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一段秘史：美国与戴高乐的争斗
樊尚·若韦尔(V.Jauvert)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6期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沪)2001年02期第67～69页
要帮戴高乐组建热核部队吗？
1962年4月16日，约翰·肯尼迪召开了一次绝密会议，以便最终了结这场争吵：美国该不该帮助戴高乐将军组建热核部队？美国是否应该让他掌握核恐怖的秘密？……
肯尼迪总统请来了参加这场辩论最重要的两位主角。一位是资深外交家、国务卿腊斯克(D.Rusk)。时年53岁。他在40年代就认识戴高乐将军，并且不喜欢他。作为牛津大学以前的学生，他将英国人视为欧洲理所当然的领导人。另一位是当时看问题最敏锐、最冷静的智囊人物之一、年仅40岁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McNamara)。他支持这种合作。
肯尼迪了解戴高乐在研制核武器方面的所有困难，甚至连最机密的难题都知道。
要是没有援助，所有的这些研究将要持续好多年，并将耗尽法国的军事预算。肯尼迪的顾问们曾回答过这个问题。结论是：如果美国向法国传授有关弹道导弹方面的制造技术的话，法国将节省30多亿法郎（相当于今天的230亿法郎）和很多时间。“没有这种支援，法国使用原子武器的能力将既不准确又不可靠。”
到底要不要美国帮助？戴高乐反复表白：他不求人，法国将设法靠自己解决问题。但这是一种外交辞令。对于美国人的援助，戴高乐在期待着。但他不想乞求……
美国驻巴黎大使盖文(J.Gavin)将军是肯尼迪总统的朋友及竞选财务主管。1961年年底，他一直缠着肯尼迪总统，游说向法国出售铀235——他在11月13日致肯尼迪的信中写道，这将避免“对皮埃尔拉特（法国提炼铀的工厂）的巨额投资”。但是，这位美国总统由于对戴高乐在柏林危机中的立场感到厌烦，所以在12月拒绝了盖文的请求。
元月，这位大使固执己见，卷土重来。再次给肯尼迪写信，他动员了一个重要的支持者：泰勒(M.Taylor)将军、总统的军事顾问。这下，整个五角大楼都站到了巴黎一边。肯尼迪再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他答应重新考虑。他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安全顾问邦迪(M.Bundy)后来在一份绝密的备忘录中写道：“总统审阅和听取了各种论点。他同盖文和泰勒个别谈了话；并且听取了法国经济学家让·莫内(J.Monnet)的意见，而让·莫内却私下里断然地反对对其本国——法国的核援助。”
在征求过意见之后，肯尼迪就在召开了上述那次决定性的会议。腊斯克开火道：“总统先生，你为什么要改变政策？”随后，他为了引起麦克纳马拉的注意，又接着说：“我向你重申不同意的真正原因。”……原因有五条，1)“将军从未表现出他是一个可以与之谈判的人”；2)这样一种援助，可能很难被欧洲其他国家所接受，尤其是德国；3)这种援助可能是“向全世界发出的一种信号，即美国同意核扩散”；4)“任何独立的、小型的、脆弱的和控制不好的核力量”，对于世界和平都只能是一种危险；5)戴高乐只有一个目标——缩小我们在欧洲的影响，为何要帮助像他这样的人？
实用主义的麦克纳马拉是这样回答的：1)帮助法国，是改善爱丽舍宫和白宫之间不良关系的唯一方法，而戴高乐一旦从阿尔及利亚的泥潭中彻底解脱出来，这种关系还将恶化；2)这位法国人经常同北约组织作对；他拒绝美国将原子武器贮存在法国，他不肯向驻柏林的盟军增派法国兵力......谈得好的话，这项援助可能会诱使他改变态度；3)这样的一项援助会让美国赚到不少的钱；4)不管有没有戴高乐，不管有没有美国的援助，法国都会一干到底，直至建成它的热核部队。
一切都摆到了桌面上，各人畅所欲言。肯尼迪凝视着这两人，然后他表示：“我认为，现在改变我们的政策有可能是错的。我尊敬戴高乐，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依我看，他是不会用改变政策来换取核援助的。”于是，他作出结论：“也许能从他（戴高乐）那儿得到钱，但仅此而已。”因此，还是不同意……
然而，一个当时难以预料的事件，将导致美国总统在6个月以后重新考虑他的决定。这便是古巴的导弹危机。
错失了良机
1962年10月20日，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开始了。在肯尼迪总统的周围，有20个人，他们都是战略方面的决策者……中情局的侦察机在古巴发现那些正在施工的苏联核导弹的布署位置已有4天了……
根据这次会议的记录，肯尼迪“要求腊斯克重新考虑在军事核武器方面拒绝协助法国的政策”。他解释道：“在目前的情况下，再也没有必要拒绝帮助法国。”为什么？“因为协助法国实施其核军备计划，我们今后有可能会得到法国必要的支持。”
晚上，腊斯克打电话给他国务院的一位前任、美国外交界的头面人物艾奇逊(D.Acheson)，代表总统要他去秘密会见戴高乐，向他解释古巴的局势，阐明肯尼迪所作出的一系列决定。为了回答戴高乐将军有可能提出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尤其是为了让他看看那些U2飞机拍摄的出色照片，中情局的三号人物肯特(S.Kent)陪同艾奇逊前往巴黎。像中情局的许多同事那样，肯特钦佩法国的救星戴高乐，但他宁可入主爱丽舍宫的是另一位总统……
10月22日，17点钟，艾奇逊、莱昂（Lyon，美国大使馆的二号人物）和当翻译的法国外交官克洛德·勒贝尔(C.Lebel)，进入了法国总统办公室。肯特把那些照片夹在腋下，等着轮到被接见……
在当晚发给腊斯克的一份列入“仅供阅读”类的绝密电报中，莱昂叙述了这次会谈的内容：“艾奇逊先生非常详细地向戴高乐介绍了古巴的形势，阐述了总统决定采取行动的理由，强调苏联的主体工程在上周已经完成这个事实。”法国总统“饶有兴致地听着，尔后指出，美国第一次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他接上话头说，如果肯尼迪总统想要采取行动，而且现在就干的话，那末法国在一个国家感到面临危险而进行合法自卫的情况下，是不会提出任何异议的。”
至于封锁呢？“他说，当然，法国方面不存在异议，尽管它对封锁的有效性表示怀疑。”……如果事态恶化的话，他将怎么办？“戴高乐认为，如果实行封锁的话，苏联也许会在古巴的周围作出反应，但更可能在别处作出反应。”什么地方？“在柏林，因为在那儿苏联可让西方国家遭受最大的损害。”然后就说出了两个美国人所期待的这句话：“戴高乐总统说，他认为我们不会有战争，但如果苏联人把美国逼到某种像柏林那样的地步的话，那么法国将站在美国一边。”莱昂逐字记下戴高乐的诺言：“法国将配合你们一起行动。”
近20分钟之后，肯特作为中情局的人，被请进了总统办公室。他在1972年曾为该局的内刊《情报研究》描述了这次非同寻常的会见——从而否定了不知何故是由基辛格造成的一种传说，根据那种传说，戴高乐在那天似乎拒绝从中情局的一名官员那儿了解情况。
肯特把一幅巨大的古巴照片放在将军的办公桌上。“我同他说话时，他始终站着，俯身细看照片。”戴高乐听取了很全面的情报简介。作为军人，他对中情局提供的技术细节和立下的功勋表示赞赏。肯特接着写道：“我先向他谈到大批苏联人员和各种设备（通讯、电子……）的登陆。然后，我向他出示有关一个地对空导弹发射基地的各种照片，他似乎立刻就辨认了出来……”
接着中情局的人又出示最重要的底片：核导弹基地……最后，他向将军解释说，这次原子武器的部署使苏联对美国首次打击的能力提高了50%。50%！
戴高乐对肯特的介绍显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按照艾奇逊的看法，“如果他有怀疑的话”，这次情况的简要介绍使他打消了最后的疑虑。当中情局的人把照片重新包好时，戴高乐将军庄严地表示：“你可以告诉你们的总统，法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支持他。”……
18点，会谈结束。戴高乐送客人出来。艾奇逊回忆道：“到了门口，他开始讲英语，而在前一个小时中，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对我说：‘将来有关这一问题的所有联系由你来安排，我将感到十分愉快。’”随后，艾奇逊讥讽地评述：“这是一种高度的赞扬——类似于路易十四会对土耳其苏丹的一位大使讲的那种客气话。”
而原子弹呢？还有美国对法国热核部队的援助呢？肯尼迪是否已改变了主意？丝毫没有改变。当爱丽舍宫的会见结束时，美国时间14点30分，白宫的一次会议却开始了。在不到5个小时之后，肯尼迪将对美国人民发表演讲；在不到5个小时之后，一想到有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全世界将会惊慌失措。为了封锁一切，美国总统又一次召集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他问道：“我们的反击准备好了吗？这次演讲是否令人信服？我们将在何时进入轰炸阶段？那些盟国将会怎么看？而在这时，总统再一次谈到了法国的核弹。他讲得非常明确，并吩咐五角大楼的尼采(P.Nitze)起草一份“必须彻底改变我们对法国的核援助政策”的总统令。
肯尼迪以为艾奇逊已经向戴高乐谈过此事，交易已经达成。事实上，极力反对这种援助的腊斯克却借助于遗漏而浑水摸鱼：在他打电话给这位大外交家，让他去见戴高乐将军时，他丝毫未提总统的建议。他认为不宜告诉这位白宫特使实质性的内容：作为对戴高乐在这次危机中的支持的回报，美国将协助他制造核弹。这位国务卿干脆没提此事！
两天后的10月24日，尼采拟定了总统令。但在此时，肯尼迪已得知戴高乐正在给予无保留的支持，因为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他没有给予回应。那份总统令一直搁在五角大楼的抽屉里！
戴高乐离去了 法兰西得益了
“你来很好……”1969年3月1日晚上，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以极其隆重的仪式接待美国新任总统尼克松。这位将军把事情办得很体面。据基辛格后来所描述，宴会是“豪华的”、“棒极了”。对这位法国老人的接待赞叹不已的尼克松，后来从他的角度说道：这是重逢的时刻，自从8年前的1961年6月肯尼迪访问巴黎以来，尼克松是第一位在巴黎受到接待的白宫领导人……
在法国的热核部队问题上，尼克松迈出了一大步。经过10年的敌对、侦探之后，现在这位美国总统终于宣布：“我对法国拥有一支核武器部队不存在异议，恰好相反，我倒认为它有益的。”这几句话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是重大的，……
3月30日，他们俩在华盛顿举行的艾森豪威尔的丧礼上再次会面……现在该轮到戴高乐来作出他最后的外交决策：他通过默认的方式来使刚到期的大西洋公约延长有效期。作为反应（交易？），尼克松在4月21日发出一道绝密指令，这道指令即将改变大西洋两岸关系的历史潮流：他下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我国与法国的军事关系进行研究，这项研究必须包括有关在核武器领域进行合作的多种选择”。他强调：“这项研究必须极其谨慎地在政府内部探讨；只能让极少数的主要人员知道存在这项研究。”
1971年3月和4月，尼克松颁布了两道指令。103号总统令批准向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出售超级计算机IBM370/165。在理论上，这道命令是非法的，因为国会禁止向某些外国出售“先进计算机”。尼克松想出了一种对策，他下令改变“先进计算机”这个词的含义，以便“（法国所要的）那些计算机型号不再受到限制”。而且他明确指出：“这种新的定义将只涉及法国，而不适用于对出口产品的总体控制。”
1971年第2道总统令涉及核安全，此乃华盛顿的心病。尼克松批准向法国人提供有关核武器安全的秘密资料、导弹发射程序、决策系统的控制。他希望避免在法国或在太平洋地区发生任何因失误而造成的原子弹爆炸的危险性。但是，经过几次开会之后，美国专家们发现，他们没什么东西可教法国同行，法国的安全系统“显著地类似于”他们的系统。白宫放心了，现在可以进入第二阶段——更加保密的阶段。
1973年3月9日，尼克松要求五角大楼协助（不过，是“有限地”协助）法国实施其弹道核导弹计划。中情局将来必须向巴黎提供“有关苏联ABM（反弹导导弹）系统的情报”。1975年6月23日，白宫终于作出一项重大的（至今尚不为人所知的）决策（299号令）：美国将协助法国在米吕罗阿进行首批地下核试验……
可是，后来只有戴高乐的继任者们，先是蓬皮杜，后是德斯坦，从这次大和解中得益，而不是将军本人。在尼克松发动对法美军事关系进行重大研究的一周之后，这位法国的最高统帅在1969年4月27日星期天的全民公决中惨遭失败。他在当晚就提出辞职。在美国国务院，尽管人事上已有变动，但依然反对戴高乐，他们为最终摆脱了这个讨厌的人物而欣喜若狂。但是，下达的命令却要求不动声色。新国务卿罗杰斯(W.Rogers)电告所有的美国外交机构：对这次辞职“不要——我重申：不要——趁机流露出某种满意或者轻松的表情。我们不要忘记戴高乐对法国和自由世界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1年06期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沪)2001年02期第67～69页
1962年4月16日，约翰·肯尼迪召开了一次绝密会议，以便最终了结这场争吵：美国该不该帮助戴高乐将军组建热核部队？美国是否应该让他掌握核恐怖的秘密？……
肯尼迪总统请来了参加这场辩论最重要的两位主角。一位是资深外交家、国务卿腊斯克(D.Rusk)。时年53岁。他在40年代就认识戴高乐将军，并且不喜欢他。作为牛津大学以前的学生，他将英国人视为欧洲理所当然的领导人。另一位是当时看问题最敏锐、最冷静的智囊人物之一、年仅40岁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McNamara)。他支持这种合作。
肯尼迪了解戴高乐在研制核武器方面的所有困难，甚至连最机密的难题都知道。
要是没有援助，所有的这些研究将要持续好多年，并将耗尽法国的军事预算。肯尼迪的顾问们曾回答过这个问题。结论是：如果美国向法国传授有关弹道导弹方面的制造技术的话，法国将节省30多亿法郎（相当于今天的230亿法郎）和很多时间。“没有这种支援，法国使用原子武器的能力将既不准确又不可靠。”
到底要不要美国帮助？戴高乐反复表白：他不求人，法国将设法靠自己解决问题。但这是一种外交辞令。对于美国人的援助，戴高乐在期待着。但他不想乞求……
美国驻巴黎大使盖文(J.Gavin)将军是肯尼迪总统的朋友及竞选财务主管。1961年年底，他一直缠着肯尼迪总统，游说向法国出售铀235——他在11月13日致肯尼迪的信中写道，这将避免“对皮埃尔拉特（法国提炼铀的工厂）的巨额投资”。但是，这位美国总统由于对戴高乐在柏林危机中的立场感到厌烦，所以在12月拒绝了盖文的请求。
元月，这位大使固执己见，卷土重来。再次给肯尼迪写信，他动员了一个重要的支持者：泰勒(M.Taylor)将军、总统的军事顾问。这下，整个五角大楼都站到了巴黎一边。肯尼迪再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他答应重新考虑。他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安全顾问邦迪(M.Bundy)后来在一份绝密的备忘录中写道：“总统审阅和听取了各种论点。他同盖文和泰勒个别谈了话；并且听取了法国经济学家让·莫内(J.Monnet)的意见，而让·莫内却私下里断然地反对对其本国——法国的核援助。”
在征求过意见之后，肯尼迪就在召开了上述那次决定性的会议。腊斯克开火道：“总统先生，你为什么要改变政策？”随后，他为了引起麦克纳马拉的注意，又接着说：“我向你重申不同意的真正原因。”……原因有五条，1)“将军从未表现出他是一个可以与之谈判的人”；2)这样一种援助，可能很难被欧洲其他国家所接受，尤其是德国；3)这种援助可能是“向全世界发出的一种信号，即美国同意核扩散”；4)“任何独立的、小型的、脆弱的和控制不好的核力量”，对于世界和平都只能是一种危险；5)戴高乐只有一个目标——缩小我们在欧洲的影响，为何要帮助像他这样的人？
实用主义的麦克纳马拉是这样回答的：1)帮助法国，是改善爱丽舍宫和白宫之间不良关系的唯一方法，而戴高乐一旦从阿尔及利亚的泥潭中彻底解脱出来，这种关系还将恶化；2)这位法国人经常同北约组织作对；他拒绝美国将原子武器贮存在法国，他不肯向驻柏林的盟军增派法国兵力......谈得好的话，这项援助可能会诱使他改变态度；3)这样的一项援助会让美国赚到不少的钱；4)不管有没有戴高乐，不管有没有美国的援助，法国都会一干到底，直至建成它的热核部队。
一切都摆到了桌面上，各人畅所欲言。肯尼迪凝视着这两人，然后他表示：“我认为，现在改变我们的政策有可能是错的。我尊敬戴高乐，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依我看，他是不会用改变政策来换取核援助的。”于是，他作出结论：“也许能从他（戴高乐）那儿得到钱，但仅此而已。”因此，还是不同意……
然而，一个当时难以预料的事件，将导致美国总统在6个月以后重新考虑他的决定。这便是古巴的导弹危机。
错失了良机
1962年10月20日，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开始了。在肯尼迪总统的周围，有20个人，他们都是战略方面的决策者……中情局的侦察机在古巴发现那些正在施工的苏联核导弹的布署位置已有4天了……
根据这次会议的记录，肯尼迪“要求腊斯克重新考虑在军事核武器方面拒绝协助法国的政策”。他解释道：“在目前的情况下，再也没有必要拒绝帮助法国。”为什么？“因为协助法国实施其核军备计划，我们今后有可能会得到法国必要的支持。”
晚上，腊斯克打电话给他国务院的一位前任、美国外交界的头面人物艾奇逊(D.Acheson)，代表总统要他去秘密会见戴高乐，向他解释古巴的局势，阐明肯尼迪所作出的一系列决定。为了回答戴高乐将军有可能提出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尤其是为了让他看看那些U2飞机拍摄的出色照片，中情局的三号人物肯特(S.Kent)陪同艾奇逊前往巴黎。像中情局的许多同事那样，肯特钦佩法国的救星戴高乐，但他宁可入主爱丽舍宫的是另一位总统……
10月22日，17点钟，艾奇逊、莱昂（Lyon，美国大使馆的二号人物）和当翻译的法国外交官克洛德·勒贝尔(C.Lebel)，进入了法国总统办公室。肯特把那些照片夹在腋下，等着轮到被接见……
在当晚发给腊斯克的一份列入“仅供阅读”类的绝密电报中，莱昂叙述了这次会谈的内容：“艾奇逊先生非常详细地向戴高乐介绍了古巴的形势，阐述了总统决定采取行动的理由，强调苏联的主体工程在上周已经完成这个事实。”法国总统“饶有兴致地听着，尔后指出，美国第一次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他接上话头说，如果肯尼迪总统想要采取行动，而且现在就干的话，那末法国在一个国家感到面临危险而进行合法自卫的情况下，是不会提出任何异议的。”
至于封锁呢？“他说，当然，法国方面不存在异议，尽管它对封锁的有效性表示怀疑。”……如果事态恶化的话，他将怎么办？“戴高乐认为，如果实行封锁的话，苏联也许会在古巴的周围作出反应，但更可能在别处作出反应。”什么地方？“在柏林，因为在那儿苏联可让西方国家遭受最大的损害。”然后就说出了两个美国人所期待的这句话：“戴高乐总统说，他认为我们不会有战争，但如果苏联人把美国逼到某种像柏林那样的地步的话，那么法国将站在美国一边。”莱昂逐字记下戴高乐的诺言：“法国将配合你们一起行动。”
近20分钟之后，肯特作为中情局的人，被请进了总统办公室。他在1972年曾为该局的内刊《情报研究》描述了这次非同寻常的会见——从而否定了不知何故是由基辛格造成的一种传说，根据那种传说，戴高乐在那天似乎拒绝从中情局的一名官员那儿了解情况。
肯特把一幅巨大的古巴照片放在将军的办公桌上。“我同他说话时，他始终站着，俯身细看照片。”戴高乐听取了很全面的情报简介。作为军人，他对中情局提供的技术细节和立下的功勋表示赞赏。肯特接着写道：“我先向他谈到大批苏联人员和各种设备（通讯、电子……）的登陆。然后，我向他出示有关一个地对空导弹发射基地的各种照片，他似乎立刻就辨认了出来……”
接着中情局的人又出示最重要的底片：核导弹基地……最后，他向将军解释说，这次原子武器的部署使苏联对美国首次打击的能力提高了50%。50%！
戴高乐对肯特的介绍显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按照艾奇逊的看法，“如果他有怀疑的话”，这次情况的简要介绍使他打消了最后的疑虑。当中情局的人把照片重新包好时，戴高乐将军庄严地表示：“你可以告诉你们的总统，法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支持他。”……
18点，会谈结束。戴高乐送客人出来。艾奇逊回忆道：“到了门口，他开始讲英语，而在前一个小时中，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对我说：‘将来有关这一问题的所有联系由你来安排，我将感到十分愉快。’”随后，艾奇逊讥讽地评述：“这是一种高度的赞扬——类似于路易十四会对土耳其苏丹的一位大使讲的那种客气话。”
而原子弹呢？还有美国对法国热核部队的援助呢？肯尼迪是否已改变了主意？丝毫没有改变。当爱丽舍宫的会见结束时，美国时间14点30分，白宫的一次会议却开始了。在不到5个小时之后，肯尼迪将对美国人民发表演讲；在不到5个小时之后，一想到有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全世界将会惊慌失措。为了封锁一切，美国总统又一次召集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他问道：“我们的反击准备好了吗？这次演讲是否令人信服？我们将在何时进入轰炸阶段？那些盟国将会怎么看？而在这时，总统再一次谈到了法国的核弹。他讲得非常明确，并吩咐五角大楼的尼采(P.Nitze)起草一份“必须彻底改变我们对法国的核援助政策”的总统令。
肯尼迪以为艾奇逊已经向戴高乐谈过此事，交易已经达成。事实上，极力反对这种援助的腊斯克却借助于遗漏而浑水摸鱼：在他打电话给这位大外交家，让他去见戴高乐将军时，他丝毫未提总统的建议。他认为不宜告诉这位白宫特使实质性的内容：作为对戴高乐在这次危机中的支持的回报，美国将协助他制造核弹。这位国务卿干脆没提此事！
两天后的10月24日，尼采拟定了总统令。但在此时，肯尼迪已得知戴高乐正在给予无保留的支持，因为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他没有给予回应。那份总统令一直搁在五角大楼的抽屉里！
戴高乐离去了 法兰西得益了
“你来很好……”1969年3月1日晚上，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以极其隆重的仪式接待美国新任总统尼克松。这位将军把事情办得很体面。据基辛格后来所描述，宴会是“豪华的”、“棒极了”。对这位法国老人的接待赞叹不已的尼克松，后来从他的角度说道：这是重逢的时刻，自从8年前的1961年6月肯尼迪访问巴黎以来，尼克松是第一位在巴黎受到接待的白宫领导人……
在法国的热核部队问题上，尼克松迈出了一大步。经过10年的敌对、侦探之后，现在这位美国总统终于宣布：“我对法国拥有一支核武器部队不存在异议，恰好相反，我倒认为它有益的。”这几句话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是重大的，……
3月30日，他们俩在华盛顿举行的艾森豪威尔的丧礼上再次会面……现在该轮到戴高乐来作出他最后的外交决策：他通过默认的方式来使刚到期的大西洋公约延长有效期。作为反应（交易？），尼克松在4月21日发出一道绝密指令，这道指令即将改变大西洋两岸关系的历史潮流：他下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我国与法国的军事关系进行研究，这项研究必须包括有关在核武器领域进行合作的多种选择”。他强调：“这项研究必须极其谨慎地在政府内部探讨；只能让极少数的主要人员知道存在这项研究。”
1971年3月和4月，尼克松颁布了两道指令。103号总统令批准向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出售超级计算机IBM370/165。在理论上，这道命令是非法的，因为国会禁止向某些外国出售“先进计算机”。尼克松想出了一种对策，他下令改变“先进计算机”这个词的含义，以便“（法国所要的）那些计算机型号不再受到限制”。而且他明确指出：“这种新的定义将只涉及法国，而不适用于对出口产品的总体控制。”
1971年第2道总统令涉及核安全，此乃华盛顿的心病。尼克松批准向法国人提供有关核武器安全的秘密资料、导弹发射程序、决策系统的控制。他希望避免在法国或在太平洋地区发生任何因失误而造成的原子弹爆炸的危险性。但是，经过几次开会之后，美国专家们发现，他们没什么东西可教法国同行，法国的安全系统“显著地类似于”他们的系统。白宫放心了，现在可以进入第二阶段——更加保密的阶段。
1973年3月9日，尼克松要求五角大楼协助（不过，是“有限地”协助）法国实施其弹道核导弹计划。中情局将来必须向巴黎提供“有关苏联ABM（反弹导导弹）系统的情报”。1975年6月23日，白宫终于作出一项重大的（至今尚不为人所知的）决策（299号令）：美国将协助法国在米吕罗阿进行首批地下核试验……
可是，后来只有戴高乐的继任者们，先是蓬皮杜，后是德斯坦，从这次大和解中得益，而不是将军本人。在尼克松发动对法美军事关系进行重大研究的一周之后，这位法国的最高统帅在1969年4月27日星期天的全民公决中惨遭失败。他在当晚就提出辞职。在美国国务院，尽管人事上已有变动，但依然反对戴高乐，他们为最终摆脱了这个讨厌的人物而欣喜若狂。但是，下达的命令却要求不动声色。新国务卿罗杰斯(W.Rogers)电告所有的美国外交机构：对这次辞职“不要——我重申：不要——趁机流露出某种满意或者轻松的表情。我们不要忘记戴高乐对法国和自由世界所作出的巨大贡献。”^