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斯大林挑的接班人并非马林科夫
梅德韦杰夫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7期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沪)2001年04期第49～54页
克里姆林宫墙边的斯大林墓地
在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个行列的第五位是苏斯洛夫。
斯大林不希望自己的哪些亲密战友成为自己的政治继承人，这些人在斯大林执政的不同时期都被铲除了。
假如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没有去世，那么1955年纪念会主席团成员中只会有一个人能够保住权力。
虽然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他的私人档案很快就被销毁了，但是在他的私人档案中不曾有过任何书面的政治遗嘱。斯大林没有像列宁那样为“死后的”党的代表大会而对自己的亲密战友们的正、反面的品性和特点作出详细的评价。与斯大林关系最亲密的党的4位领导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几乎没有任何优点。斯大林甚至无法描述出这4个人当中谁是最有学问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上，莫洛托夫仍然按惯例被排在第二位，他在1950-1951年就已经不是斯大林的心腹了。
1949年初，莫洛托夫的妻子波林娜·热姆丘任娜，据说是参与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而被捕。莫洛托夫随之被解除了外交部长的职务，并且也不参加重大决策。在当时，斯大林的接班人一旦成为新“领袖”，那么，他就不仅仅将统治苏联，而且还要顺理成章地成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斯大林很清楚，如果他有朝一日去世（他越来越频繁地谈到自己的去世），之后的“集体领导”的力度，可能要比列宁去世后形成的“集体领导”更为逊色。
这时，国家领导人的继承性问题越来越迫切。1950年政治局正式的全体会议只召开了6次，1951年召开了5次，1952年召开了4次。斯大林去南方修养和治疗的时间一直在延长。1949年斯大林在南方几个别墅度过了3个月。1950年从8月初到12月底的5个月时间里，他没有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露过面。1951年他的“休假”从8月9日开始，直到1952年2月12日才结束，长达6个月的时间。
1952年6月，斯大林将召开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通知了战友们。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应该每3年举行1次。然而上次代表大会是在1939年3月召开的，所以斯大林的决定让党的其他领导人感到措手不及。党代会定于10月份召开。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没有就代表大会的组织安排问题及他是否亲自作报告而作过任何指示。很显然，斯大林亲自作长时间的工作总结报告将非常困难，但是对于党来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这一任务将委托谁去执行。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斯大林是报告的作者，而将报告以书面的形式分发给各位代表。于是，斯大林开始着手准备这次代表大会，以便实施自己要从根本上更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计划。斯大林决定亲自完成自己的政治遗嘱。其首要目的是完整地存续斯大林的遗产。
10月5日，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宣布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开幕。关于大会第一天情况的报道是这样写的：“代表们长时间地鼓掌欢迎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忠实的战友们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安德烈耶夫、米高扬、柯西金在主席台就座。”这份名单的排名顺序符合当时各位政治局委员的相应级别。无论是大会代表，还是西方分析家都关注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这就是贝利亚从通常的第三位被移到了第五位。以前在政治局名单中，他总是紧随马林科夫之后，现在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超过了他。
还有一件事更耐人寻味：在选举新的、扩充的苏共中央（已经不是联共（布）委员会的时候，贝利亚的朋友梅尔库洛夫和杰卡诺佐夫都没能进入其中，而他们以前都是联共（布）中央委员。显然，贝利亚的政治命运已经到头了。新任克格勃首脑谢苗·伊格纳季耶夫不再听从贝利亚的指挥，而是直接向斯大林汇报工作。
新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有125名中央委员和111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于10月16日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选举执行机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取代了政治局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担任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请斯大林第一个讲话。出乎大家意料，斯大林的讲话长达一个半小时，他讲得清楚、严肃，没有讲稿，显然事先作了很充分的准备。这次会议既没有速记记录，也没有通常的笔记（或者它们后来都被销毁了）。现在只能根据与会者的回忆，重现斯大林讲话的要点。赫鲁晓夫、谢皮诺夫和在这次党代会上当选的苏共中央候补委员的作家西蒙诺夫，详细地回忆了这次讲话。
作家西蒙诺夫是这样描述的：“他讲话的重要内容（假如不是照原话逐字逐句，那么也是根据主要的思想内容）是：他老了，让别人继续干他所干的一切的时候已经到了，国际形势复杂，与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是艰难的，在这场斗争中最危险的是动摇、恐惧、退却、投降。他希望不只是光说说而已，而是要灌输到与会者的头脑中去。
为斯大林守灵：赫鲁晓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从左至右）
他认为没必要泛泛而谈勇敢或恐惧，坚韧和投降活动。他所谈的一切是具体针对现在正坐在这个大厅里，坐在他身后离他仅2米远的两位政治局委员，同时也具体针对其他一些人。
1929年的政治局：从左至右依次为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古比雪夫、斯大林、加里宁、卡冈诺维奇、基洛夫
我不理解，为什么斯大林在最后一次参加中央全会的讲话中，偏偏选择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作为主要的怀疑对象。他显然是想败坏这两个人的名声，贬低其形象，以至于在他死后可能会成为重要历史性大人物的一些人失去荣耀的光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他为什么不希望莫洛托夫在他死后成为党和国家的第一人呢？要知道，他的讲话彻底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据谢皮诺夫证明，斯大林对伏罗希洛夫也表示过政治上的不信任。他同样将所有从国内战争时期，从1919年斯大林当选联共（布）中央总书记时候开始与他在一起的人从可能的接班人名单中勾掉了。
为了破坏马林科夫的威信，斯大林采用了比较诡秘的伎俩。虽然马林科夫是党内第二号人物，但斯大林很清楚马林科夫的能力有限。据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曾在小范围内这样谈论马林科夫：“他是一个文书，他能很快地写完批示，虽然不总是由他亲自写，但是却擅于把人组织起来。他干这个比别人干得快，干得好，不过，他不具备独立思考，独立提出建议的能力。”
斯大林在讲话中声称自己老了，身兼部长会议主席和总书记感到困难，他请求解除他的总书记的职务。担任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应该把斯大林的这一请求提交给大会讨论。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证实了正是斯大林的这个声明给马林科夫造成了怎样一种效果：“在马林科夫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怪异的表情——不是那种恐惧的表情，而是一个比所有其他人或者至少比很多人，更清楚地意识到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斯利剑”（而其他人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的人所具有的表情：不能同意斯大林的这个请求，不能。他的脸，他的姿势，他的富有表现力的高举的双手是对所有与会者的一种直接的恳求。这时，已经从斯大林身后涌来一片声浪：“不行，请您留下！”，“请收回您的请求！”
大厅里对斯大林的请求的如此本能的、暴风雨般的反应，看来救了马林科夫。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当中央全会一致激昂地否决了斯大林关于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时，斯大林才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念起了他早先准备好的苏共中央新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这份由25名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名单，引起了大厅里如释重负和会议主席团里的惊慌不安。这份名单未经讨论就通过了。原先政治局委员中只有9人进入了新的主席团。安德烈耶夫被除名，没有解释原因。柯西金被降为候补委员。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被留在名单上，所有的人都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切。苏共中央书记处也扩大了一倍。
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当全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在主席团里的所有的人都面面相觑。发生什么事了？谁制定了这份名单？斯大林本人不可能认识所有这些他刚刚任命的人。他不可能独自制定这份名单。我承认，我曾想过这是马林科夫准备的名单，但是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给我们。后来我问过他这件事，而他也感到惊奇：“我发誓，我跟这事绝对没有任何关系。斯大林甚至都没有问过我对主席团人选有什么建议或意见。”马林科夫的这番表白，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我无法想象贝利亚参与了这件事，因为新主席团中有些人是贝利亚永远也不会向斯大林推荐的。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也与此事无关。布尔加宁对于这份名单同样一无所知……名单中的一些人是党内很少听说的，而且毫无疑问斯大林并不了解他们是些什么人。”
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还给中央主席团增设了一个很小的“主席团局”，这个机构不是苏联共产党党章所规定要设置的。斯大林的一些亲信进入了这个局，而且无论是大会总结报告，还是新闻报道都没有提及关于这个“局”的设置情况。
从原先的政治局进入新的中央主席团的有贝利亚、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斯大林、赫鲁晓夫和什维尔尼克，当选为新委员的是：安德里阿诺夫、阿里斯托夫、伊格纳季耶夫、科罗琴科、库兹涅佐夫、库西宁、马雷舍夫、梅利尼科夫、米哈伊洛夫、别尔乌辛、波诺马连科、萨布罗夫、苏斯洛夫、切斯诺科夫、什基里亚托夫等共15人。正是这些人当中的某个人，被斯大林视为自己最值得信赖的接班人，此人帮助斯大林制定了这份让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感到惊奇的名单。当时，1952年，斯大林亲信中的任何人都理解不了斯大林的选择。在这份名单中，找不出那个能毫不留情、毫不犹豫地把“斯大林近卫军”打发退休（最好的情形）的人。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谁才是斯大林去世之后30年里苏共的主要思想家、停止揭露“个人崇拜”运动的主要的斯大林主义者、苏联主要的保守分子和总新闻检察官，谁才能够（虽然不是立刻）实实在在地把包括赫鲁晓夫本人在内的整个“斯大林近卫军”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岗位上排挤出去，我们可以不太费力地从这份名单上找出斯大林决定重用的那个人的名字。斯大林在选择可靠的、毫不留情的、睿智的并受过良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同盟者和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这点上没犯错误。但他在评估自己健康状况及历史所能赋予他的时间这点上犯了错误。他预料生命还有几年，或许几个月，而实际上却只有几天或几周了。他所选中的继承人将能借助于自身素质，在未来的岁月里无须任何庇护而登上权力顶峰。即使他成不了党的领袖，也足够成为党的第一号红衣主教。
1945年秋天，第一次出现了关于斯大林的接班人问题，因为斯大林这时生了重病。其女儿斯韦特兰娜在回忆录中写到，她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1945年8月。这时，美国的炸弹刚刚投向日本，苏军刚刚挺进中国的领土。“后来一次——她写到——我们很久才相见。父亲病了，而且病的时间很长，病得很重。多年战争造成的紧张和劳累以及年龄都反映出来了——要知道他已经是66岁的人了。”据历史档案刊登的斯大林访问者的日志来看，这年10月8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后来直到12月17日他都不在那儿。这年他没有去南方休养。据尤里·日丹诺夫告诉斯韦特兰娜，有好多天斯大林的病情非常糟糕，以至于他的父亲——政治局委员A·A·日丹诺夫几乎整天呆在克里姆林宫，等待着可能会把党和国家的临时领导权转交给他。
日丹诺夫确是斯大林亲自选定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当时他只有49岁，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当时，日丹诺夫负责联共（布）中央的意识形态部门工作，同时还担任很多其他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在政府系统，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接班人。战争之前，莫洛托夫就已经担任了多年的人民委员会主席。1945年，他成为斯大林在政府系统的第一副手并兼任外交人民委员。日丹诺夫是一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一个保守分子，是从文化上实施将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完全隔绝政策的拥护者。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都是30年代斯大林恐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因此，这场恐怖运动受害者的任何平反活动都对他们不利。1948年8月31日，日丹诺夫去世。他的去世改变了党和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
1948年底，根据贝利亚的报告，在轻工业部和社会组织里担任要职的莫洛托夫之妻被指控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有牵连而被开除出联共（布）。莫洛托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表决时弃权，拒绝谴责妻子并且没有接受斯大林提出的离婚建议。广大党员对此一无所知，因此莫洛托夫一如既往仍被认为是继斯大林之后的第二位领袖，但事实上已非如此，他的妻子热姆丘任娜于1949年被捕。
早在1947年就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H·A·沃兹涅先斯基被提拔为政府系统的第一号人物。除斯大林之外，马林科夫开始在联共（布）系统内发挥重要作用。沃兹涅先斯基在战争期间就表现出是一位杰出的工业组织者，他成为斯大林在国防委员会的副手。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的经济学家，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44岁）。斯大林几次称之为自己在政府首脑位置上最合适的接班人。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正是这点使得沃兹涅先斯基成为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诽谤、攻击的对象。1949年3月，沃兹涅先斯基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逐出政治局，同年10月被捕，1950年底被处决。
但如果认为清洗沃兹涅先斯基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发动的，那就太幼稚了。这类案件总是由斯大林本人发动的，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只是执行者。我推测，斯大林知道沃兹涅先斯基具有领导整个国家的现实机会和才能，并很受民众欢迎，除了予以清洗外，斯大林找不到其他能够使之失去这些机会的办法。斯大林很清楚，沃兹涅先斯基作为一个卓越的、独立的人是不会保持斯大林威望的。沃兹涅先斯基不是一个热衷于意识形态的人，他可能会致力于革新。主要的一点还在于他没有参与过任何政治镇压运动，双手没有沾过30年代大恐怖的鲜血。因此，他能够用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待战前的各种镇压，并作出与官方正评价不一样的结论。斯大林不容许在自己死后留下一个可能重新审查苏联历史和联共（布）历史的人。
在沃兹涅先斯基被清洗的过程中，有一些很令人费解的细节。沃兹涅先斯基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后，等待被捕，等了7个多月。这是不寻常的。斯大林仍在犹豫。在失去了日丹诺夫并让莫洛托夫靠边站之后，斯大林显然不希望在自己去世之后把国家留给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去控制。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在1949年9月从基辅召来了赫鲁晓夫，以便平衡马林科夫的权力。斯大林赦免了阿列克谢·柯西金（当时柯西金因“列宁格勒案件”成为主要被告之一）。一个杰出的组织者，而且没有政治野心，是位干才。可以把他培养成一个新的沃兹涅先斯基，不过，他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抱负，而斯大林需要一个比马林科夫更有才能、更有学识的人来作联共（布）的领导人，也就是说，党需要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机关工作人员来当领袖。斯大林在自己的圈子里寻找这样的人，这帮人被提拔全靠斯大林，也因为他们自身那种无论党把他们派到哪里，都能埋头苦干的才能。
正如赫鲁晓夫1956年在《秘密报告》中所试图证明的那样，对任何一个政治领袖崇拜的基础不仅仅只是恐怖手段和篡改历史。历史范围内的实际成就以及被称为“超凡”的罕见的个人心理素质一直是崇拜的必要因素。上世纪末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泊在政治著作中作用了“超凡性”这个术语，他认为法则和传统的威信与超凡人物的威信是有区别的。现在，“超凡领袖”这个术语已经大大被简化普及了。过去只承认那些能够激起群众崇拜和建立新的价值体系的人才具有“超凡性”，比如马斯顿国王亚历山大、耶稣基督、穆罕默德、拿破仑、列宁。托洛茨基也是具有超凡能力的人。
但是，“伪超凡性”是存在的，“伪超凡性”与其说是由出类拔萃的智力和布道者的特殊表达才能造成，还不如说是由宣传和“超水平宣传”的力度造成的。在这种“超水平宣传”的帮助下树立了斯大林等人的超凡性。正是宣传，让广大人民相信他们具有所谓卓见和天才的能力。这些人的无限权力是建立在恐怖基础上的。正因为如此，对于那些徒有虚名的超凡领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拥有绝对可靠的人首先掌控暴力系统和庞大的宣传系统。因此，假如在暴力系统能够发挥有效作用的领导人只需要是一个不受道德规范制约和无原则的人（尽管不无组织才能），那么庞大的宣传机器的领导人就应当是领袖的一位忠实信徒、无限忠诚于领袖“学说”的思想家。斯大林的这种支柱，从1930年底开始是贝利亚和日丹诺夫。在日丹诺夫去世之后，对于斯大林来说，没有什么比找到一位新的“主要思想家”来得更为重要的任务了，这位新的“主要思想家”应当统领宣传鼓动系统。
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还在日丹诺夫生前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就是宣传鼓动部部长。在日丹诺夫去世之后，他就已经作为联共（布）中央书记领导联共（布）整个意识形态帝国了。1949～1952年，苏斯洛夫大大扩充了意识形态帝国。苏斯洛夫尽管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在斯大林执政的最后几年，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比任何一位政治局委员的影响都要大。
1948年苏斯洛夫只有47岁。他于1921年加入联共（布），在20年代他专门接受教育，没有从事实际工作。他念完了工农速成中学，然后毕业于莫斯科T·B·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最后又结束了在红色教授经济学院的学习。此后，他在莫斯科大学和工业科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30年代初，苏斯洛夫开始在党的机关工作。1938年担任罗斯托夫州委书记，1939年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区委书记。这些职务保证了苏斯洛夫被选进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战争时期，苏斯洛夫担任北高加索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且在斯塔夫罗波尔区委参加了1943年将卡拉恰耶夫人（穆斯林）从斯塔夫罗波尔迁移出去的活动。1944年，根据政治局决定，苏斯洛夫担任了联共（布）中央主管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事务的负责人。其任务是将立陶宛“苏维埃化”并粉碎立陶宛主义者。整个波罗的海沿岸从德国军队手中解放出来之后，从1944年开始进行内战和反对苏军的游击战争。这一时期，苏斯洛夫不仅在立陶宛，而且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都被看做是斯大林的主要特使。他在这些地方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而且一切都是伴随着对社会各阶层大规模的镇压而开展的。
正是在这一时期，斯大林对苏斯洛夫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对其才能和忠诚作了相当客观的评价。苏斯洛夫在立陶宛工作到1946年2月底。此后两年，他执行了斯大林的秘密使命，1948年1月21日，苏斯洛夫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起草纪念列宁逝世24周年的报告的殊荣。俄罗斯和西方出版的两本最详细的苏斯洛夫自传，没有关于1946年至1948年苏斯洛夫在干什么的任何实际资料。
正是在这一时期，苏斯洛夫成为苏联问题专家和西方情报机构关注的对象。美国中央情报局研究部门及美国“自由之声”广播电台驻慕尼黑分站，分析研究了苏联报刊每一次提及苏斯洛夫名字时的上下文以及他在各种庆祝活动的照片上所处的位置。当时，按照级别他排名第18位。1947年，通过分析6月21日刊登的出席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会议的苏联领袖们的照片，苏斯洛夫的排名已被移至第12位。众所周知，苏斯洛夫于1946年3月被选进联共（布）中央组织局，这一时期组织局由15人组成。因此，这时苏斯洛夫不是联共（布）中央意识形态部门编制内成员，而是联共（布）中央一般部门编制内成员。西方情报机关之所以对苏斯洛夫抱有如此大的兴趣，是因为西方分析家根据间接的资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立陶宛之后，苏斯洛夫成为执行斯大林要将某一主要东欧国家（可能是匈牙利或者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行苏维埃化这一任务的密使。正是在这一时期，东欧发生了从多党制向一党制、向“苏维埃的”管理模式的暴力过渡，苏斯洛夫在波罗的海沿岸的经验大派用场。这项工作主要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所以任何一位为公众所熟悉的政治局委员都不能担当此任。苏斯洛夫还参预了建立共产党情报局。
1947年年中之前，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负责人是T·亚历山德罗夫，他听命于日丹诺夫。1947年夏天，亚历山德罗夫因为“道德败坏”而被解除职务。在不久前出版的《回忆录》中，谢皮诺夫介绍说，在1947年9月，日丹诺夫召见了他并推荐他担任宣传鼓动部副部长。这时，日丹诺夫说：“打算由苏斯洛夫担任部长，但是他将被抽调去执行其他任务，因此实际上所有的事务都得交给您。”关于苏斯洛夫的这些“其他任务”的性质，无论是日丹诺夫，还是谢皮洛夫都没有提及。根据间接资料，我们知道，苏斯洛夫在这一时期试图调解刚刚爆发的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冲突。
苏斯洛夫完全投身于意识形态工作，只是在日丹诺夫去世之后。在成为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唯一的中央书记之后，苏斯洛夫明显地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在战争时期由政治局委员A·C·谢巴科夫领导的红军政治部也转归他领导。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国的关系以及新闻检查的所有领域，都进入了苏斯洛夫的势力范围。整个教育、文化、报刊、出版、广播、电视，甚至历史都受他的控制。苏斯洛夫是“冷战”的总指挥。虽然他对国家生活的影响要比诸如A·A·安德烈耶夫、K·E·伏罗希洛夫或者M·卡冈诺维奇这些政治局委员的影响大得多，但是苏斯洛夫甚至连政治局候补委员都算不上。审时度势，苏斯洛夫认为权力和影响要比外在的头衔和荣誉更实在。在政治局之外，他拥有很大的稳定性。在争取实际权力的斗争中，他在政治局拥有强大的盟友——斯大林本人。一个政治局里有两位思想家似乎有些拥挤。但是当老思想家斯大林清楚自己的时日快差不多的时候，他准备将自己的位置让给年轻的思想家。
斯大林去世之后，苏斯洛夫留在苏共中央机关自己的主要职位上。1956年正是苏斯洛夫作为苏共中央的政治代表前往匈牙利，建立新的政治领导体制，恢复建立匈牙利共产党，强化武装干涉。在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的冲突中，苏斯洛夫支持赫鲁晓夫，因为他认为马林科夫对于国家的未来是一个很大的危险。但是，最终正是苏斯洛夫着手小心谨慎地准备推翻赫鲁晓夫本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赫鲁晓夫于1956年作了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当然，他决定这样做只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关于赫鲁晓夫个人崇拜的报告，远非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报告正是苏斯洛夫于1964年10月做的。这个报告是当着赫鲁晓夫的面，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扩大会议上作的。
在赫鲁晓夫被罢黜之后，对斯大林的批评实际上停止了。苏联帝国主要依靠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国家重新开始发展壮大。苏斯洛夫衰老了并于1982年初去世。其葬礼的规格以前只有斯大林享受过。勃烈日涅夫，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的人，非常清楚谁才是斯大林去世后的影子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个行列的第五位是苏斯洛夫，而且他没有给自己留下继承者。
摘自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总第875期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7期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沪)2001年04期第49～54页
在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个行列的第五位是苏斯洛夫。
斯大林不希望自己的哪些亲密战友成为自己的政治继承人，这些人在斯大林执政的不同时期都被铲除了。
假如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没有去世，那么1955年纪念会主席团成员中只会有一个人能够保住权力。
虽然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他的私人档案很快就被销毁了，但是在他的私人档案中不曾有过任何书面的政治遗嘱。斯大林没有像列宁那样为“死后的”党的代表大会而对自己的亲密战友们的正、反面的品性和特点作出详细的评价。与斯大林关系最亲密的党的4位领导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几乎没有任何优点。斯大林甚至无法描述出这4个人当中谁是最有学问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上，莫洛托夫仍然按惯例被排在第二位，他在1950-1951年就已经不是斯大林的心腹了。
1949年初，莫洛托夫的妻子波林娜·热姆丘任娜，据说是参与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而被捕。莫洛托夫随之被解除了外交部长的职务，并且也不参加重大决策。在当时，斯大林的接班人一旦成为新“领袖”，那么，他就不仅仅将统治苏联，而且还要顺理成章地成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斯大林很清楚，如果他有朝一日去世（他越来越频繁地谈到自己的去世），之后的“集体领导”的力度，可能要比列宁去世后形成的“集体领导”更为逊色。
这时，国家领导人的继承性问题越来越迫切。1950年政治局正式的全体会议只召开了6次，1951年召开了5次，1952年召开了4次。斯大林去南方修养和治疗的时间一直在延长。1949年斯大林在南方几个别墅度过了3个月。1950年从8月初到12月底的5个月时间里，他没有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露过面。1951年他的“休假”从8月9日开始，直到1952年2月12日才结束，长达6个月的时间。
1952年6月，斯大林将召开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通知了战友们。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应该每3年举行1次。然而上次代表大会是在1939年3月召开的，所以斯大林的决定让党的其他领导人感到措手不及。党代会定于10月份召开。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没有就代表大会的组织安排问题及他是否亲自作报告而作过任何指示。很显然，斯大林亲自作长时间的工作总结报告将非常困难，但是对于党来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这一任务将委托谁去执行。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斯大林是报告的作者，而将报告以书面的形式分发给各位代表。于是，斯大林开始着手准备这次代表大会，以便实施自己要从根本上更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计划。斯大林决定亲自完成自己的政治遗嘱。其首要目的是完整地存续斯大林的遗产。
10月5日，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宣布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开幕。关于大会第一天情况的报道是这样写的：“代表们长时间地鼓掌欢迎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忠实的战友们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安德烈耶夫、米高扬、柯西金在主席台就座。”这份名单的排名顺序符合当时各位政治局委员的相应级别。无论是大会代表，还是西方分析家都关注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这就是贝利亚从通常的第三位被移到了第五位。以前在政治局名单中，他总是紧随马林科夫之后，现在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超过了他。
还有一件事更耐人寻味：在选举新的、扩充的苏共中央（已经不是联共（布）委员会的时候，贝利亚的朋友梅尔库洛夫和杰卡诺佐夫都没能进入其中，而他们以前都是联共（布）中央委员。显然，贝利亚的政治命运已经到头了。新任克格勃首脑谢苗·伊格纳季耶夫不再听从贝利亚的指挥，而是直接向斯大林汇报工作。
新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有125名中央委员和111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于10月16日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选举执行机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取代了政治局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担任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请斯大林第一个讲话。出乎大家意料，斯大林的讲话长达一个半小时，他讲得清楚、严肃，没有讲稿，显然事先作了很充分的准备。这次会议既没有速记记录，也没有通常的笔记（或者它们后来都被销毁了）。现在只能根据与会者的回忆，重现斯大林讲话的要点。赫鲁晓夫、谢皮诺夫和在这次党代会上当选的苏共中央候补委员的作家西蒙诺夫，详细地回忆了这次讲话。
作家西蒙诺夫是这样描述的：“他讲话的重要内容（假如不是照原话逐字逐句，那么也是根据主要的思想内容）是：他老了，让别人继续干他所干的一切的时候已经到了，国际形势复杂，与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是艰难的，在这场斗争中最危险的是动摇、恐惧、退却、投降。他希望不只是光说说而已，而是要灌输到与会者的头脑中去。
为斯大林守灵：赫鲁晓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从左至右）
他认为没必要泛泛而谈勇敢或恐惧，坚韧和投降活动。他所谈的一切是具体针对现在正坐在这个大厅里，坐在他身后离他仅2米远的两位政治局委员，同时也具体针对其他一些人。
1929年的政治局：从左至右依次为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古比雪夫、斯大林、加里宁、卡冈诺维奇、基洛夫
我不理解，为什么斯大林在最后一次参加中央全会的讲话中，偏偏选择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作为主要的怀疑对象。他显然是想败坏这两个人的名声，贬低其形象，以至于在他死后可能会成为重要历史性大人物的一些人失去荣耀的光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他为什么不希望莫洛托夫在他死后成为党和国家的第一人呢？要知道，他的讲话彻底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据谢皮诺夫证明，斯大林对伏罗希洛夫也表示过政治上的不信任。他同样将所有从国内战争时期，从1919年斯大林当选联共（布）中央总书记时候开始与他在一起的人从可能的接班人名单中勾掉了。
为了破坏马林科夫的威信，斯大林采用了比较诡秘的伎俩。虽然马林科夫是党内第二号人物，但斯大林很清楚马林科夫的能力有限。据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曾在小范围内这样谈论马林科夫：“他是一个文书，他能很快地写完批示，虽然不总是由他亲自写，但是却擅于把人组织起来。他干这个比别人干得快，干得好，不过，他不具备独立思考，独立提出建议的能力。”
斯大林在讲话中声称自己老了，身兼部长会议主席和总书记感到困难，他请求解除他的总书记的职务。担任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应该把斯大林的这一请求提交给大会讨论。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证实了正是斯大林的这个声明给马林科夫造成了怎样一种效果：“在马林科夫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怪异的表情——不是那种恐惧的表情，而是一个比所有其他人或者至少比很多人，更清楚地意识到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斯利剑”（而其他人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的人所具有的表情：不能同意斯大林的这个请求，不能。他的脸，他的姿势，他的富有表现力的高举的双手是对所有与会者的一种直接的恳求。这时，已经从斯大林身后涌来一片声浪：“不行，请您留下！”，“请收回您的请求！”
大厅里对斯大林的请求的如此本能的、暴风雨般的反应，看来救了马林科夫。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当中央全会一致激昂地否决了斯大林关于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时，斯大林才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念起了他早先准备好的苏共中央新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这份由25名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名单，引起了大厅里如释重负和会议主席团里的惊慌不安。这份名单未经讨论就通过了。原先政治局委员中只有9人进入了新的主席团。安德烈耶夫被除名，没有解释原因。柯西金被降为候补委员。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被留在名单上，所有的人都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切。苏共中央书记处也扩大了一倍。
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当全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在主席团里的所有的人都面面相觑。发生什么事了？谁制定了这份名单？斯大林本人不可能认识所有这些他刚刚任命的人。他不可能独自制定这份名单。我承认，我曾想过这是马林科夫准备的名单，但是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给我们。后来我问过他这件事，而他也感到惊奇：“我发誓，我跟这事绝对没有任何关系。斯大林甚至都没有问过我对主席团人选有什么建议或意见。”马林科夫的这番表白，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我无法想象贝利亚参与了这件事，因为新主席团中有些人是贝利亚永远也不会向斯大林推荐的。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也与此事无关。布尔加宁对于这份名单同样一无所知……名单中的一些人是党内很少听说的，而且毫无疑问斯大林并不了解他们是些什么人。”
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还给中央主席团增设了一个很小的“主席团局”，这个机构不是苏联共产党党章所规定要设置的。斯大林的一些亲信进入了这个局，而且无论是大会总结报告，还是新闻报道都没有提及关于这个“局”的设置情况。
从原先的政治局进入新的中央主席团的有贝利亚、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斯大林、赫鲁晓夫和什维尔尼克，当选为新委员的是：安德里阿诺夫、阿里斯托夫、伊格纳季耶夫、科罗琴科、库兹涅佐夫、库西宁、马雷舍夫、梅利尼科夫、米哈伊洛夫、别尔乌辛、波诺马连科、萨布罗夫、苏斯洛夫、切斯诺科夫、什基里亚托夫等共15人。正是这些人当中的某个人，被斯大林视为自己最值得信赖的接班人，此人帮助斯大林制定了这份让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感到惊奇的名单。当时，1952年，斯大林亲信中的任何人都理解不了斯大林的选择。在这份名单中，找不出那个能毫不留情、毫不犹豫地把“斯大林近卫军”打发退休（最好的情形）的人。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谁才是斯大林去世之后30年里苏共的主要思想家、停止揭露“个人崇拜”运动的主要的斯大林主义者、苏联主要的保守分子和总新闻检察官，谁才能够（虽然不是立刻）实实在在地把包括赫鲁晓夫本人在内的整个“斯大林近卫军”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岗位上排挤出去，我们可以不太费力地从这份名单上找出斯大林决定重用的那个人的名字。斯大林在选择可靠的、毫不留情的、睿智的并受过良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同盟者和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这点上没犯错误。但他在评估自己健康状况及历史所能赋予他的时间这点上犯了错误。他预料生命还有几年，或许几个月，而实际上却只有几天或几周了。他所选中的继承人将能借助于自身素质，在未来的岁月里无须任何庇护而登上权力顶峰。即使他成不了党的领袖，也足够成为党的第一号红衣主教。
1945年秋天，第一次出现了关于斯大林的接班人问题，因为斯大林这时生了重病。其女儿斯韦特兰娜在回忆录中写到，她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1945年8月。这时，美国的炸弹刚刚投向日本，苏军刚刚挺进中国的领土。“后来一次——她写到——我们很久才相见。父亲病了，而且病的时间很长，病得很重。多年战争造成的紧张和劳累以及年龄都反映出来了——要知道他已经是66岁的人了。”据历史档案刊登的斯大林访问者的日志来看，这年10月8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后来直到12月17日他都不在那儿。这年他没有去南方休养。据尤里·日丹诺夫告诉斯韦特兰娜，有好多天斯大林的病情非常糟糕，以至于他的父亲——政治局委员A·A·日丹诺夫几乎整天呆在克里姆林宫，等待着可能会把党和国家的临时领导权转交给他。
日丹诺夫确是斯大林亲自选定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当时他只有49岁，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当时，日丹诺夫负责联共（布）中央的意识形态部门工作，同时还担任很多其他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在政府系统，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接班人。战争之前，莫洛托夫就已经担任了多年的人民委员会主席。1945年，他成为斯大林在政府系统的第一副手并兼任外交人民委员。日丹诺夫是一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一个保守分子，是从文化上实施将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完全隔绝政策的拥护者。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都是30年代斯大林恐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因此，这场恐怖运动受害者的任何平反活动都对他们不利。1948年8月31日，日丹诺夫去世。他的去世改变了党和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
1948年底，根据贝利亚的报告，在轻工业部和社会组织里担任要职的莫洛托夫之妻被指控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有牵连而被开除出联共（布）。莫洛托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表决时弃权，拒绝谴责妻子并且没有接受斯大林提出的离婚建议。广大党员对此一无所知，因此莫洛托夫一如既往仍被认为是继斯大林之后的第二位领袖，但事实上已非如此，他的妻子热姆丘任娜于1949年被捕。
早在1947年就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H·A·沃兹涅先斯基被提拔为政府系统的第一号人物。除斯大林之外，马林科夫开始在联共（布）系统内发挥重要作用。沃兹涅先斯基在战争期间就表现出是一位杰出的工业组织者，他成为斯大林在国防委员会的副手。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的经济学家，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44岁）。斯大林几次称之为自己在政府首脑位置上最合适的接班人。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正是这点使得沃兹涅先斯基成为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诽谤、攻击的对象。1949年3月，沃兹涅先斯基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逐出政治局，同年10月被捕，1950年底被处决。
但如果认为清洗沃兹涅先斯基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发动的，那就太幼稚了。这类案件总是由斯大林本人发动的，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只是执行者。我推测，斯大林知道沃兹涅先斯基具有领导整个国家的现实机会和才能，并很受民众欢迎，除了予以清洗外，斯大林找不到其他能够使之失去这些机会的办法。斯大林很清楚，沃兹涅先斯基作为一个卓越的、独立的人是不会保持斯大林威望的。沃兹涅先斯基不是一个热衷于意识形态的人，他可能会致力于革新。主要的一点还在于他没有参与过任何政治镇压运动，双手没有沾过30年代大恐怖的鲜血。因此，他能够用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待战前的各种镇压，并作出与官方正评价不一样的结论。斯大林不容许在自己死后留下一个可能重新审查苏联历史和联共（布）历史的人。
在沃兹涅先斯基被清洗的过程中，有一些很令人费解的细节。沃兹涅先斯基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后，等待被捕，等了7个多月。这是不寻常的。斯大林仍在犹豫。在失去了日丹诺夫并让莫洛托夫靠边站之后，斯大林显然不希望在自己去世之后把国家留给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去控制。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在1949年9月从基辅召来了赫鲁晓夫，以便平衡马林科夫的权力。斯大林赦免了阿列克谢·柯西金（当时柯西金因“列宁格勒案件”成为主要被告之一）。一个杰出的组织者，而且没有政治野心，是位干才。可以把他培养成一个新的沃兹涅先斯基，不过，他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抱负，而斯大林需要一个比马林科夫更有才能、更有学识的人来作联共（布）的领导人，也就是说，党需要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机关工作人员来当领袖。斯大林在自己的圈子里寻找这样的人，这帮人被提拔全靠斯大林，也因为他们自身那种无论党把他们派到哪里，都能埋头苦干的才能。
正如赫鲁晓夫1956年在《秘密报告》中所试图证明的那样，对任何一个政治领袖崇拜的基础不仅仅只是恐怖手段和篡改历史。历史范围内的实际成就以及被称为“超凡”的罕见的个人心理素质一直是崇拜的必要因素。上世纪末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泊在政治著作中作用了“超凡性”这个术语，他认为法则和传统的威信与超凡人物的威信是有区别的。现在，“超凡领袖”这个术语已经大大被简化普及了。过去只承认那些能够激起群众崇拜和建立新的价值体系的人才具有“超凡性”，比如马斯顿国王亚历山大、耶稣基督、穆罕默德、拿破仑、列宁。托洛茨基也是具有超凡能力的人。
但是，“伪超凡性”是存在的，“伪超凡性”与其说是由出类拔萃的智力和布道者的特殊表达才能造成，还不如说是由宣传和“超水平宣传”的力度造成的。在这种“超水平宣传”的帮助下树立了斯大林等人的超凡性。正是宣传，让广大人民相信他们具有所谓卓见和天才的能力。这些人的无限权力是建立在恐怖基础上的。正因为如此，对于那些徒有虚名的超凡领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拥有绝对可靠的人首先掌控暴力系统和庞大的宣传系统。因此，假如在暴力系统能够发挥有效作用的领导人只需要是一个不受道德规范制约和无原则的人（尽管不无组织才能），那么庞大的宣传机器的领导人就应当是领袖的一位忠实信徒、无限忠诚于领袖“学说”的思想家。斯大林的这种支柱，从1930年底开始是贝利亚和日丹诺夫。在日丹诺夫去世之后，对于斯大林来说，没有什么比找到一位新的“主要思想家”来得更为重要的任务了，这位新的“主要思想家”应当统领宣传鼓动系统。
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还在日丹诺夫生前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就是宣传鼓动部部长。在日丹诺夫去世之后，他就已经作为联共（布）中央书记领导联共（布）整个意识形态帝国了。1949～1952年，苏斯洛夫大大扩充了意识形态帝国。苏斯洛夫尽管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在斯大林执政的最后几年，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比任何一位政治局委员的影响都要大。
1948年苏斯洛夫只有47岁。他于1921年加入联共（布），在20年代他专门接受教育，没有从事实际工作。他念完了工农速成中学，然后毕业于莫斯科T·B·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最后又结束了在红色教授经济学院的学习。此后，他在莫斯科大学和工业科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30年代初，苏斯洛夫开始在党的机关工作。1938年担任罗斯托夫州委书记，1939年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区委书记。这些职务保证了苏斯洛夫被选进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战争时期，苏斯洛夫担任北高加索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且在斯塔夫罗波尔区委参加了1943年将卡拉恰耶夫人（穆斯林）从斯塔夫罗波尔迁移出去的活动。1944年，根据政治局决定，苏斯洛夫担任了联共（布）中央主管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事务的负责人。其任务是将立陶宛“苏维埃化”并粉碎立陶宛主义者。整个波罗的海沿岸从德国军队手中解放出来之后，从1944年开始进行内战和反对苏军的游击战争。这一时期，苏斯洛夫不仅在立陶宛，而且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都被看做是斯大林的主要特使。他在这些地方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而且一切都是伴随着对社会各阶层大规模的镇压而开展的。
正是在这一时期，斯大林对苏斯洛夫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对其才能和忠诚作了相当客观的评价。苏斯洛夫在立陶宛工作到1946年2月底。此后两年，他执行了斯大林的秘密使命，1948年1月21日，苏斯洛夫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起草纪念列宁逝世24周年的报告的殊荣。俄罗斯和西方出版的两本最详细的苏斯洛夫自传，没有关于1946年至1948年苏斯洛夫在干什么的任何实际资料。
正是在这一时期，苏斯洛夫成为苏联问题专家和西方情报机构关注的对象。美国中央情报局研究部门及美国“自由之声”广播电台驻慕尼黑分站，分析研究了苏联报刊每一次提及苏斯洛夫名字时的上下文以及他在各种庆祝活动的照片上所处的位置。当时，按照级别他排名第18位。1947年，通过分析6月21日刊登的出席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会议的苏联领袖们的照片，苏斯洛夫的排名已被移至第12位。众所周知，苏斯洛夫于1946年3月被选进联共（布）中央组织局，这一时期组织局由15人组成。因此，这时苏斯洛夫不是联共（布）中央意识形态部门编制内成员，而是联共（布）中央一般部门编制内成员。西方情报机关之所以对苏斯洛夫抱有如此大的兴趣，是因为西方分析家根据间接的资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立陶宛之后，苏斯洛夫成为执行斯大林要将某一主要东欧国家（可能是匈牙利或者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行苏维埃化这一任务的密使。正是在这一时期，东欧发生了从多党制向一党制、向“苏维埃的”管理模式的暴力过渡，苏斯洛夫在波罗的海沿岸的经验大派用场。这项工作主要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所以任何一位为公众所熟悉的政治局委员都不能担当此任。苏斯洛夫还参预了建立共产党情报局。
1947年年中之前，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负责人是T·亚历山德罗夫，他听命于日丹诺夫。1947年夏天，亚历山德罗夫因为“道德败坏”而被解除职务。在不久前出版的《回忆录》中，谢皮诺夫介绍说，在1947年9月，日丹诺夫召见了他并推荐他担任宣传鼓动部副部长。这时，日丹诺夫说：“打算由苏斯洛夫担任部长，但是他将被抽调去执行其他任务，因此实际上所有的事务都得交给您。”关于苏斯洛夫的这些“其他任务”的性质，无论是日丹诺夫，还是谢皮洛夫都没有提及。根据间接资料，我们知道，苏斯洛夫在这一时期试图调解刚刚爆发的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冲突。
苏斯洛夫完全投身于意识形态工作，只是在日丹诺夫去世之后。在成为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唯一的中央书记之后，苏斯洛夫明显地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在战争时期由政治局委员A·C·谢巴科夫领导的红军政治部也转归他领导。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国的关系以及新闻检查的所有领域，都进入了苏斯洛夫的势力范围。整个教育、文化、报刊、出版、广播、电视，甚至历史都受他的控制。苏斯洛夫是“冷战”的总指挥。虽然他对国家生活的影响要比诸如A·A·安德烈耶夫、K·E·伏罗希洛夫或者M·卡冈诺维奇这些政治局委员的影响大得多，但是苏斯洛夫甚至连政治局候补委员都算不上。审时度势，苏斯洛夫认为权力和影响要比外在的头衔和荣誉更实在。在政治局之外，他拥有很大的稳定性。在争取实际权力的斗争中，他在政治局拥有强大的盟友——斯大林本人。一个政治局里有两位思想家似乎有些拥挤。但是当老思想家斯大林清楚自己的时日快差不多的时候，他准备将自己的位置让给年轻的思想家。
斯大林去世之后，苏斯洛夫留在苏共中央机关自己的主要职位上。1956年正是苏斯洛夫作为苏共中央的政治代表前往匈牙利，建立新的政治领导体制，恢复建立匈牙利共产党，强化武装干涉。在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的冲突中，苏斯洛夫支持赫鲁晓夫，因为他认为马林科夫对于国家的未来是一个很大的危险。但是，最终正是苏斯洛夫着手小心谨慎地准备推翻赫鲁晓夫本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赫鲁晓夫于1956年作了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当然，他决定这样做只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关于赫鲁晓夫个人崇拜的报告，远非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报告正是苏斯洛夫于1964年10月做的。这个报告是当着赫鲁晓夫的面，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扩大会议上作的。
在赫鲁晓夫被罢黜之后，对斯大林的批评实际上停止了。苏联帝国主要依靠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国家重新开始发展壮大。苏斯洛夫衰老了并于1982年初去世。其葬礼的规格以前只有斯大林享受过。勃烈日涅夫，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的人，非常清楚谁才是斯大林去世后的影子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个行列的第五位是苏斯洛夫，而且他没有给自己留下继承者。
摘自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总第87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