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
——试论当代人写当代史与后代人写前代史
齐世荣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6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1年02期第5～10页
【作者简介】齐世荣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们学会的研究对象是世界现代史即20世纪的历史。距今半个世纪以前，我国各大学都没有现代史（包括中国和外国现代史）的课程，也没有教师从事现代史的研究。当时的风气是“竞言古史”，人们不把现代史看作一门学问。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仍有人轻视现代史，觉得它的“史”的味道不浓，或视现代史研究为畏途，认为难以把握。我从解放初期开始教世界现代史，经历了这门学科在我国从无到有到发展的全过程，既有个人的体会，也比较熟悉史学界同行的某些看法，因此想谈一谈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问题。为了对比，必然要涉及后代人写前代史的问题。现在把两个问题合在一起，试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人类在这100年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但20世纪也是一个灾难频仍、特别是发生了给人类带来浩劫的两次世界大战的世纪。总结20世纪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生活在21世纪以及其后若干世纪的人们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研究20世纪历史的重要性，大概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研究当代史确实有其特殊的困难。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材料不易搜集齐备。恩格斯说：“在判断当前发生的各个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时，人们总是不能追溯到最终的经济原因。……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清晰的概观，决不能在当时就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之后。”他接着说：“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难免的忽略，必然是产生错误的根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除了恩格斯上面所说的情况以外，还有档案保密原因所造成的搜集材料的困难。当今世界各国档案保密的期限一般定为30年，因此当代史研究者通常不可能看到最近30年的档案材料。
第二，撰写当代史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作者个人的家世、团体、党派、民族、国家等等，易动感情而往往难以保持客观态度。例如，梁启超自称：“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己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注：梁启超：《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陈寅恪先生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也有同感，说：“此记先生作于感情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注：见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8页。）再举一例。史学界都知道，陈先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专家，其实他对清史也很感兴趣，不过在晚年以前几乎没有发表过有关清史的论文。（注：上文及《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等诗文，虽涉及晚清历史，但非专门研究清史的论文。）1944年冬，他对他的学生石泉（原名刘适）说：“其实我对晚清历史一直是很注意的，不过我自己不能作这方面的研究，认真作，就容易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作”。（注：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自序，三联书店1997年。）直到晚年，陈先生才以口授方式，由他人笔录，成《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一文，（注：陈寅恪《寒柳堂集》。）可惜在“文革”中又复散佚，今仅存残篇，难以充分看出他个人的情感在叙述晚清历史时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
第三，对有些事件的意义和影响，对有些人物的作用，在当时未必看得清楚，而在过若干年以后反倒比当时看得更清楚，评价得更恰当。这一点恰恰是后代人写前代史的有利条件，我们在下文将详细说明。
第四，当代人写当代史，由于政治及基他种种原因，有时不得不用曲笔，而不肯或不敢直书。另一方面，对了逢迎某人，又多溢美之词。例如，魏收仕于齐朝，故所撰《魏书》，凡涉及高欢之事，都曲为回护，不无溢美（注：参见周一良师：《魏收之史学》，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叙述十月革命的历史时，极力夸大斯大林的功绩，而只字不提托洛茨基的作用，相反甚至说他“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夸大吹牛，向敌人泄露了起义的日期”。罗曼·罗兰对于他的《莫斯科日记》，要求“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满期以前，不能发表”。类似情况，还有很多。因此，不少人认为写当代史，忌讳太多，难以下笔，还是留给后人去作为宜。
当代人撰写当代史，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当代人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各个方面，诸如时代气氛、风俗习惯、社会心理、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的实际操作和运转等等，有亲身的体会，直接的感性认识，因此当代人写的当代史在这些方面是生动、具体而又准确的。例如宋人孟元老于南渡后，追忆盛况，不胜感慨，写成《东京梦华录》一书。这部书详细记载了北宋都城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状况，是研究北宋社会风俗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良史料，绝非后世作者所能写出的。
当代人写的当代史，其中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尤有价值，它们是后世著作所不能取代的。马克思所著《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都是当代史的杰作。从奴隶社会起到马克思生存的时代，阶级斗争的变化已经出现了新的特点，即“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上述他的三部著作都突出地写出了资产阶级时代的阶级斗争的这种特点。他认为1848年6月巴黎工人的起义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蒙在共和国头上的面纱被撕破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8页。）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他证明了“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0页。）对于巴黎公社，他深入本质地指出了，“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8-59页。）
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对于他生存的时代也有深刻的认识。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位时文治武功都有可观，是西汉的极盛时期。但他也是一位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的君主。司马迁敏锐地看出了西汉王朝盛极而衰的趋势，在《平准书》中写到：“当此之时，纲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潜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总之，不少能够流传后世的史学名著都属于当代史的范畴。（注：《史记》、《汉书》中的部分内容是当代史。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也是当代史。）
今天，大量的史学著作都属于后代人写前代史的范畴。撰写这类著作的有利条件是：第一，后人能看到前人看不到的解密档案，并能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广泛搜集和整理材料，从而使立论更为扎实、可靠。但是，也必须注意到：前人能看到的材料有许多未能流传下来，是后人看不到的。
第二，后人对前代的人和事，因不直接涉及利害关系，一般能采取比较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例如，十字军东征这件事，在当时怀着狂热的宗教感情的基督教徒来看，确实是为了从穆斯林手中“解放主的坟墓”。但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十字军东征实质上是罗马教廷、西欧封建主和城市富商向地中海东部进行的军事殖民活动。所谓“十字军”，不过是罗马教廷给它披上的宗教外衣而已。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有些历史事件涉及史学家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时，即使事过多年，他们仍然不能客观地看待问题。例如，30年代英国首相张伯伦推行的绥靖政策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原因。但是后来英国的“修正学派”历史学家仍然站在英帝国的立场，千方百计地替这一已经破产的政策进行辩护，说什么这绝非纵容敌人的政策，绝非投降的政策，而是积极的政策，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政策，等等。（注：较近的为绥靖政策进行辩护的著作，如基思·罗宾斯：《绥靖》(Keith Robbins,Appeasement)，牛津，1988年；约翰·查木莱：《张伯伦与失去的和平》(John Charmley,Chamberlain and the Lost Peace)伦敦，1989年。）
第三，对于演变过程已经终结的运动、事件的意义和影响，对于已经盖棺的人物的作用，在多年以后，反倒能看得得更清楚，作出更准确的评价。例如，人们在发明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时候，对它们日后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是不可能作出充分估计的。但它们后来的影响却是十重大的。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页。）相反，有些事件，在当时人们给以很高的评价，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们并不重要。以本世纪20年代的洛迦诺公约为例，公约签订后，西欧资产阶级政界一片欢呼，英国外交大臣奥斯订·张伯伦赞扬它是“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真正分界线”，他本人、法国外长白里安和德国外长斯特莱斯曼还因缔结公约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曾几何时，1936年3月德国重新进入莱茵非军事区，彻底撕毁了这一公约，它的“分界线”的意义便不复存在了。
对人物的作用，一般说来，也是后人看得更清楚一些。评价人物，有“盖棺论定”一说，意思是在一个人的生命结束以前，他的行为还在继续，下一步究竟表现如何，无法预知，故只有到“盖棺”之时，才能论定其功过是非。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对那些大人物，还要在他们“盖棺”以后，再过一般时间，史学家才能作出比较恰当、公允的评价。这是因为，对历史人物，既要看他和前人相比有什么新的贡献（或相反开了历史倒车），还要看他在当代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对后世产生的影响，这当然就不是在“盖棺”之时就可以立刻“论定”的。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注：《列宁全集》第2卷，第154页。）他在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时还说，评价一位革命家，要看他的活动内容，以及“他的活动同以前和以后的革命家的联系”。（注：《列宁全集》第36卷，第325页。）
后代人写前代史，还有不利的一面。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这段讲了解古人学说的困难（当然也适用于了解古人的其他方面）的话，常常被人引用，确实有相当的道理。
首先，前人留给后人的材料，距今时代越远则越少。在纸和印刷术发明以前，文字记载是很少的（以竹简、帛书、泥版文书等形式传诸后世）；此后，文字记载日益增多，但由于天灾人祸，仍有大量资料被毁掉。实物资料的情况也大致一样。通过有限的材料，甚至“残余断片”，去了解古代，当然是十分困难的。我国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的问题，所以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原因，就是古代材料太少，以很少的材料立说，都显得根据不足，又都有一定的道理。因此，各执己见，难有共识。
远古的情况固因材料奇缺而难明，就是了解几十年前的历史，资料也不是都很充分，都很容易得到的。试举一例来看。对于法国1816-1848年这段时间的历史，生干1820年的恩格斯对其中的一些经济细节已不甚清楚，还要借助于阅读巴尔札克的小说。巴尔札克生于1799年，比恩格斯只长21岁。请看恩格斯是怎么说的：“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巴尔札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的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是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的，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肢解……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83-684页。）
第二，古人之环境，距今甚远，今人不可能有直接的体验，故欲了解古代的真相十分困难。后代历史学家在搜集、整理和分析史料时，一开始总是从自己现有的生活经验和思想观念出发，这是很自然的。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想古人之所想，更不可能有古人的生活经验。这样做，也有其合理的成份。古与今不是绝对割裂而是相通的。在我们今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或多或少积淀着过去时代的东西。正由于此，我们才有可能了解古代。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赫说：“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并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彩来再现历史。若对活着的人一无所知，那么，我们用以描绘古代观念和已消亡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名词，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他还以战争为例说：“我多次读过或叙述、描绘过战争，可在我亲自经历可怕而令人厌恶的战争之前，我又是否真正懂得‘战争’一词的全部含义呢”？（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6-37页。）陈寅恪先生谈到抗日战争中，他在香港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特殊感受时，说：“回忆前在绝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颂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注：陈寅恪：《陈述〈辽史补注〉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4页。）这些都是由今知古的例子。
但古与今毕竟有时代之区分，完全以今度古，就要犯把古人现代化的毛病。陈寅恪先生在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的报告中说，著中国哲学史，对古代材料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不可，“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是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金岳霖先生在审查同一书时，涉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说这部书给他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第227页。“美国人”原稿作“美国商人”，发表时冯征得金岳霖的同意，删去“商”字。）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后代人完全以自己所处之环境，推想过去，以致捏造、篡改历史。近年来，从国际到国内，攻击革命、颂扬改良的思潮泛滥一时。（注：在1990年于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17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革命与改良”是讨论的主题之一。西方、东欧和前苏联的一些学者竟相发言，贬低革命（从资产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在历史上的作用。）在国外，有些在十月革命以后出生的俄国人，硬说“尽管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但俄罗斯帝国并不是完全不可救药”的。（注：刘淑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306页。）在国内，有些史学工作者吹捧西太后、袁世凯而贬低孙中山。对于我们这些70岁以上的人，我们目睹过清朝末代王公和北洋军阀余孽的荒淫腐朽，在看到这类吹捧文章后，简直觉得荒谬绝论。但有些没有在旧社会生活过不知道什么是压迫、剥削的中青年，竟真的相信那拉氏之流也愿意走改良、维新的道路，盲目地随声附和起来。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两难命题：我们既不可能脱离今天的生活经验和思想观念去了解古代，又不应当完全按照今天的生活经验和思想观念去解释古代，那么，介于二者之间的分寸是什么呢？如何能做到对古人的“真了解”呢？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办法是：“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这些话说得很抽象，未作进一步说明，实亦无从说明，因为既然是“神游冥想”，那就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了。以上只是想说明后代人撰写前代史的困难，并不是讨论如何了解古代的问题。如何了解古代，涉及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的一系列问题，不同学派的历史学家各有所见，恐怕要长期争论下去，这已不属于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了。
总之，当代人写当代史与后代人写前代史，都是需要的。二者各有其优越性，也各有其局限性，借用蔡元培先生的话，“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注：蔡元培：《〈明清史料首编〉序言》。蔡先生的这两句话原来是指官府文籍和私家记载这两类史料各有短长，应当综合使用。）本文的目的仅限于说明上述两类史著应予并重，不可偏废这样一个主题，行文中不得不涉及的其他问题都是围绕这一主题而略加说明的。学识浅陋，疏误必多，尚希读者不吝赐教为幸。^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6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1年02期第5～10页
【作者简介】齐世荣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人类在这100年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但20世纪也是一个灾难频仍、特别是发生了给人类带来浩劫的两次世界大战的世纪。总结20世纪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生活在21世纪以及其后若干世纪的人们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研究20世纪历史的重要性，大概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研究当代史确实有其特殊的困难。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材料不易搜集齐备。恩格斯说：“在判断当前发生的各个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时，人们总是不能追溯到最终的经济原因。……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清晰的概观，决不能在当时就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之后。”他接着说：“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难免的忽略，必然是产生错误的根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除了恩格斯上面所说的情况以外，还有档案保密原因所造成的搜集材料的困难。当今世界各国档案保密的期限一般定为30年，因此当代史研究者通常不可能看到最近30年的档案材料。
第二，撰写当代史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作者个人的家世、团体、党派、民族、国家等等，易动感情而往往难以保持客观态度。例如，梁启超自称：“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己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注：梁启超：《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陈寅恪先生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也有同感，说：“此记先生作于感情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注：见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8页。）再举一例。史学界都知道，陈先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专家，其实他对清史也很感兴趣，不过在晚年以前几乎没有发表过有关清史的论文。（注：上文及《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等诗文，虽涉及晚清历史，但非专门研究清史的论文。）1944年冬，他对他的学生石泉（原名刘适）说：“其实我对晚清历史一直是很注意的，不过我自己不能作这方面的研究，认真作，就容易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作”。（注：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自序，三联书店1997年。）直到晚年，陈先生才以口授方式，由他人笔录，成《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一文，（注：陈寅恪《寒柳堂集》。）可惜在“文革”中又复散佚，今仅存残篇，难以充分看出他个人的情感在叙述晚清历史时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
第三，对有些事件的意义和影响，对有些人物的作用，在当时未必看得清楚，而在过若干年以后反倒比当时看得更清楚，评价得更恰当。这一点恰恰是后代人写前代史的有利条件，我们在下文将详细说明。
第四，当代人写当代史，由于政治及基他种种原因，有时不得不用曲笔，而不肯或不敢直书。另一方面，对了逢迎某人，又多溢美之词。例如，魏收仕于齐朝，故所撰《魏书》，凡涉及高欢之事，都曲为回护，不无溢美（注：参见周一良师：《魏收之史学》，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叙述十月革命的历史时，极力夸大斯大林的功绩，而只字不提托洛茨基的作用，相反甚至说他“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夸大吹牛，向敌人泄露了起义的日期”。罗曼·罗兰对于他的《莫斯科日记》，要求“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满期以前，不能发表”。类似情况，还有很多。因此，不少人认为写当代史，忌讳太多，难以下笔，还是留给后人去作为宜。
当代人撰写当代史，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当代人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各个方面，诸如时代气氛、风俗习惯、社会心理、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的实际操作和运转等等，有亲身的体会，直接的感性认识，因此当代人写的当代史在这些方面是生动、具体而又准确的。例如宋人孟元老于南渡后，追忆盛况，不胜感慨，写成《东京梦华录》一书。这部书详细记载了北宋都城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状况，是研究北宋社会风俗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良史料，绝非后世作者所能写出的。
当代人写的当代史，其中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尤有价值，它们是后世著作所不能取代的。马克思所著《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都是当代史的杰作。从奴隶社会起到马克思生存的时代，阶级斗争的变化已经出现了新的特点，即“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上述他的三部著作都突出地写出了资产阶级时代的阶级斗争的这种特点。他认为1848年6月巴黎工人的起义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蒙在共和国头上的面纱被撕破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8页。）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他证明了“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0页。）对于巴黎公社，他深入本质地指出了，“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8-59页。）
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对于他生存的时代也有深刻的认识。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位时文治武功都有可观，是西汉的极盛时期。但他也是一位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的君主。司马迁敏锐地看出了西汉王朝盛极而衰的趋势，在《平准书》中写到：“当此之时，纲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潜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总之，不少能够流传后世的史学名著都属于当代史的范畴。（注：《史记》、《汉书》中的部分内容是当代史。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也是当代史。）
今天，大量的史学著作都属于后代人写前代史的范畴。撰写这类著作的有利条件是：第一，后人能看到前人看不到的解密档案，并能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广泛搜集和整理材料，从而使立论更为扎实、可靠。但是，也必须注意到：前人能看到的材料有许多未能流传下来，是后人看不到的。
第二，后人对前代的人和事，因不直接涉及利害关系，一般能采取比较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例如，十字军东征这件事，在当时怀着狂热的宗教感情的基督教徒来看，确实是为了从穆斯林手中“解放主的坟墓”。但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十字军东征实质上是罗马教廷、西欧封建主和城市富商向地中海东部进行的军事殖民活动。所谓“十字军”，不过是罗马教廷给它披上的宗教外衣而已。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有些历史事件涉及史学家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时，即使事过多年，他们仍然不能客观地看待问题。例如，30年代英国首相张伯伦推行的绥靖政策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原因。但是后来英国的“修正学派”历史学家仍然站在英帝国的立场，千方百计地替这一已经破产的政策进行辩护，说什么这绝非纵容敌人的政策，绝非投降的政策，而是积极的政策，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政策，等等。（注：较近的为绥靖政策进行辩护的著作，如基思·罗宾斯：《绥靖》(Keith Robbins,Appeasement)，牛津，1988年；约翰·查木莱：《张伯伦与失去的和平》(John Charmley,Chamberlain and the Lost Peace)伦敦，1989年。）
第三，对于演变过程已经终结的运动、事件的意义和影响，对于已经盖棺的人物的作用，在多年以后，反倒能看得得更清楚，作出更准确的评价。例如，人们在发明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时候，对它们日后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是不可能作出充分估计的。但它们后来的影响却是十重大的。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页。）相反，有些事件，在当时人们给以很高的评价，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们并不重要。以本世纪20年代的洛迦诺公约为例，公约签订后，西欧资产阶级政界一片欢呼，英国外交大臣奥斯订·张伯伦赞扬它是“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真正分界线”，他本人、法国外长白里安和德国外长斯特莱斯曼还因缔结公约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曾几何时，1936年3月德国重新进入莱茵非军事区，彻底撕毁了这一公约，它的“分界线”的意义便不复存在了。
对人物的作用，一般说来，也是后人看得更清楚一些。评价人物，有“盖棺论定”一说，意思是在一个人的生命结束以前，他的行为还在继续，下一步究竟表现如何，无法预知，故只有到“盖棺”之时，才能论定其功过是非。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对那些大人物，还要在他们“盖棺”以后，再过一般时间，史学家才能作出比较恰当、公允的评价。这是因为，对历史人物，既要看他和前人相比有什么新的贡献（或相反开了历史倒车），还要看他在当代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对后世产生的影响，这当然就不是在“盖棺”之时就可以立刻“论定”的。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注：《列宁全集》第2卷，第154页。）他在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时还说，评价一位革命家，要看他的活动内容，以及“他的活动同以前和以后的革命家的联系”。（注：《列宁全集》第36卷，第325页。）
后代人写前代史，还有不利的一面。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这段讲了解古人学说的困难（当然也适用于了解古人的其他方面）的话，常常被人引用，确实有相当的道理。
首先，前人留给后人的材料，距今时代越远则越少。在纸和印刷术发明以前，文字记载是很少的（以竹简、帛书、泥版文书等形式传诸后世）；此后，文字记载日益增多，但由于天灾人祸，仍有大量资料被毁掉。实物资料的情况也大致一样。通过有限的材料，甚至“残余断片”，去了解古代，当然是十分困难的。我国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的问题，所以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原因，就是古代材料太少，以很少的材料立说，都显得根据不足，又都有一定的道理。因此，各执己见，难有共识。
远古的情况固因材料奇缺而难明，就是了解几十年前的历史，资料也不是都很充分，都很容易得到的。试举一例来看。对于法国1816-1848年这段时间的历史，生干1820年的恩格斯对其中的一些经济细节已不甚清楚，还要借助于阅读巴尔札克的小说。巴尔札克生于1799年，比恩格斯只长21岁。请看恩格斯是怎么说的：“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巴尔札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的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是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的，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肢解……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83-684页。）
第二，古人之环境，距今甚远，今人不可能有直接的体验，故欲了解古代的真相十分困难。后代历史学家在搜集、整理和分析史料时，一开始总是从自己现有的生活经验和思想观念出发，这是很自然的。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想古人之所想，更不可能有古人的生活经验。这样做，也有其合理的成份。古与今不是绝对割裂而是相通的。在我们今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或多或少积淀着过去时代的东西。正由于此，我们才有可能了解古代。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赫说：“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并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彩来再现历史。若对活着的人一无所知，那么，我们用以描绘古代观念和已消亡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名词，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他还以战争为例说：“我多次读过或叙述、描绘过战争，可在我亲自经历可怕而令人厌恶的战争之前，我又是否真正懂得‘战争’一词的全部含义呢”？（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6-37页。）陈寅恪先生谈到抗日战争中，他在香港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特殊感受时，说：“回忆前在绝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颂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注：陈寅恪：《陈述〈辽史补注〉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4页。）这些都是由今知古的例子。
但古与今毕竟有时代之区分，完全以今度古，就要犯把古人现代化的毛病。陈寅恪先生在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的报告中说，著中国哲学史，对古代材料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不可，“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是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金岳霖先生在审查同一书时，涉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说这部书给他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第227页。“美国人”原稿作“美国商人”，发表时冯征得金岳霖的同意，删去“商”字。）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后代人完全以自己所处之环境，推想过去，以致捏造、篡改历史。近年来，从国际到国内，攻击革命、颂扬改良的思潮泛滥一时。（注：在1990年于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17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革命与改良”是讨论的主题之一。西方、东欧和前苏联的一些学者竟相发言，贬低革命（从资产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在历史上的作用。）在国外，有些在十月革命以后出生的俄国人，硬说“尽管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但俄罗斯帝国并不是完全不可救药”的。（注：刘淑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306页。）在国内，有些史学工作者吹捧西太后、袁世凯而贬低孙中山。对于我们这些70岁以上的人，我们目睹过清朝末代王公和北洋军阀余孽的荒淫腐朽，在看到这类吹捧文章后，简直觉得荒谬绝论。但有些没有在旧社会生活过不知道什么是压迫、剥削的中青年，竟真的相信那拉氏之流也愿意走改良、维新的道路，盲目地随声附和起来。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两难命题：我们既不可能脱离今天的生活经验和思想观念去了解古代，又不应当完全按照今天的生活经验和思想观念去解释古代，那么，介于二者之间的分寸是什么呢？如何能做到对古人的“真了解”呢？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办法是：“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这些话说得很抽象，未作进一步说明，实亦无从说明，因为既然是“神游冥想”，那就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了。以上只是想说明后代人撰写前代史的困难，并不是讨论如何了解古代的问题。如何了解古代，涉及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的一系列问题，不同学派的历史学家各有所见，恐怕要长期争论下去，这已不属于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了。
总之，当代人写当代史与后代人写前代史，都是需要的。二者各有其优越性，也各有其局限性，借用蔡元培先生的话，“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注：蔡元培：《〈明清史料首编〉序言》。蔡先生的这两句话原来是指官府文籍和私家记载这两类史料各有短长，应当综合使用。）本文的目的仅限于说明上述两类史著应予并重，不可偏废这样一个主题，行文中不得不涉及的其他问题都是围绕这一主题而略加说明的。学识浅陋，疏误必多，尚希读者不吝赐教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