙述中心与认识目的，对历史现象进行有选择地描述，并将它们符号化为历史文本。
希罗多德选择的历史现象是“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而修昔底德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因为它“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页。）从这些言论中， 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西方史学从一开始，便与特殊事件紧密地结合。历史要记载那些特殊的人类事务。在社会缓慢发展的古希腊，战争带给人们的震撼远较平静的日常生活大得多，因而史诗与历史更多地以战争为主题。
从大量的历史现象中挑选出特殊的事例，首先便要进行比较，而这种比较总是建立在对一般与特殊的认识之上。什么是“丰功伟绩”和“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的事，人们并没有完全一致的定论。两位叙述者对他们记载的事件做出这种不同一般的判断，其比较的范围是他们自己或与他们同时生活过的前辈的人生经历。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特殊的事件之所以特殊，只在于它们更容易充当要说明的一般规则的证据。一般规则不但是认识的目的，事实上，它们还是认识的前提与选择事件／事例的标准。那些更容易说明世事无常或人性不变的事例，也更容易得到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的垂青。（注：莫米格里亚诺将希腊历史学家选择事件的标准认定为：一、事件的内在价值；二、可获取的信息及其可靠性。参见莫米格里亚诺《时间与古代历史编纂》，第14页。）很明显，此处会引出一个是证据还是论点于时间上在先的问题。仅仅从希、修二人所作历史文本的层面上看，似乎是由证据归纳、推论，最后得出论点或观念，实际上，从写作过程上看却恰恰相反。论点在先是使事例／证据选择成为可能的条件。这是因为两位历史学家在其日常生活的经验中，业已证明或信仰他们在文本中即将阐明的一般规则。他们通过历史叙述所要做的，不如说是想将这种日常生活中认识到的理念普遍化，用它来解释被认为是重要的历史现象，满足人们认识世界本质的要求。
4.关于因果关系与历史解释
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他们在文本中都强调要记载事件发生的原因。希罗多德写作“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修昔底德也格外强调要真正确定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因此，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毫不怀疑地说：“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注：莫米格里亚诺将希腊历史学家选择事件的标准认定为：一、事件的内在价值；二、可获取的信息及其可靠性。参见莫米格里亚诺《时间与古代历史编纂》，第19页。）
在两位作者的现实之中，他们看到的是不断出现的结果，而原因需要寻找。只有提供了原因，结果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果关系及其在史学中的利用是促使古希腊史学成就其辉煌的重要因素。它奠定了古希腊史学乃至西方史学意图进行历史解释的重心。根据希、修二人的经典文本，在认识论的领域内，注重通过发掘、利用因果关系来进行历史解释可能包括以下内涵。
首先，原因的存在是以结果为前提。一般人的意识中，先因后果代表了读者阅读、理解历史文本时遵循的逻辑顺序，以及接受事件过程的时间顺序。然而，对于文本作者而言，恰恰相反。修昔底德只是在明确写作的最终目的、直接面对战争导致的各种结果之后，才开始他的解释，并为自己已经得出的结论，到结果出现之前的事例中搜寻证据加以论证。
其次，原因的解释是以回忆或想象为基础。既然原因是在结果已经确定之后被构成的，那么作者在陈述、阐明作为原因的事件时，事件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而是以回忆或想象的方式呈现。因为在结果出现时，原因一定已经不再是当下的了，它只能通过回忆和想象到场。当然，无论是回忆还是想象，它们都是以感知为基础。希、修二人从事件的亲历者那里取得证词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即使是修昔底德这位战争参预者本人有着对战争的感知，在他写作时，存在着的也只是回忆。因而，叙述能够再现的并非能够再次客观感知的实在，而是一种基于感知的想象的实在。在对事件进行因果解释时，这种想象的实在是其确定的依据和基础。
再次，原因在它被构成的同时，简化了复杂的历史现象。由于因果解释总是人们阐明事物发展与变化的最一般方式，因而确认原因的过程往往也是做出判断的过程。人们在对同一事件进行因果解释时，可能会有多种意见。这在希、修二人的著作中不难找到例证。然而，无论是作为评论者的希罗多德，还是作为“真理”宣读者的修昔底德，都只给一个结果提供有限的原因。历史现象原生的复杂性与因果解释的简单性显得极不对称，这说明人们在确认一个特定历史结果产生的原因时，存在着选择与判断，即将多因素的历史现象加以简化，也使读者能够更为明确、直接地认识历史。当然，简化后的历史解释不可避免地会限制人们认识事物之间更广泛的联系。另一方面，因果解释是否圆满和有说服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指示出这种历史解释能力的高低。
最后，如果因果解释最终是为了说明某种规则，那么，这种规则在文本中将表现为一种被简化的抽象物。例如，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事件进行因果解释，他最终要说明的一般规则（也是他的史学观）是：人性支配着过去已经发生和将来要发生的历史事件，人性的永恒性确定了这两种时态中发生的事件的类似性。据此，它为读者阅读历史、令历史施展其作用和价值奠定了基础。如果说修昔底德说明的规则本身是一种需要进行解释的结果，那么原因的总体便是由他提供的对各种历史事件的因果解释所构成。此处存在两个层次的因果解释，即事件的因果解释与规则的因果解释。在文本中，前者是后者之因，后者被解释或表现为根据前者而获得的抽象物。然而因果解释在确定有限原因时对复杂历史现象的简化，决定了规则只能是一种被双重简化了的抽象物，这种双重简化，一是在对事件进行因果解释中的简化，二是在对规则进行因果解释中的简化。如果人们不能意识到或忘记了规则是双重简化的结果，他们不可避免地将犯以偏概全的错误，这也是某些学者对修昔底德著作中诸多武断的言论表示不满的原因所在。
尽管今天我们有理由指出古希腊历史认识中那种颇为幼稚的理念，然而，作为西方史学的起源，古希腊史学仍然指示了整个西方历史认识发展史不可回避的要求，即必须以一种有效的规则、模式或理论来接受历史、解释历史，最终指导生活。因此，我们可以说，古希腊历史学家敏捷的思索已经带领人们领略了西方历史认识最崇高的理想，差别仅在于，人们应该采用怎样的手段和措施来实现它。古希腊历史学家开了先河，而不同的时代都将进行不同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